2004年，桑塔格的名字突然被出版界提起，大量作品被译介过来。在此之前，几乎很难在国内找到她的书，只是在一些实验艺术丛书中，出现过她的《论摄影》。
最初在书店看到上海译文出版社一套三本的批评文集。《反对阐释》、《重点所在》以及《疾病的隐喻》。犹豫了没有买。我怕自己因为那沉重与艰涩而读不进去。后来又在学校的图书馆再次看到它们，终于得以在自己的阅读中补上重要的部分。
然后看到了很多她的作品，南京译林出版社，晨星和麦田等出版社……各种小说、随笔、戏剧还有其他文选。这是2005年的时候，桑塔格因为癌症已经去世。
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家，桑塔格的名字十几年前便为中国知识分子熟知。但当时能看到的汉译文章也仅止于《反对阐释》节译本而已。因其碰巧投合了时代思潮，苏珊·桑塔格成了人们口头上和文章中一个重要人物，虽然这个名字只被简化为一个代名词。
始终冷静。美丽。忠诚。阅读。写。
在我所能见到的有关苏珊·桑塔格照片中，有一张照片让我印象最深刻。严厉而明净的大眼睛，浅浅的笑容，带着机警的平静。留披肩发，间夹着标志性的白发。穿随意的衬衫，一手执烟，一手伏案。桌子上堆满了书籍文稿，一架老式电话。在有苏珊·桑塔格的风景里，她的智慧与敏锐让人们了解的不仅是知识的力量，还有的是她作为新知识分子的魅力所在。
从《重点所在》开始认识桑塔格。此前听到她的名字的时候充满敬畏。在这个纷乱的时代她用高人一筹的头脑透视了许多重大文化问题。如此聪明，并且坦诚而无所畏惧。但当我真正坐下来阅读那些流动的文字时，却被某种难以言传的愉悦带动起来。不停的思考，没有时间去敬畏。一旦你读进去她的文字，便会享受到思考的欢乐之中。这本题为献给诗人毕晓普的随笔集，读起来更让人感觉有文学的亲切，思辩也要随和得多。
阅读、舞蹈、戏剧、摄影或者是电影；诗人、艺人、演员或者是摄影师；关于艺术的本质、意识的真相、现代化的核心，等等。桑塔格的视角一贯的敏锐而多元，思维技巧精确而深刻。简洁而节制的文字，独树一帜。
她使用滚烫的选择性的语言，神经质的标点符号，反复无常的句子节奏烧灼人世的纷繁，挖掘晦暗深处的真相。我开始学习有距离的观看。包括与自己的距离：我看见我在看。我也在看，不单以眼睛，以摄影机，以电影，以各种影像，以语言，以脚，以身体，以音乐，以他人之在去看。播种者与种子互不相认，我心中的感激早已是无处言说了。
追随桑塔格的脚步，她把自己摆在了文字的中央，把批评变成了一种倾诉，读与写之间终于达成一种静静的交流。作品遵循现实，但不会被现实所蒙蔽，没有无所不在的保守，也没有无所不在的激进。她那种时刻审视身边一切现象的智者的清醒，足以让我们敬佩不已且心醉神迷。
在不同人眼中，桑塔格可能是思想者、人权活动家、文化批评家、小说家、戏剧家、电影制作人、学院临时兼职教员、自由写作者。但这一切称谓以外，她更偏爱一个令人敬佩的称号：知识分子。
这个称号代表的并非一份职业而是一种承担。
在一次访问中桑塔格说起生活的困难。她没有在大学里教书。拒绝在大学里教书对她来说是一个高贵的姿势，她也许并不愿意从属於任何机构。我们不知道她为这个高贵姿势付上了多大的代价。她始终坚信自由言说，并与权力保持距离；冷静的看，呈现美好事物。世人并不知道，在桑塔格一生的大多数岁月里，她居无定所，经常入不敷出。她是一个靠教书、写作和编书维持生活的清贫知识分子。在1976年患上癌症前，她一直靠借住朋友的房子栖身纽约；因为付不起医疗保险，她是仰赖朋友的慷慨筹款，才得以同病魔搏斗，并完成了轰动一时的名著《疾病的隐喻》。
无论在书斋里，还是奔波在世界各地的穷街陋巷或战争废墟上，她都不知疲倦又实实在在地维护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观：信仰普遍正义，承担对弱者的责任，支持多元文化，追求国际团结。
越战时她在北越河内。她在纽约。她在伍迪艾伦的电影里出现。她在萨拉热窝出现，1993年围城时期，她在那里导演戏剧《等待戈多》。她在拉丁美洲。她承受癌症。她的生活呈现出她所相信的。
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桑塔格仍然保持着一种文化守护者的姿态。她是那么顽强的人。1978年医生诊断她的癌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生存机会。她活了下来，多活了二十八年，并且活得美丽丰盛。从很多年前开始，她身上突发的极度疼痛会持续数月，甚至连走路都成问题，生命依靠吗啡制剂来维系。她同疾病斗争了三十年后，终于得到安宁。
71岁。纽约。冬天。死亡。
这个令我仰望的女子。她经历过荣耀、光环，还有疾病的折磨，她的去世，几乎是完美的，仿佛有某种宁静的温暖。
没什么再可以说的了，她的生命是最好的解释。《可兰经》上说，每个人都处于归途之中。关于她，可能只应该是：「在此葬了苏珊·桑塔格，1933﹣2004」。对于热爱她的读者而言，死不是永别，而是再见。
面对她，我静默。
简单的静默，这也许就是桑塔格在中国的命运。
最初在书店看到上海译文出版社一套三本的批评文集。《反对阐释》、《重点所在》以及《疾病的隐喻》。犹豫了没有买。我怕自己因为那沉重与艰涩而读不进去。后来又在学校的图书馆再次看到它们，终于得以在自己的阅读中补上重要的部分。
然后看到了很多她的作品，南京译林出版社，晨星和麦田等出版社……各种小说、随笔、戏剧还有其他文选。这是2005年的时候，桑塔格因为癌症已经去世。
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家，桑塔格的名字十几年前便为中国知识分子熟知。但当时能看到的汉译文章也仅止于《反对阐释》节译本而已。因其碰巧投合了时代思潮，苏珊·桑塔格成了人们口头上和文章中一个重要人物，虽然这个名字只被简化为一个代名词。
始终冷静。美丽。忠诚。阅读。写。
在我所能见到的有关苏珊·桑塔格照片中，有一张照片让我印象最深刻。严厉而明净的大眼睛，浅浅的笑容，带着机警的平静。留披肩发，间夹着标志性的白发。穿随意的衬衫，一手执烟，一手伏案。桌子上堆满了书籍文稿，一架老式电话。在有苏珊·桑塔格的风景里，她的智慧与敏锐让人们了解的不仅是知识的力量，还有的是她作为新知识分子的魅力所在。
从《重点所在》开始认识桑塔格。此前听到她的名字的时候充满敬畏。在这个纷乱的时代她用高人一筹的头脑透视了许多重大文化问题。如此聪明，并且坦诚而无所畏惧。但当我真正坐下来阅读那些流动的文字时，却被某种难以言传的愉悦带动起来。不停的思考，没有时间去敬畏。一旦你读进去她的文字，便会享受到思考的欢乐之中。这本题为献给诗人毕晓普的随笔集，读起来更让人感觉有文学的亲切，思辩也要随和得多。
阅读、舞蹈、戏剧、摄影或者是电影；诗人、艺人、演员或者是摄影师；关于艺术的本质、意识的真相、现代化的核心，等等。桑塔格的视角一贯的敏锐而多元，思维技巧精确而深刻。简洁而节制的文字，独树一帜。
她使用滚烫的选择性的语言，神经质的标点符号，反复无常的句子节奏烧灼人世的纷繁，挖掘晦暗深处的真相。我开始学习有距离的观看。包括与自己的距离：我看见我在看。我也在看，不单以眼睛，以摄影机，以电影，以各种影像，以语言，以脚，以身体，以音乐，以他人之在去看。播种者与种子互不相认，我心中的感激早已是无处言说了。
追随桑塔格的脚步，她把自己摆在了文字的中央，把批评变成了一种倾诉，读与写之间终于达成一种静静的交流。作品遵循现实，但不会被现实所蒙蔽，没有无所不在的保守，也没有无所不在的激进。她那种时刻审视身边一切现象的智者的清醒，足以让我们敬佩不已且心醉神迷。
在不同人眼中，桑塔格可能是思想者、人权活动家、文化批评家、小说家、戏剧家、电影制作人、学院临时兼职教员、自由写作者。但这一切称谓以外，她更偏爱一个令人敬佩的称号：知识分子。
这个称号代表的并非一份职业而是一种承担。
在一次访问中桑塔格说起生活的困难。她没有在大学里教书。拒绝在大学里教书对她来说是一个高贵的姿势，她也许并不愿意从属於任何机构。我们不知道她为这个高贵姿势付上了多大的代价。她始终坚信自由言说，并与权力保持距离；冷静的看，呈现美好事物。世人并不知道，在桑塔格一生的大多数岁月里，她居无定所，经常入不敷出。她是一个靠教书、写作和编书维持生活的清贫知识分子。在1976年患上癌症前，她一直靠借住朋友的房子栖身纽约；因为付不起医疗保险，她是仰赖朋友的慷慨筹款，才得以同病魔搏斗，并完成了轰动一时的名著《疾病的隐喻》。
无论在书斋里，还是奔波在世界各地的穷街陋巷或战争废墟上，她都不知疲倦又实实在在地维护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观：信仰普遍正义，承担对弱者的责任，支持多元文化，追求国际团结。
越战时她在北越河内。她在纽约。她在伍迪艾伦的电影里出现。她在萨拉热窝出现，1993年围城时期，她在那里导演戏剧《等待戈多》。她在拉丁美洲。她承受癌症。她的生活呈现出她所相信的。
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桑塔格仍然保持着一种文化守护者的姿态。她是那么顽强的人。1978年医生诊断她的癌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生存机会。她活了下来，多活了二十八年，并且活得美丽丰盛。从很多年前开始，她身上突发的极度疼痛会持续数月，甚至连走路都成问题，生命依靠吗啡制剂来维系。她同疾病斗争了三十年后，终于得到安宁。
71岁。纽约。冬天。死亡。
这个令我仰望的女子。她经历过荣耀、光环，还有疾病的折磨，她的去世，几乎是完美的，仿佛有某种宁静的温暖。
没什么再可以说的了，她的生命是最好的解释。《可兰经》上说，每个人都处于归途之中。关于她，可能只应该是：「在此葬了苏珊·桑塔格，1933﹣2004」。对于热爱她的读者而言，死不是永别，而是再见。
面对她，我静默。
简单的静默，这也许就是桑塔格在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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