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枝

从此以后，我日夜想念可怜的爸爸，他如今关在哪呢？还挨那帮家伙批斗毒打吗？身体怎样了？哪年哪月他才能出来啊……连续几个晚上，我梦见爸爸回家了。可是，他好像不认识我似的，一双疏漠、冷淡、怨恨的眼睛直盯着我，原来他没宽恕我在他身上踢了两脚留下的创伤。我万分痛苦，哭着说：“爸爸，您给我祈罪吧，我是受了那个狼外婆的骗啊！……”然而，爸爸却一手推我出门，我几乎每回都是这样伤心地在梦中啜泣而醒。
短短几个月的功夫，我的性格变化得更大了，和当年幼稚无知、倜傥不羁的竹玉婷相比较，简直判若两人，我也察觉出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易为伤感、多愁悒郁的女孩子。我时常蹙眉不展，郁郁不乐，整天一副恹态。我什么时候才能当面向爸爸忏悔过去的罪过啊！
1975年深秋的一个晚上，皎洁的月儿从窗前泻入一方银光，晚风习习。我一个人正在认真地翻阅水稻培育技术书籍（肖敏两个星期前已经被公社推荐上大学去了）。吴伯伯突然喜孜孜地闯入我的房间，他那张衰老的脸庞高兴得似绽放的秋菊，一进门就乐呵呵地说：
“玉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她挨毛主席批评了！”
我有些莫明其妙：“谁挨毛主席批评了？”
“毛主席最近就《创业》电影作了重要批示，严肃批评江青他们那伙人的错误，尖锐地提出要‘要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真是大快人心啊！”吴伯伯说到这里，拊掌踔跳，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差点儿掉落下来，瞧他那副乐滋滋的神态，好像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多岁。
“真的？”我十分地反问。
“你看，”他顺手递几封信到我跟前，“这是我几个在北京的老同学同时写信来告诉我的，还会有假吗？”
我急忙扔下手中的书，一把接过信飞快地看完，别提啦，我的心也像灌满了蜜浆，说有多激动就有多激动。看来，他们横行的日子不长了，那些人一句话，一篇文章，就可以判处一个剧种、一个作品、甚至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死刑。如此野蛮地摧残、践踏革命文艺事业和文艺队伍，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人民群众还能容忍他们继续横行下去吗？！……
当晚，我比往日都睡得早，希望立刻梦见久别的爸爸，告诉他这件事，让他也痛痛快快地分享我的高兴。可惜的是，由于过度兴奋，中枢神经驱逐跑了我的睡意，我竟然一夜睡不着。
数日后，一位同学也来信告诉我说，她的被打成走资派的妈妈，于上个星期得到了落实政策，重新复职工作了。她还向我透露道，听说我爸爸也快恢复名誉了。啊，我简直不知道用什么话语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总之，感觉到被痛苦折磨了长长九年时间的心情好像尝到了初次解放的滋味。于是，我连夜给爸爸原先所在的剧团和市文化局写去一封信，询问有关爸爸的政策落实问题。
信，驮着我强烈迫切的期翼，飞去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月悄悄地过去了，我望眼欲穿，把心等焦了。我实在憋不住，便请假前往打听音讯。
不料，可怕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在我的头上霹炸下来。那天，我找到于忠江，他冷冰冰地对我说：“竹凌峰早在六年前畏罪自杀啦！”随后，他从档案柜里抽出一份死亡通知书甩在我的眼前，“你看吧！”
我痴呆呆地看完爸爸的死亡通知书。刹那间，我觉得身子失去了平衡，脚跟浮了，好像掉下一个落不到底有万丈深渊，血管里的血似乎也停止了流动。
我不禁失声叫道：“爸爸——”双手痉挛地捂着冰凉的脸，差点昏厥过去。说什么我也不相信，一贯坚强的有坚定信念的爸爸会畏罪自杀，不！他一定是被那些人迫害死的！
待我惨白的脸庞渐渐缓过血气来，于忠江立即像个输得精光突然又中了头彩的政治赌棍一样，又咧开酸臭的牙齿，矜持地说：
“竹玉婷，这辈子你别再想你那个黑爸爸能够清白啦！老实告诉你，七、八、九月间所谓的落实政策，全面整顿，中央首长说啦，那是右倾翻案风，马上就组织大反击，嘿嘿……！”他说完，瘦驴般的脸皮闪出一丝丝狡黠的阴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