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枝

我们知青办了一个科研小组，我将全部心思倾注在研究培育优良稻种方面，以至渐渐地冲淡了我过去痛苦的回忆。然而，偏偏是吴伯伯使我死了的心又复苏了，我开始强烈地想念爸爸。
那是一个深夜，我们科研室突然失火，吴伯伯随着人流赶来，他冲入火海，抢救出了我们亲自命名为2000号优良品种，为此不幸被烧伤了双手。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又联想到他那条瘸腿，听说早在大跃进年代，因为了抢救一位社员，被放炮落下来的石头砸断的。我内心对他的防线不得不崩溃了，心想，即使他过去确实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了，也不应该歧视他。于是，我决定去探望他。
第二天晚上，不知他在写些什么，我推开虚掩的门，他发觉有人来了，急急忙忙将桌子面上的纸张拨入抽屉内。他转过头，看见是我，又惊又喜，连忙站起来说：
“哦，你总算来啦！”
听他的语气，好像早就盼望我上他这儿。
我望着他那只缠着纱布吊挂在胸前的左手，感激地说：“吴伯伯，谢谢你昨晚帮我们抢救出2000号品种。”说罢，我发觉我的脸颊和脖子灼烫了，大概是我多年来才对他说第二句话的缘故。我觉得很窘，双手不知道怎样放才好，只好内疚地玩弄垂在胸前的辫梢。
吴伯伯听了我的话，微微笑：“没什么，为了咱们中国农业的将来。他说的很深淡然，可是他说得多好哇！我相信他说的完全是实话，丝毫没有故意柔作。
我见他泡有一盆脏衣服，看着他烧伤的手，二话没说，便端起衣物到村外小河边去。尽管他一再劝阻，我觉得应该帮他这个忙。
待我洗干净衣服回来，晾好后，我发觉他站在我身边，神情异样地从上至下打量着我，端详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好像慈祥父亲见到分别许久的女儿时所产生的那种神情，我在心里嘀咕着：“他好像有什么心事。”
果然，吴伯伯开口了：“玉婷，我有些话儿要对你说。”
我向他投出诧异的目光：“有什么话呀？”
“下乡几年了，你怎么总不回家一趟探望你爸爸呀？”
这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咬了一下发涩的嘴唇，如何回答好呢？我想念爸爸的心早已淡薄了，我曾经发誓过要让那些不幸的事情永远随着流水消逝去。自从那次参加批斗会后，直到现在，我没有听到半点关于爸爸的任何音讯，也不想打听。
吴伯伯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事，语重心长地叹了一口气：“唉——像你这样的年轻姑娘，社会阅历少，很容易受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骗，革命者也不能不讲人情亲情啊！”
我事先没有思想准备，被他的话吓了一大跳，惊颚地睁大眼睛：“你……你……”
他从桌子拿起一份报纸，接着说：“你别怕，难道你没有看过报纸吗，他们批林批孔批周公，把敬爱的周总理打成‘大儒’，妄图打倒周总理。他们心狠手辣，你想一想，有许多当年跟着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长征过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被他们打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牛鬼蛇神’、‘民主派’吗？这些难道不值得我们怀疑吗？！”
这番话好似一块石头扔进河里，激起了我心中的浪花。是啊，路线斗争也太复杂了，对许多反常的现象我产生过怀疑。比如说吧，文艺界只是“一花独放”，“八亿人民八个戏，全国只剩下一个作家，一个偌大的国家，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如此贫乏，枯躁无味。前些年那些批判晋剧《三上桃峰》、批判湘剧高腔《园丁之歌》的文章，简直就是文字狱，强词夺理。看了那些棍棒文章，我只是斥之以笑，哼！难道样板戏就是这样开创无产阶级文艺的新世元吗？
正当我陷入沉思的波涛中，吴伯伯又将一个浪头向我甩过来：“你为什么不反复想一想呢，1942年，你爸爸在延安亲耳聆听毛主席亲切的教诲，他的身上又留下过国民党的皮鞭和烙铁印下的伤疤，毛主席把他从监狱里拯救出来，难道他会忘本，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吗？你爸爸解放前的事，是我以前看报纸知道的。他新编的那出历史剧《冤魂》我也看过，根本没有政治错误，更谈不上是一株大毒草。他们怕鬼，正因为他们心中有鬼，其实这帮人比厉鬼还可憎可恨呢！”
我完全楞住了。我木然地站着，好像三更半夜在郊外遇见一个陌生人一样，我不知道是感到可怕还是什么的，只觉得悬在胸口内受过创伤的心突突地跳。爸爸的话怎么也会出自他的口呢？我迷惑不解地望着他（以后我才明白，关于爸爸的事情都是肖敏传出去他才知道的）。
吴伯伯见我没有说话，又关切地问我：“有好几年时间没见你爸爸了吧？”
我心情沉重地“嗯”一声。
后来，吴伯伯在阴暗的角落里，打开一只积满灰尘的木箱，里面装的全是他下几年来精心写下的得不到发表的学术论文。他从底层翻出一本封面有些发黄的《剧本》杂志，递给我说：
“你拿去年看看吧，里面发表有你爸爸的《冤魂》的剧本，这是我以前买的。这个戏写得太好啦！我一直把它保存下来。你爸爸剧本中塑造了一个优美可爱的女鬼，伸张正义的女魂，具有十分鲜明强烈的政治意义。他揭露了权奸误国，写出了爱国的正义斗争，是一出不可多得的精彩好戏哩！”
吴伯伯略停一下，又说：“玉婷姑娘，你过去年纪还小，不懂事，人云亦云。如今，脑袋应该长在自己的肩膀上啊！”
他末尾说的那句富有哲理性的话，深深地叩动了我的心。我想到那些人硬给《三上桃峰》、《园丁之歌》扣上的莫须有的种种罪名，难道他们不会采取同样卑劣的手段将爸爸的《冤魂》置于死地么？特别又是鬼戏，更是罪上加罪。说实在话，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还小，再之脑袋发热，总是用极左的目光看待一切事物，怎能不会受骗上当呢？鲁迅不也写过《女吊》么，他热烈赞美了那个女鬼的复仇行为，说她是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他十分喜欢那个“女吊”的形象，难道说《女吊》也是大毒草么？这时，我的思潮涌来了一个个问号般的漩涡……
天黑了，我在吴伯伯屋里，一页页细心地翻看《冤魂》，剧中的女魂好像是伸出一双可怜的手，牢牢地揪住了我欲碎的心。女魂那刚直不阿的形象太叫人同情了。一个受尽压迫而遭到悲惨屈死的妇女，哪怕就是死了做鬼也不甘心屈服，也要反抗斗争，还魂去找卖国奸贼复仇。这戏以情反理，宣传反抗，歌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束缚，能够激发人民的斗志，有什么未为不可的呢？可是那些人却把它提到吓人的“反党”的高度，诬说爸爸是借女魂的形象向党中央“复仇”，发泄内心的仇恨。多么可怕的以笔杀人术啊！
我看着，看着，眼睛湿润了，泪水“叭搭！叭搭”地滚落下来。吴伯伯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感情，指着剧本中的一段词，愤怒地说：
“你看，他们就是抓住戏中的这么一句唱词：‘时艰急草万言书’，硬是把发生在宋恭帝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的事，和六百八十年之后的1959年举行于庐山的党中央会议联系起来，诬陷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这简直是赤裸裸的陷害！”
我看见两团愤怒的火焰从吴伯伯玳瑁宽边的眼镜后面喷射出来。吴伯伯是个多么好的老人啊，他怎么会是个右派分子呢！
那次批斗会上的情景一幕幕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双腿很沉重，创伤的心灵一阵阵隐隐作痛，我怀着这样的心情离开吴伯伯的家。半路上，我双手揉着胸膛，仰望着黑茫茫的苍空，几乎呼喊出声：
“爸爸，你真的受冤屈了么？你告诉我啊，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