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枝

来到农村已经六年了。六年啊，我的人生道路是多么的坎坷不平，它将我几乎破碎的心折磨得衰老了，失去了青春的活力。我整日消沉寡言，好像丢了魂魄似的。看着这份泪痕斑斑的遗书，我仿佛又听见那次批斗会上被我踢了两脚的爸爸发出那撕心裂肝的惨叫声，我把眢陷的目光移到桌子上相片框里面那张爸爸的遗像，他那双眼睛像是憎恨地盻视着我。蓦地，我情不自禁地失声嗫嚅道：
“爸爸，女儿有罪，你宽恕我吧。……”潸然滚滚而落下的泪雨，再一次浸湿了爸爸的遗书。我觉得太难受了，便转身扑在枕头上哭泣起来，肩膀遽烈地搐着。
“玉婷，怎么又哭啦？”
一会儿，我听到门外熟悉的叫声，以很大的毅力才止住抽噎。我用手背拭去两行挂在脸颊边的泪珠，心情沉沉地走到去开门。进来的就是吴伯伯，他是个60多的老人，背稍驼，左腿有点瘸。他和他妻子原先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老师，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因为对“双百”方针某些争议提出一些看法，结果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开除党籍，下放到这里劳动改造。他妻子早已含冤自杀，独生儿子也像我一样，与自己的爸爸分道扬镳了。
吴伯伯抚摸着我有点零乱的头发，关切地说：“这么深夜了，还未睡，会把身体哭坏的。”
“吴伯伯……”我哽咽住了。
这时，一股冷嗖嗖的寒风从窗外刮进来，将床上的爸爸的遗书吹落下地。吴伯伯看见了，弯腰拾起来。他那双戴着近视眼镜而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窗外黑咕隆冬的夜空，嗔愤地说：
“刮吧，春天终将要来的！”
他在说这句话时，我看见他的一只手紧攥着拳头，全身微微抖动。大概他也从广播里听到了初澜的那篇文章。我积虑忧心地问他：
“吴伯伯，我爸爸他们以后还能不能落实政策呀？”
“总会有一天的！”语气很干脆。说完，他深深地嘘出一口气。
吴伯伯劝慰我后，转身离去了。我躺在床上辗转半夜，许久不能入眠。几年来的生活经历如同潮水般地冲刷着我的心房……
红霞村，是我几年前当红卫兵时长征串连路过的一个山沟沟。这里的贫下中农很喜欢我，如同对待亲生女儿一般热情。我来到这里插队后头一件事，首先是了解清楚每个社员的家庭成份以及他们的政治面目，生怕把地付反坏右黑五类分子当作好人。
吴伯伯的印象第一次进我的脑海是这样的，来到红霞村的翌日清晨，老天爷下着毛毛细雨，社员们尚未出工。我站在门口，远远看见一个瘸腿的老头，背着一筐粪，蹒跚蹇行。他走到生产队的粪池旁，就把粪倒下去。我想，这真是一个爱社如家的老汉呀。待他走近跟前，我看见他全身衣裳淋得很湿，便招呼道：
“大伯，进屋避避雨吧。”
跟我住在一块的肖敏当即提醒我说：“你忘啦，他是个老右派！”
一种倏然袭击我心头的可怕的想法，使我慌了神，赶紧扭头看看左右，好险啊，幸好没人听见。肖敏和我是一对要好的知音朋友，我倒没担心她会告发我。
吴伯伯大概听见肖敏说他什么，很不自然地笑了笑，接着就是咳着嗽走了。他身上散发出一股牛屎味，直冲入我的鼻腔内，我朝他的背影啐道：
“呸，该死的臭老头！”
以后每天的早晨，我都看见他总是背着粪筐，拿着一把小铲子，到村外去拾粪。等到我们出工的时候，他也拾粪回来了，哪怕刮风下雨，冬去春来，他一直没歇过。有几次，我独自一个人在路上遇见过他，很想开口问他点什么，但当我一想到他头上的大帽子，又把话咽下肚里。也有好几次，吴伯伯远远见到我，主动跟我打招呼，我怕嫌疑，没有理睬他，避开就走。就这样，整整五年时间里，我没有和他说过半句话。
我也暗思道：像他这样的老头，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勤勤恳恳地为集体多干活，从不计较报酬，也没有半句怨言，像一头老牛那样，无声无息地劳作，至少比如今那些专唱高调、不干实事的人强得多。我开始看透社会上许多反常的现象。因此，对那些没完没了的斗、斗、斗，我也觉得烦极了。但是，心思终归是心思，我还是不敢把内心所想的东西流露出来。人生经历给我带来了理智上的谨慎像森严的卫士一样，时刻守护着我嘴唇这扇铁门，它绝不能让任何有关涉及时事政治的言论通过这道关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