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马旅游看自然和文化生态脆弱区的旅游发展路径
1、自然和文化生态脆弱区的界定。自然生态脆弱区通常是指那些抗干扰和生态恢复能力较弱的地区，这些地区通常是脆弱生态系统（如岛屿生态系统、干旱带生态系统、高寒生态系统）分布地区，或多种要素相互作用和转换的地区，如城乡交接带、干湿交替带、水陆交界带、农牧交错带、森林边缘带、沙漠边缘带、地形梯度联接带，板快接触带等[2]。将生态学理论引入文化学研究中，可以发现人类文化同样是一个生态系统[3]。文化生态脆弱地区同样具有这样两方面的特征：系统自身的抗干扰和恢复能力弱；或者处于不同文化圈的交接地带。白马地区正是这样一个自然与文化生态相对脆弱的地区。
从自然地理位置看，白马地区位于岷山山系的腹心地区，处在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核心地区之一——喜马拉雅－横断山区，生态系统完整，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同时它也处在我国地势的第一和第二阶梯的过渡带，是农牧交界地带，生态系统脆弱。从文化角度看，白马民族是古代氐人的后裔，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社会结构中保留了明显的原始公社制的痕迹，从服饰、宗教、语言到建筑、民俗与其他民族有显著区别，沿袭了古代氐人的文化传统，被称为"民族活化石"。同时，白马人又是非常弱小的一支，没有自己的文字，目前总人口只有14，000多人，分布在四川、甘肃两省的三个县。在西部的文化格局中，白马地区位于汉、藏两大文化圈的交接处，是典型的边缘文化生态系统。
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如果旅游被引入到一个独特的且脆弱的环境和社会，旅游的经济收益必然会被其负面和先前未被评估的环境后果与社会后果所抵消。"[4]在这样一个自然和文化生态都十分脆弱的地区开发旅游，如果采取大规模的、粗放的开发方式，给白马社区带来的可能会是灭顶之灾。因此旅游发展模式的选择在这里是至关重要的。
2、两种旅游模式的比较。在目前白马地区出现的两种开发模式中，究竟哪一种模式更具有适应性？更有助于白马社区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
下面我们以进入白马的两种类型团队——国际生态旅游团和国内包价旅游团的比较来分析两种模式的优劣。
表1 国际生态旅游团与国内包价旅游团比较
团队性质 每团人数（个） 收费（元/人次） 逗留时间（全程） 主要活动
典型的国际生态旅游团 7——9 7000 10天（包括在成都和平武的逗留时间） 深入农户及当地北布（道师）家中进行民俗考察、与当地小学生联欢及捐赠、篝火晚会等
典型的国内包价旅游团 40——60 200 2天(包括从绵阳到白马) 随意观光、篝火晚会
由表中可见，一个40人的包价团队的总体消费只略高于国际生态旅游团中一个游客的消费。包价团队中游客在白马寨子中逗留一个晚上，三次用餐，总消费是每客20元。据笔者观察，游客几乎没有其他消费。更为严重的是，在笔者观察到的一个个案中，由于饭菜分量不足，游客与接待户之间发生了冲突，游客最后带着"吃不好、住不好，还没什么可看"的抱怨离开了白马寨子，并且将把这种负面评价扩散出去。因此无论是从眼前的经济收益还是从旅游地的长远发展来看，这种旅游模式都是低效率的。薄利多销的大众旅游给旅游地带来的收益较少，付出的环境和社会代价却大得多。大量到来的游客增加了白马农户的薪材用量和废水、固体垃圾排放量，许多游客要求消费野生动物，追求舒适和享受，对当地文化缺乏深入了解的意愿，表现出文化优越感等，都给当地环境和社会文化带来了不良的影响。白马居民对游客的态度也由初期的热情接纳转而时有抱怨。因此在理论上，无论从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和社会文化效应的角度，小规模生态旅游都优于大众化的观光旅游。
3、两种模式的艰难抉择。尽管两种模式的优劣明显，白马旅游的现实却是收益较高而环境和社会文化影响相对较小的生态旅游受到大众旅游的冲击而难以持续。究其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生态旅游市场不成熟；停伐令颁布后当地急需寻找替代经济项目；政府对大众旅游的鼓励。其中生态旅游市场不成熟是最直接的原因。生态游客不是天生的，它需要后天的培养。真正的生态游客通常具有如下三大特征：受教育程度高、收入高、对自然和文化有特殊的兴趣。西方国家有着成熟的生态旅游市场与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完善的环境教育有关。在我国的学生群体和部分城市小资中正在成长着这样一个潜在的生态旅游群体，但是，他们的人数很少，还不足以形成规模。因此中国的生态旅游市场有待培育，有待全社会环境教育的同步进行。对此王朗和白马生态旅游的开发者有清醒的认识，但在开发初期凭借WWF等国际组织的支持和旅游网络，王朗和白马可以吸引国际生态游客和科研人员来支撑其旅游市场。然而，随着WWF的逐渐淡出，王朗自然保护区和白马地区的营销和市场推广尚无法直接到达国外生态游客市场。而与此同时，大众旅游者却蜂拥而入。白马居民对大众游客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急需增加收入，寻找禁伐令颁布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而人数众多的大众游客群能满足这一要求；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大众游客的许多行为也表示不满，更愿意与进行民俗调查和实习的研究者、学生打交道。四川省和平武白马地方政府则希望通过加大白马地区的开发力度，拉动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目前平武ICDP项目和王朗自然保护区仍在白马的亚者村坚持生态旅游的探索，但由于受到外在的压力和市场的冲击而显得势单力薄。在这种形势下，白马的旅游正逐渐被纳入大众旅游的格局。
结论
西部民族旅游目的地往往是自然和文化生态脆弱带，这里的旅游开发路径将直接影响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许多民族地区又是资源和生态制约型贫困地区，为了早日脱贫致富，当地居民和政府通常倾向于选择快速拉动经济增长的大众旅游开发模式。在考虑到经济效益的同时，这种模式却是以牺牲民族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为代价的。四川白马地区对小规模民俗生态旅游的探索试图在旅游经济发展的同时追求环境保护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对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是目前生态旅游市场的不成熟和脱贫压力下的大众旅游导向制约着这种探索的深入。
表面看来这是市场的问题，但实际上，是发展观的偏差。如果我们以追求纯粹的经济增长为目的，则一切应当以市场为指针。但是，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不应当完全以经济指标来衡量[5]，我们追求的应当是旅游开发带动下民族地区、民族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旅游业或旅游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在旅游发展的评价中加入了环境、社会和文化的指标，大众旅游和小规模生态旅游在民族地区的适应性孰优孰劣就一目了然。大众旅游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其负面影响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如果我们不顾旅游目的地的具体条件和特点，将这种发展模式推广到所有自然和生态脆弱的民族地区，我们就是在文化多样性散失的过程中助纣为虐。"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民族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建立起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社会协调、文化发展的良性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也应当扮演重要的角色。
追求多元目标、追求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旅游模式的实施对开发者、经营者（旅游地居民）和当地政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需要正确的发展理念的指导，需要在致富冲动和协调发展之间寻求平衡，需要扎实、艰苦的市场培育和引导工作，需要严格规范的经营管理和创造性的产品开发。在中国目前的旅游开发格局中，它更需要实践者在内外压力下的一份坚持和执着。唯有如此才能使自然和文化生态地区的旅游开发不被大众旅游的汪洋所淹没，为这里的可持续发展开辟出一条道路。
1、自然和文化生态脆弱区的界定。自然生态脆弱区通常是指那些抗干扰和生态恢复能力较弱的地区，这些地区通常是脆弱生态系统（如岛屿生态系统、干旱带生态系统、高寒生态系统）分布地区，或多种要素相互作用和转换的地区，如城乡交接带、干湿交替带、水陆交界带、农牧交错带、森林边缘带、沙漠边缘带、地形梯度联接带，板快接触带等[2]。将生态学理论引入文化学研究中，可以发现人类文化同样是一个生态系统[3]。文化生态脆弱地区同样具有这样两方面的特征：系统自身的抗干扰和恢复能力弱；或者处于不同文化圈的交接地带。白马地区正是这样一个自然与文化生态相对脆弱的地区。
从自然地理位置看，白马地区位于岷山山系的腹心地区，处在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核心地区之一——喜马拉雅－横断山区，生态系统完整，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同时它也处在我国地势的第一和第二阶梯的过渡带，是农牧交界地带，生态系统脆弱。从文化角度看，白马民族是古代氐人的后裔，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社会结构中保留了明显的原始公社制的痕迹，从服饰、宗教、语言到建筑、民俗与其他民族有显著区别，沿袭了古代氐人的文化传统，被称为"民族活化石"。同时，白马人又是非常弱小的一支，没有自己的文字，目前总人口只有14，000多人，分布在四川、甘肃两省的三个县。在西部的文化格局中，白马地区位于汉、藏两大文化圈的交接处，是典型的边缘文化生态系统。
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如果旅游被引入到一个独特的且脆弱的环境和社会，旅游的经济收益必然会被其负面和先前未被评估的环境后果与社会后果所抵消。"[4]在这样一个自然和文化生态都十分脆弱的地区开发旅游，如果采取大规模的、粗放的开发方式，给白马社区带来的可能会是灭顶之灾。因此旅游发展模式的选择在这里是至关重要的。
2、两种旅游模式的比较。在目前白马地区出现的两种开发模式中，究竟哪一种模式更具有适应性？更有助于白马社区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
下面我们以进入白马的两种类型团队——国际生态旅游团和国内包价旅游团的比较来分析两种模式的优劣。
表1 国际生态旅游团与国内包价旅游团比较
团队性质 每团人数（个） 收费（元/人次） 逗留时间（全程） 主要活动
典型的国际生态旅游团 7——9 7000 10天（包括在成都和平武的逗留时间） 深入农户及当地北布（道师）家中进行民俗考察、与当地小学生联欢及捐赠、篝火晚会等
典型的国内包价旅游团 40——60 200 2天(包括从绵阳到白马) 随意观光、篝火晚会
由表中可见，一个40人的包价团队的总体消费只略高于国际生态旅游团中一个游客的消费。包价团队中游客在白马寨子中逗留一个晚上，三次用餐，总消费是每客20元。据笔者观察，游客几乎没有其他消费。更为严重的是，在笔者观察到的一个个案中，由于饭菜分量不足，游客与接待户之间发生了冲突，游客最后带着"吃不好、住不好，还没什么可看"的抱怨离开了白马寨子，并且将把这种负面评价扩散出去。因此无论是从眼前的经济收益还是从旅游地的长远发展来看，这种旅游模式都是低效率的。薄利多销的大众旅游给旅游地带来的收益较少，付出的环境和社会代价却大得多。大量到来的游客增加了白马农户的薪材用量和废水、固体垃圾排放量，许多游客要求消费野生动物，追求舒适和享受，对当地文化缺乏深入了解的意愿，表现出文化优越感等，都给当地环境和社会文化带来了不良的影响。白马居民对游客的态度也由初期的热情接纳转而时有抱怨。因此在理论上，无论从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和社会文化效应的角度，小规模生态旅游都优于大众化的观光旅游。
3、两种模式的艰难抉择。尽管两种模式的优劣明显，白马旅游的现实却是收益较高而环境和社会文化影响相对较小的生态旅游受到大众旅游的冲击而难以持续。究其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生态旅游市场不成熟；停伐令颁布后当地急需寻找替代经济项目；政府对大众旅游的鼓励。其中生态旅游市场不成熟是最直接的原因。生态游客不是天生的，它需要后天的培养。真正的生态游客通常具有如下三大特征：受教育程度高、收入高、对自然和文化有特殊的兴趣。西方国家有着成熟的生态旅游市场与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完善的环境教育有关。在我国的学生群体和部分城市小资中正在成长着这样一个潜在的生态旅游群体，但是，他们的人数很少，还不足以形成规模。因此中国的生态旅游市场有待培育，有待全社会环境教育的同步进行。对此王朗和白马生态旅游的开发者有清醒的认识，但在开发初期凭借WWF等国际组织的支持和旅游网络，王朗和白马可以吸引国际生态游客和科研人员来支撑其旅游市场。然而，随着WWF的逐渐淡出，王朗自然保护区和白马地区的营销和市场推广尚无法直接到达国外生态游客市场。而与此同时，大众旅游者却蜂拥而入。白马居民对大众游客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急需增加收入，寻找禁伐令颁布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而人数众多的大众游客群能满足这一要求；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大众游客的许多行为也表示不满，更愿意与进行民俗调查和实习的研究者、学生打交道。四川省和平武白马地方政府则希望通过加大白马地区的开发力度，拉动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目前平武ICDP项目和王朗自然保护区仍在白马的亚者村坚持生态旅游的探索，但由于受到外在的压力和市场的冲击而显得势单力薄。在这种形势下，白马的旅游正逐渐被纳入大众旅游的格局。
结论
西部民族旅游目的地往往是自然和文化生态脆弱带，这里的旅游开发路径将直接影响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许多民族地区又是资源和生态制约型贫困地区，为了早日脱贫致富，当地居民和政府通常倾向于选择快速拉动经济增长的大众旅游开发模式。在考虑到经济效益的同时，这种模式却是以牺牲民族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为代价的。四川白马地区对小规模民俗生态旅游的探索试图在旅游经济发展的同时追求环境保护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对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是目前生态旅游市场的不成熟和脱贫压力下的大众旅游导向制约着这种探索的深入。
表面看来这是市场的问题，但实际上，是发展观的偏差。如果我们以追求纯粹的经济增长为目的，则一切应当以市场为指针。但是，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不应当完全以经济指标来衡量[5]，我们追求的应当是旅游开发带动下民族地区、民族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旅游业或旅游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在旅游发展的评价中加入了环境、社会和文化的指标，大众旅游和小规模生态旅游在民族地区的适应性孰优孰劣就一目了然。大众旅游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其负面影响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如果我们不顾旅游目的地的具体条件和特点，将这种发展模式推广到所有自然和生态脆弱的民族地区，我们就是在文化多样性散失的过程中助纣为虐。"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民族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建立起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社会协调、文化发展的良性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也应当扮演重要的角色。
追求多元目标、追求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旅游模式的实施对开发者、经营者（旅游地居民）和当地政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需要正确的发展理念的指导，需要在致富冲动和协调发展之间寻求平衡，需要扎实、艰苦的市场培育和引导工作，需要严格规范的经营管理和创造性的产品开发。在中国目前的旅游开发格局中，它更需要实践者在内外压力下的一份坚持和执着。唯有如此才能使自然和文化生态地区的旅游开发不被大众旅游的汪洋所淹没，为这里的可持续发展开辟出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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