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马传统文化古老而独特，白马人作为一个古老的文化种群，其存在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民族学意义。但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白马文化面临生存危机。旅游开发在带来白马文化表面繁荣的同时，也使白马文化出现空壳化的倾向。借鉴国内外生态博物馆的经验，将对白马文化的研究、保护与开发相结合，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四川平武 白马人 生态博物馆 白马文化 跳曹盖
生态博物馆是一种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原产地保护和居民自己保护，从而使人与物及环境处于固定的生态关系中，并使之和谐发展的博物馆新理念[1]。它的基本观点是，文化遗产应原状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及环境中，生态博物馆的建筑面积等于社会的区域。这种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文化保护方式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目前在全世界已经有250——300个这样的生态博物馆。中国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是1995年中国与挪威合作建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梭嘎生态博物馆，保护着当地一个长角苗社区。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建立了7个民族生态博物馆，保护着苗族、布依族、瑶族、侗族、蒙古族、汉族的多种活文化。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实践者们吸收国外生态博物馆建设和保护的经验，同时坚持走本土化道路，注重政府的主导、村民的参与，注重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结合。在贵州第一代生态博物馆的基础上，以广西两座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第二代生态博物馆加强了对民族文化的科学研究和生态博物馆的对外展示，提升了生态博物馆的专业化水准[2]。
国内外生态博物馆的实践表明，在对边缘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的保护中，民族生态博物馆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它不同于传统博物馆对单纯的物质文化、"死文化"的保护，也不同于民族文化村对民族文化类似于"圈养"的保护，是一种文化保护上的"自然保护区模式"，重视对一种活文化及其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
笔者几年来对白马人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注中深深感到，作为一个古老的小民族，白马人在现代化的大潮中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危机，白马文化呈现一种衰微之势。如果不借助外在力量，任其自生自灭，白马文化的未来堪忧。而民族生态博物馆无疑是一种值得借鉴的保护形式。
一、白马文化的独特价值
1、古老孑遗的文化族群
白马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其祖先可以上溯至先秦时期的氐羌人。在秦汉时期，今天白马人生活的四川平武、九寨沟、松潘和甘肃文县一带就是氐羌人生活的区域。东汉末年，氐人中的一支杨氏在甘肃西和县建立仇池国，持续时间近四百年。南朝的梁时，曾有氐人李龙迁、李文智和杨杰在此建立了三个割据政权。白马人在历史上曾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解放初50年代划分民族成分时，
在没有足够的资料佐证的情况下将白马人划入藏族，但在白马人中和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70年代，白马人向中央民委提出对其族别重新进行鉴定。四川省民委曾在70年代末组织专家对白马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进行了详细调查。在80年代关于白马人族属的大讨论中，大部分学者认为白马人是古代氐人后代（本文亦持此说） 。持氐人说的学者从白马人的语言、宗教信仰，乃至服饰、建筑、歌舞、饮食习惯方面找到了有说服力的证据。
白马人生活的川甘交界地带，包括四川平武县、九寨沟县和甘肃文县地区，是典型的地理和文化上的边缘地带。从自然地理上看，这里位于四川盆地盆周山地，是青藏高原的东缘，地质构造复杂，农牧交界，使典型的生态脆弱地带。这里同时还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分布的重要地区。从文化上看，这里在历史上是中原的汉族政权统治势力的西部边缘，唐代吐蕃崛起时曾经占领了这一带的大片地方，因此这里是汉族和藏族两大文化圈交界的地带，汉、藏、羌、氐等多民族交错杂居。
作为一个古老民族的孑遗，白马人这个文化种群的存在本身就具有重大的历史和学术价值。今天的白马人生活在两省交界的三个县，总人口只有14000多人。而且近代以来白马人的人口和生存空间呈不断收缩之势。与汉族人交界地区的白马人被同化得比较厉害。随着外来影响的深入，传统文化的进一步流失，白马人这个种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一个古老民族的消亡就是一种文化基因的丧失。对白马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不仅值得白马人思考，也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2、跳曹盖——远古傩祭文化的遗响
跳曹盖是白马人一种重要的宗教仪式。曹盖的本意是一种木雕的面具，白马话称为"曹格曹莫"。曹盖象征着白马人的崇拜对象"达腊斯界"（"黑熊神"之意）[3]。实际上曹盖舞中白马人表达的是对天地山河树木熊猪等自然物的整体崇拜。概而言之，白马人跳曹盖舞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敬神请神、撵鬼驱邪、保佑平安，二是演示白马人的生活和祖先的历史。根据笔者的观察，跳曹盖是白马民俗文化最集中的体现，诠释着白马人对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理解，浓缩了一部白马人迁徙和奋斗的历史，也是白马文化中最具爆发力和吸引力的部分。
每年农历正月初五、初六，是各地白马人跳"曹盖"的日子，届时寨子中的年轻人头戴曹盖面具，反穿羊皮袄，和着鲜明的节奏，跳出粗犷有力的舞步。整个曹盖活动需要持续24小时，里面既有敬神趋鬼的肃穆内容，也有全民欢乐的歌舞场面。在正式跳曹盖开始之前，要由寨子中的道师白母进行长时间的诵经请神活动，跳曹盖过程中的每一个活动都有其酬神驱鬼的宗教含义。笔者曾在白马寨子中看白马人跳曹盖，当戴着狰狞的曹盖面具、反穿羊皮的白马青年在凌晨的夜色中出现在坝子上，跳着粗犷的曹盖舞时，确实能给观者以强烈的震撼。
从曹盖舞的两大特征——头戴面具和具有祛邪纳吉、驱灾祈福的功能来看，它是典型的傩祭活动。根据四川学者李宗鉴的研究，傩祭是一种古老的宗教仪式，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了记载。傩祭仪式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有故事情节，更具娱乐功能的傩戏。而白马人的曹盖舞没有故事情节，其面具也是熊猫等自然物，因此还没有发展为傩戏，而就是一种原始的傩祭仪式。它比彝族的傩戏"撮泰吉"还要原始[4]。
3、古老而独特的民俗
白马人的音乐舞蹈简洁优美。酒歌是白马人在待客和聚会时所唱，雄浑粗犷的男声和清脆嘹亮略带颤音的女声在一起和谐真挚，富于美感。此外白马民歌还有放羊歌、打柴歌、养蜂歌等十余种类型，反映了白马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白马民歌结构简单短小、音乐材料单一，但可以通过歌词的变化来表现丰富的生活。白马人的舞蹈中最富于民族特色的是节奏鲜明、动作简单的圆圆舞，常常是节日里全寨男女老少一起欢歌起舞。
白马人的建筑和语言也独具特色。传统白马建筑称为"木楞子房"，是一种木结构的民居建筑，屋顶不用瓦，全部用长方形木板覆盖，与藏族、羌族民居都不同。白马人没有自己的文字，其语言被语言学家称为"古羌语的化石"。根据孙宏开先生的研究，白马话是一个独立的语言，不同于其他藏语方言。而且白马语言中保留了相当数量的早期汉语借词，与史书记载的古代氐人"多知中国语"的现象吻合[5]。
此外，白马人的宗教还处在万物有灵的原始自然崇拜阶段，信仰天神、地神、山神、树神、水神乃至野兽动物。白马人的服饰也明显不同于藏羌民族。尤其是白马人头上自制的圆盘型荷叶边白色羊毛毡帽，以及帽檐上插的白色鸡毛，源自白马人的历史传说，成为白马人形象的标志。
二、白马文化面临的挑战与危机
（一） 文革中对传统文化的破坏
封建时代的白马地区位于中原王朝统治中心难以直接控制的边缘地带，地理环境封闭，社会发展缓慢。其原始的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和贫富差异不大高度同质的社会结构得以长期延续。直到1956年的民主改革之后，白马社会才逐渐融入主流文化。从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化到包产到户，这里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与汉族地区基本上同步，外来的政治组织和经济制度被移植到白马地区。但是，白马传统社会中原有的宗族组织、公有制观念，这些与现有体制兼容的部分也被保留下来。白马人的经济活动也沿袭传统的半耕半牧方式。因此可以说，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白马人的传统与现代体制实现了很好的嫁接。但是白马人传统文化中与主流文化不相容的部分被强制发生了改变。其中最典型的是白马人跳曹盖的习俗。文化大革命中白马人的曹盖舞被当成四旧被禁止，跳曹盖必须的道师被批斗、教育改造，经书和曹盖面具被烧。跳曹盖活动停止了。直到80年代后期对曹盖舞的禁令才取消。对曹盖舞近20年的禁止使得这种宗教仪式受到极大冲击，跳曹盖所需要的经书和曹盖面具没有了，老道师死了，后继无人。80年代末曹盖舞禁令取消后，由于没有道师或没有曹盖面具，许多寨子无法恢复。90年代以来整个白马乡只有六个寨子仍然在跳曹盖。并且也不是每年都跳。
（二） 旅游开发加速了白马文化的变迁
四川平武县白马乡开展的民俗旅游始于1999年，迄今已有7年的历史。平武白马地区与邻近的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作为一条自然生态旅游和民族民俗旅游的组合线路，国宝大熊猫加民族活化石白马藏族的组合显示了独具的魅力。1999年进入白马寨子的游客数量只有2000人，2002年游客数量迅速增至65，000人，农户旅游收入达到315万元（人民币） 。2002年四川省平武县曾经举办了王朗白马民俗风情节以推广白马地区的旅游。2003、2004年由于平武县在白马地区的夺补河上进行水电开发，进入白马地区的道路受到一定影响，游客量有所回落，但2005年又得到了恢复。旅游的进入给白马社会带来了新的景象。
以平武县开展旅游接待的白马乡亚者造祖村为例，开展旅游接待以来短短三年，旅游就取代原来的运输业成为白马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白马人的日常活动都围绕着旅游接待展开。与此同时在退耕还林政策执行之后，白马人不再上山打猎、种麦子，原先敞放的牛羊也改为圈养，白马人世代沿袭的半耕半牧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许多农户购买了运输车、和载客的面包车。经济活动的变迁也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据调查，亚者造祖村99户居民中有84户农户参与了旅游接待和服务。旅游活动的受益面高达84％[6]。但是受益程度却极不均衡。旅游收入主要集中在少数接待户身上，最好的接待户一年的毛收入可以达十几万。而同一寨子中没有开展旅游接待的白马农户年收入可能不及千元。旅游接待实际上加剧了贫富分化。长期贫富分化不明显的白马人村寨的人际关系面临新的考验。
白马人的民俗是一项重要的旅游资源。随着旅游接待的开展，白马人的酒歌、圆圆舞、曹盖舞被开发为旅游产品。旅游开发使得白马人的文化出现了繁荣和复兴的局面。但是旅游开发带来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有一种空壳化的特征，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复兴只表现在给游客表演的舞台上，而不是白马人真实的生活中。另一方面得到复兴和繁荣的只是白马传统文化的形式而非内核。
如果把民族文化也分为物质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则在旅游开发中得到复兴的往往是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而失落的是精神文化。在白马人的生活习俗、饮食、歌舞被追逐的同时，白马人传统文化中敬畏自然、同情弱者、谴责骗子这样一些延续了数千年的价值理念逐渐淡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曹盖舞。曹盖舞是白马风情旅游中的一个最大卖点，每一个接待户安排的篝火晚会上，都有年轻姑娘跳的曹盖舞，但这种曹盖舞完全不具有真正的曹盖舞的精神气质，不具有任何宗教色彩，只是为了迎合游客需要而作的简化处理。现实生活中曹盖信仰在年轻一代身上逐渐淡化。越来越多年轻人不信曹盖，不跳曹盖。原来跳曹盖是寨子中各家各户轮流派人、出祭祀品，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现在许多白马寨子中的白马人需要有报酬才跳，这在开展旅游接待因而商品意识更浓的寨子尤其明显。2004年，白马乡最大的寨子厄里的跳曹盖没有能够组织起来，有外来的文化考察者提出想看曹盖舞，当地人的回答是给钱才跳。2005年春节厄里寨跳了曹盖，是因为有县政府和在当地进行水电开发的华能公司联合赞助，每个跳曹盖的人和道师可以得到1000到2000元不等的报酬。80年代唱歌、跳圆圆舞是白马人重要的娱乐方式，但今天走进白马寨子，你会发现白马人最主要的娱乐方式是斗地主、唱卡拉OK。寨子中有一些年轻人到成都等地的娱乐场所跳舞打工，也有的参加了平武县的氐人谷艺术团。另外一些在寨子中农户搞接待时表演歌舞。但他们在节假日并不跳舞。也就是说他们不再象其父辈祖辈那样用歌舞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了。笔者曾在一个搞旅游接待的白马寨子中过了一个春节，在这期间没有年轻人唱歌跳舞，相反打麻将和斗地主非常盛行。
在白马民俗越来越热闹地活跃在表演舞台上的同时，传统的文化却越来越淡出白马人的日常生活。传统文化淡出的结果，可能就是"主体民族化"，亦即汉化。正如一位白马老人对笔者表达的担忧："再过五、六代，我们这里也就成为汉族了。成为汉人，就违背自己的祖宗了。"
三、在平武县白马乡建立生态博物馆的构想
"我们在民族地区开展和发展民族旅游活动中，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转变成旅游商品。即使从商品经济角度的'存贮价值'来看，一些东西越是不能出售，反而越是会为你带来更多的'财富'，就像有时候'不发展'便是最大的发展一样。""'经济一体'与'文化多元'是一对孪生子，如果贸然把自己的特色拿去作金钱交换，事实上是无法使这种交换长时间地继续下去的"[7]。事实上在白马地区的旅游开发中已经遇到现有旅游产品项目单一、特色不明显，如何进一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开发新的旅游产品的问题。白马文化作为资源的价值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和开发利用，却没有得到相应力度的保护，其结果将是文化特色的丧失。而文化特色的丧失不仅危及民族旅游自身的持续发展，也将导致民族认同感的丧失和民族文化的消亡。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应当有选择地开发，应当在研究和保护的前提下开发。但是在目前条件下，仅仅依靠白马人内部的力量很难做到这一点。白马社会内部没有职业的文化阶层，缺乏强大的内部文化动力。因此外部力量介入，与本民族居民共同建立民族生态博物馆，把文化研究、保护、传承与旅游开发结合起来，无疑是一个适宜的的选择，也是一个紧迫的任务。
1、 设立生态博物馆的适宜地点：白马文化分布相对集中的平武白马乡
今天的白马人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平武县、九寨沟县和甘肃文县，位于于川甘交界的摩天岭两侧，是一个对外独立而内部相连的地理单元。而这其中又以平武县的白马乡为白马人最大的聚居地，整个白马乡人口1935人（2000年统计），其中白马人1360人，占到总人口的70％。除外来的干部、白马乡政府所在地王坝楚街上的生意人和个别在白马寨子中打工的汉人外，这里的居民基本上都是白马人。更为重要的是，白马乡也是白马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从地理位置上看白马藏族乡位于平武县西北部，东界甘肃文县白马人聚居的铁楼乡，南接白马人散居的木座、黄羊关乡，西邻松潘县施家堡乡，北靠王朗自然保护区和九寨沟县的白马人聚居区勿角乡。乡政府所在地王坝楚位于九环线上，距平武县城 50公里，交通方便。可以说白马乡是整个白马人文化的腹心地带和走廊。白马乡的四个行政村，14个寨子基本上沿着涪江支流夺补河分布。这种相对集中的分布状态也为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提供了条件。如果把生态博物馆比拟为一个自然保护区，白马乡就是这个保护区的核心区。博物馆的展示中心和资料中心可以建在开展旅游接待的祥述家寨子中。
2、 成立由本地居民、专家、当地政府组成的管理机构
根据国外的经验，博物馆的管理机构通常由本地居民和专家组成。但根据我国国情，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生态博物馆的事业也难以为继。因此我们建议成立由本地居民、专家和当地政府共同组成的管理机构。
贵州六盘水等地的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中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让本地居民真正参与到博物馆的实践中来。在这方面，平武白马由于旅游开发过程中居民的参与，已有一定基础。白马地区的民俗旅游一开始就得到了当地白马居民的支持和参与。在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专家的帮助下，白马地区和王朗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在规划阶段借鉴了国外的"参与式建设性规划法"，广泛听取意见，白马农户对旅游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愿望和想法得到了很好的反映。白马和王朗的旅游采取的是小规模、精品化的"小众模式"，没有引入大量的外来资金和管理人员。白马地区没有大的宾馆饭店，进行旅游接待的是当地农户开办的家庭旅馆。在几年的旅游接待中，作为规划的参与者和旅游经营的主体，白马人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部分白马农户想方设法把传统习俗中的资源开发为旅游产品，在附近王朗自然保护区的帮助下，寨子中组织老人进行传统歌舞的培训。白马人由旅游开发激发的参与意识和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无疑是办好生态博物馆的一个有力保障。
3、充分利用一切内部和外部资源
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和保护工作的持续，需要得到各种内外力量的支持。白马人生态博物馆的建设除了紧紧依靠当地居民和政府之外，还应当重视一些重要的外部资源。一是平武和国内外研究白马藏族文化的学者，在80年代关于白马人族属的讨论中包括费效通在内的大批的民族学者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在白马文化的保护中同样需要他们的力量。二是附近的王朗自然保护区。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紧邻白马乡，是白马地区旅游的重要合作者。九十年代以来，他们坚持与白马乡的亚者造祖村合作进行社区共建，在白马农户中进行新式养蜂等替代经济项目实验、开展环境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是保护白马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三是进入白马地区的国外非政府组织如世界自然基金会、保护国际等，借助他们的力量，可以扩大白马文化的影响，增加白马人的民族自豪感。
参考文献：
[1]秦亚洲.生态博物馆：保护多元民族文化.瞭望新闻周刊[J]，2005(24):51－52
[2]容小宁.广西生态博物馆建设探索与规划[J].中国博物馆，2005(3):44－45
[3]曾维益.白马藏族研究文集[A].成都：四川省民族研究所，2002:482
[4]李宗鉴.白马藏人跳曹盖习俗研究[J].天府新论，1994（2）：88－91
[5]孙宏开.历史上的氐族和川甘地区的白马人[J].民族研究，1980（3）
[6]连玉銮.白马社区旅游开发个案研究[J].旅游学刊，2005（3）：13－17
[7]彭兆荣.旅游人类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2）：272，264
关键词：四川平武 白马人 生态博物馆 白马文化 跳曹盖
生态博物馆是一种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原产地保护和居民自己保护，从而使人与物及环境处于固定的生态关系中，并使之和谐发展的博物馆新理念[1]。它的基本观点是，文化遗产应原状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及环境中，生态博物馆的建筑面积等于社会的区域。这种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文化保护方式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目前在全世界已经有250——300个这样的生态博物馆。中国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是1995年中国与挪威合作建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梭嘎生态博物馆，保护着当地一个长角苗社区。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建立了7个民族生态博物馆，保护着苗族、布依族、瑶族、侗族、蒙古族、汉族的多种活文化。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实践者们吸收国外生态博物馆建设和保护的经验，同时坚持走本土化道路，注重政府的主导、村民的参与，注重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结合。在贵州第一代生态博物馆的基础上，以广西两座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第二代生态博物馆加强了对民族文化的科学研究和生态博物馆的对外展示，提升了生态博物馆的专业化水准[2]。
国内外生态博物馆的实践表明，在对边缘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的保护中，民族生态博物馆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它不同于传统博物馆对单纯的物质文化、"死文化"的保护，也不同于民族文化村对民族文化类似于"圈养"的保护，是一种文化保护上的"自然保护区模式"，重视对一种活文化及其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
笔者几年来对白马人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注中深深感到，作为一个古老的小民族，白马人在现代化的大潮中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危机，白马文化呈现一种衰微之势。如果不借助外在力量，任其自生自灭，白马文化的未来堪忧。而民族生态博物馆无疑是一种值得借鉴的保护形式。
一、白马文化的独特价值
1、古老孑遗的文化族群
白马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其祖先可以上溯至先秦时期的氐羌人。在秦汉时期，今天白马人生活的四川平武、九寨沟、松潘和甘肃文县一带就是氐羌人生活的区域。东汉末年，氐人中的一支杨氏在甘肃西和县建立仇池国，持续时间近四百年。南朝的梁时，曾有氐人李龙迁、李文智和杨杰在此建立了三个割据政权。白马人在历史上曾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解放初50年代划分民族成分时，
在没有足够的资料佐证的情况下将白马人划入藏族，但在白马人中和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70年代，白马人向中央民委提出对其族别重新进行鉴定。四川省民委曾在70年代末组织专家对白马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进行了详细调查。在80年代关于白马人族属的大讨论中，大部分学者认为白马人是古代氐人后代（本文亦持此说） 。持氐人说的学者从白马人的语言、宗教信仰，乃至服饰、建筑、歌舞、饮食习惯方面找到了有说服力的证据。
白马人生活的川甘交界地带，包括四川平武县、九寨沟县和甘肃文县地区，是典型的地理和文化上的边缘地带。从自然地理上看，这里位于四川盆地盆周山地，是青藏高原的东缘，地质构造复杂，农牧交界，使典型的生态脆弱地带。这里同时还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分布的重要地区。从文化上看，这里在历史上是中原的汉族政权统治势力的西部边缘，唐代吐蕃崛起时曾经占领了这一带的大片地方，因此这里是汉族和藏族两大文化圈交界的地带，汉、藏、羌、氐等多民族交错杂居。
作为一个古老民族的孑遗，白马人这个文化种群的存在本身就具有重大的历史和学术价值。今天的白马人生活在两省交界的三个县，总人口只有14000多人。而且近代以来白马人的人口和生存空间呈不断收缩之势。与汉族人交界地区的白马人被同化得比较厉害。随着外来影响的深入，传统文化的进一步流失，白马人这个种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一个古老民族的消亡就是一种文化基因的丧失。对白马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不仅值得白马人思考，也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2、跳曹盖——远古傩祭文化的遗响
跳曹盖是白马人一种重要的宗教仪式。曹盖的本意是一种木雕的面具，白马话称为"曹格曹莫"。曹盖象征着白马人的崇拜对象"达腊斯界"（"黑熊神"之意）[3]。实际上曹盖舞中白马人表达的是对天地山河树木熊猪等自然物的整体崇拜。概而言之，白马人跳曹盖舞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敬神请神、撵鬼驱邪、保佑平安，二是演示白马人的生活和祖先的历史。根据笔者的观察，跳曹盖是白马民俗文化最集中的体现，诠释着白马人对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理解，浓缩了一部白马人迁徙和奋斗的历史，也是白马文化中最具爆发力和吸引力的部分。
每年农历正月初五、初六，是各地白马人跳"曹盖"的日子，届时寨子中的年轻人头戴曹盖面具，反穿羊皮袄，和着鲜明的节奏，跳出粗犷有力的舞步。整个曹盖活动需要持续24小时，里面既有敬神趋鬼的肃穆内容，也有全民欢乐的歌舞场面。在正式跳曹盖开始之前，要由寨子中的道师白母进行长时间的诵经请神活动，跳曹盖过程中的每一个活动都有其酬神驱鬼的宗教含义。笔者曾在白马寨子中看白马人跳曹盖，当戴着狰狞的曹盖面具、反穿羊皮的白马青年在凌晨的夜色中出现在坝子上，跳着粗犷的曹盖舞时，确实能给观者以强烈的震撼。
从曹盖舞的两大特征——头戴面具和具有祛邪纳吉、驱灾祈福的功能来看，它是典型的傩祭活动。根据四川学者李宗鉴的研究，傩祭是一种古老的宗教仪式，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了记载。傩祭仪式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有故事情节，更具娱乐功能的傩戏。而白马人的曹盖舞没有故事情节，其面具也是熊猫等自然物，因此还没有发展为傩戏，而就是一种原始的傩祭仪式。它比彝族的傩戏"撮泰吉"还要原始[4]。
3、古老而独特的民俗
白马人的音乐舞蹈简洁优美。酒歌是白马人在待客和聚会时所唱，雄浑粗犷的男声和清脆嘹亮略带颤音的女声在一起和谐真挚，富于美感。此外白马民歌还有放羊歌、打柴歌、养蜂歌等十余种类型，反映了白马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白马民歌结构简单短小、音乐材料单一，但可以通过歌词的变化来表现丰富的生活。白马人的舞蹈中最富于民族特色的是节奏鲜明、动作简单的圆圆舞，常常是节日里全寨男女老少一起欢歌起舞。
白马人的建筑和语言也独具特色。传统白马建筑称为"木楞子房"，是一种木结构的民居建筑，屋顶不用瓦，全部用长方形木板覆盖，与藏族、羌族民居都不同。白马人没有自己的文字，其语言被语言学家称为"古羌语的化石"。根据孙宏开先生的研究，白马话是一个独立的语言，不同于其他藏语方言。而且白马语言中保留了相当数量的早期汉语借词，与史书记载的古代氐人"多知中国语"的现象吻合[5]。
此外，白马人的宗教还处在万物有灵的原始自然崇拜阶段，信仰天神、地神、山神、树神、水神乃至野兽动物。白马人的服饰也明显不同于藏羌民族。尤其是白马人头上自制的圆盘型荷叶边白色羊毛毡帽，以及帽檐上插的白色鸡毛，源自白马人的历史传说，成为白马人形象的标志。
二、白马文化面临的挑战与危机
（一） 文革中对传统文化的破坏
封建时代的白马地区位于中原王朝统治中心难以直接控制的边缘地带，地理环境封闭，社会发展缓慢。其原始的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和贫富差异不大高度同质的社会结构得以长期延续。直到1956年的民主改革之后，白马社会才逐渐融入主流文化。从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化到包产到户，这里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与汉族地区基本上同步，外来的政治组织和经济制度被移植到白马地区。但是，白马传统社会中原有的宗族组织、公有制观念，这些与现有体制兼容的部分也被保留下来。白马人的经济活动也沿袭传统的半耕半牧方式。因此可以说，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白马人的传统与现代体制实现了很好的嫁接。但是白马人传统文化中与主流文化不相容的部分被强制发生了改变。其中最典型的是白马人跳曹盖的习俗。文化大革命中白马人的曹盖舞被当成四旧被禁止，跳曹盖必须的道师被批斗、教育改造，经书和曹盖面具被烧。跳曹盖活动停止了。直到80年代后期对曹盖舞的禁令才取消。对曹盖舞近20年的禁止使得这种宗教仪式受到极大冲击，跳曹盖所需要的经书和曹盖面具没有了，老道师死了，后继无人。80年代末曹盖舞禁令取消后，由于没有道师或没有曹盖面具，许多寨子无法恢复。90年代以来整个白马乡只有六个寨子仍然在跳曹盖。并且也不是每年都跳。
（二） 旅游开发加速了白马文化的变迁
四川平武县白马乡开展的民俗旅游始于1999年，迄今已有7年的历史。平武白马地区与邻近的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作为一条自然生态旅游和民族民俗旅游的组合线路，国宝大熊猫加民族活化石白马藏族的组合显示了独具的魅力。1999年进入白马寨子的游客数量只有2000人，2002年游客数量迅速增至65，000人，农户旅游收入达到315万元（人民币） 。2002年四川省平武县曾经举办了王朗白马民俗风情节以推广白马地区的旅游。2003、2004年由于平武县在白马地区的夺补河上进行水电开发，进入白马地区的道路受到一定影响，游客量有所回落，但2005年又得到了恢复。旅游的进入给白马社会带来了新的景象。
以平武县开展旅游接待的白马乡亚者造祖村为例，开展旅游接待以来短短三年，旅游就取代原来的运输业成为白马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白马人的日常活动都围绕着旅游接待展开。与此同时在退耕还林政策执行之后，白马人不再上山打猎、种麦子，原先敞放的牛羊也改为圈养，白马人世代沿袭的半耕半牧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许多农户购买了运输车、和载客的面包车。经济活动的变迁也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据调查，亚者造祖村99户居民中有84户农户参与了旅游接待和服务。旅游活动的受益面高达84％[6]。但是受益程度却极不均衡。旅游收入主要集中在少数接待户身上，最好的接待户一年的毛收入可以达十几万。而同一寨子中没有开展旅游接待的白马农户年收入可能不及千元。旅游接待实际上加剧了贫富分化。长期贫富分化不明显的白马人村寨的人际关系面临新的考验。
白马人的民俗是一项重要的旅游资源。随着旅游接待的开展，白马人的酒歌、圆圆舞、曹盖舞被开发为旅游产品。旅游开发使得白马人的文化出现了繁荣和复兴的局面。但是旅游开发带来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有一种空壳化的特征，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复兴只表现在给游客表演的舞台上，而不是白马人真实的生活中。另一方面得到复兴和繁荣的只是白马传统文化的形式而非内核。
如果把民族文化也分为物质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则在旅游开发中得到复兴的往往是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而失落的是精神文化。在白马人的生活习俗、饮食、歌舞被追逐的同时，白马人传统文化中敬畏自然、同情弱者、谴责骗子这样一些延续了数千年的价值理念逐渐淡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曹盖舞。曹盖舞是白马风情旅游中的一个最大卖点，每一个接待户安排的篝火晚会上，都有年轻姑娘跳的曹盖舞，但这种曹盖舞完全不具有真正的曹盖舞的精神气质，不具有任何宗教色彩，只是为了迎合游客需要而作的简化处理。现实生活中曹盖信仰在年轻一代身上逐渐淡化。越来越多年轻人不信曹盖，不跳曹盖。原来跳曹盖是寨子中各家各户轮流派人、出祭祀品，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现在许多白马寨子中的白马人需要有报酬才跳，这在开展旅游接待因而商品意识更浓的寨子尤其明显。2004年，白马乡最大的寨子厄里的跳曹盖没有能够组织起来，有外来的文化考察者提出想看曹盖舞，当地人的回答是给钱才跳。2005年春节厄里寨跳了曹盖，是因为有县政府和在当地进行水电开发的华能公司联合赞助，每个跳曹盖的人和道师可以得到1000到2000元不等的报酬。80年代唱歌、跳圆圆舞是白马人重要的娱乐方式，但今天走进白马寨子，你会发现白马人最主要的娱乐方式是斗地主、唱卡拉OK。寨子中有一些年轻人到成都等地的娱乐场所跳舞打工，也有的参加了平武县的氐人谷艺术团。另外一些在寨子中农户搞接待时表演歌舞。但他们在节假日并不跳舞。也就是说他们不再象其父辈祖辈那样用歌舞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了。笔者曾在一个搞旅游接待的白马寨子中过了一个春节，在这期间没有年轻人唱歌跳舞，相反打麻将和斗地主非常盛行。
在白马民俗越来越热闹地活跃在表演舞台上的同时，传统的文化却越来越淡出白马人的日常生活。传统文化淡出的结果，可能就是"主体民族化"，亦即汉化。正如一位白马老人对笔者表达的担忧："再过五、六代，我们这里也就成为汉族了。成为汉人，就违背自己的祖宗了。"
三、在平武县白马乡建立生态博物馆的构想
"我们在民族地区开展和发展民族旅游活动中，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转变成旅游商品。即使从商品经济角度的'存贮价值'来看，一些东西越是不能出售，反而越是会为你带来更多的'财富'，就像有时候'不发展'便是最大的发展一样。""'经济一体'与'文化多元'是一对孪生子，如果贸然把自己的特色拿去作金钱交换，事实上是无法使这种交换长时间地继续下去的"[7]。事实上在白马地区的旅游开发中已经遇到现有旅游产品项目单一、特色不明显，如何进一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开发新的旅游产品的问题。白马文化作为资源的价值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和开发利用，却没有得到相应力度的保护，其结果将是文化特色的丧失。而文化特色的丧失不仅危及民族旅游自身的持续发展，也将导致民族认同感的丧失和民族文化的消亡。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应当有选择地开发，应当在研究和保护的前提下开发。但是在目前条件下，仅仅依靠白马人内部的力量很难做到这一点。白马社会内部没有职业的文化阶层，缺乏强大的内部文化动力。因此外部力量介入，与本民族居民共同建立民族生态博物馆，把文化研究、保护、传承与旅游开发结合起来，无疑是一个适宜的的选择，也是一个紧迫的任务。
1、 设立生态博物馆的适宜地点：白马文化分布相对集中的平武白马乡
今天的白马人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平武县、九寨沟县和甘肃文县，位于于川甘交界的摩天岭两侧，是一个对外独立而内部相连的地理单元。而这其中又以平武县的白马乡为白马人最大的聚居地，整个白马乡人口1935人（2000年统计），其中白马人1360人，占到总人口的70％。除外来的干部、白马乡政府所在地王坝楚街上的生意人和个别在白马寨子中打工的汉人外，这里的居民基本上都是白马人。更为重要的是，白马乡也是白马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从地理位置上看白马藏族乡位于平武县西北部，东界甘肃文县白马人聚居的铁楼乡，南接白马人散居的木座、黄羊关乡，西邻松潘县施家堡乡，北靠王朗自然保护区和九寨沟县的白马人聚居区勿角乡。乡政府所在地王坝楚位于九环线上，距平武县城 50公里，交通方便。可以说白马乡是整个白马人文化的腹心地带和走廊。白马乡的四个行政村，14个寨子基本上沿着涪江支流夺补河分布。这种相对集中的分布状态也为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提供了条件。如果把生态博物馆比拟为一个自然保护区，白马乡就是这个保护区的核心区。博物馆的展示中心和资料中心可以建在开展旅游接待的祥述家寨子中。
2、 成立由本地居民、专家、当地政府组成的管理机构
根据国外的经验，博物馆的管理机构通常由本地居民和专家组成。但根据我国国情，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生态博物馆的事业也难以为继。因此我们建议成立由本地居民、专家和当地政府共同组成的管理机构。
贵州六盘水等地的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中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让本地居民真正参与到博物馆的实践中来。在这方面，平武白马由于旅游开发过程中居民的参与，已有一定基础。白马地区的民俗旅游一开始就得到了当地白马居民的支持和参与。在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专家的帮助下，白马地区和王朗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在规划阶段借鉴了国外的"参与式建设性规划法"，广泛听取意见，白马农户对旅游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愿望和想法得到了很好的反映。白马和王朗的旅游采取的是小规模、精品化的"小众模式"，没有引入大量的外来资金和管理人员。白马地区没有大的宾馆饭店，进行旅游接待的是当地农户开办的家庭旅馆。在几年的旅游接待中，作为规划的参与者和旅游经营的主体，白马人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部分白马农户想方设法把传统习俗中的资源开发为旅游产品，在附近王朗自然保护区的帮助下，寨子中组织老人进行传统歌舞的培训。白马人由旅游开发激发的参与意识和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无疑是办好生态博物馆的一个有力保障。
3、充分利用一切内部和外部资源
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和保护工作的持续，需要得到各种内外力量的支持。白马人生态博物馆的建设除了紧紧依靠当地居民和政府之外，还应当重视一些重要的外部资源。一是平武和国内外研究白马藏族文化的学者，在80年代关于白马人族属的讨论中包括费效通在内的大批的民族学者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在白马文化的保护中同样需要他们的力量。二是附近的王朗自然保护区。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紧邻白马乡，是白马地区旅游的重要合作者。九十年代以来，他们坚持与白马乡的亚者造祖村合作进行社区共建，在白马农户中进行新式养蜂等替代经济项目实验、开展环境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是保护白马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三是进入白马地区的国外非政府组织如世界自然基金会、保护国际等，借助他们的力量，可以扩大白马文化的影响，增加白马人的民族自豪感。
参考文献：
[1]秦亚洲.生态博物馆：保护多元民族文化.瞭望新闻周刊[J]，2005(24):51－52
[2]容小宁.广西生态博物馆建设探索与规划[J].中国博物馆，2005(3):44－45
[3]曾维益.白马藏族研究文集[A].成都：四川省民族研究所，2002:482
[4]李宗鉴.白马藏人跳曹盖习俗研究[J].天府新论，1994（2）：88－91
[5]孙宏开.历史上的氐族和川甘地区的白马人[J].民族研究，1980（3）
[6]连玉銮.白马社区旅游开发个案研究[J].旅游学刊，2005（3）：13－17
[7]彭兆荣.旅游人类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2）：27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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