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县供销联社的惊慌
爷爷作为一名在供销社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干部，退休后，养老金一直如期领着。突然有一天，县供销联社发出通知：实施养老保险一次性买断政策，由各乡供销社负责具体处理。我们乡供销社对于老退休员工养老保险采取的政策是：每人分得原属供销社的临街房屋一间，价格定为25000元（市价约20000元），并声称如果不要这房屋，那么以后什么都得不到了。那些退休的老员工迫于压力，被逼无奈接受了这一完全违法的无理处置方案。房产证很快就办下来了，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欣喜，几十年的工作换来的就是这间的小屋？后来,他们陆续向上级领导反映，但并无任何进展。爷爷考虑到我是学法律的，于是建议由我与他一块到县供销联社去协调下，看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我自知难度极大，因为这并非一个人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县供销联社退休员工的大问题。但还是立即决定和爷爷去县城跑一趟，同行的还有一位他过去的亲密战友。三人一行，直奔县供销联社。我去后，直接要求了解关于我爷爷养老保险一事的具体情况，他们的头儿让我等等，立即以有事为名出去了，等了许久，终于回来，安排我们与办公室主任谈一下。办公室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口齿伶俐，在我询问了每一问题都能迅速做出果断、灵活而又极其含糊的应答。我根本不能从她那了解到什么，实在忍无可忍，只得追问：这些老员工的养老保险问题到底什么时间能够解决？她一直说，我们会尽快研究决定的。我希望获得具体时限时，她却推说需要等领导研究后再做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与办公室主任交谈的过程中，县供销联社的保安突然闯进办公室，凶神恶煞地直奔我而来，似乎要打架的样子，我立即起身，他离我很近后，遂比较正式地亮出证件并作了自我介绍，之后对我说：“你们记者来我们这里采访，我们有权利拒绝你。你的记者证拿来我看看？我们县里是有具体规定的，凡是外地记者来采访的，必须要通过县委宣传部的批准。”我回答道：“如果我了解此事也需要宣传部长的批准，现在我就可以给他电话。（当即掏出手机）我没有记者证，只是一名在郑州读书的学生，有身份证你倒可以看看。（拿出了身份证）”在认真审查了我的身份证后，他似乎如获重负，但还是疑惑地离开了那间办公室，毕竟我是在省城郑州读法律。
在我和爷爷走出办公室时，却发现办公大院里居然站着十来个人，不知道聚在一块聊些什么，看到我后，所有的眼光都投向了我，我很是纳闷。刚才那位保安亲切、温和、面带笑容地走到我面前，伸出了友好的手，让我慢走，我只得礼貌性地和他握了一下。
随后我去了县社会保险站，了解到，各乡供销社的养老金都按月发到了各乡供销社。我不明白，乡供销社用一间房屋打发那些为之奉献多年老干部、老职工，那些养老金他们依然领着，这意欲何为？
我早已预知问题不可能因我的出现而得到解决。爷爷后来一直劝我不要把事情闹大了，以免对自己影响不好。但我知道的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关注这件事，包括那些新闻记者，领导们更无心留意这些步入晚年的老人。我感到难过，自己并不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当我听说我熟识的一位律师愿意代理他们处理此事时，我非常高兴，但后来又传来这位律师不愿意介入此事的消息。时至今日，那些老员工们的问题仍然摆在那里，慢慢地，能跑动去向上级反映情况的老人越少了，有些已经悲愤地离开了人世。
县供销联社对我的到来表现的那种惊慌与激动，我无法理解。他们惧怕我吗？应该不是，可能是惧怕记者吧。
对于爷爷，我至今心怀愧疚，此事不能帮他解决，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我认识的我们县的一知名律师开始决定代理此案，最后不了了之，放弃了为那些老职工讨个说法。
在我最小的叔叔未婚便生了一个小男孩的情况下，乡计生办将爷爷抓起来了。乡计生办抓人拘禁百姓，在我们那山区，是极其常见的事。我回家后，父母告诉我，罚款已经交过了。我到爷爷那看了发票，上面写着：社会扶养费，3000元！何等荒唐！何等荒谬！罚款已经严重违反了国家计划生育方面的规定，而拘留人更不是计生所的职权。
那一年，爷爷、奶奶的党龄也有40多年了！
父亲的党龄也远远超过20年。
但他们对这一切都无能为力！而我，只能叹息地头蛇的嚣张。
我，至今仍然不是党员。大学毕业时，看着同班的二十几个同学抱着党员证回家了，而我生出许多苦闷，自己一大堆各类证书，哪能和那党员证相比呀！
二、邻居颤抖的双手
姨父家与邻居因屋后沟问题争执不休，进而打斗起来，双方都把对方告到法院。在姨父多次去我家之后，爸妈建议我最好能回去一下。我没时间长留在家协助处理这起案件，回去只是想了解下情况，看能否给姨父提些可行性建议。
与其他案件一样，我首先想到的是调解，因为毕竟是邻居，大人小孩以后还是要和睦相处的。农村里打了一场官司，两家可能变成世敌。到了邻居家后，我说：“听说我姨父和你们家闹了点小矛盾，我专程从郑州赶回来了解一下，希望你们能心平气和地谈谈。都是前后邻居，有什么事情互相商量一下解决，对你们和下一代都有好处。如果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先和我说说。”之后，我向他问及关于屋后沟、打架的一些情况，但他大多推说不知道，让我去问我姨父，有什么事情到法院再说。看来想调解是没希望了，就让姨父准备好开庭吧！
为了姨父这案件，我给主审法官通过几次电话，她一再表示：一定会公正审理此案。从总体上来说，姨父胜诉了，判决书传真给我后，自我感觉判决还是比较公正的。但后来邻居上诉了，上诉后因为我要来深圳，就没能再操那份心了，也未能和信阳中院接触一下。
和邻居交谈时，我注意到，每当我提一个问题后，看着他，他的双手就开始颤抖。我并非面目凶恶，语气也比较缓和，态度也不强硬，他却似乎很害怕，这件事情我至今难以明白，他到底在惧怕什么？
曾凡新律师 2004年10月11日于深圳
爷爷作为一名在供销社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干部，退休后，养老金一直如期领着。突然有一天，县供销联社发出通知：实施养老保险一次性买断政策，由各乡供销社负责具体处理。我们乡供销社对于老退休员工养老保险采取的政策是：每人分得原属供销社的临街房屋一间，价格定为25000元（市价约20000元），并声称如果不要这房屋，那么以后什么都得不到了。那些退休的老员工迫于压力，被逼无奈接受了这一完全违法的无理处置方案。房产证很快就办下来了，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欣喜，几十年的工作换来的就是这间的小屋？后来,他们陆续向上级领导反映，但并无任何进展。爷爷考虑到我是学法律的，于是建议由我与他一块到县供销联社去协调下，看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我自知难度极大，因为这并非一个人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县供销联社退休员工的大问题。但还是立即决定和爷爷去县城跑一趟，同行的还有一位他过去的亲密战友。三人一行，直奔县供销联社。我去后，直接要求了解关于我爷爷养老保险一事的具体情况，他们的头儿让我等等，立即以有事为名出去了，等了许久，终于回来，安排我们与办公室主任谈一下。办公室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口齿伶俐，在我询问了每一问题都能迅速做出果断、灵活而又极其含糊的应答。我根本不能从她那了解到什么，实在忍无可忍，只得追问：这些老员工的养老保险问题到底什么时间能够解决？她一直说，我们会尽快研究决定的。我希望获得具体时限时，她却推说需要等领导研究后再做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与办公室主任交谈的过程中，县供销联社的保安突然闯进办公室，凶神恶煞地直奔我而来，似乎要打架的样子，我立即起身，他离我很近后，遂比较正式地亮出证件并作了自我介绍，之后对我说：“你们记者来我们这里采访，我们有权利拒绝你。你的记者证拿来我看看？我们县里是有具体规定的，凡是外地记者来采访的，必须要通过县委宣传部的批准。”我回答道：“如果我了解此事也需要宣传部长的批准，现在我就可以给他电话。（当即掏出手机）我没有记者证，只是一名在郑州读书的学生，有身份证你倒可以看看。（拿出了身份证）”在认真审查了我的身份证后，他似乎如获重负，但还是疑惑地离开了那间办公室，毕竟我是在省城郑州读法律。
在我和爷爷走出办公室时，却发现办公大院里居然站着十来个人，不知道聚在一块聊些什么，看到我后，所有的眼光都投向了我，我很是纳闷。刚才那位保安亲切、温和、面带笑容地走到我面前，伸出了友好的手，让我慢走，我只得礼貌性地和他握了一下。
随后我去了县社会保险站，了解到，各乡供销社的养老金都按月发到了各乡供销社。我不明白，乡供销社用一间房屋打发那些为之奉献多年老干部、老职工，那些养老金他们依然领着，这意欲何为？
我早已预知问题不可能因我的出现而得到解决。爷爷后来一直劝我不要把事情闹大了，以免对自己影响不好。但我知道的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关注这件事，包括那些新闻记者，领导们更无心留意这些步入晚年的老人。我感到难过，自己并不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当我听说我熟识的一位律师愿意代理他们处理此事时，我非常高兴，但后来又传来这位律师不愿意介入此事的消息。时至今日，那些老员工们的问题仍然摆在那里，慢慢地，能跑动去向上级反映情况的老人越少了，有些已经悲愤地离开了人世。
县供销联社对我的到来表现的那种惊慌与激动，我无法理解。他们惧怕我吗？应该不是，可能是惧怕记者吧。
对于爷爷，我至今心怀愧疚，此事不能帮他解决，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我认识的我们县的一知名律师开始决定代理此案，最后不了了之，放弃了为那些老职工讨个说法。
在我最小的叔叔未婚便生了一个小男孩的情况下，乡计生办将爷爷抓起来了。乡计生办抓人拘禁百姓，在我们那山区，是极其常见的事。我回家后，父母告诉我，罚款已经交过了。我到爷爷那看了发票，上面写着：社会扶养费，3000元！何等荒唐！何等荒谬！罚款已经严重违反了国家计划生育方面的规定，而拘留人更不是计生所的职权。
那一年，爷爷、奶奶的党龄也有40多年了！
父亲的党龄也远远超过20年。
但他们对这一切都无能为力！而我，只能叹息地头蛇的嚣张。
我，至今仍然不是党员。大学毕业时，看着同班的二十几个同学抱着党员证回家了，而我生出许多苦闷，自己一大堆各类证书，哪能和那党员证相比呀！
二、邻居颤抖的双手
姨父家与邻居因屋后沟问题争执不休，进而打斗起来，双方都把对方告到法院。在姨父多次去我家之后，爸妈建议我最好能回去一下。我没时间长留在家协助处理这起案件，回去只是想了解下情况，看能否给姨父提些可行性建议。
与其他案件一样，我首先想到的是调解，因为毕竟是邻居，大人小孩以后还是要和睦相处的。农村里打了一场官司，两家可能变成世敌。到了邻居家后，我说：“听说我姨父和你们家闹了点小矛盾，我专程从郑州赶回来了解一下，希望你们能心平气和地谈谈。都是前后邻居，有什么事情互相商量一下解决，对你们和下一代都有好处。如果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先和我说说。”之后，我向他问及关于屋后沟、打架的一些情况，但他大多推说不知道，让我去问我姨父，有什么事情到法院再说。看来想调解是没希望了，就让姨父准备好开庭吧！
为了姨父这案件，我给主审法官通过几次电话，她一再表示：一定会公正审理此案。从总体上来说，姨父胜诉了，判决书传真给我后，自我感觉判决还是比较公正的。但后来邻居上诉了，上诉后因为我要来深圳，就没能再操那份心了，也未能和信阳中院接触一下。
和邻居交谈时，我注意到，每当我提一个问题后，看着他，他的双手就开始颤抖。我并非面目凶恶，语气也比较缓和，态度也不强硬，他却似乎很害怕，这件事情我至今难以明白，他到底在惧怕什么？
曾凡新律师 2004年10月11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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