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卢旺达饭店》（《Hotel Rwanda》），你肯定会想起《辛德拉的名单》，因为两部电影都是以描写战乱中主人公拯救受苦受难的战乱百姓为主题，同样在影片当中都深刻的揭露出战争对人类的摧残，通过战争来对人性进行解剖，对于人类学家们或者史学家们都是意义深远的（而对于一般老百姓，就是一部很好的历史教科书了）。
但是两部电影也会截然不同的地方：
1.主人公的拯救初衷不同。虽然都是救人英雄，但是在《辛》片中，辛德拉的拯救行动是蓄谋已久的，“处心积虑”的；但是《卢》片中的保罗却是从被动被迫到主动的。保罗起初是一个不管“闲事”（甚至可以说是“胆小鬼”），他心目中只有家人，也只是关心如何去讨好胡图族的将军、部落民兵的首领（就是为了在以后可以帮助他和他家人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最后也确实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在看到邻居被胡图族民兵殴打、残害的时候，他选择的是逃避。甚至到了用1000美金和100000卢旺达法郎来拯救他的邻居的时候他还是耿耿于怀。
2.两部电影的批判对象和角度不同。《辛》的拍摄角度只是针对法西斯暴行的，批判战争。但是《卢》不仅仅批判战争、批判屠杀恶性，还从侧面反应出西方大国在这次屠杀事件中的软弱行为。当住在科林斯饭店的外国记者们被联合国维和部队护送离开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细节：在外国记者们撤离的时候，饭店的服务生为外国记者们打雨伞上车，外国记者连呼“求你不要这样做，我很惭愧”；登上撤离巴士的外国白人个个都是神情呆滞，无脸面对卢旺达黑人们；等等。《辛》片中德意志民族和犹太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民族，而《卢》中的图西族和胡图族却是被西方原宗主国比利时在同一民族中划分出来的两个不同民族，两个同根的民族之间的屠杀行径，更加令人发指，同时也表达出对西方大国的批判。
前车之鉴，两部伟大的历史影片都向我们展示了战争的残酷性，勿忘历史，纪念战争是为了让后人警惕，使我们人类今后的生活更加和平！
特意从Google上面搜索了一些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历史因缘，也一并在这里奉献给大家了：
卢旺达大屠杀的直接导火索是总统专机失事。1994年4月6日晚，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
总统恩塔里亚米拉在赴坦桑尼亚首都出席关于地区和平的首脑会议后，同机返回卢首都基加利，未料飞机在机场降落时坠毁，两位总统和机上随行人员全部遇难。事发后，关于谁是凶手传说不一，两大部族之间互相猜疑，基加利的局势迅速恶化。次日，由胡图族组成的总统卫队绑架并杀害了图西族总理乌维兰吉伊马纳女士和3名部长，同时组建了临时政府；8日，图西族反政府武装“爱国阵线”拒绝承认将其排除在外的临时政府，宣布向首都进军。至此，卢旺达内战再度爆发，伴随着两派武装在前线的激烈厮杀，胡图族极端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残杀图西族和胡图族温和派，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甚至相当偏远的山区也发生了部族屠杀，一卡车一卡车逃难的妇女、儿童被杀死，路边沟旁尸横遍野，惨不忍睹。短短百日之内，近百万无辜者被残酷杀害，200多万难民逃亡国外，另有200多万人流离失所。
大屠杀是长期殖民统治种下的一个恶果。胡图族和图西族是卢旺达的两大部族，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85％和14％。在欧洲人来到卢旺达之前，胡图、图西两个部族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殖民主义者在卢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在两大部族之间轮番制造矛盾，从而埋下两者不和的种子。20世纪60年代以前，图西族占据统治地位，拥有绝大部分土地。1959年，胡图族掌了权，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许多图西族贵族只好逃往邻国。1962年卢旺达独立，独立前后就发生过多次部族仇杀，造成大批难民外逃，部族矛盾进一步加深。
1990年10月，侨居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组织卢旺达爱国阵线与胡图族政府军又爆发长达3年的内战，双方虽于1993年8月签署了和平协定，终因积怨太甚而未能得到正实施，进而在1994年总统遇难时再度爆发全面内战。
4月6日，在卢旺达举行的种族灭绝国际研讨会上，曾领导联合国驻卢旺达援助团的加拿大退役将军达莱尔指出，卢旺达大屠杀本可避免，只是因为国际社会近在咫尺而没有采取行动制止。
卢旺达大屠杀在发生前曾有明显迹象。1994年1月11日，大屠杀发生前3个月，达莱尔就对可能发生的大屠杀有了预感，曾向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发出电报，报告卢旺达胡图族武装正在囤积武器，准备对图西族大开杀戒，图西族处于危险之中。然而，联合国维和行动部以“超越权限”为由，拒绝了达莱尔的请求。接着，达莱尔奉命向比利时、法国和美国驻卢旺达大使通报了胡图族正在加紧备战的情报，但仍未引起注意。4月7日，卢旺达女总理在途中惨遭杀害，胡图族军人还打死了奉命护送她的10名比利时维和军人。比利时于是决定撤回全部维和部队。比利时部队在驻卢旺达维和部队中装备最好，其撤出不但使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陷入困境，而且助长了胡图族民兵的嚣张气焰。
大屠杀开始后，联合国安理会曾试图采取行动，由于美英两国的漠视和不介入政策，始终未能采取有效行动。美国几个月前曾在索马里受挫，美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建议，仅在基加利保留“最小限度”的存在以显示联合国的“决心”。
达莱尔将军认为，在局势迅速恶化的情况下，许多图西族人没有选择逃离而留了下来，正是出于他们对维和部队的信任，未料却遭到了背弃。他说，制止这次大屠杀，其实只需要5000名装备精良、授权明确的联合国部队就行了。
卢旺达大屠杀是全世界的大悲剧。西方大国有能力制止而一直没有行动，更是难辞其咎。人们不禁要问：充当“世界警察”的超级大国哪里去了？说到底，这与西方的价值观和利益观紧紧联系在一起。美国政府高官曾表示：“我们并不在乎卢旺达或布隆迪发生了什么，美国的利益不在那里，不能把这些无聊的人道主义问题和诸如中东、北朝鲜等重要问题混为一谈。”卢旺达的一些官员曾私下抱怨西方推行民主化导致卢当年的大屠杀，他们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首先就是生存权，当前中心问题是发展经济。人都死光了，还搞什么民主！”
南非《商业日报》在4月5日的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西方大国的眼里，“非洲人的命不值钱”。达莱尔将军强调，西方强国对大屠杀负有责任，他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只关心对自己有价值的国家”，卢旺达的前宗主国比利时在大屠杀时甚至“抛弃”了卢旺达。达莱尔最后建议：“联合国应该在防止西方大国将人类推向不安全的状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曼塔·帕沃尔在《地狱难题———美国和灭族时代》一书里说，这一切都是美国人导演的。帕沃尔甚至毫不留情地说：“美国的习惯思维是利益，这利益体现在石油和选票上。”
2003年10月，达莱尔出版了专著《与魔鬼握手》。他认为这是一本关于“失败”的书：失败属于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因为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胡图族极端分子残酷地杀害了近百万无辜者；失败属于几个西方大国，因为它们有能力却没有及时制止大屠杀；失败属于联合国，它未能给身处困境的少量援助部队以支持。他在深刻的自责中认为，自己身为指挥官，是这失败集体中的一员。
但是两部电影也会截然不同的地方：
1.主人公的拯救初衷不同。虽然都是救人英雄，但是在《辛》片中，辛德拉的拯救行动是蓄谋已久的，“处心积虑”的；但是《卢》片中的保罗却是从被动被迫到主动的。保罗起初是一个不管“闲事”（甚至可以说是“胆小鬼”），他心目中只有家人，也只是关心如何去讨好胡图族的将军、部落民兵的首领（就是为了在以后可以帮助他和他家人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最后也确实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在看到邻居被胡图族民兵殴打、残害的时候，他选择的是逃避。甚至到了用1000美金和100000卢旺达法郎来拯救他的邻居的时候他还是耿耿于怀。
2.两部电影的批判对象和角度不同。《辛》的拍摄角度只是针对法西斯暴行的，批判战争。但是《卢》不仅仅批判战争、批判屠杀恶性，还从侧面反应出西方大国在这次屠杀事件中的软弱行为。当住在科林斯饭店的外国记者们被联合国维和部队护送离开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细节：在外国记者们撤离的时候，饭店的服务生为外国记者们打雨伞上车，外国记者连呼“求你不要这样做，我很惭愧”；登上撤离巴士的外国白人个个都是神情呆滞，无脸面对卢旺达黑人们；等等。《辛》片中德意志民族和犹太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民族，而《卢》中的图西族和胡图族却是被西方原宗主国比利时在同一民族中划分出来的两个不同民族，两个同根的民族之间的屠杀行径，更加令人发指，同时也表达出对西方大国的批判。
前车之鉴，两部伟大的历史影片都向我们展示了战争的残酷性，勿忘历史，纪念战争是为了让后人警惕，使我们人类今后的生活更加和平！
特意从Google上面搜索了一些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历史因缘，也一并在这里奉献给大家了：
卢旺达大屠杀的直接导火索是总统专机失事。1994年4月6日晚，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
总统恩塔里亚米拉在赴坦桑尼亚首都出席关于地区和平的首脑会议后，同机返回卢首都基加利，未料飞机在机场降落时坠毁，两位总统和机上随行人员全部遇难。事发后，关于谁是凶手传说不一，两大部族之间互相猜疑，基加利的局势迅速恶化。次日，由胡图族组成的总统卫队绑架并杀害了图西族总理乌维兰吉伊马纳女士和3名部长，同时组建了临时政府；8日，图西族反政府武装“爱国阵线”拒绝承认将其排除在外的临时政府，宣布向首都进军。至此，卢旺达内战再度爆发，伴随着两派武装在前线的激烈厮杀，胡图族极端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残杀图西族和胡图族温和派，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甚至相当偏远的山区也发生了部族屠杀，一卡车一卡车逃难的妇女、儿童被杀死，路边沟旁尸横遍野，惨不忍睹。短短百日之内，近百万无辜者被残酷杀害，200多万难民逃亡国外，另有200多万人流离失所。
大屠杀是长期殖民统治种下的一个恶果。胡图族和图西族是卢旺达的两大部族，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85％和14％。在欧洲人来到卢旺达之前，胡图、图西两个部族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殖民主义者在卢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在两大部族之间轮番制造矛盾，从而埋下两者不和的种子。20世纪60年代以前，图西族占据统治地位，拥有绝大部分土地。1959年，胡图族掌了权，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许多图西族贵族只好逃往邻国。1962年卢旺达独立，独立前后就发生过多次部族仇杀，造成大批难民外逃，部族矛盾进一步加深。
1990年10月，侨居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组织卢旺达爱国阵线与胡图族政府军又爆发长达3年的内战，双方虽于1993年8月签署了和平协定，终因积怨太甚而未能得到正实施，进而在1994年总统遇难时再度爆发全面内战。
4月6日，在卢旺达举行的种族灭绝国际研讨会上，曾领导联合国驻卢旺达援助团的加拿大退役将军达莱尔指出，卢旺达大屠杀本可避免，只是因为国际社会近在咫尺而没有采取行动制止。
卢旺达大屠杀在发生前曾有明显迹象。1994年1月11日，大屠杀发生前3个月，达莱尔就对可能发生的大屠杀有了预感，曾向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发出电报，报告卢旺达胡图族武装正在囤积武器，准备对图西族大开杀戒，图西族处于危险之中。然而，联合国维和行动部以“超越权限”为由，拒绝了达莱尔的请求。接着，达莱尔奉命向比利时、法国和美国驻卢旺达大使通报了胡图族正在加紧备战的情报，但仍未引起注意。4月7日，卢旺达女总理在途中惨遭杀害，胡图族军人还打死了奉命护送她的10名比利时维和军人。比利时于是决定撤回全部维和部队。比利时部队在驻卢旺达维和部队中装备最好，其撤出不但使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陷入困境，而且助长了胡图族民兵的嚣张气焰。
大屠杀开始后，联合国安理会曾试图采取行动，由于美英两国的漠视和不介入政策，始终未能采取有效行动。美国几个月前曾在索马里受挫，美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建议，仅在基加利保留“最小限度”的存在以显示联合国的“决心”。
达莱尔将军认为，在局势迅速恶化的情况下，许多图西族人没有选择逃离而留了下来，正是出于他们对维和部队的信任，未料却遭到了背弃。他说，制止这次大屠杀，其实只需要5000名装备精良、授权明确的联合国部队就行了。
卢旺达大屠杀是全世界的大悲剧。西方大国有能力制止而一直没有行动，更是难辞其咎。人们不禁要问：充当“世界警察”的超级大国哪里去了？说到底，这与西方的价值观和利益观紧紧联系在一起。美国政府高官曾表示：“我们并不在乎卢旺达或布隆迪发生了什么，美国的利益不在那里，不能把这些无聊的人道主义问题和诸如中东、北朝鲜等重要问题混为一谈。”卢旺达的一些官员曾私下抱怨西方推行民主化导致卢当年的大屠杀，他们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首先就是生存权，当前中心问题是发展经济。人都死光了，还搞什么民主！”
南非《商业日报》在4月5日的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西方大国的眼里，“非洲人的命不值钱”。达莱尔将军强调，西方强国对大屠杀负有责任，他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只关心对自己有价值的国家”，卢旺达的前宗主国比利时在大屠杀时甚至“抛弃”了卢旺达。达莱尔最后建议：“联合国应该在防止西方大国将人类推向不安全的状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曼塔·帕沃尔在《地狱难题———美国和灭族时代》一书里说，这一切都是美国人导演的。帕沃尔甚至毫不留情地说：“美国的习惯思维是利益，这利益体现在石油和选票上。”
2003年10月，达莱尔出版了专著《与魔鬼握手》。他认为这是一本关于“失败”的书：失败属于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因为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胡图族极端分子残酷地杀害了近百万无辜者；失败属于几个西方大国，因为它们有能力却没有及时制止大屠杀；失败属于联合国，它未能给身处困境的少量援助部队以支持。他在深刻的自责中认为，自己身为指挥官，是这失败集体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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