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婚外恋,则不能不提潘金莲。假如这些理论成立,也就是说女人是被本身的的某种不自觉的周期所影响,那么潘金莲之类的“淫妇”确也有可以谅解之处。这几年给潘金莲翻案的人不少,比如魏明伦的戏剧《潘金莲》,从被人指斥为“为偷人养汉辩护,鼓动女人都回家杀夫”开始,引发了当时社会上对中国妇女的婚恋、命运等为时约8个月的大讨论。到后来王思懿主演的电视连续剧,也从他的剧本中借鉴了不少,将潘塑造成一个值得同情的女子。
这些为潘金莲翻案的角度主要从封建制度的伦理道德对女性婚姻自由和性自由的压迫入手,而本书则是从生理角度入手。的确,如果仅仅是从生理角度来看,让潘金莲从武大郎和西门庆当中做出选择并不难。西门大官人是真正具备了“潘、驴、邓、小、闲”等泡妞功夫的高手,舍得在女人身上下心思。再者西门庆并非是“霸王硬上弓”,而是采取了王婆的“捱光计”,分十个步骤实施,这才达到了十分的春光。仅仅这一点,也足够引起女人受重视、被体贴的快感。
即便是现代女性,处在潘的位置,也极难抵挡西门的诱惑吧?
现在我们最常用到的是“婚外恋”而非“通奸”,也说明时代的进步了。
据媒体报道,7月29日,魏明伦所写剧本《潘金莲》刚一入选高校《中国当代文学名篇选读》,就引来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发难,认为其不够资格。8月4日,上海东方电视台《可凡倾听》的主持人曹可凡专程到成都采访魏明伦。两条消息之间似乎有什么联系。“潘金莲”问题能否再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呢?
“在同一代里,只要某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后代,繁衍子孙的竞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在我们这一代,竞赛也和过去任何一代同样地激烈、残酷。因为能把本身的基因特征留在后代身上的,毕竟是那些孩子生得最多的祖先,而不是那些无后或是子女生得很少的祖先。”
“不论我们是否了解这个事实,或是否愿意加入这场竞赛,也不论我们是否在意这种竞争,我们全都已经被预设在某种程序之下,这个程序命令我们必须成功地制造后代,并尽力地在这场繁衍子孙的竞赛里获胜。我们的祖先曾在繁衍竞赛里赢得胜利,他们遗传给后代的基因指令不只强迫我们加入这场竞赛,同时也在暗中指导我们如何获胜。当然,有些祖先在竞赛中的成绩过人,所以他们的后代也继承了能够制造多子多孙的性策略。当我们这一代在计算竞赛得分时,有些人生出的子女数目远远超过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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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我们的祖先存在,并且我们的祖先在精子战争(主要是相对其他男性的精子)中取得了胜利。然而奇怪的是,我们祖先给我们预设的这套程序以及指令,似乎越来越多的后代在违背——不生孩子。看来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影响在某些地方可以超越遗传基因。
祖先又是如何指导我们在精子战争中获胜呢?
在遗传基因方面可能是指天生比较强的性能力吧,比如每次射精的间隔时间比较短,每次射精精子数量多,精子存活时间长。外表对异性的吸引力,也应该归于性能力当中,即便是“绣花枕头”“银样蜡枪头”,至少也比武大郎、矮脚虎之流与异性交合的机会更多些。当然,“王老虎抢亲”式的“霸王硬上弓”,那是另外一种遗传优势了。
祖先所遗留下来的不但有《鸳鸯秘谱》《素女经》《玄女经》《彭祖经》《子都经》这样的春宫图和房中术,还有《景岳全书》《养生四要》《广嗣纪要》这些性医学著作。祖先们明里暗里的指导和帮助,可谓煞费苦心。
“周末的深夜,这对年近30岁的男女正准备上床睡觉。他们一边忙着料理着身边的琐事,一边频繁地进出每个房间。两个人都全身赤裸,但对他们来说,裸体就像是家常便饭,已经不再让他们立刻联想到“性”。而且,他们就是看到对方的裸体,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感到兴奋了。老实说,这两个人现在根本很少打量对方的身体。今晚是周末之夜,两人心里都明白,他们在睡觉之前必须做爱。不过,这种形式的性交已经成为他们各自遵行的例行公事了。这一刻,他们偶尔会在房里擦肩而过,可是却毫无进行性交前戏的气氛。”
“事实上,他们上次做爱是在一星期前,也就是上个星期六。4年前他们刚刚认识的时候,两人至少每天都要性交一次(只除了她的月经期才会暂停)。那时他们要是听到“一星期一次”,大概会觉得是个笑话吧。而现在,虽说他们的惯例是“一星期两次”,不过,“一星期一次”的频率却越来越高。而从两个月以前开始,他们决定不再采取任何避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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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在创作的时候对赤裸的模特儿通常不会有性欲,然而在绘画结束之后,模特儿刚穿上内衣的一瞬间,画家往往会有性冲动。任何事情因为条件的不同都会有不同的结果。
大多数夫妻都在不断重复这种例行公事,夫妻间的例行性生活,实在是无法与偷情那种充满冒险、恐惧、新奇、刺激的欢愉相比。记得在一本科学杂志上看到,哺乳动物中从一而终的也就是百分之几。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天性是否受到一纸婚书的束缚?当然,也正是社会属性使得人与其他动物有所区别,然而这是人类的划分。
“一星期一次”似乎是关于做爱频率的最常见的说法了,然而为什么是一星期呢?有自然的成分也有社会的成分。
许多灵长性的雌性动物,例如说雌猩猩和雌狒狒等,在每个月最容易受孕的时期,它们便会表现出一些自我宣传的举动。这时雌猩猩或雌狒狒的肛门周围和外阴附近会明显地变红发光,甚至还会肿胀起来,有时甚至连它们的胸部也会变红,而雄猩猩或雄狒狒看到这些变化后会感到十分兴奋。在雌猩猩或雌狒狒身上红色的部分红得最美的时候,雄猩猩和雄狒狒便试图与它进行性交。雌猩猩或雌狒狒最易受孕的那几天,数头雄猩猩或雄狒狒必须为了自己的目的进行激烈的争夺活动。每只雄猩猩或雄狒狒都会想尽办法不让其他同性接近自己的目标。有时,它们为了看好自己的目标甚至连进食都放弃了。
而相反的,许多其他的灵长类动物,特别是那些会建立一夫一妻制体系的灵长类动物(例如说人类和长臂猿等),他们反而会将各种受孕期的迹象隐藏起来。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如果男性弄不清女性最易受孕的时期,他就无法对她进行密集式的看守。因为对男性来说,他不可能永远不眠不食地一直看守着自己的对象。而对女性来说,隐瞒受孕期可以使她掌握更多主动权,以决定自己受孕的时间与对象。特别是在女性希望进行外遇的时候,隐瞒受孕期能使女性更容易蒙骗自己的配偶。而同样的,雌性长臂猿也会以相同的方式隐瞒它们的受孕期。
女性隐瞒受孕期的能力既精巧又有效率,我们不免对女性拥有的这种能力感到叹为观止。女性的身体能够准备好一种利于怀孕的状态,只要时间完全正确,她就能立即怀孕,而另一方面,女性的身体却绝不会让男性探知自己的正确受孕时间。老实说,女性这种扰乱男性探知受孕时机的繁衍策略实在是奇妙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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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性交的目的从单纯繁衍后代转化为寻求性交中的快乐,可谓一个进步。
约翰·内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把避孕套列为影响现代生活的重大发明之一。
在所有男性和女性的一生当中,平均每个人都会进行性交2000~3000次。在现代避孕法发明之前,大多数人所生的子女人数在七名以下。若以粗略的算法来计算,等于大约每进行500次性交才能生出1名子女。姑且不论这种算法是否正确,但结论表现得非常明白:从繁衍的角度来看,基本上,我们进行例行性交并不是为了制造子女。
这些为潘金莲翻案的角度主要从封建制度的伦理道德对女性婚姻自由和性自由的压迫入手,而本书则是从生理角度入手。的确,如果仅仅是从生理角度来看,让潘金莲从武大郎和西门庆当中做出选择并不难。西门大官人是真正具备了“潘、驴、邓、小、闲”等泡妞功夫的高手,舍得在女人身上下心思。再者西门庆并非是“霸王硬上弓”,而是采取了王婆的“捱光计”,分十个步骤实施,这才达到了十分的春光。仅仅这一点,也足够引起女人受重视、被体贴的快感。
即便是现代女性,处在潘的位置,也极难抵挡西门的诱惑吧?
现在我们最常用到的是“婚外恋”而非“通奸”,也说明时代的进步了。
据媒体报道,7月29日,魏明伦所写剧本《潘金莲》刚一入选高校《中国当代文学名篇选读》,就引来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发难,认为其不够资格。8月4日,上海东方电视台《可凡倾听》的主持人曹可凡专程到成都采访魏明伦。两条消息之间似乎有什么联系。“潘金莲”问题能否再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呢?
“在同一代里,只要某些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后代,繁衍子孙的竞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在我们这一代,竞赛也和过去任何一代同样地激烈、残酷。因为能把本身的基因特征留在后代身上的,毕竟是那些孩子生得最多的祖先,而不是那些无后或是子女生得很少的祖先。”
“不论我们是否了解这个事实,或是否愿意加入这场竞赛,也不论我们是否在意这种竞争,我们全都已经被预设在某种程序之下,这个程序命令我们必须成功地制造后代,并尽力地在这场繁衍子孙的竞赛里获胜。我们的祖先曾在繁衍竞赛里赢得胜利,他们遗传给后代的基因指令不只强迫我们加入这场竞赛,同时也在暗中指导我们如何获胜。当然,有些祖先在竞赛中的成绩过人,所以他们的后代也继承了能够制造多子多孙的性策略。当我们这一代在计算竞赛得分时,有些人生出的子女数目远远超过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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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我们的祖先存在,并且我们的祖先在精子战争(主要是相对其他男性的精子)中取得了胜利。然而奇怪的是,我们祖先给我们预设的这套程序以及指令,似乎越来越多的后代在违背——不生孩子。看来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影响在某些地方可以超越遗传基因。
祖先又是如何指导我们在精子战争中获胜呢?
在遗传基因方面可能是指天生比较强的性能力吧,比如每次射精的间隔时间比较短,每次射精精子数量多,精子存活时间长。外表对异性的吸引力,也应该归于性能力当中,即便是“绣花枕头”“银样蜡枪头”,至少也比武大郎、矮脚虎之流与异性交合的机会更多些。当然,“王老虎抢亲”式的“霸王硬上弓”,那是另外一种遗传优势了。
祖先所遗留下来的不但有《鸳鸯秘谱》《素女经》《玄女经》《彭祖经》《子都经》这样的春宫图和房中术,还有《景岳全书》《养生四要》《广嗣纪要》这些性医学著作。祖先们明里暗里的指导和帮助,可谓煞费苦心。
“周末的深夜,这对年近30岁的男女正准备上床睡觉。他们一边忙着料理着身边的琐事,一边频繁地进出每个房间。两个人都全身赤裸,但对他们来说,裸体就像是家常便饭,已经不再让他们立刻联想到“性”。而且,他们就是看到对方的裸体,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感到兴奋了。老实说,这两个人现在根本很少打量对方的身体。今晚是周末之夜,两人心里都明白,他们在睡觉之前必须做爱。不过,这种形式的性交已经成为他们各自遵行的例行公事了。这一刻,他们偶尔会在房里擦肩而过,可是却毫无进行性交前戏的气氛。”
“事实上,他们上次做爱是在一星期前,也就是上个星期六。4年前他们刚刚认识的时候,两人至少每天都要性交一次(只除了她的月经期才会暂停)。那时他们要是听到“一星期一次”,大概会觉得是个笑话吧。而现在,虽说他们的惯例是“一星期两次”,不过,“一星期一次”的频率却越来越高。而从两个月以前开始,他们决定不再采取任何避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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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在创作的时候对赤裸的模特儿通常不会有性欲,然而在绘画结束之后,模特儿刚穿上内衣的一瞬间,画家往往会有性冲动。任何事情因为条件的不同都会有不同的结果。
大多数夫妻都在不断重复这种例行公事,夫妻间的例行性生活,实在是无法与偷情那种充满冒险、恐惧、新奇、刺激的欢愉相比。记得在一本科学杂志上看到,哺乳动物中从一而终的也就是百分之几。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天性是否受到一纸婚书的束缚?当然,也正是社会属性使得人与其他动物有所区别,然而这是人类的划分。
“一星期一次”似乎是关于做爱频率的最常见的说法了,然而为什么是一星期呢?有自然的成分也有社会的成分。
许多灵长性的雌性动物,例如说雌猩猩和雌狒狒等,在每个月最容易受孕的时期,它们便会表现出一些自我宣传的举动。这时雌猩猩或雌狒狒的肛门周围和外阴附近会明显地变红发光,甚至还会肿胀起来,有时甚至连它们的胸部也会变红,而雄猩猩或雄狒狒看到这些变化后会感到十分兴奋。在雌猩猩或雌狒狒身上红色的部分红得最美的时候,雄猩猩和雄狒狒便试图与它进行性交。雌猩猩或雌狒狒最易受孕的那几天,数头雄猩猩或雄狒狒必须为了自己的目的进行激烈的争夺活动。每只雄猩猩或雄狒狒都会想尽办法不让其他同性接近自己的目标。有时,它们为了看好自己的目标甚至连进食都放弃了。
而相反的,许多其他的灵长类动物,特别是那些会建立一夫一妻制体系的灵长类动物(例如说人类和长臂猿等),他们反而会将各种受孕期的迹象隐藏起来。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如果男性弄不清女性最易受孕的时期,他就无法对她进行密集式的看守。因为对男性来说,他不可能永远不眠不食地一直看守着自己的对象。而对女性来说,隐瞒受孕期可以使她掌握更多主动权,以决定自己受孕的时间与对象。特别是在女性希望进行外遇的时候,隐瞒受孕期能使女性更容易蒙骗自己的配偶。而同样的,雌性长臂猿也会以相同的方式隐瞒它们的受孕期。
女性隐瞒受孕期的能力既精巧又有效率,我们不免对女性拥有的这种能力感到叹为观止。女性的身体能够准备好一种利于怀孕的状态,只要时间完全正确,她就能立即怀孕,而另一方面,女性的身体却绝不会让男性探知自己的正确受孕时间。老实说,女性这种扰乱男性探知受孕时机的繁衍策略实在是奇妙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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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性交的目的从单纯繁衍后代转化为寻求性交中的快乐,可谓一个进步。
约翰·内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把避孕套列为影响现代生活的重大发明之一。
在所有男性和女性的一生当中,平均每个人都会进行性交2000~3000次。在现代避孕法发明之前,大多数人所生的子女人数在七名以下。若以粗略的算法来计算,等于大约每进行500次性交才能生出1名子女。姑且不论这种算法是否正确,但结论表现得非常明白:从繁衍的角度来看,基本上,我们进行例行性交并不是为了制造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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