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最新一期《纽约时报杂志》封面文章。为了探究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的可能性，纽约时报记者近期造访了因推行免费教育政策而名声鹊起的陕西吴起县，以及沿海发达地区，并采访了多位中国政要及学者。作者发现，构建消费社会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希望所系。但由于中国实行的种种扭曲及歧视性政策，这种转型并非易事。中国经济将不得不走上一条崎岖漫长的转型之路。
最新一期《纽约时报杂志》封面
每逢周末，数千中国人如潮水般地涌入北京宽敞明亮的宜家家居城，有些人是去购物，但大多数人只是去里面开开眼界，放松一下。
国美电器连锁店。一些中国领导人希望通过刺激消费的方式促使中国经济转型，进而使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经济体。
为了保持经济增长，中国向公路等基础设施及其建设者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
吴起县城。一个小吃摊点摆放在熠熠生辉的吴起国际大酒店的阴影之下。
一群学龄前孩子正在吴起一所新建幼儿园中睡觉。吴起县拥有充沛的石油资源，当地官员决定从石油销售收入中提取一些资金，花在该县的教育上。
当吴起国际大酒店于今春完工时，它立刻就主宰了吴起这座中国西北小城的天际线。酒店21层高，外面包裹着一层闪闪发光的的灰色金属，配有2部室外观光电梯。前段时间入住期间，我可以从位于19楼的房间中，清晰地观赏到附近山脉的景色。
当地官员正在以中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一直建议全中国应该采取的方式，进行着重塑这座城市的努力，这座酒店就是其计划的组成部分。相较于中国许多地方，吴起县政府为该县居民提供的医疗保险更为慷慨。吴起县的免费教育一直延续至高中阶段，而不像中国大部分地区那样只持续至初中阶段，这项政策受到了中国媒体的一致好评。过去10年间，这座位于黄土高原的小城一直在从事一项雄心勃勃的植树计划，昔日黄褐色的山脉已经披上了一抹绿色。1935年，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些山脉上结束了漫漫长征路，建造吴起国际大酒店正是为了接待前来重温这段历史的游客。
更大的想法在于建设一个更具持续性的经济，或者如中国领导人所称，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在这种经济中，家庭不必像现在常见的那样，为了支付高额教育和医疗费用而将其20%的收入储存下来。他们将负担得起现代生活中更多舒适的事物——更好的住房、衣物、交通和通讯设备。最终，中国将成为世界下一个庞大的消费社会。
在美国，这个术语可能有消极的含义，特别是在经历了上个10年的肆意举债之后。但在中国，这个术语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意味。这样一个消费社会将改善亿万人民的生活。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蓬勃发展的好处将更快速地传播至东部沿海以外的地区。服务行业将显著增长，经济将不再如此依赖于浓烟滚滚的工厂。
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消费者是其未来经济增长最大的希望之一。接下来这几年，当美国、欧洲和日本不得不减缓开支，偿还债务时，中国有可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数百万美国人（没错，数百万）最终将从事与出口至中国的产品和服务相关的设计、制造或销售工作。这种可能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民主党人、共和党人、经济学家、企业顾问、公司高层和劳工领袖都投入了这么多时间来敦促中国增加消费。鼓励中国增加消费，亦是前段时间汉城G20峰会的一大潜台词。
吴起县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当地官员在推动这项转变时所展露出的那股认真劲，以及这一转变依然要面对的重重困难。吴起国际大酒店的舒适程度可与美国大多数万豪或希尔顿酒店相媲美，但周围的街道灰蒙蒙的，缺乏生气。街道两旁的五金店、酒类和食品商店都如储藏室那般大小，其照明程度也与之相似。我碰到的一对夫妇对高中阶段免费这一政策非常兴奋，但他们依然把其微薄收入的一大块存储了下来，以支付子女大学费用或留作购置新居之用。这些储蓄创造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过程：由于人们买的东西不多，店铺生意无法兴隆，而人们买的东西之所以不够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好的店铺不够多。正如吴起县颇具改革意识的县委书记冯振东所言，“要花钱的地方，也只有这么多了。”
再来说说这座酒店自身。在我居住的头天晚上，我似乎连一个其他的宾客都没有碰到，不管是走廊、餐厅、电梯，还是我居住的19层。在我用完酒店的健身房之后，前台打电话问我次日早晨是否还要去健身。如果那样的话，相关人员要设法保证健身房届时没有上锁。
没有人相信，中国经济的转型将在一夜之间完成。但这种转变究竟需要花费多长时间，究竟有多大的难度？一心想着自身经济困境的美国人很可能低估了这位新对手面临的艰巨挑战及其内心深处的恐惧。
中国模式并不新鲜
中国的崛起或许经常被视为不可避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收回其丧失已久的经济实力。中国近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经济学家正在争论中国是否将在2025年或2030年之前取代美国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然而，中国的崛起绝非铁板钉钉之事。想一想南美、非洲甚或亚洲许多穷国的情况吧。这些国家虽然具有充沛的廉价劳动力，但其经济依然无法快速增长。或者考虑一下东欧那些依然受困于后苏联时代遗留问题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你甚至可以看看与中国并称为当代最佳发展故事的印度。仅在1990年，印度的人均收入与中国还是可比的。而中国如今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两倍还要多。因此，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或竭力向市场体制转型，抑或兼而有之，并不足以保证一国经济出现类似中国那样的爆炸式增长。
这种位居有史以来最快速度之列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战略和运气好的结果。毛泽东时代的残酷和压制令人窒息，但尽管出现可怕的饥荒，以及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的毁灭性打击，走出毛时代的中国人依然拥有于一个穷国而言相当难得的文化及健康水平。在毛时代临近终结之际，甚至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中国的生育高峰期就已结束，进而创造了一个由大批熟练工人支持人数相对较少的孩子和老人的人口结构。邓小平和他的改革派同僚在这片肥沃的经济土壤上，播下了市场演进的种子。工人们获得了成功的激励，另一方面，不受民主体制约束的中央规划者大举投资，将中国转化为世界工厂。
这种模式一直被冠以“北京共识”之称，令许多贫穷国家颇为向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就许多方面而言，这一模式并不新鲜。抛开政治不谈，中国上演的是一个经典的经济发展模式：投资有形资本及教育，以增强社会的生产力，与此同时，大量人口从农田转移至工厂。过去250年间，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皆是遵循这一模式发展起来的。著有《告别施舍》（A Farewell to Alms）一书的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称其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故事。
这一故事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持续崛起并不具备必然性。从远处观察，中国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巨人。而从内部来看，它看起来相当脆弱。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学家、公司高层和共产党官员正在辩论（有时还相当激烈）中国经济究竟有多脆弱。“从短期和中期来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杰出的经济学家余永定说。得出此结论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已经构筑了足够多的财政储备，可以让其在接下来这几年，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解决大多数问题。“但中国经济存在根本性矛盾。我们或许会在10到20年内浪费掉我们的优势。如果我们耗尽这些优势的话，我们将陷入大麻烦。”
血汗工厂 vs 创新型经济
为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需要从血汗工厂经济转变为创新型经济。其他国家的经验屡屡证明，这种过渡非常艰难。一旦一个国家将自身转变为出口工厂，它就无法通过重复这一做法的方式维系经济增长。它就无法再一次地把农民从毫无效率可言的农田转移至现代工厂。它也就无法永远保持其工业实力。伴随着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工人们将要求分享工业化带来的红利（中国已经开始出现这一幕），一些工厂将开始转移至更穷的国家。最终，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体需要采取两项关键步骤：制造不只是比竞争对手更便宜，而且还更好的货物，并打造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内市场，这样当出口不可避免地放缓之际，本国消费者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替代引擎。这两项步骤是齐头并进的。庞大的消费市场会变成实验室，公司明白，它们的创新将接受市场的检验，成功的创新将取得丰厚的回报。这些产品随后有可能扩散至消费市场不够成熟的国家。想一想电话、个人电脑、iPhone和iPad的情形吧。所有这些产品都是在美国设计的，现在已销往世界各地。
如今的中国尚没有此类成就供其宣扬，这一事实沉重地压在中国决策者的心头。中国的创新能力，尤其是其教育体系的品质，令他们忧心忡忡。当我在位于北京金融区的中国建设银行总部采访该行行长郭树清时，他提到，世界100强大学最新排名包括53所美国大学，中国大陆仅有3所大学入围。郭树清表示，甚至这一数字或许也高估了中国大学的实力。“就创新而言，我说的是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想法，中国的大学非常虚弱，”他说。相比之下，美国的教育体系使得Google这类公司的出现成为可能。
显然，中国的许多弱点可以归因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然而，谁也无法保证中国能够步入下一个发展阶段。日本和前苏联都未能过渡至创新型经济，尽管其失败的方式各有不同。虽然现在看来，这两个国家都是平淡无奇的比较对象，但它们占据过非常类似于今日之中国的地位。它们曾经是迅速崛起的强国，似乎已经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1994年，现在为《纽约时报》撰写专栏的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人当时谈论日本和所谓的东亚四小龙的口气，非常类似于他们在上世纪60年代对苏联的看法。“曾几何时，一些东亚国家超常规的经济增速不仅给西方意见领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吓破了他们的胆。”克鲁格曼如是写道。
当然，苏联根本没能采取采取下一项步骤。日本的确培育一些世界上最成功的出口商，比如索尼和丰田，并研制出了被广泛复制的实时制造工艺。但日本国内市场仍然受到庇护，效率低下，尤其是服务部门，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和创新。日本不只是经济减速（当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裕时，经济减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业已成为经济管理不善的全球性象征。鉴于中国也保护国内许多市场领域免受竞争压力，日本的这些麻烦与中国直接相关。
尽管美国经济如今陷于困境，但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已经从工业经济过渡至消费经济。美国的人均收入依然比德国或英国高出30%左右，比日本高40%，是中国人均收入的6倍以上。
中国的确拥有一些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首先就是其规模。但尽管如此，中国依然会发现这种过渡绝非易事。个体选择是消费型经济的中轴，而中国政府经常对选择这一理念持敌对态度。此外，中国政府中有许多只知道工业带动型增长模式，并受惠于此的官员，他们至少跟那些宣扬国内消费好处的经济改革派官员具有同等的影响力。这些改革派官员将不得不劝说他们的同僚暂时停止从事有史以来最为激进的工业化措施。中国现在将差不多一半的GDP用于被经济学家归为投资的广泛领域——道路、桥梁、铁路、港口、技术、厂房和办公楼。这一份额堪称历史之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日本和韩国处于经济繁荣期时，它们的这项比重也从未超过40%。而仅在10年之前，中国的投资开支占GDP的比重就已高达35%。
已经有迹象显示，中国正在抵达其工业革命的极限。不断增长的出口份额令其他国家万分沮丧，这些国家正在敦促人民币升值。一直助推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亦处于消失的边缘，工人数量将减少，退休人数将增加。倘若似乎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供应戛然而止，企业将不得不提高工资，与人民币升值一样，加薪也将降低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甚至在人口结构趋势对工资施加压力之前，今年广东省本田工厂爆发的数起罢工事件就已经导致一些公司把工人工资提高了逾两成之多。28个省份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12%到32%。
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许是最能显露中国经济模式正迫近极限的迹象。为了维持10%的年均增速，中国不得不向道路、建筑物等基础设施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换句话说，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已经开始下降，这绝非好兆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麻烦，”郭树清行长对我说。“我们意识到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它并非金融危机那一类问题。但如果这种无效率累计相当长时间的话，中国经济就有可能突然爆裂。”
在我近期访问中国期间，同许多西方人一样，这个国家取得的成就令我深感敬畏。一座座城市从无到有，拔地而起，进而使中国农民用了10年走完了通常需要整整一个世纪的经济历程。农村公路的平顺程度赛过了许多美国大城市，我乘坐的一辆高速火车仅有了一个小时，就呼啸穿过从纽约到华盛顿那么远的路程。这样的火车在美国出现的可能性基本上等于零。
但一旦你开始留意到不可持续的迹象，你也就开始发觉这些迹象几乎无处不在。令人颇感诧异的是，一些公路是空置的，有些建筑物亦是如此。在中国期间，我曾跟随一组美国商人在杭州游览一栋节能写字楼，我们没多久就发现这竟然是一栋样板楼（你可能很难相信世间还有这样的事情）。政府盖建此楼，是为了向潜在投资者显示倘若其进驻杭州，他们的公司将是怎样一副模样。
这种不可持续性在当前的房地产热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试图为如火如荼的房地产市场降温，但房价飙升势头丝毫不减。从租售比的角度看，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城市的住房价格，甚至比美国大多数城市在房市泡沫巅峰期的房价还要高。在北京或上海，同一个街道上可能出现四五个不同的房地产中介商。有的中介商干脆就在人行道上做起了生意，摆个桌子，散发房产信息。在北京市的交通指挥灯前，年轻人行走在等候通行的轿车之间，发放新建公寓的宣传手册。
诚然，增速如此之快的中国经济或许能跟上它的许多过分之举。但中国经济或许需要作出改变，才能做到这一点。工资必须以更快的速度上涨，人们必须花掉收入中更大的份额。否则，许多基础设施项目终将沦为摆设，房价将下跌。银行和政府将背负巨额坏账，进而耗尽被余永定和其他经济学家视为中国最大优势的财政力量。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中国正处于耗尽气力的边缘。中国可能至少还有5到10年的高速增长期，即便它只是重复一下当前的发展战略（因为中国依然可以从其他国家夺取更多的工业品市场份额）。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制造和出口方面的短期优势或许是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感到担忧的另一个原因。这些优势将使得中国更难产生重塑自身的紧迫感。
中国式补贴
在中国，围绕着经济政策进行的争论与其他的政治辩论迥然不同。日常对话中不会提及“西藏”和“1989年”这些字眼的人们经常公开谈论并批评中国的经济状况。对中国领导层来说，这些批评声音有多种用途，因为这类批评意见往往强调指出，中国依然是一个穷国，没办法减少污染或提升人民币汇率（在他们看来，这样做将让中国老百姓陷入经济困境）。最能考验一个人忠诚度的经济话题便是人民币汇率。中国经济学家经常尖锐批评美国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向中国施压，尽管他们最终也拐弯抹角地指出人民币应该升值。
余永定担心中国仅剩10到20年时间来避免麻烦出现。这位62岁，头发花白，留着长长鬓角的经济学家是一位温和的改革者。他那一代人差不多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有事件。他的曾祖父在19世纪移民至美国当苦力，但全家人最终还是返回中国。父亲是一位记者。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当余永定准备在北京上大学时，文化大革命爆发。被有关方面认定为知识分子的他随后在北京重型机器制造厂当了10年半熟练工人。“要是运气好的话，你就被分配到工厂，”他对我说。不走运的青年学生则被发配至偏远省份，甚或更糟。然而，他依然认为他在工厂那段时间干的是苦力活。
在工厂工作之余，余永定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并最终意识到他想当一位经济学家。他说，虽然自己没有任何专长，但兴趣广泛，尤其钟爱历史和数学。经济学似乎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职业。1979年，他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是邓小平为了推动改革而建立的一所学术机构）。除了负笈英伦攻读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6年，他一直在社科院工作。渣打银行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认为，余永定是把严格的统计方法带入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先行者之一，而且愿意跟随证据指引的方向探究下去。然而，这并没有使其成为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余永定称自己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我信奉渐进主义，”他对我说。
中国采用的渐进主义经济政策一直是其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东欧国家在几乎一夜之间转变为市场体制时所经历的动荡，并没有在中国出现。中国也成功地避免了古巴这类老派中央计划经济体的命运，因为邓小平及其追随者非常务实，并不囿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如果某种方式奏效，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有利，他们通常就付诸实施。正如余永定所言：“发展一直是中国数十年来最为重要的政策目标。经济不增长，就不会有足够的就业机会，社会就会不稳定。”为了创造这些就业岗位，中国政府给予了公司（特别是出口商品制造商）大量的补贴。有些补贴是直接且一目了然的，比如中国清洁能源产业正在享受的补贴。但大多数补贴都不易被外人察觉。余永定列举了几项：
政府压低煤炭、石油等自然资源价格，以牺牲生产这些资源的内地省份的利益为代价，补助使用这些资源的沿海出口商。北京方面也设置了利率上限，以伤害广大储户的利益为代价，帮助资本密集型企业举债扩张。劳动力的价格也受到了非直接压制。在中国，独立工会是非法组织。长期以来，一种名为“户口”的家庭登记制度似乎认为那些从偏远身份来城市打工的民工是非法入境者。免费教育、养老金、医疗保险这些基本福利，往往是那些离开家乡的打工者无法获得的奢侈品。
人民币汇率也是一种补贴。通过购买大批美国国债（以及相对少量的日本和欧洲国债），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相较于其他一篮子货币，人民币今日的价值几乎还处于1990年的水平——鉴于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的增速一直远高于世界经济，这一现象的确引人侧目。人民币低汇率压低中国造商品在其他国家的价格，帮助中国扩大出口。但它也提升了外国商品在中国的价位。中国政府其实是在处心积虑地减少本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以补贴其出口商。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余永定采取的是改革派经济学者的典型立场。“从中国自身利益考虑，我强烈支持人民币升值，”他对我说。另一方面，那些声称人民币低汇率伤害美国的美国人令他十分愤怒。“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他说。“问题不是出在中美之间，而是出在投资于中国的美国公司和美国国内工人之间。”这种分析或许言过其实；由于出口在中国经济中的份额大于进口，中国的确从人民币低汇率中获得了净效益。但余永定的另一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在中国境内拥有大量生意的西方公司（这是一份非常长，非常有影响力的名单）也从人民币低汇率中得到了好处。因外包丧失工作的美国工人并非人民币低汇率的受惠者。
国富民穷
九月份的一个午后，我和余永定坐在北京郊外一间酒店套房的客厅中攀谈。他平素跟太太住在市内，为了参加首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他在这家酒店小住了几个晚上。颐和园是古代皇帝的度假休憩之所，经济学家们居住的这家酒店试图把五星级的设施和堂皇的古代建筑融为一体。“我不喜欢这些玩意，”余永定用手指了指屋内精心布置的各式家具。“太多了，没必要。”这类过度现象，“也是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一个问题，”他指出。
中国慷慨赠予公司部门的补贴，一直是其建设工业经济的关键环节。但这些补贴也导致了严重的收入集中现象。某些收入集中现象呈现的是美国人习以为常的形式：富人从国民收入中获得的份额远大于几十年前的水平。《福布斯》杂志今年初报道称，中国大陆和香港有89位亿万富翁。经济规模与中国相差无几，人均收入是中国数倍的日本，仅有22位亿万富翁。如今，仅上海就有3家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旗舰店。
除了收入高度集中以外，中国还有另一种不平等现象。政府给予公司部门的种种补贴，使得公司积聚了巨额利润，公司的收益和亏损最终流向个人。在如今的中国，巨额利润的主要受益者是包括公司高层、投资者和党政官员在内的富裕阶层。富裕阶层不仅在实得工资方面远高于普通百姓，而且还可以享受企业囤积的资金带来的种种好处。大街上许多崭新的奥迪和别克轿车（林肯Town Car的中国版本）都是公司用车，颐和园酒店的许多宾客皆为公款买单。国有企业（甚至产品价格被人为压低的资源型国企）“经营”得相当出色。花旗集团前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指出，国有银行办公楼的豪华程度，是其外资竞争对手难以比拟的。在吴起县，唯一一栋可与新酒店媲美的高楼，就是另一家归属于当地石油公司的酒店。
然而，尽管中国的繁荣景象已延续了数十年时间，但大多数中国百姓依然相当贫穷。中国的人均GDP大约为7千美元，由于高企的储蓄和公司利润，消费仅占经济总量的35%。因此，中国人一年的平均消费仅为2,500美元左右。相比之下，美国的人均消费大约为3万美元。巴西的人均GDP是中国的1.5倍，但巴西的人均消费（大约7千美元）却是中国的2.5倍还要多。
当然，任何一位经历了过去几年全球泡沫泛滥和崩溃历程的人士都可能产生一个疑问：消费社会真有那么好吗？美国人一想起自己的国家已经转为消费社会，不再制造货物，就怨声载道，在他们看来，这绝非进步的迹象。但中国还远远谈不上过度消费。声称中国不具备一个足够大的消费经济，其实是在说，中国普通百姓获得的资源还不够多。倘若中国老百姓拥有更多的资源，他们势必将增大开支。这正是近期的工人罢工，以及随后的工资增长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这些迹象表明，中国家庭或许开始享用更多源自经济长期繁荣的果实。
在未来几年，涨薪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大。在接下来这几年，中国劳动力相对于其他人口的规模将达到顶峰，甚或已经达到了顶峰。尽管中国依然要过上很长时间才会面临劳工短缺问题，但年轻民工的流动将放缓。公司部门很可能将被迫作出反应：提高现有工人的工资或迁至工资更低的内陆地区，向那里的工人支付沿海地区工人过去享有的工薪水平。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其效果将是全国平均工资的整体提升。雇佣92万工人生产iPhone和其他技术产品的富士康公司，正在距离沿海1千英里的内陆城市重庆开办新工厂。
鉴于中国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工薪的涨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政策。党政官员自身也难以选择接下来的政策取向。一位商人告诉我，他知道大多数外部人士认为中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国家。“但中国其实跟美国一样，是一个特殊利益组合体，”他说。中国领导人深知，从短期来看，遏制劳工骚乱或许将压低工资（进而压低出口商品价格），似乎有助于经济增长。但许多人也知道，对经济处境的不满有可能引发政治动荡——仅仅在过去一个世纪，这种动荡就将一位皇帝和蒋介石拉下马，引发了文化大革命动荡不堪的局面，并在1989年对现政权构成了威胁。
余永定发现，资源分配或许是中国经济目前最令人沮丧的一面。甚至在许多公司和大城市发展得如火如荼之际，中国社会的许多层面却饱受资源不足的困扰。去年夏天，余永定的太太抽出时间，为小区内一位女清理工的女儿辅导功课。这个女孩刚刚从家乡来北京跟妈妈住在一起，她需要好好学习一下英语，才能跟上她的新同学。她之前就读的农村学校并不教英语。她的家人也不得不为她支付学费，因为她没有北京户口，无权享受北京市的免费教育政策。在一些农村地区，有的老师自身甚至连高中都没读过。余永定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除了通常的经济数据图表外，还演示了一些照片。其中一张显示的是坐在一所农村教室中的学生，桌椅周围是布满水坑的泥泞地面。其他照片则是富丽堂皇的国家大剧院、一辆高速列车，以及一系列庸俗华丽的省政府大楼。
如此强烈的反差，值得旁观者沉思片刻。在中国沿海的大城市，消费社会的建设正在迅速推进，有些方面似乎还比美国先行一步。在北京地铁某些站点之间的隧道墙壁上，视频广告与列车等速移动，竭力与车厢内也在播放广告的电视节目争夺乘客的眼球。我们几乎看不出，现代中国社会对消费这一观念有何敌对态度。问题在于，中国老百姓太穷了，没有钱来消费。
“我啥都不想要！”
吴起县一直有能力尝试一种不同的经济模式，因为这个位于陕西省的县城不算太富裕，但也并不太穷。吴起的偏远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无法成为工厂云集的新兴都市。实际上，吴起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中国的过去，而不是中国的未来。通往县城的山道两边有许多书写着“拥军爱民”之类宣传语的广告牌。县城里的老房子跟毛泽东及其同志流亡陕西期间的居所是同一类型：位于山腰的窑洞，其前方是一道石拱门和石门面。但吴起还有一样东西：石油。县委书记冯振东决定将一大块石油销售收入投在教育上。
冯振东成长于陕西一农家，在家中7个孩子中排行老六，也是这个农村家庭出的唯一一位大学生。当我询问他其中缘由时，他说父母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并且认定他是最聪明的一个。他的兄弟姐妹现在基本上都是农民或民工。大学毕业后，冯振东在一家国有企业担任水电工程师，后来党委安排他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现在，这位44岁的县委书记乘坐一辆挂着政府牌照的白色越野车穿行于吴起县四周，期间不时地在酷派智能手机上查阅电子邮件。
冯振东上学时碰到的许多老师都是不合格的。作为县委书记的他，已经关闭了100多所乡村小学，并新建了许多中心学校。6岁大的学生从周日到周四晚，一直住在颜色鲜艳的学校宿舍中，这些宿舍跟当地许多新建房屋一样，都配有让人联想起窑洞的拱形门廊。吴起县还从其他城市招募了许多优良师资，并向其中有些老师提供20万左右的年薪（这一金额足足是吴起当地老师工资的好几倍）。
就许多方面而言，吴起的学校都是相当不错的。冯振东特别叮咛，务必要在一个低收入群体小区建成之前，先在附近建一所学校，以方便搬入小区的孩子能尽快入学。在我参观的一所小学的台阶上，绘有一些美语供学生学习。有一所中学配有一座可容纳2,500人的体育馆。在吴起县一所高中，身着校服的学生经过的走廊两边挂着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和纽约大学等海外高等学府的照片。但从其他方面来看，这些学校依然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比如，我发现每个高中班级的学生人数都在50人以上。最公允的结论似乎是，吴起的学校正在改进，当地的党政官员对办学条件的持续改善给予了高度重视。
教育已经对中国的崛起作出了贡献，尽管这种贡献时常被低估。几十年来，中国孩子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时间一直高于其他国家的同龄人。中国廉价劳工具备世界许多国家廉价劳动力所罕有的技术水平。正如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Quarterly）编辑阿瑟·克罗伯（Arthur Kroeber）所言：“你可能拥有许多廉价劳动力，但如果这些廉价劳工不识字，不能按照指令工作，而且总是生病，拥有这么多廉价劳工也没啥用处。”
下一步是不只为工厂，而且为将构成消费型经济日益增长组成部分的白领工作培养人才。从事白领工作大多需要完整的中学教育，甚或大学教育。如今，55%的中国成年人拥有高中学历，而印度的这一比例还不到10%。但仅有5%的中国成年人拥有大学学位。
中国高校参差不齐的教育质量也是一个问题。近期出版的一本书用“蚁族”一词来形容许多出境艰难的大学毕业生，特别是那些来自二三级院校的大学生。就长期而言，更大的问题在于许多家庭将无力负担初中以上的教育。在中国大多数地区，孩子从大约14岁开始，就需交纳学费。在近期的一项调查中，许多中国家庭将子女教育费用列为他们存钱的主要原因。
甚至在吴起县，许多父母一谈及子女以后要上大学，就不禁为学费的事情发起愁来。9月份，在中秋长假即将开始的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星期二，我跟一位名叫郭秀琴（音译）的女士攀谈了一会，她当时正带着4岁大的双胞胎女儿在一所幼儿园门口等待另一个孩子一起回家。身着一件皮夹克的郭秀琴给我描述了一下吴起县近些年来的变化。“这些新房子就是不一样，你看房上的那些砖瓦，颜色多鲜艳啊，”她说。农民们不再依附于土地，部分原因是，当地政府推出了一项鼓励农民在田地里种树的计划，并给予农民相应的补偿金。郭秀琴的丈夫经营小型运输生意，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度过的。全家人一年的总收入大约为8千元，免费学前教育可以让他们多存一些钱。郭秀琴估摸着，他们现在大约把一半的收入都存在银行里了。“上大学要花很多钱的，”她说。她想让女儿将来去外地上大学，越远越好。
剩下的收入除了购买食品和衣物外，还要照顾他们年迈的父母。我问30岁的郭秀琴未来有没有购置什么东西的打算。“我啥都不想要，”她说。有没有考虑过搬离乡下，在临近学校的地方盖一栋房子？“这样当然好了，但我怎么可能梦想这样的好事呢？”她笑着回答说。
模仿vs 创新
如果中国最终要建成消费型经济，它或许要更多地依赖于郭秀琴的女儿们，而不是郭秀琴她自己。今天的青少年出生于1989年之后，只了解经济高涨时期的繁荣景象，他们或许有着不同于父辈的消费理念。比如，鉴于中国目前的收入水平，中国青少年对高科技产品的迷恋程度的确令人惊讶。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最近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人的上网时间，以及在网上购物的可能性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大国，甚至比更富裕的巴西人和俄罗斯人还要大。这项研究还发现，在中国农村地区，将近一半的网民都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差不多80%的互联网用户都在30岁以下。
吴起县的互联网基础服务非常出色，过去几年来，个人电脑已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我所有的同事都在网上购物，”24岁的县政府公务员马静怡（音译）说。在北京上大学时，她时常上网，今夏返回吴起之后，她非常惊讶地发现上网已经在家乡蔚然成风。马静怡说，她每月大约花费两三百元在淘宝网上购物。
淘宝网堪称消费与创新之间共生关系的绝佳范例。如同即时通讯服务商腾讯公司和搜索引擎服务商百度一样，淘宝网位于杭州的母公司阿里巴巴业已成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之一。正是由于中国庞大的互联网用户，同时还因为不同于许多其他服务行业，互联网没有被强大的国有企业所主宰，这些公司才能增长至今日的规模。互联网公司通过提供价格合理的优质服务，收获了成功。
但中国网络公司距离欧美同行的创新能力，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淘宝、腾讯和百度几乎没有从事过有别于西方公司的业务。这些中国公司的成功靠的是模仿他人的创新，然后将其有效地应用于本土市场。今天的许多初创公司也试图遵循相似的商业战略。在Google中国区前总裁李开复创办的创新工场里，容光焕发的创业者长时间地匍匐于相连的格子间内，试图创造出下一个淘宝网。创业者们令人钦佩地坦诚，他们并不处于互联网科技的前沿。创新工场的一位工程师向我解释说，成功并不一定需要创新。中国市场依然在渴求最基本的事物。
这种战略在许多行业中都产生了效果。李宁专卖店是吴起县相对比较漂亮的店铺之一。这个商店类似于美国低端中商场经常见到的那类销售运动鞋的小店铺。甚至产品上和店铺前方的李宁品牌标志都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它跟耐克的标志仅有稍许差异。
除了不成熟的消费市场以外，中国的教育体系也遏制了创新的出现。从冯振东到北京最高领导层，中国的官员担心，学校还不知道如何才能培养出能够创办伟大公司的企业家。“传统的教育产生出一个问题，学生的考试成绩相当出色，但不具备创新能力，”冯振东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吴起县除了通常的数学、语文和英语课外，还在课程体系中添加了美术和音乐课。墙壁上挂有阿姆赫斯特学院和纽约大学照片的那所高中已经创立了手工、物理、化学和音乐兴趣小组。冯振东承认，他还不知道这些举措能产生出多大的效果。
尽管如此，中国的新一代企业家依然有可能开始涌现。如果学校开始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意识的学生，这些学生就可以在消费支出增加的推动下，创造出真正有特色的产品。如果政府开放更多的行业（航空、银行、电信和零售），争夺客户的竞争也将激励创新行为。最终，新产品的创意或许将从北京、杭州，甚至吴起这样的地方不断涌现。正如世界现在从欧美公司的创新中受益一样，这些来自中国的新创意也将让整个世界受益匪浅。试想一下中国研发出一种廉价清洁能源的情景。最重要的是，创新将让中国获益。到那时，中国将不只有拿着1美元时薪组装iPhone的工人，还将有一大批拿着20或50美元时薪设计下一个iPhone的软件研发者。
建起来再说
一天晚上，吃完一顿四川菜后，冯振东问我想不想攀登城里差不多快完工的长征纪念碑。纪念碑的开端是一段壮观的户外楼梯，随后是一条绵延两英里，延伸至大山的道路，约有1千英尺高，路旁散落着许多向工农兵致敬的雕塑。我从山上的空地俯视吴起县城，想象着下个10年，它是否会发生沿海地区过去10年间所经历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游客和企业高管是否终将入住这栋新酒店？吴起是否将迎来新的产业和店铺？我对冯振东说，尽管吴起的种种努力令人印象深刻，但目前还很难准确判断它将如何构造一个自我维持的经济，进而摆脱对承载着厚望的基建项目的过度依赖。他并没有完全否定我的观点。“我们无法预言未来10年的情形，”他说。“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在机会到来之前，建设好吴起的环境、基础设施和人才储备。我们只能打好基础。将来的事情并不一定按照我计划的那样发展。”
当然，冯振东并非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地方领导人。中国许多城市和省份的官员只追求经济的短期增长，从不顾及其政策的长期后果。执政党评价和晋升官员的主要依据是GDP统计数据，而不是教育、就业或生活水平等方面的考量。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尽管温家宝总理和胡锦涛主席一再声称要改革经济结构，但自他们于2003年上任以来，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依然持续跌落，投资的比重则增势不减。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中国正在改变，如今的改革派官员终将胜出，就如当年的邓小平一样。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中国数据中心的资料显示，过去3年间，诸如陕西这类较贫穷省份的经济增速一直高于北京、上海等最富裕地区。多年来一直发生的是相反的一幕，地区差异不断扩大。许多省份也开始放松户口制度。党政官员表示，定于明年3月份发布的中国十二五规划将重点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即，经济增长对民生的影响），而不是数量。中国内外的观察家正在猜测很可能将于2013年出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对经济改革的态度。
于2008年宣布的经济刺激计划，是中国政府近些年来致力于经济转型的核心举措。相较于各自的经济规模而言，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是美国救市方案的两倍有余。这项刺激计划的重点投向是基础设施，主要是公路、火车和住房。基建开支是能够发挥中国现有优势的大手笔投资。当数千万工厂工人在全球衰退肆虐之际丧失工作时，中国政府能够将其中的许多人迅速安置在建设工地上（在一个不必为产权和环境问题过于担忧的集权国家，政府很容易找到这类获得资金支持后立即上马的项目）。正如余永定教授所言，“政府并没有足够强的工具去影响消费，投资是个更容易的办法。”在中国这样一个还没有成长为消费型经济的国度中，此种情形尤为显著。
但基础设施也可以对建设消费型经济发挥促进作用。数百座城市中拔地而起的新公寓楼正在雇佣工人来建造，这些楼房以后将成为农村移民的住宅。一旦住进城市，这些移民就可以赚到更多的收入，从而将增加其消费开支。正如同美国的州际公路系统当初发挥的作用一样，新建的铁路和公路不仅将减少出行花费时间，还可以把中国的国内经济缝合在一起。我在杭州逗留期间，当地官员正准备开通一条通往上海的新铁路，从而把穿行这段120英里路程的时间减少至1小时以内。一位名叫屠冬冬的副区长表示，“这条铁路开通后，杭州将成为上海的一部分。”某些新建的公路或许是空置的，但《中国经济季刊》编辑阿瑟·克罗伯表示，高速火车基本上是满座的。
悲观者声称，留给中国作出重大改变的时间，仅有几年而已。根据这一思路，近期在基建项目上的大笔开支只会带来空置的房屋和无法回收的贷款。此外，羸弱的全球经济将很快促使其他国家竖起贸易壁垒，除非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乐观者回应称，中国依然是个穷国，依然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才能从工厂经济转为消费经济。中国建设银行行长郭树清并不认为近些年来的变化来得足够快。但他补充说，“我认为我们拥有的时间和工具足以帮助我们实现经济软着陆和平稳转型。”阿瑟·克罗伯对此表示同意，他指出，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仅相当于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水平。
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的一个理由是，当前这种战略（郭树清称其为“建起来再说”）曾经在过去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沿海那些城市，是在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建起来之后才成为制造业中心的。他们先行一步，中国的自然优势——规模、位置、有文化的人口，以及儒家工作观念（虽然这一因素很难量化）——使得这一战略结出硕果。如果这一幕再次发生，并非所有的楼房和道路都将被填满，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将被利用。
1985年，克罗伯第一次来中国访问。当时，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以及自那时起几乎没有间断的经济繁荣期依然处于初级阶段。克罗伯表示，甚至在那时，他也很难想象中国将如何使所有这些新建设施派上用场。那次逗留中国期间，他有时会骑着自行车，绕二环游走北京城。二环路大且宽，鲜有车辆。克罗伯依然记得自己当时的看法：北京市花费巨资修建此路，简直荒唐之极。然而，今天的二环路已是车满为患。地铁往往是一种更快捷的交通方式。三环和四环也拥挤不堪。尽管就拥挤程度而言，完工于2003年的五环和今年建成的六环稍稍“逊色”一些，但你绝不会产生在上面骑单车的冲动。
如今，在中国断断续续地构造新经济之际，人们提及到一个有趣的比较对象：美国。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及其最新的挑战者都需要重塑自身。郭树清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你们美国也面临转型。”美国需要摆脱长期好处寥寥的举债消费模式，转而进行有助于创造高薪就业机会的投资，比如教育、基础设施、能源和科研方面的投资。中国需要减少投资，增加消费，以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并在此过程中拉动世界经济摆脱低迷。中美两国都需要采取重大变革，方能创造出更具持续性的增长方式。但在两国国内，这些变革都将面临激烈的反对声音。
世人往往把中美两国视为对手。接下来几年中，中美两国将围绕着谁将成为未来产业的建造者，谁将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主宰者等方面继续较量下去。然而，就如同中国的出口浪潮和美国的消费浪潮相互依存一样，中美两国面临的问题其实是相互关联的，金融危机需要两国联手度过。对两国而言，现在最糟糕的情形莫过于中国经济陷于停滞。中国经济的停滞将减缓美国经济增速，并有可能导致中国出现政治动荡。最好的情形是两国采取渐进措施，促进各自经济转型，从而令彼此受益。但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大卫•莱昂纳特（DAVIDLEONHARDT）是《纽约时报》经济事务专栏作家，《纽约时报杂志》写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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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http://www.nytim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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