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主是苏哈托政权
五月大屠杀显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蓄意事件，显然与印尼军方有关系。来自印尼私人诊所的消息说，参与屠杀和强奸活动的暴徒承认，他们事先被注射了兴奋剂，以便顺利执行这项禽兽任务。事后他们感到体力不支，纷纷到诊所就医。有的暴徒本来就是各地的地痞流氓，有的则是各地的武术班学员，有的是被军校淘汰的学生，但是其操纵者则是军队和一部分极端排华势力。数日以前，这些社会渣滓被集中到东部的齐普尔基地进行集训，临出发前，不光被注了兴奋剂，而且组织者许诺，每强奸一名妇女可得赏金二万印尼盾（约2.5美元）。
那么印尼军方为什么要支持极端排华势力发起这场大屠杀呢？原来，无论印尼军队还是极端排华势力都是苏哈托政权手中的工具，为苏哈托效命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苏哈托本来就是靠屠杀起家的。1965年9月，印尼军队发动了右翼政变，将亲共的民族主义总统苏加诺赶下台，随后50多万印尼党人被屠杀（这是最低数字）。而政变和大屠杀的主要实力派人物就是苏哈托。随后，苏哈托就执掌了印尼政权，执政期间采用法西斯独裁手法，对内钳制国内舆论，继续清洗党；对外则成为美国冷战在南亚地区的桥头堡，并成为冷战组织东盟的盟主，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为奖励苏哈托反共有功，美国带头向印尼投资，优先向印尼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印尼开放美国市场，并要求日本也照此办理。而有了苏哈托的对内残酷镇压政策，美、日为主的西方国家也印尼的血汗工资制中捞到了实惠。在这种政治结构中，以苏哈托家族为核心的所谓专业集团极大程度地榨取了人民的血汗，苏哈托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霸占着国内的各大公司，苏哈托家族的财产达全国总财产的一半以上。（因此，印尼的人均收入实际上至少比公布的低一半）。在印尼金融危机前夕，苏哈托家族为主的50人拥有印尼全部外债（800亿美元）的95%。可以说，苏哈托家族巧取豪夺是印尼金融危机的结构性因素。
但是，这种经济上的巧取豪夺和严厉的独裁统治也有其自身的问题，那就是阶级对立极为严重。在经济增长期间，人们对苏哈托家族的高压盘剥敢怒不敢言，保住小命再说。到金融危机来临时，相当大一部分人来说，即使不反抗也保不住小命了。1976年印尼的赤贫人口是2000万，1998年时赤贫人口却增加到8000万，占印尼总人口的约40%。阶级矛盾空前激烈，社会不满情绪如同火山熔岩般滚滚涌动，随时化为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在这种情况下，苏哈托政权就考虑将火山熔岩引向印尼社会中最没有政治权力的那一部分——华人。华人是苏哈托政权的排汽阀，多年以来，每当民怨沸腾要将社会炸裂时，这个排汽阀就会被启动，这样苏哈托家族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就能躲避冲击，继续存在下去。这是苏哈托统治结构中的最黑暗、最隐秘又必不可少的一环，其意义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同样的。只有把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把阶级怒火转化为种族仇恨，才能维持一个剥削压迫的社会结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种族主义实际上也是任何一种阶级统治政权的不可或缺的构件。即使是特别爱标榜民主的美国，不也是以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作为它社会稳定的排汽阀吗？三K党和印尼的极端排华势力实际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统治集团的主流在平时也看不起它们，但却深深懂得极端右翼势力的存在的重要性。
事实上，印尼华人对这一结构并不是不清楚。7月6日，他们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求助时介绍说：“在前总统苏哈托（苏哈托这时已经下台——引注）的计划中，我们不可以进入政治、军事、文化领域内，基本上，我们只能从商，或工业等经济领域，或在体育界发展。……前总统苏哈托把我们当成是维护他的独裁、贪污统治的挡箭牌，为了使每次人民的反贪污反独裁运动迷失方向，每当人民的不满运动达到顶点时，他就会利用新闻界、电视台、无线电台以及印尼原住民对华裔在事业上的成就所产生的妒忌之心，以及极端分子盲目仇视的心态，煽动他们烧、杀、抢华裔财产甚至强奸华裔妇女。每次发生烧、杀、抢以及强奸事件之后，印尼原住民对前总统苏哈托的恨意就会下降，印尼人民反对前总统苏哈托的统治的压力就相应的减轻了。这样，就达到前总统苏哈托继续统治印尼的目的了。以华裔作他的挡箭牌以及高压铁腕手段使他的独裁统治成功地延续了32年。”
因此，说苏哈托政权是大屠杀的谋主恐怕是不会冤枉的。事实上，这样的大屠杀也只有政权力量才有可能操作。我们了解到，在屠杀和强奸进行时，警察都远远地躲在一旁看热闹，消防队也不开进现场，听任大火吞噬一幢幢商店、住宅，听任大火里发出的撕裂心肺的惨叫。为了大屠杀顺利发动，早在今年三、四月份时，印尼媒体就开始把矛头指向华人，攻击华人为富不仁，不肯同化，明示或暗示华人是应该对印尼经济崩溃负责。事实上，除了极个别华人与苏哈托集团有染以外，绝大多数的华人无非是中产阶级，过着还过得去的生活而已。他们根本没有力量促进或仅仅是推动经济危机，这只能是苏哈托家族的事。
由于经济危机的内部根源在于苏哈托统治集团（专业集团）的残酷盘剥，因此专业集团面对社会矛盾激化的危险束手无策，这才起动了排汽阀。但是五月惨案以后，经济危机更加深重，社会矛盾激化的局面仍未根本改观。西方大国开始担心苏哈托稳不住局面，又加上国际舆论的压力，因此苏哈托以退为进，效仿蒋介石宣布下野。
新任总统哈比比根本上就是个傀儡性的、过渡性的人物。军队、议员、舆论界和重要经济部门仍掌握在苏哈托手中。例如，印尼武装部队司令维兰托、特种部队司令普拉博沃（苏哈托的女婿）都是苏哈托的旧人，恐怕都参与了五月惨案的策划。国际社会一般认为，象苏哈托这样经营了32年的独裁政权，其势力盘根错节，除非是摧枯拉朽式的社会革命，不可能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因此苏哈托下台必然会有流血动乱事件。然而，似乎出人意料的是，政权平稳交接。这只能从反面说明，苏哈托家族事实上仍然控制着印尼政局。
正因为如此，所以哈比比也只能是听命于苏哈托。事实上，哈比比对五月惨案的基本态度是听之任之。7月18日，《华盛顿邮报》刊出了哈比比的谈话，哈比比说即使在五月暴乱后逃离印尼的华裔不回来，印尼也不会完蛋，反面增加当地人进入工商界的机会。这就是继续挑拨华人和印尼人的关系。此外，哈比比外界压力下视察华人区时，对华人说，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你们可以自卫嘛。这实际上是更阴险地置华人于死地：在成群受过军事训练的彪形大汉的围攻下，在更多的印尼人的旁观和纵容下，自卫无疑于自杀！
印尼政府的态度如此恶劣，华人不得不纷纷外逃。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大使馆——还有台湾驻印尼代办——前挤满了要求签证的华人，没有能力签证的年轻姑娘不得不当邮购新娘远嫁他国。第一批流动能力强的华人大约3万多人已经逃离印尼，而更大规模的逃亡潮正在兴起：变卖住宅，套现生意，不顾一切往外逃！
事实上也必须往外逃。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虽然暂停，但无组织的分散的迫害和强奸仍天天在进行。7月16日，东爪哇首府泗水东南220公里的任抹，1000多人袭击了该市的商业中心，几十位华人店主被迫逃跑。这是又一起新的、较大的迫害。
华人在印尼约有600万人，不可能全部都逃离印尼。那些比较贫穷的华人可能就逃不走，也没有地方去。他们仍将随时处于印尼极端势力的威胁之中。
五月惨案发生后一段时间里，国际舆论似乎并不关心华人的生死。成为头条新闻的是苏哈托的下台和哈比比的前景。只是在哈比比政权的傀儡性质被认定后，国际舆论才开始更多地报道惨案的真相。也只有从这时起，印尼所谓五月骚乱的严重性才陆陆续续渗透出来。
世界各地的华人当然义愤填膺。任何一位还有一点良知的人都会义愤填膺。美国、加拿大、香港、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世界各地的华人民间组织纷纷表示了极大的惊骇和愤怒，严辞遣责印尼政府，要求印尼政府迅速查清事情的真相，对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保护华人的合法权益，并对受伤的华人妇女表达了深切的关怀。
但是，印尼政府根本没把国际舆论的压力放在眼里。哈比比的讲话虽然也终于承认“这是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事实上，这是玩弄文字游戏。1965年印尼屠杀50多万党人才称得上印尼之最。不能排除，哈比比要借这种语言抹去人们对历史的记忆，并为下一次屠杀抹去上一次屠杀惨象提供先例。而且，其用语多么温和，仿佛印尼政府以前多么人道，现在也多么讲究人道！
中国是不是应该更强硬一些？遗憾的是，中国对印尼政府似乎太软弱了。
中国连谴责都不敢。6月中旬外交部对此事件表示了关注；时隔一个多月后，7月28日，外交部长唐家璇又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就在国际舆论纷纷用“野蛮”、“惨无人道”来描述这一事件时，8月3日迟到的《人民日报》评论员却只敢说“掠人财产、奸人妻女”，仿佛是个别道德品行不良的流氓所为似的。
不仅如此，中国国内的各大报纸也似乎断绝了消息来源，对印尼发生的暴行非常陌生，好象印尼华人血管里流的不是中华民族的血液，摆出一付莫管闲事的姿态。
这不应该是中国的形象。这不应该是中华民族的形象。这不应该是普通中国人的形象。
中国民间怎么会鸦雀无声！？
在天涯咫尺的信息化时代，印尼五月发生暴乱的消息居然在中国大陆被封锁了足足两个多月。直到七月份互联网上传出一张张令人惨痛欲绝的图片，传出海外华人群情激愤示威游行场面时，才终于点点滴滴地漏出在媒体上。
这其中的原委和细节是很值得深思、深究的。但大学生们并没有深究，他们难以相信同为华夏子孙的印尼华人遭到如此惨无人道的残杀和迫害。因此，似乎早就看破红尘的九十年代大学生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毕竟还没有漠视人之为人的生命、鲜血和人格尊严。八月十日清晨，北大学生在三角地贴出了多年不见的大字报，愤怒地谴责印尼暴行，哀悼死难的同胞，为受强暴的妇女抱打不平，并希望组织起来到印尼驻华大使馆前去示威。迟至傍晚，虽经校方劝阻，三角地仍有二百多学生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表达对印尼华人的支持。同一天，清华大学也贴出了类似的大小字报，提出在第三天，即八月十二日到印尼使馆前抗议。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似乎显得更加冷静一些，他们相约相互不留地址，不通姓名，不穿清华字样的服装，只留联络方式，骑自行车分散地前往印尼使馆。在使馆前如遇询查，则一律以中国人自称。
这一事态立刻引起了校方的高度重视，当天晚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们，特别是有正义感强烈、有组织才干的学生就受到了严厉警告和谆谆“劝导”。第二天，印尼使馆门前果然平安无事。
校方是如何“劝导”的？校方的基本逻辑是，印尼事件是复杂的、敏感的、历史性的，既是个政治问题，又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种族问题，和文化问题，非常复杂。处理印尼事件要有理、有利、有节，还要合法，要相信党和政府能妥善地把握好事件的尺度。话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你们小孩子懂什么？头脑简单、处事鲁莽、又不懂历史，不知国际法，老老实实一边呆着去，好好念书吧！
但以为这样一番解释就能把学生的愤怒闷在心里，未免太小瞧学生了。
不错，印尼事件是复杂的。事实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比如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蒋介石发动4.12大屠杀，9.18日本出兵占领东北，7.7芦沟桥事变，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都是复杂的。例如以似乎很简单的南京大屠杀，从中国方面来说，如果不是蒋氏集团既想在国人面前摆出抗日姿态，又不想使自己的实力受损，则南京保卫战就不会那么被动，撒退时那么仓皇，南京城的三十万居民也就来得及组织，不会成为日本刺杀比赛的活靶子；从日本方面说，如果不是日本要用中国人的鲜血来营养其武士道精神，并阻吓中国人民反抗，也没有必要做得那么血腥；从根本原因上讲，如果不是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丰富的资源和 市场，不是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使日本经济萎缩，日本也就不会发动侵华战争。但难道能因为顾忌放过了蒋氏集团而不谴责大屠杀吗？难道能因为我们也需要资本主义就不谴责大屠杀吗？难道能因为我们的强烈抗议会使日本人更加残暴而当缩头乌龟吗？
印尼这个复杂事件在有一点上是再简单清楚不过的事，那就是难以计数的华人妇女被轮奸，4000多家华人商场和1000多家华人住宅被烧。这难道不是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的最新版本吗？仅仅凭这一点，难道还不可以到印尼使馆前去搞一个并不成气候的抗议活动吗？
不错，印尼事件是敏感的。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敏感的事件居然可以压着两个多月风雨不透。更奇怪的是，学生的小小抗议动向却触发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印尼事件敏感呢？还是学生对印尼的抗议敏感？究竟是杀人敏感呢？还是旁观者帮着呼喊几声救命敏感？
海外华人纷纷起来抗议，中国政府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学生起来抗议，却不是“理所当然的”呢？海外华人游行，是不是也应该向中国政府一样因为顾虑事件的敏感性而思忖再三呢？是不是不够有理有利有节呢？“理所当然”者，抗议是应该的；不抗议才是不可理解的。印尼排华极端势力既然做得出杀人放火的残暴行径来，自然也知道世界华人联合起来抗议是“理所当然”的。做都做得，为什么说就说不得？相反，如果华人世界鸦雀无声，岂不是让印尼排华势力更加得意、嚣张、肆无忌惮吗？
不错，印尼事件是历史性的。1965年印尼政治格局恰如中国的北阀战争期间，总统苏加诺和中国的孙中山相类似，是一位亲共、亲苏、亲中的民族主义领袖，领导着一个由印尼党和印尼右翼势力组成的政治联盟。随着印尼党力量的壮大，政治联盟右翼的以苏哈托为首的军人集团日益不满，借9.30事件将10 0多万印尼党员一网打尽，全部杀光。——其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功劳也不小，5000多人的党骨干名单就是由美国驻印尼使馆提供的，而且在苏哈托上台后以各种形式给予援助。因此，说苏哈托是在美国支持下靠杀人起家的刽子手，是最名符其实的。苏哈托所杀的印尼党员中，有不少是华人。此后，苏哈托32年的独裁政权就是靠时不时发动反华排华事件来转移社会矛盾。这就是印尼事件的历史性。问题在于，我们还要听任华人在印尼任人宰割的历史继续下去吗？
不错，印尼事件中受害的是没有中国国籍的华人，因此事情处理有可能会涉及到国际法。但是组织一次小小的抗议活动也与国际法有关系吗？抗议只是表达一种强烈的意向，并非直接就等同于处理问题。分寸可以也需要由政府来把握，但表达意向却是每一个中国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由以上四点分析可知，校方的“劝说”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其背后的政治理念更是陈腐不堪：政治是政府的是，与老百姓无关！你们不懂，也搞不懂政治，老老实实做好我让你做的本份工作吧。
五月大屠杀显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蓄意事件，显然与印尼军方有关系。来自印尼私人诊所的消息说，参与屠杀和强奸活动的暴徒承认，他们事先被注射了兴奋剂，以便顺利执行这项禽兽任务。事后他们感到体力不支，纷纷到诊所就医。有的暴徒本来就是各地的地痞流氓，有的则是各地的武术班学员，有的是被军校淘汰的学生，但是其操纵者则是军队和一部分极端排华势力。数日以前，这些社会渣滓被集中到东部的齐普尔基地进行集训，临出发前，不光被注了兴奋剂，而且组织者许诺，每强奸一名妇女可得赏金二万印尼盾（约2.5美元）。
那么印尼军方为什么要支持极端排华势力发起这场大屠杀呢？原来，无论印尼军队还是极端排华势力都是苏哈托政权手中的工具，为苏哈托效命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苏哈托本来就是靠屠杀起家的。1965年9月，印尼军队发动了右翼政变，将亲共的民族主义总统苏加诺赶下台，随后50多万印尼党人被屠杀（这是最低数字）。而政变和大屠杀的主要实力派人物就是苏哈托。随后，苏哈托就执掌了印尼政权，执政期间采用法西斯独裁手法，对内钳制国内舆论，继续清洗党；对外则成为美国冷战在南亚地区的桥头堡，并成为冷战组织东盟的盟主，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为奖励苏哈托反共有功，美国带头向印尼投资，优先向印尼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印尼开放美国市场，并要求日本也照此办理。而有了苏哈托的对内残酷镇压政策，美、日为主的西方国家也印尼的血汗工资制中捞到了实惠。在这种政治结构中，以苏哈托家族为核心的所谓专业集团极大程度地榨取了人民的血汗，苏哈托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霸占着国内的各大公司，苏哈托家族的财产达全国总财产的一半以上。（因此，印尼的人均收入实际上至少比公布的低一半）。在印尼金融危机前夕，苏哈托家族为主的50人拥有印尼全部外债（800亿美元）的95%。可以说，苏哈托家族巧取豪夺是印尼金融危机的结构性因素。
但是，这种经济上的巧取豪夺和严厉的独裁统治也有其自身的问题，那就是阶级对立极为严重。在经济增长期间，人们对苏哈托家族的高压盘剥敢怒不敢言，保住小命再说。到金融危机来临时，相当大一部分人来说，即使不反抗也保不住小命了。1976年印尼的赤贫人口是2000万，1998年时赤贫人口却增加到8000万，占印尼总人口的约40%。阶级矛盾空前激烈，社会不满情绪如同火山熔岩般滚滚涌动，随时化为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在这种情况下，苏哈托政权就考虑将火山熔岩引向印尼社会中最没有政治权力的那一部分——华人。华人是苏哈托政权的排汽阀，多年以来，每当民怨沸腾要将社会炸裂时，这个排汽阀就会被启动，这样苏哈托家族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就能躲避冲击，继续存在下去。这是苏哈托统治结构中的最黑暗、最隐秘又必不可少的一环，其意义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同样的。只有把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把阶级怒火转化为种族仇恨，才能维持一个剥削压迫的社会结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种族主义实际上也是任何一种阶级统治政权的不可或缺的构件。即使是特别爱标榜民主的美国，不也是以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作为它社会稳定的排汽阀吗？三K党和印尼的极端排华势力实际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统治集团的主流在平时也看不起它们，但却深深懂得极端右翼势力的存在的重要性。
事实上，印尼华人对这一结构并不是不清楚。7月6日，他们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求助时介绍说：“在前总统苏哈托（苏哈托这时已经下台——引注）的计划中，我们不可以进入政治、军事、文化领域内，基本上，我们只能从商，或工业等经济领域，或在体育界发展。……前总统苏哈托把我们当成是维护他的独裁、贪污统治的挡箭牌，为了使每次人民的反贪污反独裁运动迷失方向，每当人民的不满运动达到顶点时，他就会利用新闻界、电视台、无线电台以及印尼原住民对华裔在事业上的成就所产生的妒忌之心，以及极端分子盲目仇视的心态，煽动他们烧、杀、抢华裔财产甚至强奸华裔妇女。每次发生烧、杀、抢以及强奸事件之后，印尼原住民对前总统苏哈托的恨意就会下降，印尼人民反对前总统苏哈托的统治的压力就相应的减轻了。这样，就达到前总统苏哈托继续统治印尼的目的了。以华裔作他的挡箭牌以及高压铁腕手段使他的独裁统治成功地延续了32年。”
因此，说苏哈托政权是大屠杀的谋主恐怕是不会冤枉的。事实上，这样的大屠杀也只有政权力量才有可能操作。我们了解到，在屠杀和强奸进行时，警察都远远地躲在一旁看热闹，消防队也不开进现场，听任大火吞噬一幢幢商店、住宅，听任大火里发出的撕裂心肺的惨叫。为了大屠杀顺利发动，早在今年三、四月份时，印尼媒体就开始把矛头指向华人，攻击华人为富不仁，不肯同化，明示或暗示华人是应该对印尼经济崩溃负责。事实上，除了极个别华人与苏哈托集团有染以外，绝大多数的华人无非是中产阶级，过着还过得去的生活而已。他们根本没有力量促进或仅仅是推动经济危机，这只能是苏哈托家族的事。
由于经济危机的内部根源在于苏哈托统治集团（专业集团）的残酷盘剥，因此专业集团面对社会矛盾激化的危险束手无策，这才起动了排汽阀。但是五月惨案以后，经济危机更加深重，社会矛盾激化的局面仍未根本改观。西方大国开始担心苏哈托稳不住局面，又加上国际舆论的压力，因此苏哈托以退为进，效仿蒋介石宣布下野。
新任总统哈比比根本上就是个傀儡性的、过渡性的人物。军队、议员、舆论界和重要经济部门仍掌握在苏哈托手中。例如，印尼武装部队司令维兰托、特种部队司令普拉博沃（苏哈托的女婿）都是苏哈托的旧人，恐怕都参与了五月惨案的策划。国际社会一般认为，象苏哈托这样经营了32年的独裁政权，其势力盘根错节，除非是摧枯拉朽式的社会革命，不可能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因此苏哈托下台必然会有流血动乱事件。然而，似乎出人意料的是，政权平稳交接。这只能从反面说明，苏哈托家族事实上仍然控制着印尼政局。
正因为如此，所以哈比比也只能是听命于苏哈托。事实上，哈比比对五月惨案的基本态度是听之任之。7月18日，《华盛顿邮报》刊出了哈比比的谈话，哈比比说即使在五月暴乱后逃离印尼的华裔不回来，印尼也不会完蛋，反面增加当地人进入工商界的机会。这就是继续挑拨华人和印尼人的关系。此外，哈比比外界压力下视察华人区时，对华人说，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你们可以自卫嘛。这实际上是更阴险地置华人于死地：在成群受过军事训练的彪形大汉的围攻下，在更多的印尼人的旁观和纵容下，自卫无疑于自杀！
印尼政府的态度如此恶劣，华人不得不纷纷外逃。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大使馆——还有台湾驻印尼代办——前挤满了要求签证的华人，没有能力签证的年轻姑娘不得不当邮购新娘远嫁他国。第一批流动能力强的华人大约3万多人已经逃离印尼，而更大规模的逃亡潮正在兴起：变卖住宅，套现生意，不顾一切往外逃！
事实上也必须往外逃。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虽然暂停，但无组织的分散的迫害和强奸仍天天在进行。7月16日，东爪哇首府泗水东南220公里的任抹，1000多人袭击了该市的商业中心，几十位华人店主被迫逃跑。这是又一起新的、较大的迫害。
华人在印尼约有600万人，不可能全部都逃离印尼。那些比较贫穷的华人可能就逃不走，也没有地方去。他们仍将随时处于印尼极端势力的威胁之中。
五月惨案发生后一段时间里，国际舆论似乎并不关心华人的生死。成为头条新闻的是苏哈托的下台和哈比比的前景。只是在哈比比政权的傀儡性质被认定后，国际舆论才开始更多地报道惨案的真相。也只有从这时起，印尼所谓五月骚乱的严重性才陆陆续续渗透出来。
世界各地的华人当然义愤填膺。任何一位还有一点良知的人都会义愤填膺。美国、加拿大、香港、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世界各地的华人民间组织纷纷表示了极大的惊骇和愤怒，严辞遣责印尼政府，要求印尼政府迅速查清事情的真相，对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保护华人的合法权益，并对受伤的华人妇女表达了深切的关怀。
但是，印尼政府根本没把国际舆论的压力放在眼里。哈比比的讲话虽然也终于承认“这是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事实上，这是玩弄文字游戏。1965年印尼屠杀50多万党人才称得上印尼之最。不能排除，哈比比要借这种语言抹去人们对历史的记忆，并为下一次屠杀抹去上一次屠杀惨象提供先例。而且，其用语多么温和，仿佛印尼政府以前多么人道，现在也多么讲究人道！
中国是不是应该更强硬一些？遗憾的是，中国对印尼政府似乎太软弱了。
中国连谴责都不敢。6月中旬外交部对此事件表示了关注；时隔一个多月后，7月28日，外交部长唐家璇又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就在国际舆论纷纷用“野蛮”、“惨无人道”来描述这一事件时，8月3日迟到的《人民日报》评论员却只敢说“掠人财产、奸人妻女”，仿佛是个别道德品行不良的流氓所为似的。
不仅如此，中国国内的各大报纸也似乎断绝了消息来源，对印尼发生的暴行非常陌生，好象印尼华人血管里流的不是中华民族的血液，摆出一付莫管闲事的姿态。
这不应该是中国的形象。这不应该是中华民族的形象。这不应该是普通中国人的形象。
中国民间怎么会鸦雀无声！？
在天涯咫尺的信息化时代，印尼五月发生暴乱的消息居然在中国大陆被封锁了足足两个多月。直到七月份互联网上传出一张张令人惨痛欲绝的图片，传出海外华人群情激愤示威游行场面时，才终于点点滴滴地漏出在媒体上。
这其中的原委和细节是很值得深思、深究的。但大学生们并没有深究，他们难以相信同为华夏子孙的印尼华人遭到如此惨无人道的残杀和迫害。因此，似乎早就看破红尘的九十年代大学生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毕竟还没有漠视人之为人的生命、鲜血和人格尊严。八月十日清晨，北大学生在三角地贴出了多年不见的大字报，愤怒地谴责印尼暴行，哀悼死难的同胞，为受强暴的妇女抱打不平，并希望组织起来到印尼驻华大使馆前去示威。迟至傍晚，虽经校方劝阻，三角地仍有二百多学生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表达对印尼华人的支持。同一天，清华大学也贴出了类似的大小字报，提出在第三天，即八月十二日到印尼使馆前抗议。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似乎显得更加冷静一些，他们相约相互不留地址，不通姓名，不穿清华字样的服装，只留联络方式，骑自行车分散地前往印尼使馆。在使馆前如遇询查，则一律以中国人自称。
这一事态立刻引起了校方的高度重视，当天晚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们，特别是有正义感强烈、有组织才干的学生就受到了严厉警告和谆谆“劝导”。第二天，印尼使馆门前果然平安无事。
校方是如何“劝导”的？校方的基本逻辑是，印尼事件是复杂的、敏感的、历史性的，既是个政治问题，又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种族问题，和文化问题，非常复杂。处理印尼事件要有理、有利、有节，还要合法，要相信党和政府能妥善地把握好事件的尺度。话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你们小孩子懂什么？头脑简单、处事鲁莽、又不懂历史，不知国际法，老老实实一边呆着去，好好念书吧！
但以为这样一番解释就能把学生的愤怒闷在心里，未免太小瞧学生了。
不错，印尼事件是复杂的。事实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比如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蒋介石发动4.12大屠杀，9.18日本出兵占领东北，7.7芦沟桥事变，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都是复杂的。例如以似乎很简单的南京大屠杀，从中国方面来说，如果不是蒋氏集团既想在国人面前摆出抗日姿态，又不想使自己的实力受损，则南京保卫战就不会那么被动，撒退时那么仓皇，南京城的三十万居民也就来得及组织，不会成为日本刺杀比赛的活靶子；从日本方面说，如果不是日本要用中国人的鲜血来营养其武士道精神，并阻吓中国人民反抗，也没有必要做得那么血腥；从根本原因上讲，如果不是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丰富的资源和 市场，不是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使日本经济萎缩，日本也就不会发动侵华战争。但难道能因为顾忌放过了蒋氏集团而不谴责大屠杀吗？难道能因为我们也需要资本主义就不谴责大屠杀吗？难道能因为我们的强烈抗议会使日本人更加残暴而当缩头乌龟吗？
印尼这个复杂事件在有一点上是再简单清楚不过的事，那就是难以计数的华人妇女被轮奸，4000多家华人商场和1000多家华人住宅被烧。这难道不是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的最新版本吗？仅仅凭这一点，难道还不可以到印尼使馆前去搞一个并不成气候的抗议活动吗？
不错，印尼事件是敏感的。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敏感的事件居然可以压着两个多月风雨不透。更奇怪的是，学生的小小抗议动向却触发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印尼事件敏感呢？还是学生对印尼的抗议敏感？究竟是杀人敏感呢？还是旁观者帮着呼喊几声救命敏感？
海外华人纷纷起来抗议，中国政府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学生起来抗议，却不是“理所当然的”呢？海外华人游行，是不是也应该向中国政府一样因为顾虑事件的敏感性而思忖再三呢？是不是不够有理有利有节呢？“理所当然”者，抗议是应该的；不抗议才是不可理解的。印尼排华极端势力既然做得出杀人放火的残暴行径来，自然也知道世界华人联合起来抗议是“理所当然”的。做都做得，为什么说就说不得？相反，如果华人世界鸦雀无声，岂不是让印尼排华势力更加得意、嚣张、肆无忌惮吗？
不错，印尼事件是历史性的。1965年印尼政治格局恰如中国的北阀战争期间，总统苏加诺和中国的孙中山相类似，是一位亲共、亲苏、亲中的民族主义领袖，领导着一个由印尼党和印尼右翼势力组成的政治联盟。随着印尼党力量的壮大，政治联盟右翼的以苏哈托为首的军人集团日益不满，借9.30事件将10 0多万印尼党员一网打尽，全部杀光。——其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功劳也不小，5000多人的党骨干名单就是由美国驻印尼使馆提供的，而且在苏哈托上台后以各种形式给予援助。因此，说苏哈托是在美国支持下靠杀人起家的刽子手，是最名符其实的。苏哈托所杀的印尼党员中，有不少是华人。此后，苏哈托32年的独裁政权就是靠时不时发动反华排华事件来转移社会矛盾。这就是印尼事件的历史性。问题在于，我们还要听任华人在印尼任人宰割的历史继续下去吗？
不错，印尼事件中受害的是没有中国国籍的华人，因此事情处理有可能会涉及到国际法。但是组织一次小小的抗议活动也与国际法有关系吗？抗议只是表达一种强烈的意向，并非直接就等同于处理问题。分寸可以也需要由政府来把握，但表达意向却是每一个中国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由以上四点分析可知，校方的“劝说”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其背后的政治理念更是陈腐不堪：政治是政府的是，与老百姓无关！你们不懂，也搞不懂政治，老老实实做好我让你做的本份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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