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士兵临终前口述：
在中国香港时强奸杀害中国妇女的罪行
述：原38师团230联队12队34小队 宫本见二；记录：小林次郎、太岛渚久；
翻译：贺新建；校对：孔奇繁1992.12.28
我已经到了肝癌晚期，我一直想说那件事情，我也一直不敢说，因为我还有一个儿子和孙子；我不论从自私的角度还是顾及面子的角度，都使我不敢轻易讲出来。人们理解我，说我能够到死忏悔，不理解我的，肯定会指着我的后代说是罪恶之家。其实，我每每走到靖国神社，都不敢进去，一是怕他们看出我的心虚，二是心里感到呕吐；我知道，如果当初战死，也不配到这里占一席之地的。在中国期间，我干了一个军国主义士兵能干的一切，我不能回避，也不能粉饰，因那是战争，尤其是一场侵略战争，我不可能保持人性和人格，也不可不参与制造罪恶；我们去就是要制造罪恶的。 6park.com
1941年，我们和18师团、51师团和104师团集合在一起，在田中久一中将的指挥下，向守卫香港的英军发起了进攻。这一仗打的是最艰苦的，我们的士兵成片成片地向下倒，但当时武士道精神在起作用，这种自杀式的攻击，终于迫使英军在18天后，撤出防线，继而全线崩溃。我们踏着血污和烂尸占领香港。
我当时仅仅是一个刚刚增补入伍的新兵。我承认打死了四个英国士兵，用刺刀挑死一个还没咽气的英军俘虏；那时，没有一个军官向我们宣布日内瓦条约。我们得到的命令就是：杀、杀、杀。
战争和血腥使人发疯。抽大麻有瘾，吸毒品有瘾，你们还不知道杀人也有瘾；这是一种在世界上能居首位的瘾，它能让你产生一种屠戮的快感，也让你能知道什么是生杀大权的实质，这是最刺激的人间游戏。你可以由于杀人而感到自己存在的伟大和自豪。我和我们的军人，都成了杀人狂；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1937年12月12日的南京大屠杀；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是全军的杰作。后来归国后，听取中国军事法庭对第6师团谷寿夫陆军中将的审判广播，才知道我们的屠杀只是他们的百分点。从感觉上，我并不喜欢香港的中国女人，她们身材不行，可以说是五短的身材，山HY齐... 好像是近亲结婚的产品，不属于畅销产品；但战争期间是没有空余时间审美的。何况，属于我们的慰安所全体女性，被紧急征调到昆明慰安刚刚胜利的23师团官兵；她们离去已经有45天，长官说战前返回来；可是我们有的官兵已经躺在英军的子弹下，她们还是没有回来，说是在回来的路上遭到狙击。下层官兵们说，不知又被哪支凯旋的部队中间截留了。我不得不承认，英军确实是训练有素的队伍，比起中国的军队更加善战和能战。他们越是这样，越能激发我们的武士道精神。我是第17个冲进香港的，也是第1个冲进圣斯蒂芬学院的。[插话：据我们查阅的《中国战区性犯罪报告编号435─54760》上提供，说是229联队在搜索时遭到狙击手袭击后，进入圣斯蒂芬医院的，对吗？如果这件事是事实，进入医院便是正当的了，所涉及的屠杀英军伤病员一事，也是有根据的了？]这不对。当时英军全线崩溃，香港已经听不到什么枪声；229联队留在城外防守根本没有进城，只有我们是在一片寂静的等待中进入圣斯蒂学院的。我从靠近这座医院到最后进去，估计有20分钟，我没有听到一声枪声，也没见一个战友倒下去；后来的枪声，是我们自己打的；遭到狙击的伤亡报告，显然是瞎编的。我们一个中队都扑进去，因为有当地人提供情报，说有90多名英军伤病员躲藏圣斯蒂芬学院里。这时，上来一群女医生和护士，围住我们告诉这是医院，不允许我们搜查。中队长喜多郎少佐下令：把她们全都看管起来，搜捕英军士兵。78名女医生和女护士，均被12小队押进一间大屋子，等待处理，因为她们的头说，这里全是平民病人，没有英军伤病员。而我们的情报则是得知英军伤病员，全都藏匿在圣斯蒂芬学院里。果不出所料，我们从医院里搜出90多名英军伤病员。吉田大作下令，我们用刺刀一鼓作气地挑死64名挣扎的英军伤病员，这里变成了杀猪场，到处都是被杀未死的英国人的嚎叫声。
229联队这时奉命进城换防，闯进圣斯芬医院，见关押着一群面目姣俏的女人，便一下把房子围住。我们一看，这便宜事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于是放弃对英军伤病员的屠杀，也持枪冲上去；两支队伍对峙起来。
229联队大声叫嚷：我们都叁个月没有见到过慰安妇了。我们也冲着他们喊：我们也是，整整叁个月。这时双方的长官闻迅走过来，他们先是看看欲火中烧的士兵，又看看惊恐中的中国女人，两人怎么商量的，不知道，总之双方都抽出12个人，把守学院各个通道和大门口。也就是在这时，中国女人可能察觉我们的企图，趁看守不备，冲出房屋，和警卫撕打成一团，并大喊大叫，希望能有人前来搭救她们。我们一起涌上去，和她们撕打在一起。中队长吉田大作扯住一个最漂亮的女医生的头发，把门一关，头发正夹在门缝里，女人不敢挣扎；她一挣扎便掉下一缕头发。我看见她躬着腰脑袋叭在地上，臀部往上翘着。吉田大作可能是被眼前这个不停骂的女人激怒，也或是早就蓄谋要强奸这些白白到手的中国女人。他一军刀把这个女人的裤带挑断，女人大叫一声，扭头想要护住腰，头发被扯掉一片。中队长扒掉她两只鞋，将裤筒抓在手里往下一扯。整个医院都听到这个女人的尖叫声，好像被火烫了一下的母猫。吉田大作抬起靴子猛地朝这个女医生太阳穴一踢，这个女人立即没了声音，瘫趴在地上；两个士兵上去，把这个昏迷女人的裤子扒下来，然后翻过来，仰面朝天地摆在中队长脚下。 他把军刀一扔，喊了一声：让我们慰安慰安她们吧，她们等了我们18天，士兵们，别让她们骂我们日本人无能。现在我命令：预备，目标，这里的所有中国女人 ，前进，占领，摧毁。集中一切火力，开炮！我们一听，马上掀翻手中挣扎的女医生和女护士。整个学院的操场上，变成了强奸的游戏乐园。 我捺倒的是一个18、9岁的女护士，长一脸雀斑，黑呼呼一片，蒜鼻子，两只眼睛早都哭肿了。可我当时根本没有挑选的余地，也不可能。强奸这事，像瘟疫一样
传染得非常快。我一枪托打晕了这个乱咬我的中国女人。她头上和口里往外流着血，倒在地上。我用刺刀把她的上衣和内衣，裤子和内裤都挑开，然后像所有的士兵，在中国人的土地上把她给强奸了。在我强奸她时，她醒来了，抓破了我的腮。我一刀背，把她的满嘴牙也打飞；她满脸都是血水。我刚刚从她身上爬起来，她便被五六个士兵拖到一边，进行了轮奸。现在，整个操场上，到处都是半裸的日本兵，和全裸的不是躺着便是乱跑的中国披头散发的女人。两个联队长在强奸完两个被士兵捺着的最漂亮的女人后，高高地坐在新搭的台子上，欣赏着部下向中国女人冲锋与开火。在这种光天化日之下，中国女人平均每个人承受了6个士兵的轮奸；但这也不是很好惹的中国女人，她们不知从什么地方掏出剪刀，在混乱中竟然扎穿8个士兵的颈动脉，剪掉5个官兵的生殖器，还有3个剪刀全都捅进士兵的肚子里。我们很晚才发现，主要是现场太乱太嘈杂。 我们的官兵被这些不屈不挠的中国女人整整扎死了18名。这其中有我们平日敬仰的大佐山岛纪夫。于是，这些被轮奸过的女人，全都被捆绑在一起，追查凶手，但没有一个自首。最后，我们架起机枪威胁她们，如果不站出来承认，就全都用机枪消灭掉了。我看见起码有14个中国女人被吓得尿了裤子，双手捂着赤裸的大腿乱抖动，有2个女人干脆瘫在地上。更多的女人是咬着牙，抱掩着胸部，希望一阵机枪把自己打死。但她们想错了。这64名中国女人被强迫捆绑在一起，全都被军医打了麻醉药，扔到卡车上，用布蒙上，拉到郊外一座不知名的别墅里，充当随军妓女，四外都是铁网，且都通了电。
她们大都不服被污辱，反抗和寻死的事时时都发生：一个女人用指甲把自己的喉咙挖得差点漏了气，小队长一气之下，用军刀把她的两只手掌全都给剁下来；结果，这个女人当时就昏了过去；同时，八个士兵扑到她的身上，在第六个刚干完，第七个还没有上去，这个女人已经挺尸了。还有一个女人，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劲，没有一个士兵能和她顺利性交。小队长见状，便集合人把她裸体绑在一个圆木桶上，是仰脸八叉地捆住的。来的士兵，这回可不用费劲了，只需滚动木桶就行了。不到叁天，这个女人也死了。这不是最残酷的，最残酷的是一个女医生就是不就范，叁个士兵最后才把她捺倒在地上，而她还是殊死抗争；小队长命令把她的手反绑上，拔出刺刀，让士兵拽开她的两条腿，“扑”地一下从阴道插进去；然后让她丫起来随便走。可怜这个女子，两手乱抓拔不出来，鲜血直流。这是个刚烈的女子，最后忍着疼痛站起来，两腿叉开往地下一坐，大叫一声惨死在操场上。有一个女子在被强迫慰安时，咬掉一个士兵的鼻子，疼得士兵捂着鼻子原地蹦跳大叫；这个女人被捆到电线杆上，先是当靶子远距离用手枪击碎两个乳房，最后剖开肚子，从里将子宫割下来，撑大套到女人头上；阳光曝晒，子宫膜开始往回收缩，最后将女人头紧紧地箍住；这个女人始终挣扎着企图喘上一口气，最终在越来越紧的崩缩里，憋死了。我们叫这“从哪来从哪回去”，在菲律宾经常这样干。也许最可恨的是中队长的嗜好；他这个人不知什么时候养成一个爱好，他专门吃焙了女性子宫，并且是处女的；于是，他把早就捆起来未让士兵上手的一个15岁的女护士在火堆旁活着割开肚子，取出只有鸡蛋大的子宫，用瓦片焙起来；这个 女孩一直没有死，血和肠子流了一地，躺在一边，看着自己的器官被焙熟，看着被中队长吃掉；最后，头一歪死去她的心，被另一个士兵趁热掏出来，生生地吃掉。也许是这些事，使她们采取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行动。在慰安230联队时，她们竟然能在统一时间里咬断23名士兵的生殖器，造成18人抢救无效死亡的重大事故。我奉命把抓获的8名中国女人用军刀逐个地劈死，是先剖肚子后砍脑袋的。我是眼见着白白的身子一个个折断在我的军刀下的。当天夜里，我噩梦缠身，不住地大喊大叫起来；后来我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治我在侵华期间，共奸污中国女人34人，亲手杀死8个女人，开枪打残3个妇女。日本投降后，我一直想说出来，可一直也没有胆量。今天，我说出来，是因为我钟爱的儿子、媳妇、5岁的孙子，前天全都死在北海道的车祸里。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亲人了。这是报应，也是我罪有应得；是我在中国做孽的报应。道光大法师说今世罪恶深重，不能洗尽，我只能在弥留之际，把这些罪恶说出来，军国主义万万不能再出来。我们的自卫队，也没有必要到国外去执行联合国任务。我不能说，我对不起中国受害的女人；这不是我这种人说的，我已经不配说这种话了。我说死后，把我的骨灰拿到中国，洒到骡马市场，让不是人的东西经常踏来踩去，不得安宁，也算是我的赎罪吧；撤到香港对斯蒂芬学院的旧址上也行。慰安妇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慰安妇的问题，是关系到两国友好能否真正地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要让日本政府承认，首先我们这些作恶者能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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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铁”附属地殖民教育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附属地是指从长春到大连（包括安奉路）这段铁路及其支线两侧各30里的区域。这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里接过来，经清政府承认了的特权。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最早侵占的另一块地方。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刚侵占时，在附属地里日本人很少。到1936年，日本人增至20万，中国人仅有28.8万。
"满铁"从表面上看，它是一个经营铁道事业的公司，实际上它是一个担负着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三重任务的特殊机构。附属地的最高行政机构"满铁"总社，社址在大连，分社址在日本。附属地的总社设总裁，统管整个附属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总社在附属地内又下设许多出张所、事务所。附属地的铁路贯穿长春、四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鞍山、营口、盖平、瓦房店、抚顺、本溪、丹东等十余个大城市。这些城市都是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殖民当局通过"满铁"附属地来控制大半个东北的经济命脉。
太平洋战争后学校用大部分时间进行“勤劳奉仕”以解决战争物质匮乏，图为海域第一国民高等学校正在田间施肥
附属地的教育由总社的地方部学务科全面控制和监督。学务科里设有称为"辅佐机构"的视学机构，配备若干名视学和视学委员。视学分为初等教育视学、中等教育视学、满人教育视学。他们秉承上级指示，视察和指导教育工作，并进行调查研究。地方上也设有视学，视察和指导某一特定地区的教育，并对有关教育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视学委员则主要从事特定学科的指导工作，作为附属地教育的"辅助机构"，还有原南满教育专科学校所属的满铁教育研究会、满铁中等教育研究会等，负责研究和调查教育的实际问题。
附属地的各种幼儿园、初等学校、实业补习学校和图书馆等，原则上归各地事务所长管理；各类中等学校、专科学校和医科大学等归地方部长管理。
"满铁"附属地的教育制度和"关东州"一样，分日本人教育和中国人教育两大系统，采取中、日学生分校制度。
太平洋战争后学校用大部分时间进行“勤劳奉仕”以解决战争物质匮乏，图为海域第一国民高等学校正在田间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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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国殖民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东北之后，又于1932年拼凑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并以，并以东北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便在加强武力占领、经济掠夺、政治统治的同时，于1937年采取了全面建立和巩固东北殖民教育体系的措施。主要表现在：一是配合伪满的机构改革，为使机构“简素化”、“一元化”和“能率化”，的提高“综合运营”的效率，撤消伪文教部，在伪民生部下设立教育司。二是为了遮人耳目，使人感到伪满象个“独立国家”撤消治外法权，将除旅大地区的日本人教育之外的全部教育（包括“满铁”）划归伪满统管，三是废止伪满成立后在原中国学制基础上修改而形成的伪满过度学制，实行所谓“新学制”。这标志着日本侵略东北教育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殖民奴化教育的全面发展与强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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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沦陷区殖民教育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本部进行大规模的侵犯，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由于日寇暂时的军事优势和国民党执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路线，以至整个华北和华东的大片国土沦于敌手，广州、武汉也被日寇占领。
这时除东北和内蒙古外，敌占领区已先后有两个傀儡政权，一个是1937年12月14日在当时北平打着"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的口号，以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另一个是1938年以梁鸿志为行政长官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当抗日战争进入了敌我双方相持阶段，日寇进攻兵力主要用来对付敌后抗日军民，为了实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而对国民党政府则以反共为诱饵，实行以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1938年6月"关于处理中日事变的根本办法"（七）中提出："临时政府是作为日满华政治经济集团的一根支柱，并且将成为中国统一政府的核心"；"华中政权（维新政府，是亲日满政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起着置国民政府与死命）的作用……应该和华北政府合并"。在日本帝国主义政治诱降的唆使下，1938年12月29日，国民党副总裁、国际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等一小撮亲日派分子，公开投敌叛国。1940年3月31日汪精卫自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在南京成立南北统一的伪"国民政府"。取消北平的"临时政府"和南京的"维新政府"，北平的"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做为中央与地方的中间机关。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统治中国人民，推行奴化教育，又仿效侵占东北的伎俩，把"王道主义"改为"新民主义"。并用孔孟儒家封建思想，欺骗中国人民，把"论语"中"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把亲民篡改为新民。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平"临时政府"改组为政务委员会，又提出"发扬新民精神，以表现王道"。其目的：在欺骗麻醉中国人民，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以至将来同化中国人民。
战争初期，日寇铁蹄所在，对我各类学校设施肆意摧残，许多学校迁移、解散或停办后，日寇实行奴化政策，一方面开办许多短训班培养汉奸官吏和师资，另一方面接替旧的，或改头换面成立新的学校。除此之外，各地组织青年防共团，加以不定期训练，并在南京设青年团指导人员训练所。北京临时政府组织新民训练团，毕业学员分派到各县担任训练工作。各地青年训练所或青年训练班的学员，全部是日伪采用强制手段征收来的15至30岁的青年。维新政府还在南京设有警察学校与司法养成所，并于各地设立保甲讲习班。警察训练班、自卫团训练班等等。另外，广东设有妇女训练班，天津设有特高训练班，汉口政务所更派遣汉奸120人赴东京受特务训练。这个时期，日伪组织了大量师资短期培训，1938年4月在北平设有中等教育师资馆，修业时间为1年。第一期毕业生共109人，曾派往日本参观实习，返回后派各地充任中、小学教员。同时办有北平市公、私立教职员讲演班，限令中、小学教员必须参加，必须立具"志愿书"，退出国民党。天津也设有教员训练班，分为两级，一为现任教职员，一为预备教职员。在南京方面设有教职员养成所，毕业后先去日本考察，再回国任教。维新政府还令苏、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两市各派现任中、小学教职员直接去日本受5个月的短期训练。日寇占领武汉后亦曾举办教职员训练所。在广州则举办教员登记。登记者施以2个月的奴化训练，并于受训期间发给生活津贴。
日本以南开大学研究东北问题反对日本侵略东北为由派飞机轰炸使其流亡到昆明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成立西南联大。图为被炸前的秀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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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日本占领东北后上海大学生街头组织抗日演讲大会
1937年10月24日侵华日军攻击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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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众奴化教育 ［ 作者：孙新兴 ］
沦陷时期日本在青岛实施的奴化教育宣传述评
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孙新兴
内容提要：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时期，通过设置和操纵伪政权、伪设机构、团体和学校，在青岛全面推行奴化教育，其奴化教育的范围笼盖了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全部社会意识领域和文化、教育、新闻、体育、娱乐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浸蚀到社会各个层面。本文以大量的历史事实，揭露了此一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社会教育及文化、娱乐、宣传等领域所实施的奴化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青岛第二次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 为了巩固对青岛的统治,使青岛成为其侵吞中国的主要基地，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硬软兼施的统治策略，一方面，借助军队、宪兵、警察、特务等机构，用暴力残酷地、灭绝人性地镇压中国人民；另一方面，借助伪政权、伪设机构、团体和学校，竭力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粉饰他们的侵略罪行，蒙骗中国人民，妄图从思想上征服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甘心接受他们的侵略统治，乖乖地当亡国奴。日本侵略者在青岛实施的奴化教育和宣传是全方位的，笼盖了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全部社会意识领域和文化、教育、新闻、体育、娱乐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浸蚀到社会各个层面，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和手段，可谓无孔不入。关于日本侵略者在学校中实施的奴化教育，笔者在《日本在青岛的殖民奴化教育评析》 一文中已略有介绍，本文仅就其在社会教育及文化、宣传等领域所实施的奴化教育和宣传作简要陈述和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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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炮制同文同种理论，欺骗中国人民
日本侵略者当年炮制了一种颇能迷惑人心的“理论”，即中国和日本同在亚洲东部，“同文同种”，“习俗相近”，都曾遭受到白种人的侵略，因此要“中日亲善”，携起手来把白种人赶出亚洲去，共建“大东亚共荣圈”，实现“王道乐土”，缔造世界和平。他们颠倒黑白，编造谎言，说爱猫扑，爱生活和执政的国民党都是受了白种人的挑唆和诱惑，排日抗日，杀人放火，挑起了中日战争，祸国殃民。为了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就必须推翻中国政府，消灭爱猫扑，爱生活和国民党，改以亲日派执政。为了这一目的，“大日本皇军”才开到中国来“牺牲”作战，帮助中国人民消灭“捣乱分子”，实现“共存共荣”。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强调在人文、人种以及地理方面中国与日本比较接近这一事实，掩盖他们侵略中国的罪行，蒙骗中国民众，使中国人民从感情上认同他们，归顺于他们。
这种欺人之谈，充斥于当时所有的报刊、广播及其它宣传中，在日本陆军省设立的“东京市远东贸易月报社支那出张所”发表的一份宣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查陆军省报道部鉴于中日两国壤地接临，同种同文，习俗相通，应共维共荣。近因国共两党同化，竟破坏世界和平，高倡焦土政策。皇军不忍坐视，只得举此圣战，一方消灭国共，一方妥筹东亚和平之途径，只得出版本报……发展亲善提携，日华同体之使命。各界应一致参加反共救国运动。黄种兴废，端系乎此。” 这份宣言不仅把日本侵略者的奴化归附理论阐发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展示出日本的奴化教育宣传机器在其侵略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939年，《青岛教育周刊》全文转载了日本人武田熙的一篇文章。该文在对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爱猫扑，爱生活极尽造谣污蔑、对沦陷前的中国教育横加指责之后，提出“如欲维持东亚永久之和平，必须中日真诚亲善……必须（使中国）摆脱英俄之羁绊，加强教育上反英反俄之意识……使学生勿再妄动与迷信（英俄）。应哓以国家情势及东亚在世界上之地位，与夫中日两民族相濡相倚之实际关系，努力保持我东亚民族固有道德，发扬我东方固有文化，齐一步骤，走向我亚细亚新路线，方能达到共存共荣之目的也。”
日本驻青岛的军政头目更是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向中国人灌输这种论调。1938年4月14日，驻华日军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抵达青岛，声言“希望由中日紧密提携，伸张国运，向确立东亚和平而努力。” 在日本已经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并且还在做着全面侵吞中国的美梦的情况下，长谷川清说这番话的意思，分明是要让中国人帮助日本侵略者去伸张他们的“国运”。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大鹰正次郎在1938年举办的中小学职教员暑期讲习会上颠倒黑白：“国民党过去之排日教育，实系一种浅见，而不合乎于正义之举动”。“要知道中日这次战争，（日本）并非对于中国民众有何过不去之处，实系帮助中国打倒如同洪水猛兽之赤祸，可以说为正义而战，为帮助中国而不顾一切牺牲之圣战”。 在1938年举办的中小学职教员训练班上，日本青岛中学校长大野清吉以“中日敦睦”为题讲演时说得更直白：“日本为谋世界之幸福而以中日提携为起点。但欲使中国全国人民理解日本之真意颇非易事，须先由青岛民众做起，逐渐即可普遍于他处。” 他们通过汉奸之口说出这些言论，更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例如伪华北教育部部长汤尔和在教员讲习班上说：中国与日本“国境毗连，文化同出一系，所谓唇齿之邦，兄弟之国。为我国永久的打算，应该相亲相爱，共奠东亚安宁的基础”。 伪青岛市长赵琪也说：“中日两国本为同文同种，自应亲如兄弟，共御外侮，以期共存共荣”。
当时所有学校的校训、校歌中都羼进了“亲仁善邻”、“兴亚重任在新民”之类的愚民谎言。日伪通过报刊、广播等各种宣传方式，连篇累牍地宣扬这些歪理邪说，并诱骗中小学生以这些骗人的谎言为内容撰写作文。如有的小学生以“树立东亚和平的基础在于黄种人大团结”、“中日亲善的必要”等作为作文题目， 有个小学生被蒙骗后在作文中写道：“当白人计划瓜分中国时，日本常从中阻挠……日本确曾暗中扶助中国使保持独立至今，既不愧为患难相扶的仁人，亦不失为唇齿相依的邻国。” 他们还诱骗学生以“防共是复兴中华民族唯一的要义”之类的题目写作文，把爱猫扑，爱生活说成是“奸淫掳掠”、“纵火焚烧”的“爱猫扑，爱生活”，“只有联络友军（指日军，笔者按）……才有把爱猫扑，爱生活剿灭的希望。”
为了体现这种歪理邪说，表示“中日亲善”、“中日满一体”的“亲密”关系，每逢日军攻陷中国重要城镇、日军在侵略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时，日伪都要“中”日同庆。如日军攻陷汉口后，除召开由“中”日两国国民参加的“盛大庆祝会”和游行外，伪教育局还举办“庆祝汉口陷落学生雄辩大会”，邀请日本人参加，诱迫学生发表卖国媚日言论。日军攻陷徐州，伪青岛治安维持会“不得不感谢友军将士忠勇奋发之力”，下令各伪设机关、学校及市民、学生捐款购置“慰问袋”，慰问“劳苦功高”的日本侵略军。 伪维持会还响应日本人主持的山东每日新闻社发起慰问日军的“号召”，购买留声机和唱片赠送日本海军，日海军复函“实为铭感，……以志永久之纪念”。 伪青岛市公署成立之日，日伪除胁迫中国民众和学生手持“中”、日国旗游行，到由日军守卫的伪市公署和日本总领事馆前高呼“万岁”外，还组织在青岛的日本军队、侨民、学生参加“庆祝”游行，“领事及其他（日本）长官也都（对中国学生）以礼相还，互表亲善之情意”。 日伪还以“日华佛教团”的名义为在侵华战争中战死的日军和汉奸举行“慰灵祭”， 俨然是“一家人”。
但是，日本侵略者无论怎样把这种“亲善”理论说得多么圆满，表面上伪装得多么祥和，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始终都是以战胜者和统治者的姿态自居的。在“庆祝”伪市公署成立的游行中，日本人的“高呼之声，直冲云霄，充分的表现着他们爱民爱国的心理”， 中国人只是被强迫和蒙骗着为他们的胜利“欢呼”而已。1942年2月28日，新民会青岛总会改革机构，原总会次长日本人八太茂改任首席参事，声称：“本人离开以往之次长地位，站在指导地位，共谋会议之进行。” 即道出了这种“亲善”中的主仆地位。
二、控制舆论工具，用暴力手段进行思想统治
为了从思想上控制中国人民，扼杀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日本侵略者特别重视对中国人民的思想统治。1938年秋，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其实施的“治安肃正计划”中，重点强调了实施“思想肃正”。其方针是“恩威并用，显示皇军威力；贯彻圣战，共存共荣大义；把握民心，使民众心悦诚服。”1939年底，又制定了《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明确提出在华北地区实施“思想战”。 在整个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时期，这种思想战贯穿于其侵略统治的始终。而这种以暴力为基础的思想战，正是其实施奴化教育的具体体现。
日本侵略者规定，凡是与抗日有关的文字、图片、影像、标志及声音应一律销毁和禁止，凡是与前国民政府有关的事物也要取缔。1938年1月，日军的铁蹄刚一踏上青岛，即派人到市内各处清除抗日标语、图画及与前国民政府有关的文字，对于孙中山的肖像和前国民政府官员的题字也不放过。 可能他们怕做得太过火，加剧中国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后来伪华北临时政府将日军密令“关于处置孙文像及相片”的“办法三条”“照抄”给所属伪政权，要求他们“遵办”：“一、铜像、胸像等有永久固定的性质者仍照旧（销毁，笔者按）；二、政府各机关、学校及其他公共场所，如含有礼拜意义之单独相片，应撤去收纳于不惹人注目之场所或秘密烧弃之，故非单独而属于集会团体的相片认为无碍；三、一般民众所有者，依照前述主旨渐次指导之，但无须强制。” 日军宣抚班还命令人们，过去发放的带有国民政府徽记的证件，都要换成印有伪华北政府五色“国旗”的新证件，否则无效。 日伪还命令国民党员脱党，承认“前因意志薄弱，误入国民党”，发给其脱党许可证。 他们将前国民政府命名的“天门路”改称“兴亚路”，“以示建设东亚新秩序，共同迈进‘兴亚’大路之意”。 在青岛市政府大楼对面的海边上，有一座中国政府为纪念1922年从日本手中接收青岛而建立的“接收青岛纪念碑”，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所长柴田弥一郎下令把原来的字铲掉，换上他写的“建设东亚新秩序纪念塔”。 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的合法政府和开国领袖从中国人民的心中铲掉，打上“大日本帝国”的烙印。
日本侵略者深知书刊、报纸、广播在传播抗日进步思想方面的作用，因此对这些传播媒介查禁得特别厉害。1938年上半年，伪新民会中央指导部派人到各图书馆、学校搜查抗日书籍，该会指导部调查科科长松尾（日本人）并亲自跑到伪华北教育部，命令伪教育部通令所属各校、馆将尚未销毁的抗日书籍“检出封存送交新民会中央指导部”。伪华北教育部接令后，连发两道训令，要求“迅将各图书馆或藏书室内关于旧存抗日书籍彻底检查，迅即封存，俟该会派员来取。如已遵前令毁弃在先，以后不得再有发现。一经查出，应由各校馆主任人员负责。”伪青岛治安维持会接令后，急令“各机关、各学校”遵照执行，查禁、销毁抗日进步书刊和与其侵略谎言不一致的书刊， 同时，成立儿童读物审议会，由伪教育科科长陈命凡任会长，伪教育科顾问宇野祐四郎任副会长，销毁他们认为“含有党化色彩，戕贼儿童之天真”的儿童读物，编纂以奴化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儿童读物，“以应需要”。 1941年12月，伪华北教育总署又密令各地伪政权“彻底检查有关抗日及共产学说思想不纯正之图书及新闻杂志”，伪青岛市教育局即将早已封存的5751册图书“呈报伪市公署”。 在整个日伪统治时期，学生平时可以看的课外书，只有寥寥几本日文书。一个小学生写道：“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课外书籍可看。”一位教员在讲谈会上也说：“可惜现在无（课外）书可看。” 由于图书都被查封销毁，“前本市图书馆址现已拨作反蒋委员会办公处”， 直至1940年2月2日才对外开放。
对于报纸和广播，干脆由日本人直接控制，使之成为彻头彻尾的日本侵略者的喉舌。青岛沦陷后，原有的报纸纷纷停刊。1938年1月18日，在日本侵略者的唆使下，伪政权创办了《青岛新民报》，由日本人把持着。1942年他们干脆将该报与另一家由日本人创办的报纸《大青岛报》合并为《青岛大新民报》，由日本人尾泻义雄任社长。1938年3月21日，日军建立青岛放送局，同时加强对收音机的管制，只准民众使用伪华北广播协会监制的三管、四管收音机，这两种收音机只能收听到青岛和北京的广播，违者以“思想犯”论处。 1939年，又加大了电台的放送功率，并且“日华语并用”，加强奴化教育宣传。
日本侵略者把持着报纸和电台，一方面封锁消息，隐瞒侵略暴行真相，蒙蔽青岛人民；另一方面制造谣言，混淆视听，对青岛人民进行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青岛新民报》的副刊《新声》和《大青岛报》的副刊《青潮》，发表了大量杂文，赤裸裸地称颂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经，宣传亲日思想，辱骂抗日军民。两报合并后，副刊改成《新潮》，连载小说《劫后余生》，胡说什么“日本军队来了”，使老百姓“重见天日”。他们还网罗汉奸文人组成“中国留日同学会青岛分会”，发行《友声》等刊物，公开鼓吹媚日附日。1939年初，“蒙青岛新民报社热心文化事业的诸位先生之所主催而赐予”，开始儿童讲演播音。日伪诱骗天真单纯的儿童少年按照他们的意旨，在演播中发表媚日附日演说，把日军侵占青岛美化成“本吊民伐罪及以宽大为怀的宗旨布告安民……并赖友军之帮助，中外长官之苦心维持，于是地方治安日益巩固”。
日伪各级政权巧立名目，强迫派销各种含有奴化教育色彩的宣传物品，同时藉机敛财。如1939年初，日本东洋文化协会青岛支局“向本市乡区小学推销《跃进之日本》画刊”。 “遂使民怨沸腾，流弊百出”，“友军方面亦见及此”。为控制宣传物品流通，更重要的是为了监督、限制舆论，防止抗日宣传品的扩散，1939年伪华北行政委员会禀承日本主子的旨意，下令在各地设立文化书局及分支所，“俾将宣传读物分别交由该局所等代为流通，所有一切运送统由友军协助并受各地方驻在友军之监督”。伪青岛市公署当即尊令照办。 当他们控制了发行渠道之后，便利用这些渠道大肆推销奴化教育的书刊杂志。1940年6月伪教育局长陈命凡在中小学校长会议上宣布：“华北文化书局代售之各种杂志画报等，各校应尽量订购，以备学生阅览，并于可能范围内代为设法推销。”
日本侵略者在青岛实行严厉的新闻和文化管制。日本宪兵队经常到学校、书店查抄抗日进步书刊。他们挨家挨户检查收音机，一旦查出收音机是超外差式两个波段的，那就是“反满抗日”的罪证，祸患不堪设想。就连在室外照的照片，也都要送到宪兵队检查。 笔者在青岛的一位老人家里看到,他保存下来的当时所有的家庭照片，后面全都用印章盖着“青岛宪兵分队检阅济”的字样，章上的时间是按照日本的昭和年号编排的。日本侵略者完全把青岛当成日本的领土来统治了，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中国人民逐渐淡忘自己的祖国，同化于日本。1939年，日本宪兵队在私立明德小学查出一部电台和一些抗日书刊，便将该校校长逮捕刑讯，并勒令该校停办一年多。 1944年3月20日夜间，日本宪兵队和便衣特务突然闯进青岛市数十名中学教职员的家中，先行搜查书籍信件，然后把人带走，硬说他们是抗日仇伪的“危险分子”，严刑拷打。其中私立礼贤中学的教员唐万之被活活折磨死，还有的人被拉出去秘密暗杀了，侥幸活着出来的，也都生了大病。 又如，有一中学教员因经常叹气，被宪兵队认为是“思想犯”而逮捕，后假装笃信佛教才得以生还。
伪警察局在思想统治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其副局长兼警备队队长对马百之原先就是日本宪兵队大佐，伪警察局实际上是日本宪兵队的延伸机构。1939年公布的《青岛特别市公署各局组织规则》规定在伪警察局设特务科，下设特高、高等、外事三股。特高股的第一项职责就是“关于政治、经济、思想及其他倾向取缔事项”，而高等股的第一项职责则是“关于新闻、电影及出版物之取缔事项”。 伪警察局于1938年发布的《私设广播无线电收音机规则》命令居民将收音机送到伪警察部检验，并规定只能收听波长在540~200米之间的广播，“不得由空中线发射电波”。
三、见缝插针，全面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日本侵略者当年对中国人民实施奴化教育时，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宣传。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动用所有的能动用的宣传机器，挖空心思，采用所有能用上的手段，全面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除了通过舆论工具进行奴化教育以外，日本侵略者最常用的办法就是通过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发动各种“运动”，制造各种“纪念日”、“活动日”，借机向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宣传。每逢日本的重要节日、日军取得“重大战果”，伪政权成立日，他们都要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如“七七事变”本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但他们却把自己打扮成一副救世菩萨的样子，将每年的7月7日定为“兴亚纪念日”，逼迫全市人民对他们感恩戴德。1940年7月7日，日伪照例举行“市民大会”，会上除了由伪市长发表媚日卖国“训词”外，还要全体与会者向在侵略战争中毙命的日军亡魂“默祷一分钟”，“三呼大日本帝国万岁”。日伪“为使民众对于反共兴亚作进一步之彻底认识起见，复在各戏院开讲演会，派兴亚剧团赴乡区表演。所有兴亚戏剧、广播、露天等讲演以及学校训话均经隆重举行。” 再如，日军攻陷香港，日伪又援例召开“东亚解放大会”，并在“各公共汽车上均揭示庆祝意义之布幕”。 又如日伪将每月1日定为“兴亚奉公纪念日”，后改为“节约运动日”，要求人们在这一天“禁烟戒酒，停止游兴”，以体现“我日华满三国极应精练团结，共同防共，巩固东亚新建设”之宗旨。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又改每月八日为“大东亚战争纪念日”。1942年1月13日，日伪召开大东亚战讲演会，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所长、伪市公署顾问绪方真吉发表了“大东亚战况与觉悟”的讲演，伪社会局长姚作宾也作了“大东亚战下日本之现状”的讲演。 就连春节期间，他们也要在电台和各娱乐场所发表奴化教育讲演，并发给市民写有奴化教育内容的对联“以资宣传”。 他们力图通过各种宣传造成一种气氛，即“日华满三国一体”，妄图使中国人民从思想上认同他们，进而归附于他们。
每次日伪举办的奴化教育宣传活动，都要印制大量宣传品，在市内张贴，向各团体、学校分发传阅，并“设法向‘匪区’（日伪对抗日根据地的诬称，笔者按）邮寄之”。 如1940、1941两年的“七•七兴亚纪念日”，伪社会局每次各印制了传单、标语5 万份。他们还印发宣传奴化教育的小册子以及漫画等，到处散发张贴。 日伪还杜撰话剧《东亚三兄弟》，意喻“中日满三国互相提携，互亲互爱”，在剧中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美化成“拯救我中华人民出于水深火热之中”，比之古代的商汤王、周武王、齐桓公“更超越一等”。
日本侵略者通过“思想战”宣传奴化教育方针和策略，集中体现在历次的“治安强化运动”中。自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日伪共在青岛地区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期间，日伪军宪警特倾巢出动，对我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清查没收一切共产主义的书籍及其宣传资料或材料”， 同时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加强奴化教育宣传。在每次“治强运动”之前和进行之中，皆是铺天盖地的媚日欺人宣传，其宣传力度是空前的。在每次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下达的“治强运动”训令中，均有宣传计划及要点，伪青岛治强运动本部也都把宣传工作列为一项单独的、重点实施的工作，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其宣传的内容，一方面为宣扬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吹嘘其“辉煌战果”，另一方面即是对人民群众进行奴化教育，“使市民认识大东亚战争中日本之绝对优势及绝对胜利之信念……促进对日之信仰心”。 如，1941年10月21日，伪社会局局长姚作宾发表了题为“强化治安应收揽民心》的广播演讲。 同时，在这期间的宣传中还加强了“节约及增产”宣传，以便“于物资对日彻底协力”，帮助日本完成“大东亚圣战”。
在“治安强化运动”期间，日伪利用报刊、广播、电影、戏剧，举办“民众大会”，由“中日长官训话”，举办讲演会、雄辩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漫画……等一切常用的手段进行奴化教育宣传自不必说，他们还在市内各冲要地点及胶县、即墨设置宣传塔，在各影剧院门前、各公园门口及人口密集的地方架设电线杆，安装高音喇叭，在一些不便架设电线杆的地区，则利用流动宣传车，进行巡回宣传。他们还挖空心思地在香烟盒、火柴盒、药品包装盒内塞进十余万张传单、标语，在票证上印上各种标语口号， 真是见缝插针，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伪设各级各类学校及各文教机关在“治安强化运动”中照例又成为其实施奴化教育宣传的重要场所和工具。如《华北各省市各级各类学校及文化教育机关协力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办法》规定：“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应 ……使用讲演、展览等有效方法，切实宣传，唤起一般民众”，“中等以上学校当局应聘请当地关系人员举行讲演”，“小学校得斟酌情形，邀请学生家长定期举行恳谈会，从事宣传”，“乡村小学校应于举行学生家长恳谈会时劝导其对邻里宣传”，“文化机关应酌量情形举行治强运动展览会”，“社会教育机关应举行定期及巡回讲演并举办展览会或映画会”。 伪青岛市公署更是在此基础上大加阐发。如他们要求伪设中小学的学生、教职员到电台发表讲话和唱歌，其中伪教育局长尹援一的讲演“对日亲善之绝对性”“博得青岛广播电台好评”。 他们还诱迫小学生参加以“治安强化运动”为内容的作文比赛，借小学生之笔，美化日伪统治，辱骂我抗日军民。
日本侵略者当年在青岛实施的奴化教育和奴化宣传，是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是赤裸裸的思想侵略，其目的是欲从思想上彻底征服中国人民，最终吞并中国。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谎言， 激起了青岛人民的强烈反抗和抵制。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失败，其在青岛实施的暴力统治和奴化教育宣传也彻底告终。
在中国香港时强奸杀害中国妇女的罪行
述：原38师团230联队12队34小队 宫本见二；记录：小林次郎、太岛渚久；
翻译：贺新建；校对：孔奇繁1992.12.28
我已经到了肝癌晚期，我一直想说那件事情，我也一直不敢说，因为我还有一个儿子和孙子；我不论从自私的角度还是顾及面子的角度，都使我不敢轻易讲出来。人们理解我，说我能够到死忏悔，不理解我的，肯定会指着我的后代说是罪恶之家。其实，我每每走到靖国神社，都不敢进去，一是怕他们看出我的心虚，二是心里感到呕吐；我知道，如果当初战死，也不配到这里占一席之地的。在中国期间，我干了一个军国主义士兵能干的一切，我不能回避，也不能粉饰，因那是战争，尤其是一场侵略战争，我不可能保持人性和人格，也不可不参与制造罪恶；我们去就是要制造罪恶的。 6park.com
1941年，我们和18师团、51师团和104师团集合在一起，在田中久一中将的指挥下，向守卫香港的英军发起了进攻。这一仗打的是最艰苦的，我们的士兵成片成片地向下倒，但当时武士道精神在起作用，这种自杀式的攻击，终于迫使英军在18天后，撤出防线，继而全线崩溃。我们踏着血污和烂尸占领香港。
我当时仅仅是一个刚刚增补入伍的新兵。我承认打死了四个英国士兵，用刺刀挑死一个还没咽气的英军俘虏；那时，没有一个军官向我们宣布日内瓦条约。我们得到的命令就是：杀、杀、杀。
战争和血腥使人发疯。抽大麻有瘾，吸毒品有瘾，你们还不知道杀人也有瘾；这是一种在世界上能居首位的瘾，它能让你产生一种屠戮的快感，也让你能知道什么是生杀大权的实质，这是最刺激的人间游戏。你可以由于杀人而感到自己存在的伟大和自豪。我和我们的军人，都成了杀人狂；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1937年12月12日的南京大屠杀；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是全军的杰作。后来归国后，听取中国军事法庭对第6师团谷寿夫陆军中将的审判广播，才知道我们的屠杀只是他们的百分点。从感觉上，我并不喜欢香港的中国女人，她们身材不行，可以说是五短的身材，山HY齐... 好像是近亲结婚的产品，不属于畅销产品；但战争期间是没有空余时间审美的。何况，属于我们的慰安所全体女性，被紧急征调到昆明慰安刚刚胜利的23师团官兵；她们离去已经有45天，长官说战前返回来；可是我们有的官兵已经躺在英军的子弹下，她们还是没有回来，说是在回来的路上遭到狙击。下层官兵们说，不知又被哪支凯旋的部队中间截留了。我不得不承认，英军确实是训练有素的队伍，比起中国的军队更加善战和能战。他们越是这样，越能激发我们的武士道精神。我是第17个冲进香港的，也是第1个冲进圣斯蒂芬学院的。[插话：据我们查阅的《中国战区性犯罪报告编号435─54760》上提供，说是229联队在搜索时遭到狙击手袭击后，进入圣斯蒂芬医院的，对吗？如果这件事是事实，进入医院便是正当的了，所涉及的屠杀英军伤病员一事，也是有根据的了？]这不对。当时英军全线崩溃，香港已经听不到什么枪声；229联队留在城外防守根本没有进城，只有我们是在一片寂静的等待中进入圣斯蒂学院的。我从靠近这座医院到最后进去，估计有20分钟，我没有听到一声枪声，也没见一个战友倒下去；后来的枪声，是我们自己打的；遭到狙击的伤亡报告，显然是瞎编的。我们一个中队都扑进去，因为有当地人提供情报，说有90多名英军伤病员躲藏圣斯蒂芬学院里。这时，上来一群女医生和护士，围住我们告诉这是医院，不允许我们搜查。中队长喜多郎少佐下令：把她们全都看管起来，搜捕英军士兵。78名女医生和女护士，均被12小队押进一间大屋子，等待处理，因为她们的头说，这里全是平民病人，没有英军伤病员。而我们的情报则是得知英军伤病员，全都藏匿在圣斯蒂芬学院里。果不出所料，我们从医院里搜出90多名英军伤病员。吉田大作下令，我们用刺刀一鼓作气地挑死64名挣扎的英军伤病员，这里变成了杀猪场，到处都是被杀未死的英国人的嚎叫声。
229联队这时奉命进城换防，闯进圣斯芬医院，见关押着一群面目姣俏的女人，便一下把房子围住。我们一看，这便宜事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于是放弃对英军伤病员的屠杀，也持枪冲上去；两支队伍对峙起来。
229联队大声叫嚷：我们都叁个月没有见到过慰安妇了。我们也冲着他们喊：我们也是，整整叁个月。这时双方的长官闻迅走过来，他们先是看看欲火中烧的士兵，又看看惊恐中的中国女人，两人怎么商量的，不知道，总之双方都抽出12个人，把守学院各个通道和大门口。也就是在这时，中国女人可能察觉我们的企图，趁看守不备，冲出房屋，和警卫撕打成一团，并大喊大叫，希望能有人前来搭救她们。我们一起涌上去，和她们撕打在一起。中队长吉田大作扯住一个最漂亮的女医生的头发，把门一关，头发正夹在门缝里，女人不敢挣扎；她一挣扎便掉下一缕头发。我看见她躬着腰脑袋叭在地上，臀部往上翘着。吉田大作可能是被眼前这个不停骂的女人激怒，也或是早就蓄谋要强奸这些白白到手的中国女人。他一军刀把这个女人的裤带挑断，女人大叫一声，扭头想要护住腰，头发被扯掉一片。中队长扒掉她两只鞋，将裤筒抓在手里往下一扯。整个医院都听到这个女人的尖叫声，好像被火烫了一下的母猫。吉田大作抬起靴子猛地朝这个女医生太阳穴一踢，这个女人立即没了声音，瘫趴在地上；两个士兵上去，把这个昏迷女人的裤子扒下来，然后翻过来，仰面朝天地摆在中队长脚下。 他把军刀一扔，喊了一声：让我们慰安慰安她们吧，她们等了我们18天，士兵们，别让她们骂我们日本人无能。现在我命令：预备，目标，这里的所有中国女人 ，前进，占领，摧毁。集中一切火力，开炮！我们一听，马上掀翻手中挣扎的女医生和女护士。整个学院的操场上，变成了强奸的游戏乐园。 我捺倒的是一个18、9岁的女护士，长一脸雀斑，黑呼呼一片，蒜鼻子，两只眼睛早都哭肿了。可我当时根本没有挑选的余地，也不可能。强奸这事，像瘟疫一样
传染得非常快。我一枪托打晕了这个乱咬我的中国女人。她头上和口里往外流着血，倒在地上。我用刺刀把她的上衣和内衣，裤子和内裤都挑开，然后像所有的士兵，在中国人的土地上把她给强奸了。在我强奸她时，她醒来了，抓破了我的腮。我一刀背，把她的满嘴牙也打飞；她满脸都是血水。我刚刚从她身上爬起来，她便被五六个士兵拖到一边，进行了轮奸。现在，整个操场上，到处都是半裸的日本兵，和全裸的不是躺着便是乱跑的中国披头散发的女人。两个联队长在强奸完两个被士兵捺着的最漂亮的女人后，高高地坐在新搭的台子上，欣赏着部下向中国女人冲锋与开火。在这种光天化日之下，中国女人平均每个人承受了6个士兵的轮奸；但这也不是很好惹的中国女人，她们不知从什么地方掏出剪刀，在混乱中竟然扎穿8个士兵的颈动脉，剪掉5个官兵的生殖器，还有3个剪刀全都捅进士兵的肚子里。我们很晚才发现，主要是现场太乱太嘈杂。 我们的官兵被这些不屈不挠的中国女人整整扎死了18名。这其中有我们平日敬仰的大佐山岛纪夫。于是，这些被轮奸过的女人，全都被捆绑在一起，追查凶手，但没有一个自首。最后，我们架起机枪威胁她们，如果不站出来承认，就全都用机枪消灭掉了。我看见起码有14个中国女人被吓得尿了裤子，双手捂着赤裸的大腿乱抖动，有2个女人干脆瘫在地上。更多的女人是咬着牙，抱掩着胸部，希望一阵机枪把自己打死。但她们想错了。这64名中国女人被强迫捆绑在一起，全都被军医打了麻醉药，扔到卡车上，用布蒙上，拉到郊外一座不知名的别墅里，充当随军妓女，四外都是铁网，且都通了电。
她们大都不服被污辱，反抗和寻死的事时时都发生：一个女人用指甲把自己的喉咙挖得差点漏了气，小队长一气之下，用军刀把她的两只手掌全都给剁下来；结果，这个女人当时就昏了过去；同时，八个士兵扑到她的身上，在第六个刚干完，第七个还没有上去，这个女人已经挺尸了。还有一个女人，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劲，没有一个士兵能和她顺利性交。小队长见状，便集合人把她裸体绑在一个圆木桶上，是仰脸八叉地捆住的。来的士兵，这回可不用费劲了，只需滚动木桶就行了。不到叁天，这个女人也死了。这不是最残酷的，最残酷的是一个女医生就是不就范，叁个士兵最后才把她捺倒在地上，而她还是殊死抗争；小队长命令把她的手反绑上，拔出刺刀，让士兵拽开她的两条腿，“扑”地一下从阴道插进去；然后让她丫起来随便走。可怜这个女子，两手乱抓拔不出来，鲜血直流。这是个刚烈的女子，最后忍着疼痛站起来，两腿叉开往地下一坐，大叫一声惨死在操场上。有一个女子在被强迫慰安时，咬掉一个士兵的鼻子，疼得士兵捂着鼻子原地蹦跳大叫；这个女人被捆到电线杆上，先是当靶子远距离用手枪击碎两个乳房，最后剖开肚子，从里将子宫割下来，撑大套到女人头上；阳光曝晒，子宫膜开始往回收缩，最后将女人头紧紧地箍住；这个女人始终挣扎着企图喘上一口气，最终在越来越紧的崩缩里，憋死了。我们叫这“从哪来从哪回去”，在菲律宾经常这样干。也许最可恨的是中队长的嗜好；他这个人不知什么时候养成一个爱好，他专门吃焙了女性子宫，并且是处女的；于是，他把早就捆起来未让士兵上手的一个15岁的女护士在火堆旁活着割开肚子，取出只有鸡蛋大的子宫，用瓦片焙起来；这个 女孩一直没有死，血和肠子流了一地，躺在一边，看着自己的器官被焙熟，看着被中队长吃掉；最后，头一歪死去她的心，被另一个士兵趁热掏出来，生生地吃掉。也许是这些事，使她们采取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行动。在慰安230联队时，她们竟然能在统一时间里咬断23名士兵的生殖器，造成18人抢救无效死亡的重大事故。我奉命把抓获的8名中国女人用军刀逐个地劈死，是先剖肚子后砍脑袋的。我是眼见着白白的身子一个个折断在我的军刀下的。当天夜里，我噩梦缠身，不住地大喊大叫起来；后来我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治我在侵华期间，共奸污中国女人34人，亲手杀死8个女人，开枪打残3个妇女。日本投降后，我一直想说出来，可一直也没有胆量。今天，我说出来，是因为我钟爱的儿子、媳妇、5岁的孙子，前天全都死在北海道的车祸里。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亲人了。这是报应，也是我罪有应得；是我在中国做孽的报应。道光大法师说今世罪恶深重，不能洗尽，我只能在弥留之际，把这些罪恶说出来，军国主义万万不能再出来。我们的自卫队，也没有必要到国外去执行联合国任务。我不能说，我对不起中国受害的女人；这不是我这种人说的，我已经不配说这种话了。我说死后，把我的骨灰拿到中国，洒到骡马市场，让不是人的东西经常踏来踩去，不得安宁，也算是我的赎罪吧；撤到香港对斯蒂芬学院的旧址上也行。慰安妇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慰安妇的问题，是关系到两国友好能否真正地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要让日本政府承认，首先我们这些作恶者能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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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铁”附属地殖民教育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附属地是指从长春到大连（包括安奉路）这段铁路及其支线两侧各30里的区域。这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里接过来，经清政府承认了的特权。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最早侵占的另一块地方。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刚侵占时，在附属地里日本人很少。到1936年，日本人增至20万，中国人仅有28.8万。
"满铁"从表面上看，它是一个经营铁道事业的公司，实际上它是一个担负着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三重任务的特殊机构。附属地的最高行政机构"满铁"总社，社址在大连，分社址在日本。附属地的总社设总裁，统管整个附属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总社在附属地内又下设许多出张所、事务所。附属地的铁路贯穿长春、四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鞍山、营口、盖平、瓦房店、抚顺、本溪、丹东等十余个大城市。这些城市都是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殖民当局通过"满铁"附属地来控制大半个东北的经济命脉。
太平洋战争后学校用大部分时间进行“勤劳奉仕”以解决战争物质匮乏，图为海域第一国民高等学校正在田间施肥
附属地的教育由总社的地方部学务科全面控制和监督。学务科里设有称为"辅佐机构"的视学机构，配备若干名视学和视学委员。视学分为初等教育视学、中等教育视学、满人教育视学。他们秉承上级指示，视察和指导教育工作，并进行调查研究。地方上也设有视学，视察和指导某一特定地区的教育，并对有关教育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视学委员则主要从事特定学科的指导工作，作为附属地教育的"辅助机构"，还有原南满教育专科学校所属的满铁教育研究会、满铁中等教育研究会等，负责研究和调查教育的实际问题。
附属地的各种幼儿园、初等学校、实业补习学校和图书馆等，原则上归各地事务所长管理；各类中等学校、专科学校和医科大学等归地方部长管理。
"满铁"附属地的教育制度和"关东州"一样，分日本人教育和中国人教育两大系统，采取中、日学生分校制度。
太平洋战争后学校用大部分时间进行“勤劳奉仕”以解决战争物质匮乏，图为海域第一国民高等学校正在田间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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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国殖民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东北之后，又于1932年拼凑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并以，并以东北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便在加强武力占领、经济掠夺、政治统治的同时，于1937年采取了全面建立和巩固东北殖民教育体系的措施。主要表现在：一是配合伪满的机构改革，为使机构“简素化”、“一元化”和“能率化”，的提高“综合运营”的效率，撤消伪文教部，在伪民生部下设立教育司。二是为了遮人耳目，使人感到伪满象个“独立国家”撤消治外法权，将除旅大地区的日本人教育之外的全部教育（包括“满铁”）划归伪满统管，三是废止伪满成立后在原中国学制基础上修改而形成的伪满过度学制，实行所谓“新学制”。这标志着日本侵略东北教育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殖民奴化教育的全面发展与强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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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沦陷区殖民教育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本部进行大规模的侵犯，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由于日寇暂时的军事优势和国民党执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路线，以至整个华北和华东的大片国土沦于敌手，广州、武汉也被日寇占领。
这时除东北和内蒙古外，敌占领区已先后有两个傀儡政权，一个是1937年12月14日在当时北平打着"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的口号，以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另一个是1938年以梁鸿志为行政长官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当抗日战争进入了敌我双方相持阶段，日寇进攻兵力主要用来对付敌后抗日军民，为了实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而对国民党政府则以反共为诱饵，实行以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1938年6月"关于处理中日事变的根本办法"（七）中提出："临时政府是作为日满华政治经济集团的一根支柱，并且将成为中国统一政府的核心"；"华中政权（维新政府，是亲日满政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起着置国民政府与死命）的作用……应该和华北政府合并"。在日本帝国主义政治诱降的唆使下，1938年12月29日，国民党副总裁、国际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等一小撮亲日派分子，公开投敌叛国。1940年3月31日汪精卫自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在南京成立南北统一的伪"国民政府"。取消北平的"临时政府"和南京的"维新政府"，北平的"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做为中央与地方的中间机关。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统治中国人民，推行奴化教育，又仿效侵占东北的伎俩，把"王道主义"改为"新民主义"。并用孔孟儒家封建思想，欺骗中国人民，把"论语"中"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把亲民篡改为新民。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平"临时政府"改组为政务委员会，又提出"发扬新民精神，以表现王道"。其目的：在欺骗麻醉中国人民，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以至将来同化中国人民。
战争初期，日寇铁蹄所在，对我各类学校设施肆意摧残，许多学校迁移、解散或停办后，日寇实行奴化政策，一方面开办许多短训班培养汉奸官吏和师资，另一方面接替旧的，或改头换面成立新的学校。除此之外，各地组织青年防共团，加以不定期训练，并在南京设青年团指导人员训练所。北京临时政府组织新民训练团，毕业学员分派到各县担任训练工作。各地青年训练所或青年训练班的学员，全部是日伪采用强制手段征收来的15至30岁的青年。维新政府还在南京设有警察学校与司法养成所，并于各地设立保甲讲习班。警察训练班、自卫团训练班等等。另外，广东设有妇女训练班，天津设有特高训练班，汉口政务所更派遣汉奸120人赴东京受特务训练。这个时期，日伪组织了大量师资短期培训，1938年4月在北平设有中等教育师资馆，修业时间为1年。第一期毕业生共109人，曾派往日本参观实习，返回后派各地充任中、小学教员。同时办有北平市公、私立教职员讲演班，限令中、小学教员必须参加，必须立具"志愿书"，退出国民党。天津也设有教员训练班，分为两级，一为现任教职员，一为预备教职员。在南京方面设有教职员养成所，毕业后先去日本考察，再回国任教。维新政府还令苏、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两市各派现任中、小学教职员直接去日本受5个月的短期训练。日寇占领武汉后亦曾举办教职员训练所。在广州则举办教员登记。登记者施以2个月的奴化训练，并于受训期间发给生活津贴。
日本以南开大学研究东北问题反对日本侵略东北为由派飞机轰炸使其流亡到昆明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成立西南联大。图为被炸前的秀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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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日本占领东北后上海大学生街头组织抗日演讲大会
1937年10月24日侵华日军攻击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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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众奴化教育 ［ 作者：孙新兴 ］
沦陷时期日本在青岛实施的奴化教育宣传述评
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孙新兴
内容提要：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时期，通过设置和操纵伪政权、伪设机构、团体和学校，在青岛全面推行奴化教育，其奴化教育的范围笼盖了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全部社会意识领域和文化、教育、新闻、体育、娱乐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浸蚀到社会各个层面。本文以大量的历史事实，揭露了此一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社会教育及文化、娱乐、宣传等领域所实施的奴化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青岛第二次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 为了巩固对青岛的统治,使青岛成为其侵吞中国的主要基地，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硬软兼施的统治策略，一方面，借助军队、宪兵、警察、特务等机构，用暴力残酷地、灭绝人性地镇压中国人民；另一方面，借助伪政权、伪设机构、团体和学校，竭力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粉饰他们的侵略罪行，蒙骗中国人民，妄图从思想上征服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甘心接受他们的侵略统治，乖乖地当亡国奴。日本侵略者在青岛实施的奴化教育和宣传是全方位的，笼盖了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全部社会意识领域和文化、教育、新闻、体育、娱乐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浸蚀到社会各个层面，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和手段，可谓无孔不入。关于日本侵略者在学校中实施的奴化教育，笔者在《日本在青岛的殖民奴化教育评析》 一文中已略有介绍，本文仅就其在社会教育及文化、宣传等领域所实施的奴化教育和宣传作简要陈述和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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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炮制同文同种理论，欺骗中国人民
日本侵略者当年炮制了一种颇能迷惑人心的“理论”，即中国和日本同在亚洲东部，“同文同种”，“习俗相近”，都曾遭受到白种人的侵略，因此要“中日亲善”，携起手来把白种人赶出亚洲去，共建“大东亚共荣圈”，实现“王道乐土”，缔造世界和平。他们颠倒黑白，编造谎言，说爱猫扑，爱生活和执政的国民党都是受了白种人的挑唆和诱惑，排日抗日，杀人放火，挑起了中日战争，祸国殃民。为了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就必须推翻中国政府，消灭爱猫扑，爱生活和国民党，改以亲日派执政。为了这一目的，“大日本皇军”才开到中国来“牺牲”作战，帮助中国人民消灭“捣乱分子”，实现“共存共荣”。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强调在人文、人种以及地理方面中国与日本比较接近这一事实，掩盖他们侵略中国的罪行，蒙骗中国民众，使中国人民从感情上认同他们，归顺于他们。
这种欺人之谈，充斥于当时所有的报刊、广播及其它宣传中，在日本陆军省设立的“东京市远东贸易月报社支那出张所”发表的一份宣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查陆军省报道部鉴于中日两国壤地接临，同种同文，习俗相通，应共维共荣。近因国共两党同化，竟破坏世界和平，高倡焦土政策。皇军不忍坐视，只得举此圣战，一方消灭国共，一方妥筹东亚和平之途径，只得出版本报……发展亲善提携，日华同体之使命。各界应一致参加反共救国运动。黄种兴废，端系乎此。” 这份宣言不仅把日本侵略者的奴化归附理论阐发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展示出日本的奴化教育宣传机器在其侵略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939年，《青岛教育周刊》全文转载了日本人武田熙的一篇文章。该文在对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爱猫扑，爱生活极尽造谣污蔑、对沦陷前的中国教育横加指责之后，提出“如欲维持东亚永久之和平，必须中日真诚亲善……必须（使中国）摆脱英俄之羁绊，加强教育上反英反俄之意识……使学生勿再妄动与迷信（英俄）。应哓以国家情势及东亚在世界上之地位，与夫中日两民族相濡相倚之实际关系，努力保持我东亚民族固有道德，发扬我东方固有文化，齐一步骤，走向我亚细亚新路线，方能达到共存共荣之目的也。”
日本驻青岛的军政头目更是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向中国人灌输这种论调。1938年4月14日，驻华日军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抵达青岛，声言“希望由中日紧密提携，伸张国运，向确立东亚和平而努力。” 在日本已经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并且还在做着全面侵吞中国的美梦的情况下，长谷川清说这番话的意思，分明是要让中国人帮助日本侵略者去伸张他们的“国运”。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大鹰正次郎在1938年举办的中小学职教员暑期讲习会上颠倒黑白：“国民党过去之排日教育，实系一种浅见，而不合乎于正义之举动”。“要知道中日这次战争，（日本）并非对于中国民众有何过不去之处，实系帮助中国打倒如同洪水猛兽之赤祸，可以说为正义而战，为帮助中国而不顾一切牺牲之圣战”。 在1938年举办的中小学职教员训练班上，日本青岛中学校长大野清吉以“中日敦睦”为题讲演时说得更直白：“日本为谋世界之幸福而以中日提携为起点。但欲使中国全国人民理解日本之真意颇非易事，须先由青岛民众做起，逐渐即可普遍于他处。” 他们通过汉奸之口说出这些言论，更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例如伪华北教育部部长汤尔和在教员讲习班上说：中国与日本“国境毗连，文化同出一系，所谓唇齿之邦，兄弟之国。为我国永久的打算，应该相亲相爱，共奠东亚安宁的基础”。 伪青岛市长赵琪也说：“中日两国本为同文同种，自应亲如兄弟，共御外侮，以期共存共荣”。
当时所有学校的校训、校歌中都羼进了“亲仁善邻”、“兴亚重任在新民”之类的愚民谎言。日伪通过报刊、广播等各种宣传方式，连篇累牍地宣扬这些歪理邪说，并诱骗中小学生以这些骗人的谎言为内容撰写作文。如有的小学生以“树立东亚和平的基础在于黄种人大团结”、“中日亲善的必要”等作为作文题目， 有个小学生被蒙骗后在作文中写道：“当白人计划瓜分中国时，日本常从中阻挠……日本确曾暗中扶助中国使保持独立至今，既不愧为患难相扶的仁人，亦不失为唇齿相依的邻国。” 他们还诱骗学生以“防共是复兴中华民族唯一的要义”之类的题目写作文，把爱猫扑，爱生活说成是“奸淫掳掠”、“纵火焚烧”的“爱猫扑，爱生活”，“只有联络友军（指日军，笔者按）……才有把爱猫扑，爱生活剿灭的希望。”
为了体现这种歪理邪说，表示“中日亲善”、“中日满一体”的“亲密”关系，每逢日军攻陷中国重要城镇、日军在侵略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时，日伪都要“中”日同庆。如日军攻陷汉口后，除召开由“中”日两国国民参加的“盛大庆祝会”和游行外，伪教育局还举办“庆祝汉口陷落学生雄辩大会”，邀请日本人参加，诱迫学生发表卖国媚日言论。日军攻陷徐州，伪青岛治安维持会“不得不感谢友军将士忠勇奋发之力”，下令各伪设机关、学校及市民、学生捐款购置“慰问袋”，慰问“劳苦功高”的日本侵略军。 伪维持会还响应日本人主持的山东每日新闻社发起慰问日军的“号召”，购买留声机和唱片赠送日本海军，日海军复函“实为铭感，……以志永久之纪念”。 伪青岛市公署成立之日，日伪除胁迫中国民众和学生手持“中”、日国旗游行，到由日军守卫的伪市公署和日本总领事馆前高呼“万岁”外，还组织在青岛的日本军队、侨民、学生参加“庆祝”游行，“领事及其他（日本）长官也都（对中国学生）以礼相还，互表亲善之情意”。 日伪还以“日华佛教团”的名义为在侵华战争中战死的日军和汉奸举行“慰灵祭”， 俨然是“一家人”。
但是，日本侵略者无论怎样把这种“亲善”理论说得多么圆满，表面上伪装得多么祥和，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始终都是以战胜者和统治者的姿态自居的。在“庆祝”伪市公署成立的游行中，日本人的“高呼之声，直冲云霄，充分的表现着他们爱民爱国的心理”， 中国人只是被强迫和蒙骗着为他们的胜利“欢呼”而已。1942年2月28日，新民会青岛总会改革机构，原总会次长日本人八太茂改任首席参事，声称：“本人离开以往之次长地位，站在指导地位，共谋会议之进行。” 即道出了这种“亲善”中的主仆地位。
二、控制舆论工具，用暴力手段进行思想统治
为了从思想上控制中国人民，扼杀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日本侵略者特别重视对中国人民的思想统治。1938年秋，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其实施的“治安肃正计划”中，重点强调了实施“思想肃正”。其方针是“恩威并用，显示皇军威力；贯彻圣战，共存共荣大义；把握民心，使民众心悦诚服。”1939年底，又制定了《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明确提出在华北地区实施“思想战”。 在整个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时期，这种思想战贯穿于其侵略统治的始终。而这种以暴力为基础的思想战，正是其实施奴化教育的具体体现。
日本侵略者规定，凡是与抗日有关的文字、图片、影像、标志及声音应一律销毁和禁止，凡是与前国民政府有关的事物也要取缔。1938年1月，日军的铁蹄刚一踏上青岛，即派人到市内各处清除抗日标语、图画及与前国民政府有关的文字，对于孙中山的肖像和前国民政府官员的题字也不放过。 可能他们怕做得太过火，加剧中国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后来伪华北临时政府将日军密令“关于处置孙文像及相片”的“办法三条”“照抄”给所属伪政权，要求他们“遵办”：“一、铜像、胸像等有永久固定的性质者仍照旧（销毁，笔者按）；二、政府各机关、学校及其他公共场所，如含有礼拜意义之单独相片，应撤去收纳于不惹人注目之场所或秘密烧弃之，故非单独而属于集会团体的相片认为无碍；三、一般民众所有者，依照前述主旨渐次指导之，但无须强制。” 日军宣抚班还命令人们，过去发放的带有国民政府徽记的证件，都要换成印有伪华北政府五色“国旗”的新证件，否则无效。 日伪还命令国民党员脱党，承认“前因意志薄弱，误入国民党”，发给其脱党许可证。 他们将前国民政府命名的“天门路”改称“兴亚路”，“以示建设东亚新秩序，共同迈进‘兴亚’大路之意”。 在青岛市政府大楼对面的海边上，有一座中国政府为纪念1922年从日本手中接收青岛而建立的“接收青岛纪念碑”，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所长柴田弥一郎下令把原来的字铲掉，换上他写的“建设东亚新秩序纪念塔”。 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的合法政府和开国领袖从中国人民的心中铲掉，打上“大日本帝国”的烙印。
日本侵略者深知书刊、报纸、广播在传播抗日进步思想方面的作用，因此对这些传播媒介查禁得特别厉害。1938年上半年，伪新民会中央指导部派人到各图书馆、学校搜查抗日书籍，该会指导部调查科科长松尾（日本人）并亲自跑到伪华北教育部，命令伪教育部通令所属各校、馆将尚未销毁的抗日书籍“检出封存送交新民会中央指导部”。伪华北教育部接令后，连发两道训令，要求“迅将各图书馆或藏书室内关于旧存抗日书籍彻底检查，迅即封存，俟该会派员来取。如已遵前令毁弃在先，以后不得再有发现。一经查出，应由各校馆主任人员负责。”伪青岛治安维持会接令后，急令“各机关、各学校”遵照执行，查禁、销毁抗日进步书刊和与其侵略谎言不一致的书刊， 同时，成立儿童读物审议会，由伪教育科科长陈命凡任会长，伪教育科顾问宇野祐四郎任副会长，销毁他们认为“含有党化色彩，戕贼儿童之天真”的儿童读物，编纂以奴化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儿童读物，“以应需要”。 1941年12月，伪华北教育总署又密令各地伪政权“彻底检查有关抗日及共产学说思想不纯正之图书及新闻杂志”，伪青岛市教育局即将早已封存的5751册图书“呈报伪市公署”。 在整个日伪统治时期，学生平时可以看的课外书，只有寥寥几本日文书。一个小学生写道：“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课外书籍可看。”一位教员在讲谈会上也说：“可惜现在无（课外）书可看。” 由于图书都被查封销毁，“前本市图书馆址现已拨作反蒋委员会办公处”， 直至1940年2月2日才对外开放。
对于报纸和广播，干脆由日本人直接控制，使之成为彻头彻尾的日本侵略者的喉舌。青岛沦陷后，原有的报纸纷纷停刊。1938年1月18日，在日本侵略者的唆使下，伪政权创办了《青岛新民报》，由日本人把持着。1942年他们干脆将该报与另一家由日本人创办的报纸《大青岛报》合并为《青岛大新民报》，由日本人尾泻义雄任社长。1938年3月21日，日军建立青岛放送局，同时加强对收音机的管制，只准民众使用伪华北广播协会监制的三管、四管收音机，这两种收音机只能收听到青岛和北京的广播，违者以“思想犯”论处。 1939年，又加大了电台的放送功率，并且“日华语并用”，加强奴化教育宣传。
日本侵略者把持着报纸和电台，一方面封锁消息，隐瞒侵略暴行真相，蒙蔽青岛人民；另一方面制造谣言，混淆视听，对青岛人民进行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青岛新民报》的副刊《新声》和《大青岛报》的副刊《青潮》，发表了大量杂文，赤裸裸地称颂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经，宣传亲日思想，辱骂抗日军民。两报合并后，副刊改成《新潮》，连载小说《劫后余生》，胡说什么“日本军队来了”，使老百姓“重见天日”。他们还网罗汉奸文人组成“中国留日同学会青岛分会”，发行《友声》等刊物，公开鼓吹媚日附日。1939年初，“蒙青岛新民报社热心文化事业的诸位先生之所主催而赐予”，开始儿童讲演播音。日伪诱骗天真单纯的儿童少年按照他们的意旨，在演播中发表媚日附日演说，把日军侵占青岛美化成“本吊民伐罪及以宽大为怀的宗旨布告安民……并赖友军之帮助，中外长官之苦心维持，于是地方治安日益巩固”。
日伪各级政权巧立名目，强迫派销各种含有奴化教育色彩的宣传物品，同时藉机敛财。如1939年初，日本东洋文化协会青岛支局“向本市乡区小学推销《跃进之日本》画刊”。 “遂使民怨沸腾，流弊百出”，“友军方面亦见及此”。为控制宣传物品流通，更重要的是为了监督、限制舆论，防止抗日宣传品的扩散，1939年伪华北行政委员会禀承日本主子的旨意，下令在各地设立文化书局及分支所，“俾将宣传读物分别交由该局所等代为流通，所有一切运送统由友军协助并受各地方驻在友军之监督”。伪青岛市公署当即尊令照办。 当他们控制了发行渠道之后，便利用这些渠道大肆推销奴化教育的书刊杂志。1940年6月伪教育局长陈命凡在中小学校长会议上宣布：“华北文化书局代售之各种杂志画报等，各校应尽量订购，以备学生阅览，并于可能范围内代为设法推销。”
日本侵略者在青岛实行严厉的新闻和文化管制。日本宪兵队经常到学校、书店查抄抗日进步书刊。他们挨家挨户检查收音机，一旦查出收音机是超外差式两个波段的，那就是“反满抗日”的罪证，祸患不堪设想。就连在室外照的照片，也都要送到宪兵队检查。 笔者在青岛的一位老人家里看到,他保存下来的当时所有的家庭照片，后面全都用印章盖着“青岛宪兵分队检阅济”的字样，章上的时间是按照日本的昭和年号编排的。日本侵略者完全把青岛当成日本的领土来统治了，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中国人民逐渐淡忘自己的祖国，同化于日本。1939年，日本宪兵队在私立明德小学查出一部电台和一些抗日书刊，便将该校校长逮捕刑讯，并勒令该校停办一年多。 1944年3月20日夜间，日本宪兵队和便衣特务突然闯进青岛市数十名中学教职员的家中，先行搜查书籍信件，然后把人带走，硬说他们是抗日仇伪的“危险分子”，严刑拷打。其中私立礼贤中学的教员唐万之被活活折磨死，还有的人被拉出去秘密暗杀了，侥幸活着出来的，也都生了大病。 又如，有一中学教员因经常叹气，被宪兵队认为是“思想犯”而逮捕，后假装笃信佛教才得以生还。
伪警察局在思想统治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其副局长兼警备队队长对马百之原先就是日本宪兵队大佐，伪警察局实际上是日本宪兵队的延伸机构。1939年公布的《青岛特别市公署各局组织规则》规定在伪警察局设特务科，下设特高、高等、外事三股。特高股的第一项职责就是“关于政治、经济、思想及其他倾向取缔事项”，而高等股的第一项职责则是“关于新闻、电影及出版物之取缔事项”。 伪警察局于1938年发布的《私设广播无线电收音机规则》命令居民将收音机送到伪警察部检验，并规定只能收听波长在540~200米之间的广播，“不得由空中线发射电波”。
三、见缝插针，全面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日本侵略者当年对中国人民实施奴化教育时，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宣传。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动用所有的能动用的宣传机器，挖空心思，采用所有能用上的手段，全面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除了通过舆论工具进行奴化教育以外，日本侵略者最常用的办法就是通过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发动各种“运动”，制造各种“纪念日”、“活动日”，借机向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宣传。每逢日本的重要节日、日军取得“重大战果”，伪政权成立日，他们都要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如“七七事变”本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但他们却把自己打扮成一副救世菩萨的样子，将每年的7月7日定为“兴亚纪念日”，逼迫全市人民对他们感恩戴德。1940年7月7日，日伪照例举行“市民大会”，会上除了由伪市长发表媚日卖国“训词”外，还要全体与会者向在侵略战争中毙命的日军亡魂“默祷一分钟”，“三呼大日本帝国万岁”。日伪“为使民众对于反共兴亚作进一步之彻底认识起见，复在各戏院开讲演会，派兴亚剧团赴乡区表演。所有兴亚戏剧、广播、露天等讲演以及学校训话均经隆重举行。” 再如，日军攻陷香港，日伪又援例召开“东亚解放大会”，并在“各公共汽车上均揭示庆祝意义之布幕”。 又如日伪将每月1日定为“兴亚奉公纪念日”，后改为“节约运动日”，要求人们在这一天“禁烟戒酒，停止游兴”，以体现“我日华满三国极应精练团结，共同防共，巩固东亚新建设”之宗旨。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又改每月八日为“大东亚战争纪念日”。1942年1月13日，日伪召开大东亚战讲演会，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所长、伪市公署顾问绪方真吉发表了“大东亚战况与觉悟”的讲演，伪社会局长姚作宾也作了“大东亚战下日本之现状”的讲演。 就连春节期间，他们也要在电台和各娱乐场所发表奴化教育讲演，并发给市民写有奴化教育内容的对联“以资宣传”。 他们力图通过各种宣传造成一种气氛，即“日华满三国一体”，妄图使中国人民从思想上认同他们，进而归附于他们。
每次日伪举办的奴化教育宣传活动，都要印制大量宣传品，在市内张贴，向各团体、学校分发传阅，并“设法向‘匪区’（日伪对抗日根据地的诬称，笔者按）邮寄之”。 如1940、1941两年的“七•七兴亚纪念日”，伪社会局每次各印制了传单、标语5 万份。他们还印发宣传奴化教育的小册子以及漫画等，到处散发张贴。 日伪还杜撰话剧《东亚三兄弟》，意喻“中日满三国互相提携，互亲互爱”，在剧中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美化成“拯救我中华人民出于水深火热之中”，比之古代的商汤王、周武王、齐桓公“更超越一等”。
日本侵略者通过“思想战”宣传奴化教育方针和策略，集中体现在历次的“治安强化运动”中。自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日伪共在青岛地区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期间，日伪军宪警特倾巢出动，对我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清查没收一切共产主义的书籍及其宣传资料或材料”， 同时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加强奴化教育宣传。在每次“治强运动”之前和进行之中，皆是铺天盖地的媚日欺人宣传，其宣传力度是空前的。在每次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下达的“治强运动”训令中，均有宣传计划及要点，伪青岛治强运动本部也都把宣传工作列为一项单独的、重点实施的工作，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其宣传的内容，一方面为宣扬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吹嘘其“辉煌战果”，另一方面即是对人民群众进行奴化教育，“使市民认识大东亚战争中日本之绝对优势及绝对胜利之信念……促进对日之信仰心”。 如，1941年10月21日，伪社会局局长姚作宾发表了题为“强化治安应收揽民心》的广播演讲。 同时，在这期间的宣传中还加强了“节约及增产”宣传，以便“于物资对日彻底协力”，帮助日本完成“大东亚圣战”。
在“治安强化运动”期间，日伪利用报刊、广播、电影、戏剧，举办“民众大会”，由“中日长官训话”，举办讲演会、雄辩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漫画……等一切常用的手段进行奴化教育宣传自不必说，他们还在市内各冲要地点及胶县、即墨设置宣传塔，在各影剧院门前、各公园门口及人口密集的地方架设电线杆，安装高音喇叭，在一些不便架设电线杆的地区，则利用流动宣传车，进行巡回宣传。他们还挖空心思地在香烟盒、火柴盒、药品包装盒内塞进十余万张传单、标语，在票证上印上各种标语口号， 真是见缝插针，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伪设各级各类学校及各文教机关在“治安强化运动”中照例又成为其实施奴化教育宣传的重要场所和工具。如《华北各省市各级各类学校及文化教育机关协力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办法》规定：“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应 ……使用讲演、展览等有效方法，切实宣传，唤起一般民众”，“中等以上学校当局应聘请当地关系人员举行讲演”，“小学校得斟酌情形，邀请学生家长定期举行恳谈会，从事宣传”，“乡村小学校应于举行学生家长恳谈会时劝导其对邻里宣传”，“文化机关应酌量情形举行治强运动展览会”，“社会教育机关应举行定期及巡回讲演并举办展览会或映画会”。 伪青岛市公署更是在此基础上大加阐发。如他们要求伪设中小学的学生、教职员到电台发表讲话和唱歌，其中伪教育局长尹援一的讲演“对日亲善之绝对性”“博得青岛广播电台好评”。 他们还诱迫小学生参加以“治安强化运动”为内容的作文比赛，借小学生之笔，美化日伪统治，辱骂我抗日军民。
日本侵略者当年在青岛实施的奴化教育和奴化宣传，是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是赤裸裸的思想侵略，其目的是欲从思想上彻底征服中国人民，最终吞并中国。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谎言， 激起了青岛人民的强烈反抗和抵制。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失败，其在青岛实施的暴力统治和奴化教育宣传也彻底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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