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民族主义愤青以一种爱国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也对中国社会提出了一道“爱国还是误国”的难题。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引导民族主义正确的发展，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认真思索的问题
浙大事件始末
国际先驱导报杭州特约记者潘凯报道 2004年10月21日，有众多人参加的游行引起了社会各界注意，而事情的起因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浙江大学中外学生之间的口角。
事情缘起于一位韩国女生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BBS上出售几件衣服，随后就有人回帖要求抵制日货和韩货。该女生也不示弱，指责中国人没有品味、穷，接着又炫耀韩国人的富裕与时尚。一位知情者告诉本报记者，当时在线的中国学生都很愤怒，开始予以反击，主要是为“维护国家的尊严”，同时言辞也比较激烈。
随后，韩国女生的台湾男友开始给该版的版主打电话，要求到篮球场解决这个问题，版主将这一电话公布以后，有人给这位韩国女生发去了一条短信：“没什么事情，想问候一下你母亲。”女孩随即大怒，回电话追问该同学是谁，这位同学答道：“我是你大爷。”
“交锋”过后，韩国女生查到了这个电话的主人，于是偕同男友和另外一个人来到该男生宿舍，并威胁说：“我给某某校领导一个电话，能直接让你退学，现在对留学生是很重视的。”结果，该男生自愿在宿舍里被三个人每人打三拳，并在食堂请客吃饭。
事情本来就到此为止了。但在场的中国学生被激怒了，许多人随即聚集到学校保卫部门门口，要求给出说法，在交涉未果后，大批学生开始在校园内游行。直到凌晨2点多，人群才散去。事情虽然过去了几天，但是仍有许多浙江大学的学生在网上发贴抱怨“打人者至今仍逍遥法外”。
一次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之间的冲突在被迅速掺入“国家”“民族”等概念之后，变成了一件带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事件。
事实上，近年来的许多事件最后都被套上了这些外衣。一位参加了这次游行的浙江大学学生说：“其实我到那时（游行前）还没想清楚为什么要讨回公道，不是自愿被打的吗？”
“后来有人告诉我，同胞受欺侮了，而且是被威胁在先，一定要维护尊严……由于此次事件本身比较猥琐，也缺乏实质内容，于是绕紫金港游行显得非常无趣。但是我们郁闷，我们要发泄……”
而另外一名拒绝参加游行的浙江大学的学生则显得比较理性。“我比较反对将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变成什么维护国家荣誉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中国人和韩国人双方都有责任。因为现在许多人闲得无聊，很容易加入到这种活动中，但是，当气氛一旦搞起来以后，很多人就真的觉得自己是在维护国家的荣誉，这样就很难收拾了。所以我不参加这种活动。”
谁是民族主义愤青？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闻报道 浙江大学事件的是非曲直很难判定，但是该事件的起因非常明显，就是中国网络上近几年来让所有人都非常熟悉的抵制日货、韩货运动。
民族主义愤青的生活状态
王天涯就是这么一个网络宣传者。2004年5月，王天涯来到北京，开始在一家通讯公司工作。一到北京后，王天涯就经常在网上活动，逐渐认识了一些反日反韩反美的人士。2004年6月，这些人开始组织了一个小组，开始在各大门户网站上发布抵制日货韩货的评论。“效果好吗？”记者关心这个问题。王天涯笑了笑：“还好。反正网络上支持我们的人很多。”王天涯告诉记者说，像他们这样的组织还有一些，平常大家也进行一些交流，就是要让大家抵制日货韩货。“小日本太坏了。”
“那你生活中从来不用日货吗？”记者问他。王天涯憨厚地说：“随身听肯定得用日本的，要不没有东西用啊。但我们只要有的选，肯定不用日货。”
王天涯的生活状态是有代表性的。“他们都叫我‘愤青’，愤青就愤青吧，我无所谓。关键是要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抵制日货的重要性。很多中国人受了日本人欺负，还说日本人好。我就见不得这样的事情。”
王天涯并不孤独。在中国几乎所有大学的BBS，谈起日本、美国和韩国，许多时候都是群情激昂。
在新浪网有关日本和中国东海问题谈判的评论中，网民们基本都持一种强硬的态度。许多人已经开始分析中日两国的军事实力对比，认为中国可与日本一战。
这种网络上的愤怒已经让日本人感觉甚切。当记者就日本是否会取消对华经援的问题请教一个日本教授的时候，该教授一直在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向中国提供了这么多援助，中国人还是这么讨厌日本人？”在北京的几天，该教授在中国的网站上转了转，顿时被“镇”住了：“网络上一片谩骂，我都不忍心看下去。实际上，我们这些从事中日交流的人最清楚，日本的右翼经常就此向政府施压，要求对中国强硬，最后就是两国中那些非理性的人把中日关系毁了。我们做再多的事情也没有用。”
愤青与极端民族主义者
“我们管这些人叫‘愤青’。”社会学家李明水对记者说。
事实上，愤青这个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主义者。当记者用这个概念去询问一些社会学家的时候，很多人并不明就里。周孝正告诉记者：“社会学界并没有对这个概念给予明确的解释。”李明水也告诉本报记者：“这个概念原先是形容出于反叛期的青少年，之后又被用于形容那些没有找到生活方向的知青，但是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概念的定义对象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它在中国开始被广泛引用，是针对西方情调至上的“小资”文化而来的，它原先的主要任务是反小资。“因为他一开始就是针对西方文化至上的，所以应该说由它来充当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有一定的基础，这个概念虽然有了许多分支，但是最主要的是反美反日一派。而其中最为令人关注的是‘谩骂式爱国主义愤青’”李明水对记者说。
曾经有人分析愤青文化：“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加深，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处处受制，经济利益、国际声誉不断受到损害，这是愤青文化兴起的根源。以强硬的手段来争取中国国家利益，是愤青文化的核心思想。”
而在西方媒体看来，愤青则已经完全变成了极端民族主义的代名词。在西方主流大报的报道中，常常会在“fen qing”这个中文拼音后，加上一个解释性的单词“ultranationalist”（极端民族主义者）。
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分类
愤青事实上并不仅仅包括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也包括了许多由于一直不得志，对现实不满的人，这些人常常“与时俱进”，对于一切事情都要表示不屑，对于一切事情都要批判。
还有一种愤青是“怀旧型”，他们往往非常怀念计划经济时代，怀念毛泽东时代对外部势力的强硬。而这类人里面又分为两类，一类人是真的喜欢那个时代。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红五星网”，一进入网站就会有一套繁琐的祭神仪式，然后显示一行话：“现在请同学们、朋友们进入各个战场！保护同志和人民！团结朋友！消灭敌人！”从网页设计到用词，都让人想起文革时期的各个批斗会。
第二类人则是因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由于在现实社会分配中吃了亏，就开始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一位毕业于北京某高校的大学生曾经对记者说：“现在都是什么社会啊，还不如毛泽东时代好，那时候大学生哪用得着找工作啊，都是包分配。”
但是李明水分析道：“以上提到的这些人都是社会边缘人物，很难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影响。真正关注的应该是中国现在出现的排外愤青，即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还有一类就是极右愤青，他们要求在中国立即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应该说，这两类愤青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目前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主要有三类，这三类人的特点也有可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出现。第一类是反日和反美愤青。这类人的主要特点是对于美国和日本的一切东西都要反对。反对日本的最出名例子便是京沪高铁项目。据记者了解，一些人在反对日本的新干线技术时，并不真正了解日本的技术优劣。
反美者的最近一次演出则是发生在赵燕事件后，极端民族主义者都认为赵燕被打是奇耻大辱。很多人在网络上发贴表示：“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美国式的伪民主”“打倒美帝国主义”等等。
第二类人则是反美愤青的分支，他们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将本·拉登和萨达姆等人奉为英雄，来发泄心中的情绪，在2001年美国“9·11”发生后的那个晚上，记者所在学校的走廊里发出了阵阵欢呼。在许多大学的BBS上，也多有“美国终于受到惩罚”“拉登是英雄”的帖子。“这些人只是一味反美，而将最根本的同情心和道德抛之脑后。”李明水评价道。
第三类人是要求武力攻台者。在每一次两案发生矛盾的时候，许多愤青都要在网上发布言论，分析两方军事实力对比，要求解放军在一夜之间踏平台湾岛。记者的一位同学就最喜欢报纸上有关台湾的内容，常常跟记者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台的可能性，并且对记者来自福建省表示同情。
极端民族主义：爱国还是误国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林西齐报道 在提到民族主义的时候，许多人都会提示，要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加以区分。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在很多情况下是容易混淆的，也致使许多愤青披上“爱国主义外衣”而变得刀枪不入。
这与美国在“9·11”之后将批评政府的声音视为“不爱国”有异曲同工之妙。
极端民族主义爱国吗？
著名政治学者甘阳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Kenneth Minogue）在其《民族主义》中的观点来解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同。
米讷格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爱国主义是热爱本国的现实状况（loving one's country as it is），因此主要表现为抵抗外来侵略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祖国；反之，民族主义则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ideal of one's country that is yet to be realized）。如上所述，民族主义本身无可厚非。但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引导并建构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则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课题。而民族主义愤青所代表的谩骂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则恰恰是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警惕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排外式的愤青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社会学家李明水对本报记者说。
民族主义愤青遮蔽真理谈论
李明水分析说：“中国最开始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从《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开始的，此后中国的一批极端民族主义者就纷纷出书立说，对西方说不。当这种排外情绪广泛弥漫开后，往往伴随着高涨的爱国主义，让人无法对他们进行批评。而任何反对它的人都会被吞噬。”
这些例子里最著名的莫过于“对日新思维”。在一些专家提出“对日新思维”后，立即被指斥为“汉奸”，网络上群情激昂。以至于事件过去了这么久，当记者想就一个选题采访日本问题专家时，许多人还是战战兢兢，一位中国社科院的日本问题专家对本报记者说：“现在说话要小心，否则反弹太大了。”
当正常的学术探讨被冠以更多的政治意味，已经没有多少人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之相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愤青则容易被人们奉为英雄。北京的学生程广至今回忆起中学时期看《中国可以说不》的场景，仍然热血沸腾，“觉得这些作者真给中国人长脸。”
事实上，鲁迅先生早在许多年前，就提出要警惕在爱国主义外衣包裹下的民族主义。先生称他们为打着爱国旗号的“爱国贼”。“‘爱国贼’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一点也不亚于‘卖国贼’，对中华民族的负面影响也更为深远。‘爱国贼’因为披着爱国外衣的缘故，对国民有很大的欺骗性，经常被国民误认为是‘民族英雄’。
学者认为极端民族主义其害有四
政治学者萧公秦对这种民族主义的态度是要加以反对。他分析说，首先，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这种“受害意识”固然是激发我们民族奋力争取富强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任何现实的温和冷静的态度，将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状态中被解读为“对外软弱”，解读为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到头来，连务实的主政者也会被逼得要“顺应”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来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
其次，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激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走向“闭关锁国论”。实际上，自明清以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就存在着闭关锁国的价值倾向，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压力又者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唯我独尊的左派原则来解读不同文化的价值冲突。文化大革命高倡“反帝反修”的极左派就是如此。
第三，“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在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以后，海外新左派电子杂志《中国与世界》，甚至把1963年陈伯达主持撰写的“反修”文章《六评》祭出来，反对当今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反过来又会激起大洋彼岸另一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态度的反弹，并使该方中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同样受到压抑。
第四，在极端民族主义支配的精神氛围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机会主义者。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民众的情绪，转移人们对经济改革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 前苏联国家就出现过这样一种趋势。当然，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出现。
浙大事件始末
国际先驱导报杭州特约记者潘凯报道 2004年10月21日，有众多人参加的游行引起了社会各界注意，而事情的起因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浙江大学中外学生之间的口角。
事情缘起于一位韩国女生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BBS上出售几件衣服，随后就有人回帖要求抵制日货和韩货。该女生也不示弱，指责中国人没有品味、穷，接着又炫耀韩国人的富裕与时尚。一位知情者告诉本报记者，当时在线的中国学生都很愤怒，开始予以反击，主要是为“维护国家的尊严”，同时言辞也比较激烈。
随后，韩国女生的台湾男友开始给该版的版主打电话，要求到篮球场解决这个问题，版主将这一电话公布以后，有人给这位韩国女生发去了一条短信：“没什么事情，想问候一下你母亲。”女孩随即大怒，回电话追问该同学是谁，这位同学答道：“我是你大爷。”
“交锋”过后，韩国女生查到了这个电话的主人，于是偕同男友和另外一个人来到该男生宿舍，并威胁说：“我给某某校领导一个电话，能直接让你退学，现在对留学生是很重视的。”结果，该男生自愿在宿舍里被三个人每人打三拳，并在食堂请客吃饭。
事情本来就到此为止了。但在场的中国学生被激怒了，许多人随即聚集到学校保卫部门门口，要求给出说法，在交涉未果后，大批学生开始在校园内游行。直到凌晨2点多，人群才散去。事情虽然过去了几天，但是仍有许多浙江大学的学生在网上发贴抱怨“打人者至今仍逍遥法外”。
一次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之间的冲突在被迅速掺入“国家”“民族”等概念之后，变成了一件带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事件。
事实上，近年来的许多事件最后都被套上了这些外衣。一位参加了这次游行的浙江大学学生说：“其实我到那时（游行前）还没想清楚为什么要讨回公道，不是自愿被打的吗？”
“后来有人告诉我，同胞受欺侮了，而且是被威胁在先，一定要维护尊严……由于此次事件本身比较猥琐，也缺乏实质内容，于是绕紫金港游行显得非常无趣。但是我们郁闷，我们要发泄……”
而另外一名拒绝参加游行的浙江大学的学生则显得比较理性。“我比较反对将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变成什么维护国家荣誉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中国人和韩国人双方都有责任。因为现在许多人闲得无聊，很容易加入到这种活动中，但是，当气氛一旦搞起来以后，很多人就真的觉得自己是在维护国家的荣誉，这样就很难收拾了。所以我不参加这种活动。”
谁是民族主义愤青？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闻报道 浙江大学事件的是非曲直很难判定，但是该事件的起因非常明显，就是中国网络上近几年来让所有人都非常熟悉的抵制日货、韩货运动。
民族主义愤青的生活状态
王天涯就是这么一个网络宣传者。2004年5月，王天涯来到北京，开始在一家通讯公司工作。一到北京后，王天涯就经常在网上活动，逐渐认识了一些反日反韩反美的人士。2004年6月，这些人开始组织了一个小组，开始在各大门户网站上发布抵制日货韩货的评论。“效果好吗？”记者关心这个问题。王天涯笑了笑：“还好。反正网络上支持我们的人很多。”王天涯告诉记者说，像他们这样的组织还有一些，平常大家也进行一些交流，就是要让大家抵制日货韩货。“小日本太坏了。”
“那你生活中从来不用日货吗？”记者问他。王天涯憨厚地说：“随身听肯定得用日本的，要不没有东西用啊。但我们只要有的选，肯定不用日货。”
王天涯的生活状态是有代表性的。“他们都叫我‘愤青’，愤青就愤青吧，我无所谓。关键是要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抵制日货的重要性。很多中国人受了日本人欺负，还说日本人好。我就见不得这样的事情。”
王天涯并不孤独。在中国几乎所有大学的BBS，谈起日本、美国和韩国，许多时候都是群情激昂。
在新浪网有关日本和中国东海问题谈判的评论中，网民们基本都持一种强硬的态度。许多人已经开始分析中日两国的军事实力对比，认为中国可与日本一战。
这种网络上的愤怒已经让日本人感觉甚切。当记者就日本是否会取消对华经援的问题请教一个日本教授的时候，该教授一直在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向中国提供了这么多援助，中国人还是这么讨厌日本人？”在北京的几天，该教授在中国的网站上转了转，顿时被“镇”住了：“网络上一片谩骂，我都不忍心看下去。实际上，我们这些从事中日交流的人最清楚，日本的右翼经常就此向政府施压，要求对中国强硬，最后就是两国中那些非理性的人把中日关系毁了。我们做再多的事情也没有用。”
愤青与极端民族主义者
“我们管这些人叫‘愤青’。”社会学家李明水对记者说。
事实上，愤青这个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主义者。当记者用这个概念去询问一些社会学家的时候，很多人并不明就里。周孝正告诉记者：“社会学界并没有对这个概念给予明确的解释。”李明水也告诉本报记者：“这个概念原先是形容出于反叛期的青少年，之后又被用于形容那些没有找到生活方向的知青，但是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概念的定义对象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它在中国开始被广泛引用，是针对西方情调至上的“小资”文化而来的，它原先的主要任务是反小资。“因为他一开始就是针对西方文化至上的，所以应该说由它来充当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有一定的基础，这个概念虽然有了许多分支，但是最主要的是反美反日一派。而其中最为令人关注的是‘谩骂式爱国主义愤青’”李明水对记者说。
曾经有人分析愤青文化：“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加深，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处处受制，经济利益、国际声誉不断受到损害，这是愤青文化兴起的根源。以强硬的手段来争取中国国家利益，是愤青文化的核心思想。”
而在西方媒体看来，愤青则已经完全变成了极端民族主义的代名词。在西方主流大报的报道中，常常会在“fen qing”这个中文拼音后，加上一个解释性的单词“ultranationalist”（极端民族主义者）。
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分类
愤青事实上并不仅仅包括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也包括了许多由于一直不得志，对现实不满的人，这些人常常“与时俱进”，对于一切事情都要表示不屑，对于一切事情都要批判。
还有一种愤青是“怀旧型”，他们往往非常怀念计划经济时代，怀念毛泽东时代对外部势力的强硬。而这类人里面又分为两类，一类人是真的喜欢那个时代。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红五星网”，一进入网站就会有一套繁琐的祭神仪式，然后显示一行话：“现在请同学们、朋友们进入各个战场！保护同志和人民！团结朋友！消灭敌人！”从网页设计到用词，都让人想起文革时期的各个批斗会。
第二类人则是因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由于在现实社会分配中吃了亏，就开始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一位毕业于北京某高校的大学生曾经对记者说：“现在都是什么社会啊，还不如毛泽东时代好，那时候大学生哪用得着找工作啊，都是包分配。”
但是李明水分析道：“以上提到的这些人都是社会边缘人物，很难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影响。真正关注的应该是中国现在出现的排外愤青，即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还有一类就是极右愤青，他们要求在中国立即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应该说，这两类愤青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目前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主要有三类，这三类人的特点也有可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出现。第一类是反日和反美愤青。这类人的主要特点是对于美国和日本的一切东西都要反对。反对日本的最出名例子便是京沪高铁项目。据记者了解，一些人在反对日本的新干线技术时，并不真正了解日本的技术优劣。
反美者的最近一次演出则是发生在赵燕事件后，极端民族主义者都认为赵燕被打是奇耻大辱。很多人在网络上发贴表示：“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美国式的伪民主”“打倒美帝国主义”等等。
第二类人则是反美愤青的分支，他们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将本·拉登和萨达姆等人奉为英雄，来发泄心中的情绪，在2001年美国“9·11”发生后的那个晚上，记者所在学校的走廊里发出了阵阵欢呼。在许多大学的BBS上，也多有“美国终于受到惩罚”“拉登是英雄”的帖子。“这些人只是一味反美，而将最根本的同情心和道德抛之脑后。”李明水评价道。
第三类人是要求武力攻台者。在每一次两案发生矛盾的时候，许多愤青都要在网上发布言论，分析两方军事实力对比，要求解放军在一夜之间踏平台湾岛。记者的一位同学就最喜欢报纸上有关台湾的内容，常常跟记者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台的可能性，并且对记者来自福建省表示同情。
极端民族主义：爱国还是误国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林西齐报道 在提到民族主义的时候，许多人都会提示，要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加以区分。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在很多情况下是容易混淆的，也致使许多愤青披上“爱国主义外衣”而变得刀枪不入。
这与美国在“9·11”之后将批评政府的声音视为“不爱国”有异曲同工之妙。
极端民族主义爱国吗？
著名政治学者甘阳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Kenneth Minogue）在其《民族主义》中的观点来解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同。
米讷格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爱国主义是热爱本国的现实状况（loving one's country as it is），因此主要表现为抵抗外来侵略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祖国；反之，民族主义则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ideal of one's country that is yet to be realized）。如上所述，民族主义本身无可厚非。但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引导并建构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则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课题。而民族主义愤青所代表的谩骂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则恰恰是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警惕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排外式的愤青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社会学家李明水对本报记者说。
民族主义愤青遮蔽真理谈论
李明水分析说：“中国最开始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从《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开始的，此后中国的一批极端民族主义者就纷纷出书立说，对西方说不。当这种排外情绪广泛弥漫开后，往往伴随着高涨的爱国主义，让人无法对他们进行批评。而任何反对它的人都会被吞噬。”
这些例子里最著名的莫过于“对日新思维”。在一些专家提出“对日新思维”后，立即被指斥为“汉奸”，网络上群情激昂。以至于事件过去了这么久，当记者想就一个选题采访日本问题专家时，许多人还是战战兢兢，一位中国社科院的日本问题专家对本报记者说：“现在说话要小心，否则反弹太大了。”
当正常的学术探讨被冠以更多的政治意味，已经没有多少人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之相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愤青则容易被人们奉为英雄。北京的学生程广至今回忆起中学时期看《中国可以说不》的场景，仍然热血沸腾，“觉得这些作者真给中国人长脸。”
事实上，鲁迅先生早在许多年前，就提出要警惕在爱国主义外衣包裹下的民族主义。先生称他们为打着爱国旗号的“爱国贼”。“‘爱国贼’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一点也不亚于‘卖国贼’，对中华民族的负面影响也更为深远。‘爱国贼’因为披着爱国外衣的缘故，对国民有很大的欺骗性，经常被国民误认为是‘民族英雄’。
学者认为极端民族主义其害有四
政治学者萧公秦对这种民族主义的态度是要加以反对。他分析说，首先，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这种“受害意识”固然是激发我们民族奋力争取富强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任何现实的温和冷静的态度，将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状态中被解读为“对外软弱”，解读为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到头来，连务实的主政者也会被逼得要“顺应”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来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
其次，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激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走向“闭关锁国论”。实际上，自明清以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就存在着闭关锁国的价值倾向，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压力又者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唯我独尊的左派原则来解读不同文化的价值冲突。文化大革命高倡“反帝反修”的极左派就是如此。
第三，“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在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以后，海外新左派电子杂志《中国与世界》，甚至把1963年陈伯达主持撰写的“反修”文章《六评》祭出来，反对当今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反过来又会激起大洋彼岸另一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态度的反弹，并使该方中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同样受到压抑。
第四，在极端民族主义支配的精神氛围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机会主义者。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民众的情绪，转移人们对经济改革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 前苏联国家就出现过这样一种趋势。当然，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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