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山里人

父亲的“三大矛盾” 

今天是清明节，是祭奠已故亲人的日子。正好今天是农历的二月十八日，是我父亲去世的第35个年头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更怀念我敬爱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农民了。他的优良品德和他应得到的待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就是我要说的“父亲的三大矛盾”。

一是最能吃苦耐劳、勤俭节约，但日子过得最贫穷。父亲在我们家乡那方圆十来八里的村庄里，是有名的能吃苦、爱劳动、力气大、最节俭的人。在刚刚解放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那时农村还是“单干”，我家种着四十多亩山地。家里就他一个劳力，本来完全够种的了，但他还要不断扩大种植面积，把土地周围的山坡塄畔都刨成了可耕种的土地。这样几年下来，耕地的面积又增加了十来亩。为了种好这些地，他每天几乎是鸡叫即起，在村子底下的山沟里挑上几担水，天还没亮，他就扛着犁，牵着牛，去耕地。赶到吃早饭时，我那时才六七岁，刚刚能提动一小沙奎饭，给他送到地里，我再把牛牵回来，他又放羊去了。有时不耕地了，他就在早晨上地时自己扛上锄头，提上小米稀饭和谷面窝头，去庄稼地里锄草。到10点钟左右该吃早饭的时候，他才边休息边吃饭。这时的饭早已凉了，有时被太阳晒得发了馊，有时饭里爬满了蚂蚁，他也照样能咽得下去，其吃饭的速度和感觉真比我们今天吃山珍海味都感到香甜可口，几乎是狼吞虎咽地一扫而光。他的饭量很大，无论带去多少，他从来没有剩下过，更不会吃不了倒掉的。农村的季节特点十分明显，春夏秋农忙，而到冬季就是农闲时节了，农民们一般是在家里呆着。但是父亲没有农闲时，    我家的这三孔土窑洞，就是父亲利用冬天挖凿成的。有了这三孔窑洞后，他的冬天也不闲着，要不给地里送羊粪和茅肥，要不就是帮助亲友们劳动（比如凿旱井、挖窑洞等）。实在没事干了，他就梳牛毛。到了冬末春初，耕牛换毛，父亲就拿一把大木梳，把牛身上的毛梳下来。牛是很乐意的，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享受着父亲帮助它梳理换毛的舒服感觉。父亲白天出去梳牛毛，晚上在家里捻毛线。把牛毛捻成毛线，再编织成牛毛毯子。那可是我家珍贵的被褥了。这样的牛毛毯子，即使你在潮湿的地板上睡觉，只要铺上它，就能避潮湿，不会得风湿病的。所以，我上学时一直带着这样的牛毛毯，直至现在我还保存着我的这个传家之宝呢，就是到北京来，我也总是把它带在身边的，因为这是父亲留给我唯一的“遗产 ”。    

尽管父亲如此的能吃苦爱劳动，但日子却越过越贫穷。因为后来农村实行了集体化和后来的人民公社，土地都入了社，你再能吃苦肯卖力气，也只能是每天跟着集体上工，大家都是赚的一个劳动日的工分。而我家陆续添了不少弟弟妹妹，吃饭的人多，赚工分的人少，所以日子过的一天不如一天。别人家的窝窝头还能吃上纯谷子面的，而我家呢？一栲栳粗糠里搅进去一升玉茭和黑豆，人工拉着那沉重的石磨磨成面粉。就是这样的面粉，在蒸窝窝头时母亲还要往里边掺将近一半的野菜。手工捏不成窝窝头，母亲就用勺子做模型，舀一勺一个圆形窝窝头，放在蒸锅上蒸熟了吃。六零年那个饿肚子的时期，父亲饿的浑身浮肿，几乎要了命。

 二是为人非常忠厚老实、品德高尚，但社会地位却最低。我的父亲，他一生没有骂过人，吵过架，不识扑克牌，不会赌博玩耍。亲戚邻居谁家有什么力气活需要帮忙，只要在对面的山头上吆喝一声，他就会放下自己的农活，二话不说去给人家卖力气，从来不会索取什么报酬；他也从来不会参与人们议论谁家的家长里短，更不可能议论国家大事和评论哪个官员腐败与否了。他最怕的是当官的了，我上完小生病了让他去学校给我请个假，他都不愿意去，他说：“我又不认识校长，不知道怎么说好呢”。村里哪怕是来了个公社的一般下乡干部，他都不愿意去接近，当然也没有那个下乡干部接见过他了。他在村里是政治地位最低的人了，只要是个干部，哪怕是生产队的一个小组长，都可以直接指挥他，叫他干这干那，他不会有丝毫的抵触情绪。

 三是对集体财产比自己的孩子都亲、爱，因公殉职，却从来没有受过表扬。我的父亲是生产队的羊倌，因为他牧羊是一把手，他放牧的羊群，个个吃的膘肥体壮，产羔率和存活率很高。每年冬天母羊产下羊羔，直怕被羊群踩坏和受冻，总要把羊母子请到家里，和人一起居住两三个晚上。即使过年过节，也不例外。有年过春节，正好有两只母羊生产了，大小四个畜牲把干干净净迎新年的家里折腾了个乱七八糟、臭气熏天，母亲叫把它们关在另外一个空窑洞里，他都不让，怕那个窑洞不生火冻着羊羔。我们兄弟姐妹十人，他没有抱过谁，但经常可以看见他抱着羊羔“亲热”。对集体的财产，他就是这样的爱护，但他从来没有被评选为模范受过表扬奖励，他没有一点怨言，或者说他打心眼里就没有想过要叫谁承认他、表扬他，在他的头脑里，没有先进和落后的概念。62岁那年腊月28日，也就是除夕的前一天，他照常去放羊，掉在了一个三丈多深的水渠里，摔断了六根肋骨和锁骨，伤势很重，住院治疗无效，离我们而去。农民们是没有因公殉职待遇的，就在父亲下葬的那天，可能从来没有和父亲说过一句话的生产大队长，带着个花圈和30元“慰问金”，来到父亲的灵柩前点了几柱香以示悼念，这可能就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政治待遇罢了。

写到这里，我的喉咙哽塞，老泪纵横。我感到当年自己的无能，没有能够使我辛勤操劳了一生的父亲得到一丁点应该得到的享受，实在感到惭愧和内疚。父亲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至今回忆起父亲来，我的心在滴血！

敬爱的父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