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目睹武斗的残酷场面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进行，全省形成了两大派组织，本县所有“革命组织”也“大联合”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指挥部”与“联总”。两派都在激烈地进行“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文攻”、“武卫”的战斗。说是“武卫”，实质是武斗。两派都有各自的武斗队，使用的武器，开始阶段还只是一些木棒、钢矛之类的东西，到后来，武斗愈演愈烈，武器也随之逐步升级，枪炮子弹、地雷坦克等战争武器也上了两派武斗的“战场”上。我亲眼目睹了两次武斗的场面，至今回忆起来还感到有点毛骨悚然。
1966年8月24日，我所在的联总文艺宣传队奉令去离县城50来里地的酒厂进行文艺宣传演出。这个时期武斗已经开始了。宣传队分乘三辆大卡车，打着红旗，敲锣打鼓，车上安装的高音喇叭也同时广播本派组织的传单，演员们在后面扭着秧歌，在街上游行，向酒厂前进。突然，从街道两旁跳出一帮人来挡住了去路，不让前进，并与队伍前面的人吵了起来。我当时高举红旗站在卡车马槽里的高桌上，居高临下地看他们辩论。双方人员都十分激动，互不相让，争论得很激烈。渐渐地，两派都摩拳擦掌、杀气腾滕，气氛越来越紧张。人群中呼喊声、口哨声一片喧嚣，一片混乱。忽然车上上来两个彪形大汉，我还没有弄清怎回事，就被他们象老鹰抓小鸡似地连人带旗提起来扔下车，摔在了水泥地上。游行队伍已经混乱不堪，宣传队员们被带到酒厂会议室
就在双方拳脚相加的混乱之际，宣传队中拉板胡的刘大个（运输公司职工），凭着他的两条长腿，飞快地朝着公路跑去，正好从太原方向来了一辆他们公司的汽车，他就飞快跳上车回城向“联总”总部报信去了。
我们被围困在酒厂，外面被“对立面”的群众包围得水泄不通，队员们个个垂头丧气、愁眉苦脸，平时爱笑爱跳的女演员们这时也真象是实地“排练”如何哭了，有的泪流满面，十分伤心。因为她们平时娇生惯养，今日却遭此侮辱、漫骂，哪能承受了如此大的打击呢？一直到下午三点多钟，酒厂食堂为我们准备了些便饭，大家胡乱吃了一顿。
下午六点多钟，城内“联总”的武斗队分乘二十几辆大卡车，每车上都是头带安全帽、手持钢筋长矛的工人武斗队员，浩浩荡荡地开赴酒厂，解救被围困的宣传队员。我们一见救兵的到来，情绪都十分激动，有的甚至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联总的头头们也来了，和我们一一握手致意，表示慰问，并把女演员和我这类的文弱书生都安排在驾驶室内，而且旁边还有一名武斗队员保护。这时已近傍晚，武斗总指挥一声令下，车队很有秩序地开出酒厂，驶上公路，浩浩荡荡地向县城撤退，那个场面十分威武壮观。
当时已到深秋季节，公路两边的树林和农田里的玉茭长得特别茂盛，这些“青纱帐”为武斗队的隐蔽提供了天然的屏障。车队上路不一会，前方发现了“敌情”，车都停了下来。人们都瞪着眼睛，注视周围的动静。突然，从公路两边的青纱帐里象雨点似的飞出了密集的石头砖块，呼啸着向车上砸来。车上的武斗队员们迅速带着武器跳下车，飞快地奔向两旁的玉茭地里，进行搜索，有的已交手激战。过了一会，我看见前面不远处有四个人连拖带抬地把一个人从地里拉出来，拖到公路上，然后四个人每人一肢把他掀起来，扔下去，再抬起来，再扔下去。就在水泥公路路面上这样折腾了五、六个回合，我估计这个人即使没死也被砸得昏迷过去了，四个人就象扔什么东西一样，在“一、二、三”的号子声中，把他抛向空中，扔进了车厢，又返回地里去战斗了。又过了一会，从地里边打边走（一方是且战且退，一方是边追边打）出来了一伙人，只见一个穿着一身白衣服的农民被一个手持钢矛（矛头上还带一个斜钩刀）的人，用力一刺，鲜血“唰”地流了一身，白衣人立刻变成了红衣人。吓得我赶紧闭上了眼睛……战斗一直激烈地进行着，边打边走，赶回到县城时天已一片漆黑，大街上的路灯下人山人海，真像电影里刚解放时迎接解放军进城似的热烈场面。武斗队凯旋而归，耀武扬威，穿街而过，一直把我们送到住地。
我所目睹的另一次武斗场面是分配工作以后的事了。1968年五月份，我已回到本县城关公社汾庄村任教。当时县里的武斗很激烈，“红司”、“八一”两大派围绕县城的控制权展开了持久的争夺战。是时县城是在“红司”派手中，城周围的山冈上布满了各种碉堡、地雷、战壕。汾庄村在离城不远的山上，学校对面的山头上就有一个碉堡，也就是当时很有名的背咀碉堡。站在这个山头上，可以看到城周围的所有武斗防御工事和南北两川的交通大道，当然对城内的一切活动也能看得清清楚楚。五月八日早上刚起床，我一出门，就看见村周围的山头上有不少扛枪的人，一队一队地朝着背咀碉堡靠拢，而且队伍越来越多。学生们大部分未到校，来了几个也回去了，学校只好停课了。我和村里的人们开始还弄不清楚是怎回事，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哪一派的队伍。后来才打听到这是流浪到陕西、太原等地的“八一”派的武斗队伍在联合了两省13县 的派性队伍后回来攻城，要二次“解放”县城，即从“红司”派手中把权夺回来。我们远远地望着武斗队员们攻打背咀碉堡，就象电影中看到的战争画面一样，只见有人围着碉堡射击，有人在机关枪的掩护下猫着腰或匍伏前进到碉堡底下，往里扔手榴弹。尽管火力很猛，但由于碉堡居高临下的有利条件，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攻下来。但后来据人们说，实际上也不是硬打下来的，而是碉堡内的农民武斗队员们晚上趁着夜色的掩护偷偷地撤回了城内，所以第二天早上“八一”武斗队才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碉堡。
早饭后我随着爱看热闹的农民们来到碉堡附近的山头上看攻城战斗，那个场面啊真是十分壮观。城外南北两川的公路上停着有几里长、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队，还有用东方红拖拉机改装成的土坦克，城周围的山上以及城墙上的战壕里有不少红旗和时隐时现的人群，时高时低、时密时疏的重机枪声、步枪声、子弹呼啸声、人们的冲杀声一直不停。城南城墙上有一队伍跟着红旗往上冲，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旗和人都倒在了城墙上（据后来人们说，连长出身的任经理就牺牲在那里）。不一会从凤凰山顶碉堡周围传来密集的机关枪声、手雷弹爆炸声、人们的呼喊声，只见从碉堡里冲出来的人们奋不顾身地夺路而逃，从几米高的塄畔上就跳了下去，向城内奔跑。紧接着攻打者冲了上去，占领了碉堡，挥舞着红旗以示胜利。战斗从早一直打到傍晚。太阳落山时攻城的“八一”派完全占领了城内的各个武装据点，大部队跟着土坦克，在随军宣传车上高音喇叭里播放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乐曲声中“胜利”进了城。这就是震惊省内外的“五九”事件。第二天我跟着村里的人们进城看热闹，见在北门外的桥下躺着一具尸体，浑身赤裸，一条腿上的肌肉已被狗全部啃光；东城墙上扔着一棵人头，还能看见呲着的“金牙”。
这两次武斗场面的经历，如果不是目睹，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我当时就想不通，一直到现在想了三十几年也还是没有想通：两派都是“革命同志”，都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互为“阶级兄弟”，怎么打起来竟然那么“深仇大恨、不共戴天”，那么残忍呢？
27 分配工作
按正常规定，我们中师班是三年学制， 1963 年 9 月入学， 66 年 7 月就应毕业分配，参加工作。但是，由于“文革”的动乱，当时学生们都外出串联，学校也无人管理，因而就没有按时分配工作。到了 1967 年，学生们也厌倦了文革毫无意义的争斗，就强烈要求分配工作。为此，学生们还组织了“请愿团”，推选代表去专署请愿，终于于九月下旬我们两个班的 90 多名中师毕业生被分配了工作。我们 31 班除五人分派到成都、俩人分配到阳泉、俩人分配到榆次聋哑学校外，其余都各回各县。我本来可以分配到省运输公司工会工作，因为他们要我。但由于父亲年老多病，为了好照应家庭，我只好回本县工作。
和我同时分配回来的共有十几个人，由县教育局统一分配到各学校。那时的社会风气还很正常，谁也不会提特殊要求，要求分配到离城近点的地方或城里的学校，都是听天由命，服从组织分配，分配到哪里算那里。因而有不少人被分配到十分偏远的山区小学。我是最幸运的一个，被分配到城关联校离城很近的汾庄完小任教。由于当时正处在假期中我们还不能到学校去上班，教育局就给我们统一先发一个月的工资。当我们第一次领到 29 元 8 毛钱的工资时，那个喜悦的心情就象戏剧中表演的中了状元一样，真是高兴得手舞足蹈。为了以示庆祝，我们几个男同学相拥着去饭店，每人买了一大碗炒肉面，作为庆功宴，互相祝贺，表示我们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一碗饭吃。那个年代，国家干部、职员的工资是很低的。我们那批师范生，刚开始分配了工作的前5年，就一直是每月29.8元的工资，后来转正定级，只允许提一级，就统一的34.5元的工资标准。就这样多的收入，我还要每月给家里父母亲一定的钱来贴补他们的生活，另外除了自己的伙食费等开支以外每月还要积攒一点，来添置必要的家具和日用品，比如买手表之类的东西（那时最普通的是上海表，每块120元，我积攒了3年才戴上了心爱的上海表）；还要自己准备结婚的开支。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年代，谁也没有指望让父母来为自己操办婚事，几乎都是靠自力更生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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