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参加“四 清”运动
从1964年开始，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整顿农村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四不清”的问题。每一个村都要派有几十名队员的工作队，公社（即现在的乡、镇政府）派工作团。10月29日，我们学校的两个三年级班都去参加“四清”运动。我们组一行十来人被分配到万年青公社西陈家庄村。这个村很大，有11个生产队，每个队大约有五、六十户人家。工作队员都是从北京来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干部，我被分派到第九队，原来的队员唐zx同志，上海人，40来岁，他是我当然的直接领导者。
我们每天的工作，除了白天同社员们一起集体劳动外，晚上常常要开会。有时开社员大会，有时开干部会，有时挨门逐户深入家庭了解情况，收集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一天两顿饭都是在社员家吃派饭，一家一家挨着吃。晚上如果不开会了就整理文字材料或填写报表，每天从早到晚还十分忙碌。第二年一开始，老唐同志留机关没来，就我一个人包一个队。我当时虽然只有二十岁，但社员们却都叫我老张，叫得我很不好意思，我不让他们叫我老张，就叫名字好了，但他们出于对工作队和国家干部的尊敬，对每一个队员都是这么叫的，这已成为习惯，我也再不好说什么。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社员们也很尊重我的意见，特别是贫下中农代表，更是我依靠的对象和工作的动力，与他们经常在一起，互相之间混得很熟，不管老的、小的，有话都肯和我说。由于要重新审定家庭成分，需要了解清楚各家各户的历史和现状，所以我就一户一户进行摸底登记，对他们各家各户的兴衰史基本掌握了个一清二楚。半年多的“四清”运动，我感到很有意义，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教育、锻炼和提高。为自己以后走出校门，走向社会，从事教学和行政工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22 加入“红卫兵”组织
1966年的五月份，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象一把火一样迅猛燃遍了大江南北，毛主席在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小将”，使运动象火上加油，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师范学校当时的党委书记，是刚从军队转业的师级干部，穿着一身黄军泥服，在学校很有威信。他上台一讲话，就会得到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有人戏称他是师范学校的“小太阳”（因为当时人们都称呼毛主席是红太阳）。所以他对学校的“统治”可以说是“绝对权威”、铁板一块。别的地方红卫兵是群众自发性组织，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发表一个声明，刻上一枚公章，树起一面“某某红色造反司令部”的旗子，再印制上几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红色袖章，往胳膊上一戴，那么这个红卫兵组织就成立了。而师范可不是这么“乱”，而是由学校党委批准，挑选家庭出身好、“根正苗红”的优秀学生，才能加入红卫兵组织。当上红卫兵的学生可神气多啦，光荣得很。许多学生因为当不上红卫兵，急得几乎能患上神经病。有一个同学叫柳锄把，他为了给加入红卫兵创造条件，有一天黑夜，给自己身上缠了几圈麻绳，假装成被坏人绑架的样子，躺在学校西边的一片乱草石丛中。第二天一大早被人们发现了时，他已“昏死”过去，围观的学生、老师很多，人山人海。有的保护现场，有的进行“抢救”，有的帮助公安局破案。结果还没等他完全“苏醒”过来，就被破了案。他不仅没有当成红卫兵，反而成了批斗对象，说他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给毛主席丢脸。
我一向安分守己，也十分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红卫兵战士。但第一批红卫兵不可能有我，因为我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家庭成分不是贫下中农，而是中农。第二我在班里平时学习刻苦，数学、音乐是“绝对权威”，但被团支部批评为“不关心政治，走白专道路”，因此，三年了连个共青团组织都加入不了，首批红卫兵更不可能有我的分，我们班只是出身好的几个班干部才成为首批红卫兵。但在首批红卫兵宣誓后不几天，学校又发展第二批红卫兵时，我也很荣幸地被批准了。当学校领导在台上给我佩带那个只有巴掌大的红卫兵胸章时，也是激动不已的在台上宣誓，一定要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23破 “四 旧”
一提起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运动，五十多岁的“过来人”们没有一个会说“不知道”的。那个年代，凡是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如房檐上的砖雕、大门外的石狮、庙宇里的石碑、家具上的装饰品以及旧书、字画等等，不管它有多大的价值，也不管它是不是文物，只要被红卫兵发现了，就在劫难逃，都要被破坏了，而且还美名曰“只有破坏了旧世界，才能建设新世界”，我亲眼目睹了这样一次活动。
有一天晚上，我们班“永贵好战斗队”突然接到校级组织“师范决战联合纵队”的通知，说有一个上海藉的“右派分子”家中有“四旧”，让我们去“造反”。我随着大队人马跑步前进，出了校门，路过大街上，拐进一个黑洞洞的胡同，又进入一个四合院，有一个房子里已经挤满了人。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那个被抄家的主人站在屋子中间筛糠似地颤抖着，还要点头哈腰地向红卫兵们表示“欢迎”。家里被人们翻的乱七八糟，旧书籍、旧家具、古董玩意满地都是。我身旁的一个同学随手从一堆乱书籍中拣起一个文件夹翻开看，里面全是这个“右派分子”与他远在上海的爱人之间的来往信件，有些内容的确不堪入目，十分肉麻。但那本来是人家夫妻之间的私人信件，根本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那时候也不讲究什么“隐私权”的问题，硬把人家的个人隐私也说成是反动言论，当然就在被抄之列了。我们几个男生也不管别人怎么批斗这个右派分子，正看的入神，突然信件夹被旁边一个外校的男生一把夺过去，在空中一扬：“你们看，这家伙多反动，连给他老婆写信还忘不了宣扬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接下来的场面可想而知，那就是在更加激烈的批斗声中，男生们既“爱不释手”地争相传阅这本“黄色”信件，又摆着一付严肃的面孔言辞激烈地去批判。一直折腾到深夜两点多钟我们才在一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歌声中返回校园。第二天一直睡到快要吃午饭了才起床。因为那时候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了，学生们想啥时睡就啥时睡，想啥时起就啥时起，毫无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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