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曲折的中考
初中毕业考试过后，学校本应组织学生进行辅导，以迎接升学考试。但当时我们这个班，大龄男女生多，他（她）们之中有几个原来学习就很差，考学校无希望，因为已经毕业了，所以就更无心思复习功课了，而是混日子。一天午休时间，其中有几个在教室里互相追打嬉闹，有一个女生被男生追赶急了，就从教室的窗口往外跳。这时，校长正好在教室外面的此窗口下乘凉，她这一跳就是从校长的头顶跳过去的。这下可激怒了校长，他愤怒的象一头咆哮的雄狮，满嘴不堪入耳的脏话大骂特骂，并不分青红皂白地责令全班学生立即离校。当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无可奈何的我们只好背着铺盖连夜“滚回家”。我回家后正是农忙时节，哪还有工夫复习，只有每天在烈日下去地里锄草劳动。
7月上旬，去参加升学考试。由于是困难时期，省里和地区办的中专、师范学校都停办了，我们县的高中也不招生，只有邻近的四个县共同招收一个高中班，也就是说，等于四个县只招45名学生，其考中难度可想而知。全县只考上六个学生，陈家湾中学只有我考了个备取第三名。但就这个备取第三名的通知书，还是在10月7日即开学第38天了才辗转寄到了我那偏僻小山村的家里。当我拿着这个通知书去学校一打听，教导处说，本来还有两个空位（即有两个正取生未入学），但太迟了，开学已一个多月，不用说备取生了，就是正取生也早取消了入学资格。真是欲哭无泪，能怨谁呢？只能怨山区的闭塞、交通的不便、农民家庭的不幸！！！
由于未考上高中，我只有回家劳动。到了11月份，上级给村里下达了民工任务，村里就要派我去静乐水库当民工。当时已进入冬季，天寒地冻，家中也不知道静乐在哪儿，只听人说在很远的地方，又很冷。加之我的身体也很瘦弱，从未远涉他乡，万一出去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怎么办？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为了逃避当民工，我就到县一中的初中补习班补了学。这一本来不以上学为目的的再进学校（因为当时家里很穷苦，父母就再不打算供我上学了，我也已经没有了再上学的心思），实质上却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关键一步。
15 订 婚
生在封建落后、愚昧无知的农民家庭实在是一种可怜。好心办“坏事”的父亲直怕我大了活不成人，即家穷人多，年龄大了娶不上媳妇，所以就置我的激烈反对于不顾，也不征求我对对方的看法和意见，在我不在家的情况下，就背着我，由我的伯父做主，舅舅为媒，用230斤细粮（指小麦和小米）、300元钱的聘礼，给我订了童婚。当时我只有16岁，她也才14岁，而且又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亲戚——她的父亲和我母亲是堂兄妹，我们俩是堂表兄妹。这一不幸的“悲剧”对于这个已经十分困难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伤口撒盐。按照农村的习惯，自打订婚起，一年四季的新衣服、过年过节的零花钱，都得按时送过去或她自己来拿。一直到我工作后的23岁结婚为止，这六、七年间，家中不知为此负出了多大的代价。而且，由于我的反对态度，女方家就直怕我将来不要她了，所以就更加起劲地要这要那。据说有年过端午节要新衣服，家中无钱，只好把布票（那个年代的棉布是不满足供应的，每年给老百姓发定量的布票，人们凭票才能购买布匹的）卖了给她买新衣，而妹妹们由于衣服的破烂，连县城端午节的古庙会都不能去赶。她家的这一系列举动，更引起我的反感，也就越来越使我下定决心迟早要解除这桩家长包办的婚事。
16 考 上 师 范
1964年参加中考填报升学志愿时，我什么学校也未报，只报了一个“师范”学校，因为当时上师范学校是国家供给，自己不用花多少钱的。八月份接到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时，我真是欣喜若狂，那个高兴劲就甭提有多大啦。但就在这时很多亲戚、族人们都劝说我甭去念书了，还是回来种地以帮助父亲养活全家吧！按理说，祖祖辈辈务农的我们家能出我这么一个“状元”大家都应该高兴和支持才对。但是，由于封建守旧的传统观念，加之我这一走家中就少了一个劳力，年老多病的父亲难以养活全家，所以不少人登门劝我主动放弃念书的想法，不要给家里出难题了。特别是我那伯父，更是生怕我念成书有了工作，就会成为陈世美第二抛弃给我已定下的那个“未婚妻”，所以他反对得最起劲。但反对归反对，最终拿主意的还是我父亲。父亲见我态度坚决，又非常羡慕当教师的受人尊敬，更希望我能跳出农门，不当农民，出人头地，所以，一贯不善言辞、很少说话的父亲只说了一句“念吧”，就这样，我终于保住了上学的机会，于九月一日到师范学校报了到，成了一名师范生。去学校得坐汽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车出远门。
17 想 退 学
上学走时，亲戚们七凑八凑，大约凑集了三十来元钱，除买车票花了五元外，还有二十多元。就这样，我只带着这二十多元钱就上了学。估计在当时的新学生中我是带钱最少的一个。开学后两个多月，钱花完了，粮票也没有了（因为当时我们的农村户口还未转供，上灶还得交粮票），就写信向家中要。家中也没有，就打发我姐夫用自行车带着一“顺顺”（以前农村用来装东西的大布袋，中间开口，两头装东西，用肩扛或扁担挑都很方便）用莜麦和谷糠磨成的“炒面”，大约有40来斤，给我送去。我家离师范学校有100多公里，为此姐夫可真够辛苦的了。因为当时的公路可不象现在的柏油马路这么光滑平坦，而是弯弯曲曲、高低不平、中途还有翻山越岭的盘山石子路。他一大早从家里出发，途中还要住上一晚旅店，为了省钱连被子都舍不得盖，“囫囵身”睡上一晚，第二天赶下午才汗流浃背地到达学校。
有了姐夫送来的炒面，我就把学校每月发的9元饭票兑换成人民币用以买书和文具，而我每顿饭就以开水拌“炒面”为主。每天下了晚自学后，如果饿得厉害，就用开水泡咸菜丝，喝上一大碗（夏天时就把西红柿撕碎用开水一冲泡上一大碗喝），否则，饿得连觉也睡不安稳。
就这么坚持了一个多月后，炒面吃完了，要买饭票又没有粮票，我就给家里写信要，但迟迟得不到回音，也没有给我寄来钱和粮票。我知道家中也是没办法，我就想，家里已经穷到这种地步了，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自己还在这儿念什么书，就向班主任老师提出了退学申请。
在20世纪60年代的当时，党风正、民风好，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人有难，众人帮助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我们的班主任武其彦老师把我的情况向同学们讲了以后，班干部、共青团员带头，全班同学为了帮助我度过难关，不至于失学，就人人伸出援助之手，捐献钱和粮票，多少不限，自觉自愿，共凑集了49斤粮票、25元钱给我。我是无论如何不肯接受的，但武老师硬逼着我，非让收下不行，最后只得很惭愧地、很不好意思地给全班同学写了一封感谢信并收下了全部捐赠，因而也就不能再辜负老师和同学们的一片好意而提退学的事了。后来，堂兄出差路过来校看我，给了我五元钱；初中时的班主任老师安贞老师给我寄来14元钱，再后来家里也给我寄来了足够的粮票和钱，使得我勉强能够维持学业，没有辍学了。在收到家里寄来的钱和粮票时我还很纳闷，家里怎么突然能有了粮票和钱呢？这个谜在我放寒假回去一推门的瞬间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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