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山里人

4 砂盔盔挑水

   居住在黄土高坡上的人们，最不缺的是黄土，而常常缺少的可能就是水了。我们村子位于山坡上，而来水的源泉只能在山沟里，水井也就自然在山沟里了。我们村子底下的山沟里，有一股山泉水，村里的人畜吃水就是靠这口水井来供给的。此井在秋夏雨季，泉眼的出水量不小，还可以勉强满足家家户户的用水，但是，到了春天，特别是大旱之年，水量特别少，根本不够用，人畜吃水就十分困难，所以，等水、抢水就成了家庭的头等大事。每个家庭的男劳力们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得去挑水，由于挑水的人很多，而水很少，挑上一两担就没有了，所以就排队等水。因为大人们还得上地劳动，所以这排队等水、抢水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妇女和小孩们的事了。我父亲由于耕种着几十亩土地，很忙，而家里的人畜吃水需要量很大，所以，我到了八、九岁时就开始去沟里等水、挑水，作为家里用水的补充。

我挑水的工具不是水桶，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很轻便的铁皮水桶，更没有塑料水桶，大人们挑水用的都是木头水桶，就是用木板箍制成的水桶，很大又很笨重，而且这样的水桶还不能让晒干了，因为一干就露水。所以必须经常保持水桶是湿的，这样水桶本身就分量很重，小孩是根本担不动的。所以，我当时挑水的工具就用砂盔盔来代替。夏天放假了，我就每天下午，挑着两个小砂盔盔，到沟里去挑水。虽然两盔盔水没有多少重，也就不过十几斤吧！但是，对于我来说，要挑着水爬坡，也是很吃力的。特别是一下午要挑好几回，到后来就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那时候村里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的，不光是我一个人如此。

5 “帮助”的游戏

1957年秋季，我考上了完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小学分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两个阶段，一般是村里办初级小学，只有一至四年级；乡里办完全小学，一至六年级都有，简称完小。学生们初小四年毕业后要通过考试才能进入高级小学级继续读书）。当时，全国开展了所谓的反“右派”斗争，学校所在地的东岳村是乡政府所在地，“反右”斗争搞得如火如荼。运动期间，给“右派分子”贴得大字报铺天盖地，形式有文章、诗歌、顺口溜、漫画等。每隔一段时间，乡政府就要召开一次斗争大会进行重点批斗。每到召开这样的大会时，也要求高年级的学生参加。我参加了两次批斗大会，会场气氛十分紧张可怕。被斗分子站在会场中心，周围是积极分子，实质是打手。如果主持会议的领导认为他交待得不好、不彻底，就要用“武斗”来帮助他认识问题。只要大会主持者一提出：看来这个坏分子是不可能主动交待问题了，我们大家得“帮助帮助”。这样的号令一发出，打手们就会对被斗者要么拳脚交加，要么推来推去，并伴随着震天动地的口号声，场面十分壮观可怕。要是晚上在室内召开批斗会，有时会故意把油灯吹灭，让“积极分子”毫无顾忌地对批斗对象大打出手，直到“右派分之”讨饶，表示要彻底交代“罪行”，才再次点上灯让其继续进行交代。如果他交代得不彻底，就再来一次“帮助”，直到领导们认为“彻底”了为止。当时，“帮助”这一词，在批斗大会上是政治号令，批斗对象一听见就怕得发抖。但是，后来，逐渐演变成为孩子们的一种游戏活动。有时候一群男孩子在一起玩耍，故意把某一个男孩子推在人圈中，领头的那个孩子喊一声：“帮助”！大家就把这个孩子推来推去，这个孩子也很乐意接受，故意学习被斗对象的样子，东倒西歪，表演一些滑稽洋相的动作，逗得人们哄堂大笑，这样的场面反而是很热闹的。

6参加“除四害讲卫生”运动

1958年的春夏之交，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所谓的“四害”是什么呢？就是指“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而麻雀是首当其冲的消灭对象。东岳村的农民、学生、干部，大人、小孩，男女老幼齐上阵，大打消灭麻雀的“围剿战”。村里村外三步一岗，五步一伙，有的敲锣打鼓，有的持抢射击，有的挥舞旗帜，有的扔土疙瘩吓唬，到处一片呼喊恐吓声，麻雀被赶得没有一点喘息的机会，飞来飞去，直到飞不动了，落在地上，要么被人活捉，要么碰死，即使死不了的一部分“漏网者”逃到田野地里，它也在劫难逃，因为地里早已撒下了拌着毒药的小米捞饭作诱饵在等着它呢，饿极了的麻雀一吃必死无疑。我们学校也一样停课捉麻雀，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要挥舞着手中的布片或小旗，东跑西逛，象疯子一样，大呼小叫，追赶麻雀。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觉得十分可笑。

美化门窗也是当时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不管是机关、学校，还是工厂、农村，只要是门窗，就要刷洗干净，涂上颜料，把门窗染成五颜六色的彩门彩窗，倒是十分好看。一般农户是绝对买不起油漆的，只好用染布的染料来染门窗，我无论是在校还是在家，都干过这样的活计。

暑假期间乡政府还把我们高年级的学生组织起来，到农村去，每天挨门逐户给农民们家里用喷雾器喷洒农药，消灭苍蝇蚊子、跳蚤臭虫，检查卫生情况，督促农民们讲究卫生。我就和我们学校的五个同学组织成一个小组，在离我们村十多里地的沟底村下乡，住了半个月，专门就做这项工作。那个时候的老百姓是很听话的，政府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连我们这样的“毛毛兵”，也因为是乡政府派来的，所以人们也是十分听话的。农民们也能够按照我们的“指示”,让怎么干就怎么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