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很意外地，叶根娟和吴丽萍来家看我。叶是九零届毕业生，吴是九一届毕业生，时间真是过得快，一晃就十五六年了。看起来他们都很不错，年轻漂亮，成熟老练。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直到深夜十一点多，他们才离开。听了他们的叙述，一方面，我对他们有了新的认识，觉得自己实在很不如他们，非常惭愧，无法面对他们对我的那些称赞；另一方面，我还真是有点吃惊自己当年的那种作为呢。
我自然记得，叶根娟是班级中年纪最小的学生之一，才十五岁吧，刚进校时，因为竞选班长落选而十分苦恼，写了随笔《逆境》。具体的文句，早已忘却，但大意总无非迷茫颓然心灰意冷。当时我写了不少评语吧，也无非是劝勉和鼓励。她还记得这事。这在我的意料中。他们毕业的时候，我在最后一节文选课特别安排了一些赠别的话，说给那些即将成为人民教师的孩子们听。
这么做自然是有我的想法。1984年，恢复高考后，学校第一次找普通师范生，教研组安排我给他们做一次课外阅读讲座。那一次，我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不久的将来，顶多十几年，小学教师的学历要求一定会提高到大专程度。所以我一直要求学生要不断地学习，一则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在则是可做好准备，蓄势以待，来把握自己的人生。只是一直未能有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学生。直到1990年，也就是叶根娟毕业的那年，我才想到可以用毕业前的最后一堂文选课来对学生们说说自己的想法。再加上平时了解到学生中有许多人为自己未能上大学深感遗憾，于是从这一年开始，每一届学生毕业的最后一节我的课，都用来和学生告别，说些临别赠言。具体说些什么，现在也想不起来了，好像既单独对女孩子说一点，又单独对男孩子说一点，还对大家说一点。说得最多的，就是师范毕业不是学习的终点，而是人生途中的一个转折点，是新的学习的起点。然后就是告诉大家可以到哪里去继续学习。
今天我才知道，叶根娟在毕业的那个暑假就跑到当地的电大分校，请求参加该学期电大的课程考试，电大当然不允许她参加，因为她还没有通过入学考试呢。小小年记的她，因为记得我在最后一堂课上的话，就赖在电大不走，缠着要参加考试，最后竟让她成功了，不仅参加了当年七月的课程考试，并且参加了第二年一月的课程考试，直到第二年五月才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成为正式的电大业余生。现在，她是一所民办小学的教导主任，年纪轻轻已经是小学校的中学高级教师。吴丽萍告诉我，叶根娟有许多论文在国家级语文教研刊物上发表，还有不少散文随笔在杭州日报等报刊上刊登，并且每发必中。叶根娟羞赧的笑笑，我则不停地赞叹：不错不错！
叶根娟还说了两件我已完全没有印象的事。她说，就在她情绪极度低迷，不知前途在何方时，我把《简爱》借给她看。我想不起来有这事，她强调说："是你特别找到操场上，把书借给我的啊"。此后简爱就成了她的偶像，学习、生活、甚至爱情，都以简爱为偶像。如今，她生活得积极而又平淡，努力而又满足，她的先生虽然是国家干部，也一样的清廉而又淡泊，夫妻间恩爱而又相互支持理解。
我听了，满心的欣慰和愉悦，觉得这时自己真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另一件事，我听了后却有种难言的苦衷。叶根娟回忆说："有一次，我和同学买了薯条之类的零食回教室去，你抱着儿子散步回宿舍。我们拿出薯条小包给你儿子，你坚持不要，我们坚持要给，并把薯条包塞在了孩子的手里。然后我们就走了。没走几步，回头却发现你把薯条包放在了路边的台阶上...当时我们心中就有一种肃然的敬意升起，觉得你和有些老师真是不一样。"
有这样的事？自己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不过，与此类似的一件事，却因此浮上了心头。
那是我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师范学校教书时，虽说大学刚毕业，但年纪是早已过了而立，都快奔不惑了。大约是春天吧，有一天，一个四年前的学生来看我。当年他和我一起参加升学考试，他考中专，我考大学。中专毕业后，他在附近山区的茶厂工作，听说我在师范学校，就跑来看我了。我当然很高兴。知道他在茶厂工作，那儿产的茶本地也很有名。想到新茶上市后，要给远在山东的叔叔、兰州的姐姐寄茶叶，就托学生帮忙买10斤茶叶。学生自然也很高兴地答应了。
过了不知多少时日，学生把茶叶送来了，好大的一包啊，10斤没错。记不得有没有留学生吃饭，只记得自己要付钱给学生，他却不肯收。也记不得自己用了什么法子，总之最后学生还是收了我给的钱。当时，我没有感觉到一点点不对劲，只知道是我托学生买的，自然一定得给钱，否则我会不舒服，并且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托他买茶叶了。<BR />
谁知从此以后，这位学生再也没有和我联系，我的心里也留下了一个疙瘩。直到15年后，我从师范学校调到县城的广播电视大学工作。有一次，在下班回家的公交车上，我看到了这位学生，虽然已经是中年男子，但脸庞和神色仍然如少年时的模样。可是，他一直回避我的目光，不知是故意呢，还是我认错人了。这样的相遇，有许多次，但是他总像陌生人似的，我也就不能肯定是不是那位学生了。
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交谈之后大吃一惊，原来是25年前一起在工农五七学校师范连时的同学，也是替我买茶叶的那位学生的兄长。他的同事中有电大的学生，从他们那儿得知了我的电话。
一阵寒暄之后，我自然问他小弟在哪里工作，果然在县城！于是我把多次相遇而互不招呼的事说了，表示不明白原因。这位同学听了后说，就是买茶叶的事。把原因告诉我了。因为当年我一定要付茶叶款！
老实说，在这之前，我一直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从未想过被拒绝之后别人的感受。这一次之后，我突然觉得，自己恐怕太死板太机械甚至有点古板。就如今天来看我的学生所言，和别人不一样。
从此以后，我就变得乖一些了。学生朋友来看我，我再也不会强硬地拒绝他们的礼物。
可是，这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有时我还是会想：托人买东西怎么可以不给钱？给对方钱怎么可以怪我不近人情呢？
哎，学生来看我，有喜有乐，有明白也有糊涂啊。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直到深夜十一点多，他们才离开。听了他们的叙述，一方面，我对他们有了新的认识，觉得自己实在很不如他们，非常惭愧，无法面对他们对我的那些称赞；另一方面，我还真是有点吃惊自己当年的那种作为呢。
我自然记得，叶根娟是班级中年纪最小的学生之一，才十五岁吧，刚进校时，因为竞选班长落选而十分苦恼，写了随笔《逆境》。具体的文句，早已忘却，但大意总无非迷茫颓然心灰意冷。当时我写了不少评语吧，也无非是劝勉和鼓励。她还记得这事。这在我的意料中。他们毕业的时候，我在最后一节文选课特别安排了一些赠别的话，说给那些即将成为人民教师的孩子们听。
这么做自然是有我的想法。1984年，恢复高考后，学校第一次找普通师范生，教研组安排我给他们做一次课外阅读讲座。那一次，我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不久的将来，顶多十几年，小学教师的学历要求一定会提高到大专程度。所以我一直要求学生要不断地学习，一则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在则是可做好准备，蓄势以待，来把握自己的人生。只是一直未能有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学生。直到1990年，也就是叶根娟毕业的那年，我才想到可以用毕业前的最后一堂文选课来对学生们说说自己的想法。再加上平时了解到学生中有许多人为自己未能上大学深感遗憾，于是从这一年开始，每一届学生毕业的最后一节我的课，都用来和学生告别，说些临别赠言。具体说些什么，现在也想不起来了，好像既单独对女孩子说一点，又单独对男孩子说一点，还对大家说一点。说得最多的，就是师范毕业不是学习的终点，而是人生途中的一个转折点，是新的学习的起点。然后就是告诉大家可以到哪里去继续学习。
今天我才知道，叶根娟在毕业的那个暑假就跑到当地的电大分校，请求参加该学期电大的课程考试，电大当然不允许她参加，因为她还没有通过入学考试呢。小小年记的她，因为记得我在最后一堂课上的话，就赖在电大不走，缠着要参加考试，最后竟让她成功了，不仅参加了当年七月的课程考试，并且参加了第二年一月的课程考试，直到第二年五月才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成为正式的电大业余生。现在，她是一所民办小学的教导主任，年纪轻轻已经是小学校的中学高级教师。吴丽萍告诉我，叶根娟有许多论文在国家级语文教研刊物上发表，还有不少散文随笔在杭州日报等报刊上刊登，并且每发必中。叶根娟羞赧的笑笑，我则不停地赞叹：不错不错！
叶根娟还说了两件我已完全没有印象的事。她说，就在她情绪极度低迷，不知前途在何方时，我把《简爱》借给她看。我想不起来有这事，她强调说："是你特别找到操场上，把书借给我的啊"。此后简爱就成了她的偶像，学习、生活、甚至爱情，都以简爱为偶像。如今，她生活得积极而又平淡，努力而又满足，她的先生虽然是国家干部，也一样的清廉而又淡泊，夫妻间恩爱而又相互支持理解。
我听了，满心的欣慰和愉悦，觉得这时自己真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另一件事，我听了后却有种难言的苦衷。叶根娟回忆说："有一次，我和同学买了薯条之类的零食回教室去，你抱着儿子散步回宿舍。我们拿出薯条小包给你儿子，你坚持不要，我们坚持要给，并把薯条包塞在了孩子的手里。然后我们就走了。没走几步，回头却发现你把薯条包放在了路边的台阶上...当时我们心中就有一种肃然的敬意升起，觉得你和有些老师真是不一样。"
有这样的事？自己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不过，与此类似的一件事，却因此浮上了心头。
那是我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师范学校教书时，虽说大学刚毕业，但年纪是早已过了而立，都快奔不惑了。大约是春天吧，有一天，一个四年前的学生来看我。当年他和我一起参加升学考试，他考中专，我考大学。中专毕业后，他在附近山区的茶厂工作，听说我在师范学校，就跑来看我了。我当然很高兴。知道他在茶厂工作，那儿产的茶本地也很有名。想到新茶上市后，要给远在山东的叔叔、兰州的姐姐寄茶叶，就托学生帮忙买10斤茶叶。学生自然也很高兴地答应了。
过了不知多少时日，学生把茶叶送来了，好大的一包啊，10斤没错。记不得有没有留学生吃饭，只记得自己要付钱给学生，他却不肯收。也记不得自己用了什么法子，总之最后学生还是收了我给的钱。当时，我没有感觉到一点点不对劲，只知道是我托学生买的，自然一定得给钱，否则我会不舒服，并且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托他买茶叶了。<BR />
谁知从此以后，这位学生再也没有和我联系，我的心里也留下了一个疙瘩。直到15年后，我从师范学校调到县城的广播电视大学工作。有一次，在下班回家的公交车上，我看到了这位学生，虽然已经是中年男子，但脸庞和神色仍然如少年时的模样。可是，他一直回避我的目光，不知是故意呢，还是我认错人了。这样的相遇，有许多次，但是他总像陌生人似的，我也就不能肯定是不是那位学生了。
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交谈之后大吃一惊，原来是25年前一起在工农五七学校师范连时的同学，也是替我买茶叶的那位学生的兄长。他的同事中有电大的学生，从他们那儿得知了我的电话。
一阵寒暄之后，我自然问他小弟在哪里工作，果然在县城！于是我把多次相遇而互不招呼的事说了，表示不明白原因。这位同学听了后说，就是买茶叶的事。把原因告诉我了。因为当年我一定要付茶叶款！
老实说，在这之前，我一直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从未想过被拒绝之后别人的感受。这一次之后，我突然觉得，自己恐怕太死板太机械甚至有点古板。就如今天来看我的学生所言，和别人不一样。
从此以后，我就变得乖一些了。学生朋友来看我，我再也不会强硬地拒绝他们的礼物。
可是，这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有时我还是会想：托人买东西怎么可以不给钱？给对方钱怎么可以怪我不近人情呢？
哎，学生来看我，有喜有乐，有明白也有糊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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