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聚集的是一群很平凡的人，包括我的亲人、邻居、友人和一些根本不认识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已经死去。因为是很平凡的人，所以他们同你我一样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因为他们已经死去，所以写他们时我很真实地带有一种天然的敬意。
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支乐曲，长也罢，短也罢，高吭也罢，委婉也罢，说是戛然而止，其实，总会有些余韵，久久地在后人的记忆中回旋，游荡。那余韵，不全是灵魂，有些生命太卑微了，几乎没有足以留下灵魂的份量。
可是，他来过，确实在世上走了一遭。这走的过程，已然令我十分感动。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说，我感动，故我写。
华
曾经的身份：邻居。
卒年：1998年。
享年：59岁。
感动点：墙头草。
"墙头草，随风倒。"偶尔想到邻居华，我眼前就现出一蓬丛生在土墙头的蒿草，叶枝纤细，颤悠悠地，不停地随风摇曳。
华是我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老师。他爱打学生，这在学校也是出了名的。不管男女生，他一巴掌就会把你扇得爬到地上，你刚站起来，马上又会踹你一脚，同学们对华又恨又怕。尽管华并没有打过我，可不知怎的，我也非常恨他。"水深火热"这个词是华第一次教我们的，我对它的印象极深，现在想来，很可能是因为我把我们的遭遇联系到词里了。
记得有一次，我和班上一个同学逃学，跑到生产队的砖厂，在一块砖坯上刻上华的名字，放到远处，我们就拿土块、石块狠狠地打，一直打啊砸，把砖坯打了个稀巴烂，虽然扔得胳膊又酸又累，但心里觉得特解恨！
不光爱打学生，华的教学水平也实在不敢恭维。一次，在课堂上板书，华把"段"字的左边小写了一横，底下几具姓段的学生马上发现了，可大家想笑又不敢笑，直到下课放学回家，才在路上嘻嘻哈哈讥笑华。华教我们写作文，不管什么体裁，都要求三段：第一段形势大好，第二段事情写了，第三段决心一表。这种模式和文革的社会风气很有关，只不过，华把它发挥到极致罢了。因为那会儿，文革刚结束一两年，其余威远未在农村褪去，特别是像华这种人，当然更热衷于歌颂形势大好和向党和组织表决心了。
我觉得，华是一个会紧跟形势的人。
华是民办教师，却老在课堂上爱说自己是师范毕业，有一天还真把一个毕业证拿来向我们炫耀，看过印着大红公章的毕业证，同学们一个个很是不解：华怎么可能是师范毕业？除了多识几个字，他和村里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呢？要知道，那年月，师范毕业国家就正式分配工作，就能转为城市户口，挣上工资，吃上供应粮；而民办教师则是农村户口，挣大队的工分，按工分在队上分粮食，这两者可是有天壤之别啊。回家，我便疑惑地问父亲华是不是在胡吹牛皮，父亲告诉我，华真的是师范毕业，本来毕业已经分配了正式工作，转了供应，可到了六几年，上面号召公办人员回村支农，华踊跃报名，第一批就被办回村里，并光荣地入了党，可是，那一阵子风光过后，身体单薄的华吃不了下地的苦，就磨叽村干部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
除了这些，华平时的表现也说明他是个会跟形势的人。
华还是村里的广播员，"喂——社员同志们——请注意啦——现在广播大队通知……"全村男女老少，对喇叭里华尖细的嗓音真可谓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班几个调皮鬼学他学得也是惟妙惟肖，常惹得周围的小伙伴们哄堂大笑。因为有这副好嗓子，大队或公社在我们村开批斗大会，领头呼喊口号的当然非华莫属。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我们村的大庙里批斗我们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明，空荡荡的戏台上，两个民兵押着明站在中间，华就站在旁边，表情激昂，紧握拳头，高举着瘦瘦的胳膊，振臂高呼："打倒××明！"台下千数名群众就跟着华大喊："打倒××明！"明是被打倒了，且不久就被枪毙了。不过，文革后没几年，县上又在我们村开大会，为明平反昭雪。
华的民办教师在八几年的时候就被辞退了，因为在一次考试中，他语文和数学两科一共才得了9分。后来，大队也不用专人管广播了，华又给大队部看大门，把分下来的几亩地的农活扔给老婆孩子们干支了。干部们开会，他就跑前跑后打茶送水，平时就到街头看人下棋与人闲谝。不过，总算占下大队一块二亩多的地给自己抵工资，华死后，他儿子一直种着。
那块地就在河边，是块很好的水地。每次回村路过河边，看到这块地垅上的杂草，我也常常想起华，想起"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这句俗语。
是呀，人如草，草亦似人。墙头也好，垅上也罢，干旱也好，近水也罢，只要是草，总得求活，仅求活这一点，何种方式都可以说是正当的。想到这儿，我终于醒悟自己一直看不起华，这是很不应该的。
红
曾经的身份：友人。
卒年：2005年。
享年：38岁。
感动点：手中的日子怎么花才合算。
红是我老拜（"老拜"一词见拙文《老拜随想》），打小光屁股就在一块玩儿。
红生前是做裁缝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红先在县城干，后来才回村里来的。因为那时候全村就他一家做裁缝，红的生意很好，尤其是每年年底，从十一月末到腊月二十九三十，他两口子加上跟他学徒的五六个女孩子，天天都要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姑娘们学徒不拿工资，忙到年底，红每人给她们做一身新衣服，可是，想跟红学手艺的人还是很多。
两三年，红家就由一个贫寒之家步入全村的富户行列。后来，红就花三万多块钱买下村西头的小庙。据老辈人讲，那小庙原是阎王庙，解放后被大队做了电磨房，改革开放后卖给了大队干部，红就是以高出原来几倍的价钱从那干部手中买来的。
后来，村里又陆续开了好几家裁缝铺，不过，因为红的铺子临街，做的时间也比较长，生意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2001年，红把小庙的旧房子拆掉，建起了四间现浇顶房子，院子里很宽敞，房子的前面贴着光洁的白的红的瓷砖，锃明瓦亮，再加上整洁的院墙，高大的大门，红的宅院一下子成了整条街最晃眼的院落。
然而，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
2002年开春的一天，红突然剧烈头痛，吃药、输液、扎针都不济事，到县人民医院做了脑电图拍CT片，医生说脑壳里有东西，一家人赶紧把红送到省城，又转到北京，确诊出红脑颅内有陈年淤血块，最后就在一家大医院里花十多万块钱做了手术。
两个多月后，红回到了村里。
他几乎变了个形，原本就瘦的人更瘦了，面色苍白得没有血色，走路一摇三晃的，一风就能刮倒。但是，红的眼神并不委顿，相反，他依旧炯炯的双眼里，依然写满不屈与坚强，很像他少时打拳要学会一个高难动作时的眼神。
红练过武术，打起拳来虎虎生风，干净利落。记得他那些年爱模仿电视电影里的武打动作，什么霍元甲、陈真、李连杰，他打出来简直跟片子中一模一样，总是看得我目瞪口呆。红还酷爱音乐，笛子、二胡、吉它、电子琴，样样能拿得出手。至今，想起初中时我和他逃学，跑到一户人家的窑垴上，听他拿口琴吹《万里长城永不倒》的情景，仍然历历如在昨日。
红在家里养了一年多的病。妻子心疼他，不想让他太累，红却死磨硬缠要弹电子琴，妻子没办法只好依了他。所以那一年，红常一个人坐在宽敞的院子里，弹啊弹，既弹流行音乐，也弹蒲剧的曲调，一弹就是三两个钟头，直到妻子强行把电源拔掉。后来，红妻子告诉我，那时，红的表情很奇怪，常定定地看着一个地方，好久也不眨一下眼，嘴角也爱固执地撅向一边，仿佛和什么人赌气似的。
红确实在赌气，跟病魔和命运赌气。
见病情没有反复或恶化，2005年三四月间，红终于说服妻子，加入了一家乐队出去挣钱了。说是乐队，其实不过是人们对吹鼓手一个新称呼。在乡下，谁家死了人，一般都会雇一支或两去乐队吹吹打打，助助兴，叫发送老人。参加发送的乐队从出殡前一天下午到事主家，吃过饭就吹打开，参与丧事的众人，年轻的要听流行歌曲，年老的要听戏，他们一般要吹拉弹唱到深夜，第二天再从一大早吹到出殡结束，基本上要忙一整天。这一行现在人们依旧看不起，因而竞争对手少，收入也就很高，一般一天能挣八九十或一百多块钱。红去给乐队弹电子琴，我想，他不再是出于爱好，而就是冲着钱去的，要知道为了他，家里已经欠下好几万的债了。
红是去年腊月十三去世的。
从八月十五开始，红先是双眼失明，四肢不灵，到后来大小便失禁，卧床不起，堪堪地捱了四个月，还是没有栽过年这头来。听另一个老拜说，八月初十，在村里另一家的丧事上，红还去弹琴了，在晚上亮白的灯光下，红的脸白得像一张纸，双颊更高了，瘦得像鸡爪子一样的手，起起落落地弹着电子琴，老拜说他都不忍心再看下去了。
红死后，村里有人说他该着，阎王庙里哪能住人，况且他还在上面折腾着翻盖房子，神能不惩罚你？也有人根本不信这一套，他们联想到红十七八岁给人当小工，从二层楼高的脚手架上摔下来过，猜测是那次就埋下了病根。可说什么又有什么用呢，斯人已远远地走了。
今年春节回老家，我在红的遗像前燃起三柱香，看着黑镜框里年轻的红，不由陷入另一个思考：如果人一生的日子真能由自己支配，怎么花才合算呢？
平
曾经的身份：堂弟。
卒年：2004年或2005年。
享年：27岁或28岁。
感动点：翅膀捂多严为好。
平离家出走已经三个多月了。
去年春节前回到老家，父亲告诉我这一消息，我并没有感觉到特别意外，只是不由自主替他担起心来。
平是我的堂弟，和我大弟华和我姑家的表弟锁同岁，华和锁的孩子都已四五岁了，平却一直未结婚。在农村，这么大年令，正常的小伙子也不好找媳妇，平就更难对上了。
我一直认为，平的智力正常。
可许多人并不这样看。在大家眼里，走路不敢抬头看人，在工地当小工只知道低头干活，很少和人搭话，与人说话畏畏缩缩，几乎从不出门到邻居或同令人家里去玩的平，神经肯定有问题。所以，尽管守寡多年的伯母，从很久以前就多方托人给平说媳妇，说就是跛点瘸点有些残疾只要脑子够数就不嫌，这么多年平还是从没和一个姑娘正式见过面。
伯母死于食道癌，在临终前不久，她咽饭已经很困难。有一次我去看她，两颊枯瘦的伯母对我说，平说不下媳妇，她死也咽也下这口气去。又说这些日子，自己早就咽不下馒和面了，只能喝些羊奶或者拌汤，为了能看到平娶上媳妇，不管疼得多厉害，她都要一小口一小口，吐出来再咽下去，强迫自己塞进肚子里去。看着伯母坚韧的表情，我嗫嚅了半晌，还是不知道怎样来劝慰她。
因为，我也一直认为，平成为那个样子，完全是伯母一手造成的。
伯父伯母先是生了三个女儿，抱了一个养子李，到中年才生下平。因此，全家都对平呵护有加，特别是伯母，对平更是极端地宠和护。五六岁时，平爱吃肉，伯母就放开让平吃，当天就吃坏了肚子，甚至过了许多年，平还是见了肉就要吐。庄上的孩子们本来喜欢在外面打打闹闹，可能有孩子要打平，伯母就再也不让平出门。平该上学了，伯母害怕人家欺负儿子，不到一年就再也不让平去学校了。平不上学，就在家里跟着伯母上地、打猪草、放羊，再大了些，就跟一个包工头邻居去当小工。就是当小工，伯母也是三番五次、不厌其烦地提醒邻居不要让人家欺负平。在伯母严严实实的翅膀下，平慢慢长大了，却仍然极不成熟。他不识字，没有一个老拜，只要不干活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呆在家里。
平二十七岁那年，伯母失望地走了。在伯母的葬礼上，看着爬在灵柩前痛哭流涕的平，我也很伤心，既为伯母一生的不易伤心，也同大伙一样，发愁平失去伯母这尊守护神，今后的路可该怎样走呀？
果然，此后这一两年，平虽然依旧跟邻居当小工，但更沉默了，而且隔三岔五不打招呼就不去了。他哥李两口子问他，他也不怎么回答。2004年后半年，平这一情况就更严重，终于发生了离家出走的事。
那天，父亲告诉我时，母亲在旁边分析道，平就想一件事——娶媳妇，可，这哪是说娶就能娶上的呢，总得有人答应跟你呀。唉——母亲说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正月初一，我去李家，李告诉我，那是九月二十，他家的亲戚小马娶媳妇，让一家子过去，可平就是不去，李劝不动，就对平说把中午的饭热上吃了，不想去就别去了。可晚上回来，平就不见了，第二天、第三天还是没回来，平着急了，马上去几个姐家和别的亲戚家找，可怎么也找不到。年前这几个月，他在报纸上、电视上打寻人启事，又和华与锁及几个姐夫骑上摩托车到处打听寻找，实在找不到，还去问阴阳先生卜卦，先生说人应该没问题，在南边，可大伙在县南和南县打听了十来天，依然杳无音信。
此后又两个月，平依然没任何消息。
阴历三月三，邻村庙会，李在他媳妇一个亲戚家听到一个消息，前十来天高速路旁发现了一具男尸，他一问衣着、个头等，猜想可能是平。李赶紧托亲戚找到公安局处理这件事的一个头头，细问下来更印证了李的猜想，可那尸首已经掩埋了好些天了。在李的央求下，公安局那人第二天就开车带李和华等去看，挖出来一看，虽然尸体早腐烂得有些不成形了，但体形、胳膊腿的特征以及里面的毛衣毛裤都证明，男尸确是平。据公安上说，最初是一个放羊的老汉在高速路的涵洞里发现平的，当时他早已死去多日，面部也被不知什么动物啃得不成样了，公安上验尸不是他杀，就雇人就近掩埋了。
这些，是父亲后来告诉我的，听罢父亲的叙述，我半天无言。
在伯母经年过份的庇护下，平极其内向且懦弱，离家出走绝不会到城市里，而只会挑选一些偏僻的、少人甚至无人的地方，饿了也肯定不敢向人家讨要更不要说抢夺了，最后就是想讨恐怕附近也没有人家了，加上正是数九寒天，终于不支冻饿而死。唉，到头来不知死于何年何时的平，也可谓是死得其所啊！
在城里，再看到那些席地而卧或在垃圾堆里翻东西往嘴里塞的流浪汉，我就会联想到平。可是，对平这一必然的、可怜的结局，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支乐曲，长也罢，短也罢，高吭也罢，委婉也罢，说是戛然而止，其实，总会有些余韵，久久地在后人的记忆中回旋，游荡。那余韵，不全是灵魂，有些生命太卑微了，几乎没有足以留下灵魂的份量。
可是，他来过，确实在世上走了一遭。这走的过程，已然令我十分感动。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说，我感动，故我写。
华
曾经的身份：邻居。
卒年：1998年。
享年：59岁。
感动点：墙头草。
"墙头草，随风倒。"偶尔想到邻居华，我眼前就现出一蓬丛生在土墙头的蒿草，叶枝纤细，颤悠悠地，不停地随风摇曳。
华是我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老师。他爱打学生，这在学校也是出了名的。不管男女生，他一巴掌就会把你扇得爬到地上，你刚站起来，马上又会踹你一脚，同学们对华又恨又怕。尽管华并没有打过我，可不知怎的，我也非常恨他。"水深火热"这个词是华第一次教我们的，我对它的印象极深，现在想来，很可能是因为我把我们的遭遇联系到词里了。
记得有一次，我和班上一个同学逃学，跑到生产队的砖厂，在一块砖坯上刻上华的名字，放到远处，我们就拿土块、石块狠狠地打，一直打啊砸，把砖坯打了个稀巴烂，虽然扔得胳膊又酸又累，但心里觉得特解恨！
不光爱打学生，华的教学水平也实在不敢恭维。一次，在课堂上板书，华把"段"字的左边小写了一横，底下几具姓段的学生马上发现了，可大家想笑又不敢笑，直到下课放学回家，才在路上嘻嘻哈哈讥笑华。华教我们写作文，不管什么体裁，都要求三段：第一段形势大好，第二段事情写了，第三段决心一表。这种模式和文革的社会风气很有关，只不过，华把它发挥到极致罢了。因为那会儿，文革刚结束一两年，其余威远未在农村褪去，特别是像华这种人，当然更热衷于歌颂形势大好和向党和组织表决心了。
我觉得，华是一个会紧跟形势的人。
华是民办教师，却老在课堂上爱说自己是师范毕业，有一天还真把一个毕业证拿来向我们炫耀，看过印着大红公章的毕业证，同学们一个个很是不解：华怎么可能是师范毕业？除了多识几个字，他和村里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呢？要知道，那年月，师范毕业国家就正式分配工作，就能转为城市户口，挣上工资，吃上供应粮；而民办教师则是农村户口，挣大队的工分，按工分在队上分粮食，这两者可是有天壤之别啊。回家，我便疑惑地问父亲华是不是在胡吹牛皮，父亲告诉我，华真的是师范毕业，本来毕业已经分配了正式工作，转了供应，可到了六几年，上面号召公办人员回村支农，华踊跃报名，第一批就被办回村里，并光荣地入了党，可是，那一阵子风光过后，身体单薄的华吃不了下地的苦，就磨叽村干部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
除了这些，华平时的表现也说明他是个会跟形势的人。
华还是村里的广播员，"喂——社员同志们——请注意啦——现在广播大队通知……"全村男女老少，对喇叭里华尖细的嗓音真可谓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班几个调皮鬼学他学得也是惟妙惟肖，常惹得周围的小伙伴们哄堂大笑。因为有这副好嗓子，大队或公社在我们村开批斗大会，领头呼喊口号的当然非华莫属。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我们村的大庙里批斗我们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明，空荡荡的戏台上，两个民兵押着明站在中间，华就站在旁边，表情激昂，紧握拳头，高举着瘦瘦的胳膊，振臂高呼："打倒××明！"台下千数名群众就跟着华大喊："打倒××明！"明是被打倒了，且不久就被枪毙了。不过，文革后没几年，县上又在我们村开大会，为明平反昭雪。
华的民办教师在八几年的时候就被辞退了，因为在一次考试中，他语文和数学两科一共才得了9分。后来，大队也不用专人管广播了，华又给大队部看大门，把分下来的几亩地的农活扔给老婆孩子们干支了。干部们开会，他就跑前跑后打茶送水，平时就到街头看人下棋与人闲谝。不过，总算占下大队一块二亩多的地给自己抵工资，华死后，他儿子一直种着。
那块地就在河边，是块很好的水地。每次回村路过河边，看到这块地垅上的杂草，我也常常想起华，想起"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这句俗语。
是呀，人如草，草亦似人。墙头也好，垅上也罢，干旱也好，近水也罢，只要是草，总得求活，仅求活这一点，何种方式都可以说是正当的。想到这儿，我终于醒悟自己一直看不起华，这是很不应该的。
红
曾经的身份：友人。
卒年：2005年。
享年：38岁。
感动点：手中的日子怎么花才合算。
红是我老拜（"老拜"一词见拙文《老拜随想》），打小光屁股就在一块玩儿。
红生前是做裁缝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红先在县城干，后来才回村里来的。因为那时候全村就他一家做裁缝，红的生意很好，尤其是每年年底，从十一月末到腊月二十九三十，他两口子加上跟他学徒的五六个女孩子，天天都要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姑娘们学徒不拿工资，忙到年底，红每人给她们做一身新衣服，可是，想跟红学手艺的人还是很多。
两三年，红家就由一个贫寒之家步入全村的富户行列。后来，红就花三万多块钱买下村西头的小庙。据老辈人讲，那小庙原是阎王庙，解放后被大队做了电磨房，改革开放后卖给了大队干部，红就是以高出原来几倍的价钱从那干部手中买来的。
后来，村里又陆续开了好几家裁缝铺，不过，因为红的铺子临街，做的时间也比较长，生意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2001年，红把小庙的旧房子拆掉，建起了四间现浇顶房子，院子里很宽敞，房子的前面贴着光洁的白的红的瓷砖，锃明瓦亮，再加上整洁的院墙，高大的大门，红的宅院一下子成了整条街最晃眼的院落。
然而，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
2002年开春的一天，红突然剧烈头痛，吃药、输液、扎针都不济事，到县人民医院做了脑电图拍CT片，医生说脑壳里有东西，一家人赶紧把红送到省城，又转到北京，确诊出红脑颅内有陈年淤血块，最后就在一家大医院里花十多万块钱做了手术。
两个多月后，红回到了村里。
他几乎变了个形，原本就瘦的人更瘦了，面色苍白得没有血色，走路一摇三晃的，一风就能刮倒。但是，红的眼神并不委顿，相反，他依旧炯炯的双眼里，依然写满不屈与坚强，很像他少时打拳要学会一个高难动作时的眼神。
红练过武术，打起拳来虎虎生风，干净利落。记得他那些年爱模仿电视电影里的武打动作，什么霍元甲、陈真、李连杰，他打出来简直跟片子中一模一样，总是看得我目瞪口呆。红还酷爱音乐，笛子、二胡、吉它、电子琴，样样能拿得出手。至今，想起初中时我和他逃学，跑到一户人家的窑垴上，听他拿口琴吹《万里长城永不倒》的情景，仍然历历如在昨日。
红在家里养了一年多的病。妻子心疼他，不想让他太累，红却死磨硬缠要弹电子琴，妻子没办法只好依了他。所以那一年，红常一个人坐在宽敞的院子里，弹啊弹，既弹流行音乐，也弹蒲剧的曲调，一弹就是三两个钟头，直到妻子强行把电源拔掉。后来，红妻子告诉我，那时，红的表情很奇怪，常定定地看着一个地方，好久也不眨一下眼，嘴角也爱固执地撅向一边，仿佛和什么人赌气似的。
红确实在赌气，跟病魔和命运赌气。
见病情没有反复或恶化，2005年三四月间，红终于说服妻子，加入了一家乐队出去挣钱了。说是乐队，其实不过是人们对吹鼓手一个新称呼。在乡下，谁家死了人，一般都会雇一支或两去乐队吹吹打打，助助兴，叫发送老人。参加发送的乐队从出殡前一天下午到事主家，吃过饭就吹打开，参与丧事的众人，年轻的要听流行歌曲，年老的要听戏，他们一般要吹拉弹唱到深夜，第二天再从一大早吹到出殡结束，基本上要忙一整天。这一行现在人们依旧看不起，因而竞争对手少，收入也就很高，一般一天能挣八九十或一百多块钱。红去给乐队弹电子琴，我想，他不再是出于爱好，而就是冲着钱去的，要知道为了他，家里已经欠下好几万的债了。
红是去年腊月十三去世的。
从八月十五开始，红先是双眼失明，四肢不灵，到后来大小便失禁，卧床不起，堪堪地捱了四个月，还是没有栽过年这头来。听另一个老拜说，八月初十，在村里另一家的丧事上，红还去弹琴了，在晚上亮白的灯光下，红的脸白得像一张纸，双颊更高了，瘦得像鸡爪子一样的手，起起落落地弹着电子琴，老拜说他都不忍心再看下去了。
红死后，村里有人说他该着，阎王庙里哪能住人，况且他还在上面折腾着翻盖房子，神能不惩罚你？也有人根本不信这一套，他们联想到红十七八岁给人当小工，从二层楼高的脚手架上摔下来过，猜测是那次就埋下了病根。可说什么又有什么用呢，斯人已远远地走了。
今年春节回老家，我在红的遗像前燃起三柱香，看着黑镜框里年轻的红，不由陷入另一个思考：如果人一生的日子真能由自己支配，怎么花才合算呢？
平
曾经的身份：堂弟。
卒年：2004年或2005年。
享年：27岁或28岁。
感动点：翅膀捂多严为好。
平离家出走已经三个多月了。
去年春节前回到老家，父亲告诉我这一消息，我并没有感觉到特别意外，只是不由自主替他担起心来。
平是我的堂弟，和我大弟华和我姑家的表弟锁同岁，华和锁的孩子都已四五岁了，平却一直未结婚。在农村，这么大年令，正常的小伙子也不好找媳妇，平就更难对上了。
我一直认为，平的智力正常。
可许多人并不这样看。在大家眼里，走路不敢抬头看人，在工地当小工只知道低头干活，很少和人搭话，与人说话畏畏缩缩，几乎从不出门到邻居或同令人家里去玩的平，神经肯定有问题。所以，尽管守寡多年的伯母，从很久以前就多方托人给平说媳妇，说就是跛点瘸点有些残疾只要脑子够数就不嫌，这么多年平还是从没和一个姑娘正式见过面。
伯母死于食道癌，在临终前不久，她咽饭已经很困难。有一次我去看她，两颊枯瘦的伯母对我说，平说不下媳妇，她死也咽也下这口气去。又说这些日子，自己早就咽不下馒和面了，只能喝些羊奶或者拌汤，为了能看到平娶上媳妇，不管疼得多厉害，她都要一小口一小口，吐出来再咽下去，强迫自己塞进肚子里去。看着伯母坚韧的表情，我嗫嚅了半晌，还是不知道怎样来劝慰她。
因为，我也一直认为，平成为那个样子，完全是伯母一手造成的。
伯父伯母先是生了三个女儿，抱了一个养子李，到中年才生下平。因此，全家都对平呵护有加，特别是伯母，对平更是极端地宠和护。五六岁时，平爱吃肉，伯母就放开让平吃，当天就吃坏了肚子，甚至过了许多年，平还是见了肉就要吐。庄上的孩子们本来喜欢在外面打打闹闹，可能有孩子要打平，伯母就再也不让平出门。平该上学了，伯母害怕人家欺负儿子，不到一年就再也不让平去学校了。平不上学，就在家里跟着伯母上地、打猪草、放羊，再大了些，就跟一个包工头邻居去当小工。就是当小工，伯母也是三番五次、不厌其烦地提醒邻居不要让人家欺负平。在伯母严严实实的翅膀下，平慢慢长大了，却仍然极不成熟。他不识字，没有一个老拜，只要不干活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呆在家里。
平二十七岁那年，伯母失望地走了。在伯母的葬礼上，看着爬在灵柩前痛哭流涕的平，我也很伤心，既为伯母一生的不易伤心，也同大伙一样，发愁平失去伯母这尊守护神，今后的路可该怎样走呀？
果然，此后这一两年，平虽然依旧跟邻居当小工，但更沉默了，而且隔三岔五不打招呼就不去了。他哥李两口子问他，他也不怎么回答。2004年后半年，平这一情况就更严重，终于发生了离家出走的事。
那天，父亲告诉我时，母亲在旁边分析道，平就想一件事——娶媳妇，可，这哪是说娶就能娶上的呢，总得有人答应跟你呀。唉——母亲说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正月初一，我去李家，李告诉我，那是九月二十，他家的亲戚小马娶媳妇，让一家子过去，可平就是不去，李劝不动，就对平说把中午的饭热上吃了，不想去就别去了。可晚上回来，平就不见了，第二天、第三天还是没回来，平着急了，马上去几个姐家和别的亲戚家找，可怎么也找不到。年前这几个月，他在报纸上、电视上打寻人启事，又和华与锁及几个姐夫骑上摩托车到处打听寻找，实在找不到，还去问阴阳先生卜卦，先生说人应该没问题，在南边，可大伙在县南和南县打听了十来天，依然杳无音信。
此后又两个月，平依然没任何消息。
阴历三月三，邻村庙会，李在他媳妇一个亲戚家听到一个消息，前十来天高速路旁发现了一具男尸，他一问衣着、个头等，猜想可能是平。李赶紧托亲戚找到公安局处理这件事的一个头头，细问下来更印证了李的猜想，可那尸首已经掩埋了好些天了。在李的央求下，公安局那人第二天就开车带李和华等去看，挖出来一看，虽然尸体早腐烂得有些不成形了，但体形、胳膊腿的特征以及里面的毛衣毛裤都证明，男尸确是平。据公安上说，最初是一个放羊的老汉在高速路的涵洞里发现平的，当时他早已死去多日，面部也被不知什么动物啃得不成样了，公安上验尸不是他杀，就雇人就近掩埋了。
这些，是父亲后来告诉我的，听罢父亲的叙述，我半天无言。
在伯母经年过份的庇护下，平极其内向且懦弱，离家出走绝不会到城市里，而只会挑选一些偏僻的、少人甚至无人的地方，饿了也肯定不敢向人家讨要更不要说抢夺了，最后就是想讨恐怕附近也没有人家了，加上正是数九寒天，终于不支冻饿而死。唉，到头来不知死于何年何时的平，也可谓是死得其所啊！
在城里，再看到那些席地而卧或在垃圾堆里翻东西往嘴里塞的流浪汉，我就会联想到平。可是，对平这一必然的、可怜的结局，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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