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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经过贾谊的责难。
迄至近代，既受过章炳邻和萧一山的恭维，也受过顾颉刚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们的
好奇心不能因这样的"褒贬"而满足。假使我们撇开嬴政的个性与作为，单说中国在公
元前２２１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
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庭，仍以
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也可以问，以欧洲人才之多，何以不
曾在公元前后，同样由一个地方较偏僻，交通也不是顶便利的国家（有如波兰或保加利
亚）作主，以几代的经营，打败英，德，法，意，奥和西班牙的联军，并吞他们的领土，
断绝他们各国皇室的继承，并且将各国文字划一为一种共通的书写系统？这事不但在两
千年前不可能，即使两千年后的拿破化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头。由此可知，中外历史
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个性的问题。
１９７４年之后，"秦俑"出土，这更增加我们思考的机会。这批陶器塑像据估计
约为六到七千个，个个不同。从脸上的表情，还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龄和性格。有时一人
面目紧张，贴邻一人则轻松而微笑，士兵的头发，好像根据"规定"剃束，但发辫之间，
既大同又有小异之处。他们所着靴鞋的鞋底有圆钉。所穿的甲，铁片以皮带穿贯，都根
据实物丝毫不苟的模制，步兵和骑兵的制服也不同。并且这几千个塑像带着战车和兵器
构成战斗队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艺术和技术上的同一标准。这些地方，也使我们对秦
始皇的为人，另有超过以往历史评价的感想。
比如说，以今日科技之发达，我们要重新塑制这几千个（也可能几万个，因为现在
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骊山陵墓东部带北的一角）陶俑，也势必要组成委员会，由军官，
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集思广益的研究设计，才制造得出来。秦始皇既为一个"焚书
坑儒"的专制魔王，为何有这样的耐性？他为什么不以军事形式的雷同划一为原则，将
几千个人像以模型翻砂式的套制，有如波斯大流士宫殿前的装潢，又有如罗马的康斯坦
丁上在的侧面人像，成排结队的出现，既不必讲究生动，也毋须在艺术角度上斟酌？又
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权
的话，为什么不采取埃及的办法，将人像塑成几丈高，又设计为鸟头人身，或照印度的
办法，造成三头六襞？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样，保存了集体作品之个别的美感？
这些问题，尚待研究。可是从新发现的资料来看，我们也敢确定中国初期早熟的政
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
质的运动，有如陶希圣和沈任远的提议，我们应从秦始皇的后面，看清战国时代的社会
经济因素，认识农业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兴起，客卿在各国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侠的活
动情形。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在秦的领导之下统一。
最近几十年来地质学，气象学和考古学的发现，也可以连贯到中国初期早熟的统一。
中国文化发扬于黄河流域。黄河通过黄土地带。黄土铺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
松疏，经常有１００尺到３００尺的深度，因之黄河夹带大量泥沙，随时有阻塞河床，
冲破河堤，淹没人畜，损坏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无济于事。本来世界主要河流夹带
泥土４％或５％，已算很高，南美的亚马逊河夏季能带砂１０－１２％。然而１９４０
年间在陕县附近的观测发现，黄河夹砂以重量计达４６％。夏季其中三个支流的夹砂量
从４２．９－６３％。由此也可以看出这问题的严重和庞大了。
因为人口增加，农业技术之进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时代，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也
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国家，还恶意的将灾害加诸邻国。公元前６５１年齐桓
公会诸侯于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种古籍之中纪载略有不同，有的是"无曲防"，
"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无障谷"。到战国期间，这问题加紧，公元前３３
２年，赵国与齐魏作战即曾将黄河河堤决溃以浸淹对方（见诸《史记》）。又《孟子》
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亚圣自己就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
为壑．．．吾子过矣！"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秦始皇并
非不知道这事，他统一和国后碣石颂秦德，自称"决通川防"。他又改名黄河为"德
水"，更称秦为"水德之始"，这都是确切的证据。
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中国农产区的雨量，８０％
出现于夏季三个月内。季候风由菲律宾海循西北方向吹来，有赖于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
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才能将温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结为雨。这样一来，下雨或不下
雨，全靠两种气流适时适地的聚会。要是它们经常在一处碰头，其地必有水灾；反之即
有旱灾。《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已经表现出中
国初期农业的艰难。姚善友人《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统计，中国在民国前２２７０年，
有旱灾１３９２次，水灾１６２１次，见于官方的报告（此外尚有虫灾，如"蜚"如
"螟"，经常见诸《春秋》）。到灾荒时，邻国如不加接济，是为"阻籴"，即可能发
生战事。各诸候可能因婚姻细故，个人恩怨及扩大地盘的野心而动兵戈，参与的人民则
更因饥荒所迫而活跃从事。上述的葵丘之会，也有"无遏籴"的彼此保证。《左传》里
记载因粮食问题发生的争执其著得有如公元前７２０年，郑国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
公元前６４７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予以接济。次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不感恩图报，
反而阻籴。因此两国发生战争。叙事的时候，《左传》也提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
这次战争，秦国胜利，俘虏晋候。恰巧次年晋国"又饥"，秦伯再加以接济，并且说：
"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还有很多战事，书中未叙明原因，根据我们现在推想，类似
争执必然不少。
从春秋到战国，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国与国间的冲突。根据周朝以前的规定，各国
不能随便筑城设防。但这几百年长期扰攘，却大开各国违"礼"筑城之门。有关的邻国，
则因对方设防而备感威胁，更要先发制人。凡此种种设施，都增加中央集权的趋向。过
去通过贵族的间接管制，像欧洲骑士样的职业军人都成往迹。现今则只有全面动员，履
亩征赋。而且大国控制资源愈多，对赈灾恤邻更有效，参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
支持兼并。春秋时楚国和随国冲突，一大一小即有"随民馁，楚之赢"的说法，战国的
时候，梁惠王语孟子，"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经过
如此的措施，他就觉得他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梁惠王个人的希望没有达到，
他的想法却有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竞争之后，小国无法生存，因而有趋向整个统一的趋势。始皇灭六国的
期间，公元前２４３年"蝗蔽天下"，２３５年"天下大旱"，前２３０年和２２８年
均是"大饥"，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嬴政又称自己的功劳为"堕坏城郭"
和"夷去险阻"，也就是全国对内不设防，食粮全部流通。这样才能"振救黔首（老百
姓）周定四极"。由此看来，再参阅战国以降战事的惨烈，和《孟子》经常提出的"若
大旱之望云霓"，"途有饿莩"，以及"凶年饥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
方"，更感到我们无法责骂秦始皇，虽然我们无从赞同他焚书钳制思想，而他的坑儒
（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动残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无从"褒贬"之余，我
们只好强调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
力量支撑着。
还有一件事，我们无法忘记，即秦始皇是历史上"万里长城"的首创者。这是嬴政
统一中国之后命蒙恬率兵三十万，收河南，伐匈奴，在团结对外的条件下，全面筑城。
此举更表示他的极权政治，有实际的需要。这一事可以留着下面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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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和班固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过去与
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和帝永元四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前及
公无后各约９０年。我们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１８０年
的距离，等于我们之去前清嘉庆年代。
《史记》和《汉书》一为私人著作，另一书稿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
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经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
通史，《汉史》是断代史。两位作家的个性癖好不同，也使他们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
的出入。然则公元前９０年和公元后９０年，中国的作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环境已有大幅
度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
其实汉朝立国行杂霸之制，有法家思想，文景之际，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
著作，还参和着阴阳五行的万分涉及灾异。总之整个汉代思想，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大综
合，早经中外学者阐释。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
为目的，而是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这有他自己的言辞为证。他曾对汉武帝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
指异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
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纪统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段话否定学术的独立性，坦白的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今政权。武帝之置五
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这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
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他读书不受这政策的影响。而班固年轻时
"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况且后汉创业之主光武帝刘秀自己就曾为
大学生。第二个皇帝明帝刘庄更以学者自居，曾在辟雍（大礼堂）讲尚书。第三个皇帝
章帝刘坦亲自在白虎观制定五经异同，班固也在列。在这种政权领导下的环境里著书，
就难脱离国家所定标准的束缚了。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
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
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
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归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
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
"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
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
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
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而司马迁形容吕后残虐戚夫人，以致她亲生的儿子孝惠帝指斥她
"此非人所为"。班固作"汉书"时，有关刘邦的一段，还大致采取司马迁的材料。但
是他的〈高后记〉则隐恶扬善，对戚夫人事一字不提，而只在书末〈外戚传〉内叙及。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
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
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司马迁借着〈货殖列传〉发挥他个人的私利观。"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
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他又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
也。"而且从他看来，贫穷是耻。"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食，饮
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迟至今日两千多年之后，很多受过教
育的中国人或敢心里如此想，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嘴里能如此说。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
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
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十分的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
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者，乃是《汉书》里的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
里列有古人１９３１人，包括传奇式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
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于秦亡为止。而由作史者"显善昭恶"的按上上至下下区
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而以周公孔子殿后。仲
尼之外即再无圣人，虽孟子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央，申子，墨
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
"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
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
下"。
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来，除非作者束发受教以来，就先培养了一段"常经"和"异道"
的观念，决难如此只凭古书里一句一段的叙述即能将这么多的人物列表区分其品格，有
如衡量其材之长短。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世俗观念中的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
多方面那些呆板的型式，还是后人之所造作，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
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
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
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