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在外，在一个比较无聊的讨论会上，我看到了时光网上有这篇文章，感觉看完后很振奋，赶紧转载到这里。）
写作的屋子
夏朵 发布于：2008-03-27 10:04
伍尔夫不愧是意识流文学的创始人（之一）——如她所言，妇女们应当一起把花撒在阿芙拉.贝恩的墓上，因为前者为大家赢得写出自己思想的权利，那么如今一小部分习惯并擅长意识流写作的人们，也应该在伍尔夫的墓前敬上一朵英格兰百合——她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分明是一条自然、缓慢、但又毫不拖沓地流过读者思想的河流。河面广阔，偶尔有分支和漩涡，所以，要想在水流中找出几条蹦达着的银白色鲜活小鱼，即她所说的“值得保留的真理”，还真得敛声屏气集中一点精力才行，稍不注意，银光一闪，鱼儿将消失无踪。
当然，最肥美的“鱼”——对女性创作者而言，“每年五百磅收入，一间屋子”的重要性——想必人人能够抓住。昨天很晚了，电话里跟朋友聊起此书——窗外虫子低鸣，缀满桃花的枝条轻轻触碰纱窗，春天的夜真是迷人——她是写小说的，对伍尔夫“一间屋子”的论断颇有共鸣。
安静环境，独立空间，自由思想，是一个写作者的基本需要。如果说专门用来“写作的书房”尚属奢侈，那么，“一间屋子”的另一层意思会不会是“至少保证写作的人不被时刻打扰”？
“那是肯定的。”朋友回答。她在电话那端浅浅微笑。可事实上，在那个遥远年代，十八世纪，甚至更早，女性地位低下，身无分文，杂务缠身，“独处一室，专心写作”自然是天方夜谭。
于是，引出经济话题。也许只有经济自立，衣食无忧，女性才有能力觅得单独处所，才不会被“谋生”所累，才有可能进行高质量的学习，思想和创作。而伍尔夫所谓的“每年五百磅收入”，道理也在此吧。她认为，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客观上，跟祖辈早年的努力程度息息相关——如果所得遗产丰厚，即一个人有幸生于“书香门弟”且“钻石世家”，那么她将毫不费力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在“屋子”里，她自由涉足考古学，人类学，物理，数学，天文学，相对论，地理……更不用说文学创作。
所以温文、和蔼、威仪一般都是优越、独处、空闲的产物。这也是伍尔夫的结论。可是，优越、独处和空闲是祖辈赐予的，依靠她们至高无上的赚钱的艺术，而不是仅仅把时间浪费在擦粉、流连商场橱窗、埋首家务杂事、钟情毫无节制的生养事业。那不可能。
而女人的惰性和天生对男人的依赖还是很容易造就其碌碌无为的人生——尽管很难判断安于家庭琐碎的主妇和月收万金的富商于世界意义之大小。在中国，因手头没有具体统计数字，很难准确说出每天大约有多少妇女泡在茶馆、棋牌房、休闲店，通过闲聊和娱乐方式打发时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数量必可观。
事实上，她们不是“屋子”的拥有者（也许小部分是），生活状态并不理想，如果再不学习、思考，不为改变现状作出一点实质性行动的话，那么，她们的生活不可能安全和富足，相反，要不了多久，那些贫乏就会显露出来，同时，她们准备为下一代提供一间舒适“屋子”的理想也就成了泡影。
回到写作领域。前两天去浙图查阅女性写作史方面的资料。目的很明确，了解传统观念对女性写作的偏见及发生的障碍。可惜，仓促中只找到戴锦华的《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书中提及的女作家自然不陌生，张抗抗、残雪、刘索拉等等，但是这本书，我没有继续翻下去。因为谁都知道，作为新时期已经开始从事职业写作的女作家们，她们个性张扬，有时候作品中流露的女性观点和立场几乎是对男性文化的“拦腰一击”。所以，“缺少机会、训练、鼓励、闲空和金钱”的说法在她们身上已经行不通，更谈不上传统对她们的写作事业的限制和打击。
所以，我不得不重新回到十八世纪，那时候，因为传统偏见，自身惰性，文学创作领域（乃至整个艺术领域）鲜见女性身影。一个稍有写作天才的女人，她的写作行为，即使不被外人非议和打扰，其本人也会在心里作出鄙夷和阻止。比如多萝西.奥斯本。她曾经在信件里写过一席话，“我和她们谈话，就知道她们是最快乐的人，不缺乏什么，所缺乏的只是她们不知道自己是最快乐的人。”正因为这段话，我开始喜欢她，并四处寻找《多萝西.奥斯本的<书信集>》，因为除了书信，她没有写过一个字，原因很简单，她认为女人写作是荒谬的，“就是两个星期不睡觉”，她“也绝不至如此”。（引号处为多萝西原话。）
当然，简.奥斯丁写了，在公共起居室，为了避免遭到冷嘲热讽和无情打击，躲躲藏藏写完《傲慢与偏见》，夏洛蒂.勃朗特也写了，利用在牧师家里补袜子的空隙，同样在公共起居室完成《简.爱》。莎士比亚的妹妹却没有写——尽管那是伍尔夫想象的结果——她说，因为遗传基因，莎士比亚的妹妹理应拥有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即天资聪颖，富于想象，对文字音律天生敏感，但是，在多萝西们都认为“女人写作是荒谬”的年代，现实自然没有给莎士比亚的妹妹创作的空间，于是，“当一颗诗人的心关在一个女人身体里面纠缠不清”，她的激昂和愤怒完全能够想象，于是，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她选择了自杀。
那时候，个性锋芒的妇女形象总是出现在男人笔下的文学作品中，苔丝狄蒙娜，安娜.卡列尼娜，爱玛.包法利……但事实上，处在同时代或者之前的妇女现状是：总被关在屋里，被家人任意使唤，被鞭打，被推搡着干这干那。那时女性的处境和命运，正如兰姆所爱的公爵夫人玛格丽特.纽卡斯尔所言，“女人象蝙蝠或猫头鹰一样地活着，象牲畜一样地劳碌，像小虫一样地死去……”随着时代前进，妇女地位相应提高，她们所面临的困惑就是工作和家务——第一，总得违背意愿做自己不爱做的工作，第二，在繁重的生活压力面前，身上那点可怜的“写作天才”慢慢丧失。
自杀或许是“怀才不遇”的女性们所选择的“释放情绪”的一个出口。而隐姓埋名的写作则是她们的另一个出口。中国文学史上的无名氏，或许就是那么一个富有才情、胆怯、不得志而寡欢的女人吧。“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该诗的无名氏作者会不会是一位女性呢？
伍尔夫说，如果简.奥斯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那么《傲慢与偏见》或许会更加出色——尽管它无可挑剔。但女性应该利用自己的智能每年赚五百磅，赢得独立、坦然的生活处境后，开始自己的创作，这个观点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无比科学。
好在，成长于简.奥斯丁之后的女作家，包括生于1882年的伍尔夫，生于1911年的萧红，生于1914年的玛.杜拉，生于1921年的张爱玲…自然幸运得多，至少她们有自己那间单独自由、可以用来写作的屋子——包括物理意义上的处所和她们不为人左右的独特个性。
那么，终于可以安静写作了。在“屋子”里，你可以大胆、自由、完整地表达自己。哪怕是对一段不显赫的人生的如实记录。看看身边的妇女们，除了每天洗刷碗碟，熨烫衣服，接送孩子上下学，终其一生，什么都没有留下，没有传记，也没有历史为她们写下一个字。当戒指嵌在肥胖的无名指上，当项链圈住长满皱褶的粗短颈脖，当两手叉腰站在街头巷尾，当唾沫四溅谈笑于办公桌前，她们人生的意义，想必只有靠女性的笔触才能真实描绘。
至于如何写，啊，我想伍尔夫在书里已经讲得十分明白了。我的亲爱的正在构思小说的女朋友们，这么说吧，当你走在草地上，当一位看起来正被愤怒点燃、表情过于严肃、甚至有点凶狠的警吏（这里应该称为保安先生吧）前来制止，你不能停下来谩骂，也不必朝他谄媚微笑，你所应该做的，既不是踌躇，也不是慌乱，而是毫不犹豫跳过栏去。如果前方出现另一道障碍，请再一次毫不犹豫跳过去，象小鸟一样。
那么，我真要佩服你了。也为你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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