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原党委书记李昌平曾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难”这三句话概括了三农问题，其实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我国是个农业大国，有着9亿农民，而我市农业人口253万，占全市总人口的85%，是陕西省第一农业人口大市。让农村发展起来，让农民富裕起来，是我国、我市绝大多数人的迫切要求，是关系着绝大多数人的一个梦想。建设新农村就是实现这个梦想的基石。

过去，我们对社会上的几种职业有一个习惯性的称呼：把工人叫工人叔叔，把解放军叫解放军叔叔，把农民叫农民伯伯。可见农民是一个比工人和军人更为古老的职业。但千百年来，农民们却始终如歌手张楚歌中所唱的那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分了四季，五谷是花生红枣眼泪和小米”，同样，千百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改变农民的命运而献出了自己的才智和激情。

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只不过那个时候叫做乡村建设。当时，一些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富有爱国心的实践家和农民自觉结合，开始了乡村建设运动,唱响了“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的口号。这场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世界乡村运动的开端，也是我们建设新农村的初步尝试。

新农村最早诞生在学者的实践中，著名学者梁漱溟和晏阳初把他们的农村思想运用到乡村建设中，梁漱溟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从农村入手，而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我们的农村改造成一个全新组织构造的社会，改造成新农村。他通过山东乡村建设运动来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用教育手段提高农民素质，通过发展农村先进的组织，从而达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而被誉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大伟人”之一的晏阳初则通过一步步的实践把乡村建设发展成世界范围的平民教育和农村发展运动，他运用现代知识对个体农民进行“卫生、文化、生计、公民”四大教育，从而塑造出现代新农民。

但是学者们的新农村梦想随着战争和其他社会因素的爆发而破灭，单纯通过教育，通过提高农民素质来建设新农村并不可行。新农村的建设需要更加充实完善的内容，需要制度上的进一步支撑，需要更多人的参与。20世纪50年代，我国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概念，并通过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80年代初，我国提出“小康社会”概念，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去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全新理念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的新起点，是要圆几代中国人建设新农村的梦想。

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底新在哪里？新农村的“新”，就“新”在农村的发展，既能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能够体现和谐社会的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解决前面几代人没有解决的问题，要完成温饱型的传统农业走向市场、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

毛泽东说，中国问题的症结、出路和希望都在农村。因为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对农民、农业问题的关注，说到底是对中国命运的关注。我们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是农民，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和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注农村、关注农民，也就是关注中国的命运，关注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变农民的现状，改变他们的命运，也就是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改变整个中国的命运。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谋划，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需要全民族的热情和参与。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借鉴前人的经验，特别是当年那些有理想、有激情的知识分子，他们那种为农民考虑、脚踏实地的作风。梁漱溟先生在山东、河南搞乡村建设，就真的下去和农民一起工作了7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35年在广西调查的时候深入一线，误中猎人机关而导致重伤，他的新婚妻子王同惠也在外出求援时不幸遇难。

这些新农村的探路人已经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已经为了新农村的梦想贡献了他们的全部力量。该是我们这一代为了改变中国绝大多数人命运而奋斗的时候了，该是我们全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候了，正像Beyond的《农民》中所唱的那样，“一天加一天/每分耕种,汗与血/粒粒皆辛酸/永不改变,人定胜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