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全國文學創作廣東中心和茂名市文聯聯合主辦的金岱長篇小說《精神隧道》三部曲研討會9月28日在廣東茂名市舉行。長篇小說《精神隧道》三部曲《侏儒》、《暈眩》、《心界》，是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華南師范大學人文學院金岱教授在視力嚴重障礙、幾近失明的艱苦狀態下，傾十五六年之功完成的系列作品。小說以當代知識分子的深層精神現象為題材，探索了在中國文化視角下，現代世界觀與傳統世界觀進行整合的可能。
金岱的三部長篇小說《侏儒》、《暈眩》和《心界》，直接或間接地對應了當下的中國所面臨的三個嚴重的問題：知識分子的人格侏儒化；精神領域的荒漠化；在傳統文化和市場文明夾擊之下的精神價值及其坐標的缺失。要面對這些問題、思考並試圖解決這些問題，不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氣、博大的人文胸懷，更需要精深的思想智慧。金岱把他的這三部小說集中命名為"精神隧道"系列（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應視為對精神空間的拓展和對精神出路的追尋。
近年來，談論知識分子及其使命、責任等問題，乃至談論精神及其意義、價值等問題，似乎全都"過時了"。原因是，從西歐傳來了"知識分子死了"的消息，而東歐又有人說"人一思考，上帝就要發笑"。可是金岱不這樣想。理由是，中國不是歐洲；中國的現代化文明轉型才剛剛開始，中國社會需要知識分子；中國需要知識分子的思考。從整體上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正面臨著一個如何"長大成人"的重大難關。要想突破這一難關，需要巨大的人格生長力和充足的精神營養。
如何長大成人，正是金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侏儒》的主題，亦正是小說主人公文仲所面臨的生存困境。看起來，年輕的大學教師、作家、文藝理論家文仲所面臨的，只不過是搬家還是不搬家、離婚還是不離婚、調北京還是不調、寫小說還是做研究……這樣的生活瑣事，對於他，卻如同面臨"生存還是毀滅"那樣嚴峻。文仲所面臨的真正問題，一方面是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對傳統倫理世界的反感；另一方面，在反感和反抗中卻又發現，自己總是不由自主、患得患失、歧路徘徊，心態已然蒼老，人格卻如稚童。也就是說，雖然有強烈的反抗慾望和充分的反抗理由，但卻沒有真正反抗的道德勇氣和意志力量。
小說《暈眩》所講述的確是一個"上帝死了，人便開始暈眩"的寓言。暈眩的真正內在原因，當然是自我的迷失。嚴格地說，是因為他們並沒有擁有過健康正常且完整豐滿的自我。喬啟隆在文革時期的兵團生活中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時代，他想成為那個時代的英雄，不得不極端壓抑自我，使自己完全融入那個"無我的世界"之中；而到了文革後的大學中，他又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為自己臆想出一個"無世界的我"，即"世界是我的表像，我是這個世界的唯一的主人"。結果不難想像，他的主觀臆想，被無情的客觀世界擊得粉碎，剩下的只有死亡或暈眩。高水準的情形與之相反，他是從"無世界的我"，走向了"無我的世界"，即從自我膨脹走向自我遺棄。
暈眩、自我迷失的背後，是社會環境的影響。在這一切的背後，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他們的精神世界的荒漠化。在高水準的"魔法抽屜"裏，先是裝滿了西藥，不久又全部換成了中藥，繼而換成了鍛鍊身體的拉力器，接著又換成了各種氣功書籍、宣傳"倒立健身"的報紙，後來又換成了《古蘭經》、《聖經》、《金剛經》、《麻衣相術》、《八卦預測》、《手相大觀》……十幾年間中國社會流行過的"時尚"，高水準依次虔誠地"信仰"過，但卻非但沒有一樣能夠"拯救"他的病痛，反而使得他的"暈眩"越來越嚴重。
小說《心界》的主人公聶懷基是傳統農業文明及其倫理社會的最後代表，是"無我的世界"最後的信奉者；而他的學生許白波則是當代商業文明及其市場利益社會的先覺者和弄潮兒，是"無世界的我"的最先奉行者。然而，這兩個如同水火冰炭的兩種"文明"的代表人物，其世界觀竟然殊途同歸。他們都認為："這世界是黑的"。
幸而小說《心界》中還有第三位主人公尚明———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他一直在探索一種適應於新時代和新文明的精神規則，一種不失尊嚴而又無損於他人及其世界的自我發展的空間。面臨嚴重的精神荒漠化危機，他終於找到了超越黑暗與荒漠的自我本體存在的精神家園："我世界"。
"我世界"理論假說，源於作者對文明轉型期的精神價值的不斷探索和追尋：如何既能拓展自我生存發展空間，又能保證人類世界的真善美的價值不受損害？答案是，每個人都把自我與其生存環境及其發展空間融為一體，創建出一個個全新精神版圖上的"我世界"。在"我世界"中，本能、慾望、個性和良知、責任、使命將不再互相排斥，而是相互促進；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也將變矛盾衝突為和諧共生。若能如此，那將是人類史上最為美妙璀璨的人文風景。
（作者為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
《人民日報 . 華南新聞》 2002年0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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