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正月二十三,我再次坐火车由南宁起程至桂林转乘汽车赴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底乡泥塘村大山口组。住在何炳德家。这是自正月初四偶到大山口与老何一家相识并结下友情后第二次住何家。出发前我做了些准备：一是请老朋友书画家黄格胜（现任广西艺术学院院长）题写"大山口"和"又一村"两幅字并用电脑放大至50公分（方便石刻师傅），以便为将来的温泉至大山口的步行旅游线提高知名度；二是给老何的儿子何爱平买了套木工工具，使他能掌握一门手艺好去赚些钱贴补生计；三是为何涛、何爱平的孩子们（一男二女）各买了套衣服。我想这比给他们钱要管用些。
    两天后何涛、何爱平陪着我由大山口出发，此行的目的是探寻矮岭河之源。据当地人说，矮岭河长约38公里，它的源头在龙胜、灵川、兴安三县交界处的财喜界（山名），财喜界下的岩山脚是龙胜县江底乡最偏僻的组之一，属建新村管辖，距大山口约26公里。我们沿着上次去矮岭瑶寨的崎岖山路缓慢地走着。越往大山深处走，小路上的树叶越多，像是刚掉下来不久似的，脚底感觉挺柔软但有些滑。除了空气格外清新外就是那满目的翠绿色，那是由竹子的浅绿色和树木的深绿色组合而成的天然色彩。山下的矮岭河淌着永远流不完的水哗哗作响，茂密的树林中那些不知名的鸟发出各种叫声十分悦耳，即使你在人迹不多的山路中行走也不觉寂寞。远处的高山上那一片片翠绿色当中"镶嵌"一团团白色花朵，何涛告诉我它们是雪花树，每逢正月就盛开白花，花期可达一个多月，这个时节山上最冷，有时会下雪。
    迎面碰上两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子，背着行李一前一后急匆匆地走着。我边停下脚步侧着身给她们让路边同她们打招呼问她们去哪儿，走在前面的女生说去南宁读书，我不觉一愣。跟着便问她读哪个学校，她说读南宁华光女子高中。我印象中那可是费用挺高的私立学校，就是城里人能读的起这类学校的人也不算多，我又惊奇地问了起来。她说自己的家在岩山脚，叫龚家美，通过"希望工程"的女童班百里挑一地考上了华光女高；本来这个学校每年要交的费用一万多块钱，对贫穷地区来的学生优惠到每年只交6000多元，虽然这个费用对她家来说是个非常重的负担，但家里人还是支持她去读。跟在她后面的是送她上学的表姐。她们的身影渐渐远去，我也更坚定了信心一定要走到岩山脚，除了"寻源"之外还要看看"女秀才"在大山沟里的家。
    走了近一个小时到了矮岭瑶寨。我们找到了那块刻有当年红军路过瑶寨时留下诗句的岩石，字迹已经十分模糊了。我们用白色石块反复描了又描，那首诗终于显现了出来："朱毛过瑶山，官恨吾心欢。甲戌孟冬月，瑶胞把家还。"落款处从左到右依次写着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对着这首用繁体字写的诗我拍了张照片，也仿佛看到了当年红军那坚强而疲惫的身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也未能把他们消灭在这深山老林之中，他们得到了瑶族同胞的理解和支持。在龙胜县泗水乡周家村白面组（红瑶寨）的"光明岩"上我曾看过红军留下的标语："红军绝对保护瑶胞"、"继续斗争，寻找光明。"鼓励暴动失败的瑶胞们同反动统治者继续斗争下去，直至找到光明。瑶胞将标语刻在一块当时叫"龙舌岩"、在空中向上伸出数米长的巨石上，这块石头也因此改名为"光明岩"。
    由矮岭瑶寨往前走12里路是黄毛坪。何爱平姐夫周业发的家就在这里。周业发是"上门郎""嫁"到何家，和妻子在温泉市场靠摆摊来维持生计。我们走进周业发的大哥周业民家已是下午两点多，这时的肚子也早就饿了。周业民夫妇好象知道我们要来，早已备下了饭菜。从这家陈旧而简陋的木楼便知其家境比较贫寒了。周业民有一女一子，女儿去年嫁到广东揭阳；17岁的儿子跟着爸妈生活，爸妈不敢让这唯一的"希望"离家半步。吃饭间我偶然望到那一块块被砸烂的窗户玻璃便问周业民夫妇为何如此，谁想这个话题一打开便没完没了。原来是他家的近邻、一个患精神病的男人前不久砸烂的，这人恰好又是何爱平姨妈的儿子。后来何爱平的父亲何炳德告诉我，这人之所以患精神病是小时侯因故被其父打的不敢回家，在山上过夜不小心跌下山崖摔坏了头造成的。有这样的邻居让周业民夫妇伤透了脑筋，一直以来盘算着搬家，但因经济困难而动弹不得。我还发现周妻时不时背着我们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往嘴里送，接着便嚼起来。过后才知道她有一种当地人叫做"米坛病"的毛病，就是喜欢嚼吃生米，不吃就难受。我好不惊讶。
    黄毛坪一带有砍不完的竹林，当地农民用来加工成"竹针"（长约12公分的细竹棍），他们叫"冰棒棍"，然后用马驮出山去买换些油盐钱。从山里砍回三万斤毛竹才加工出两千斤"竹针"，这两千斤"竹针"还要经过浸泡、凉干、打磨、筛选等工序，得出的"精品"每一千斤只卖1000多元！真可谓他们的劳动价值低廉的让人心酸。无奈这山里人只能靠山吃山，木头和竹子是他们换钱的主要"商品"，他们从食物中所获取的有限热能除了种地之外绝大多数都消耗在繁重的砍竹和加工"竹针"的活动中了，可到头来日子还是过的紧巴巴的。看着周围十几户和周业民家差不多的木楼，相信他们的家境也好不到哪去。
    在从矮岭瑶寨到黄毛坪的路上我们碰到一位50来岁名叫潘玉仁的瑶族农民，他家住在黄家寨，我与这位同路人边走边聊着黄家寨的情况。据他介绍，由黄毛坪到黄家寨还有8里路；黄家寨有33户人家，约185人，其中30％是汉族，70％是瑶族，这个不大的寨子竟有7个姓氏：潘、黄、龚、冯、赵、刘、张，汉瑶之间和睦相处。老潘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家吃饭过夜，我高兴地答应了。在周业民家吃完饭我便向两个"陪同"提起这件事并建议继续往前走。何爱平说对他的话你别太认真，那儿的人有个特点，你离他越远时他喊你吃饭的声音就越大，当你走近他时就不容易听到请你吃饭的声音了，意思是指那儿的人有些虚伪，可能也是因贫穷造成的。我半信半疑地坚持去黄家寨，无奈的"陪同"只好跟着我离开了黄毛坪。
    又走了近一个小时终于到达黄家寨。在一栋木楼前我看见潘玉仁正在和另外三个人玩字牌（一种"赌具"），旁边几个人围观着。我上前同老潘打招呼，他扭过头来看了我们一眼说了声"好"便回过头去盯着手里的牌不再搭理我们了，与先前的他真是判若两人，这会儿我才信了何爱平的话。我提议继续前行去岩山脚，据说还有2里路。这时有个年轻人出现在我们身边，他说自己是潘玉仁的儿子，我便请他带着直去岩山脚，我们边走边聊。据他介绍：岩山脚有11户人家，50多个人，龚家美的家就在那里。听得出那位在南宁念书的女生在当地还小有名气呢。岩山脚到了，这里就是矮岭河的源头。清澈的涓涓山泉水汇集在一起不断地从树林中淌出来，小溪流着流着慢慢地"长大"变成了河。据小潘介绍，岩山脚寨（组）头顶上的山叫财喜界，西面与灵川县九屋乡的东源村接壤，东面和兴安县金石乡的中洞村相连，是这一带农民运货出山的两条主要通道，山路很不好走，但到了灵川去桂林就方便多了。
    一位背着竹篓的矮个儿中年妇女在不远处走着，小潘指着她说那位就是龚家美的母亲。那妇女改变原来"路线"朝我们走来，显然我这个外地人引起了她的好奇。我说：你的女儿真有福气，在南宁华光女子高中念书。看得出这话并没有使她高兴起来。她面带苦笑地说：学费太贵了，一个学期要3000多块钱，可这次我只给了她300多块，差的太远了；老板你能帮她一下吗？我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才好。的确，从自己月收入千余元的水平看都觉得太贵了，何况山沟里穷苦的农民。然而我对眼前这位体质并不强壮的中年妇女肃然起敬，她贫穷但却依然顽强地用自己有限的能力支持女儿去省城上学；她虽弱小的"不堪一击"而却在那张脸上透着对现实生活的从容接受和对摆脱贫困的渴望。我脑海中想像着对于她这样的妇女来说，从山上砍回3万斤毛竹再加工成可卖出去的竹针来换得两三千块钱是多么不容易，要供女儿上学她必须砍两个3万斤毛竹才行；毛竹的利用率如此之低，那山上的毛竹将来有一天砍伐完了怎么办？望着山坡上那些略显寒酸破旧的木楼，我眼前掠过龚家美急匆匆离去的身影，那张稚嫩而大方的圆脸白里透红浸着汗水，此刻我觉得她好像不是去读书，而是"逃生"；是呀，要根本改变这穷山沟的境况谈何容易！小潘说就连江底乡的乡长都没到过这儿，还有谁会关注这里的经济发展、百姓脱贫、子女上学的事呢。
    在来岩山脚的路上我还在小潘的"指点"下看见山坡上当年红军留下的一个"碉堡"，其实那是用石头垒成的掩体。我想象着红军长征时艰难跋涉途经这大山沟的情景，当初他们可能很难预料60多年后的今天，这里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当时自己路过时相比变化不大，包括那个红军路过留下的纪念物"碉堡"也被当地的老百姓"保护"的好好的，成为完整的历史"文物"。当初他们那样顽强地同反动统治阶级做斗争的主要目的恐怕还是要让贫苦百姓们都能过上好日子吧？此时我心里生出一股股苦涩和伤感。
    小潘26岁了，是黄家寨里学历较高的年轻人之。他读过中专卫校，略懂些医术，常给寨里人治一些常见病，至今仍是单身汉。提到此事他无奈地说：有谁愿意嫁到着穷山沟来呢？附近寨子的女孩子们都外出打工了，多数嫁给了外地人。自己是独生子，"上门"娶妻的话自家的田就缺劳力了；这一带讨老婆难的事儿很普遍，真是"有种无田"呀！在这里你就是想犯强奸罪也难找到年轻女人。听着他的话我心里的那股苦涩感似乎更重了。
    看到那一根根新的水泥电线杆我又提起问题来。小潘说这是去年下半年搞农村电网改造时"种"的，讲到这件事他似乎有些气。他说改造农村电网"上面"应该拨有专款，包括运送电杆的费用，但是我们这儿的20多根水泥电杆都是寨里人自己从江底乡政府扛回来的，每根电杆重达1200斤，要16个人才扛的起，要走一整天的山路；扛回来还要"包种"，一分钱报酬都没有。装电表的费用每户收85.5元，每度电收五毛五分钱，寨里人嫌贵很少用电，半年多过去了，电表记录度数最多的家庭（户）用电也就是50多度，少的只有20来度。看来五毛多钱一度的电价对穷山沟里的农民们确实是一种"高消费"，电比过去好用多了，但当地人却用不起电了。
    回到黄家寨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我们决定赶回黄毛坪周业民家过夜。迎面碰上潘玉仁，他脸色比先前好的多，嘴里不住地说：别走了，到我家吃饭过夜。我问他玩儿字牌的手气怎样；"赢了38块钱。"他回答时的表情有些兴奋和得意。我谢过他的"挽留"迈着沉重的双腿和两个同伴往8里路之遥的黄毛坪走。黄家寨在我们的身后慢慢远去，老潘的声音再也没有听到。天色逐渐暗了，至此我们已经走了10个多小时，算来有60多里山路，虽倍感疲乏但不敢停下歇息，因为怕天完全黑下来行路更加不便。回到黄毛坪已是傍晚七点了。主人照样热情地接待我们，他们终归是何爱平的亲戚。吃过饭我便倒头就睡。被子有些脏和异味，我只脱掉外衣和鞋子，裹上被子就打起呼噜来。两个同伴第二天埋怨：昨晚你的鼾声真大，吵的我俩睡不着。
    黎明时分起来解大手，可是打着电筒看着那个放在木楼底层猪圈旁像大鼓一样形状的粪桶（高约1米，上面有一小口）我就是怕把它踩翻了不敢上去，只得跑到外面去把"问题"解决了。走到河边洗手一不留神摔倒在水里，弄湿了半边衣服，这时天色开始蒙蒙亮。初春高寒山区的早晨的确很凉，人们还没起床，四周围静悄悄的，只有那矮岭河的潺潺水声和我做伴，像是在为我解除大山宁静的清晨带来的寂寞。渐渐地有鸡在打鸣，远处晨雾中那几栋散落的木楼也可以看清了。想痛痛快快地叫喊几声但又怕惊醒还在熟睡的山寨人；我贪婪地大口大口吸着非常新鲜的空气，好像五腑六藏全浸泡在清澈又清凉的山泉中翻来覆去地"清洗"一样，这种相当舒服的感觉在城里是极难得的。头天的乏累开始慢慢地稀释和散去，但天却变的阴沉起来，要下雨了。
    九点多钟才吃罢早饭。趁着女主人方便我硬是塞给她30块钱，她半推半就地收下。临告别时周业民夫妇拿出一些干蘑菇死活要我带走，只好从命。我们三个踏上返回大山口的路。我手里的"拐棍"（何爱平父亲送我的一根竹棍）帮了大忙，否则会更累，就这样我还是一脚踩在长着青苔的石头上跪倒在地，左膝盖骨疼的不能弯曲。何爱平急忙从后面上来给我揉搓，像是好了些便继续赶路。天开始下起蒙蒙细雨，要抓紧时间才行，不然前面的路会更滑。我走着走着脑海里想起毛主席的那首七律诗《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于是自己也学着吟出一首《探寻矮岭河之源有感》：百里之程行两天，水声鸟鸣拌耳边。举目皆是翠绿色，回首可见雪花鲜。崎岖小路滑而险，轻装慢步都觉难。岩山脚下黄家寨，财喜界前得水源。
    经过矮岭瑶寨时遇到一位50来岁名叫杨进祥的瑶族男子，身后跟着老婆和妹妹，说是去砍柴。我们一同在路上边走边聊，我还是把话题引到"修路"上，因为这路实在太难走了。我说到上次曾进到寨里同杨文凤聊过此事，他有没有和其他人商量商量拿出点儿办法。杨进祥摇摇头称没听说有人议论此事，但他却似乎对修路还有些信心，称自己可以动员一些人带头干。看着他矮小的背影我又问起他家庭情况。他说自己有一儿一女父母也健在，家里共七口人；我问怎么多出一口？"是我弟弟的儿子"他声音有些低沉。那你弟弟呢？我有些好奇地问。他1994年就死了，当时才32岁，是喝农药自杀的。我一愣便不好再问下去了。他好象愿意把这话题说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年春节他带着孩子陪老婆回灵川九屋乡娘家，没过两天就自己独自回来了，像是和老婆吵了架，问他时也不说话。又过了两天我们都下地干活去了，晚上回来没到寨口就听说他喝了农药已经死了。他与前妻（早几年因生孩子死了）生的儿子我只好收养下来，他的第二个老婆自那年春节回了娘家以后就再也没回来，现在那女人带着和我弟弟生的另一个儿子不知在什么地方生活……。我默默地听着走着，心里不是个滋味。山里人怎么也有自杀的现象存在？在我看来他们够坚强的了，懦弱的人在这里是很难生活下去的。前面有个进山的小岔道，老杨说：我们该分手了，欢迎你下次再来矮岭瑶寨时到我家做客。我握了握他的手点着头和他道别。他讲的那个悲伤而略带悬念的故事半天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