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啼血

人性与体制
——熊飞骏
新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了关键时刻，能否顺利完成现代化改革和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关键在于体制变革能否顺利完成。中国的传统体制与现代化的要求有诸多不协调的地方，如果不作出相应的调整就有可能阻碍现代化的步伐，因此与现代化配套的体制变革刻不容缓。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基于这个国家对人性的普遍认识。人性都有“善”和“恶”两个侧面，科学理性的政治体制是大力培植人性“善”的一面同时又把“恶”的一面降低到尽可能低的限度。
好的体制把“鬼”变成人；坏的体制把人变成“鬼”。
好的体制着眼于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尤其是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坏的体制只照顾到少数特权人物的利益，同时又为“人才”设置到尽可能多的绊脚石。
好的体制建立在大多数人受益的基础上，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弘扬人性的优点，极大地调动全民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于是全社会高速“和谐”向前发展。坏的体制则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国民只有努力扩张人性“恶”的一面才能过上好日子，于是社会走向“分裂”倒退。当社会分裂倒退到一定程度时，受益的少数特权人物也会随之付出代价，并且付出比普通人更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毁灭或逃亡。
中国的传统体制究其根源还是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丘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既然人的本性是善良的，那么由人组成的社会和国家就可靠“人治”。人的能力和品格是有差别的，孔夫子把能力过人、品格高尚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称之为“君子”，理想的社会就是由“君子”来治理，人类在“君子”的治理下能够很快进入美满幸福的大同世界。
中国最早的“君子”统治者是尧和舜，这两位爷不但集人类优点之大成，把灾害频仍、四分五裂的中国治理成了传说中的“童话世界”；还开创了西方耗费几个世纪牺牲几千万人生命才赢得的“禅让”制度——任人唯才而不是任人唯亲，创立了废除领袖人物终身制的光辉凡例。西方真到四千年后的1798年才由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继承了这一英明的“先例”。
尧舜以后的“君子”概念一天天发生“异化”，“君子”不再是德才兼备且勇于负责的精英人物；而逐步演变为“权力人物”。总之有权就是“君子”，无权就是“小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国王则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君”。
孔夫子当初对“君子”的期望值太高了，认为“君子”都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此也没制定出一套防患“君子”弱点的措施；更没有制定一套限制君子权力的方案。因此“君子”一旦成了“权力人物”，就可不受限制地使用权力，在权力宝座上为所欲为。
也许是人性的弱点根深蒂固的缘故，符合孔子标准的“君子”真个是凤毛麟角，也许十万个人之中还不容易找到一个，远远满足不了治理国家的要求。
就算治理国家的权力人物都达到了孔子的“君子标准”，但“权力”这东西是剧毒无比且极易上瘾的“海洛因”，就是“君子”也不容易永远抗拒“海洛因”的诱惑。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应该是真正的“君子”，他俩都不容易抗拒人性弱点的诱惑；就更不用说“道行”和修养远不如始祖的各位“君子”了。当“君子”在权力位子上呆得太久时，在心情不好或“好奇心”的驱使下极有可能尝尝“海洛因”的滋味。海洛因这东西一旦品尝了一次，你就会忍不住品尝第二次，然后是第三次、第四次以至无穷……
当管理国家的权力人物不是符合标准的“君子”或“君子”本身因掌权太久而被权力毒化时，权力人物就会“滥用权力”。因为没有任何限制“权力”的有效措施，国家民族就会被不加限制的权力伤害。权力人物一旦品尝到了“权力”的美味，就会一而再再二三地“滥用权力”，直到国家民族被权力人物折腾得遍体鳞伤还不肯自动罢手。当国民在权力人物的伤害下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受到威胁时，就会聚众起来反抗，向权力人物报仇雪恨……
令人痛心的是：秦始皇以后的中国，权力与“小人”的亲合力比“君子”要大得多，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小人得志；君子掌握权力的机会可谓“千年等一回”，极个别的君子饶幸登上权力宝座，后期又难免被他掌握的无限权力所毒化。我翻遍中国的《二十四史》，发现除了李世民一人是掌握最高权力且没有被无限权力毒化的“君子”外，实在找不出第二个。
小人一旦掌握不加限制的权力，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恣情纵欲，百般伤害他本应拚死效忠的国家民族。因为没有设置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制约小人的权力，这种伤害就会变本加励，除了国民最终用非理性的暴力起来摧毁他们的权力体系不会自动停止。
当权力人物滥用权力酿成全民性的暴动时，国家就会解体，文明出现断层，国人多年的建设成果就会毁于一旦。在暴力中获胜的一方重建新的权力体系后，又会不可避免地步入另一个滥用权力的恶性循环，最后酿成新一轮的全民暴动……
于是中华文明一次又一次地在废墟上重组，若干年后因为滥用权力激起全国性的民变又沦为新的废墟。中华文明就这样在恢复——繁荣——颓废——毁灭的恶性循环中周而复始地重复前人的步伐，文明并没有因时光的推移而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步。
导致中华文明陷入恶性循环的罪魁祸首就是“滥用权力”，之所以会滥用权力是因为对权力缺少行之有效的制约手段，赋予“一把手”不加限制的权力是基于儒家文化“人性善”这个前提。

西洋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不同，西人认为“人之初，性本恶”，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残留有动物的“兽性”，这种“非人性”在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小孩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所以小孩才有那么多“损人不利己”的恶作剧，才会“打疯子骂哑巴扒绝户坟”。穷乡僻壤的小孩（没条件接受早期教育）喜欢作弄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就是“人性恶”的最生动例证。
人在成长过程中因为受到“人性化”的教育，身上的“动物性”才会越来越少；但这种“动物性”并没有死亡，而是被“文明”的力量压制在潜意识深层的某个角落，一有机会就会冲出来和“人性”进行抗争。随着外在条件的改变，人性和动物性此消彼长，尤其在心情不好时人的动物性会占上风。
文明的实质就是压制兽性弘扬人性；人类文明史其实是一部改造人类自身动物性的历史。
人类文明史上千百次的经验证明，“权力”是“兽性”的催化剂，尤其是不加限制的权力能极大地鼓动人的兽性。有些人眼下没有作恶是因为没有作恶的条件，一旦有了作恶的条件，长期压抑的兽性就会象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来。所谓作恶的条件就是拥有“权力”。历史上许多安分守己的老实人一旦成了权力人物，刹那间就会变得面目狰狞胡作非为，农民领袖陈胜李自成等人发迹后的行为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西洋的政治体制就是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上。因为人的天性是“恶”的，权力又能最大限度地鼓动人性“恶”，所以西人不相信有什么不犯错误的“圣人”；更不相信会有始终如一高风亮节的“君子”。因此西人从不幻想“圣人治天下”，对权力人物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
 什么是恶？自我利益膨胀以至侵犯了别人的利益，就叫恶。推动人类社会，乃至动物界，自然界向前发展的，就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要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本身没什么不好，但是如果侵犯了别人的利益，就是恶。我想过舒适的生活，必须有钱。怎样才能有钱呢？我可以去找工作、去发明、去偷、去抢、去骗。同样是得到一笔钱，有不同的方法，而被认为是恶的，则是侵犯别人利益的行为。
     不难看出，人的这种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趋势，如果不加以限制任其发展，就会侵犯到其他人、其它动物、自然界的利益，就会危害人类自身的和谐发展，人类最后就会毁在自己手里。
为了防止权力人物滥用权力，西人给权力设置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制约手段，这样一旦有人滥用权力就会很快被发现并通过设置好的体系清除出权力机构，使其危害限制在尽可能低的限度。
西人坚信只要是人，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身上都有滥用权力的倾向。为此他们为每个权力岗位设置了一整套必须遵循的行为标准，你只有遵守这些标准才能在那个权力岗位上坐下去，否则你就得让座。在那套标准的约束和权力周围强有力的监督下，就是坏蛋坐在那个位子也会被动干正事，除非你不想吃权力那碗饭。如果有人试图滥用权力，强有力的监督网络就会把你赶下台并给予你相应的制裁。
西人靠民主选举来确定权力人物，但全民的综合意志并不见得总是明智的，庸俗的大多数有时也会把不称职的人物选上权力岗位。但因为权力受到强有力的制约，不称职的人物并没有多少余地胡作非为，想以权谋私也力不从心，因此并不能作出太大的恶事。在一套科学理性的制约手段下，“魔鬼”也会被动地从事“天使”的工作。
因为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再英明能干的人物也难以承受长时间的紧张自律状态，所以西人废除了权力人物终身制，极少有人在“一把手”的位子上呆上十年。
如果有人自视绝世超人，试图打破十年的上限，那么戴高乐就是最好的教训：这个法兰西无与伦比的民族英雄和现代法国的缔造者，在他当政的第十个年头发生了全国性的大学生抗议游行，结果孤胆英雄在一片咒骂声中灰溜溜地离开了总统府。
西洋的民主体制为了有效地防止出现庸俗的大多数迫害“人才”的悲剧，专门制定了“人权法案”。民主是“多数人说了算”；但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是万能的，少数人的利益必须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否则民主政体很容易滑向暴民政治。“人才”总是站在“少数”这一边的，只有保障好这部分人的权益，社会才能真正向前发展，因为“文明”是踩着“人才”的肩膀向上攀登的。因此民主的精髓是“多数人说了算同时又要保护少数人的权利”。
西洋体制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下述四个方面：
确保走上权力岗位的人物拥有过人的能力、品格和责任心。
确保权力人物在权力岗位上恪尽职守；绝不滥用权力或以权谋私。
一旦碰上一个不称职的权力人物也能很快被发现并及时清除出去，使其危害停留在尽可能低的限度。
给精英人物留下了自由广阔的发展空间，便其能够顺利发挥出自己的才能智慧，社会也会因此享受他们智慧的成果，因此近代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基本上都发生在西方。
因为西人给权力设置了强有力的制约，有效地防止了权力人物滥用权力，国民受到权力伤害的概率很小，社会矛盾不容易走向激化，因此也不可能酿成全民性的反抗暴动，从而有效地消除了内战的危险。这样全民族的主要精力用于创造建设，容易积累文明成果，文明也不会出现断层。这是西方在近代能够后来居上的最根本原因。
我本人的成长经历使我倾向于“人性恶”一说。我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农家，童年时代差一点没饿死，因此也不可能有机会接受早期教育。再说那时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就算耳濡目染受了点教育也是“反人性”的。因此童年时的我最热衷的事情就是“恶作剧”和虐待小动物，“落井下石”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每每想起童年时的所作所为，心灵深处仍滋生出深深的罪恶感。今天的我虽然和“君子”相差十万八千里；但较之童年时的我差别有如“天使”和“魔鬼”那样巨大。
“人之初，性本善”只能说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由此产生的“人治”体制也是建立在权力人物拥有高贵道德和超人能力的基础上。理想的东西与现实毕竟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古往今来的“人治”体制才制造出那么多的社会悲剧。政治是一门科学，不能根据“理想”和“假设”来制定具体的措施；必须依据事物的“本源”来设置与之配套的政治构架……
在立法精神上，性善论和性恶论的支持者产生了不同的立法。性善论的支持者因为相信人是善良的，所以立法时会把法律定的粗糙一些，多一些原则，少一些细节，最后成文只是薄薄的一本。古代把官员称为父母官，就是性善论的表现。你敢质疑你的父母吗？父母官说什么是什么，官府盘剥乡里、贪污公款、草菅人命、鱼肉百姓就是这么来的。性恶论的支持者因为认识到人总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趋势，所以立法时会把法律规定得很细。他们让三权分立，政府、议会、法院互相牵制。因为不信任，他们让官员受到重重限制，并把官员称作公仆。从而形成一种人人都想恶，人人都不能恶的局面。
林语堂说过一断话：如果把十个官都设想为清官，不加以限制，那么最后十个中可能有九个是贪官；如果把十个官都设想为贪官，对他们加以种种限制，那么最后十个中有可能有九个清官。
中国要想顺利完成现代化变革，当务之急就是要借鉴西方文明国家的先进成果，对权力设置行之有效的制约手段，尤其是要制约好“一把手”的权力。千万不要寄希望于明君良相吊民伐罪。当权力没有有效的制约时，就算走上权力岗位的都是全社会的优秀人物（这种概率几乎等于零），也不能保证权力人物没有心情不好或喝醉酒的时候。越是英明的人物喝醉酒时越可怕，如果普京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他在发酒疯时突发奇想：把原子弹拿出来放一颗试试。他这一试可不是闹着玩的，极有可能引发核连锁反映，那样人类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因此我十分感念联合国的《核不扩散条约》，如果让那些没有任何责任心但却拥有无限权力的落后国家的暴君独夫们拥有核武器，这个世界就真的要整个乱套了。试想一下如果萨达姆真个拥有原子弹，在最后关头他会忍住不去按动核按钮吗？如果他有机会按下核按钮，伊拉克就彻底毁灭了。

二00六年三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