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啼血

 

中国的形式主义

——熊飞骏

一

对于中华大国民来说，“形式主义”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对国民心灵和生活的影响一点也不亚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每个成年公民或多或少都受到“形式主义”的伤害。

“形式主义”并非中国所独有，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形式主义”；但只有中华民族才把“形式主义”发挥到极致。

“形式主义”最突出表现在基层政务官的“政绩”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个又一个的“形象工程”在中华大地如雨后春笋，把祖国的上空点缀得“政星灿烂”。尽管“政星”很快变成了“流星”，在夜空一闪即逝；但仍有更多的政务官拿大把大把的税款制造更多的“流星”。

当“政星”变成“流星”后，纳税人的钱等于是投进了“黑水河”，使本来就资金紧张的中国现代化一波三折。“形式主义”的危害众所周知，有目共睹。

几乎每个成年公民对“政绩”上的“形式主义”都有深切的体会，无需作更多的赘述，下面主要聚焦另几种样版的“形式主义”。

二

首先谈谈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在某县政府机关工作期间，正赶上此县“扶贫帮困”大蹲点，要求每个党政机关公务员和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定点帮扶一个贫困家庭，落实到每人身上的硬指标是至少送一百元人民币到“定点帮护”的贫困户手中。那一年的三月，为了把局里16名公务员送到定点帮护的乡村，我局出动了四两小车，专程把1600元人民币送到离城区30公里的贫困户手中。中午吃饭时我算了一下帐：四辆小车费800元（每辆小车租费200元）；中餐两桌600元；一条烟200元，刚好花费1600元。16人一天的劳动力价值还不包括在内。局机关本身不能创造经济价值，1600元开销最终落在纳税人身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扶贫帮困的结果反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每年春节期间，基层电视台都不厌其烦地播放这样的镜头：“父母官”带上一大帮随从人员，分乘几辆豪华小轿车去偏远农户“送温暖”，送上两三百元人民币给某位配合作秀的“老人”；回城后再去一家豪华大酒店用公款自我慰劳一番……其情形和上文一样道理，交通餐饮费常常超过送出的“温暖”。

有其上面那样“扶贫”，还不如免除贫困户子女的学费来得简单实际，既解决了贫困户的实际困难，又没有额外的费用，因而也不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帮困”可谓落到实处。

我的家乡是全国出了名的贫困县，因为是革命老区，从我记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享受国家的救助，每年上面都要拔来大笔的扶贫款，但扶贫的效果相当有限。国家扶了二十多年贫，但这个县依旧是贫困县，读不起书和看不起病的农户随处可见。更具讽刺味的是：腐败现象比周边的富庶县要严重得多，政府办公楼比周边各县更气派，公车档次更豪华,越来越多的官员被“扶”成巨富。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扶贫可谓动了真格，每年用于“扶贫”的资金在财政支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但我们的“扶贫方式”仍存在“形式主义”的弊病；仍有反思及改进的必要。

对一个地区的扶贫来说，调拔“扶贫款”并不是扶贫的唯一方式，甚至不是主要的方式。因为扶贫款经过层层截留后，真正到达贫困户手里的只有很小一部分。调拔“扶贫款”的方式如果把握不当，甚至会助长腐败，并进而助长贫困。

我认为地区扶贫除了调拔适量“扶贫款”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贫困地区澄清吏治，建立真正的“廉洁政府”，同时减轻贫困地区人民的负担。

实践证明“减负”比“送钱”更有效力。我的家乡自免除农税后，才两年时间农村面貌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幢幢的小楼拔地而起，农民长期积郁的不满一下子冰释前嫌。我老家的村庄两年前只建了一幢楼房，近两年则建了五幢，相当于前二十年的五倍。

两年前国家返回的“扶贫款”比上交的农税还多，可农村贫困如故。近两年不交农税也没有“扶贫款”；农村面貌却焕然一新，由此可见“减负”比“送钱”更有利“扶贫帮困”。

政府免除农税实为半个世纪以来最最英明的决策！

澄清吏治，建立“廉洁政府”才是“扶贫”的“关节点”，是“釜底抽薪”和“一劳永逸”的扶贫战略，是从根本上走出贫困的必由之路。贫困固然有“自然”的因素，但主要是“人为”的因素！那些吏治腐败的贫困地区，调拔再多的“扶贫款”也是白搭。当一个地区越扶越贫或者“积贫不振”时，就要对那里的吏治动大手术了。

当一个地方吏治清明时，是不可能长期贫困的，只有西北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才少有例外。

我走遍了江浙的富庶地区，也去过不少贫困地区，发现江浙的吏治比贫困地区相对要清明得多，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也要少得多。

很多人知道“仓禀实才知礼节”；其实今天的中国应该是“知礼节才能仓禀实”。走出贫困最主要的手段是澄清吏治！

三

“扶贫帮困”上的“形式主义”得不偿失；会务参观上的“形式主义”则事与愿违。

去年在全国范围内兴起“革命传统教育”，这项运动的初衷是积极且英明的，就是要让今天的官员了解革命先辈创业的艰难，革命成果的来之不易，并进而在工作中戒骄戒躁，努力珍惜今天拥有的一切，不要在贪污腐败上“与时俱进”，在纸醉金迷中失去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创下的基业；但因部分地区在落实此项工作时照搬“形式主义”的俗套，而使实际效果事与愿违。

某局机关为了落实好“革命传统教育”，决定步其他党政机关的后尘，召集局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去红色革命根据地进行“红色旅游”，费用支出自然全是公款买单。在对“红色旅游区”进行一番全方位的扫描后，局领导最终决定去相隔一千公里之遥的延安去“朝圣”，前后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每人花费了几千元的公款，但收获的果实却让人啼笑皆非：因为去延安从事“红色旅游”的单位很多，他们有机会领略兄弟单位一掷千金的潇洒派头，回程的路上几乎没人回顾革命先辈的英雄业绩，更没有人提起“南泥湾”和“三五九旅”，更多的是在食宿上和待遇更好的某单位攀比，并毫不掩饰地流露出羡慕和不满的情绪。

就算此行确然让机关工作人员受到了“革命教育”，但因此花费几万元纳税人的钱是否值得？其实接受“革命教育”还有其他不但省钱且更为有效的方式，让工作人员坐在办公室里学习“中国革命史”并举办革命传统知识竞赛就比用公款进行“红色旅游”有更好的教育意义。

有些掌握大量公款的单位乘“革命传统教育”的东风，在各“红色旅游区”进行连环旅游，从宝塔山到井岗上，然后折返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大别山……

我的家乡因为诞生了三大主力红军的缘故，有幸列入国家红色旅游景点。县政府抓住这一契机，投资了上亿元人民币把烈士陵园全面翻新，并把门票从5元提升到30元。去年春秋两季，每天来我县接受传统教育的游客比先前多了几十倍，有时一天就接待上万人次，烈士陵园仅门票一项收入就高达30多万元。当烈士陵园兴高采烈时，我县各机关单位却在暗暗叫苦：作为东道主，他们要接待一批又一批兄弟县市的同行，再怎么敷衍也得招待对方一餐饭，因此旺季的招待费也象陵园的门票一样翻了几番，门票收入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本地机关单位代买的单，综合权衡一下，革命苏区并没有从“红色旅游”中收获实质性的利益。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地区的“革命传统教育”因此流于形式；类似的“形式主义”还有形形色色的会议。

我工作过的那个局机关是“部门直管局”，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相隔几百华里的上级主管局开会，每次会议都是“老套头”：每个与会人员分发一份资料袋，会议的内容都装在资料袋里，开会就是各级领导坐在主席台上把资料袋里的文字照本宣科地宣读一遍，除此之外没什么新鲜的内容。这样的会议其实完全可以把会务资料邮寄到各单位，各单位在本地组织学习然后把结果上报即可，既节约了时间又节省了每人几百甚至几千元交通费和食宿费。异地现场会虽不能取消，但次数可大幅度缩减，缩减为一年一次或半年一次就行了。

今天各行政机关基本上实现了电脑联网，信息可通过网络顺利快速交流，在这样的高科技办公环境下，很多的异地现场会更没有必要举行了。

 

四

除了行政工作外，我国的“形式主义”还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在成长过种中至少要经历五道亲友同事参与的庆典仪式：出生庆典；周岁庆典；十岁生日庆典；上大学庆典和结婚庆典。除了结婚庆典在情理之中外，其余的四道庆典纯粹是“形式主义”使然，因为这四道庆典很少遵从主人的意愿，除了家人借主人的名头堂而皇之地收受“礼金”外，几乎没什么现实意义。尤其是周岁生日和十岁生日，主人几乎撇在一边，亲朋好友则借主人的名义大吃一顿，想起来都有点滑稽。

今天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生活上的“形式主义”颇有微词，但因绝大多数人都那样做，自己也不好例外，意见归意见，小孩满十周岁时照样要大张旗鼓地举行宴会庆典，认为不随大流就会被人闲话。

其实人们往往夸大了“逆形式”而动的负面效应，一个众人长期遵循但明显不合理或让人不胜负荷的习俗，一旦某人率先起来抵制，人们是不会因此怨恨他的，更不会因此陷于孤立。本人就坚决不为儿子举行周岁和十岁生日庆典，儿子十岁生日时我只给了他五十元人民币让他和要好的小朋友自行庆祝。尽管在我的生活圈子里只有我一人这样做，但人们并没有因此指责我。

一个敢于抵制“形式主义”的“出头鸟”，是不会被社会孤立起来的。

饱尝“形式主义”苦果的中华民族，需要更多的敢于反抗“形式主义”的勇士。

 

五

“形式主义”最直接的恶果是“弄虚作假”！

“政绩工程”上的弄虚作假可谓层出不穷，各地主流媒体不停地为“假政绩”摇旗呐喊，国民早已对之见怪不怪。

前几年看过一则消息：说的是某地一把手为了制造政绩，对上谎称在任期内筹建了一个年产十万头山羊的畜牧厂，使当地农民的收入翻了几番。等到上面来人考察时，他强迫辖区里所有的农民都披上羊皮在远离公路的山坡上爬行，远看就象是“王二小的羊群”在山坡上吃草。养尊处优的上司是不肯下车走路的，他们只能看到满山遍野的白色“羊群”，于是大大嘉奖了造假的地方官，没多久一把手就连升三级。

这则消息也许是一起经不得推敲的幽默故事，强迫农民装“羊”太缺德也太不可议了，农民也未必那样听话，如果我是农民就是掉脑袋也不肯爬在地下装“羊”的。炮制这则消息的写手确然有点“损”，但政绩上的弄虚作假却是有目共赌的，我的家乡就有两则家喻户晓的“假政绩工程”。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一位年轻人出任全县最穷也最小的乡党委书记，在任期内突发奇想，从农民手里强行集资几十万建起了一家养牛场，仅牛棚一项就花了二十多万元。牛棚建成后，还没弄到一头牛，吹鼓手炮制的假新闻材料就已逐级递上去了，一直上传到中央电视台。当时正值央视举办“九七健康之路京九行”活动，记者来现场录制新闻材料时，年轻人以每天五元的租金，把全乡所有农家的耕牛集结到养牛场，给央视提供了活生生的新闻镜头。央视记者走后，耕牛又回到了各家各户，养牛场自此没见过一头牛。至于每天五元的租金，依旧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当年给农民增加上交提留款就万事大吉了。

年轻乡干造假的代价是一年后升为全县最好的局机关一把手，成为此县最年轻的局长。

让老百姓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制造假“政绩工程”的主角事后不得没被追究，反而大多得到升迁。央视记者被糊弄还情有可愿，高压下的农民没有人敢向他们透露真相；但本地上司是不可能被糊弄的，他们都知道年轻人造假的勾当，可还是照样升他的官，真是“怪哉”？

无独有偶，那年中央首长来我县视察民情，县委县政府一夜之间建成了一座养鸡厂，把周边百姓的鸡全抓进去了，然后请首长去参观。因为抓来的鸡彼此之间不熟悉，难免出现群鸡互啄的不合作景象，结果首长看到了一个现代版的“斗鸡厂”。

…………

六

 

中国的“形式主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时时期膨胀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基层政体上大搞“形式主义”，“人民公社”是全国必须遵循的农村组织形式。为了证明“人民公社”的正确性和必然性，各地竞相疯狂造假，亩产粮食十多万斤的“高产卫星”一个接一个地放了出来，并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收获的果实是给中国招来亘古未有的大饥荒。

“形式主义”在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甚嚣尘上，且突出表现在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上。手捧“红宝书”，胸佩“红像章”，臂带“红袖标”，高呼万岁万万岁，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全国人民成了神庙里给偶像表忠的“巫师”，陷入集体精神自杀。收获的果实是生产力遭受极大的破坏，民族精神被异化扭曲，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六十年代初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东邻日本相当，文革结束后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跃升为我国的五倍！

“形式主义”在八十年代上半期潮退潮落，伟大的邓小平先生把中国带进了“阳光时代”，危害国家民族的“形式主义”虽然阴魂不散，但已退居社会的一角。因为很少“形式主义”的干扰，八十年代也因此成为上世纪中国最最光辉的时代。

也许是民族文化劣根性根深蒂固的缘故吧，“形式主义”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消沉后，又在九十年代卷土重来，且以另一幅陌生的面孔出现在政治生活的舞台上。因为面孔陌生，所以人们没有警觉。等到终于意识到新“形式主义”泛滥成灾时，已经是尾大不掉了。

…………

 

“形式主义”的危害是深重且持久的，对国家民族的伤害无与伦比。我们的国家要想兴旺发达，我们的民族要想文明进步，就得勇敢从“形式主义”的怪圈中走出来，坚决和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告别，永远永远！！！

 

 

二00六年八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