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啼血

胜利与正义

——熊飞骏
闲来无事时喜欢翻阅中国历史，发现历史上的中国人信奉“胜利哲学”，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其实是一部胜利者编导的谎言。
中国人对“胜利”的热情远远大于“正义”。
但胜利者未必就是正义者。
这方面最生动的例子是项羽和刘邦。
两位爷在两千二百年前为争夺中原成为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
项羽是一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孤胆英雄，他的能力和品格在当时的世界无与伦比。他不但力敌万夫，慷慨豪侠，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控囊取物；还多才多艺，情深义重，和虞姬生死与共的爱情感天恸地……
如果说项羽是一位大英雄的话，刘邦则是一位无情无义，除了脸皮厚，会骗人外一无所长的市井流氓，这位爷最突出的事迹有下面三项：
事迹之一：刘邦年轻时不务正业，一个不折不扣的混混瘪三，成天价无所事事，靠四处骗吃骗喝混日子。等到人们认清了他的无赖本质，不再听信他的谎言时，生计马上成了问题，经常吃上顿没下顿。有次连续三天没骗上一顿饭，饿得实在挺不下去，情急之下一人去野外“打抽风”，计划去床稼地偷掰几根玉米棒子填肚皮，在路上遇上了另一个流氓樊哙。
樊哙是一个强横霸道的流氓恶棍，撞见刘邦时正在路边卖狗肉，因为强打恶要的缘故，没有人敢走近他的狗肉摊，站上大半天也没卖出去一两肉，正在那里骂骂咧咧地郁闷着。如果世上真有“卿卿惜卿卿”这回事的话，那么“臭肉逗苍蝇”也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恶棍和无赖很容易一拍即合。饿得两眼发昏的刘邦嗅到了浓烈的狗肉香，就一屁股坐在餐桌傍，也不管樊哙是那种惹不起的主和口袋里没一文钱的悲惨事实，要了五斤上好的熟狗肉，一口气吃了个精光，边吃边吆喝“好狗肉！好狗肉……”
正好有一群外地人路过，听见刘邦的称赞声，望着他那幅吃得酣畅淋漓的傻样，喉咙里也不自主地流出了口水，不自主把锅里的狗肉全要了……等到吃完后结帐时，樊哙要收他们相当于市面价格十倍的狗肉钱，对方稍稍犹豫了一下就恶狠狠地操起了屠狗刀摆出玩命的架势，那群人只好自认倒楣付钱走人。
刘邦不但没付一文钱，还和樊哙成了臭位相投的哥俩好，自此赖在樊屠夫的狗肉摊前摆“迷局”骗路人的钱，生活档次也上调了一级，每天好酒好肉地混个肚儿圆。等到吃得红光满面时，哥俩又精心设了一个更大的骗局，把一位大户人家的漂亮小姐骗到了刘邦的木板床上，等到女方发现丈夫是一个泼皮无赖时，生米已煮成熟饭了……
事迹之二：彭城战役，刘邦的六十万大军被项羽的三万生力军打得全军覆没，大将灌婴保护刘邦父子突出重围往西逃窜。刘邦远远地看见项羽的追兵，吓得魂不附体，为了减轻负荷加快车速，竟然把亲生儿子从马车上推了下去……
事迹之三：刘邦与项羽在荥阳相持不下时，项羽拿出了自认为必胜的杀手锏：把先前俘虏的刘邦的父亲太公和妻子吕稚推到军前，威胁说如果刘邦不答应他的和平条件就要把二人剁成肉酱。当时的情形若是倒转过来，为了抢救父亲妻子项羽一定会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冒险；可刘邦的回答竟然是：“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如果你杀了他们，别忘了分一碗肉给我吃……”
整整一幅无赖嘴脸！
基于卿卿相惜和臭味相投的缘故，项羽的部属都是一些慷慨悲歌的英雄豪杰；刘邦这边则是流氓无赖的大集合。这里有必要列举一下刘邦阵营得力干将的出身：周勃吹鼓吊丧，樊哙屠狗卖肉，韩信波皮混混，灌婴卖卜算褂，萧何是芝麻官的走狗，陈平吃哥哥白食还剩机盗嫂……全是一群没有任何人生准则的无赖恶棍！
所以项羽和刘邦的争斗其实是英雄和无赖打擂台；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竞争，项羽无论在哪方面都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项羽的胜利似乎已成定局，早期他确然百战百胜，刘邦则每战必败；可最后的胜利却出人意料地属于刘邦，项羽则自刎乌江，象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一样完成了他人生最悲壮的一幕。
为什么结局会如此违反情理呢？
两雄相争何人取胜不仅取决于两人的能力和品格，更多取决于两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取决于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
淑女比荡妇拥有十万八千里的优势，可在妓院里荡妇是永远的胜利者。
项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拥有群群绝伦的品格和能力；刘邦心中则只有赤裸裸的功利，人性的弱点在他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封建中国是一个非理性的社会。在一个非理性的社会里，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就是急功近利，所以卑劣势利的刘邦更适合当时的社会。
项羽的失败就败在他的优点和理想主义上；刘邦的胜利则胜在他的弱点和功利主义上。
这是社会的悲剧，也是国家民族的悲剧。
刘邦因为拥有太多的劣根性，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宽容并理解人性的弱点。那些形形色色的势利之徒也因此能在他的帐下不受干扰地发挥出一技之长。这些分散的一技之长经他的合理组合就成为一股全能的对外合力，一股小人战胜英雄的合力，就象一群蚂蚁战胜误入浅滩的巨龙一样。非理性的社会则制造了困顿巨龙的浅滩。
项羽因为能力超群品格出众，对那些势利庸俗的肖小之徒不能忍受，于是小人在他那里没有市场。令人痛心的是，非理性社会势利小人又占绝大多数，所以项羽难于赢得广泛的同盟军。他就象那十五的月亮，星星要么没有光芒；要么星光暗淡。因为没有得力的同盟军，项羽只好孤独的奋战，优秀人物在非理性社会注定是孤独的。
项羽是一个大英雄，英雄都是勇于负责的，在战场上身先士卒，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敌人的刀光剑影，他的部属则安全地躲在英雄的身影后偷懒，逐渐形成对领袖的依赖心理，集团的战斗力因此日益下滑。一个人的体力是不能长期透支的，当英雄因为过度疲惫需要休息时，部属因为没有经受必要的历练无法承担英雄留下的责任，于是英雄的成果瞬间付诸东流。
刘邦是一个真小人，小人都是不肯负责的，在战场上临阵畏缩，把自己置身于最安全的后方，部属没有安全保障，为了活命只好人自为战，结果因祸得福，部属因为经受残酷的历炼提高了素质和能力，集团的战斗力也因此日益增长。
项羽身经百战，除了最后的垓下之战外，他在指挥的所有战斗中都取得了胜利；但凡是没有他参加的战斗则大多失败了，有几次失败还是要命的。当项羽和刘邦在成皋相持不下时，彭越在东方抄项羽的后路，派去靖难的将领都被彭越打败了，无奈之下项羽只好自己回师迎战彭越，临行之前叮嘱大元帅曹咎在大本营坚守，无论汉军怎样挑战都不许出战，他十五日后就可打败彭越回来。彭越和项羽一接触就全军覆没，可等到项羽重返大本营时成皋已落入敌手，原来曹大元帅中了汉军的激将法，不顾项羽的告诫出营和汉军决战，结果全军覆没，自己也身首异处，军事要地成皋也落入汉军之手……
项羽太优秀了，但他的部下太脓包了。
成皋战役的失败是致命的，项羽自此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
刘邦也身经百战，和项羽不同的时，凡是他亲自指挥的战斗都失败了；但没有他参加的战斗则多半取得了胜利，有些胜利还是转折性的。当刘邦在荥阳身陷重围坐等败亡时，他的陆军总司令韩信在河东“木罂渡军”；在河北“背水一战”；在山东“壅水分敌”，三战三胜，把魏、赵、齐、燕四国的辽阔疆土全部并入汉王国的版图，不但使刘邦摆脱了困境，还改变了双方战争力量的对比。
刘邦真是太脓包了！
项羽身上流着贵族的血液，他的灵魂比刘邦高贵。灵魂高贵的人做事有“可为”与“不可为”的人生准则；即重目标也重手段；灵魂卑劣的刘邦则没有任何人生准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要能够取胜任何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
如果项羽和刘邦同时攻打一座坚城，项羽会下达这样的动员令：“弟兄们，勇敢前进吧！征服这座城市，把城里的人民从秦王朝的暴政下拯救出来，全能的上帝为你们指路，胜利的荣光在照耀你们……”
刘邦则会这样鼓动他的流氓哥们：“哥们，前进吧，踏平这座城市！城里有堆积如山的黄金珠宝，有身材曼妙的美丽女郎……只要能拿下这座城市，这些都是属于你们的，快冲上前去抢呀，迟了就会被人抢光啊！”
如果面对一个高素质的群体，项羽的动员令有更强的号召力；但如果面对的是一个低素质的群体，刘邦则更能鼓动起群体原始的征服野性。
封建中国的群体素质注定高不到哪里去，所以刘邦的胜算比项羽高得多。
刘邦能够充分利用人性的弱点，并引导这些弱点服务于自己的目标；项羽则过高地估计了人性的优点，把妓女想象成淑女容易把妓女推入别人的怀抱……
刘邦因为他的弱点而取胜；项羽则因为他的优点而失败！
中国历史是一部“胜者英雄败者贼”的历史。在中国人的价值取向里，打得赢有理，胜利的一方总是正义的。
成吉思汗在欧亚大陆上攻城略地，用野蛮和血腥毁灭“丝绸之路”上那些曾经创立过辉煌文明的古老城市时，曾对征服地的居民说：我是正义的！你们是邪恶的！因为我是胜利者，你们是失败者！所以我有权砍下你们的脑袋！搂抱你们的妻女……
我仿佛听到一只凶残的恶虎对一只文静漂亮的小鹿咆哮：我是正义的！你是邪恶的！因为胜利总站在我这一边……
为了追逐“胜利”，我们经常不择手段；为了成为胜利者；我们信奉人类世界最邪恶的理论《厚黑学》……
这是国人价值取向上最大的错位！
成吉思汗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征服者和胜利者，但他胜利的结果是历史的反动，造成人类文明的大破坏大倒退，他的胜利与“正义”无缘。
胜利和正义从来都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概念，二者在很多情况下不是统一的，胜利者并非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
在一个落后的非理性的社会里，胜利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非正义的。就象动物世界里胜利者都是邪恶如豺狼般的肉食动物一样。
但人不是动物！
人类文明需要“正义”力量的支撑；国家民族的进步靠的是“正义”而不是“胜利”！
一个民族如果主要靠正义力量的推动；这个民族就会兴旺发达；一个民族如果只看重胜利而忽视正义，这个民族就会野蛮倒退。
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离不开胜利；但胜利的前提是不能背离“正义”，也就是说只能是正义力量的胜利！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明史上；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非正义的一方取得胜利，越到后期越是如此，最典型的例子是野蛮落后的蒙古人和女真人征服由汉民族建立的文明先进的宋帝国和明帝国。所以封建时期的中华民族不但没有前进，反而是大踏步后退。汉唐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超级强国；到了清王朝后期则堕落成为一个白痴般的国度，昔日那些连进贡都不够格的蛮夷小邦也有力量强迫中国签订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
中华民族要想实现历史的振兴，就必须从“胜利情结”中走出来；大力培植正义的力量。
如果有那么一天：一个人的行为一旦被证明是非正义的，那么无论他当了多大的官，拥有多大的财富，都得不到社会的认同，被绝大多数国民鄙视孤立，我们的民族才会正真走向文明进步。当我们的民族不再靠损害国民的品格和牺牲人类的正义事业而谋求眼前的“发展”；不再用反文明的手段来追逐空中楼阁般的胜利和成功时，我们的民族才能够真正兴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