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冷战思维
——熊飞骏
“冷战”是上世纪后半期的国际关系总格局。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冷战”已成为一个过去了十多年的历史名词，可我们的国民思维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冷战的状态。
“冷战思维”是指首先圈定一个最主要的“敌人”，然后根据各国与这个“敌人”的亲疏远近来确立自己的外交政策。与敌人走得很近的国家是我们的敌人；与敌人离得很远的国家则是我们的朋友。至于这些国家自身的文明水准、对中国的态度和与中国的利害关系则是第二位的。一个国家如果和敌人走得很近，那么无论这个国家多么文明发达，对中国多么友好，与之交往多么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我们仍然会不自主地把它划到敌人那一边；反之亦然。
中国人的“冷战思维”突出体现在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态度上。
以色列是中东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中东地区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可我们的媒体把以色列“妖魔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把所有的美好词汇堆砌到阿拉伯“朋友”身上。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中国人是不爱思考的，尽管认为媒体有“假、空、套”的毛病，可思维仍不自地围着媒体转圈，因此也很自然地跟着媒体把以色列“妖魔化”。在相当一部分国人心中：以色列是冷酷无情的侵略者，是霸权主义在中东的代理人，是魔鬼的化身，集邪恶野蛮之大成。与之敌对的阿拉伯国家则是敢于反抗强权的勇士，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是正义的使者，集文明进步于一身……
中国人对巴以冲突的认识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以色列倚仗军事优势恃强凌弱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建立了自己的犹太人国家，巴勒斯坦人受尽了压迫，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家园，被逼无奈采用恐怖手段报复以色列。
我怎么也想不通中国何以要妖魔化以色列，同时又无原则地美化阿拉伯“朋友”？
下面我们就以色列和阿拉伯“朋友”作几样有意思的比较。
一、 以色列立国不是建立在对阿拉伯的侵略上。
“犹太复国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在犹太民族的发祥地建立了一个犹太国以色列。中国人对“犹太复国主义”一直视同洪水猛兽，认为犹太人利用战争手段在别国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是不合国际法的，犹太人无疑是侵略者。其实这是国人认识上的一个误区：首先以色列国不是用战争手段建立起来的；其次以色列国的建立不是建立在对主权国家的侵略上。
巴勒斯坦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属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瓦解后，巴勒斯坦这块土地被“国联”（一战后类似联合国的国际合作组织）划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区”，也就是说巴勒斯坦那时并不属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是国际上主权未定的土地。当时在这块土地上定居的主要民族是阿拉伯人，其次是犹太人。犹太人自1842年后大量移民到故土巴勒斯坦。
1942年2月，英国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联大”根据英国的要求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巴勒斯坦问题。1947年9月16日，联合国第二届大会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巴勒斯坦问题，美苏代表主张在委任统治结束后立即进行分治，他们的主张获得通过。
1947年11月29日，“联大”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规定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于1948年8月结束，其后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阿拉伯面积11000多平方公里，包括北部的加利利、约旦河以西地区和加沙地区；犹太国面积14000多平方公里；使耶路撒冷市成为一个在国际政权下的独立主体，由联合国管理。（当时犹太人口接近巴勒斯坦总人口的1/3，拥有当地60%的土地，但划给犹太人的土地沙漠居多。）
1948年5月14日，英国结束了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同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宣布成立以色列国。以色列国不是通过战争手段建立起来的；也不是在侵占别国领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根据联合国决议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国的建立合情合理，没有违犯国际法的行为。
也许有人会说“联大”关于巴勒斯坦的决议不公正，划分给犹太人的土地比阿拉伯人多一些，是美国霸权主义幕后操纵的产物。这也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联合国讲求“大国一致”原则，五大常任理事国有一个国家反对决议就不能通过。联合国成立之初社会主义阵营只有苏联一个常任理事国；资本主义阵营则占了四个；但因“大国一致”原则，资本主义阵营在重大决议上根本无法发挥数量上的优势，“四个”和“一个”在“否决权”上是相等的，美国从来就没有真正操纵过联合国。在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上，苏联是投了赞成票的。
二、 在阿以暴力冲突上，以色列并非总站在非正义的一边。
在以色列成立的第二天，埃及、外约旦、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五个阿拉伯国家就出动大军对新生的以色列国发动突然袭击，占领了以色列的大片国土。那时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无论人数还是装备都处于绝对的劣势，装备还不到对方的十分之一。
是阿拉伯国家率先破坏了联合国决议，开启了阿以冲突的暴力循环，阿拉伯国家是侵略者，以色列则是被侵略的一方。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一旦启动，战争就会突破双方的国界。对于被侵略的一方来说，首先要把侵略者驱逐出境，然后越过国境进入敌国彻底打败入侵者，直到完全消除来自敌方的威胁为止。消除威胁的方式有长期占领敌国领土和签订一项双方认真遵守的和平条约。巴勒斯坦武装力量要么拒绝签订和平条约要么对条约不认真履行，甚至拒绝承认以色列国的存在，一再扬言要把犹太人赶入大海；为了消除来对敌方的威胁以色列只有占领敌方全部或部分领土，直到敌方签订和平条约并认真遵守为止。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等轴心国率先发起的；战争后期同盟国占领德、意、日领土，直到战败国签订一项需认真履行的长期和平条约才从被占领土上撤军，并且仍在敌方领土上建立一定数量的军事据点。这种行为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正当时，不被认为是侵略行为；以色列占领部分阿拉伯国家领土与盟军占领轴心国领土有极为相似的背景，为什么反而成了邪恶的侵略者呢？
在巴以冲突中,巴勒斯坦把平民作为主要的袭击目标；以色列则把恐怖组织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对比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对平民百姓的生命非常漠视。一起又一起爆炸事件，赫然发生在餐厅、商场、汽车站等稠人广众之地。虽然以色列每次都会以暴易暴地发起报复行动，但以色列往往是把导弹、炮弹对准哈马斯办公场所或军事据点，或者对那些激进组织领导人进行“定点清除”，并且事先会警告巴勒斯坦平民疏散。虽然也会造成平民伤亡，但没有专门去袭击平民。
我们有必要作出下列对比：
以色列有很多巴勒斯坦人，当巴勒斯坦发动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袭击时，以色列并没有把国内的巴勒斯坦人作为报复对象。如果巴勒斯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有犹太人定居，他们的生命会象以色列国内的巴勒斯坦人那样有保障吗？没有！
假设在阿以战争中巴勒斯坦站在胜利的一边，侵占了以色列的全部领土，他们会象以色列一样于没有外来强制力量的情况下在被占领土上划出“加沙”那样大的一块土地供犹太人“自治”吗？不可能！
在巴以边防哨所附近，每天都有很多阿拉伯青年向过往的以色列军车投掷石块，可以色列军人并没有向投掷石块的阿拉伯青年开枪报复。如果把位置调换一下，投石块的是以色列青年，巴勒斯坦又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投石块的以色列青年会避免报复性枪击吗？不会！
…………
三、 以色列是中东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
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现代化强国，也是中东唯一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以色列国从建立之初就确立了内阁制、一院制的自由民主政体，与周围的阿拉伯专制世界形成鲜明对比，是“专制沙漠中的民主绿洲”。这是以色列没有被阿以战争和没完没了的“巴以冲突”拖垮并且越战越强的最深层原因。经济文化方面，以色列人在一半是沙漠、没有半点石油的弹丸之地上建立了繁荣富庶的现代化强国。他们在背着沉重战争包袱的不利情势下，依靠智慧、勤劳和不可思议的爱国热情，创立了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的经济奇迹。他们在拥有人均最多的军费时，同时拥有人均最多的藏书和人均最多的教授。他们是全球唯一研发人员过剩的国家。他们有600多万人口，竟然拥有1000多座图书馆。
以色列人热爱知识，对学者极为尊敬。少女心目中最理想的丈夫不是达官贵人，也不是富翁阔少，而是学者。“找个学者做丈夫”是犹太智慧里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反观阿拉伯世界则是另一番景象：从叙利亚、约旦到沙特、伊朗、伊拉克，不是过时的君主制就是窒息社会生机的专制政体，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经济落后、社会动荡是这些国家的主流社会景观。除了落后的政治经济体制外；文化的落后更令人叹为观止，中东阿拉伯世界居然还在实行“一夫多妻制”，部分国家仍在采用中世纪砍头断肢之类的野蛮刑罚……
四、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
当我们在亚洲的东边对以色列口诛笔伐时，以色列并没有“怨怨相报”敌视中国人。在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对中国的态度是最友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三个月，以色列就公开表示承认，是中东地区最早的一个。尽管中以两国直至1990年才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可以色列自1979年就开始向中国出口一些尖端军事设备和技术，且不惜冒开罪后台老板美国的危险。中国不少从西方国家得不到的军事技术，都是通过以色列这个渠道得到的，以致“五角大数”不止一次被激怒，一再敦促以色列就“对中国军售问题”作出交待。
普通以色列人对中国公民的态度也相当友善。犹太人是一个富于感恩的民族，以色列的历史书和族谱中记载了历史上的犹太人曾受到中国人的包容和善待。中国人在宋朝时就接纳过流散而来的犹太人，他们在中国没有受到在欧洲那样的宗教迫害。二战时为躲避法西斯的大屠杀，大量犹太人流落到上海，中国老百姓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还给予了他们雪中送炭式的帮助。
我们的阿拉伯“朋友”对中国的态度就不敢恭维了。在以色列务工的巴勒斯坦人相当仇视中国人，专门找中国劳工的岔子，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抢了巴勒斯坦人的饭碗。中国人在巴勒斯坦经常会受到这样的质问：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让“东土尔其斯坦”（新疆）独立?至于那位被中国主流媒体誉为反抗霸权主义的大英雄萨达姆其人，似乎一点也不为中国人的讴歌所感动，相反还恩将仇报，把中国列为三个最主要的敌人之一。
不仅如此，海外的中国人和犹太人有着极为相似的命运，南洋华人的命运几乎就是近代欧洲犹太人命运的翻版。1998年印尼屠杀、强暴华人的惨剧就是穆斯林的作品。
五、 犹太人是人类智慧的宝库，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无与伦比。
犹太民族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人类文明的三大杰作基督教、共产主义和原子弹就是犹太人的作品。两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为人类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贡献了爱因斯坦、奥本海默、马克思、弗洛伊德、海涅、门德尔松、毕加索……等响当当的一代天骄，正是这样犹太巨匠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犹太民族仅占全球人口的五百分之一，但却占有诺贝尔奖的三分之一；全球大企业家有半数拥有犹太血统。对于从事商业的犹太人来说，他们不仅仅只是会赚钱做生意，而且还谙熟经济理论，懂得赚钱做生意的秘密，提得出发展商业、贸易和金融业的创造性思想。相比之下，中东的阿拉伯人除了主张和以色列和解的埃及前总统萨达特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外，好象没听说过还有谁榜上有名。
…………
综上所述，中国人有充分的理由亲近以色列疏远阿拉伯“朋友”，在巴以冲突中站在以色列这一边。可实际情况刚好相反，我们有多么仇视以色列；就有多么热爱阿拉伯“朋友”。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不可思议的现象，就是因为中国人的“冷战思维”在作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首脑美国被视为新生中国最主要的敌人。以色列因为和美国走得很近的缘故，被顺理成章地定位为帝国主义阵营安插在亚洲的“刺刀”，是“美帝国主义最忠实的走狗”，因而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在亚洲最凶恶的敌人。就算以色列根本没有和我们为敌的任何意图；也丝毫不影响我们对这个国家横眉冷对。阿拉伯世界因为是以色列的敌人，根据“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毛老人家的逻辑，于是便顺理成章成为我们的“亚非拉”兄弟。我们之所以“反以”，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反美”，“反以”实际上是“反美”的延伸。所以我们的媒体、教材都是站在阿拉伯这一边，尽管阿位伯“朋友”一点也不领情，我们还是一厢情愿地为其摇旗呐喊。“冷战”时代过去后，美国不再是中国最凶恶的敌人，两国之间的“合作”以代替“敌对”成为主流。与新的国际关系相适应，90年代中国与以色列也建立起大使级外交关系。“冷战”虽然已成为历史名词，但我们的思维仍没有从“冷战”中走出来，几十年反以宣传的“惯性”犹存，在评价“阿以冲突”时仍不自学地站在阿拉伯“朋友”这一边，好象骂以色列骂得越起劲就越是“爱国”的表现，尽管这样做的实际后果也许是“害国”。因为我们在伤害对中国有益的“真正朋友”的同时并没有感化那个对我们不屑一顾甚至满怀敌意的所谓“朋友”。
“冷战思维”其实是民族心理不成熟的表现。“冷战思维”的基础是“非此即彼”，就象文革时期“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一样。这种思维在冷战时期是否合理就有待商榷，因为人性是多样的，社会是多元化的，世界也是多极的，用“非此即彼”来界定划分太过简单化。一个德高望重的君子仅仅因为站错队我们就敌视他；一个灵魂卑劣的小人因为机会主义的缘故暂时站在自己这一边我们就拥护他，这种思维方式显然不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也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冷战思维”的不科学之处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我们划定的“主要敌人”是否真个是我们的敌人？和他们为敌是否真个有益于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靠近他们是否真个比疏远更危险？与他们做朋友的害处是否真个大于做敌人的害处？冷战期间我们远离美国的果实是中国和文明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同时又被部分文明程度远不如我们的国家赶上并超过，最苦涩的果实则是被实力不如我们小日本在文革的十年超出五倍以上。
二是就算某个国家真个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是否有必要全盘否定它？疏远怒骂是否比了解学习更有利于战胜这个主要敌人？但我知道人类战胜严酷自然的主要方式是了解和学习；对自然的淫威是因势利导而不是封闭堵塞。
三是我们划定主要敌人后，与敌人亲近的国家是否也是我们的敌人；与之敌对的国家是否一定是我们的朋友？假设这个世界只有A、B 、C 三个国家，A和B是敌对关系，A产石油但不产铁矿石；B产铁矿石但不产石油。A想得到铁矿石B想得到石油。A和B势均力敌，都想征服对方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源短缺问题。C既不产石油也不产铁矿石，综合国力又远小于A和B，只能通过和两国建交合作的方式来获取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资源。这时如果B因为C和A建交的缘故而把C也划到敌人那一边，就等于是损己肥敌，在和A的竞争中转为劣势。老鼠是人类最讨厌的“敌人”；毒蛇是吃老鼠的，我们能依此类推把毒蛇视为自己的“朋友”或战略伙伴吗？
如是说“冷战思维”在国际关系处于冷战格局的大趋势下还有一定程度合理性的话；在冷战已成为过去了十五年的历史名词时我们仍习惯于“冷战思维”就没有多少合理性可言了。我们的民族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大的思维误区，根本的原因就是国民不爱思考的毛病，一旦形成思维定式就很难改变，会在相当长时间里延续这种思维的惯性。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就是我们依旧把美国视为中国最主要的敌人，尽管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要好。在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之前，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只有美国给予了中国“最惠国待遇”，尽管有令中国人不快的附加条件，但总比拒绝给予要好。以法、德为首的欧洲共同体则根本拒绝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可中国人对法、德的态度似乎比美国要好得多，媒体对两国的评论也要公正得多。
我想起了童年时期的一则怪现象：我来自一个贫困的农村，乡民在劳累一天后总喜欢聚在一起捞家常，不是抱怨张家长就是嘲弄李家短。令人不解的是：乡民抱怨得最多的对象往往是自己的亲戚？按常理亲戚对他的帮助应该比非亲非故的乡民多些，可他们就喜欢抱怨亲戚，原因也许是亲戚对他们的帮助还没有达到自己所期望的那种程度。中国人对美国的恶感是否也和上面的例子有相似之处呢？
除了不爱思考外，国民好拉帮结派的劣根性也为“冷战思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喜欢把成员分成相互争斗的两派，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也会不自觉地受“派系观念”的影响。尽管世界分为两大敌阵营的冷战时代早已结束，可我们的思维仍会不自主把国际成员划分为不可调和的两派，根本意识不到“人类的共同利益”正在日益淡化国与国之间因为“争夺生存空间”的缘故而形成的传统敌对关系。
今年的“911”我去本市重点中学拜访儿子的班主任，一进校门就听到扩音器里传来一位高中生声情并茂地播报一篇关于“911事件”的作文，主题是“911事件”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我听后大惑不解：一个国家的政府阴谋去袭击自己的国家，世界上会有如此可爱的“阴谋”吗？如此不可思议的论点一定会有一样不可思议的论据，于是我继续耐着性子听下去，最后终于听清了论据的内容，大意是布什政府事先就知晓恐怖分子发动911袭击的预谋，但为了制造对外侵略的借口，故意隐瞒了911警报，也没采取任何防卫措施……
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样的论据不合逻辑。美国是一个相当重视生命价值的国家，政府不会傻到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生命去冒“管国际闲事”的风险。近二十年美国每发动一场对外战争都会事先预算人员的伤亡，死亡达到200人就难以忍受；达到一千人就有可能取消战争。海湾战争美军损失了一百多人；伊拉克战争则只损失几十人。911事件美国人死亡近三千人，相当于打一百场伊拉克战争，比美国军事史上的最大灾难“珍珠港事件”死亡的人数还要多，这个代价对于美国来说太过沉重了，政府没理由制造如此沉重的代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就是美国自1812年美英战争以来，本土没遭受任何外来袭击。如果在布什政府的任期内本土遭受外来袭击且付出惨重的代价，将是布什政府最大的失职，也就是说布什政府不但从911事件中得不到一丝一毫的好处，相反会留下难以抹去的污点，他们怎会制造害国又害己的“阴谋”呢？
就算有个别政府官员事先知道911袭击的预谋，没有说服政府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那也只能算是政府的“失职”；而不是“阴谋”。
一个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拥有如此坚定的“冷战思维”，我们国民教育里的“冷战意识”可想而知。
中国人也曾把“珍珠港事件”推理成是罗斯福政府的“阴谋”，目的是迫使有着浓厚“中立情绪”的美国人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怎么也理解不了我们何以会产生那样的思维？他们把“珍珠港事件”视为美国军事史上的最大耻辱，每年都要举行纪念活动来警示国民“勿忘珍珠港”，告诫美国人不要再犯类似的失误。
中国人应该从“冷战思维”中走出来，用理性的目光去看待今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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