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历史在这里哭泣系列十九）
一、中国人最缺少的品格——自律自省
从我记事开始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一直都在骂外国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早些年骂英国、美国，骂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骂美国在中国搞文化侵略；近十年则主要骂日本，一提起南京大屠杀和"七三一"细菌部队，中国人无不咬牙切齿，恨不得把小日本从地球上永远地抹掉。
在讨论正题之前，我想提几个问题：
一、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二、如果没有美国的"门户开放"，中国在十九世纪末能避免被瓜分的命运吗？
三、如果没有美国的"文化侵略"，用"庚子陪款"率先在中国建立第一批新式学堂，中国的文明程度是不是会有更高的超越？
四、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没有美国直接介入对日战争，中国能够打赢日本吗？
五、香港如果没有英国，会成为今天的香港吗？
我的回答如下：
一、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人也许至今仍在封建专制的黑洞中三跪九叩，在众中睽睽之下用板子打屁股……如果没有西洋文明的强制性介入，单靠中国人自身的进化是很难走出封建专制的，历次农民起义没有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就是一个最生动的说明。大英帝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是强盗式的赤裸裸的侵略，但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二、十九世纪末期，因为中日战争的失败，中国的衰弱极大地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胃口。英、法、德、俄、日等新老帝国主义强国象在奥运会争夺金牌一样纷纷在中国抢夺租借地、租界和势力范围，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这时新兴的经济大国——美利坚合众国不愿被排斥在瓜分的行列之外，极为明智而又适时地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申明要保持中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各国在中国有均等的通商机会。因为这个提案有利于缓解列强在中国强抢豪夺的紧张态势，得到了列强的尊重和认同。中国也因此避免了被瓜分的命运。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是怀着"救世主"般的善心，但客观上却保护了中华民族不受凌迟宰割的酷刑，使中华民族保存了崛起的本钱。如果不是美国的介入，以日、法、德、俄的德性，中国肯定会被瓜分，那样中华民族就永远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也许有人会说，即使没有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中国人也会奋起反抗侵略的，中国不可能被瓜分。我们只要回头看一下，就知道持此种观点的人缺少底气，因为汉人已经在满人的殖民统治下作了快三个世纪的亡国奴了。
三、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战争每战必败，也因此赔了很多钱。"马关条约"的二亿三千万两赔款（其中三千万两赎辽费）对中国的伤害是无与伦比的，其负面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中国最大的一笔战败赔款是二十世纪初的"庚子赔款"，总数四亿五千万两，是一个地道的天文数字。但这笔巨额赔款的戏剧性结果却是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进步。"八国联军"之一的美国在战后对中国人发疯的排外情绪记忆犹新，怎么也理解不了中国人的排外情结，更不理解中国人的极端政治倾向（义和团把能抓到的外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砍杀）。在经过一番痛定思痛的反思（很多无辜的美国人在"义和团"运动中丧生）之后，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发生那种"损人不利己"的荒唐仇外事件，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缺少最基本的知识，尤其是缺少国际知识。美国在中国遇到的最大敌人不是清政府的武装力量，而是中国人的愚昧无知！因为有太多太多的无知，也就有太多太多的不理解，对于不理解的东西就会盲目排拒和仇视……因此美国的中国政策要想取得成功，首先就要消除这个最主要的敌人——中国人的无知，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中国发展义务教育。基于这样的政治见识，合众国政府在拿到分摊到他名下的第一笔赔款时，不是把这笔钱用于美国的经济建设，而是深谋远虑（中国人最缺乏这样的远见）地把这笔钱返还中国办教育，建新式学堂。其它国家不愿美国独占彩头，也纷纷仿效美国把自己份内的赔款返还中国办学校。中国的新式学堂就这样诞生了。
这就是文革期间中国指责美国搞"文化侵略"的前因后果。
如果我们不抱任何偏见，用冷静理性的思维来看待这件事，我们就会感谢这段"文化侵略"。没有这段"文化侵略"，中国的现代教育无疑要大大滞后，现代化进程也会大大滞后。如果这笔钱没有"赔出去又返回来"，而是掌握在清政府手中，满洲权贵绝不会把这笔钱拿去办教育，而是用来吃喝玩乐和加强自己的反动统治，那样"辛亥革命"也会大大滞后。因此这段"文化侵略"不但提高了中国人的整体素质，还加速了中国民主自由的进程。既然我们今天欢迎外国人来中国投资办厂赚钱，为何又对美国投资在中国办学等"出钱不挣钱"的善政耿耿于怀呢？
四、日本侵华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是巨大的。在战争早期，美国并没有卷入战争，没有和日本人翻脸，但仍援助了中国大量的战争物资。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在战争前期很难支持下去。因为日美尚未正式兵戈相向，这时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别有用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直接对日开战，大大地加快了日本灭亡和中国胜利的进程。如果没有美国前期的援助和后期的参战，中国能否取胜还是一个未知数，即使取胜时间也会大大滞后。
五、这个问题不用我在此赘述，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中国人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既然情况如上所述，我们不分清红皂白地否定外国人，把中国的落后完全归咎于外国的侵略是不是太简单化了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眼光收回来，问一问自己是不是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应该强大而没有强大，如果说外国的侵略是始作甬者，我们自己也一样难辞其咎！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日本人：
日本人对中国的伤害是罄竹难书的！谁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袒护日本人！否则我第一个和他没完！这个长着野蛮筋骨器小易盈的化外蛮夷，在半个世纪内一再地给天朝大国制造奇耻大辱。一八九五年他们闯进了旅顺，杀害了这个城市所有的中国人（只留下三十六人掩埋尸体），连老人、妇女、儿童也无一幸免。一九三七年冬，他们又闯进了中国的首都南京，杀害了三十七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
日本人的罪行中国人不能忘记！
问题是中国为何会被日本伤害？小日本有什么能力能够一再地伤害天朝大国？
下面我们来作一些数据上的对比：
面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日本37.8万平方公里。
人口：中国13亿； 日本1亿2千万。
历史：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日本历史充其量也只有两千年，野史甚至说日本历史自秦王朝时的方士徐福带领五千童男童女登上日本海岛时开始。
自然资源：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自然资源基本能够自给；矿产资源种类多、分布广，储量大。煤、石油、铁、铜、铝、钨等主要矿产储量均居世界前列。日本的自然资源贫乏，除煤、锌有少量储藏外，绝大部分依赖进口。主要资源对外依存度为：石油99.7％、煤96％、天然气96.5％。铁、铅、镍等金属矿石也几乎全部依赖国外。
对外开放时间：中国是一八四二年；日本是一八六九年。
近代化起步时的经济发展水准：中国是当时已知世界上的一等强国，国土面积一千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人口有四个亿；日本则是百分之百的蛮夷土帮，落后的程度让人震惊，国民连"姓"都没有。明治政府认为这太没面子了，就强令日本人必须给自己定一个"姓"。日本人不知道姓的实际意义，就把自己的居住地定为自己的"姓"，于是住在山坳的就姓"山口"；四周被稻田围绕的就姓"田中"；屋旁有一颗松树的就姓"松下"……
地理位置：日本四面环海，在海洋军事时代无险可守，极易受到海军强国的攻击；中国既有漫长的海岸线提供便易的对外交通，又有高山险隘等内地天然屏障阻击外来势力的入侵，海军强国即使打进中国本土也很难深入。
…………
从上面这些数据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伤害日本是情理之中，就象侏儒被巨人欺负理所当然一样；日本伤害中国则不可思议，就象大学生在作文竞赛中败给小学生不可思议一样。
出现后面的反常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巨人懒惰吸毒，被腐败病菌掏空了身子，从天下无敌变得弱不禁风，结果被昔日连挨打都不够资格的侏儒击败；二是巨人身体内部分裂成互相否定的两个部分，自己把自己打败了，侏儒再来坐收渔人之利。
当上述的反常现象成为定局时，我们固然要仇恨日本人的强盗行径，公然明火执仗地入室抢劫，犯下了反人类罪行；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该痛恨自己，不该衰弱而衰弱了呢？
一个应该强大的民族自取其辱地衰落了，简直是一桩不能饶恕的罪恶！
当我们起来清算日本人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大罪时，是不是应该同时反省一下，从痛苦中汲取教训，使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呢？其实当日本人在旅顺实施种族灭绝式屠杀时我们就应该警醒了，如果那时警醒了就不会有四十二年后的南京大屠杀。让我们把悲剧永远定格在南京大屠杀吧，千万不能再让小日本在中国的国土上再来一次什么大屠杀了。
要做到悲剧不再重现，除了清算日本人的罪行，唤醒日本人的良知和"君子风度"外，我们自已应该变得比日本人更优秀，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记住日本人的罪孽；一方面要研究日本人的优势，并进而学习这些优势。一个肯从敌人身上学习优势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日本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有下述几个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一是日本人的团体精神。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这篇文章中说到一个日本人是一头猪，三个日本人加在一起是一条龙；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是一头猪，一头虫，甚至连虫都不如。团体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脊梁，没有这种精神，人数再多的民族也是一盘散沙，很容易被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柏杨的说法尽管有点偏激，但日本人的团体精神却是有目共睹的，极少因狭隘的个人利益而伤害民族大利益，并且为了民族的整体利益随时可以牺牲个人利益。
日本投降后，盟军分区占领日本本土，部分占领军为了报复日本军人在海外的强奸暴行，对日本女人也毫不客气。一时间日本女人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日本临时政府为了使日本女人尽可能少受伤害，计划从民间招募一批志愿者慰劳外国占领军，使占绝大多数的日本女人从强暴的噩梦中解脱出来。对于一个有着浓厚贞操观念的日本女性来说，执行这项计划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应招就等于毁掉自己的一生，在当时的日本失去贞操的女人是不能嫁人的。但为了民族的整体利益，不少日本女人主动应征，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有两万多个青春女性报了名。她们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未来，用自己的身体和尊严保护日本民族少受伤害……
"日本慰安妇"因为和"性"联系较多的缘故，一直是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文人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把想象中的日本慰安妇写得一团糟。实际上的情形不是这样，来自日本的慰安妇大多是自愿应招的，她们从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在战争后期还不顾生死和日本军人一道并肩战斗。战争结束后，活下来的慰安妇极少从事色情行业，说明她们当初应募慰安妇并非是天性"淫荡"使然。
二是日本人的勤奋和自律。在影视剧中我们经常看到日本人连坐着也保持笔挺笔挺的姿势，那是一种最不舒服的坐姿，日本人之所以选择这种和肉体过不去的坐姿就是要时刻保持精神的警醒，防止因过份舒服而懒散消沉，因此日本是世界上最为勤奋自律的民族。日本人的饮食相当简单，赴日本留学的中国人最难过的一关就是吃不惯日本的饭菜，那是中国的贫民都不愿吃的饭菜（经常是米饭佐咸萝卜），但日本人吃起来津津有味。相比之下，中国人的懒散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果不是生活所迫，中国人极少用选择和肉体过不去的方式来保持精神的警醒，躺椅在中国的销量也一直呈上升趋势。至于对"吃"的讲究，恐怕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与之比肩。
三是日本人的永不言败。二次大战结束后，日本成了最屈辱的战败国。但日本人并没有一蹶不振，他们从废墟和瓦砾中站了起来，重新建设被毁掉的家园。日本刚投降的时候，中国记者出于好奇，想去日本军营看看日本人在作什么。他们想象日本军营一定乱成一团，除了哭天抢地外就是颓废酗酒，这是失去希望看不到未来的群体最为普遍的特征。但实际上的情景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看到了一幅书声朗朗的景象：日本人正在教小孩念书……
我们一再地指责日本的"靖国神社"，指责日本人为军国主义"招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是换位思考一下：那些在对外战争中死亡的日本军人是我们的罪人，但不一定是日本民族的罪人，说不准还是日本的民族英雄，就象岳飞是女真人的罪人但却是汉人的民族英雄一样。因此日本人纪念他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指斥日本人的同时，是不是也该学学他们：我们在对日战争中也牺牲了不少人，除了众所周知的左权外，在抗战早期死了四十多个军长，连集团军司令员张自忠将军也浴血疆场……我们是不是也该为这些"出师为捷身先死"的英灵建一个"靖国神社"，让活着的中国人永远记住他们！
如果中国有自己的"靖国神社"，每个中国人都自发去凭吊为国丧身的英灵，中华民族的内聚力无疑会大大加强，日本人也不敢小瞧中国！
前几年，中日少年联合组织"夏令营活动"。在中国的国土上，每逢遇到困难，总是日本少年身先士卒上前排忧解难，中国少年则站在旁边观看……夏令营结束时，中国的"小皇帝"们被一辆辆小娇车接走了，日本少年则徒步走向交通站，没有一个日本成人来接他们……日本人比中国穷吗？
最后的一个境头让人心情异常地沉重：一个日本少年对中国少年说：如果我们在战场上相见，你们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我并不气恼日本少年的狂妄，他毕竟是个孩子；我深深忧虑的是：如果我们不自此痛心革面地改造自己，日本少年的话就不仅仅是"狂妄"了。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已知世界上最最聪明的民族，一个聪明的民族不应该只看到自己的优势，而看不到自己的劣势；不应该只把过错推给他人，而把自己的过错巧妙的隐藏。我们的最大敌人不是这个或那个外国，而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最大的敌人并与之不懈地搏斗，我们就能战胜自己；如果我们连自己都能够战胜，在这个星球上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因为战胜自己一次比战胜敌人一百次还要困难。
如果我们自诩是一个聪明的人，我们就不能只听动听的好话，因为绝大多数的"好话"都是别有用心的。如果我不停地对上司说好话，一定是想从他手里骗取"官"和"权"；如果我不停地奉承一个漂亮女人，一定是想占点她色相的便宜……如果我想击败自己的竟争对手，最有效的办法不是打击他，而是不停地说他爱听的话，让他在自我膨胀中自己打败自己，我则"不战而屈人之兵"。当年吕蒙打败关羽就是用的这个把戏。
二、小聪明和健忘症
中国人的小聪明是享誉全球的。
一位大学同学从美国回来了，上门凑热闹的自然少不了我，一见面就免不了问："你在那边怎么生活？"他老兄的回答居然是："在美国谋生容易得很，美国人很傻的，占他们的便宜是天底下最最容易的事情。"
接下来是他得意洋洋地讲述美国佬"傻"的具体表现：
(一)、美国信用卡公司规定：开户、销户都是免费的，更换磨损的卡片要缴5美元手续费。中国人的对策是：碰上更换卡片时，先销户再开户，于是节省了更换卡片的费用。这样简单的对策，美国人居然从不运用，更换旧卡时老老实实地付5美元。
(二)、美国一些商店规定：买一件商品按原价，再买第二件就按优惠价。中国人的对策是先买第一件再买第二件，各开一张收据，过后把其中一件以原价退掉，于是达到买一件而享受优惠价的目的。
(三)、美国人平时很少串门，不懂得联络感情，也不在拉关系上下功夫，可遇上一个看上去不方便的陌生人时，尽管对方没提出请求也会主动上去管闲事。这位仁兄有一次站在公路旁等人，可有不少车辆主动在他身旁停下来，司机从车窗探出头来问"can I help You?"（我可以帮助你吗？），没完没了的好事鬼把他烦死了。
(四)、如果你想骗美国人的钱，只需在人流量大的公众场合扮出一幅可怜相，然后杜撰一个受害的故事，这个在国内连小孩都不会相信的鬼把戏美国人会深信不疑，并为你慷慨解囊。
(五)、不少美国人放着自己家里的事不顾，居然自发走上街头为国外的穷人尤其是非洲的儿童募捐，募集来的钱自觉全数交出去，一分也不私吞。
(六)、美国从事公务的人员对"红包"视同洪水猛兽，如果你为了办事而塞给对方"红包"，事情不但办不成，对方还会告你"行贿"，尽管塞"红包"时没有任何第三者在场。
…………
听了这位仁兄洋洋自得的"聪明经"，我的心情沉重灰暗，灰暗得就象暴风雨将要来临时乌黑的天空。
按这位仁兄的说法，美国人是够傻的，可美国人真的傻吗？我只知道现代科学发明绝大多数都是美国人的杰作，他们只是不愿把心思放在急功近利的小聪明上，而只着眼于大智慧。中国人有太多的小聪明，可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在近现代发明了什么？我实在想不出来，且不说那些尖端的科学发明，单是我们日常生活用品，从电灯电话到电脑电视机，没一样是自诩为聪明的中国人发明的，全是我们认为很傻的美国人发明的。在人类已经步入太空时代的今天，我们还把一千年前祖先的"四大发明"抱在胸前到处炫耀，脸上居然还一点也不发热发红。我们常常为占点美国人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可耍小聪明占小便宜的结果怎样呢？还不是我们削尖脑袋往美国跑，你听说过美国人往中国跑吗？美国人不收"红包"，我们不但对送上门的"红包"坦然收受，还想方设法索取各种贿赂，最后的结果呢？美国人比我们穷吗？
中国人的小聪明是层出不穷的，但小聪明和大智慧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成反比。一个人如果把心思过多地用在小聪明上，他必定没有精力去开发和培植他的大智慧。聪明和智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智慧有益无害，聪明益害参半，把握得不好的小聪明则遗害无穷。中国人有太多的小聪明，都把小聪明用于追逐眼皮底下的急功近利，看不到长远的根本利益，更看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结果最看重功利的人反而和最根本的大利益擦肩而过。这也是自诩为最最聪明的中国人在近代因何总是落后贫穷被动挨打的症结所在。
海外的中国人好耍小聪明，好占外国佬小便宜的果实是：中国人包括那些天之骄子——中国留学生的国际形象永远也得不到提升，甚至于一天比一天低。今天的留学生和半个世纪前的留学生相比形象可以说是一落千丈。五十年代部分国家为了留住人才，千万百计阻止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回国；今天各国政府则想法设法驱赶中国留学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国际性的新名词——"留学垃圾"的"桂冠"悄悄地罩在中国留学生的头上。
2002年4月到7月，一家报社的记者在德国对中国留学生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采访，采访的城市包括柏林、慕尼黑、汉堡、科隆，还有一些小城市。随后又在日本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采访。还通过对世界将近20个国家的驻华签证官和教育官的采访及其他场合进行的各种采访，获得了大量的触目惊心的"留学垃圾"事实。
下面是记者陈铁源的陈述：
"'留学垃圾'，这是一个非常刺耳的用词，但是，本报记者在众多国家对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对中国高中出国留学生的采访后发现，他们当中的一大批人，除了"留学垃圾"，再也没有更好的词去形容了。即便没有本报记者的亲自采访，仅从充斥在媒体的各种令人扼腕的留学故事，也能看出端倪，诸如留学卖淫、留学拉皮条、留学吸毒、留学成非法移民等等，不一而足。需要说明是，这里所指的"留学垃圾"并不是个别留学生的个别行为或个别现象，而是存在于整个中国留学生这个大群体中。"
"中国人好坑中国人"几乎成为所有东道主国家的共识，这也许是好耍小聪明的中国人在海外的最大收获。
小聪明和嫉妒是一对孪生兄弟，心胸狭隘则是小聪明的副产品。小聪明的危害性常人也许感觉不到，但小心眼和嫉妒的危害则是人所共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因为阴错阳差的原因，一个县办制鞋厂分来了一位华工毕业的高才生，这对鞋厂来说应该是一件幸事，因为该厂的技术层和管理层人员最高学历是中专或高中。按理大学生应该成为众星捧月式的人物，可结局恰好相反，半年不到他就成了孤家寡人，不但领导处处刁难他，技术层和管理层中层干部也纷纷在背地里说他的坏话。领导刁难他可以理解，大学生也许有恃才傲物的毛病，对上司没有保持过份的恭敬；可中层同行和他过不去就难以理解了。归根结底还是中层干部的小聪明在作怪，如果大学生有机会展露自己的才能，尽管工厂能够从中得到好处，可他们的"无能"就暴露无遗了。"大道理"总是站在平庸的大多数一边的，"众人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大学生终于被孤立起来了，最后被迫离开了该厂，去另一所民办鞋厂担任技术主管。最后的结局是：县办鞋厂被大学生主管的民办鞋厂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击垮，那些小聪明有余的中层干部不属重新安置的对象，全部加入下岗工人的行列……
小聪明最大的危害是不顾大局，为了追逐个人的眼前利益不惜牺牲全体的利益，最终把自己的未来也断送掉。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历史上那些祸国殃民的官僚政客，大权在握时只知贪污弄权，一门心思为自己谋私利，置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最终把国家"玩"跨了，自己也紧跟着走进覆亡的墓门……
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最需要的是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愿我们的小聪明适可而止。
下面再谈谈中国人的健忘症。
上个月回了一次老家，一位发迹的儿时旧友请我吃饭，鸡鸭鱼肉摆了满满一桌子。这么多菜自然有一大半吃不完。饭后收拾餐桌时，他老兄随意把吃不完的肉食倒进盛污物的废料桶里，差不多把那只桶装满了。我说这些剩菜还是好好的，放在冰箱里下一餐还可加热作菜，倒掉了多可惜。他老兄看着我因吃惊而睁大的眼睛，居然哈哈大笑起来：
"先前总听人说你们城里人小气，进餐馆吃饭要把剩菜'打包'带走，现在总算见识到了。剩菜怎么能吃，你没听杂志里说剩菜不卫生吗？"
"你既然怕吃剩菜，就不应该作这么多菜嘛，这倒掉的部分最少值几百元，在城市相当于两个下岗工人的薪水，就这么白白地倒掉，看在眼里实在心疼。"
"你这是第几次在我家吃饭了，恐怕是第一次吧？二十年不见的好友能够怠慢吗？你在我们村也算是名人了，来看我是给我脸面，我能不把餐桌摆满吗。想不到你这个名人，观念还和二十年前一样陈旧，居然连剩菜也舍不得倒掉，你的收入应该比我高出几倍，怎么还想着吃剩菜呢？我家在十年前就不吃剩菜了。儿子过十岁生日时，倒掉的剩菜装了满满的十大桶。"
…………
老兄的一席话把我的思绪带到了二十五年前：那时的中国很穷，他老兄又是我们班上最最贫穷的学生，冰天雪地的严冬（那时的冬天很冷，水里连续一个半月结着一尺厚的冰层）仍穿着用上百个"补丁"连成的单衣，光着脚丫子踩在冰雪上，脚底满是渗血的裂口……（今天的北朝鲜也可看到这样的景观。）
现在他老兄苦尽甘来，成了我们村率先富起来的一代人，他就把儿时的苦难忘到爪哇国去了，认为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的"富贵"会生生世世延续下去，于是把农人辛辛苦苦种成的粮食不当回事，肆意糟蹋眼前这来之不易且极易失去的"丰衣足食"。
这是国人患"健忘症"的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这也是中国人的富贵难以维持三代以上的最根本原因。美国一百年前最为豪富的洛克菲勒家族，今天仍是美国最豪富的家族；可一百年前的中国富豪能够撑持到今天的一个也没有。东西方世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只要看一看今天中国富豪和美国富豪的餐桌就一目了然：当中国的三等富翁在漂亮情妇的陪同下啃"熊掌"吃保护动物喝"法国人头马"（在五星级酒店两千元一瓶）时，大洋彼岸的美国首富洛克菲勒正一边啃着三明治面包一边匆匆忙忙地给孤儿院和教会送捐款；他的爱子则带着很少的钱只身一人去非洲新几内亚的原始森林探险……美国富翁记忆力很好，总是忘不了很久很久以前曾经贫寒的历史，总是担心辛辛苦苦奋斗来的成果一朝失去；中国的富翁则很健忘，只看得见眼前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好象他们生生世世就是富人和上等人。
诚然，中国在近二十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经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七十年代以前挨饿受冻的中国人绝大部分吃饱穿暖了。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已经很富裕，甚至不能表明以后不会再度挨饿受冻。和世界上真正富裕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依然是发展中的穷国。当日子好起来的穷国国民在糟蹋粮食时，英美这些真正的富国是不是也在挥金如土呢？没有！当我们的"小皇帝"们在香喷喷的餐桌旁挑食拣食时，美国的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里的儿童正在吃"忆苦饭"，不只是吃一餐作作样子，而是连续吃上三天！
众所周知，吃"忆苦饭"曾是我国风行的一种特殊"阶级教育"方式，现在的中年人大多有过这种经历。这种早在中国绝迹的"忆苦饭"，目前在美国的不少中小学校甚至幼儿园大行其道。形式和部分内容与当年中国人吃"忆苦饭"大同小异，只是宗旨大不相同：主要是教育孩子懂得珍惜粮食，学会同情穷人，直接或间接获取国际知识，同时也不忘先辈创业的艰难和眼前丰衣足食的来之不易。
遗憾的是：当有两百多年没有尝过饥饿味道的美国人在吃"忆苦饭"时，刚吃饱肚子不久的部分中国人却把二十年前的挨饿经历忘得一干二净。
中国人真是太容易健忘了！
类似的"健忘症"在中国不胜枚举。
"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最为荒唐丑陋的一页。八十年代上半期我在大学求学时，国人对文革酿成的悲剧无不痛心疾首，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最不应该忘记也绝对不能重演的历史。二十年过去了，国人对文革还保存有多少"记忆"呢？不该忘记的历史我们恰恰忘记得差不多了，饶幸残留的一点记忆也成了一幅相当模糊的画面。前些时我写了几篇追忆文革往事的系列短篇"童年旧事"，把儿时的几件有代表性的"闹剧"再现出来，意图让国人重新记起这段不堪回首但也不能忘记的历史。当我把这几篇文章在网页上陆续传送出去后，得到的反响竟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绝大部分读者都认为我是在讲述一个没有任何现实背景的幽默笑话，在他们的意识中：中国人（任何一个正常人）是不可能干出那样愚不可及的荒唐事情的（儿子打老子得奖励；文雅漂亮的城市知青竟然委身于土头土脑的老农村官……）。有一位读者还专门发了一封邮件质问我："这些希奇古怪的荒唐事有一点真实性吗？中国人会那么蠢吗？只有神经病和克汀病才会干出你文章中讲述的那些傻事……"
中国人在文革期间有组织干出的"傻事"何止这些，我写出来的故事还是经过精心挑选并大大"缩水"的。我只写出了令人忍俊不禁的部分，让人心酸流泪的部分则没有勇气写。
需要特别申明的是：我这人并没有自虐倾向，要人们无休无止地记住那些早已成为过去的"痛"，拒绝在眼前的幸福氛围中尽情地享受生活；而是要国人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要在迷糊健忘中不自觉地重复那些非人能忍之痛，因为忘了那些不应该忘记的"痛"就极有可能会重复这些"痛"。如果我们不能从过去的悲剧中汲取教训，时不时把那些悲剧拿出来警醒自己，我们就很容易走上自己百般否定的老路而不自觉。当我们认为自己绝不会象先辈那样荒唐那样愚蠢时，却在改头换面地干着傻事和蠢事。现在有不少地方官，一方面大讲特讲"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荒唐和危害（直接后果是饿死了几千万人）；一方面又把上报的统计数据乘以10甚至100来突出"政绩"。当我们大笑特笑四十多年前的稻谷亩产量达到了"三万六千斤"（湖北麻城在五八年上报的粮食亩产量）时，前两年湖北丹江口市的蔬菜亩产量在统计表上也达到了十多万斤……众所周知，近几年内地绝大部分乡镇企业的现状是停产或苟延残喘，可县政府上报的乡镇企业产值仍达到了十多个亿甚至上百个亿，最保守的也有几个亿。
因为国人太容易健忘了，文革的悲剧在他们的记忆中一天天遥远，画面也一天天模糊，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则近乎消失，并以令人忧心如焚的速度向文革的老路走近。年长的尚且如此，年轻一代对文革的印象更是白纸一张，不少人还把文革当成反贪反腐的群众运动，因而称颂文革和呼唤文革。当人们看到今天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以官治贪难免官官相护时，竟然幻想在中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让残酷无情的群众运动来惩罚贪官！丝毫也意识不到文革和反贪反腐一点也不相干！
上述的现象使我想起儿时的另一件旧事：我的家位于大别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七十年代以前占半数以上的男人全是"瘌痢头"（一种头部真菌病，得此病的人整个头部溃烂发臭，然后在头顶结上厚厚的一层永远也不会消失的白痂，头发部分或全部落光）。那时山村医疗条件异常落后，儿童得病或夭折的概率比较大。可"瘌痢头"得病和夭折的概率比正常人要低得多，于是不少愚蠢的父母就着意给没有"瘌痢"的儿子甚至女儿"栽种""瘌痢"（把头部弄破一点皮肉，然后把从瘌痢头上刮下的粉屑涂在上面）……
读者想一想，用文革的手段来对付贪污腐败是不是和"栽瘌痢"的方式异曲同工？患有健忘症的人最容易干出类似的傻事——雇用大蛇来对付头发里的虱子！！！
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最大污点，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污点。为了深刻反省我们的过去，也为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中国人有一百个理由要牢牢记住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就象好不容易戒掉毒瘾的吸毒者永远要记住毒品的危害一样。欧美大陆的国家并没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闹剧，但不少文明国家仍然建立了"文革纪念馆"，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整个人类历史的深刻教训，并从中汲取这些教训，警醒自己不犯类似的错误。连没有经历过文革危害的外国人都建有文革纪念馆，我们就更有理由要建立自己的文革纪念馆，事实上我们早就应该建立这样的纪念馆了。文革纪念馆会经常地敲响中国历史的警钟，使容易健忘的中国人记住这段沉痛的历史。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如果忘记了这段历史，我们就极有可能在未来的岁月换个面目来重演这段历史！
我们真的不应该健忘！
三、可恨的老实人
去年的九月十五，一位姓李的同事专程邀我一道去儿子的班主任李老师家送礼。原因是我和他的儿子是同桌，开学时座位在第一排。昨天班上调整座位，他俩被调往最后一排的屋角。两人的个子本来就比别的同学矮半个头，在后排被前面的高个子挡住，上课时根本看不到黑板。李同事的儿子说：教师节那天（九月十日）全班所有同学家长都给班主任送了礼，就我俩没送，所以班主任调整座位搞打击报复。
我一听这事就怒火中烧，这样的老师根本就不具备教书育人的资格，怎配当班主任，学生在他手下会教出啥德性！别说送礼休想，我还和他没完呢！李同事看见我发怒的神态，居然一脸的不以为然。
"你真是从真空中冒出来的，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现在的老师都这样，这算什么？行为比李老师恶劣的还大有人在。占绝大多数的学生家长都对老师心存怨恨，可都敢怒不敢言，怕老师存心给孩子小鞋穿，影响孩子升学。就算这次讲理时道理站在你的一边，可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的孩子。"
"这样的学还不如不上也罢，要去你去送，给这样的老师送礼连门都没有，不但不送，我还要去找李某算帐！"
李同事只好连夜拎着两条"玉溪"和两瓶"剑南春"上李老师家了。
第二天上午，我气咻咻地来到李老师的办公室，"请教"他因何把我的儿子调往最后排的座位。李老师的原因有二：
一、我儿子上课不好好听讲，爱讲话，影响了同学们的学习，全班同学都对他有意见，强烈建议把他调往后排。
二、我儿子不尊敬老师，有一次上数学课时，我儿子居然回过头来和后面的同学讲话，被数学老师发现了，主课老师很不满意。
我的回答如下：
一、如果是全班同学认为我儿子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学习，一致要求把他调往后排，我没说的；但是否如此不能听你一面之辞。下一节是你的课，我们可以去班上搞一次民意测评，你先讲五分钟，我后讲五分钟，然后让同学们无记名投票。如果真如你所说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认错并赔礼道歉，如果不是你也应该有个说法。
二、就算我儿子有一次违犯了班上的纪律，但类似的情形是不是只有他一人，如果不是为何只把我的儿子调往后排，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如果你回答是我们可以把上面的测评再来一次。
三、我儿子是班上年纪最小个子最矮的学生，理当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退一步也应该坐在前三排。如果上面的理由都不成立，我到要请教因何把我儿子调往最后一排的屋角。
听了我的话，李老师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自操教棍以来还是第一次碰上这等不晓事又认死理的学生家长。结果读书人竟然率先恼羞成怒起来。
"我干吗要你在我们班对学生讲话！我干吗要搞民意测评？我是班主任，想怎样决定就怎样决定！我连排座位的权力都没有，我还当啥班主任！你说有别的原因，那你说别的原因是什么？"
"我是来和你讲道理的，你这话就有点不讲理了，是你先说调换座位是学生的集体意见，我才有民意测评一说。致于别的原因，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不用我把话在这里挑明。"
"总之座位我是调定了，不服你去上告！"
"话既然说到这一步，我也把我的观点挑明了，我既然敢来找你，就不会怕你以势压人，这事我是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我这就去找学校的领导，如果他们不肯出面我就找媒体讨说法；如果媒体不理睬，我还可以找教育局。我相信天下这么大，总有我说理的地方，就算真个没有我说理的地方，我还有最后的办法。"
"你不妨把最后的办法说出来，我又不是小孩子，怕吓唬的。"
"你看过《水浒》，应该知道武松杀嫂的故事。"
"知道一些。"李老师的语气明显缓和下来。
"武松知道哥哥被嫂子谋害后，第一步是干啥？"
"去告官，结果官吏都被奸夫西门庆的银子打通了，不理睬武松的状子。"李老师的脸上有得意之色。
"后来呢？"
"后来？……"李老师的脸由红转青。
"还是我来说吧，后来武松自己操刀把嫂子和奸夫全杀了！我不想走武松那条路，因为这事太小了，但如果李老师一定要把我推向那一条路，我也身不由己。你的文化和身价都比我高，不会为一点小事和我这个大老粗较劲吧？我给你三天考虑的时间，如果三天之后我儿子还坐在后排，我会找你的！"
我头也不会地走出了李老师的办公室。
第二天，李老师来电话了，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我的同学某某也是他的好友，看在某某的面子上，把我的儿子调往前排。我知道这是李老师在给自己找台阶，就顺水推舟，也在话筒的另一端大声道谢。
那位李同事的儿子也向前调了几排，但仍在第五排，他老兄认定我比他送了更重的礼品，对我的解释一百个不相信。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还在后面：我的儿子不但没有再向后调动座位，李老师也没给他小鞋穿，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升到重点初中。李同事一直在不但地给班主任送烟送酒，可儿子的座位仍象弹簧一样前后挪动，每向后挪动一次,李同事就要拎上高档烟酒上门一次……
由此看来，不识时务也不一定就是件坏事，如果中国多几位象我这样不识时务不随潮流不谙大体的学生家长，中国的教育腐败也不致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这个最不应该出现腐败的地方，腐败的程度却骇人听闻。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如果说老师的品格在整体下滑的话，部分学生家长又何尝不是始作甬者呢？
儿子毕业一年后，我打电话请李老师吃饭，他接到电话的第一反应就是莫明其妙，问请他吃饭为啥？我说不为啥，因为你曾经是我儿子的老师，现在我这里有几位教育界的朋友，想请你一道来聚聚，不知肯不肯赏脸？
"可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老师了，他有新的老师，你应该请他们的。"
"你永远是他的老师，请你是尊师重道，请他们性质可就变了。"
"你这样的家长真是少见，现在的学生都忘师卖道，离校后不打老师的闷棍就不错了，尤其是我们小学的老师！这顿饭我一定要来，无论如何要来！！！"
…………
李同事是我们单位出了名的老实人，他的故事在中国有一定的代表性。李同事的老实本份给他的儿子和中国的教育带来什么后果呢？结果是不言自明的。
一是害了他的儿子，送烟送酒付出的经济代价也许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危害是使他儿子的价值观发生病态的扭曲，认为天下事不需要正当的辛苦努力，只需要投机取巧就可达到目的，结果他儿子自此不爱学习，成绩每况愈下。望子成龙的李同事在节衣缩食送出了不少高档烟酒后又整天愁眉苦脸为成不器的儿子唉声叹气。
二是毒害老师的品行，给中国的教育腐败添油添彩。正是因为有如此多的老实家长，老师的行为才会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和教书育人传道授业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个后果的危害性比第一个要大一万倍！
这就是老实人的好处！！！
老实人最突出的个性是胆小怕事，息事宁人，在个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宁愿自己付出代价也不敢讨还公道，就更不用说替社会申张正义和主待公道了。下面的一则事例更能说明传统中国人的老实本份背后隐蔽的灾难性恶果。
去年无意间看了一本期刊，上面登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一个刚到美国的中国人去一家中国餐饭进餐，不巧遇上了劫匪。
劫匪拿着一把刀子（在美国人人有枪，餐馆的老板也有）指向掌拒，掌柜把钱柜里仅有的两百多美元现钞全给了他。
劫匪走后，中国顾客问老板为何不报警，老板说报警没有用，警察至少要半个小时才到，那时劫匪已逃得无隐无踪了。
中国顾客不相信老板的话，他听说美国警察工作效率很高，案发三五分钟即可赶赴现场，为了证实老板的话是否可信，便做一次好事佬按响了报警号码。
不想果然如老板所言，等了半个小时才来了两个警察，若无其事地做了一个笔录就走人。
中国顾客义愤填膺，大骂美国警察混帐渎职。想不到中国老板竟然帮美国警察说话。
"这也不能全怪美国警察，怪只怪我们自己当初不争气。说句凭良心的话，美国警察还是很不错的，既称职又不受贿。别的地方发生抢劫案，警察总是在三五分钟内赶赴现场，就我们中国餐饭例外。"
"哪是为啥，美国人真的歧视中国人吗？"
"那到不是，美国人的种族欺视并不象内地宣传的那样严重，造成目前的现状还是中国人自己。早期的情况不是这样，中国餐饭遭受抢劫时，美国警察也是在三五分钟内赶赴现场，当场把劫匪抓住，可受害人害怕报复，居然不敢站出来指证劫匪，警察只好把抓到手的强盗当场放掉。于是美国警察对来自中国案件的报警不再热心了，久而久之就成了今天这幅现状。"
"这里别的商店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抢吗？"
"有是有，但很少，劫匪看到中国人好欺负，在光天化日之下一般只敢抢中国商店，因为抢别的商店风险太大，外国人不怕事，不但当场报警，还和劫匪搏斗，劫匪在得手之后很难安全逃脱。尤其是犹太人开设的店铺，劫匪更是不敢问津。犹太人在遇劫之后不但即刻报警，还督促警察办案，如果认为警察办案不力还会合伙出资悬赏缉拿劫匪。碰上这样的硬对头，劫匪只好自认倒霉，唯一的对策就是不抢犹太人。这条街上只有一家犹太商店，中国餐饭则有十多家，可劫匪只选择人多势众的中国餐饭动手，犹太商店从未遭抢。就是那些中国人不敢出面指证而逍遥法外的劫匪也不感中国人的恩，过几天又照样来抢，好象不欺负中国人就天理不容一样。更为气人的是，来自中国的劫匪也选择中国餐馆动手！我们这个民族也真是的！！！"
…………
看了这则故事，我想起折腾了世界政治近半个世纪的中东问题。几百万个犹太人居住在被敌意的阿拉伯人包围的一块弹丸之地上，承受着面积和人口大出上百倍的阿拉伯世界的压力，结果反而越来越强大，阿拉伯世界几次联合起来作出铲除犹太人的尝试都没有成功。如果这块弹丸之地上（2.5万平方公里）居住的是几百万个中国人，诸位想想会是什么结果？
犹太人能够在敌人的心脏长期生存下来并越来越强大，显然不是老实本份息事宁人的结果，而是拚死反抗任何形势的强暴和强加于他们的不公正。相比之下，中国人的老实本份在已知世界一再地吃大亏，十七世纪，可恨的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数量比他们多得多的华人进行了三次灭种式的大屠杀。我并不奇怪西班牙人的灭绝人性，而是奇怪这些屠杀何以能够成功的进行？因为华人的数量占绝对的优势。之所以这样，除了华人的不团结外，华人的老实和胆小则是问题的关键。一直到前几年，小小的印度尼西亚居然也无视北方那个强大国家的存在，胆敢光天化日之下在首都的街道集众抢劫华人的财产，屠杀无辜的中华男人，当众轮奸中华妇女……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些暴徒在行凶之后居然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诸位不妨想想，如果行凶的对象是美国人，结果会是怎样？我敢说印尼会成为第二个阿富汗！
还有一个更具讽刺性的后果：中国人的老实怕事并没有造就他们奉公守法的国际形象，相反他们的形象因此一落千丈，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还成为邪恶势力争相凌辱的最佳对象。
这都是老实本份付出的代价，可见老实本份确然不是什么好的品质，至少不是什么值得稍*称道和发扬的品质。
基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人对老实人往往是很偏爱的，因为古往今来中国的国土上存在太多的暴徒和太多的非理性暴力，地痞流氓一直是中国历界政府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因此中国人都爱老实人，认为老实人不会侵害他们的正当权益，丝毫也意识不到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暴徒，就是因为中国的老实人太多的缘故，可以说每一个暴徒背后都有一个老实人在为其输血打气。如果没有如此多的的老实人为暴徒提供极好的生存环境，暴徒就没有容身之地了。老实人不但造就了流氓地痞车匪路霸；还造就了为数众多的贪官污吏，造就了难以扭转的腐败和不公正！因为中国的老实人太多，所以中国理性的暴力太少，结果非理性的暴力因为没有"天敌"的缘故，得以迅速滋长蔓延。我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看到了不少恃强凌弱的社会画面，可很少看到弱者不畏强暴据理力争的镜头。
综上所述，老实人最具社会危害性的特点有三：
一是老实人胆小怕事，遇事藏头缩尾，在自己付出代价的同时也助长社会的邪恶势力。
二是老实人没有责任心，没有担当，更没有主见，喜欢和稀泥，办事能力极差，若把重大的事情交给这号人一定要出大问题。如果让老实人当皇帝，朝中绝对是坏人的天下。
三是老实人没有原则，千万不可让这号人去主持公道，这号人连黑白都不敢说，就更不能指望他们区分正邪了。
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一个拥有上述三个特点的公民是不是合格的公民？是不是值得称道的公民？当然不是，这样的公民应该越少越好！
还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暂居的小城破获了一个流氓团伙。这个团伙在当地作恶行凶了十多年，杀人、抢劫、强奸、强收保护费什么都干，团伙的头目更是恶贯满盈，群众一直对他们的暴行忍心气吞声，受害之后敢怒不敢言，害怕他们报复。头目在受审时，刑侦队员问他这些年作案频频得手的秘诀是什么，头目的回答竟然是那样的简单：
"什么秘诀也没有，我一个大老粗，能有多少点子。现在作案很容易的，受害人都胆小怕事，既不敢反抗又不敢报警，所以每次都能得手。我刚出道时胆子也很小，后来就越玩越大了。"
"难道就没碰过钉子？"
"前两年碰到一个，在东门开鞋店的一个姓吴的蛮子，我上门收保护费，他不给，我拿匕首威胁他，想不到他小子比我还玩命，二话不说就抓起一把凳子往我头上砸，他老婆则抓起电话报警。我一看势头不对就跑了。"
"那你事后有没有报复他？"
"傻子才会去报复他！他那幅天不怕地不怕的倔脾气，带人去报复必然要出人命案，那样我也脱不了干系。我们只想发财，并不想和某人赌气拚死活。其实干我们这行的秘诀有一个，那就是识相，码头不是打出来的，而是看出来的，每次选择的对象最好是胆小怕事的，自尊心强的最好莫惹，不小心惹上了要即时缩手，那样才不会栽跟头。刚出校门的小流氓不谙此道，绝果没几天就栽了。"
…………
这个头目被判了枪决。公判会那天，我身边的一个老头声泪俱下地喊杀得好杀得好，人民政府万岁。我问他何以如此激动，他说这家伙丧尽天良，当着他的面把他女儿强奸了。我问他当时是否在场？他拍胸回答说在场，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坏蛋强奸他女儿长达一个小时。我再问头目可曾绑他，他回答说没有；又问他身旁可有凳子木棍什么的，他说有，不但有凳子木棍，还有锄头。
"那你何不称他施暴时一锄头挖在他的头上？"
"我哪敢呀？他是出了名的流氓，他会报复的。"
看到这样的国民，我当时的气不打一处来，劈面一巴掌打在他的老脸上。
"你也算人！你比那坏蛋更该杀！！！"
因为中国有如此多的老实人，所以才造就了如此多的暴徒。国民一直在恃强凌弱的暴徒和忍气吞声的老实人两个极端徘徊，敢于反抗强暴又奉公守法的现代公民则少之又少。
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一下：老实和诚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人的爱撒谎和不诚实也是举世皆知的，别以为老实人会说真话，老实人一样在撒谎，一样不诚实，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更没有勇气说真话。
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关头，老实人往往最容易当汉奸，都是恭顺的亡国奴。他们宁愿妻子儿女被外敌凌辱，也不愿奋起抗暴向侵略者讨还尊严和公道。所以老实人不可能成为民族英雄。
在本文将要结束之际，我要郑重地申明一个观点：别以为糊涂老实不是缺点，它对人类文明的危害与邪恶是不相上下的，暴政多半和低素质的老实人群相伴而生。中华民族要想在已知世界立于受尊重的不败之地，就不可再偏爱老实人，最好和老实的国民告别！
四、中国人认识上的四大误区
（一）、为人不当官，当官是一般，世上没有不贪的官，贪污是不治之症。
中国官场的腐败病症是无孔不入的，官吏的贪污受贿几乎成了带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在清帝国时期，贪污受贿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程度轻与重的问题，以致英明的康熙大帝说出了这样的肺腑之言："绝对不贪的官一个也没有"。新世纪的中国如果不当机立断对贪官重拳出击，任腐败现象滋长蔓延，也极有可能在文明的治世再次验证康熙大帝的"至理名言"。
吏治腐败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远远超出了主流媒体所说的"极个别"现象，真实情况也许要严重得多，部分地区甚至发展到司空见惯的地步。国民对贪污受贿不但见怪不怪，不再对腐败现象义愤填膺，相反还给予不同程度的理解和认同。在国人心目中，当官就会贪污受贿，就会以权谋私，不贪不占的官是没有的，不但现在如此，过去也是如此；不但中国如此，世界上各国也是如此；总之天下乌鸦一般黑，贪污是不治之症。如果当官没有诸多好处，谁会削尖脑袋甚至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住官场钻呢？
国民的这种认识与实际情况显然有很大的距离。中国的官场腐败确然是一个带普遍性的社会和历史现象，但并非没有例外。唐帝国实际上的开国皇帝李世民（名义上为其父亲李渊）就曾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贞观王朝"。今天的中国也并非没有不贪的官，只是国民不敢相信而已。他们的眼睛看惯了太多太多的腐败现象，结果对正常现象反而不适应或不敢相信。今天的世界也有不少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在西方的英、美、德和东方的日本、新加波，政府建立了一套完善且卓有成效的监督体制，有效的防止了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官吏要想贪污受贿而不被发现是很困难的。当内地的国民对愈演愈烈的司法腐败摇头叹气时，同样是中国境内的香港警察却是东方世界最优秀的警察。贪污受贿也并非是不治之症。英国在推行"公务员制度"以前，各级公职大多是政府官员安置亲信的机构；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实行公开平等竟争性考试选拔文官后（英国的公务员考试面向全民开放，三轮车夫也可参考，没有等级森严的资格审查），这种现象就很快在政府绝迹。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腐败现象也曾是骇人听闻的。到了七十年代，政府建立了真正的"廉政公署"（不是作幌子、创收或安置亲信的机构），下决心大力打击腐败，结果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官场腐败现象下降了九十多个百分点，并且效果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削灭了贪污，是指贪污现象少之又少，贪污的数量也很有限（一年的非法收入不会大于贪官一年的薪水），并且很快被发现并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惩，连续作案几乎不可能；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贪污受贿现象。
经常听到国民议论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说外国的腐败更严重。有一次我撞见一个知识分子对此事大发感慨，就问他知不知道"水门事件"：
"怎会不知道？不就是贪污了国家巨款吗？"
"那你说贪污了多少？"
"他是一国总统，少说也贪污了几百亿美元吧，不然怎会被美国人民赶下台了呢"
…………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水门事件"，就更不用说工人农民了。
国民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纵恿了官场上的腐败现象，在社会上形成不了打击贪污腐化的认识压力。如果贪污腐化是不治之症，古今中外都是这样，为何要花大力气去作没有成效的努力呢？最"明智"的办法还是削尖脑袋钻进官场去，使自己也成为能够贪污受贿的一员，在有生之年捞点好处。二是给了腐败分子饶幸心理。既然他们的腐败行为得到了一定的理解和认同，干吗不继续甚至进一步地腐败下去呢？三是让真正的清官心灰意冷。他们一心为国为民，自己甘愿清贫如故，可结果反而不如那些吃喝玩乐以权谋私的贪官，不但上司不高兴不升他的官，亲朋好友骂他不够意思，连普通国民也不认同，实在是太寒心了。结果如此，就没有多少动力继续清廉下去了。
（二）、贪污是因为官吏的收入太低，只有高薪才能养廉。
也许是近十年官场的腐败一直呈上升趋势吧，国民一直在探究滋生腐败的内在原因。除了大家公认的"体制问题"外；官吏的收入太低也成为 人们的共识。基于这样的认识，政府在近几年不顾工人大批下岗的悲剧性现实，连续几次给公务员加薪，使他们的收入在原来的基础翻了一番。公务员收入增长的幅度远远大于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长幅度。
在普通国民心中，英、美、德、日和新加波等国的官吏之所以不尚贪污，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从事公务的人员薪水很高，官僚生活富足，没有贪污受贿的必要。这种观点显然也与事实不符。美国的政务官和公务员的薪水在全社会只能算中等偏上的水准，薪水甚至比不上一个扫大街的清洁工，美国收入最高的阶层是医生和律师，可美国的贪污受贿极为少见。刚刚进入这个国家的中国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也许不是物质生活的富足，而是这个国家的警察不但不受贿，还会控告给他送钱送礼的人是企图行贿。日本公务员的薪水则只有中等水准，每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大学生报考公务员，主要是出于一种人性中较为高贵的情操。日本的教育体制里包涵有大量爱国为民的积极内容，学生在校就一再地被告知：人的最高价值不是发财致富和娱乐享受，而是"自我实现"，积极主动地承担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义务，而从事公务是承担责任义务最为直接的途径。新加波的官吏收入虽然高出社会平均收入较多，但仍比企业家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收入低得多，甚至远远低于中国某些同级别官员的实际收入……
由此可见，高薪并非养廉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清帝国在前期并没有设置"养廉银"一项，可国家的吏治清正廉明，最高统治者皇帝每日的开销（包括所有宫女和太监在内的宫廷开支）也只有三十五两，其前身明王朝则为一万两；后期专门设置了"养廉银"，却养出了和珅这样空前绝后的大贪官——来历不明的资产折合白银九亿俩，相当于清帝国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如果包括他挥霍掉的和家人贪污的款项，应该不低于二十年的财政收入，和珅当权刚好二十年！广西一个不太富裕县份的"一把手"李乘龙，在县委书记的任上贪污了几千万巨款（仅仅查抄的来历不明资产就有一千四百五十万元，如果包括挥霍掉的和向上行贿的款项，应该不下两千万元），按理他应该很富裕了，没有继续贪污的必要了，可他升官后依旧更为疯狂地贪污！！！不少地方为了减轻用车和通讯上的腐败现象，对部分官员实行"交通费"和"信息费"补贴制度。这种制度执行起来的结果怎样呢？官员一方面在每月领工资时堂而皇之地领取"两费补贴"；一方面打电话坐车照样不掏一分钱，单位的"两费支出"比改革前反而上涨了不少。近几年公务员的薪水比前几年提高了很多，工资上涨的幅度远远大于物价的上涨幅度，按理腐败就该收敛一些，可实际情况呢？？？
一个国家的吏治是否清正廉明，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体制问题；二是素质问题。国家应该在这两个方面花大力气，努力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同时建立一套尽可能科学修明的官吏任用升降机制，从根子上铲除腐败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使腐败分子没有容身之地。官吏只向上级负责的"单向负责制"也许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
（三）、富国是我们的敌人，穷国是我们的朋友。
上世纪七十年代，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他把美国、苏联两个军事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划分为第一世界（那时的苏联因为新闻封锁，外界对它的了解甚少，只是根据其夸大了几十倍的统计数据判定为仅次于美国的富国）；英国、日本、欧共体和加拿大等经济发达的国家为第二世界；包括中国、朝鲜、越南、伊拉克和古巴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为第三世界。老人家宣称第一世界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和打倒的对象；第二世界是不可靠的"骑墙派"，是改造和防范的对象；第三世界是我们的朋友，是团结和支援的对象……之所以这样划分，表面的原因是：第一世界是帝国主义，第二世界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死敌；第三世界是反帝反霸的主力军，和我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内在的原因也许只能是：第一、二世界是富国；第三世界是穷国；而中国也是相对贫穷的国家。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就一直站在反对"富国"的最前列，同时也竭力靠近发展中的穷国。三年大饥荒时期，在国内大批饿死人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拒绝富国基于人道主义向中国运送救济粮；一方面仍对我们的穷朋友承担责任和义务，继续把少得可怜的粮食运往越南和朝鲜……在外交上，既使富国对中国再好，但只要有一件事没做好就会把中国人惹火；而对于实力不如中国的亚非拉穷国，中国人则表现出反常的大度，即使出现了"栽林养虎，虎大伤人"的闹剧，我们宁可忍气吞声，也尽量做到不抓破面皮，免得富国看我们的笑话。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在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态度上，这个众叛亲离的独裁狂人在和美国发生冲突时，中国一直都和他站在一边。可萨达姆对中国的回报竟然是：把中国列为他最瞧不起的三个敌人之一。尽管如此，中国的主流媒体一直把他喧染成反抗强暴的英雄和顶天立地的钢筋铁汉，直到他站在总统位置上的最后一刻。
诚然，英、法、日、俄等富国在近代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天朝大国"的光环就是这些国家打碎的，不易忘记仇恨的中国人很自然会敌视这些国家；可单凭这点理由不是中国人仇视富国的根本原因，因为美国在历史上对中国的伤害并不大。他一没割地二没赔款（庚子赔款退回中国办教育）三没划分势力范围，在抗日战争时还给了中国很大的援助。可我们对美国的态度怎样呢？有一则事例很能说明问题：一群去东北旅游的中国人在风景区看到了一尊纪念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而阵亡的美国飞行员纪念碑，旁边还有被日军击落的美国飞机残骸。既然专门立了纪念碑，说明中国政府还是认同这些美国飞行员的。中国游客看到纪念碑的反应是：这是那个混蛋干的，怎么在中国的国土上给美国佬立碑呢？出于满腔的义愤，游客争先恐后地往纪念碑和飞机残骸吐唾沫，吐完后还要恶狠狠地往飞机踹上几脚……这个不该发生的故事除了说明这批游客素质低下外；还说明中国人对富国的仇视是如何之深。
中国是一个穷国，虽然穷，但穷得很"硬气"，对富国有一股发自骨子深层的反感，就象中国的穷人对富人的反感一样；因此很容易把富国当成我们的敌人，就象当初把地主资本家当成人民群众的敌人一样。对于世界上的穷国，基于同病相怜或是能够找回部分优越感的缘故，也很容易把穷国当成我们的朋友。这种民族心理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这种心理是否有利于我们国家民族的文明和进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我们自认为血肉相连的第三世界朋友的所作所为已经为上面的答案作了有力的脚注。越南的恩将仇报和印尼对华人的暴行举国皆知；非洲的穷朋友只知伸手向中国要钱要援助，中国遇上百年未遇的洪水时他们则熟视无睹；鲜为人知的还有上文提到的伊拉克和北朝鲜，他们的行为则更让"仇富爱贫"的中国人叹气。相比之下，富国的行为并没有中国人想象的那么可恶。中东最富的国家以色列，中国的主流媒体一致对其大加抨击，目的是为中东的阿拉伯穷国撑腰打气。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也许想象不到，以色列并没有"投桃报李"作践中国人，它是整个中东对中国人最友好的国家。还有比北朝鲜富裕上百倍的南韩，对中国人的态度也比北朝鲜友好得多。
这个认识误区的危害是：民族心理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外交方针。中国人在外交上情感的成份居多，理性的成份居少；不是凭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是凭心灵的好恶来支配外交策略。结果在认敌为友的同时，错过了对中国的文明进步真正有益的朋友。
富国虽然在历史上给中国制造了深重的创伤，但今天的富国比先前明显地进步了，不再扮演历史上赤裸裸的强盗角色。很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其广大的殖民地都没有通过战争方式赢得了独立，连被誉为"英王皇冠上一个明珠"的印度，英国也主动放弃了对她的殖民统治。对于已经进步了的富国，中国人就不应该抱着过去的成见不放，不要拒绝和他们作朋友，这样对双方都有益处。和富国作朋友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进程。
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中国人应该摒弃心理上的偏见，在衡量敌友时不再以"穷富"来作尺度；应该站在有益于国家民族文明进步的高度，用冷静理性的目光来寻找我们的朋友。在与别国建立朋友级外交关系时，有两个标准是不能放弃的：
一是对中国真正友好，最好能支援中国的经济建设。
二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应尽可能高，高素质的群体作恶的动机较小，同高素质的国民交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进步。
（四）、对外强硬就是爱国，妥协中庸就是卖国。
两年前，美国的飞机轰炸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中国人的群情沸腾了。噩耗传来时，对美国一向没有恶感的我也热血上涌，一气之下摔碎了十个酒瓶，恨不得拿起枪杆上战场去和美国人战斗！
接下来的几个月，抗议美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从通都大市到穷乡僻壤，中国人都自发地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美国佬的憎恨。最后，战争也郑重地进入了国民的议题，向美国开战的呼声响彻中国的大街小巷……当政府对战争的呼声没有响应时，国民在街头巷尾纷纷指责政府没用，对政府不利的各种传言纷纷出笼，对中美关系的各种无端猜测满天飞……
当我从十瓶酒精的麻醉中清醒过来时，我由衷地敬佩我们的政府，敬佩高层领导的冷静睿智和高瞻远瞩，敬佩他们最终没有听从大众舆论的呼声。无论美国多么可恶，无论美国佬 的暴行对我们的伤害如何巨大，我们都不能和美国开战，否则中华民族就会雪上加霜，不但挽不回面子还会蒙受更大的损失。如果响应民众的呼声，中美走向战场，我们拿什么和美国打杖？下面我们推论一下开战的结果：
中美在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的两端，两国相距一万公里。一旦两国开战，陆军派不上用场，只有依靠空军和海军。我国的海空军不具备远洋作战能力，我们一架飞机也飞不到美国上空，一艘战舰也接近不了美国的海岸线……而美国的海空军可攻击全球的任何一个目标，其航空母舰战斗群可直接进入我国的领海，沿海的工业区进入其火力范围；远程轰炸机和巡航导弹可深入中国内陆，很容易找到打击目标。战争的结果将是美国本土没有一声炮响而我们的国土则硝烟弥漫……中国的经济重心在沿海，沿海是中国的经济命脉。这些地方位于承受打击的最前沿，在战争中将会遭受巨大的破坏。一旦沿海经济区被摧毁，除了经济发达的地区受损失外，内陆次发达地区的经济也会大受影响。因为内陆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沿海经济，农税的绝大部分就是打工仔从沿海带回来的钱交纳的。沿海工业被摧毁后，打工的内地农民只好空手返乡，无钱缴纳农税，靠这些钱发工资的部分公务员就发不出薪晌……国民对战争的实力并不了解，他们认为很容易打败美国的，就象当年毛泽东在朝鲜打败美帝一样。一旦战争拖延下去，国民的生计受到影响，又会张大嘴巴骂政府没用，并且骂得更响……
也许有人会说到关键时刻我们可以动用核武器？核力量我们和对方相差更远，我们只有近400枚核弹头，其中只有近20枚核弹头能够利用洲际导弹打到美国的洛杉矶，即使打到美国也会被其更为先进的反导弹武器截留。美国的核弹头则有七千枚，且具备精确的远程运送能力，我们则没有反导弹技术。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没有和美国开战是明智的！不但不能和美国开战，连一气之下断交也不妥，因为我们还需要利用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有一个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如果说和美国断交将使对方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失去一个强大支持者的话，中国也同样失去了一个更为强大的盟友。最好的策略是忍下一口恶气，用文明的手段提出抗议，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使美国陷入孤立。然后尽可能地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来服务我们的经济建设，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等到我们拥有更为强大的航母战斗群和更多更厉害的远程轰炸机时，再回过头来报一箭之仇也不迟。那时我们照样可以把导弹投向对方的大使馆，然后分辩说投错了。
上面的事例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国人在国际冲突时总习惯保持强硬的姿态，认为对外强硬就是爱国，反之则是卖国。这种倾向是很有害的，直接的后果是使国家和民族付出更大的代价，代价的惨重上面已经列举了一些。中国人的强硬心理由来已久，在明清时期就已形成，并酿成一个又一个无法挽回的灾祸。明朝末年，崇祯皇帝朱由检被山崩地裂的农民大暴动搞得焦头烂额，这时东北象巨魔一样兴起的后金汗国又侵占了明帝国的东北疆土，并一再地向内地用兵，企图用战争手段来迫使明帝国签订一项有利的和平协议——接受满人用武力造成的领土变更，同时承认满洲国的合法地位。皇帝和部分清醒的官员都知道明帝国打不过后金汗国，最好的办法是暂时和与后金议和，然后腾出手来平定内乱，等内部稳定创伤修复后再来收复失地（就象列宁和入侵的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一样，该和约把苏联最富裕的西部疆土，包括波兰和整个乌克兰全割让给德国，使红军得以集中力量专门对付沙皇残余势力在国内发动的武装叛乱）。可包括皇帝在内的高层统治者害怕国民给他们加上"卖国"的罪名，没一人敢率先提出议和一事，全用强硬的豪言壮语来表明自己的"爱国"。朱由检有一次问进京抗击后金的总兵卢象升是"主和"还是"主战"，卢象升慷慨激昂地回答："我主战！"。没几天他就死在和后金作战的前沿。一年后，明帝国被农民军推翻了，满洲人又入关把农民军打败，把整个中国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中国人在异族的奴役下当了近三个世纪的亡国奴。因为害怕背负"卖国"的罪名不肯放弃日后还可收复的部分国土，最后把整个中国都丢失了，这就是不理智对外强硬的代价。读者认为这是"爱国"呢还是"卖国"呢？
类似的悲剧还有很多，"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不该强硬的惨剧。
基于"强硬即爱国、妥协即卖国"的民族心理，签订和约的外交官可就倒了大霉了，没有几个不因此蒙受不白之冤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晚清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他的真正罪名应该是为北洋舰队的腐败负责，使"东方无敌舰队"不该战败而战败了。可中国人加在他头上的最大罪名是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并为此背负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骂名。其实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本身并没有错，腐败透顶的清帝国在战场上一千次地证明不是现代化日本的对手，继续打下去是没有希望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签订诚下之盟。如果李鸿章不签订"马关条约"，中国的损失会更大。
真诚地希望那些以爱国之名，动辄豪言壮语的对外强硬者，你强硬的前提是不能伤害你的祖国，让祖国因为你的强硬付出更大的代价。你的祖国正在修复创伤积蓄力量，再也经不起意外的折腾了，你得真正爱她才是。同时也奉劝那些"强硬爱国者"，不要动不动给人扣"卖国"的帽子，那些提醒你冷静的智者说不准比你更为爱国。历史上有很多在战前反战，可一旦爆发战争却冲在队伍最前列的智者和勇者，他们当初的反战难道是"卖国"吗？
在自己的实力只是算是"羔羊"的情况下，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因为离家门很远的一只老虎偶尔朝你作了一个不友好的动作，就冲过去把老虎的屁股拍一巴掌。
对一个成长中的民族来说，勇敢是可贵的，但理智更为可贵！！！
五、极端与偏见
（一）
中国人最缺少的品格除了"自律自省"外；再就是"宽容"。
极端与宽容是格格不入的；极端的副产品是"盲目的仇恨"。
从童年时候起，国人的仇恨与极端就在我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上小学二年级时，语文老师教我们用"心黑手辣"这个词语造句。那时的学校不重教育，学生的文化水准比现在要低得多，在今天不过是小菜一碟的造句，三十年前的小二学生则没有一个能组织一个通顺的句子。老师在无奈之余，只好在黑板上造了一个"范句"供我们模仿。
"我们对待阶级敌人决不能心慈手软，要心黑手辣！"
…………
那时每天上课前都要唱半个小时的革命歌曲，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象雷锋那样"，最后的两句歌词是这样的：
"对待个人主义，象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这样"铁面无私"，不惜把"心黑手辣、残酷无情"等最最丑陋的"贬义词"加在自己头上，也要对失败了且不再构成威胁的敌人穷追猛打。等真正的敌人打光了，没有了斗争对象时，就在自己的队伍里抓出几个人，冠以"阶级敌人"的头衔（如"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来打斗；最后居然把亲人也抓了出来。正所谓"干革命革到自己家里来了"。
那时中国人生活的首要主题就是"革命"和"阶级斗争"，也就是"中国人斗中国人"，并且斗争的手段花样翻新，极尽残酷无情，总之是尽可能极端的方式。就算阶级敌人（多数是持不同意见的人）被打倒了，不再对革命队伍构成任何威胁，也要把他"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革命本来是推进人类进步的运动，可如果"革命"本身毁灭了最基本的"人道"和"人性"，这样的革命就只有"名词"上的意义了。
不仅如此，连上世纪前期最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也写了"痛打落水狗"这篇杂文，供后世的中国学生学习朗读。他教导中国人把"敌人"（此人并非真个罪大恶极，仅仅因为他没和自己站在一边，有时仅仅是因为观点不同而已）当成一有机会就会咬人的狗，不能对他存有半点同情和幻想，即使对方落水了也要狠狠地痛打，就是成为"死狗"也不能放过。
鲁迅无疑是上世纪最最清醒的中国人之一，这从他的几篇小说，尤其是《药》可以得到证明。连他老人家也有这等极端的思想，就更不用说普通中国人了。鲁迅写得最多的作品是杂文，可文学价值最高的还是他的小说。很难想象《阿Q正传》、《祝福》、《故乡》、《药》和《白光》的作者，在后期居然把"丧家的资产阶级的乏走狗"这等充满人身攻击的字句作为他作品的题目。
我们那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就这样在心灵深处播下了仇恨和极端的种子。
（二）
童年时代已成为过去，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人应该成熟了许多，可实际情况怎样呢？
一是《象雷锋那样》这首歌仍在部分中小学校传唱，不同之处是和爱情歌曲一起唱。更多的情况是在唱完"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后，又跟着唱"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二是在"阶级敌人"作为一个集团势力被消灭后，公开的有组织的暴力复仇停止了，可地下的暴力和仇恨仍象深秋的野火一样逞燎原之势。帮派和黑势力挑起的血腥械斗使中华大地没有宁日。
去年在家乡的那个小县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血案。一个姓蔡的小流氓在商店买鞋时和店主发生口角，被旁人劝开了。按理此事不应酿成血案，因为蔡某和店主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争吵时没有造成经济或肉体的伤害；周围也没有蔡某的相识，不存在丢面子问题；至于口角时说的一些过头话也大可不必认真。可蔡某并不这样认为，他认定店主泼了他的面子，一瞬间就对店主怀有"深仇大恨"，并发誓要报仇雪恨。如果当时气头上这样想还情有可愿，问题是过了三天后蔡某依旧怒气冲冲，竟然串通了四个同伙实施复仇行动。他们在人流量最多的时刻拿着大砍刀闯进了这家鞋店，当众把店主砍翻在大街上。蔡某还不解恨，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挥刀砍断了已丧失抵抗力的店主的四肢，好象他俩有八代的血海深仇……
这个血案是国民极端和盲目仇恨的典型例子，因为此事原本不可能酿成仇恨的，更不可能发展为手段极端的报复行动。可仇恨和血案居然发生？
如果说此事是为数极少的社会滓渣所为，因为没有代表性也就没有说服力，那么上世纪九十代年上半期发生在某座大都市的一桩惨案就绝非偶然事件，因为惨案的制造者是德行应该为人表率的人民警察。
一个干警的妻子去找一位来自外地的锁匠配钥匙，锁匠不知道她是干警的妻子，就按例收了她五角钱（如果知道肯定不会收）。按理这个妻子不应怒火中烧：一则五角钱是个小数目，为这样的小钱生气不值得；二是锁匠并未多收她的钱；三是锁匠是街头小贩，属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不值得和这等人争闲气；可干警的妻子居然怒火中烧！她怒气冲冲地跑回家，在丈夫面前告了一个恶状。他丈夫是一个男人，应该不会为这等不上筷的小事象女人一样怒火中烧，可他老兄居然也怒火中烧，心想一个不起眼的他乡小贩竟然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配把钥匙也要给钱！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不晓得老子的厉害！他没有象蔡某那样等三天，而是马上把想法付诸行动，即刻喊来另外的三个干警，快速赶往现场，抓住那个锁匠一顿拳打脚踢，最后的战果是把锁匠活生生地给打死了！
一个德行应该为人表率的人民警察为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大动肝火，并采用如此极端的手段公报私仇，事件的前因后果不能不引人深思。
…………
（三）
中学时代看《世界历史》，看到了美国的南北战争，对这场战争的总体观点是歌颂和赞美，誉之为美国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北方得胜的美国人被描绘成正义的英雄；南方失败的美国人则是企图阻挡历史车轮应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牛鬼蛇神"。前几天又重新翻开《美国史》，不过是英语版的《美国史》，也就是美国人自己撰写的历史。众所周知，今天的美国政府仍是南北战争得胜的美国人的后辈，在撰写这段历史时自然会颂扬自己的祖先，同时贬损并攻击祖先的敌人。我翻到南北战争这一页，美国人对这段战争的评价竟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一是你很难看出哪一方是正义的哪一方是非正义的；二是南军总司令李将军被描写成一个德高望重用兵如神的绅士和军神，北军在战场上的行径则丑态百出；三是胜利者付出的代价和失败者一样大；四是这场战争的起因并不单纯是奴隶主挑起的以"废奴运动"为中心的战争，北方的战争动机也是大可怀疑的；五是这场战争并不是一段有利于美国进步的光辉历史，而是美国历史上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首，对美国的消极影响比"珍珠港事件"还要大……
看了美国人写的"南北战争史"，我终于明白自那以后美国本土为何没有再爆发一次自相残杀的内战。得胜的美国人正是以宽容博大的胸怀，善待那些失败了的政敌，消除了内战造成的心灵创伤和民族裂痕，重新恢复民族的团结。当失败者面对一个不停自责自省的胜利者时，他的自尊心就会较少受到刺伤，复仇的冲动也会很难唤起。如果胜利者不停地夸耀自己的胜利，嘲笑对手的失败，不明智地刺伤对手的自尊心，对手复仇的冲动就会一浪高过一浪，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并创造机会报仇雪恨。
中华民族的仇恨和极端心理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青少年时期看了很多武侠小说，报仇雪恨就象爱情一样成了这些小说的永恒主题。相比之下，美国最有影响的反映"南北战争"的巨著《GONE WITH WIND》（中文译为《飘》或《乱世佳人》）的主题就是不要仇恨和内战。和这一目标相适应，得胜的美国人把失败的对手描绘成可尊可敬的绅士；把自己贬损为灵魂卑微的投机政客……
一百年前的中国人在临死之前有立遗嘱的习惯，有头有脸的人立文字遗嘱；普通人也有口头遗嘱。遗嘱的内容不外乎两大主题：一是财产的分割与继承；二是谁是他的仇家，要后人记住这个仇家，把报仇雪恨作为后人生活的一大主题。后人因此陷入仇恨的痛苦之中，死时又把这个痛苦传给活着的下一代，如此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
盲目的仇恨和极端的情绪对中华民族的负面影响是无与伦比的：一是在中国这块本应该很文明很仁慈的土地上产生了人类世界最野蛮最残忍的折磨人的刑罚。二是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降低，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很难形成一股抗击外敌的合力，用"一盘散沙"来形容并不过分。这点可从近千年的中国历史找到佐证。自宋王朝以来，中国整体被外族奴役达四个世纪，半数以上沦为亡国奴近六个世纪。而奴役我们的外族在军力上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人口则是百分之一的悬殊比例。三是政体上容易产生极权体制，贵族政治的架构不是有限王权而是君主独裁，多数人的意见被漠视；平民政治则是戴着"民主"面具的暴民政治，少数人（尤其是社会精英）的权力得不到保障（如文化大革命）。
（四）
一个人的情绪一旦有极端倾向，就会产生固执的偏见。
近代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国家是日本和俄罗斯，但中国人最仇视的国家却是英国和美国。
对英国的仇恨情有可愿，因为这个国家率先用暴力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迫使当时自认为位于世界中心的"天朝大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让一向有着很强优越感的中国人丢尽了脸面。对美国的仇恨则更多源于民族的偏见。这个国家伤害中华民族的暴行比任何列强都少，没有割中国一寸土地也没有强迫中国赔款（庚子赔款返回中国办教育），相反在两次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站在中国一边（十九世纪末的列强瓜分中国危机和中日战争），中国的第一批新式学堂就是在美国的资助下建立的。可中国人对美国的反感大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大于象野兽一样撕裂凌辱中国的日本和恩将仇报的越南。同样的一件摩擦纠纷，发生在别的国家也许只被看成一个可以平心交涉的局部突发事件，发生在美国则会招致中华民族整体对抗情绪。中国人在现代发生了很多次反美示威游行，最大的一次是上世纪中期美国兵强暴中国学生的案件。那时美军刚刚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个别驻京美国大兵得意忘形，竟然违反军纪强暴了一名中国学生。尽管这几个兽兵受到美国军法处置，可大江南北的中国人还是走上街头，表达了仇恨美国等内心深处的呐喊，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教授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印尼的暴徒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轮奸了成百上千名华裔女子，中国人却没有上街游行。
有一天无意看到一则《魔鬼词典》，其中"英国"这一词的解释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省"，大意是讽刺英国唯美国的马首是瞻，两国将来有合二为一的迹象。众所周知，美国并未对英国施加任何经济军事压力，英国跟着美国走显然不是屈服于某种情势，而是两国的亲密程度已超越普通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两国之间有太多的共同之处。这种现象实在叫人难于理解，因为美国最先的宿敌就是英国。美国早先是英国的殖民地，十八世纪中期美国人在波士顿郊外的列克星敦打响了反英战争的第一枪，经过六年六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民族的独立。三十年后英国又再次侵入美国的首都，放火焚烧了总统府。战后美国政府只好在烧黑的墙壁上涂上一层白灰，才能让这座浴身战火的建筑物恢复办公效用，这就是"白宫"的由来。按理这两上国家的仇恨是无法调解的，就算勉强调解了也有诸多隔阂，不可能达到亲蜜无间的程度。今天的情况是两国亲蜜得就象是一个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只消看一下《美国史》就可找到答案。按常理美国人在描述独立战争时一定会采用史诗性的笔调，把这场战争描述成极尽美国人亮点和英国人暗点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可实际情况是美国人不但没丑化英国人，相反看完这段历史后读者仿佛觉得道理更多地站在英国一边……
英国率先撕裂了中国的肌体，对中国的伤害不容轻描淡写，但比起英国对美国的伤害，这种伤害可以成为永久的痛但不足以成为永久的恨。连英美之间的那种仇恨都可以化解广于无形，我们因何不能尝试彻底化解对英国的仇恨呢？
就算一个国家和民族真个成了我们不可调和的仇敌，我们也不能采取"一棒子打死"的态度。再恶劣的民族也有他们优势，打败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学习他们的优势，使其失去所长。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糟白地全盘否定他们，他们的长处就永远不会失去，我们就会永远处于被动地位。日本对中国的伤害是无与伦比的，但这个民族也有很多中国人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也是人口和国土大大小于中国的日本能够一再有能力伤害中国的原因。面对这样的敌人，我们除了在内心深处不忘国仇家恨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习他们的优势，汲取他们的长处，然后打败他们，最起码不再被他们伤害。如果我们采取极端的手段，对来自日本的一切全都怒目以视，最后的结果就会事与愿违。
在西方列强中，中国人映象最好的是法国，原因不是这个国家对中国友好，而是因为它经常和美国唱对台戏。其实这也是偏见在起作用，中国在进入关贸总协定以前，美国尽管提出了很多附加条件，但最终还是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使中国在对美贸易中每年都有几百个亿的顺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振兴。相比之下，法国则根本拒绝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除了英美两国外，能反映民族偏见的典型例子还有以色列和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以色列是中东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中东对中国人最友好的国家；伊拉克国民素质比犹太人低得多，草菅人命的暴君萨达姆则把中国当成他的三个主要敌人之一。中国人对这两个国家的态度如何呢？中国的主流媒体已经给予了从所周知的回答。
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被证明生命力最强，应该很成熟的中华民族，应该拥有平和冷静的心态，用不偏不倚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和今天的世界。偏见会使民族智慧屈从于民族情感，对一些有益中国文明的国家抱有根深蒂固的反感同时又对另一些无益中国进步的民族怀有莫名其妙的同情，都是民族心理不成熟的表现，会使中华民族偏离维护自身利益的正常轨道，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
需要特别强调一点的是：民族偏见并不单纯源于执政集团的有意引导，而更多是国民偏见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上有不少英明的执政者本身没有任何偏见，但他的行政措施却不可避免地受国民偏见的左右。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当外来的文明成果输入中国时，最先接纳的往往是上流社会，中下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则固执地排拒。人民群众总是占有数量上的优势，执政集团不可能长久并完全漠视他们的偏见，有时会暂时屈从于这种偏见，如慈禧太后任用义和团……
但愿中国人能从仇恨、极端和偏见中走出来，用一种明亮积极的心态去拥抱并享受新世纪的最新成果！
二00三年十二月八日
六、"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状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官本位"文化充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有位历史学家说：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一不是封建主义，二不是资本主义，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官僚主义"。他老兄的说法尽管有失偏颇，但官僚主义在中国确然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存的。
所谓"官本位"，是指这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声身价自然小，与官不相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如工程师相当于正科级；教授则相当于正县级……
中国的"官本位"文化起源于秦王朝。王朝的创始人赢政为了削弱地方势力，把权力集中到中央，在全国废除王侯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由皇帝直接任命各级官吏来治理整个国家。自此"官吏"就是权力的象征，权力能够带来财富和地位，因此官吏成为社会最尊贵的阶层。
"官本位"因为科举制度而走向兴盛。科举制度是专门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对象是全体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知识分子都应该是社会精英，当这个"精英集团"的最高目标是如何考官和如何当官时，"官本位"文化就主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科举制度起源于随王朝，定制于唐王朝，到宋王朝时才成为一种倍受尊重的制度。因此"官本位"文化在宋王朝时才由兴盛走向成熟。这个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靠武人策动的兵变当上皇帝的，为了防止又一次"陈桥式兵变"，赵匡胤大量任用文官，来限止武将的权力，同时扩大官吏数目，利用官吏的互相牵掣来防止某个将官集聚到可以威胁帝王的巨大权力。结果官吏的数量成倍膨胀。
"官本位"文化在明王朝时走向了极端。明王朝以前，社会价值除了以官来定位外，才能也能部分决定社会价值。一个人的音乐、绘画、书法才能，尤其是文学才能如果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即使他没有当官，依旧能够得到社会的部分尊重和认同，有些拒绝当官的隐士甚至于得到社会普遍的尊重。这种例外到了明王朝时就永远成为历史，开国皇帝朱元璋竟然野蛮且愚蠢到不准人当"隐士"，否则就要杀头！社会的各个细胞自此被"官僚主义"普遍并彻底地浸润。
"官本位"文化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应该随着封建帝制的消亡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或许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官本位"文化流恶难尽；或许是现代化革命不够彻底的原因，"官本位"的阴魂在现代中国无处不在，在近期还有泛滥成灾的趋势。
下面是"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状：
一、倒胃的称呼
"官本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体现在对人的称呼上。在美国，除了亲属专有称呼外，对人的称呼很简单，通常情况下只有表示性别标志的"先生"和"女士"两个。具备特殊技能的人也许有另外的尊称，如"教授"和"医生"，但用官职来称呼人的极为少见。如果你在大街上碰见布什总统，你不喊他"布什先生"而喊"布什总统"，布什不但感受不到尊敬相反会感受到揶揄。中国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官职的称呼被认为是最最礼貌也是被称呼者感受最好最好的。你在大街上撞见一位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如某某乡党委书记，你不喊他为"某书记"而直呼其名，如果你不属他管辖就是极大的不礼貌，如果属他管辖你就得倒大霉！更难以理解的还是下一种现象：两个同班同学毕业后分到一个单位工作，平时姓名相称惯了，如果其中的一个突然当了官，另一位马上得改口称他为"某某官"，否则对方不但不会把你当同学给予额外的照顾，相反会处处给你小鞋穿，直到把你整得改口为止。在这方面我是有切身教训的：我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调到另一个部门当局长，因为不属我的直管上司，就不存在给他的下属以不好先例的困惑，因此自作聪明地认为若改称他为"某局长"会有讽刺的嫌疑，于是见面时继续直呼其名。他老兄当然没有生气，只是莫名其妙地生了隔阂，尽量回避和我见面，昔时"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蜜友，现在一年也难得聚上一次。
如果你没有明确的行政职位，不能用官位来称呼，中国人一般也不直呼其名，多半是根据其职业选择一个与官有些许联系的称谓。如某某从事统计工作，就可称呼为"某会计"，会计虽不是官位，但中国的"会计"是一个权力很大与西方会计有天壤之别的职位（是假帐和虚高数字的知情人），是没有名位的"官"，称呼为"某会计"就是对其特殊身份的认同，比直呼其名感觉要好得多。
最让人倒胃口的还是"常委"称谓的兴起。近几年因为官职数目膨胀，有些官有特权的级别但没有明确的职位，如某某县列居"常委"且有头衔的副县级干部限定为X个副县长、副书记和各部部长，可副县级"常委"的实际数目却高于X个，于是没有县长、书记、部长头衔的"常委"的称谓就成了问题。直呼其名肯定不行，称呼为县长、书记、部长又名不符实，有"揶揄"的嫌疑。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直接用"常委"来称呼这些"官"，尽管这个称呼很不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听起来很别扭。"常委"的数目是有限定的，有时个别资历较浅的副县长没有进入"常委"，如果后来进入了，人们对他的称呼就由"某县长"变为"某常委"，以体现他升了官，这种现象由其令人困惑。
有些貌似尊贵的称呼听起来着实令人肉麻，令人不解的是部分听者居然把肉麻当有趣。
对官位称呼的偏爱在中国有悠远的历史，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要数王羲之和杜甫的称谓。王羲之是中国书法界的泰山北斗，时人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就试图在他的名字上罩上一层光环，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把他的名号和"官"联系起来，并且终于考证出王羲之作过"右军"官职，于是就把王羲之尊称为"王右军"。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尊称"，而是近乎侮辱性的贬称，因为大书法家的尊荣和当时的皇帝应该不相上下，可"右军"是一个没有品位的官。王羲之听后应该吹胡子瞪眼睛，可他没有，似乎很满意这一称谓；另一个例子是诗坛的泰山北斗杜甫，他的名号比王羲之还惨。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圣"，人们出于良好的动机竟然称呼他为"杜工部"，因为杜甫作的最大官职是"检校工部员外郎"，级别是副部长的编外助手。
二、"长文化"的病态蔓延
在所有的拍马屁称呼中，最令听者感到惬意就是被人称为"某某长"了。中国的"长"五花八门，大到首长部长小到村长组长，数得上名号的不下一百来个，并且还有加速度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称谓都企图和"长"联系起来。厕所管理员成了"所长"，一幢平民住宅楼新设了一位"楼栋长"……
掌方向盘的人一直被人称呼为"师傅"。"师傅"是一种尊称，不是一般人可以享用的，只有拥有专门技能的人才配享有这一称谓。当然我们在问路时也会称对方为"师傅"，无非是着意抬高他的身份，拍拍他的马屁，让他听上去受用，心情一好就会给我们指点正确的方向。一旦被尊称为"师傅"，就是对你能力的认同，可见称"司机"为"师傅"应该不会令听者不舒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事实也确然如此。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司机对"师傅"的称谓越来越不顺耳，因为"师傅"和"官"扯不上任何关系，在中国所有和"官"攀不上亲的称谓是谈不尊贵的。小车司机的不满尤为强烈，他们虽然是司机，可因为和"官"接触得多，更多地知晓"官"腐败内情的缘故，被"官"另眼相看，地位较先前有了飞跃式的提升。称呼必须和地位相适应，地位变了，称呼也得跟着变，"师傅"已不能表达小车司机的尊贵，有技能没权在中国是不上眼的。和这一变化相适应，一个全新的称谓在"官场"悄然兴起，这个称谓就是"司长"！
当"师傅"被改为"司长"时，中国的"长文化"已成病态蔓延的趋势，近乎泛滥成灾了。
三、无处不在的级别
"官本位"和"级别"是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封建王朝的"官"被分为九个"级别"，通称为"九品"（详情可参阅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七品县官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今天的"官"级别分得更细，大概有二十五个左右的级别。县官大致相当于九级，够不上七级。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事行政工作并有机会当政务官的，也不是每个有特权的位子都是行政职位。那些行政职位和政务官之外的特权空间，若要得到社会的认同最好也要和"官"连在一起。当然不能简单的称之为"某某官"，这样会使真正的"官"感到权利受到侵犯，他们可是得罪不得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用"级别"在特权空间和"官"搭上一道红线，把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如某某县一家规模最大承担主要税收的民营企业的经理，县政府就明确地规定其级别为"正科级"或"副县级"，这些经理对"副县级"多半是很感冒且很重视的，因为"副县级"比"经理"享有更多的特权，自然要尊贵得多。
先前的"级别"联系多半是"软性"的，除了在技术职称和官吏级别之间有硬性规定的联系外（中级职称相当于正科级，高级职称相当于正县级），很多级别联系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领域，政府并没有明文界定。到了九十年代，"级别联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延伸，很多先前存在于人们模糊意识中的"级别联系"得到了政府文件的认可，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连与"级别"风马牛不相及的宗教寺庙也挂上了"级别"的"彩带。
有一次去当地最有名气的一家道观看风景，兴之所致花上十元钱请道长算了一卦。道长说我命中福禄双全，将来要作大官。我说道长算的卦不准，因为我直到今天仍没有发迹的任何迹象，且我天性直率最不适合的就是当官。道长见我怀疑他的"刀笔利口"，竟然激动起来，说他是"副县级"道长，怎会算不准卦，并拿出县政府颁发的红头文件在我眼前炫耀式地晃悠。
给宗教场所规定"级别"的作法显然是不适当的，因为宗教的内赅是"众生平等"，而官吏级别恰恰是要制造众生的不平等，宗教场所也忌讳任何形式的红头文件。
四、接待的等级礼义
八十年代某地为了对外招商引资，派若干行政官员出国考察一个有意来中国投资的大型企业。令中方官员大为不满的是：如此重大的投资合作项目，对方竟然让几个熟悉该项目的专业人士接待陪同，并全权负责合资项目的谈判。企业总经理自始至终未露面，当地行政官员连影子也见不到一个。代表团的委屈是可以理解的，谈判级别相差如此大的悬殊，不了解外国国情的官员自然感到受了侮辱，至少是不受重视。其实代表团误解了对方，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员只是人民的真正"公仆"，没有任何特权，身价比专业人士要低得多，让专业人士接待中国人正是重视代表团的表现。好在那时官员的责任心还比较强，国家利益战胜了个人情感，没有一气之下和对方决裂，硬着头皮把谈判坚持到底。合作意向初步敲定后，参加谈判的专业人士和代表团一道来中国回访，中方派出最显赫的人物来隆重地欢迎外国专家，当地党政首脑全出席了接待仪式，豪华宴会和高级宾馆让外国人着实享受了一回（中国代表团在外国吃住全是自己买单，对方招待的一餐也是可怜的四菜一汤）。正式谈判时选定和外方合资的企业总裁竟然坐在末席，其余的出席者全是比他级别高得多的"官"。中方之所以不计前嫌，一方面是为了使来之不易的合资项目谈判成功；另一方面是为了间接的教导外国人"礼义"，同时展示"礼义之帮"的丰厚底蕴。此举的最后结果是弄巧成拙，外国专业人士竟然不知好歹，回去后向企业总裁作了负面报告，使已初步认定的投资项目功亏一篑。外方反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出席谈判的中国人全是外行，没一个懂技术的，和外行合作等于是拿钱打水漂；二是中方的接待过于铺张，看上去挥金如土，不具备创业者勤俭自律的基本品格，因此也不是理想的合资伙伴。
这种微妙的接待礼义在以后还有所发展，今天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上级去某地检查或随访，无论对方的招待如何慷慨，可对方的一把手若不出面陪同就被看成是最大的不礼貌。在中国，"官"的价值不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有时再多的钱也抵不上和某个大官合个影。
五、"知名度"背后的官影
在美国，近三分之一的中小学生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总统是谁，就更不用说"州长"等次一级的政务官了；可当地古往今来作出过特别贡献的科学家、艺术家的名字，学生却能如数家珍。由此可见，美国的知名人士不是政务官，而是对科学和艺术有特殊贡献的人。
中国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一天一位记者去一所乡镇初级中学采风，问了十个学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知道屈原吗？有九个学生回答说不知道；一个学生的回答是：屈原是解放前的人。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是谁？十个学生全给出了正确地答案。
每逢周末，我习惯一人去乡下远足，在田畔村头随便扯上一个老农闲聊。传统农民对自己的村庄总是很钟爱的，总喜欢夸耀自己村庄的"名气"，并列举出一串从他们村走出的有影响的人物加以佐证，这些人物在八十年代多半是大学生，九十年代主要是"官"，到了新世纪差不多全是"官"，说明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并没有淡化的迹象。农民是中国负担最重，待遇最不公正的阶层，对"官"的反感比任何阶层都要强烈；可他们仍希望自己的村庄多走出几个"官"，并把这些官用于装点村庄的门面，可见"官本位"文化在中国的根基是何等的深厚。
总之，中国的"知名度"是靠"官"来支撑的。一个人即使没有任何贡献，哪怕是个白痴，但只要作了"官"就有知名度，官大的知名度越大；一个人贡献再大，但只要没作官就难得有知名度，只有极少数例外（"明星"和金牌运动员）。这种现象在今天尤为突出。
六、等级式厚葬和墓志铭
中国人的墓葬在规模上有很大的悬殊，规模的大小与"官"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秦始皇兵马俑"举世闻名，号称"世界八大奇观"，但秦始皇兵马俑只是"始皇陵"的一小部分，整个始皇陵的规模在已知世界上一定是空前绝后的，工程的浩大将使"世界第一大奇观""埃及金字塔"大为逊色。好在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以及他们的后辈在这个星球上永远地消失了，埃及的新主人（从中东迁入的阿拉伯人）并没有继承古埃及人"厚葬"的陋习；可秦始皇的后辈则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把"等级式厚葬"的"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发扬光大。
等级式厚葬的古风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毛泽东时代一度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时的官是不允许占据大面积墓地的，且不允许在墓碑和棺木上花大钱，不论多大的官一律火葬，一律用价格不高的普通骨灰盒，官的大小只在追悼会的规模上体现出来。遗憾的是：老人家创制的这一善政后来被不同程度地"改革"了，各级官吏开始占据远远超出棺木面积的墓地，并在墓碑上大把大把地花钱，花上十万百万的绝不是个别现象。官大的墓碑一定大，不但大而且装饰华丽。火葬虽仍严格地执行，但骨灰盒的档次开始体现官吏的等级，平民的骨灰盒一般只花几十元，官的骨灰盒则要花大钱，从几千元一万元到几十万元。有些官光有昂贵骨灰盒还不够，还要在外面套上一个价格更高的稀有棺木……
我真不明白把骨灰盛在昂贵的骨灰盒里有何益处，因为昂贵的骨灰盒多半是玉石做的，玉石的特征是坚硬致密。中国有相当多的官很迷信，相信并希望死后灵魂能够飞升。灵魂飞升的难易与骨灰盒的价格绝对成反比，普通的木质骨灰盒最利于灵魂的飞升，坚硬致密的玉石骨灰盒最不利于灵魂的飞升，若在外面套上一层棺木飞升就更难？！
在西方文明的国度，人死后都葬在教堂里，每个上帝的子民都占据同样大小的墓地和一样大小质料的墓碑，小到乞丐大到总统，墓葬的规模都是一样的。
中国的"官本位"文化还体现在墓志铭上，每个官的墓碑上刻写的都是他（她）曾经当过的官职，认为这是他最大的荣耀和成就，至于对人类文明进步真正有价值的贡献则只字不提。如果一个大官写过一本很有份量的畅销书，他的后辈绝不会作为最主要的成就刻在墓志铭上。
美国的开国元勋，第三、四任总统杰斐逊的墓志铭上只写有三行字：
"弗吉尼亚法案的制订者。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
杰斐逊当过的所有大官，从国务卿到总统则只字未提，因为他和他的后辈都认为上面的三件事恩泽后世，其正面影响可以延续几个世纪，是杰斐逊最最值得纪念的成就。官职的影响则人走茶凉。一度征服了整个欧洲的军神拿破仑在他政治生涯的顶盛时期，曾志得意满地列出了自己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排在第一也是拿破仑最最自豪的成果竟然是主持编篡《拿破仑法典》，而不是令整个世界目瞪口呆的伟大胜利。《拿破仑法典》的影响是久远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是法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战役的胜利则是暂时的，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也很难说是正面的。
七、平民的矛盾价值观
新中国的中国人只经历了一次大饥荒，可我的家乡却经历了两次，第二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原因是我们公社（相当于现在的镇辖管理区，不超过一万人）书记又一次搞"浮夸风"，使我这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尝够了野菜和树皮的滋味。当村民发现周围的人都在吃米饭时，他们对某书记的痛恨无以复加，一有空就背地里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他，巴不得他现世报早一天恶死。"天意从来高难问"，某书记不但没有得报应，相反还升了官进了城。按理村民对他的痛恨不会减轻，因为某书记升官后仍没有为家乡作一件好事，可村民对他的恨竟然一天天忘怀了，几年后不再背地里诅咒他，甚至开始说他的好话，说他有"板眼"有能力，天生就是当大官的料（在村民眼中县官就是大官），前年最大的旺族"系谱"时还千方百计地请他回来捧场"作秀"……
中国的老百姓最恨的是"官"，可他们心底最佩服的也是"官"，如此矛盾的价值观正是"官本位"文化的千年杰作。难怪贪官们刮地三尺时并不在乎百姓戳脊梁骨骂他们的娘，只是一门心思向上爬，因为升了官百姓就会认同他们，就会忘记他们昔日的恶。
八、政务官的攀高身价
八十年代上半期，我毕业后分到一所乡镇卫生院工作。有一天镇委书记来看病，象普通病人一样自己排队掏钱挂号买药，院长只上前和他握了一下手就走开忙自己的事去了，医生护士则连场面上的寒喧也没有，镇委书记也没有露出一点不快的脸色，因为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前年我去这所卫生院检查工作，不巧镇委书记患了感冒，豪华小轿车在门诊楼前刚停下，正副院长全上去热情地迎接他，然后院长在前面带路，三个副院长在后面陪同，引导书记免费作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完毕后又把他引进一间专门为他装璜的豪华病房（平时锁上门），把全院最年轻漂亮的护士调来作书记的专职护理，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服务……
去年的秋天我专程去拜访一位二十多年未见在家务农的儿时旧友，原意是想告慰日渐浓烈的田园情和亲切感，找回日渐远去的率直和纯真，凡是看过鲁讯小说《故乡》的人都能理解这份情愫。他老兄看到我后，那股高兴劲就不用提了，一边招呼妻子杀鸡做饭；一边喊来了作邻居的村长，介绍说作家（其实我只是个医生，闲得无聊时写了几本书，和作家相距十万八千里）来他们村体验生活了。村长寒喧了一阵后，把摩托的引擎发动了。一个小时后，一辆小车在门口停了下来，来了几位乡干部……
类似的现象在今天已是司空见惯了，"官"成了装璜门面的"花瓶"和体现最高礼义的"神祗"，凡是有点"彩头"的场合都少不了请"官"来捧场。无论这些场合离行政多么遥远，内容和行政多么不相干，哪怕是一座新寺庙或宗族祠堂的落成，政务官还是被想方设法地请了来，否则就够不上档次，就会较少被人注目。
政务官的身价在近十年无疑是一天天地攀高，都快高过庙里的神祗了。邓小平老人家一再告诫中国人不要人为"造神"，可"神"仍在加速度地制造出来。
九、大学生择业倾向的变化
八十年代，综合性大学毕业的"通才"学生最热衷的去向是大企业、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等文化底蕴厚技术含量较高的岗位，因为那些岗位能提供更多的机会发挥他们的专长，有更多的机会提升他们的学术和能力。今天大学生的择业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热门职业不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尤其是企业，除了最后实在找不到去向外，大学生一般不会注意它。今天大学生的第一选择大多是政府机构，那里除了提供稳定的收入、最好的福利和担当最小的风险外，还有机会当官，"官"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
国家一年一度的公务员考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与其中。没有参考的不是对政府机构没有兴趣，而是有较好的就业背景或对能否考上缺乏信心，没有背景且对考试有信心的学生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一旦考上了公务员，就不用担心饭碗了，官场的大门还对他敞开着。公务员虽不是官，却是现阶段平民学生通向官场的唯一途径。只要他不犯大错，尤其是不要有"个性"，若干年后都能升个大大小小的"官"。日本每年也有很多大学生报告公务员，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高收入，而是基于爱国等人性中较为高贵的情操。因为日本公务员是真正的"公仆"，"实际"收入只有中等水准，且很难升官，日本公务员和政务官有两个不同的升迁体系。
我就读的是一所国家级重点大学，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位导师后来离职报考另一所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修完三年的学业后没有回到母校继续任教，而是想千方设百计在市政府谋到了一个职位。前年他来看我，坐骑是一辆豪华小轿车，身后还跟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小蜜"。看来老师当初的选择是对的，他若在校执教只能骑自行车上下班，更不用说有小蜜丰富生活了。大学生希望进入政府机构其实怪不了他们，而是"官本位"文化在中国的负性效应。如果我是今天的大学生，说不准也会去报考公务员。
十、"挤进去分一杯羹"的大众心理
中国最具戏剧性的景象是：平民百姓经常义愤填膺地骂官，可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希望成为官场的一员。他们骂官很少是出于正义感或忧国忧民，多半是情绪的喧泄和心理不平衡的表现。这是中国特有的怪现象，骂人者希望成为被骂者，也许只有"官本位"文化才会结出这样的果实。正经女人爱骂妓女，可她们都不希望自己成为妓女。只有"官"才是中国人又骂又恨又爱的角色。你别看某人骂官骂得有根有据头头是道，可如果让他来顶替被骂的官，他会兴奋得大大地跳起高来。笔者没有当官的愿望，可原因不是对官没有兴趣而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当官。如果命运把一个较大的官帽子（一个县长就足够了）扣在我头上，我一样会自不量力地跃跃欲试，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国人，一样是"官本位"文化的中毒者。
平民百姓一方面恨官骂官，一方面又热切地希望挤进官场分一杯羹。
…………
综上所述：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官本位"文化在中国遗害至深，阴魂不散，其阴影在今天还有加重加深的趋势。"官本位"文化与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文明进步不能并存，要想彻底现代化就必须彻底根除"官本位"文化。
"官本位"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强大深厚的影响力，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官吏享有的特权太多，过着比普通公民舒适得多的生活。如果把那些不应该享有的与公务无关的特权取消，官场就不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平民百姓也不会一边骂官一边想当官。"官本位"文化也会真个地正成为历史。
体制是"官本位"文化的护身符，根除"官本位"文化必须从体制着手！
一个有良心和责任心的中国人，应该对"官本位"文化引起高度的警惕！
二０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七、中国人心底的毛泽东情结
"毛泽东情结"这个名字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或许有点陌生，但听者很容易理解这个词的内涵，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拥有这一情结。
每逢乘小车外出，无论是进口车还是国产车，都能在挡风玻璃位置看到悬挂着的毛泽东画像。司机说毛泽东画像能镇邪，挂上他行车较为安全。
经常听见年长的国人发泄对现社会的不满，发泄完后常常要补充一句："还是主席的时代好"。
美国佬的导弹炸了南斯拉夫的中国使馆，国人在义愤填膺之余，忍不住在心里嘀咕："若是毛泽东在位，美国佬敢吗？"
…………
毛泽东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一个出生于穷乡僻壤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民的儿子，能够统领群雄逐鹿中原，沿途推毁所有的抵抗，成为六亿中国人的主人，这件事实本身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毛泽东的超群能力。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是变幻莫测的，由一系列"运动"组成的一连串一反常态的变化构成毛泽东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中国是一个崇尚宁静不尚变化的农业国，毛泽东的政治活动打乱了中国几千年静态保守的思维定式，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并在中国人心中打下了持久深厚的烙印。
诚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没有哪一位政治领袖对中国的影响能和毛泽东相比。尽管这种影响有正面的和负面的。整整一代中国人都在毛泽东的鼻息下思想和生活，思想行为和命运完全不受毛泽东影响的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存在的。不仅在毛泽东在世时如此，就是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二十八年，相当多的中国人血管里仍流淌着毛泽东的"余音"……
毛泽东在世时中国人把他誉为"红太阳"，如果这个比喻成立的话，红太阳的政治生涯可以分为前后两段。一九五六年前的毛泽东是初升的红太阳，五彩的红霞象征毛泽东多姿多彩的政治生活，不断上升的一轮红日为中国人带来温暖和光明。一九五六年后的毛泽东则是夏日正午的太阳，每个中国人都得忍受红太阳在激动时放射出的炽热灼人的光线的炙烤。
毛泽东改变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生活，对中华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作为一个空前绝后曾被誉为红太阳的领袖人物，毛泽东的功绩是无人可及的；和战争年代毛泽东创立的光芒万丈的武功相比，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犯下的错误也是无人能及的。象五七反右，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领袖人物绝不应该犯下的错误，毛泽东都一一犯下了，并对中华文明造成了难以磨灭的负面影响。
今天的中国人绝大部分是一九五六之后才有记忆和思想的，他们经历的不是红太阳的上升时期而是毛泽东的晚期，体验到的不是旭日的瑰丽红霞而是正午夏日的无情炙烤，按常理不应该一往情深地怀念毛泽东的，更不应该产生社会性的"毛泽东情结"，可毛泽东情结居然产生，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是下面几方面的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现存的社会问题使中国人怀念并呼唤毛泽东。
贪污腐败、贫富悬殊和黑社会猖厥是现代社会的三大问题。
毛泽东时代的最显著特征是廉洁、平均和秩序。
腐败、不均和黑社会是今天的中国执政者最为头痛虽经多方努力治理仍无显著效果的社会问题；这三大问题毛泽东却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贪污腐败在今天的中国已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贪污的数目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不是发展中国家能够承受的。一个不太富裕县份的县委书记居然在三年一把手的任期内积敛了一千四百万元的不明资产（广西玉林李乘龙），如果包括挥霍掉和向上行贿的款项应该不下三千万！这样的县委书记居然还升了官（上调到玉林市任副专员）？！安徽亳州的一个县委书记在新上任的那一天，居然在县城举行只有国家元首才可举行的阅兵式，站在敞篷车上接受一千多名武装干警的夹道欢迎。这样大的越级越权事件居然在三年多的时间内未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并且照样升了官……
毛泽东时代虽然也有贪官，如刘青山、张子善之流，但贪污的数目和今天的贪官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并且很快受到毫不留情的赝惩（二人被判死刑，毛泽东没有因为他们是功臣而"特赦"他们）。当贪污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反贪反腐越反越腐时，国民就会呼唤毛泽东。他们不知道文明世界有一种更为科学理性的政治体制能够从根子上消灭贪污，只好求助于毛泽东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
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相对平均的社会，国民收入拉开的距离不大，一富俱富，一贫共贫。那时尽管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饿死了上千万人，国民仍没有作乱和聚众向政府要饭吃的倾向。因为那时几乎没有富人，全国人都在不同程度地挨饿。今天的中国人虽然吃饱了肚子，但内心的不平反而比挨饿时增长了许多，原因是社会的贫富悬殊在一天天拉大，远远超过了联合国界定的安全警戒线。当农民的孩子因为没有钱大批失学时，百万、千万和亿万富翁正以几何级数增长，并在显耀的场合一掷千金炫耀他们的富贵逼人。尤其是当平民发现那些富人的巨额收入不是靠勤劳和智慧挣来的，多半是非法收入时，平民的不满和不平上升到了顶点。
黑社会在今天的中国已经猖厥到这样的地步，几乎每个公民都能感受到它的危害。东北的一个帮派头目在过生日时，绝大多数的政府官员都前去送礼，负责社会治安的警察局长居然负责为他收受并登记礼金……毛泽东时代是没有黑社会的，地痞流氓要么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要么被送往监狱和刑场。那时的社会秩序空前安定，一个镇只有一个负责治安的"特派员"，在公众场合打架斗殴的行为极为少见。今天一个镇的警察膨胀到几十个，可暴力伤害随处可见。原因自然是司法腐败，有些地方的警察不管治安只管要钱；有的甚至警匪合流，警察流氓联起手来坑害守法公民。
上述的现象形成了三个鲜明的对比，使中国人越来越怀念毛泽东，越来越呼唤毛泽东。
二、主流媒体的片面宣传不切实际地神化了毛泽东。
毛泽东的伟大是无庸置疑的，但伟人并非没有缺点，他一样会犯错误，如果他的权力不受限制，他甚至会犯下令国家民族不胜负荷的重大错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是极权体制，毛泽东的意志几乎无人能够违抗，否则就会被"批倒批臭"，所以那时毛泽东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正是在这种无限权力的鼓舞下，毛泽东犯下了今天的国家元首不可能犯下的错误。如人口政策的失误，使后世的中国得背负百年以上的历史包袱；五七反右，使本来就不充分的国家智力受到重大伤害；总路线大跃进，把全体国民推向歇斯底里的非理性状态，主流媒体报道的粮食亩产量居然达到了十多万斤；文化大革命，竟然号召中国人分成你死我活的两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理性和文化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
毛泽东的这些错误，后世的中国人不应该回避。只有客观勇敢地面对这些错误，我们才能够从中汲取教训，警惕以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伟大的邓小平政府就是这样做的。八十年代前半期，遍及全国的毛泽东雕像和"语录碑"（这使人想起今天的北朝鲜）被拉倒了，毛泽东在中国人心目中从高不可及的神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造神运动"在那个时期似乎永远地成为历史。可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我国的主流媒体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造神运动"，再现毛泽东战争年代"丰功伟绩"的电影和电视剧一部接一部地被制作出来，从《三大战役》、《大决战》到《长征》，毛泽东在国人心中又成了战无不胜的英雄和军神；可再现毛泽东后期失误的影片一部也没有。当媒体只宣扬一个人的优势和闭口不谈他的劣势时，这个人就很快地被神化了。
三、世纪末的自然灾害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
改革开放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采伐，大自然的承受力终于达到了极限，并在二十世纪末实施它的连环报复。一连串的水旱蝗灾在中华大地交替施展大自然的淫威，八八年百年未遇的旱灾和九八年百年未遇的洪水给中国人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尤其是近几年特大洪涝过后的大面积干旱，对农作物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如果不是毛泽东时代修建的水利工程给农业送去急需的生命之水，使农作物保住了大部分的收成，大面积的饥荒并非只是冬天才会发生的故事。
当中国人在炎炎烈日之下目睹着一条条灌溉渠把生命之水送到干涸的农田时，他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毛泽东。无论他们先前对毛泽东的印象如何，这时都会无一例外地感念毛泽东！水库渠道流淌的生命之水洗净了毛泽东身上的任何污点，使老人家的形象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国民的健忘症和国际知识的缺乏是产生"毛泽东情结"的最根本原因
"毛泽东情结"是国民认识上的误区，误区的产生基于国民的健忘症和国际知识的缺乏。
我出生于六十年代中期，在七十年代初期开始有自我意识。从我记事的那一天起，印象最深的就是难以忍受的饥饿寒冷和生活必需品的奇缺。那时正值毛泽东时代晚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农民连肥皂、火柴、染料也买不到，就更不用说食糖和布料了。农民只好重新把火镰找出来敲石取火；用草木灰和一种青草混合成泥浆状给织成的土布着色；用砸碎的皂角代替肥皂洗衣服……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对这段历史没有印象，如果想获得那个时代的真实图景，不妨去邻近的北朝鲜看看，今天的北朝鲜和七十年代的中国差不多。那时的中国差不多已倒退到原始状态，在这样的社会生活的人是难得有舒服和幸福感受的，年龄比我大的国民应该有更为生动深刻的记忆，如果有记忆就不会产生"毛泽东情结"，可"毛泽东情结"在比我年长的中国人中也有很大的市场，这是国民的健忘症在起作用。
毛泽东在惩治贪污腐败，消除贫富悬殊和打黄扫黑方面确然取得了今天的中国人不易超越的政绩，但在世界范围内比较起来他并非作得最好的人物。世界上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从体制上铲除了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今天的欧美发达国家在消除贫困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每年要为社会下层的国民支付巨额的福利开支，这个数目有时甚至达到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
毛泽东时代并非没有腐败，只是腐败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今天主要表现为经济腐败，那时更多地表现为政治腐败。官吏滥用职权的现象随处可见，在"阶级斗争"中打死人只是小事一桩，绝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一个小小大队书记（相当于今天的村委书记）的权力和土皇帝差不多，居然掌握着全大队成年人的人身自由权和部分生命权，没有他的允许谁也不能离开他所在的大队，连招工进城也得他们点头才成！下乡的知识青年对此有较为深刻的印象。一个生产队长（相当于现在的小组组长）也可利用派工的方便，恣意占有和侮辱别人的妻子而不受惩罚……
毛泽东时代虽然没有黑社会和黑势力，但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却从未停息过，最为突出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全体国民被毛泽东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并人为地划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进行明火执仗的械斗，连火炮和机关枪也在和平时期的内斗中派上了用场。
美国并非只在南斯拉夫炸过中国的大使馆，他们在毛泽东时代也曾向越南的中国大使馆投过炸弹。但毛泽东也没有正式向美国宣战，那时中国介入朝战和越战都是以志愿军的名义，不是政府行为。那时的中国也没有向美国本土投过一枚炸弹。今天的中国周边国家没有一个和美国处于战争状态，不能象毛泽东那样在毗邻的国土上对美国佬实施报复行动，所以也不能说今天的中国政府比毛泽东软弱。
就是那些光芒万丈的水利工程，也不能归功于毛泽东一人，不能说只有毛泽东才会修水利。任何人民的政府都会建设自己的国家，这些建设包括水利和各项公益工程。各界政府对建设的项目各有侧重，毛泽东钟情于水利工程，今天的中国政府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把今天的中国公路和毛泽东时期的公路相比，水利工程就不只是毛泽东才会制造的"亮点"了。
…………
综上所述，"毛泽东情结"是国民认识上的误区，是一种有倒退倾向的社会思潮，是国民对现社会不满的曲折心理反映。
"毛泽东情结"并非紧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产生，只是近十年才在国民心中植根并迅速蔓延的一种社会思潮。八十年代上中期，国民对毛泽东并无太多的好感，那时八亿农民最爱戴的领袖是邓小平，因为邓小平让农民真正走出了饥饿和寒冷。八十年代初期全国各地推倒代表"偶像崇拜"的毛泽东雕像和"语录碑"（雕刻有毛主席指示的混泥土建筑物）时，国民没有半点抱怨和不舍的情绪，因为那时国民对毛泽东时代的饥饿还记忆忧新，对邓小平政府带给他们的丰衣足食也感触至深，加上那时的腐败也不严重，所以毛泽东在国民心中没有市场。
"毛泽东情结"容易主宰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心灵。老年人的"毛泽东情结"是"怀旧"和渴望安定的心理折射；年轻人的"毛泽东情结"是基于"偶像崇拜"，因为他们不了解毛泽东，他们心中的毛泽东只能影视屏幕上那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伫立昆仑山顶"欲与天公试比高"，经过高度美化的神话式的英雄，不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毛泽东。
"毛泽东情结"基于国民对现社会的不满，并非是真个憧憬毛泽东时代。如果让他们回到连肥皂火柴都买不到且吃不饱肚子的岁月，他们要不了几天就会受不了。今天的北朝鲜和毛泽东时代如出一辙，让吃饱穿暖的中国人去做几天北朝鲜人，他们能不跑回中国吗？
和毛泽东时代相比，无论今天的中国政治有多少失误，也无论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多少的不如意，今天的中国毕竟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要进步一些。解决现存社会问题的良方不是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是借鉴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建立一套尽可能科学理性的体制来"净化"中国，把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绝不能走回头路。
二０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八、中国人的仇外情结
（一）
中国人的仇外心理是由来已久的。远至一百年前死人千万的义和团运动，近至两个月前的赵燕事件；中国人对外国(尤其是西洋文明国家)的仇恨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在人类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正在努力融入世界文明大潮的中国理应有更多的国际思维和较少的狭隘民族意识；可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月前的赵燕事件虽然没有一百年前的义和团事件那样酿成广大而深远的社会灾难；但事件的性质并无太大的区别。
这里有必要对义和团事件作一简要回顾：
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中国农民的处境异常悲惨，尽管他们的苦难主要是腐败透顶的清政府造成的，可当外国人和外国资本这一前所未有的事物进入他们的生活，加上权力人物的有意识误导，他们直觉地认为他们的灾难是外国人造成的，并因此滋生出强烈仇恨外国人的心理。原因似乎很简单：先前没有外国人时他们的生活好象过得很好(清政府的腐败在加剧，国人的生活自然会每况俞下)；现在有了外国人他们才生不如死，不是外国人在捣鬼才怪!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中国农民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非理性暴力团伙，并很快汇聚成一个足以能够翻天覆地的非理性暴力集团。暴力的矛头直指外国人和与外国人有关的一切人和事。他们最热衷的活动就是烧教堂、杀洋人、杀中国教士。不但杀有可能作恶的外国人，连根本没有能力作恶的外国人的家属(老弱妇孺)也一律格杀无论。那一年的五月，中国的最高权力人物慈禧太后因为外国人阻挠她毁掉"末路英雄"光绪皇帝的缘故，竟异想天开地利用义和团的暴力来对付外国人。义和团的大运来了，不过这样的大运往往是大灾的前奏。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义和团开进北京，把屠刀对准任何一个能抓到的外国人。当没有外国人可杀时，就杀中国基督教徒和为外国人做事的中国人。当和外国人有关系的中国人杀光时，再屠杀使用外国货物的所有中国人，结果戴西洋眼睛，打洋伞，穿西服和蓄短发的中国人倾刻淹没在腥风血雨之中。最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维新志士____---中国最最宝贵的财富，竟被义和团的暴民屠杀一空，因为这些人竟然企图引进外国人的民主和法治(民主和法治恰恰是保护平民百性的两样法宝，义和团从理性上应该喜欢这两样东西，遗憾的是暴民往往最没有理性)!这才是中国最大的损失!慈禧太后当初只杀了六人，和义和团相比着实太仁慈了。奇怪的是：慈禧太后因为杀了六个维新党被后世的史学家千万次地骂了个狗血淋头；可义可团屠杀了成百上千的维新党竟然没挨史学家一句谩骂。历史在执行双重标准时着实让人感受不到滑稽成份，最突出的感受是沉重和窒息。
接下来回顾一下赵燕事件：
二00四年七月，从事健身器材生意的赵燕于12日持B1／B2签证到华盛顿、费城洽谈生意。工作结束后，她于21日参加了从纽约市出发的"尼亚加拉瀑布两天一夜游"旅行团。赵燕说，旅游团抵达瀑布区后，她和另外两位女团员黄宁和谢芳步行到距离下榻旅馆仅10分钟路程的彩虹桥，准备多拍几张照片留念。她说，那时她们纯粹是因为桥附近的小白屋里透着灯光，才好奇地探头看。当时只看见有一名警察，地上还躺着一个黑人。警察摆手让她们过去。同伴问："警察是不是让我们过去帮忙？"就在这一刹那间，几名执法人员冲出屋外，另外两位女团员很快跑离现场，但赵燕并没有转身跑走。她说，"我又没做错事，为什么要跑掉？而且转身跑是很危险的"。她伤心地说，"没想到就这样，我遭到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的暴力对待。"
赵燕回忆说："警察先是拿胡椒水喷我的眼睛，然后就揪我的头发。我下意识地蹲下，他就开始用皮鞋踢我。这时又来了三四个警察，他们同时都用脚踢我。他们把我踢倒后，再把我的手背过去用手铐铐上，推进一个小房间。当时我真觉得实在受不了了，要死了。我的鼻子被踢出了血，眼睛很痛，什么也看不见，内衣也被人家解开了。我的英文不好，可是也尽量说明我的游客身分，要求他们找中文翻译，可是没人理我。"在律师事务所里，赵燕双眼因胡椒水仍红肿不堪，不时有泪水流出，在诉说事发经过时泣不成声，已分不清是眼伤还是心酸的泪水。
赵燕继续回忆说："后来，一名女警察看我实在可怜，就用水帮我洗眼睛，连脖子上都是胡椒水，连续冲洗后才稍有缓解。"赵燕说，"他们狠命地打我、踢我，我的手机、相机全被摔坏了。我不断告诉他们，我的手包里有护照、签证和机票，这时其中一人看了护照，才发现是'一场误会'。后来看情况实在严重，他们才把医生叫来，把我送到医院。"
23日，赵燕在当地朋友的协助下来到纽约"罗斯—李根律师事务所"，委托李根律师全权代理此案，状告"联邦政府雇员对无辜平民施暴"。李根对媒介表示，案件的取证工作已在当天完成，带头野蛮殴打中国公民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罗伯特•洛德斯23日已在水牛城的纽约西区联邦法庭被控一项刑事攻击他人罪。虽然法庭允许他以5万美元保释，但在被检控期间职务被冻结，并禁止使用武器。
李根律师表示，赵燕当时是在允许一般游客拍照留念的地方被警员逮捕，当地没有任何警示限制游客行动。李根说，不论民事诉讼可以拿到多少的赔偿金，也无法抹平赵燕心灵的创伤。李根建议索赔金额500万美元，以弥补赵燕遭受的巨大身心创伤。
案件发生后，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崔爱民23日下午代表总领事刘碧伟前往探视遭到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殴伤的赵燕。总领馆侨务组长唐立说，赵燕的伤势，连为她拍照存证的领馆官员都看了吃惊和心痛。中方已正式向美国国务院边境事务局发出照会，表示对此案严重关切，要求彻底调查事情的始末，严惩应该负责的人员。
赵燕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宣传媒体竞相抓住这个足以煽动国民仇外情绪的新闻热点，连篇累牍地报道了赵燕事件的经过，末尾自然要附上一长篇质疑并攻击美国且带有浓烈火药味的评论。有关事件经过的报道越来越离谱，失实的成分也越来越多，沿着美化赵燕和丑化美国的轨道加速度地向下滑。赵燕也在一夜之间成为焦点人物，有关她的"英雄"身世和创业奇迹被无聊文人一个又一个地炮制出来。
因为中国的政治日趋成熟和理性，赵燕事件只是在主流媒体上炒作得很火爆，没有酿成实质性的仇外风暴，说明今天的中国较之一百年前的中国还是要进步一些，尽管前进的步子不能令人满意。
中国人的仇外情结除了在义和团式的直接暴力对抗中表露无遗外，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外交上经常采取自伤性的强硬姿态。一个国家的外交活动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理性的外交就是以维护和拓展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外交上采取什么姿态，对外强硬或软弱都不能离开这个核心，个人的情感好恶在外交上所占的比重越小，国家民族的利益就越大。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在离任前的告别晚会上，就曾谆谆告诫美国人民不要因为自己的好恶而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不要对某些国家产生著名其妙的好感同时又对另一些国家保持根深蒂固的憎恶；美国的利益永远高于个人感情。后世的美国政治家忠实地遵守华盛顿的告诫，使美国受益匪浅，在历次外交活动中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中国人基于情感上仇外的动因，在外交活动中经常偏离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这个中心，不管自己的实力如何，也不管自己有理没理，在外交上经常不明智地采取强硬姿态。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对外强硬似乎就是"爱国"。其实强硬外交不一定就是爱国，有时甚至是害国害民。如果我们的实力足够强大，如果我们站在正义的一边，世界大多数国家也站在我们这边，我们的对象又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象小越南一样忘恩负义时，对外强硬是必要且有利的。但如果我们站在弱小的一边，对方又不那么咄咄逼人，我们还有回旋余地时，对外强硬就不是一个可取的方式，因为强硬的结果不但讨不回公正和损失，相反会使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就象一只兔子因为饿狼对它作了一个不友好的表情，就沉不住气冲上去搧饿狼一耳光一样。如果某个富强的大国在主流上对我们友好，只在细节问题上和我们有分歧，并且真正有帮助我们的意愿时，我们因为细节上的分歧采取强硬不合作的姿态，最终受损害的还是我们自己。如果强硬的代价是更大的损失，这样的强硬就是自伤性的，是不可取的。我们都知道日本和德国，他们如在战败后采取玉石俱焚式的强硬姿态，这两个民族就会灭亡。日耳曼人和大和民族是理性且明智的，他们在大敌泰山压顶时选择了软弱，结果保全了自己的民族，留下了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并在半个世纪后成为远远超过战胜国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和实力大国。中国在历史上就曾因为强硬外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蒙古大军攻陷了偏安一隅的南宋首都杭州时，逃往更南的南宋流亡政府向蒙古大军乞和，蒙古答应了，并派出使节去南方洽谈和平休战的具体方案，可南宋的"爱国将领"竟然在中途把蒙古使节杀掉了。结果蒙古被大大地激怒了，得胜的大军象盛怒的狮子一样挥刀南征，把剩余的中国领土淹没在腥风血雨之中，整个中华民族成为蒙古的亡国奴。
（二）
中国人的仇外情结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近代史时期的屈辱外交和民族优越感的丧失是中国人仇外心理产生的原动力。
第一次中英战争(中国人称之为鸦片战争)以前，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天朝大国。这个国家理所当然地位于世界的中心，周围环绕着小国寡民式未开化野蛮民族(中国人称之为夷狄)。这些"野人国"的文明程度比中国低得多，争着向中国进贡，为竞争进贡资格相互间争斗得头破血流，获得向中国的进贡资格是各国的最高荣誉。基于这个民族认识上的误区，中国人对世界上的其它民族拥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主人面对仆人式的优越感，甚至不承认世界上有其它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在十三世纪的元帝国以前，中国确然是地球上难以超越的庞然大物，国人的优越感是可以理解的。可自元帝国以后，当欧洲各国因机制更新大踏步前进时，中国则因机制衰老而大踏步后退，结果很快落在欧美发达国家后面。尽管中国事实上不再是世界各国的领袖，可中国人依旧在心理上"领袖"如故，对世界各国抱有的优越感如故。
中国人对其它民族的优越感可以从早期臣民对外国的崎形认识中得到佐证：
十九世纪初期，中国人心目中的外国人是十足的野蛮人物。这些人居然成人之后还以动物奶水为主食，象深山里的野人一样茹毛饮血!牛奶不容易消化，长期食用会在肠胃郁结腐败，结果外国人的口味奇臭难闻。因此每个外国人身上都备有必不可少的两样东西：一是"大黄"，一是"茶叶"。大黄清洁肠胃，茶叶掩盖"口臭"。大黄和茶叶只有中国出产(事实并非如此)，外国人必须与中国通商才能获取这两样东西，因此中国是外国人的"活命父母"。如果中国断绝对外贸易，外国人就得不到茶叶和大黄，就只有死翘翘。因此中国经常用断绝对外贸易的方式作为对那些表现不够恭顺(也许实际上恭顺)的国家的惩罚，就象几年前美国以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作为对中国的惩罚一样。不仅如此，外国人的长相奇丑无比，红头发高鼻子和象死人面一样的苍白皮肤在中国人眼中不堪入目(事实上剃掉半边头发并在脑后拖着一条长鞭子的满清臣民才是最最不堪入目的)。种种"劣根"使外国人很难被拥有强烈优越感的中国人瞧得起。
一八四0年的中英战争使中国人的优越感发生了根本的动摇。
两千五百个红胡子英国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印度雇佣军)进入面积比英国大五十倍，拥有四万万国民和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竟然攻城略地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逼得天朝大国割地陪款......
中英战争使国人睁大惊异的眼睛，发现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比中国强大的国家!中国人的震惊和不快是可以想见的，对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人的仇恨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英战争只是使中国人的优越感发生了动摇。如果没有随后的一系列屡战屡败的国际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动摇的优越感本可稳定下来，就象中国人在外族(女真、蒙古、满清)入侵时沦为亡国奴后又能很快找回优越感一样。
注意中英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上有这么一条："中国对英国不再以'夷狄'相称，两国间的外交应以平等方式。"那时战胜的英国对战败的中国只要求取得平等的外交地位，说明中国的优越感对外国构成多大的伤害。英国人撤军后，中国人依旧称呼外国人"夷狄"如故。
十六年之后的英法联军战争(中国人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了中国人的民族优越感以毁灭性的打击。去北京进行停战谈判的英法使节拒绝在晋见中国皇帝时屈膝下跪(战败的一方要求战胜的一方下跪实在是贻笑大方，可当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这个要求好笑)，还企图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建立外国使馆？!把天朝大国的元首咸丰皇帝活活气死!高高在上的皇帝被外国人气死，小民百姓的优越感也就无以自存，延续五千年之久的民族优越感就这样被彻底摧毁了。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更是丢尽了中国人的脸，竟然被昔日恭顺的学生在天朝大国的国土上击败，并且败得很惨，除了割让富庶的台湾外，还赔偿一笔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为中英战争所付赔款的十倍)。优越感很强的中国人自此陷入了不可救药的自卑。
别忘了自卑的副产品是盲目自大!!!
一连串的对外败仗和随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富庶的国土被一块块地割去，国库的财富象潮水一样流入外国人的怀抱......中国政府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巨大财政赤字(尤其是中日战争以后)。政府为了运转，只好加倍搜刮辖下无权无势的普通国民。中国人的口袋很快被掏空了，中等以下的人家倾刻间陷于赤贫。于是中国人仇恨外国人，认为他们的财产被外国人夺走了，政府的宣传机器就是这样说的，尽管前来夺走他们财产的是如狼似虎的中国官员。
除了直觉地感受到被外国人欺侮外，民族优越感的丧失才是中国人仇恨外国人的最根本原因。是外国人无情地揭开了裹在中国人身上的一层彩色纱布，使自以为很强壮的中国人看到自己的肌体上有一个正在加速腐烂的致命疮疤，从而发现自己的弱小和病体沉疴。这个认识上的强大反差是颇令人不快的，理性的国民应该勇敢的面对自己身上的疮疤，并想方设法医治自己的疮疤，在恢复身心健康的同时找回失去的自信，中国的恭顺学生日本人就是这样作的；非理性的国民则换一块纱布继续把疮疤遮盖起来，任疮疤在纱布后面加速腐烂。一边加速向死亡迈进，一边从心底仇恨那些曾经揭开过疮疤的外国人。令人痛心的是：专制体制下的中国臣民往往是非理性的!
诚然，外国的侵略使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和印度等民族比起来，中国人付出的代价并没有国民想象的那样沉重。印度的仇外心理比中国人要轻得多，原因是印度人在外国入侵之前没有中国人那样强的民族优越感，心理上的反差比中国人要小得多。中国人在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支付了大笔的赔款，但和同时期的国际战争比较起来，中国的赔款并不是难以忍受的。一八七0后的普法战争，法国支付了相当于十亿两白银(五十亿法郎，中日战争的五倍)巨额赔款。可法国的经济并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不但支付了赔款还成为欧洲最大的债权国。别忘了法国的国土面积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如果中国人在外敌入侵时痛定思痛地反思自己，勇敢地革新使中国被动挨打的过时体制，割地赔款并不会造成中国人的长久落后。从根子上讲，不是外国人打败了中国人；而是中国人把自己打败了。被外国人打败还有崛起的一天，被自己打败就难以东山再起了。可中国人只会恨外国人，不会恨自己。
(二)、国际知识的贫乏
中国人国际知识的贫乏曾不止一次地让世界各国震惊不已。除了上文述说的"大黄和茶叶"外，十九世纪后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都认定来中国传教的外国人不是间谍就是"吃人肉的人"，因为追求急功近利的中国人对功利以外的事情是无法理解的，不求名不求利的传教士显然是别有用心。民间百性则认为皮肤苍白的教堂修女只有喝婴儿的鲜血才能生存，因此教堂才设立专门收养弃婴的"育婴堂"。至于那些孤身一人去中国内地穷山恶水旅行探险的外国旅行家，中国人就是至死也无法理解。这些人如果不是充当该国政府的"间谍"，就是百分之百的白痴和精神失常者。类似的认识误区在中国人的对外交往中不胜枚举。一百年后的今天，已经从形式上融入世界大家庭的中国人依旧存在对外认识的可笑误区，国际知识的贫乏使中国人不止一次地沉浸在"对外义愤"之中，人为地增进了不少对外摩擦。如群情激愤的"美国撞机事件"，中国人坚定地认为是美国的蓄意挑恤和侵略，就是对国际知识缺乏了解的原因所致。中国的"海权"和国际公法有一定的差距。世界游戏规则要求各国遵循国际公法，并不要求遵守哪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律规则，就是世界上的超级强国美国也没有强求别的国家遵守美国规则。只要遵循国际公法，就不认为是对哪一个国家的侵略或敌意，就象中国劳工在巴格达街头和伊拉克女人接吻并非蓄意侮辱阿拉伯人一样(但在阿拉伯人眼中这是蓄意侮辱)。美国人的行为只是触犯了中国的"海权"理念但没有违犯国际公法，因此他们不认为这是蓄意挑恤或侵略，因此也没有必要为此事道歉。前苏联的侦察机也曾在美国的近海"侦察"美国，并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可美国人的反应很平和___-—把失事的苏联侦察机送回国，没有提一声抗议。
中国人在"排外"的同时，天真地认为世界各国也一样在"排外"，美国的"种族歧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实西方民主国家排外性的"种族歧视"并没有国人想象的那样严重，美国的有色人种大多处于社会下层的命运并非因为他们皮肤的颜色，而是他们的"文明程度"。如果黑人的文明程度比白人一样高，如果他们不以百分之十的数量制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暴力案件，白人应该不会因为他们的皮肤是黑色而从门缝里看人。中国人的黄皮肤比黑人耐看得多，更不会因为肤色的原因受到不公正待遇。在外国的中国人经常听到"中国人啦!!!"等类似恨铁不成钢式的否定感叹，不仅外国人感叹，中国人自己也感叹，说明中国人在国外受歧视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的肤色，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
(三)、宣传媒体的误导
十五年前我回农村老家，正碰上村里的山民聚集在稻场(忙时打谷闲时聚会的场所)上义愤填膺地声讨京城的某位大"贪官"，说他在上海拿公款赌博，火车昼夜不停地把国库的金子拖去供他"输"，还说他把海南岛输给了日本......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看得出这些指控违犯逻辑，因为中国国库没有那么多的金子供火车昼夜不停地拖，贪官也没权力把国土拿去赌。可在场的村民对这些指控深信不疑，没有一个人质疑指控的真实性。这件不该发生的故事说明普通国人缺乏最基本的分析辨别能力，不爱思考，人云也云，结果最荒诞的流言也有最为广阔的市场。
"聪明"的中国人极少拥有思维能力和独立判断能力，这样的群体最容易受媒体和宣传机器的误导。
中国的宣传媒体有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误导民众的角色。平民百性也极少不受媒体误导的影响。当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宣传媒体把国家主席污蔑成"叛徒、内奸、工贼"时，没有几个中国人怀疑刘少奇不是"叛徒、内奸、工贼"。
中国的历次仇外事件，宣传媒体往往充当急先锋的角色。一个局部偶然的涉外事件，宣传媒体总是使之与"政治性的全局"联在一起，加之以"挑恤""侵略""排华"等敏感字眼，煽动中国人的仇外情绪。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跟着媒体起哄，有时竟酿成全民族的起哄，甚至调动起"去外国使馆游行"和"宣战"之类的极端对抗情绪(如美国撞机事件)。美国撞机事件和赵燕事件就是宣传媒体着意炒作的结果，把国人的仇美情绪炒作到非理性的歇斯底里程度，以至部分国民不顾民族的长远利益，不切实际地呼吁向美国开战。当明智务实的中国政府没有响应他们的呼声向美国"宣战"时，就纷纷指责政府"软弱"。
几年前，印尼的暴徒在政府的鼓动下集体攻击华人，光天化日之下明火执仗地抢劫华人财产，屠杀男性华人，并当众轮奸我们的女同胞，其兽行比当年日本侵略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起理应激起全体华人共愤的事件却没有在中国掀起抗印浪潮，原因是国内的宣传媒体回避报导此事，即使报导了也是轻描淡写，大多数中国人对发生在那个野蛮岛国的暴行不知情。可见宣传媒体在引导国民思维上所起的巨大作用。
宣传媒体误导民众是缺少远见和民族责任心的表现。文革时的媒体误导就曾起到为虎作伥的作用，给中华民族制造了百年难以愈合的伤痕，中国的志士仁人应该引以为戒。仇外的媒体误导表面上看是为了民族的尊严，可实质上往往适得其反，对中华民族的隐性伤害甚至不亚于文革，一百年前的义和团就曾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在人类文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不应游离于国际大家庭之外，应该主动融入这个大家庭并成为令人注目受人尊敬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佼佼者。因此中国人在国际上应扮演对全人类文明有责任心且通情达理的角色。如果我们盲目仇外，不讲道理，不遵循国际游戏规则，回避国际责任，为一点国际上普遍存在的局部摩擦大动肝火，中国人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就会被某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国家不幸言中(西方部分民主国家把中国划为"无赖"国的行列，和萨达姆时的伊拉克，伊朗，北朝鲜并列)。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关键时刻，需要世界文明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来推进中国的"文明振兴"。如果我们表现得象"无赖"一样，谁还愿意来中国投资？谁愿意与中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呢？没有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不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会大大滞后。
一个国家的宣传媒体在"政治性教育"和"娱乐"民众的同时，也应为提高全民族的文明水准承担责任。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不在于拥有多大的国土和国库里拥有多少黄金，而在于国民的整体素质。"素质"是创造力、认识力、理性思维力和独立判断力的总和。中国有责任心的领导者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同时，一定会在很多事情上因为"民众素质原因"而束手无策直至扼腕叹息。如果宣传媒体为了眼前目标而不惜损害国民的整体素质，国家和民族就会付出代价，最后宣传的主导者也会付出代价。当国家主席刘少奇发现"全国人民"一夜之间把他当成"叛徒、内奸、工贼"，并且没有另外的声音时，曾经主导过宣传媒体的他不知作何感想。
(四)、自卑意识的反弹
近代史时期的不光彩战争和屈辱外交使一向很自信的中国人一夜之间转入了深重的自卑。不过中国人的自卑隐藏在心灵深处，对外表现出来的依旧是自满和自大。
自卑背后的阴影往往是盲目自大，尤其是象中国这样曾经拥有强烈优越感的的民族，自满自大则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把这种不正常表现称之为"自卑意识的反弹"。
当中国人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时，中国人就攻击外国人的"红头发、长体毛、鹰勾鼻子、难闻的狐臭和象鬼火一样的蓝眼睛"等等不堪入目的尊荣。当看到外国军队的洋枪洋炮比"八旗兵"(清帝国的正规军)的长予弓箭有更大威力时，就攻击外国的先进技术是"奇技淫巧"。当看到今天的英美真个比中国文明富强时，就夸耀五千年的古代文明；当四十年前美国的宇航员飞上月球时，就信口说宇航员在月球看到地球上唯一的一处人类活动的遗迹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当感觉到欧美的典章制度确然比中国公正合理时，就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之中国人自大的表现很有点象鲁迅笔下的光棍阿Q娶媳妇---"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不是好东西，秀才的娘子是脸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可惜脚太大。"对于外人的优势和自己缺少的东西一概否认。
当中国人经过多次努力发现自己无法象中彩票一样在一夜之间赶上外国人时，就转而攻击外国人的优势，人为造成一种"不是我学不到而是外国人的所谓优势不值得我去学"等等自欺欺人的假象；同时夸大外国人的劣势，并不惜损害国际形象在自己的家门内用"不够君子"的手段强迫"客人"承认他们的"优势"。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购买用品和服务要比中国人付更多的价钱；外国人在中国镜内作错事要比中国人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外国人不准进入普通中国人都可自由出入的某些场地......
因为外国人更为高大强壮的缘故，又缺少日本人吃苦自律的品格，中国人很难在单挑独斗的搏击中战胜外国人。中国人找回优越感的方式是就是在有利于自己的环境下用"围攻"代替"单挑"，几个甚至十几个中国人合斗一个外国人。尽管用这种不够"男子汉"的方式取得的"胜利"不能称之为胜利，可获胜的群体仍天真地相信自己站在了"胜利"的一边。十九世纪单身去中国内地旅行探险的外国人就经常无缘无故地受到内地普通百姓的围攻。"西北大学事件"发生后，那些"爱国心"很强烈的大学生就一窝蜂的涌上留学生楼把明显是"孤家寡人"的日本留学生痛打一顿。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日本，日本人就会找那个曾经伤害过日本人感情的"外人"单挑独斗，绝不会一窝蜂地涌上去用群体暴力向犯过错但孤弱无助的"个体"讨公道。
去年一个意大利人去南京一家饭馆吃饭，身上挂了一些对中国人"请求或劝告"的字条，如"不要称呼外国人为'老外'"，"不要直视外国人"，"不要在价格上歧视外国人"......这些文字并没有侮辱中国人的意思，可在场的部分"爱国人士"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就群体对这个意大利人施暴，直到这个意大利人违心认错并道歉还不肯甘休。更为可叹的镜头是：施暴的几个"触犯法律者"竟然受到了在场众多的中国人"英雄"般的欢迎。
如果我们是这样一幅形象，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如何能够提升？!
(五)、以偏概全的思维误区
汉语"以偏概全"这个词语象是专门为外国人发明的。一个或几个外国人在中国犯了事，他们身后的民族和国家都要受到中国人愤怒地声讨。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一个外国人对某国公民犯了罪，且犯罪的背后没有本国政府的授意，那么只能是犯罪的个体承受法律的制裁和舆论的谴责，罪犯的国家和民族不应负连带责任。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对某国公民犯了罪，并不等于这个人所属的国家和民族对这个国家有敌对行为。"聪明"的中国人自然明白如此简单不过的道理，可在碰上涉外事件时又把这些简单不过的道理抛到九霄云外。"赵燕事件"就是国人对外"以偏概全"的最好写照。
赵燕事件的整个过程就算如我国媒体所说全是"真实"的，那么也只能是国土安全局的肇事警察应该承受谴责和制裁，警察背后的美国不应负连带责任。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或迹象表明该警察的行为曾受到美国政府的授意，该警察的素质低并不等于全体美国公民的素质都低。如果美国政府对该警察不绳之以法，那么还可引申为罪犯的行为间接受到美国政府的怂恿，但该警察马上面临美国法律的制裁，他将面临长达十年的监禁和难以承受的巨额赔偿，制裁之严厉不是中国公民能够理解的，因为同样的暴行若是发生在中国大多不了了之，至多也是记过或拘留十五天了事。所以美国和美国公民不应受到中国舆论的谴责。可事实怎样呢？中国媒体紧紧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对美国政府直至美国的政治体制口诛笔伐，先是攻击美国人有排华趋向，继而指责美国的权力机构一样在滥用权力，最后归结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很差劲不是一个值得仿效的制度......普通中国公民也跟在媒体后面痛骂美国人。虽然仅仅是痛骂，但假设中国人有能力跨越重洋并战胜美国人，也一定会冲过去把这个国家铲平。
媒体的逻辑推理显然有误导公民的趋向：某个美国人仇视华人并不表明所有的美国公民都有排华趋向；某个警察滥用权力并不等于大多数美国警察都在滥用权力；某个执政者的行为失控不等于美国的整个政治体制出了问题......
不仅如此，赵燕也因此成为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一个普通的受害人，就因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暴了美国人的丑，一夜之间就被媒体炒作成了"民族英雄"，成为媒体追踪和国人景仰的对象。其实赵燕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与英雄或精英沾不上边(因为她的表达能力很差，且连英语都不会)，说不准还是中华民族的罪人_____如果她是用公款出外旅游的话。
国民的判断力因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根本的原因还是国人心灵深处的"仇外情结"在作怪，誰叫犯事的是美国人呢？在中国境内，中国警察对无罪的中国公民施暴的事件比比皆是，且暴行的力度远远超出了那个美国警察的行为，可施暴的警察受到惩罚没有？如果有的话，也会被中国公民视为一件"不该发生的怪事"。
同样的情形在"西北大学事件"中也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就算那个素质低下的日本学生真的有侮辱华人的倾向，也不能因此证明整个日本民族都在敌视华人，或进一步证明日本民族的整体素质低下，一位日本留学生家长给西北大学的一封言辞诚恳的致谦信就是最好的佐证，这里有必要把此信的内容转录如下：
敬启 西北大学的老师跟同学们：
我是一位日本留学生的母亲，昨天晚上我看到日本的晚报，日本的留学生在学校做出那种没有修养的事情，实在感到非常羞耻、伤心，做父母的我们真是无地自容，学校的教师跟学生们的愤怒，我们非常理解，跟那样没有品行的学生同一个学校一起研究学问是无法容忍的，这种心情我也很明白，可是日本的留学生，不是全部那样的人格，有的是向往中国历史及文化，尤其西安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起源地，他抱着满怀的希望到贵校去留学，只去了两个月,遇到这种事件，实在非常遗憾，做父母的我们，只有在这里诚心诚意的对学校的老师跟同学恳求原谅，希望同学们不要抱着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眼光来看全部的日本学生，让他们还有机会留在西安学习中国的语言，受中国文化的熏陶。
一位日本留学生的父母
二○○三年十一月一日
遗憾的是：中国人在涉外事件中很少能保持思维的理性，一件偶然的个别事件，国人马上就会扩大为必然的普遍事件，"西北大学事件"也很快扩展为全国范围的排日怒潮。
我们在指责日本人的同时，也应该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留日学生，他们在日本的所作所为也并非个个都拥有"君子风度"。一个中国的留日学生残杀了对他有很大恩情的日本全家，暴行的程度远远超出西北大学那个日本留学生，可日本人并未因此掀起排华怒潮。也许有人认为日本人不象中国人一样"爱国"，日本人真的不爱国吗？恐怕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认同这一假设。
在所有的涉外事件中，中国人是不是该理性一点。中国已迈进了国际大家庭的门槛，是到了全面且客观地认识外国人的时候了。
（三）
中国人仇外心理的危害是深重的
(一)、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使中国游离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基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化较之文明国家起步要晚得多，且前进的道路山重水复，一次又一次地停滞甚至大踏步地后退，结果使当年世界上的超级强国加速度地下滑为"发展中国家"。上世纪后期，中国有责任心的领导人终于认识到现代化的紧迫和必要，再次把中华民族强制性的推上现代化的末班车。新世纪拥有"新思维"和国际战略眼光的"新派"领导人则企图把中国的现代化纳入理性发展的轨道，在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同时转动了政治现代化的钥匙。当站在民族潮头的有识者努力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时，一定会强烈感受到来自国人仇外心理的顽强阻力。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会出现反复甚至倒退，国人的仇外心理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整个二十世纪，当中国的现代化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之时，多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在中国的泛滥之时。文革时期中国的现代化不但出现加速度地倒退，国民经济也濒临崩溃的边缘。文革的十年恰好又是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者掌握政权。他们居然把六十年前触犯全人类共愤的义和团的行为照搬过来，再一次地煽动起非理性的排外和仇外风潮。有关外国的东西被一概否定和抹杀，只差没有象义和团一样杀光国内所有的外国平民。并首次给扫入历史垃圾堆的"义和团运动"涂上一层荣誉的光圈，称之为"反帝爱国运动"(文革以前的中国主流文化对义和团运动一直持否定态度)。仇外的果实是中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在中华民族的肌体上刻下了百年难以愈合的伤痕。不但现代化的成果全部付之东流，中国又一次回到"孤立"状态，再度游离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经济的崩溃和文化的阉割使中国回来了氏族时代的野蛮社会(文革后期的中国和远古的氏族社会在很多方面很相似)。
中国因为现代化起步较晚的缘故，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引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最大限度地利用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用外来的文明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果我们盲目地仇外排外，为了一点偶然或局部的"涉外摩擦"大做文章，不分青红皂白地搧外国人的耳光，外国人就是想帮助中国的现代化也会"知趣"地退出。没有文明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不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中国现代化的步子就会大大放漫，甚至会出现倒退。我们必须认清今天的局势：不是外国(此文的外国多指发达国家)更多地有求于我们；而是我们更多地有求于外国。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应在外国人面前过份地摆架子要面子或横挑鼻子竖挑眼，那样受害的只能是我们自己，外国最大的损失就是不和你打交道。当你试图帮助一个弱者时，如果被助的一方对你满怀敌意，你还会帮助他吗？除非你是白痴，否则你就会叹口气走开。
(二)、"冤杀"对国家民族真正有责任心的社会精英。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的民族精英，其中不少精英对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责任心，并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和唤醒中国人的"灵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令人痛心扼腕的是：精英的努力收效甚微，因为他们经常被狭隘民族主义者当成首要的敌人，结果在辛苦操劳一夜之后，早晨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国人地指斥为"汉奸卖国贼"而"出师未捷身先死"。慈禧太后的屠刀下漏网的"维新志士"(老太婆只杀了六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全成了打着爱国旗帜的暴民的刀下之鬼。在和民族精英的交锋中，狭隘民族主义者总是轻而易举地站在胜利的一边，因为中国人的仇外情结帮了他们的忙，他们的身后有广大的同盟军；相比之下，民族精英大多是寂寞地孤军奋战。不过民族主义者胜利的果实是苦涩的，中国在他们胜利的鼓乐声中大踏步地后退。部分民族精英死不瞑目的是：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得到他们挚爱并为之献身的国人的理解，还要继续承担"汉奸卖国贼"的罪名被正统教科书"批判"和唾骂。
晚清的自强名臣李鸿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清政府的高官显宦，在中国特有的官场不可避免地会沾染腐败气习；但和其他官僚比起来，李鸿章的见识和眼界要高出同僚许多；对中华民族的责任心也要多一些。在晚清整个的官场中，李鸿章承担的骂名比其他官员的总和还要多，并且被后世的国民连续骂了整整一个世纪。李鸿章倒不是因为他身上的官僚习气而挨骂；相反是因为他身上的优势而挨骂。他的罪名除了奉政府命令签订"马关条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对西方各国有更多的了解，对外国人有较为中肯的认识，和外国人较为合得来，在重大的外交事务中比同僚更能得到外国人的认同。签订"马关条约"并不是李鸿章的过错，他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中国军队能打胜仗，李鸿章就是白痴也不会背负千古骂名。李鸿章能得到外国人的认同并非他拿国家民族的利益作个人交易；而是因为他比其他官僚拥有更多的国际知识，在涉外事务中较为明白事理，在外国人看来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合作伙伴。
鲁迅对狭隘民族主义者的排外行为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称他们为打着爱国旗号的"爱国贼"。"爱国贼"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一点也不亚于"卖国贼"，对中华民族的负面影响也更为深远。"爱国贼"因为披着爱国外衣的缘故，对国民有很大的欺骗性，经常被国民误认为是"民族英雄"。
在对外战争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人在战前豪言壮语鼓吹战争，可在战争到来时最容易变节；有些人慎言战争，可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前者无疑是真正的"爱国贼"，他把国家民族拖入力量悬殊且本来可以避免或推迟的战争的深渊，自己又不愿承担任何责任____——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脚底抹油。抗日战争中就经常出现这类人物。
(三)、 把国家民族推向非理性战争灾难的陷阱。
对外战争也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理性的战争包括反抗外族入侵，拓展国家民族的利益(如开疆拓土)，在力量足够强大时出兵境外维护公正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非理性的战争有三种：一是用武力强夺眼前的小利益而触犯众怒，埋下全面失败甚至毁灭的种子(如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二是为了炫耀武力卷入与自己根本利益无关且需付出巨大代价的战争，或没有申张正义的力量却企图打抱不平(十八世纪法国的路易十四就经常打这样的战争)；三是不能忍受眼前的小辱，在力量不够强大时为了一时的怒气主动招惹强敌，结果付出更大的损失和代价(如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向西洋各国宣战)。
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走向强大的过程中，除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创造和积累财富外；还要尽可能地不卷入非理性战争灾难的陷阱。一旦不小心卷入非理性的战争，多年努力的成果就毁于一旦，甚至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美国在建国早期就严守这一战争原则，在国际战争中严守中立，除非不得已绝不卷入和自己根本利益无关的战争。法国大革命时期，美国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给予美国巨大援助的缘故，主张美国出兵出钱援助法国针对"反法同盟"的战争。理想主义者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报恩"毕竟是人类的美德之一，当初法国帮助了美国，现在是轮到美国报答恩主的时候了。问题是美国是否有力量那么做？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刚从八年独立战争中走出来，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自家的事还没有解决好，腾不出力量去管别人家的事，自己的利益才是最根本的利益。再者法国虽然帮助过美国，可两国的利益对立的成分大于共同的成分。美国要想跃升为大国就必须"西进"，可西进的道路被法国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路易斯安娜"隔断，美国要想西进就必须把法国殖民地抹掉，一个强大的法国显然不利于美国实现自己的计划。不惜损伤自身去帮助自己的竞争对手强大显然不是智者所为。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美国的理性主义者反对理想主义者的作法，最后理性主义者取得了胜利。这对美国是幸运的，美国不但避免了任何损失，还利用法国大革命大捞一把。当法国在战争的深渊中筋疲力竭急需金钱时，美国渔翁得利，用便宜得难以置信的价格"购买"了"路易斯安娜"，使美国的国土扩大了一倍，并打开了美国"西进"和通向超级大国的大门。结果美国没出一兵一文，却成为欧洲战争中最大的赢家。随后的一个世纪，美国继续严守中立原则，一心一意从事国内建设，积蓄力量和财富，最终成为世界上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当美国的力量足够强大时，就抛弃中立法则，出兵海外进行"理性战争"，在全球各地树立自己的"山姆大叔"形象。
近代史时期中国进行了多次对外战争。很多战争是外敌强加给我们的，我们连回避的余地都没有，只有奋起抗争。在这些战争中我们站在正义和理性的一边。但不能因此就说我们在所有的对外战争中都扮演理性的角色。有些战争源于我们的无知，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英法联军之役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我们不了解国际知识才使战争得以发生并扩大化。有些战争则出于民族的歇斯底里，如十九世纪末的"八国联军之役"，我们不但非理性而且非正义。一个用冷兵器武装起来的落后国家，竟然在一夜之间向世界上所有与中国有帮交且比中国远为强大的各国宣战，把非理性战争推向极致。把没有任何理性的暴民武装起来屠杀中国境内所有的外国平民，连老人、妇女、儿童也不放过，象今天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一样以平民作为袭击对象，说明了战争的非正义。这场战争就是在极端狭隘民族主义者的蛊惑下发生的，对战争鼓吹得最为起劲的宰相徐桐就是一个高呼"要与国家共存亡"的"爱国贼"。这个脑满肠肥除了弄权受贿外什么也不会的满洲权贵，就是当时的中国仇外排外的领袖人物。他坚决地认为世界上的国家除了中国外只有英吉利和法兰西，其它的国家都是两国杜撰出来吓唬中国人的，向世界各国宣战其实就是和这两个国家作战，"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有取胜的绝对把握......
以慈禧太后和徐桐为首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发动的这场非理性战争把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差一点就推进了毁灭的深渊，对中华民族的伤害远不是四亿五千万俩天文数字的战败赔款所能概括的。值得反思的是：类似的战争并没有在"八国联军"之后的中国绝迹，也没在世界绝迹，阿富汗的"塔利班"就曾把中国义和团的故事重演一次。
中华民族在经受了沉痛的教训，付出了昂贵的学费之后，在一代开明领袖人物的率领下挤上了那辆迟到的现代化末班车。中国要想不受干扰地完成现代化进程，就必须高度地警惕狭隘民族主义者把中国拖入非理性战争灾难的陷阱。那些动不动就高呼要与某强国开战的所谓"爱国人士"，你们如能安静下来不再不负责任地嚷嚷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
中国已经迈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已经进步，切切不能走回头路回到落后时期的"孤立"状态，中国需要外来文明的助力!中国已经融入国际大家庭，不能因为病态的面子观念而中途退出，文明国家对中国现代化的助力远远大于阻力。已成为国际大家庭一员的中国，不应继续对大家庭中的某些大国和强国保持传统的敌视心理，因为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和经验。中国人的仇外情结应该化解，否则我们就无法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去享受和利用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借助这些成果。盲目排外不是"爱国"，承认别人比我们强，主张向外国学习也不是"崇洋"。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了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为了使中国真正傲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中国不能排外，更不能盲目仇外!
二00四年十月三日
（历史在这里哭泣系列十九）
一、中国人最缺少的品格——自律自省
从我记事开始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一直都在骂外国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早些年骂英国、美国，骂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骂美国在中国搞文化侵略；近十年则主要骂日本，一提起南京大屠杀和"七三一"细菌部队，中国人无不咬牙切齿，恨不得把小日本从地球上永远地抹掉。
在讨论正题之前，我想提几个问题：
一、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二、如果没有美国的"门户开放"，中国在十九世纪末能避免被瓜分的命运吗？
三、如果没有美国的"文化侵略"，用"庚子陪款"率先在中国建立第一批新式学堂，中国的文明程度是不是会有更高的超越？
四、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没有美国直接介入对日战争，中国能够打赢日本吗？
五、香港如果没有英国，会成为今天的香港吗？
我的回答如下：
一、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人也许至今仍在封建专制的黑洞中三跪九叩，在众中睽睽之下用板子打屁股……如果没有西洋文明的强制性介入，单靠中国人自身的进化是很难走出封建专制的，历次农民起义没有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就是一个最生动的说明。大英帝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是强盗式的赤裸裸的侵略，但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二、十九世纪末期，因为中日战争的失败，中国的衰弱极大地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胃口。英、法、德、俄、日等新老帝国主义强国象在奥运会争夺金牌一样纷纷在中国抢夺租借地、租界和势力范围，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这时新兴的经济大国——美利坚合众国不愿被排斥在瓜分的行列之外，极为明智而又适时地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申明要保持中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各国在中国有均等的通商机会。因为这个提案有利于缓解列强在中国强抢豪夺的紧张态势，得到了列强的尊重和认同。中国也因此避免了被瓜分的命运。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是怀着"救世主"般的善心，但客观上却保护了中华民族不受凌迟宰割的酷刑，使中华民族保存了崛起的本钱。如果不是美国的介入，以日、法、德、俄的德性，中国肯定会被瓜分，那样中华民族就永远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也许有人会说，即使没有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中国人也会奋起反抗侵略的，中国不可能被瓜分。我们只要回头看一下，就知道持此种观点的人缺少底气，因为汉人已经在满人的殖民统治下作了快三个世纪的亡国奴了。
三、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战争每战必败，也因此赔了很多钱。"马关条约"的二亿三千万两赔款（其中三千万两赎辽费）对中国的伤害是无与伦比的，其负面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中国最大的一笔战败赔款是二十世纪初的"庚子赔款"，总数四亿五千万两，是一个地道的天文数字。但这笔巨额赔款的戏剧性结果却是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进步。"八国联军"之一的美国在战后对中国人发疯的排外情绪记忆犹新，怎么也理解不了中国人的排外情结，更不理解中国人的极端政治倾向（义和团把能抓到的外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砍杀）。在经过一番痛定思痛的反思（很多无辜的美国人在"义和团"运动中丧生）之后，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发生那种"损人不利己"的荒唐仇外事件，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缺少最基本的知识，尤其是缺少国际知识。美国在中国遇到的最大敌人不是清政府的武装力量，而是中国人的愚昧无知！因为有太多太多的无知，也就有太多太多的不理解，对于不理解的东西就会盲目排拒和仇视……因此美国的中国政策要想取得成功，首先就要消除这个最主要的敌人——中国人的无知，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中国发展义务教育。基于这样的政治见识，合众国政府在拿到分摊到他名下的第一笔赔款时，不是把这笔钱用于美国的经济建设，而是深谋远虑（中国人最缺乏这样的远见）地把这笔钱返还中国办教育，建新式学堂。其它国家不愿美国独占彩头，也纷纷仿效美国把自己份内的赔款返还中国办学校。中国的新式学堂就这样诞生了。
这就是文革期间中国指责美国搞"文化侵略"的前因后果。
如果我们不抱任何偏见，用冷静理性的思维来看待这件事，我们就会感谢这段"文化侵略"。没有这段"文化侵略"，中国的现代教育无疑要大大滞后，现代化进程也会大大滞后。如果这笔钱没有"赔出去又返回来"，而是掌握在清政府手中，满洲权贵绝不会把这笔钱拿去办教育，而是用来吃喝玩乐和加强自己的反动统治，那样"辛亥革命"也会大大滞后。因此这段"文化侵略"不但提高了中国人的整体素质，还加速了中国民主自由的进程。既然我们今天欢迎外国人来中国投资办厂赚钱，为何又对美国投资在中国办学等"出钱不挣钱"的善政耿耿于怀呢？
四、日本侵华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是巨大的。在战争早期，美国并没有卷入战争，没有和日本人翻脸，但仍援助了中国大量的战争物资。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在战争前期很难支持下去。因为日美尚未正式兵戈相向，这时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别有用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直接对日开战，大大地加快了日本灭亡和中国胜利的进程。如果没有美国前期的援助和后期的参战，中国能否取胜还是一个未知数，即使取胜时间也会大大滞后。
五、这个问题不用我在此赘述，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中国人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既然情况如上所述，我们不分清红皂白地否定外国人，把中国的落后完全归咎于外国的侵略是不是太简单化了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眼光收回来，问一问自己是不是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应该强大而没有强大，如果说外国的侵略是始作甬者，我们自己也一样难辞其咎！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日本人：
日本人对中国的伤害是罄竹难书的！谁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袒护日本人！否则我第一个和他没完！这个长着野蛮筋骨器小易盈的化外蛮夷，在半个世纪内一再地给天朝大国制造奇耻大辱。一八九五年他们闯进了旅顺，杀害了这个城市所有的中国人（只留下三十六人掩埋尸体），连老人、妇女、儿童也无一幸免。一九三七年冬，他们又闯进了中国的首都南京，杀害了三十七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
日本人的罪行中国人不能忘记！
问题是中国为何会被日本伤害？小日本有什么能力能够一再地伤害天朝大国？
下面我们来作一些数据上的对比：
面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日本37.8万平方公里。
人口：中国13亿； 日本1亿2千万。
历史：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日本历史充其量也只有两千年，野史甚至说日本历史自秦王朝时的方士徐福带领五千童男童女登上日本海岛时开始。
自然资源：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自然资源基本能够自给；矿产资源种类多、分布广，储量大。煤、石油、铁、铜、铝、钨等主要矿产储量均居世界前列。日本的自然资源贫乏，除煤、锌有少量储藏外，绝大部分依赖进口。主要资源对外依存度为：石油99.7％、煤96％、天然气96.5％。铁、铅、镍等金属矿石也几乎全部依赖国外。
对外开放时间：中国是一八四二年；日本是一八六九年。
近代化起步时的经济发展水准：中国是当时已知世界上的一等强国，国土面积一千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人口有四个亿；日本则是百分之百的蛮夷土帮，落后的程度让人震惊，国民连"姓"都没有。明治政府认为这太没面子了，就强令日本人必须给自己定一个"姓"。日本人不知道姓的实际意义，就把自己的居住地定为自己的"姓"，于是住在山坳的就姓"山口"；四周被稻田围绕的就姓"田中"；屋旁有一颗松树的就姓"松下"……
地理位置：日本四面环海，在海洋军事时代无险可守，极易受到海军强国的攻击；中国既有漫长的海岸线提供便易的对外交通，又有高山险隘等内地天然屏障阻击外来势力的入侵，海军强国即使打进中国本土也很难深入。
…………
从上面这些数据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伤害日本是情理之中，就象侏儒被巨人欺负理所当然一样；日本伤害中国则不可思议，就象大学生在作文竞赛中败给小学生不可思议一样。
出现后面的反常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巨人懒惰吸毒，被腐败病菌掏空了身子，从天下无敌变得弱不禁风，结果被昔日连挨打都不够资格的侏儒击败；二是巨人身体内部分裂成互相否定的两个部分，自己把自己打败了，侏儒再来坐收渔人之利。
当上述的反常现象成为定局时，我们固然要仇恨日本人的强盗行径，公然明火执仗地入室抢劫，犯下了反人类罪行；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该痛恨自己，不该衰弱而衰弱了呢？
一个应该强大的民族自取其辱地衰落了，简直是一桩不能饶恕的罪恶！
当我们起来清算日本人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大罪时，是不是应该同时反省一下，从痛苦中汲取教训，使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呢？其实当日本人在旅顺实施种族灭绝式屠杀时我们就应该警醒了，如果那时警醒了就不会有四十二年后的南京大屠杀。让我们把悲剧永远定格在南京大屠杀吧，千万不能再让小日本在中国的国土上再来一次什么大屠杀了。
要做到悲剧不再重现，除了清算日本人的罪行，唤醒日本人的良知和"君子风度"外，我们自已应该变得比日本人更优秀，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记住日本人的罪孽；一方面要研究日本人的优势，并进而学习这些优势。一个肯从敌人身上学习优势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日本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有下述几个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一是日本人的团体精神。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这篇文章中说到一个日本人是一头猪，三个日本人加在一起是一条龙；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是一头猪，一头虫，甚至连虫都不如。团体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脊梁，没有这种精神，人数再多的民族也是一盘散沙，很容易被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柏杨的说法尽管有点偏激，但日本人的团体精神却是有目共睹的，极少因狭隘的个人利益而伤害民族大利益，并且为了民族的整体利益随时可以牺牲个人利益。
日本投降后，盟军分区占领日本本土，部分占领军为了报复日本军人在海外的强奸暴行，对日本女人也毫不客气。一时间日本女人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日本临时政府为了使日本女人尽可能少受伤害，计划从民间招募一批志愿者慰劳外国占领军，使占绝大多数的日本女人从强暴的噩梦中解脱出来。对于一个有着浓厚贞操观念的日本女性来说，执行这项计划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应招就等于毁掉自己的一生，在当时的日本失去贞操的女人是不能嫁人的。但为了民族的整体利益，不少日本女人主动应征，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有两万多个青春女性报了名。她们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未来，用自己的身体和尊严保护日本民族少受伤害……
"日本慰安妇"因为和"性"联系较多的缘故，一直是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文人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把想象中的日本慰安妇写得一团糟。实际上的情形不是这样，来自日本的慰安妇大多是自愿应招的，她们从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在战争后期还不顾生死和日本军人一道并肩战斗。战争结束后，活下来的慰安妇极少从事色情行业，说明她们当初应募慰安妇并非是天性"淫荡"使然。
二是日本人的勤奋和自律。在影视剧中我们经常看到日本人连坐着也保持笔挺笔挺的姿势，那是一种最不舒服的坐姿，日本人之所以选择这种和肉体过不去的坐姿就是要时刻保持精神的警醒，防止因过份舒服而懒散消沉，因此日本是世界上最为勤奋自律的民族。日本人的饮食相当简单，赴日本留学的中国人最难过的一关就是吃不惯日本的饭菜，那是中国的贫民都不愿吃的饭菜（经常是米饭佐咸萝卜），但日本人吃起来津津有味。相比之下，中国人的懒散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果不是生活所迫，中国人极少用选择和肉体过不去的方式来保持精神的警醒，躺椅在中国的销量也一直呈上升趋势。至于对"吃"的讲究，恐怕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与之比肩。
三是日本人的永不言败。二次大战结束后，日本成了最屈辱的战败国。但日本人并没有一蹶不振，他们从废墟和瓦砾中站了起来，重新建设被毁掉的家园。日本刚投降的时候，中国记者出于好奇，想去日本军营看看日本人在作什么。他们想象日本军营一定乱成一团，除了哭天抢地外就是颓废酗酒，这是失去希望看不到未来的群体最为普遍的特征。但实际上的情景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看到了一幅书声朗朗的景象：日本人正在教小孩念书……
我们一再地指责日本的"靖国神社"，指责日本人为军国主义"招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是换位思考一下：那些在对外战争中死亡的日本军人是我们的罪人，但不一定是日本民族的罪人，说不准还是日本的民族英雄，就象岳飞是女真人的罪人但却是汉人的民族英雄一样。因此日本人纪念他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指斥日本人的同时，是不是也该学学他们：我们在对日战争中也牺牲了不少人，除了众所周知的左权外，在抗战早期死了四十多个军长，连集团军司令员张自忠将军也浴血疆场……我们是不是也该为这些"出师为捷身先死"的英灵建一个"靖国神社"，让活着的中国人永远记住他们！
如果中国有自己的"靖国神社"，每个中国人都自发去凭吊为国丧身的英灵，中华民族的内聚力无疑会大大加强，日本人也不敢小瞧中国！
前几年，中日少年联合组织"夏令营活动"。在中国的国土上，每逢遇到困难，总是日本少年身先士卒上前排忧解难，中国少年则站在旁边观看……夏令营结束时，中国的"小皇帝"们被一辆辆小娇车接走了，日本少年则徒步走向交通站，没有一个日本成人来接他们……日本人比中国穷吗？
最后的一个境头让人心情异常地沉重：一个日本少年对中国少年说：如果我们在战场上相见，你们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我并不气恼日本少年的狂妄，他毕竟是个孩子；我深深忧虑的是：如果我们不自此痛心革面地改造自己，日本少年的话就不仅仅是"狂妄"了。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已知世界上最最聪明的民族，一个聪明的民族不应该只看到自己的优势，而看不到自己的劣势；不应该只把过错推给他人，而把自己的过错巧妙的隐藏。我们的最大敌人不是这个或那个外国，而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最大的敌人并与之不懈地搏斗，我们就能战胜自己；如果我们连自己都能够战胜，在这个星球上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因为战胜自己一次比战胜敌人一百次还要困难。
如果我们自诩是一个聪明的人，我们就不能只听动听的好话，因为绝大多数的"好话"都是别有用心的。如果我不停地对上司说好话，一定是想从他手里骗取"官"和"权"；如果我不停地奉承一个漂亮女人，一定是想占点她色相的便宜……如果我想击败自己的竟争对手，最有效的办法不是打击他，而是不停地说他爱听的话，让他在自我膨胀中自己打败自己，我则"不战而屈人之兵"。当年吕蒙打败关羽就是用的这个把戏。
二、小聪明和健忘症
中国人的小聪明是享誉全球的。
一位大学同学从美国回来了，上门凑热闹的自然少不了我，一见面就免不了问："你在那边怎么生活？"他老兄的回答居然是："在美国谋生容易得很，美国人很傻的，占他们的便宜是天底下最最容易的事情。"
接下来是他得意洋洋地讲述美国佬"傻"的具体表现：
(一)、美国信用卡公司规定：开户、销户都是免费的，更换磨损的卡片要缴5美元手续费。中国人的对策是：碰上更换卡片时，先销户再开户，于是节省了更换卡片的费用。这样简单的对策，美国人居然从不运用，更换旧卡时老老实实地付5美元。
(二)、美国一些商店规定：买一件商品按原价，再买第二件就按优惠价。中国人的对策是先买第一件再买第二件，各开一张收据，过后把其中一件以原价退掉，于是达到买一件而享受优惠价的目的。
(三)、美国人平时很少串门，不懂得联络感情，也不在拉关系上下功夫，可遇上一个看上去不方便的陌生人时，尽管对方没提出请求也会主动上去管闲事。这位仁兄有一次站在公路旁等人，可有不少车辆主动在他身旁停下来，司机从车窗探出头来问"can I help You?"（我可以帮助你吗？），没完没了的好事鬼把他烦死了。
(四)、如果你想骗美国人的钱，只需在人流量大的公众场合扮出一幅可怜相，然后杜撰一个受害的故事，这个在国内连小孩都不会相信的鬼把戏美国人会深信不疑，并为你慷慨解囊。
(五)、不少美国人放着自己家里的事不顾，居然自发走上街头为国外的穷人尤其是非洲的儿童募捐，募集来的钱自觉全数交出去，一分也不私吞。
(六)、美国从事公务的人员对"红包"视同洪水猛兽，如果你为了办事而塞给对方"红包"，事情不但办不成，对方还会告你"行贿"，尽管塞"红包"时没有任何第三者在场。
…………
听了这位仁兄洋洋自得的"聪明经"，我的心情沉重灰暗，灰暗得就象暴风雨将要来临时乌黑的天空。
按这位仁兄的说法，美国人是够傻的，可美国人真的傻吗？我只知道现代科学发明绝大多数都是美国人的杰作，他们只是不愿把心思放在急功近利的小聪明上，而只着眼于大智慧。中国人有太多的小聪明，可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在近现代发明了什么？我实在想不出来，且不说那些尖端的科学发明，单是我们日常生活用品，从电灯电话到电脑电视机，没一样是自诩为聪明的中国人发明的，全是我们认为很傻的美国人发明的。在人类已经步入太空时代的今天，我们还把一千年前祖先的"四大发明"抱在胸前到处炫耀，脸上居然还一点也不发热发红。我们常常为占点美国人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可耍小聪明占小便宜的结果怎样呢？还不是我们削尖脑袋往美国跑，你听说过美国人往中国跑吗？美国人不收"红包"，我们不但对送上门的"红包"坦然收受，还想方设法索取各种贿赂，最后的结果呢？美国人比我们穷吗？
中国人的小聪明是层出不穷的，但小聪明和大智慧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成反比。一个人如果把心思过多地用在小聪明上，他必定没有精力去开发和培植他的大智慧。聪明和智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智慧有益无害，聪明益害参半，把握得不好的小聪明则遗害无穷。中国人有太多的小聪明，都把小聪明用于追逐眼皮底下的急功近利，看不到长远的根本利益，更看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结果最看重功利的人反而和最根本的大利益擦肩而过。这也是自诩为最最聪明的中国人在近代因何总是落后贫穷被动挨打的症结所在。
海外的中国人好耍小聪明，好占外国佬小便宜的果实是：中国人包括那些天之骄子——中国留学生的国际形象永远也得不到提升，甚至于一天比一天低。今天的留学生和半个世纪前的留学生相比形象可以说是一落千丈。五十年代部分国家为了留住人才，千万百计阻止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回国；今天各国政府则想法设法驱赶中国留学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国际性的新名词——"留学垃圾"的"桂冠"悄悄地罩在中国留学生的头上。
2002年4月到7月，一家报社的记者在德国对中国留学生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采访，采访的城市包括柏林、慕尼黑、汉堡、科隆，还有一些小城市。随后又在日本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采访。还通过对世界将近20个国家的驻华签证官和教育官的采访及其他场合进行的各种采访，获得了大量的触目惊心的"留学垃圾"事实。
下面是记者陈铁源的陈述：
"'留学垃圾'，这是一个非常刺耳的用词，但是，本报记者在众多国家对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对中国高中出国留学生的采访后发现，他们当中的一大批人，除了"留学垃圾"，再也没有更好的词去形容了。即便没有本报记者的亲自采访，仅从充斥在媒体的各种令人扼腕的留学故事，也能看出端倪，诸如留学卖淫、留学拉皮条、留学吸毒、留学成非法移民等等，不一而足。需要说明是，这里所指的"留学垃圾"并不是个别留学生的个别行为或个别现象，而是存在于整个中国留学生这个大群体中。"
"中国人好坑中国人"几乎成为所有东道主国家的共识，这也许是好耍小聪明的中国人在海外的最大收获。
小聪明和嫉妒是一对孪生兄弟，心胸狭隘则是小聪明的副产品。小聪明的危害性常人也许感觉不到，但小心眼和嫉妒的危害则是人所共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因为阴错阳差的原因，一个县办制鞋厂分来了一位华工毕业的高才生，这对鞋厂来说应该是一件幸事，因为该厂的技术层和管理层人员最高学历是中专或高中。按理大学生应该成为众星捧月式的人物，可结局恰好相反，半年不到他就成了孤家寡人，不但领导处处刁难他，技术层和管理层中层干部也纷纷在背地里说他的坏话。领导刁难他可以理解，大学生也许有恃才傲物的毛病，对上司没有保持过份的恭敬；可中层同行和他过不去就难以理解了。归根结底还是中层干部的小聪明在作怪，如果大学生有机会展露自己的才能，尽管工厂能够从中得到好处，可他们的"无能"就暴露无遗了。"大道理"总是站在平庸的大多数一边的，"众人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大学生终于被孤立起来了，最后被迫离开了该厂，去另一所民办鞋厂担任技术主管。最后的结局是：县办鞋厂被大学生主管的民办鞋厂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击垮，那些小聪明有余的中层干部不属重新安置的对象，全部加入下岗工人的行列……
小聪明最大的危害是不顾大局，为了追逐个人的眼前利益不惜牺牲全体的利益，最终把自己的未来也断送掉。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历史上那些祸国殃民的官僚政客，大权在握时只知贪污弄权，一门心思为自己谋私利，置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最终把国家"玩"跨了，自己也紧跟着走进覆亡的墓门……
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最需要的是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愿我们的小聪明适可而止。
下面再谈谈中国人的健忘症。
上个月回了一次老家，一位发迹的儿时旧友请我吃饭，鸡鸭鱼肉摆了满满一桌子。这么多菜自然有一大半吃不完。饭后收拾餐桌时，他老兄随意把吃不完的肉食倒进盛污物的废料桶里，差不多把那只桶装满了。我说这些剩菜还是好好的，放在冰箱里下一餐还可加热作菜，倒掉了多可惜。他老兄看着我因吃惊而睁大的眼睛，居然哈哈大笑起来：
"先前总听人说你们城里人小气，进餐馆吃饭要把剩菜'打包'带走，现在总算见识到了。剩菜怎么能吃，你没听杂志里说剩菜不卫生吗？"
"你既然怕吃剩菜，就不应该作这么多菜嘛，这倒掉的部分最少值几百元，在城市相当于两个下岗工人的薪水，就这么白白地倒掉，看在眼里实在心疼。"
"你这是第几次在我家吃饭了，恐怕是第一次吧？二十年不见的好友能够怠慢吗？你在我们村也算是名人了，来看我是给我脸面，我能不把餐桌摆满吗。想不到你这个名人，观念还和二十年前一样陈旧，居然连剩菜也舍不得倒掉，你的收入应该比我高出几倍，怎么还想着吃剩菜呢？我家在十年前就不吃剩菜了。儿子过十岁生日时，倒掉的剩菜装了满满的十大桶。"
…………
老兄的一席话把我的思绪带到了二十五年前：那时的中国很穷，他老兄又是我们班上最最贫穷的学生，冰天雪地的严冬（那时的冬天很冷，水里连续一个半月结着一尺厚的冰层）仍穿着用上百个"补丁"连成的单衣，光着脚丫子踩在冰雪上，脚底满是渗血的裂口……（今天的北朝鲜也可看到这样的景观。）
现在他老兄苦尽甘来，成了我们村率先富起来的一代人，他就把儿时的苦难忘到爪哇国去了，认为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的"富贵"会生生世世延续下去，于是把农人辛辛苦苦种成的粮食不当回事，肆意糟蹋眼前这来之不易且极易失去的"丰衣足食"。
这是国人患"健忘症"的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这也是中国人的富贵难以维持三代以上的最根本原因。美国一百年前最为豪富的洛克菲勒家族，今天仍是美国最豪富的家族；可一百年前的中国富豪能够撑持到今天的一个也没有。东西方世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只要看一看今天中国富豪和美国富豪的餐桌就一目了然：当中国的三等富翁在漂亮情妇的陪同下啃"熊掌"吃保护动物喝"法国人头马"（在五星级酒店两千元一瓶）时，大洋彼岸的美国首富洛克菲勒正一边啃着三明治面包一边匆匆忙忙地给孤儿院和教会送捐款；他的爱子则带着很少的钱只身一人去非洲新几内亚的原始森林探险……美国富翁记忆力很好，总是忘不了很久很久以前曾经贫寒的历史，总是担心辛辛苦苦奋斗来的成果一朝失去；中国的富翁则很健忘，只看得见眼前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好象他们生生世世就是富人和上等人。
诚然，中国在近二十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经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七十年代以前挨饿受冻的中国人绝大部分吃饱穿暖了。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已经很富裕，甚至不能表明以后不会再度挨饿受冻。和世界上真正富裕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依然是发展中的穷国。当日子好起来的穷国国民在糟蹋粮食时，英美这些真正的富国是不是也在挥金如土呢？没有！当我们的"小皇帝"们在香喷喷的餐桌旁挑食拣食时，美国的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里的儿童正在吃"忆苦饭"，不只是吃一餐作作样子，而是连续吃上三天！
众所周知，吃"忆苦饭"曾是我国风行的一种特殊"阶级教育"方式，现在的中年人大多有过这种经历。这种早在中国绝迹的"忆苦饭"，目前在美国的不少中小学校甚至幼儿园大行其道。形式和部分内容与当年中国人吃"忆苦饭"大同小异，只是宗旨大不相同：主要是教育孩子懂得珍惜粮食，学会同情穷人，直接或间接获取国际知识，同时也不忘先辈创业的艰难和眼前丰衣足食的来之不易。
遗憾的是：当有两百多年没有尝过饥饿味道的美国人在吃"忆苦饭"时，刚吃饱肚子不久的部分中国人却把二十年前的挨饿经历忘得一干二净。
中国人真是太容易健忘了！
类似的"健忘症"在中国不胜枚举。
"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最为荒唐丑陋的一页。八十年代上半期我在大学求学时，国人对文革酿成的悲剧无不痛心疾首，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最不应该忘记也绝对不能重演的历史。二十年过去了，国人对文革还保存有多少"记忆"呢？不该忘记的历史我们恰恰忘记得差不多了，饶幸残留的一点记忆也成了一幅相当模糊的画面。前些时我写了几篇追忆文革往事的系列短篇"童年旧事"，把儿时的几件有代表性的"闹剧"再现出来，意图让国人重新记起这段不堪回首但也不能忘记的历史。当我把这几篇文章在网页上陆续传送出去后，得到的反响竟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绝大部分读者都认为我是在讲述一个没有任何现实背景的幽默笑话，在他们的意识中：中国人（任何一个正常人）是不可能干出那样愚不可及的荒唐事情的（儿子打老子得奖励；文雅漂亮的城市知青竟然委身于土头土脑的老农村官……）。有一位读者还专门发了一封邮件质问我："这些希奇古怪的荒唐事有一点真实性吗？中国人会那么蠢吗？只有神经病和克汀病才会干出你文章中讲述的那些傻事……"
中国人在文革期间有组织干出的"傻事"何止这些，我写出来的故事还是经过精心挑选并大大"缩水"的。我只写出了令人忍俊不禁的部分，让人心酸流泪的部分则没有勇气写。
需要特别申明的是：我这人并没有自虐倾向，要人们无休无止地记住那些早已成为过去的"痛"，拒绝在眼前的幸福氛围中尽情地享受生活；而是要国人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要在迷糊健忘中不自觉地重复那些非人能忍之痛，因为忘了那些不应该忘记的"痛"就极有可能会重复这些"痛"。如果我们不能从过去的悲剧中汲取教训，时不时把那些悲剧拿出来警醒自己，我们就很容易走上自己百般否定的老路而不自觉。当我们认为自己绝不会象先辈那样荒唐那样愚蠢时，却在改头换面地干着傻事和蠢事。现在有不少地方官，一方面大讲特讲"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荒唐和危害（直接后果是饿死了几千万人）；一方面又把上报的统计数据乘以10甚至100来突出"政绩"。当我们大笑特笑四十多年前的稻谷亩产量达到了"三万六千斤"（湖北麻城在五八年上报的粮食亩产量）时，前两年湖北丹江口市的蔬菜亩产量在统计表上也达到了十多万斤……众所周知，近几年内地绝大部分乡镇企业的现状是停产或苟延残喘，可县政府上报的乡镇企业产值仍达到了十多个亿甚至上百个亿，最保守的也有几个亿。
因为国人太容易健忘了，文革的悲剧在他们的记忆中一天天遥远，画面也一天天模糊，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则近乎消失，并以令人忧心如焚的速度向文革的老路走近。年长的尚且如此，年轻一代对文革的印象更是白纸一张，不少人还把文革当成反贪反腐的群众运动，因而称颂文革和呼唤文革。当人们看到今天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以官治贪难免官官相护时，竟然幻想在中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让残酷无情的群众运动来惩罚贪官！丝毫也意识不到文革和反贪反腐一点也不相干！
上述的现象使我想起儿时的另一件旧事：我的家位于大别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七十年代以前占半数以上的男人全是"瘌痢头"（一种头部真菌病，得此病的人整个头部溃烂发臭，然后在头顶结上厚厚的一层永远也不会消失的白痂，头发部分或全部落光）。那时山村医疗条件异常落后，儿童得病或夭折的概率比较大。可"瘌痢头"得病和夭折的概率比正常人要低得多，于是不少愚蠢的父母就着意给没有"瘌痢"的儿子甚至女儿"栽种""瘌痢"（把头部弄破一点皮肉，然后把从瘌痢头上刮下的粉屑涂在上面）……
读者想一想，用文革的手段来对付贪污腐败是不是和"栽瘌痢"的方式异曲同工？患有健忘症的人最容易干出类似的傻事——雇用大蛇来对付头发里的虱子！！！
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最大污点，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污点。为了深刻反省我们的过去，也为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中国人有一百个理由要牢牢记住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就象好不容易戒掉毒瘾的吸毒者永远要记住毒品的危害一样。欧美大陆的国家并没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闹剧，但不少文明国家仍然建立了"文革纪念馆"，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整个人类历史的深刻教训，并从中汲取这些教训，警醒自己不犯类似的错误。连没有经历过文革危害的外国人都建有文革纪念馆，我们就更有理由要建立自己的文革纪念馆，事实上我们早就应该建立这样的纪念馆了。文革纪念馆会经常地敲响中国历史的警钟，使容易健忘的中国人记住这段沉痛的历史。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如果忘记了这段历史，我们就极有可能在未来的岁月换个面目来重演这段历史！
我们真的不应该健忘！
三、可恨的老实人
去年的九月十五，一位姓李的同事专程邀我一道去儿子的班主任李老师家送礼。原因是我和他的儿子是同桌，开学时座位在第一排。昨天班上调整座位，他俩被调往最后一排的屋角。两人的个子本来就比别的同学矮半个头，在后排被前面的高个子挡住，上课时根本看不到黑板。李同事的儿子说：教师节那天（九月十日）全班所有同学家长都给班主任送了礼，就我俩没送，所以班主任调整座位搞打击报复。
我一听这事就怒火中烧，这样的老师根本就不具备教书育人的资格，怎配当班主任，学生在他手下会教出啥德性！别说送礼休想，我还和他没完呢！李同事看见我发怒的神态，居然一脸的不以为然。
"你真是从真空中冒出来的，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现在的老师都这样，这算什么？行为比李老师恶劣的还大有人在。占绝大多数的学生家长都对老师心存怨恨，可都敢怒不敢言，怕老师存心给孩子小鞋穿，影响孩子升学。就算这次讲理时道理站在你的一边，可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的孩子。"
"这样的学还不如不上也罢，要去你去送，给这样的老师送礼连门都没有，不但不送，我还要去找李某算帐！"
李同事只好连夜拎着两条"玉溪"和两瓶"剑南春"上李老师家了。
第二天上午，我气咻咻地来到李老师的办公室，"请教"他因何把我的儿子调往最后排的座位。李老师的原因有二：
一、我儿子上课不好好听讲，爱讲话，影响了同学们的学习，全班同学都对他有意见，强烈建议把他调往后排。
二、我儿子不尊敬老师，有一次上数学课时，我儿子居然回过头来和后面的同学讲话，被数学老师发现了，主课老师很不满意。
我的回答如下：
一、如果是全班同学认为我儿子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学习，一致要求把他调往后排，我没说的；但是否如此不能听你一面之辞。下一节是你的课，我们可以去班上搞一次民意测评，你先讲五分钟，我后讲五分钟，然后让同学们无记名投票。如果真如你所说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认错并赔礼道歉，如果不是你也应该有个说法。
二、就算我儿子有一次违犯了班上的纪律，但类似的情形是不是只有他一人，如果不是为何只把我的儿子调往后排，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如果你回答是我们可以把上面的测评再来一次。
三、我儿子是班上年纪最小个子最矮的学生，理当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退一步也应该坐在前三排。如果上面的理由都不成立，我到要请教因何把我儿子调往最后一排的屋角。
听了我的话，李老师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自操教棍以来还是第一次碰上这等不晓事又认死理的学生家长。结果读书人竟然率先恼羞成怒起来。
"我干吗要你在我们班对学生讲话！我干吗要搞民意测评？我是班主任，想怎样决定就怎样决定！我连排座位的权力都没有，我还当啥班主任！你说有别的原因，那你说别的原因是什么？"
"我是来和你讲道理的，你这话就有点不讲理了，是你先说调换座位是学生的集体意见，我才有民意测评一说。致于别的原因，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不用我把话在这里挑明。"
"总之座位我是调定了，不服你去上告！"
"话既然说到这一步，我也把我的观点挑明了，我既然敢来找你，就不会怕你以势压人，这事我是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我这就去找学校的领导，如果他们不肯出面我就找媒体讨说法；如果媒体不理睬，我还可以找教育局。我相信天下这么大，总有我说理的地方，就算真个没有我说理的地方，我还有最后的办法。"
"你不妨把最后的办法说出来，我又不是小孩子，怕吓唬的。"
"你看过《水浒》，应该知道武松杀嫂的故事。"
"知道一些。"李老师的语气明显缓和下来。
"武松知道哥哥被嫂子谋害后，第一步是干啥？"
"去告官，结果官吏都被奸夫西门庆的银子打通了，不理睬武松的状子。"李老师的脸上有得意之色。
"后来呢？"
"后来？……"李老师的脸由红转青。
"还是我来说吧，后来武松自己操刀把嫂子和奸夫全杀了！我不想走武松那条路，因为这事太小了，但如果李老师一定要把我推向那一条路，我也身不由己。你的文化和身价都比我高，不会为一点小事和我这个大老粗较劲吧？我给你三天考虑的时间，如果三天之后我儿子还坐在后排，我会找你的！"
我头也不会地走出了李老师的办公室。
第二天，李老师来电话了，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我的同学某某也是他的好友，看在某某的面子上，把我的儿子调往前排。我知道这是李老师在给自己找台阶，就顺水推舟，也在话筒的另一端大声道谢。
那位李同事的儿子也向前调了几排，但仍在第五排，他老兄认定我比他送了更重的礼品，对我的解释一百个不相信。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还在后面：我的儿子不但没有再向后调动座位，李老师也没给他小鞋穿，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升到重点初中。李同事一直在不但地给班主任送烟送酒，可儿子的座位仍象弹簧一样前后挪动，每向后挪动一次,李同事就要拎上高档烟酒上门一次……
由此看来，不识时务也不一定就是件坏事，如果中国多几位象我这样不识时务不随潮流不谙大体的学生家长，中国的教育腐败也不致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这个最不应该出现腐败的地方，腐败的程度却骇人听闻。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如果说老师的品格在整体下滑的话，部分学生家长又何尝不是始作甬者呢？
儿子毕业一年后，我打电话请李老师吃饭，他接到电话的第一反应就是莫明其妙，问请他吃饭为啥？我说不为啥，因为你曾经是我儿子的老师，现在我这里有几位教育界的朋友，想请你一道来聚聚，不知肯不肯赏脸？
"可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老师了，他有新的老师，你应该请他们的。"
"你永远是他的老师，请你是尊师重道，请他们性质可就变了。"
"你这样的家长真是少见，现在的学生都忘师卖道，离校后不打老师的闷棍就不错了，尤其是我们小学的老师！这顿饭我一定要来，无论如何要来！！！"
…………
李同事是我们单位出了名的老实人，他的故事在中国有一定的代表性。李同事的老实本份给他的儿子和中国的教育带来什么后果呢？结果是不言自明的。
一是害了他的儿子，送烟送酒付出的经济代价也许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危害是使他儿子的价值观发生病态的扭曲，认为天下事不需要正当的辛苦努力，只需要投机取巧就可达到目的，结果他儿子自此不爱学习，成绩每况愈下。望子成龙的李同事在节衣缩食送出了不少高档烟酒后又整天愁眉苦脸为成不器的儿子唉声叹气。
二是毒害老师的品行，给中国的教育腐败添油添彩。正是因为有如此多的老实家长，老师的行为才会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和教书育人传道授业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个后果的危害性比第一个要大一万倍！
这就是老实人的好处！！！
老实人最突出的个性是胆小怕事，息事宁人，在个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宁愿自己付出代价也不敢讨还公道，就更不用说替社会申张正义和主待公道了。下面的一则事例更能说明传统中国人的老实本份背后隐蔽的灾难性恶果。
去年无意间看了一本期刊，上面登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一个刚到美国的中国人去一家中国餐饭进餐，不巧遇上了劫匪。
劫匪拿着一把刀子（在美国人人有枪，餐馆的老板也有）指向掌拒，掌柜把钱柜里仅有的两百多美元现钞全给了他。
劫匪走后，中国顾客问老板为何不报警，老板说报警没有用，警察至少要半个小时才到，那时劫匪已逃得无隐无踪了。
中国顾客不相信老板的话，他听说美国警察工作效率很高，案发三五分钟即可赶赴现场，为了证实老板的话是否可信，便做一次好事佬按响了报警号码。
不想果然如老板所言，等了半个小时才来了两个警察，若无其事地做了一个笔录就走人。
中国顾客义愤填膺，大骂美国警察混帐渎职。想不到中国老板竟然帮美国警察说话。
"这也不能全怪美国警察，怪只怪我们自己当初不争气。说句凭良心的话，美国警察还是很不错的，既称职又不受贿。别的地方发生抢劫案，警察总是在三五分钟内赶赴现场，就我们中国餐饭例外。"
"哪是为啥，美国人真的歧视中国人吗？"
"那到不是，美国人的种族欺视并不象内地宣传的那样严重，造成目前的现状还是中国人自己。早期的情况不是这样，中国餐饭遭受抢劫时，美国警察也是在三五分钟内赶赴现场，当场把劫匪抓住，可受害人害怕报复，居然不敢站出来指证劫匪，警察只好把抓到手的强盗当场放掉。于是美国警察对来自中国案件的报警不再热心了，久而久之就成了今天这幅现状。"
"这里别的商店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抢吗？"
"有是有，但很少，劫匪看到中国人好欺负，在光天化日之下一般只敢抢中国商店，因为抢别的商店风险太大，外国人不怕事，不但当场报警，还和劫匪搏斗，劫匪在得手之后很难安全逃脱。尤其是犹太人开设的店铺，劫匪更是不敢问津。犹太人在遇劫之后不但即刻报警，还督促警察办案，如果认为警察办案不力还会合伙出资悬赏缉拿劫匪。碰上这样的硬对头，劫匪只好自认倒霉，唯一的对策就是不抢犹太人。这条街上只有一家犹太商店，中国餐饭则有十多家，可劫匪只选择人多势众的中国餐饭动手，犹太商店从未遭抢。就是那些中国人不敢出面指证而逍遥法外的劫匪也不感中国人的恩，过几天又照样来抢，好象不欺负中国人就天理不容一样。更为气人的是，来自中国的劫匪也选择中国餐馆动手！我们这个民族也真是的！！！"
…………
看了这则故事，我想起折腾了世界政治近半个世纪的中东问题。几百万个犹太人居住在被敌意的阿拉伯人包围的一块弹丸之地上，承受着面积和人口大出上百倍的阿拉伯世界的压力，结果反而越来越强大，阿拉伯世界几次联合起来作出铲除犹太人的尝试都没有成功。如果这块弹丸之地上（2.5万平方公里）居住的是几百万个中国人，诸位想想会是什么结果？
犹太人能够在敌人的心脏长期生存下来并越来越强大，显然不是老实本份息事宁人的结果，而是拚死反抗任何形势的强暴和强加于他们的不公正。相比之下，中国人的老实本份在已知世界一再地吃大亏，十七世纪，可恨的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数量比他们多得多的华人进行了三次灭种式的大屠杀。我并不奇怪西班牙人的灭绝人性，而是奇怪这些屠杀何以能够成功的进行？因为华人的数量占绝对的优势。之所以这样，除了华人的不团结外，华人的老实和胆小则是问题的关键。一直到前几年，小小的印度尼西亚居然也无视北方那个强大国家的存在，胆敢光天化日之下在首都的街道集众抢劫华人的财产，屠杀无辜的中华男人，当众轮奸中华妇女……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些暴徒在行凶之后居然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诸位不妨想想，如果行凶的对象是美国人，结果会是怎样？我敢说印尼会成为第二个阿富汗！
还有一个更具讽刺性的后果：中国人的老实怕事并没有造就他们奉公守法的国际形象，相反他们的形象因此一落千丈，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还成为邪恶势力争相凌辱的最佳对象。
这都是老实本份付出的代价，可见老实本份确然不是什么好的品质，至少不是什么值得稍*称道和发扬的品质。
基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人对老实人往往是很偏爱的，因为古往今来中国的国土上存在太多的暴徒和太多的非理性暴力，地痞流氓一直是中国历界政府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因此中国人都爱老实人，认为老实人不会侵害他们的正当权益，丝毫也意识不到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暴徒，就是因为中国的老实人太多的缘故，可以说每一个暴徒背后都有一个老实人在为其输血打气。如果没有如此多的的老实人为暴徒提供极好的生存环境，暴徒就没有容身之地了。老实人不但造就了流氓地痞车匪路霸；还造就了为数众多的贪官污吏，造就了难以扭转的腐败和不公正！因为中国的老实人太多，所以中国理性的暴力太少，结果非理性的暴力因为没有"天敌"的缘故，得以迅速滋长蔓延。我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看到了不少恃强凌弱的社会画面，可很少看到弱者不畏强暴据理力争的镜头。
综上所述，老实人最具社会危害性的特点有三：
一是老实人胆小怕事，遇事藏头缩尾，在自己付出代价的同时也助长社会的邪恶势力。
二是老实人没有责任心，没有担当，更没有主见，喜欢和稀泥，办事能力极差，若把重大的事情交给这号人一定要出大问题。如果让老实人当皇帝，朝中绝对是坏人的天下。
三是老实人没有原则，千万不可让这号人去主持公道，这号人连黑白都不敢说，就更不能指望他们区分正邪了。
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一个拥有上述三个特点的公民是不是合格的公民？是不是值得称道的公民？当然不是，这样的公民应该越少越好！
还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暂居的小城破获了一个流氓团伙。这个团伙在当地作恶行凶了十多年，杀人、抢劫、强奸、强收保护费什么都干，团伙的头目更是恶贯满盈，群众一直对他们的暴行忍心气吞声，受害之后敢怒不敢言，害怕他们报复。头目在受审时，刑侦队员问他这些年作案频频得手的秘诀是什么，头目的回答竟然是那样的简单：
"什么秘诀也没有，我一个大老粗，能有多少点子。现在作案很容易的，受害人都胆小怕事，既不敢反抗又不敢报警，所以每次都能得手。我刚出道时胆子也很小，后来就越玩越大了。"
"难道就没碰过钉子？"
"前两年碰到一个，在东门开鞋店的一个姓吴的蛮子，我上门收保护费，他不给，我拿匕首威胁他，想不到他小子比我还玩命，二话不说就抓起一把凳子往我头上砸，他老婆则抓起电话报警。我一看势头不对就跑了。"
"那你事后有没有报复他？"
"傻子才会去报复他！他那幅天不怕地不怕的倔脾气，带人去报复必然要出人命案，那样我也脱不了干系。我们只想发财，并不想和某人赌气拚死活。其实干我们这行的秘诀有一个，那就是识相，码头不是打出来的，而是看出来的，每次选择的对象最好是胆小怕事的，自尊心强的最好莫惹，不小心惹上了要即时缩手，那样才不会栽跟头。刚出校门的小流氓不谙此道，绝果没几天就栽了。"
…………
这个头目被判了枪决。公判会那天，我身边的一个老头声泪俱下地喊杀得好杀得好，人民政府万岁。我问他何以如此激动，他说这家伙丧尽天良，当着他的面把他女儿强奸了。我问他当时是否在场？他拍胸回答说在场，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坏蛋强奸他女儿长达一个小时。我再问头目可曾绑他，他回答说没有；又问他身旁可有凳子木棍什么的，他说有，不但有凳子木棍，还有锄头。
"那你何不称他施暴时一锄头挖在他的头上？"
"我哪敢呀？他是出了名的流氓，他会报复的。"
看到这样的国民，我当时的气不打一处来，劈面一巴掌打在他的老脸上。
"你也算人！你比那坏蛋更该杀！！！"
因为中国有如此多的老实人，所以才造就了如此多的暴徒。国民一直在恃强凌弱的暴徒和忍气吞声的老实人两个极端徘徊，敢于反抗强暴又奉公守法的现代公民则少之又少。
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一下：老实和诚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人的爱撒谎和不诚实也是举世皆知的，别以为老实人会说真话，老实人一样在撒谎，一样不诚实，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更没有勇气说真话。
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关头，老实人往往最容易当汉奸，都是恭顺的亡国奴。他们宁愿妻子儿女被外敌凌辱，也不愿奋起抗暴向侵略者讨还尊严和公道。所以老实人不可能成为民族英雄。
在本文将要结束之际，我要郑重地申明一个观点：别以为糊涂老实不是缺点，它对人类文明的危害与邪恶是不相上下的，暴政多半和低素质的老实人群相伴而生。中华民族要想在已知世界立于受尊重的不败之地，就不可再偏爱老实人，最好和老实的国民告别！
四、中国人认识上的四大误区
（一）、为人不当官，当官是一般，世上没有不贪的官，贪污是不治之症。
中国官场的腐败病症是无孔不入的，官吏的贪污受贿几乎成了带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在清帝国时期，贪污受贿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程度轻与重的问题，以致英明的康熙大帝说出了这样的肺腑之言："绝对不贪的官一个也没有"。新世纪的中国如果不当机立断对贪官重拳出击，任腐败现象滋长蔓延，也极有可能在文明的治世再次验证康熙大帝的"至理名言"。
吏治腐败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远远超出了主流媒体所说的"极个别"现象，真实情况也许要严重得多，部分地区甚至发展到司空见惯的地步。国民对贪污受贿不但见怪不怪，不再对腐败现象义愤填膺，相反还给予不同程度的理解和认同。在国人心目中，当官就会贪污受贿，就会以权谋私，不贪不占的官是没有的，不但现在如此，过去也是如此；不但中国如此，世界上各国也是如此；总之天下乌鸦一般黑，贪污是不治之症。如果当官没有诸多好处，谁会削尖脑袋甚至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住官场钻呢？
国民的这种认识与实际情况显然有很大的距离。中国的官场腐败确然是一个带普遍性的社会和历史现象，但并非没有例外。唐帝国实际上的开国皇帝李世民（名义上为其父亲李渊）就曾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贞观王朝"。今天的中国也并非没有不贪的官，只是国民不敢相信而已。他们的眼睛看惯了太多太多的腐败现象，结果对正常现象反而不适应或不敢相信。今天的世界也有不少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在西方的英、美、德和东方的日本、新加波，政府建立了一套完善且卓有成效的监督体制，有效的防止了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官吏要想贪污受贿而不被发现是很困难的。当内地的国民对愈演愈烈的司法腐败摇头叹气时，同样是中国境内的香港警察却是东方世界最优秀的警察。贪污受贿也并非是不治之症。英国在推行"公务员制度"以前，各级公职大多是政府官员安置亲信的机构；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实行公开平等竟争性考试选拔文官后（英国的公务员考试面向全民开放，三轮车夫也可参考，没有等级森严的资格审查），这种现象就很快在政府绝迹。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腐败现象也曾是骇人听闻的。到了七十年代，政府建立了真正的"廉政公署"（不是作幌子、创收或安置亲信的机构），下决心大力打击腐败，结果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官场腐败现象下降了九十多个百分点，并且效果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削灭了贪污，是指贪污现象少之又少，贪污的数量也很有限（一年的非法收入不会大于贪官一年的薪水），并且很快被发现并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惩，连续作案几乎不可能；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贪污受贿现象。
经常听到国民议论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说外国的腐败更严重。有一次我撞见一个知识分子对此事大发感慨，就问他知不知道"水门事件"：
"怎会不知道？不就是贪污了国家巨款吗？"
"那你说贪污了多少？"
"他是一国总统，少说也贪污了几百亿美元吧，不然怎会被美国人民赶下台了呢"
…………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水门事件"，就更不用说工人农民了。
国民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纵恿了官场上的腐败现象，在社会上形成不了打击贪污腐化的认识压力。如果贪污腐化是不治之症，古今中外都是这样，为何要花大力气去作没有成效的努力呢？最"明智"的办法还是削尖脑袋钻进官场去，使自己也成为能够贪污受贿的一员，在有生之年捞点好处。二是给了腐败分子饶幸心理。既然他们的腐败行为得到了一定的理解和认同，干吗不继续甚至进一步地腐败下去呢？三是让真正的清官心灰意冷。他们一心为国为民，自己甘愿清贫如故，可结果反而不如那些吃喝玩乐以权谋私的贪官，不但上司不高兴不升他的官，亲朋好友骂他不够意思，连普通国民也不认同，实在是太寒心了。结果如此，就没有多少动力继续清廉下去了。
（二）、贪污是因为官吏的收入太低，只有高薪才能养廉。
也许是近十年官场的腐败一直呈上升趋势吧，国民一直在探究滋生腐败的内在原因。除了大家公认的"体制问题"外；官吏的收入太低也成为 人们的共识。基于这样的认识，政府在近几年不顾工人大批下岗的悲剧性现实，连续几次给公务员加薪，使他们的收入在原来的基础翻了一番。公务员收入增长的幅度远远大于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长幅度。
在普通国民心中，英、美、德、日和新加波等国的官吏之所以不尚贪污，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从事公务的人员薪水很高，官僚生活富足，没有贪污受贿的必要。这种观点显然也与事实不符。美国的政务官和公务员的薪水在全社会只能算中等偏上的水准，薪水甚至比不上一个扫大街的清洁工，美国收入最高的阶层是医生和律师，可美国的贪污受贿极为少见。刚刚进入这个国家的中国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也许不是物质生活的富足，而是这个国家的警察不但不受贿，还会控告给他送钱送礼的人是企图行贿。日本公务员的薪水则只有中等水准，每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大学生报考公务员，主要是出于一种人性中较为高贵的情操。日本的教育体制里包涵有大量爱国为民的积极内容，学生在校就一再地被告知：人的最高价值不是发财致富和娱乐享受，而是"自我实现"，积极主动地承担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义务，而从事公务是承担责任义务最为直接的途径。新加波的官吏收入虽然高出社会平均收入较多，但仍比企业家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收入低得多，甚至远远低于中国某些同级别官员的实际收入……
由此可见，高薪并非养廉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清帝国在前期并没有设置"养廉银"一项，可国家的吏治清正廉明，最高统治者皇帝每日的开销（包括所有宫女和太监在内的宫廷开支）也只有三十五两，其前身明王朝则为一万两；后期专门设置了"养廉银"，却养出了和珅这样空前绝后的大贪官——来历不明的资产折合白银九亿俩，相当于清帝国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如果包括他挥霍掉的和家人贪污的款项，应该不低于二十年的财政收入，和珅当权刚好二十年！广西一个不太富裕县份的"一把手"李乘龙，在县委书记的任上贪污了几千万巨款（仅仅查抄的来历不明资产就有一千四百五十万元，如果包括挥霍掉的和向上行贿的款项，应该不下两千万元），按理他应该很富裕了，没有继续贪污的必要了，可他升官后依旧更为疯狂地贪污！！！不少地方为了减轻用车和通讯上的腐败现象，对部分官员实行"交通费"和"信息费"补贴制度。这种制度执行起来的结果怎样呢？官员一方面在每月领工资时堂而皇之地领取"两费补贴"；一方面打电话坐车照样不掏一分钱，单位的"两费支出"比改革前反而上涨了不少。近几年公务员的薪水比前几年提高了很多，工资上涨的幅度远远大于物价的上涨幅度，按理腐败就该收敛一些，可实际情况呢？？？
一个国家的吏治是否清正廉明，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体制问题；二是素质问题。国家应该在这两个方面花大力气，努力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同时建立一套尽可能科学修明的官吏任用升降机制，从根子上铲除腐败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使腐败分子没有容身之地。官吏只向上级负责的"单向负责制"也许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
（三）、富国是我们的敌人，穷国是我们的朋友。
上世纪七十年代，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他把美国、苏联两个军事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划分为第一世界（那时的苏联因为新闻封锁，外界对它的了解甚少，只是根据其夸大了几十倍的统计数据判定为仅次于美国的富国）；英国、日本、欧共体和加拿大等经济发达的国家为第二世界；包括中国、朝鲜、越南、伊拉克和古巴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为第三世界。老人家宣称第一世界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和打倒的对象；第二世界是不可靠的"骑墙派"，是改造和防范的对象；第三世界是我们的朋友，是团结和支援的对象……之所以这样划分，表面的原因是：第一世界是帝国主义，第二世界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死敌；第三世界是反帝反霸的主力军，和我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内在的原因也许只能是：第一、二世界是富国；第三世界是穷国；而中国也是相对贫穷的国家。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就一直站在反对"富国"的最前列，同时也竭力靠近发展中的穷国。三年大饥荒时期，在国内大批饿死人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拒绝富国基于人道主义向中国运送救济粮；一方面仍对我们的穷朋友承担责任和义务，继续把少得可怜的粮食运往越南和朝鲜……在外交上，既使富国对中国再好，但只要有一件事没做好就会把中国人惹火；而对于实力不如中国的亚非拉穷国，中国人则表现出反常的大度，即使出现了"栽林养虎，虎大伤人"的闹剧，我们宁可忍气吞声，也尽量做到不抓破面皮，免得富国看我们的笑话。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在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态度上，这个众叛亲离的独裁狂人在和美国发生冲突时，中国一直都和他站在一边。可萨达姆对中国的回报竟然是：把中国列为他最瞧不起的三个敌人之一。尽管如此，中国的主流媒体一直把他喧染成反抗强暴的英雄和顶天立地的钢筋铁汉，直到他站在总统位置上的最后一刻。
诚然，英、法、日、俄等富国在近代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天朝大国"的光环就是这些国家打碎的，不易忘记仇恨的中国人很自然会敌视这些国家；可单凭这点理由不是中国人仇视富国的根本原因，因为美国在历史上对中国的伤害并不大。他一没割地二没赔款（庚子赔款退回中国办教育）三没划分势力范围，在抗日战争时还给了中国很大的援助。可我们对美国的态度怎样呢？有一则事例很能说明问题：一群去东北旅游的中国人在风景区看到了一尊纪念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而阵亡的美国飞行员纪念碑，旁边还有被日军击落的美国飞机残骸。既然专门立了纪念碑，说明中国政府还是认同这些美国飞行员的。中国游客看到纪念碑的反应是：这是那个混蛋干的，怎么在中国的国土上给美国佬立碑呢？出于满腔的义愤，游客争先恐后地往纪念碑和飞机残骸吐唾沫，吐完后还要恶狠狠地往飞机踹上几脚……这个不该发生的故事除了说明这批游客素质低下外；还说明中国人对富国的仇视是如何之深。
中国是一个穷国，虽然穷，但穷得很"硬气"，对富国有一股发自骨子深层的反感，就象中国的穷人对富人的反感一样；因此很容易把富国当成我们的敌人，就象当初把地主资本家当成人民群众的敌人一样。对于世界上的穷国，基于同病相怜或是能够找回部分优越感的缘故，也很容易把穷国当成我们的朋友。这种民族心理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这种心理是否有利于我们国家民族的文明和进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我们自认为血肉相连的第三世界朋友的所作所为已经为上面的答案作了有力的脚注。越南的恩将仇报和印尼对华人的暴行举国皆知；非洲的穷朋友只知伸手向中国要钱要援助，中国遇上百年未遇的洪水时他们则熟视无睹；鲜为人知的还有上文提到的伊拉克和北朝鲜，他们的行为则更让"仇富爱贫"的中国人叹气。相比之下，富国的行为并没有中国人想象的那么可恶。中东最富的国家以色列，中国的主流媒体一致对其大加抨击，目的是为中东的阿拉伯穷国撑腰打气。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也许想象不到，以色列并没有"投桃报李"作践中国人，它是整个中东对中国人最友好的国家。还有比北朝鲜富裕上百倍的南韩，对中国人的态度也比北朝鲜友好得多。
这个认识误区的危害是：民族心理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外交方针。中国人在外交上情感的成份居多，理性的成份居少；不是凭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是凭心灵的好恶来支配外交策略。结果在认敌为友的同时，错过了对中国的文明进步真正有益的朋友。
富国虽然在历史上给中国制造了深重的创伤，但今天的富国比先前明显地进步了，不再扮演历史上赤裸裸的强盗角色。很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其广大的殖民地都没有通过战争方式赢得了独立，连被誉为"英王皇冠上一个明珠"的印度，英国也主动放弃了对她的殖民统治。对于已经进步了的富国，中国人就不应该抱着过去的成见不放，不要拒绝和他们作朋友，这样对双方都有益处。和富国作朋友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进程。
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中国人应该摒弃心理上的偏见，在衡量敌友时不再以"穷富"来作尺度；应该站在有益于国家民族文明进步的高度，用冷静理性的目光来寻找我们的朋友。在与别国建立朋友级外交关系时，有两个标准是不能放弃的：
一是对中国真正友好，最好能支援中国的经济建设。
二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应尽可能高，高素质的群体作恶的动机较小，同高素质的国民交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进步。
（四）、对外强硬就是爱国，妥协中庸就是卖国。
两年前，美国的飞机轰炸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中国人的群情沸腾了。噩耗传来时，对美国一向没有恶感的我也热血上涌，一气之下摔碎了十个酒瓶，恨不得拿起枪杆上战场去和美国人战斗！
接下来的几个月，抗议美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从通都大市到穷乡僻壤，中国人都自发地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美国佬的憎恨。最后，战争也郑重地进入了国民的议题，向美国开战的呼声响彻中国的大街小巷……当政府对战争的呼声没有响应时，国民在街头巷尾纷纷指责政府没用，对政府不利的各种传言纷纷出笼，对中美关系的各种无端猜测满天飞……
当我从十瓶酒精的麻醉中清醒过来时，我由衷地敬佩我们的政府，敬佩高层领导的冷静睿智和高瞻远瞩，敬佩他们最终没有听从大众舆论的呼声。无论美国多么可恶，无论美国佬 的暴行对我们的伤害如何巨大，我们都不能和美国开战，否则中华民族就会雪上加霜，不但挽不回面子还会蒙受更大的损失。如果响应民众的呼声，中美走向战场，我们拿什么和美国打杖？下面我们推论一下开战的结果：
中美在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的两端，两国相距一万公里。一旦两国开战，陆军派不上用场，只有依靠空军和海军。我国的海空军不具备远洋作战能力，我们一架飞机也飞不到美国上空，一艘战舰也接近不了美国的海岸线……而美国的海空军可攻击全球的任何一个目标，其航空母舰战斗群可直接进入我国的领海，沿海的工业区进入其火力范围；远程轰炸机和巡航导弹可深入中国内陆，很容易找到打击目标。战争的结果将是美国本土没有一声炮响而我们的国土则硝烟弥漫……中国的经济重心在沿海，沿海是中国的经济命脉。这些地方位于承受打击的最前沿，在战争中将会遭受巨大的破坏。一旦沿海经济区被摧毁，除了经济发达的地区受损失外，内陆次发达地区的经济也会大受影响。因为内陆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沿海经济，农税的绝大部分就是打工仔从沿海带回来的钱交纳的。沿海工业被摧毁后，打工的内地农民只好空手返乡，无钱缴纳农税，靠这些钱发工资的部分公务员就发不出薪晌……国民对战争的实力并不了解，他们认为很容易打败美国的，就象当年毛泽东在朝鲜打败美帝一样。一旦战争拖延下去，国民的生计受到影响，又会张大嘴巴骂政府没用，并且骂得更响……
也许有人会说到关键时刻我们可以动用核武器？核力量我们和对方相差更远，我们只有近400枚核弹头，其中只有近20枚核弹头能够利用洲际导弹打到美国的洛杉矶，即使打到美国也会被其更为先进的反导弹武器截留。美国的核弹头则有七千枚，且具备精确的远程运送能力，我们则没有反导弹技术。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没有和美国开战是明智的！不但不能和美国开战，连一气之下断交也不妥，因为我们还需要利用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有一个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如果说和美国断交将使对方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失去一个强大支持者的话，中国也同样失去了一个更为强大的盟友。最好的策略是忍下一口恶气，用文明的手段提出抗议，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使美国陷入孤立。然后尽可能地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来服务我们的经济建设，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等到我们拥有更为强大的航母战斗群和更多更厉害的远程轰炸机时，再回过头来报一箭之仇也不迟。那时我们照样可以把导弹投向对方的大使馆，然后分辩说投错了。
上面的事例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国人在国际冲突时总习惯保持强硬的姿态，认为对外强硬就是爱国，反之则是卖国。这种倾向是很有害的，直接的后果是使国家和民族付出更大的代价，代价的惨重上面已经列举了一些。中国人的强硬心理由来已久，在明清时期就已形成，并酿成一个又一个无法挽回的灾祸。明朝末年，崇祯皇帝朱由检被山崩地裂的农民大暴动搞得焦头烂额，这时东北象巨魔一样兴起的后金汗国又侵占了明帝国的东北疆土，并一再地向内地用兵，企图用战争手段来迫使明帝国签订一项有利的和平协议——接受满人用武力造成的领土变更，同时承认满洲国的合法地位。皇帝和部分清醒的官员都知道明帝国打不过后金汗国，最好的办法是暂时和与后金议和，然后腾出手来平定内乱，等内部稳定创伤修复后再来收复失地（就象列宁和入侵的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一样，该和约把苏联最富裕的西部疆土，包括波兰和整个乌克兰全割让给德国，使红军得以集中力量专门对付沙皇残余势力在国内发动的武装叛乱）。可包括皇帝在内的高层统治者害怕国民给他们加上"卖国"的罪名，没一人敢率先提出议和一事，全用强硬的豪言壮语来表明自己的"爱国"。朱由检有一次问进京抗击后金的总兵卢象升是"主和"还是"主战"，卢象升慷慨激昂地回答："我主战！"。没几天他就死在和后金作战的前沿。一年后，明帝国被农民军推翻了，满洲人又入关把农民军打败，把整个中国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中国人在异族的奴役下当了近三个世纪的亡国奴。因为害怕背负"卖国"的罪名不肯放弃日后还可收复的部分国土，最后把整个中国都丢失了，这就是不理智对外强硬的代价。读者认为这是"爱国"呢还是"卖国"呢？
类似的悲剧还有很多，"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不该强硬的惨剧。
基于"强硬即爱国、妥协即卖国"的民族心理，签订和约的外交官可就倒了大霉了，没有几个不因此蒙受不白之冤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晚清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他的真正罪名应该是为北洋舰队的腐败负责，使"东方无敌舰队"不该战败而战败了。可中国人加在他头上的最大罪名是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并为此背负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骂名。其实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本身并没有错，腐败透顶的清帝国在战场上一千次地证明不是现代化日本的对手，继续打下去是没有希望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签订诚下之盟。如果李鸿章不签订"马关条约"，中国的损失会更大。
真诚地希望那些以爱国之名，动辄豪言壮语的对外强硬者，你强硬的前提是不能伤害你的祖国，让祖国因为你的强硬付出更大的代价。你的祖国正在修复创伤积蓄力量，再也经不起意外的折腾了，你得真正爱她才是。同时也奉劝那些"强硬爱国者"，不要动不动给人扣"卖国"的帽子，那些提醒你冷静的智者说不准比你更为爱国。历史上有很多在战前反战，可一旦爆发战争却冲在队伍最前列的智者和勇者，他们当初的反战难道是"卖国"吗？
在自己的实力只是算是"羔羊"的情况下，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因为离家门很远的一只老虎偶尔朝你作了一个不友好的动作，就冲过去把老虎的屁股拍一巴掌。
对一个成长中的民族来说，勇敢是可贵的，但理智更为可贵！！！
五、极端与偏见
（一）
中国人最缺少的品格除了"自律自省"外；再就是"宽容"。
极端与宽容是格格不入的；极端的副产品是"盲目的仇恨"。
从童年时候起，国人的仇恨与极端就在我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上小学二年级时，语文老师教我们用"心黑手辣"这个词语造句。那时的学校不重教育，学生的文化水准比现在要低得多，在今天不过是小菜一碟的造句，三十年前的小二学生则没有一个能组织一个通顺的句子。老师在无奈之余，只好在黑板上造了一个"范句"供我们模仿。
"我们对待阶级敌人决不能心慈手软，要心黑手辣！"
…………
那时每天上课前都要唱半个小时的革命歌曲，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象雷锋那样"，最后的两句歌词是这样的：
"对待个人主义，象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这样"铁面无私"，不惜把"心黑手辣、残酷无情"等最最丑陋的"贬义词"加在自己头上，也要对失败了且不再构成威胁的敌人穷追猛打。等真正的敌人打光了，没有了斗争对象时，就在自己的队伍里抓出几个人，冠以"阶级敌人"的头衔（如"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来打斗；最后居然把亲人也抓了出来。正所谓"干革命革到自己家里来了"。
那时中国人生活的首要主题就是"革命"和"阶级斗争"，也就是"中国人斗中国人"，并且斗争的手段花样翻新，极尽残酷无情，总之是尽可能极端的方式。就算阶级敌人（多数是持不同意见的人）被打倒了，不再对革命队伍构成任何威胁，也要把他"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革命本来是推进人类进步的运动，可如果"革命"本身毁灭了最基本的"人道"和"人性"，这样的革命就只有"名词"上的意义了。
不仅如此，连上世纪前期最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也写了"痛打落水狗"这篇杂文，供后世的中国学生学习朗读。他教导中国人把"敌人"（此人并非真个罪大恶极，仅仅因为他没和自己站在一边，有时仅仅是因为观点不同而已）当成一有机会就会咬人的狗，不能对他存有半点同情和幻想，即使对方落水了也要狠狠地痛打，就是成为"死狗"也不能放过。
鲁迅无疑是上世纪最最清醒的中国人之一，这从他的几篇小说，尤其是《药》可以得到证明。连他老人家也有这等极端的思想，就更不用说普通中国人了。鲁迅写得最多的作品是杂文，可文学价值最高的还是他的小说。很难想象《阿Q正传》、《祝福》、《故乡》、《药》和《白光》的作者，在后期居然把"丧家的资产阶级的乏走狗"这等充满人身攻击的字句作为他作品的题目。
我们那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就这样在心灵深处播下了仇恨和极端的种子。
（二）
童年时代已成为过去，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人应该成熟了许多，可实际情况怎样呢？
一是《象雷锋那样》这首歌仍在部分中小学校传唱，不同之处是和爱情歌曲一起唱。更多的情况是在唱完"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后，又跟着唱"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二是在"阶级敌人"作为一个集团势力被消灭后，公开的有组织的暴力复仇停止了，可地下的暴力和仇恨仍象深秋的野火一样逞燎原之势。帮派和黑势力挑起的血腥械斗使中华大地没有宁日。
去年在家乡的那个小县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血案。一个姓蔡的小流氓在商店买鞋时和店主发生口角，被旁人劝开了。按理此事不应酿成血案，因为蔡某和店主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争吵时没有造成经济或肉体的伤害；周围也没有蔡某的相识，不存在丢面子问题；至于口角时说的一些过头话也大可不必认真。可蔡某并不这样认为，他认定店主泼了他的面子，一瞬间就对店主怀有"深仇大恨"，并发誓要报仇雪恨。如果当时气头上这样想还情有可愿，问题是过了三天后蔡某依旧怒气冲冲，竟然串通了四个同伙实施复仇行动。他们在人流量最多的时刻拿着大砍刀闯进了这家鞋店，当众把店主砍翻在大街上。蔡某还不解恨，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挥刀砍断了已丧失抵抗力的店主的四肢，好象他俩有八代的血海深仇……
这个血案是国民极端和盲目仇恨的典型例子，因为此事原本不可能酿成仇恨的，更不可能发展为手段极端的报复行动。可仇恨和血案居然发生？
如果说此事是为数极少的社会滓渣所为，因为没有代表性也就没有说服力，那么上世纪九十代年上半期发生在某座大都市的一桩惨案就绝非偶然事件，因为惨案的制造者是德行应该为人表率的人民警察。
一个干警的妻子去找一位来自外地的锁匠配钥匙，锁匠不知道她是干警的妻子，就按例收了她五角钱（如果知道肯定不会收）。按理这个妻子不应怒火中烧：一则五角钱是个小数目，为这样的小钱生气不值得；二是锁匠并未多收她的钱；三是锁匠是街头小贩，属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不值得和这等人争闲气；可干警的妻子居然怒火中烧！她怒气冲冲地跑回家，在丈夫面前告了一个恶状。他丈夫是一个男人，应该不会为这等不上筷的小事象女人一样怒火中烧，可他老兄居然也怒火中烧，心想一个不起眼的他乡小贩竟然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配把钥匙也要给钱！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不晓得老子的厉害！他没有象蔡某那样等三天，而是马上把想法付诸行动，即刻喊来另外的三个干警，快速赶往现场，抓住那个锁匠一顿拳打脚踢，最后的战果是把锁匠活生生地给打死了！
一个德行应该为人表率的人民警察为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大动肝火，并采用如此极端的手段公报私仇，事件的前因后果不能不引人深思。
…………
（三）
中学时代看《世界历史》，看到了美国的南北战争，对这场战争的总体观点是歌颂和赞美，誉之为美国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北方得胜的美国人被描绘成正义的英雄；南方失败的美国人则是企图阻挡历史车轮应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牛鬼蛇神"。前几天又重新翻开《美国史》，不过是英语版的《美国史》，也就是美国人自己撰写的历史。众所周知，今天的美国政府仍是南北战争得胜的美国人的后辈，在撰写这段历史时自然会颂扬自己的祖先，同时贬损并攻击祖先的敌人。我翻到南北战争这一页，美国人对这段战争的评价竟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一是你很难看出哪一方是正义的哪一方是非正义的；二是南军总司令李将军被描写成一个德高望重用兵如神的绅士和军神，北军在战场上的行径则丑态百出；三是胜利者付出的代价和失败者一样大；四是这场战争的起因并不单纯是奴隶主挑起的以"废奴运动"为中心的战争，北方的战争动机也是大可怀疑的；五是这场战争并不是一段有利于美国进步的光辉历史，而是美国历史上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首，对美国的消极影响比"珍珠港事件"还要大……
看了美国人写的"南北战争史"，我终于明白自那以后美国本土为何没有再爆发一次自相残杀的内战。得胜的美国人正是以宽容博大的胸怀，善待那些失败了的政敌，消除了内战造成的心灵创伤和民族裂痕，重新恢复民族的团结。当失败者面对一个不停自责自省的胜利者时，他的自尊心就会较少受到刺伤，复仇的冲动也会很难唤起。如果胜利者不停地夸耀自己的胜利，嘲笑对手的失败，不明智地刺伤对手的自尊心，对手复仇的冲动就会一浪高过一浪，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并创造机会报仇雪恨。
中华民族的仇恨和极端心理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青少年时期看了很多武侠小说，报仇雪恨就象爱情一样成了这些小说的永恒主题。相比之下，美国最有影响的反映"南北战争"的巨著《GONE WITH WIND》（中文译为《飘》或《乱世佳人》）的主题就是不要仇恨和内战。和这一目标相适应，得胜的美国人把失败的对手描绘成可尊可敬的绅士；把自己贬损为灵魂卑微的投机政客……
一百年前的中国人在临死之前有立遗嘱的习惯，有头有脸的人立文字遗嘱；普通人也有口头遗嘱。遗嘱的内容不外乎两大主题：一是财产的分割与继承；二是谁是他的仇家，要后人记住这个仇家，把报仇雪恨作为后人生活的一大主题。后人因此陷入仇恨的痛苦之中，死时又把这个痛苦传给活着的下一代，如此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
盲目的仇恨和极端的情绪对中华民族的负面影响是无与伦比的：一是在中国这块本应该很文明很仁慈的土地上产生了人类世界最野蛮最残忍的折磨人的刑罚。二是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降低，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很难形成一股抗击外敌的合力，用"一盘散沙"来形容并不过分。这点可从近千年的中国历史找到佐证。自宋王朝以来，中国整体被外族奴役达四个世纪，半数以上沦为亡国奴近六个世纪。而奴役我们的外族在军力上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人口则是百分之一的悬殊比例。三是政体上容易产生极权体制，贵族政治的架构不是有限王权而是君主独裁，多数人的意见被漠视；平民政治则是戴着"民主"面具的暴民政治，少数人（尤其是社会精英）的权力得不到保障（如文化大革命）。
（四）
一个人的情绪一旦有极端倾向，就会产生固执的偏见。
近代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国家是日本和俄罗斯，但中国人最仇视的国家却是英国和美国。
对英国的仇恨情有可愿，因为这个国家率先用暴力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迫使当时自认为位于世界中心的"天朝大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让一向有着很强优越感的中国人丢尽了脸面。对美国的仇恨则更多源于民族的偏见。这个国家伤害中华民族的暴行比任何列强都少，没有割中国一寸土地也没有强迫中国赔款（庚子赔款返回中国办教育），相反在两次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站在中国一边（十九世纪末的列强瓜分中国危机和中日战争），中国的第一批新式学堂就是在美国的资助下建立的。可中国人对美国的反感大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大于象野兽一样撕裂凌辱中国的日本和恩将仇报的越南。同样的一件摩擦纠纷，发生在别的国家也许只被看成一个可以平心交涉的局部突发事件，发生在美国则会招致中华民族整体对抗情绪。中国人在现代发生了很多次反美示威游行，最大的一次是上世纪中期美国兵强暴中国学生的案件。那时美军刚刚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个别驻京美国大兵得意忘形，竟然违反军纪强暴了一名中国学生。尽管这几个兽兵受到美国军法处置，可大江南北的中国人还是走上街头，表达了仇恨美国等内心深处的呐喊，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教授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印尼的暴徒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轮奸了成百上千名华裔女子，中国人却没有上街游行。
有一天无意看到一则《魔鬼词典》，其中"英国"这一词的解释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省"，大意是讽刺英国唯美国的马首是瞻，两国将来有合二为一的迹象。众所周知，美国并未对英国施加任何经济军事压力，英国跟着美国走显然不是屈服于某种情势，而是两国的亲密程度已超越普通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两国之间有太多的共同之处。这种现象实在叫人难于理解，因为美国最先的宿敌就是英国。美国早先是英国的殖民地，十八世纪中期美国人在波士顿郊外的列克星敦打响了反英战争的第一枪，经过六年六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民族的独立。三十年后英国又再次侵入美国的首都，放火焚烧了总统府。战后美国政府只好在烧黑的墙壁上涂上一层白灰，才能让这座浴身战火的建筑物恢复办公效用，这就是"白宫"的由来。按理这两上国家的仇恨是无法调解的，就算勉强调解了也有诸多隔阂，不可能达到亲蜜无间的程度。今天的情况是两国亲蜜得就象是一个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只消看一下《美国史》就可找到答案。按常理美国人在描述独立战争时一定会采用史诗性的笔调，把这场战争描述成极尽美国人亮点和英国人暗点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可实际情况是美国人不但没丑化英国人，相反看完这段历史后读者仿佛觉得道理更多地站在英国一边……
英国率先撕裂了中国的肌体，对中国的伤害不容轻描淡写，但比起英国对美国的伤害，这种伤害可以成为永久的痛但不足以成为永久的恨。连英美之间的那种仇恨都可以化解广于无形，我们因何不能尝试彻底化解对英国的仇恨呢？
就算一个国家和民族真个成了我们不可调和的仇敌，我们也不能采取"一棒子打死"的态度。再恶劣的民族也有他们优势，打败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学习他们的优势，使其失去所长。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糟白地全盘否定他们，他们的长处就永远不会失去，我们就会永远处于被动地位。日本对中国的伤害是无与伦比的，但这个民族也有很多中国人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也是人口和国土大大小于中国的日本能够一再有能力伤害中国的原因。面对这样的敌人，我们除了在内心深处不忘国仇家恨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习他们的优势，汲取他们的长处，然后打败他们，最起码不再被他们伤害。如果我们采取极端的手段，对来自日本的一切全都怒目以视，最后的结果就会事与愿违。
在西方列强中，中国人映象最好的是法国，原因不是这个国家对中国友好，而是因为它经常和美国唱对台戏。其实这也是偏见在起作用，中国在进入关贸总协定以前，美国尽管提出了很多附加条件，但最终还是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使中国在对美贸易中每年都有几百个亿的顺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振兴。相比之下，法国则根本拒绝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除了英美两国外，能反映民族偏见的典型例子还有以色列和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以色列是中东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中东对中国人最友好的国家；伊拉克国民素质比犹太人低得多，草菅人命的暴君萨达姆则把中国当成他的三个主要敌人之一。中国人对这两个国家的态度如何呢？中国的主流媒体已经给予了从所周知的回答。
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被证明生命力最强，应该很成熟的中华民族，应该拥有平和冷静的心态，用不偏不倚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和今天的世界。偏见会使民族智慧屈从于民族情感，对一些有益中国文明的国家抱有根深蒂固的反感同时又对另一些无益中国进步的民族怀有莫名其妙的同情，都是民族心理不成熟的表现，会使中华民族偏离维护自身利益的正常轨道，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
需要特别强调一点的是：民族偏见并不单纯源于执政集团的有意引导，而更多是国民偏见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上有不少英明的执政者本身没有任何偏见，但他的行政措施却不可避免地受国民偏见的左右。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当外来的文明成果输入中国时，最先接纳的往往是上流社会，中下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则固执地排拒。人民群众总是占有数量上的优势，执政集团不可能长久并完全漠视他们的偏见，有时会暂时屈从于这种偏见，如慈禧太后任用义和团……
但愿中国人能从仇恨、极端和偏见中走出来，用一种明亮积极的心态去拥抱并享受新世纪的最新成果！
二00三年十二月八日
六、"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状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官本位"文化充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有位历史学家说：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一不是封建主义，二不是资本主义，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官僚主义"。他老兄的说法尽管有失偏颇，但官僚主义在中国确然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存的。
所谓"官本位"，是指这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声身价自然小，与官不相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如工程师相当于正科级；教授则相当于正县级……
中国的"官本位"文化起源于秦王朝。王朝的创始人赢政为了削弱地方势力，把权力集中到中央，在全国废除王侯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由皇帝直接任命各级官吏来治理整个国家。自此"官吏"就是权力的象征，权力能够带来财富和地位，因此官吏成为社会最尊贵的阶层。
"官本位"因为科举制度而走向兴盛。科举制度是专门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对象是全体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知识分子都应该是社会精英，当这个"精英集团"的最高目标是如何考官和如何当官时，"官本位"文化就主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科举制度起源于随王朝，定制于唐王朝，到宋王朝时才成为一种倍受尊重的制度。因此"官本位"文化在宋王朝时才由兴盛走向成熟。这个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靠武人策动的兵变当上皇帝的，为了防止又一次"陈桥式兵变"，赵匡胤大量任用文官，来限止武将的权力，同时扩大官吏数目，利用官吏的互相牵掣来防止某个将官集聚到可以威胁帝王的巨大权力。结果官吏的数量成倍膨胀。
"官本位"文化在明王朝时走向了极端。明王朝以前，社会价值除了以官来定位外，才能也能部分决定社会价值。一个人的音乐、绘画、书法才能，尤其是文学才能如果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即使他没有当官，依旧能够得到社会的部分尊重和认同，有些拒绝当官的隐士甚至于得到社会普遍的尊重。这种例外到了明王朝时就永远成为历史，开国皇帝朱元璋竟然野蛮且愚蠢到不准人当"隐士"，否则就要杀头！社会的各个细胞自此被"官僚主义"普遍并彻底地浸润。
"官本位"文化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应该随着封建帝制的消亡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或许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官本位"文化流恶难尽；或许是现代化革命不够彻底的原因，"官本位"的阴魂在现代中国无处不在，在近期还有泛滥成灾的趋势。
下面是"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状：
一、倒胃的称呼
"官本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体现在对人的称呼上。在美国，除了亲属专有称呼外，对人的称呼很简单，通常情况下只有表示性别标志的"先生"和"女士"两个。具备特殊技能的人也许有另外的尊称，如"教授"和"医生"，但用官职来称呼人的极为少见。如果你在大街上碰见布什总统，你不喊他"布什先生"而喊"布什总统"，布什不但感受不到尊敬相反会感受到揶揄。中国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官职的称呼被认为是最最礼貌也是被称呼者感受最好最好的。你在大街上撞见一位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如某某乡党委书记，你不喊他为"某书记"而直呼其名，如果你不属他管辖就是极大的不礼貌，如果属他管辖你就得倒大霉！更难以理解的还是下一种现象：两个同班同学毕业后分到一个单位工作，平时姓名相称惯了，如果其中的一个突然当了官，另一位马上得改口称他为"某某官"，否则对方不但不会把你当同学给予额外的照顾，相反会处处给你小鞋穿，直到把你整得改口为止。在这方面我是有切身教训的：我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调到另一个部门当局长，因为不属我的直管上司，就不存在给他的下属以不好先例的困惑，因此自作聪明地认为若改称他为"某局长"会有讽刺的嫌疑，于是见面时继续直呼其名。他老兄当然没有生气，只是莫名其妙地生了隔阂，尽量回避和我见面，昔时"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蜜友，现在一年也难得聚上一次。
如果你没有明确的行政职位，不能用官位来称呼，中国人一般也不直呼其名，多半是根据其职业选择一个与官有些许联系的称谓。如某某从事统计工作，就可称呼为"某会计"，会计虽不是官位，但中国的"会计"是一个权力很大与西方会计有天壤之别的职位（是假帐和虚高数字的知情人），是没有名位的"官"，称呼为"某会计"就是对其特殊身份的认同，比直呼其名感觉要好得多。
最让人倒胃口的还是"常委"称谓的兴起。近几年因为官职数目膨胀，有些官有特权的级别但没有明确的职位，如某某县列居"常委"且有头衔的副县级干部限定为X个副县长、副书记和各部部长，可副县级"常委"的实际数目却高于X个，于是没有县长、书记、部长头衔的"常委"的称谓就成了问题。直呼其名肯定不行，称呼为县长、书记、部长又名不符实，有"揶揄"的嫌疑。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直接用"常委"来称呼这些"官"，尽管这个称呼很不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听起来很别扭。"常委"的数目是有限定的，有时个别资历较浅的副县长没有进入"常委"，如果后来进入了，人们对他的称呼就由"某县长"变为"某常委"，以体现他升了官，这种现象由其令人困惑。
有些貌似尊贵的称呼听起来着实令人肉麻，令人不解的是部分听者居然把肉麻当有趣。
对官位称呼的偏爱在中国有悠远的历史，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要数王羲之和杜甫的称谓。王羲之是中国书法界的泰山北斗，时人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就试图在他的名字上罩上一层光环，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把他的名号和"官"联系起来，并且终于考证出王羲之作过"右军"官职，于是就把王羲之尊称为"王右军"。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尊称"，而是近乎侮辱性的贬称，因为大书法家的尊荣和当时的皇帝应该不相上下，可"右军"是一个没有品位的官。王羲之听后应该吹胡子瞪眼睛，可他没有，似乎很满意这一称谓；另一个例子是诗坛的泰山北斗杜甫，他的名号比王羲之还惨。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圣"，人们出于良好的动机竟然称呼他为"杜工部"，因为杜甫作的最大官职是"检校工部员外郎"，级别是副部长的编外助手。
二、"长文化"的病态蔓延
在所有的拍马屁称呼中，最令听者感到惬意就是被人称为"某某长"了。中国的"长"五花八门，大到首长部长小到村长组长，数得上名号的不下一百来个，并且还有加速度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称谓都企图和"长"联系起来。厕所管理员成了"所长"，一幢平民住宅楼新设了一位"楼栋长"……
掌方向盘的人一直被人称呼为"师傅"。"师傅"是一种尊称，不是一般人可以享用的，只有拥有专门技能的人才配享有这一称谓。当然我们在问路时也会称对方为"师傅"，无非是着意抬高他的身份，拍拍他的马屁，让他听上去受用，心情一好就会给我们指点正确的方向。一旦被尊称为"师傅"，就是对你能力的认同，可见称"司机"为"师傅"应该不会令听者不舒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事实也确然如此。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司机对"师傅"的称谓越来越不顺耳，因为"师傅"和"官"扯不上任何关系，在中国所有和"官"攀不上亲的称谓是谈不尊贵的。小车司机的不满尤为强烈，他们虽然是司机，可因为和"官"接触得多，更多地知晓"官"腐败内情的缘故，被"官"另眼相看，地位较先前有了飞跃式的提升。称呼必须和地位相适应，地位变了，称呼也得跟着变，"师傅"已不能表达小车司机的尊贵，有技能没权在中国是不上眼的。和这一变化相适应，一个全新的称谓在"官场"悄然兴起，这个称谓就是"司长"！
当"师傅"被改为"司长"时，中国的"长文化"已成病态蔓延的趋势，近乎泛滥成灾了。
三、无处不在的级别
"官本位"和"级别"是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封建王朝的"官"被分为九个"级别"，通称为"九品"（详情可参阅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七品县官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今天的"官"级别分得更细，大概有二十五个左右的级别。县官大致相当于九级，够不上七级。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事行政工作并有机会当政务官的，也不是每个有特权的位子都是行政职位。那些行政职位和政务官之外的特权空间，若要得到社会的认同最好也要和"官"连在一起。当然不能简单的称之为"某某官"，这样会使真正的"官"感到权利受到侵犯，他们可是得罪不得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用"级别"在特权空间和"官"搭上一道红线，把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如某某县一家规模最大承担主要税收的民营企业的经理，县政府就明确地规定其级别为"正科级"或"副县级"，这些经理对"副县级"多半是很感冒且很重视的，因为"副县级"比"经理"享有更多的特权，自然要尊贵得多。
先前的"级别"联系多半是"软性"的，除了在技术职称和官吏级别之间有硬性规定的联系外（中级职称相当于正科级，高级职称相当于正县级），很多级别联系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领域，政府并没有明文界定。到了九十年代，"级别联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延伸，很多先前存在于人们模糊意识中的"级别联系"得到了政府文件的认可，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连与"级别"风马牛不相及的宗教寺庙也挂上了"级别"的"彩带。
有一次去当地最有名气的一家道观看风景，兴之所致花上十元钱请道长算了一卦。道长说我命中福禄双全，将来要作大官。我说道长算的卦不准，因为我直到今天仍没有发迹的任何迹象，且我天性直率最不适合的就是当官。道长见我怀疑他的"刀笔利口"，竟然激动起来，说他是"副县级"道长，怎会算不准卦，并拿出县政府颁发的红头文件在我眼前炫耀式地晃悠。
给宗教场所规定"级别"的作法显然是不适当的，因为宗教的内赅是"众生平等"，而官吏级别恰恰是要制造众生的不平等，宗教场所也忌讳任何形式的红头文件。
四、接待的等级礼义
八十年代某地为了对外招商引资，派若干行政官员出国考察一个有意来中国投资的大型企业。令中方官员大为不满的是：如此重大的投资合作项目，对方竟然让几个熟悉该项目的专业人士接待陪同，并全权负责合资项目的谈判。企业总经理自始至终未露面，当地行政官员连影子也见不到一个。代表团的委屈是可以理解的，谈判级别相差如此大的悬殊，不了解外国国情的官员自然感到受了侮辱，至少是不受重视。其实代表团误解了对方，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员只是人民的真正"公仆"，没有任何特权，身价比专业人士要低得多，让专业人士接待中国人正是重视代表团的表现。好在那时官员的责任心还比较强，国家利益战胜了个人情感，没有一气之下和对方决裂，硬着头皮把谈判坚持到底。合作意向初步敲定后，参加谈判的专业人士和代表团一道来中国回访，中方派出最显赫的人物来隆重地欢迎外国专家，当地党政首脑全出席了接待仪式，豪华宴会和高级宾馆让外国人着实享受了一回（中国代表团在外国吃住全是自己买单，对方招待的一餐也是可怜的四菜一汤）。正式谈判时选定和外方合资的企业总裁竟然坐在末席，其余的出席者全是比他级别高得多的"官"。中方之所以不计前嫌，一方面是为了使来之不易的合资项目谈判成功；另一方面是为了间接的教导外国人"礼义"，同时展示"礼义之帮"的丰厚底蕴。此举的最后结果是弄巧成拙，外国专业人士竟然不知好歹，回去后向企业总裁作了负面报告，使已初步认定的投资项目功亏一篑。外方反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出席谈判的中国人全是外行，没一个懂技术的，和外行合作等于是拿钱打水漂；二是中方的接待过于铺张，看上去挥金如土，不具备创业者勤俭自律的基本品格，因此也不是理想的合资伙伴。
这种微妙的接待礼义在以后还有所发展，今天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上级去某地检查或随访，无论对方的招待如何慷慨，可对方的一把手若不出面陪同就被看成是最大的不礼貌。在中国，"官"的价值不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有时再多的钱也抵不上和某个大官合个影。
五、"知名度"背后的官影
在美国，近三分之一的中小学生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总统是谁，就更不用说"州长"等次一级的政务官了；可当地古往今来作出过特别贡献的科学家、艺术家的名字，学生却能如数家珍。由此可见，美国的知名人士不是政务官，而是对科学和艺术有特殊贡献的人。
中国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一天一位记者去一所乡镇初级中学采风，问了十个学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知道屈原吗？有九个学生回答说不知道；一个学生的回答是：屈原是解放前的人。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是谁？十个学生全给出了正确地答案。
每逢周末，我习惯一人去乡下远足，在田畔村头随便扯上一个老农闲聊。传统农民对自己的村庄总是很钟爱的，总喜欢夸耀自己村庄的"名气"，并列举出一串从他们村走出的有影响的人物加以佐证，这些人物在八十年代多半是大学生，九十年代主要是"官"，到了新世纪差不多全是"官"，说明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并没有淡化的迹象。农民是中国负担最重，待遇最不公正的阶层，对"官"的反感比任何阶层都要强烈；可他们仍希望自己的村庄多走出几个"官"，并把这些官用于装点村庄的门面，可见"官本位"文化在中国的根基是何等的深厚。
总之，中国的"知名度"是靠"官"来支撑的。一个人即使没有任何贡献，哪怕是个白痴，但只要作了"官"就有知名度，官大的知名度越大；一个人贡献再大，但只要没作官就难得有知名度，只有极少数例外（"明星"和金牌运动员）。这种现象在今天尤为突出。
六、等级式厚葬和墓志铭
中国人的墓葬在规模上有很大的悬殊，规模的大小与"官"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秦始皇兵马俑"举世闻名，号称"世界八大奇观"，但秦始皇兵马俑只是"始皇陵"的一小部分，整个始皇陵的规模在已知世界上一定是空前绝后的，工程的浩大将使"世界第一大奇观""埃及金字塔"大为逊色。好在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以及他们的后辈在这个星球上永远地消失了，埃及的新主人（从中东迁入的阿拉伯人）并没有继承古埃及人"厚葬"的陋习；可秦始皇的后辈则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把"等级式厚葬"的"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发扬光大。
等级式厚葬的古风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毛泽东时代一度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时的官是不允许占据大面积墓地的，且不允许在墓碑和棺木上花大钱，不论多大的官一律火葬，一律用价格不高的普通骨灰盒，官的大小只在追悼会的规模上体现出来。遗憾的是：老人家创制的这一善政后来被不同程度地"改革"了，各级官吏开始占据远远超出棺木面积的墓地，并在墓碑上大把大把地花钱，花上十万百万的绝不是个别现象。官大的墓碑一定大，不但大而且装饰华丽。火葬虽仍严格地执行，但骨灰盒的档次开始体现官吏的等级，平民的骨灰盒一般只花几十元，官的骨灰盒则要花大钱，从几千元一万元到几十万元。有些官光有昂贵骨灰盒还不够，还要在外面套上一个价格更高的稀有棺木……
我真不明白把骨灰盛在昂贵的骨灰盒里有何益处，因为昂贵的骨灰盒多半是玉石做的，玉石的特征是坚硬致密。中国有相当多的官很迷信，相信并希望死后灵魂能够飞升。灵魂飞升的难易与骨灰盒的价格绝对成反比，普通的木质骨灰盒最利于灵魂的飞升，坚硬致密的玉石骨灰盒最不利于灵魂的飞升，若在外面套上一层棺木飞升就更难？！
在西方文明的国度，人死后都葬在教堂里，每个上帝的子民都占据同样大小的墓地和一样大小质料的墓碑，小到乞丐大到总统，墓葬的规模都是一样的。
中国的"官本位"文化还体现在墓志铭上，每个官的墓碑上刻写的都是他（她）曾经当过的官职，认为这是他最大的荣耀和成就，至于对人类文明进步真正有价值的贡献则只字不提。如果一个大官写过一本很有份量的畅销书，他的后辈绝不会作为最主要的成就刻在墓志铭上。
美国的开国元勋，第三、四任总统杰斐逊的墓志铭上只写有三行字：
"弗吉尼亚法案的制订者。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
杰斐逊当过的所有大官，从国务卿到总统则只字未提，因为他和他的后辈都认为上面的三件事恩泽后世，其正面影响可以延续几个世纪，是杰斐逊最最值得纪念的成就。官职的影响则人走茶凉。一度征服了整个欧洲的军神拿破仑在他政治生涯的顶盛时期，曾志得意满地列出了自己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排在第一也是拿破仑最最自豪的成果竟然是主持编篡《拿破仑法典》，而不是令整个世界目瞪口呆的伟大胜利。《拿破仑法典》的影响是久远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是法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战役的胜利则是暂时的，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也很难说是正面的。
七、平民的矛盾价值观
新中国的中国人只经历了一次大饥荒，可我的家乡却经历了两次，第二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原因是我们公社（相当于现在的镇辖管理区，不超过一万人）书记又一次搞"浮夸风"，使我这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尝够了野菜和树皮的滋味。当村民发现周围的人都在吃米饭时，他们对某书记的痛恨无以复加，一有空就背地里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他，巴不得他现世报早一天恶死。"天意从来高难问"，某书记不但没有得报应，相反还升了官进了城。按理村民对他的痛恨不会减轻，因为某书记升官后仍没有为家乡作一件好事，可村民对他的恨竟然一天天忘怀了，几年后不再背地里诅咒他，甚至开始说他的好话，说他有"板眼"有能力，天生就是当大官的料（在村民眼中县官就是大官），前年最大的旺族"系谱"时还千方百计地请他回来捧场"作秀"……
中国的老百姓最恨的是"官"，可他们心底最佩服的也是"官"，如此矛盾的价值观正是"官本位"文化的千年杰作。难怪贪官们刮地三尺时并不在乎百姓戳脊梁骨骂他们的娘，只是一门心思向上爬，因为升了官百姓就会认同他们，就会忘记他们昔日的恶。
八、政务官的攀高身价
八十年代上半期，我毕业后分到一所乡镇卫生院工作。有一天镇委书记来看病，象普通病人一样自己排队掏钱挂号买药，院长只上前和他握了一下手就走开忙自己的事去了，医生护士则连场面上的寒喧也没有，镇委书记也没有露出一点不快的脸色，因为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前年我去这所卫生院检查工作，不巧镇委书记患了感冒，豪华小轿车在门诊楼前刚停下，正副院长全上去热情地迎接他，然后院长在前面带路，三个副院长在后面陪同，引导书记免费作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完毕后又把他引进一间专门为他装璜的豪华病房（平时锁上门），把全院最年轻漂亮的护士调来作书记的专职护理，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服务……
去年的秋天我专程去拜访一位二十多年未见在家务农的儿时旧友，原意是想告慰日渐浓烈的田园情和亲切感，找回日渐远去的率直和纯真，凡是看过鲁讯小说《故乡》的人都能理解这份情愫。他老兄看到我后，那股高兴劲就不用提了，一边招呼妻子杀鸡做饭；一边喊来了作邻居的村长，介绍说作家（其实我只是个医生，闲得无聊时写了几本书，和作家相距十万八千里）来他们村体验生活了。村长寒喧了一阵后，把摩托的引擎发动了。一个小时后，一辆小车在门口停了下来，来了几位乡干部……
类似的现象在今天已是司空见惯了，"官"成了装璜门面的"花瓶"和体现最高礼义的"神祗"，凡是有点"彩头"的场合都少不了请"官"来捧场。无论这些场合离行政多么遥远，内容和行政多么不相干，哪怕是一座新寺庙或宗族祠堂的落成，政务官还是被想方设法地请了来，否则就够不上档次，就会较少被人注目。
政务官的身价在近十年无疑是一天天地攀高，都快高过庙里的神祗了。邓小平老人家一再告诫中国人不要人为"造神"，可"神"仍在加速度地制造出来。
九、大学生择业倾向的变化
八十年代，综合性大学毕业的"通才"学生最热衷的去向是大企业、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等文化底蕴厚技术含量较高的岗位，因为那些岗位能提供更多的机会发挥他们的专长，有更多的机会提升他们的学术和能力。今天大学生的择业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热门职业不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尤其是企业，除了最后实在找不到去向外，大学生一般不会注意它。今天大学生的第一选择大多是政府机构，那里除了提供稳定的收入、最好的福利和担当最小的风险外，还有机会当官，"官"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
国家一年一度的公务员考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与其中。没有参考的不是对政府机构没有兴趣，而是有较好的就业背景或对能否考上缺乏信心，没有背景且对考试有信心的学生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一旦考上了公务员，就不用担心饭碗了，官场的大门还对他敞开着。公务员虽不是官，却是现阶段平民学生通向官场的唯一途径。只要他不犯大错，尤其是不要有"个性"，若干年后都能升个大大小小的"官"。日本每年也有很多大学生报告公务员，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高收入，而是基于爱国等人性中较为高贵的情操。因为日本公务员是真正的"公仆"，"实际"收入只有中等水准，且很难升官，日本公务员和政务官有两个不同的升迁体系。
我就读的是一所国家级重点大学，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位导师后来离职报考另一所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修完三年的学业后没有回到母校继续任教，而是想千方设百计在市政府谋到了一个职位。前年他来看我，坐骑是一辆豪华小轿车，身后还跟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小蜜"。看来老师当初的选择是对的，他若在校执教只能骑自行车上下班，更不用说有小蜜丰富生活了。大学生希望进入政府机构其实怪不了他们，而是"官本位"文化在中国的负性效应。如果我是今天的大学生，说不准也会去报考公务员。
十、"挤进去分一杯羹"的大众心理
中国最具戏剧性的景象是：平民百姓经常义愤填膺地骂官，可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希望成为官场的一员。他们骂官很少是出于正义感或忧国忧民，多半是情绪的喧泄和心理不平衡的表现。这是中国特有的怪现象，骂人者希望成为被骂者，也许只有"官本位"文化才会结出这样的果实。正经女人爱骂妓女，可她们都不希望自己成为妓女。只有"官"才是中国人又骂又恨又爱的角色。你别看某人骂官骂得有根有据头头是道，可如果让他来顶替被骂的官，他会兴奋得大大地跳起高来。笔者没有当官的愿望，可原因不是对官没有兴趣而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当官。如果命运把一个较大的官帽子（一个县长就足够了）扣在我头上，我一样会自不量力地跃跃欲试，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国人，一样是"官本位"文化的中毒者。
平民百姓一方面恨官骂官，一方面又热切地希望挤进官场分一杯羹。
…………
综上所述：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官本位"文化在中国遗害至深，阴魂不散，其阴影在今天还有加重加深的趋势。"官本位"文化与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文明进步不能并存，要想彻底现代化就必须彻底根除"官本位"文化。
"官本位"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强大深厚的影响力，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官吏享有的特权太多，过着比普通公民舒适得多的生活。如果把那些不应该享有的与公务无关的特权取消，官场就不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平民百姓也不会一边骂官一边想当官。"官本位"文化也会真个地正成为历史。
体制是"官本位"文化的护身符，根除"官本位"文化必须从体制着手！
一个有良心和责任心的中国人，应该对"官本位"文化引起高度的警惕！
二０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七、中国人心底的毛泽东情结
"毛泽东情结"这个名字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或许有点陌生，但听者很容易理解这个词的内涵，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拥有这一情结。
每逢乘小车外出，无论是进口车还是国产车，都能在挡风玻璃位置看到悬挂着的毛泽东画像。司机说毛泽东画像能镇邪，挂上他行车较为安全。
经常听见年长的国人发泄对现社会的不满，发泄完后常常要补充一句："还是主席的时代好"。
美国佬的导弹炸了南斯拉夫的中国使馆，国人在义愤填膺之余，忍不住在心里嘀咕："若是毛泽东在位，美国佬敢吗？"
…………
毛泽东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一个出生于穷乡僻壤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民的儿子，能够统领群雄逐鹿中原，沿途推毁所有的抵抗，成为六亿中国人的主人，这件事实本身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毛泽东的超群能力。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是变幻莫测的，由一系列"运动"组成的一连串一反常态的变化构成毛泽东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中国是一个崇尚宁静不尚变化的农业国，毛泽东的政治活动打乱了中国几千年静态保守的思维定式，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并在中国人心中打下了持久深厚的烙印。
诚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没有哪一位政治领袖对中国的影响能和毛泽东相比。尽管这种影响有正面的和负面的。整整一代中国人都在毛泽东的鼻息下思想和生活，思想行为和命运完全不受毛泽东影响的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存在的。不仅在毛泽东在世时如此，就是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二十八年，相当多的中国人血管里仍流淌着毛泽东的"余音"……
毛泽东在世时中国人把他誉为"红太阳"，如果这个比喻成立的话，红太阳的政治生涯可以分为前后两段。一九五六年前的毛泽东是初升的红太阳，五彩的红霞象征毛泽东多姿多彩的政治生活，不断上升的一轮红日为中国人带来温暖和光明。一九五六年后的毛泽东则是夏日正午的太阳，每个中国人都得忍受红太阳在激动时放射出的炽热灼人的光线的炙烤。
毛泽东改变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生活，对中华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作为一个空前绝后曾被誉为红太阳的领袖人物，毛泽东的功绩是无人可及的；和战争年代毛泽东创立的光芒万丈的武功相比，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犯下的错误也是无人能及的。象五七反右，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领袖人物绝不应该犯下的错误，毛泽东都一一犯下了，并对中华文明造成了难以磨灭的负面影响。
今天的中国人绝大部分是一九五六之后才有记忆和思想的，他们经历的不是红太阳的上升时期而是毛泽东的晚期，体验到的不是旭日的瑰丽红霞而是正午夏日的无情炙烤，按常理不应该一往情深地怀念毛泽东的，更不应该产生社会性的"毛泽东情结"，可毛泽东情结居然产生，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是下面几方面的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现存的社会问题使中国人怀念并呼唤毛泽东。
贪污腐败、贫富悬殊和黑社会猖厥是现代社会的三大问题。
毛泽东时代的最显著特征是廉洁、平均和秩序。
腐败、不均和黑社会是今天的中国执政者最为头痛虽经多方努力治理仍无显著效果的社会问题；这三大问题毛泽东却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贪污腐败在今天的中国已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贪污的数目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不是发展中国家能够承受的。一个不太富裕县份的县委书记居然在三年一把手的任期内积敛了一千四百万元的不明资产（广西玉林李乘龙），如果包括挥霍掉和向上行贿的款项应该不下三千万！这样的县委书记居然还升了官（上调到玉林市任副专员）？！安徽亳州的一个县委书记在新上任的那一天，居然在县城举行只有国家元首才可举行的阅兵式，站在敞篷车上接受一千多名武装干警的夹道欢迎。这样大的越级越权事件居然在三年多的时间内未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并且照样升了官……
毛泽东时代虽然也有贪官，如刘青山、张子善之流，但贪污的数目和今天的贪官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并且很快受到毫不留情的赝惩（二人被判死刑，毛泽东没有因为他们是功臣而"特赦"他们）。当贪污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反贪反腐越反越腐时，国民就会呼唤毛泽东。他们不知道文明世界有一种更为科学理性的政治体制能够从根子上消灭贪污，只好求助于毛泽东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
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相对平均的社会，国民收入拉开的距离不大，一富俱富，一贫共贫。那时尽管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饿死了上千万人，国民仍没有作乱和聚众向政府要饭吃的倾向。因为那时几乎没有富人，全国人都在不同程度地挨饿。今天的中国人虽然吃饱了肚子，但内心的不平反而比挨饿时增长了许多，原因是社会的贫富悬殊在一天天拉大，远远超过了联合国界定的安全警戒线。当农民的孩子因为没有钱大批失学时，百万、千万和亿万富翁正以几何级数增长，并在显耀的场合一掷千金炫耀他们的富贵逼人。尤其是当平民发现那些富人的巨额收入不是靠勤劳和智慧挣来的，多半是非法收入时，平民的不满和不平上升到了顶点。
黑社会在今天的中国已经猖厥到这样的地步，几乎每个公民都能感受到它的危害。东北的一个帮派头目在过生日时，绝大多数的政府官员都前去送礼，负责社会治安的警察局长居然负责为他收受并登记礼金……毛泽东时代是没有黑社会的，地痞流氓要么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要么被送往监狱和刑场。那时的社会秩序空前安定，一个镇只有一个负责治安的"特派员"，在公众场合打架斗殴的行为极为少见。今天一个镇的警察膨胀到几十个，可暴力伤害随处可见。原因自然是司法腐败，有些地方的警察不管治安只管要钱；有的甚至警匪合流，警察流氓联起手来坑害守法公民。
上述的现象形成了三个鲜明的对比，使中国人越来越怀念毛泽东，越来越呼唤毛泽东。
二、主流媒体的片面宣传不切实际地神化了毛泽东。
毛泽东的伟大是无庸置疑的，但伟人并非没有缺点，他一样会犯错误，如果他的权力不受限制，他甚至会犯下令国家民族不胜负荷的重大错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是极权体制，毛泽东的意志几乎无人能够违抗，否则就会被"批倒批臭"，所以那时毛泽东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正是在这种无限权力的鼓舞下，毛泽东犯下了今天的国家元首不可能犯下的错误。如人口政策的失误，使后世的中国得背负百年以上的历史包袱；五七反右，使本来就不充分的国家智力受到重大伤害；总路线大跃进，把全体国民推向歇斯底里的非理性状态，主流媒体报道的粮食亩产量居然达到了十多万斤；文化大革命，竟然号召中国人分成你死我活的两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理性和文化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
毛泽东的这些错误，后世的中国人不应该回避。只有客观勇敢地面对这些错误，我们才能够从中汲取教训，警惕以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伟大的邓小平政府就是这样做的。八十年代前半期，遍及全国的毛泽东雕像和"语录碑"（这使人想起今天的北朝鲜）被拉倒了，毛泽东在中国人心目中从高不可及的神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造神运动"在那个时期似乎永远地成为历史。可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我国的主流媒体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造神运动"，再现毛泽东战争年代"丰功伟绩"的电影和电视剧一部接一部地被制作出来，从《三大战役》、《大决战》到《长征》，毛泽东在国人心中又成了战无不胜的英雄和军神；可再现毛泽东后期失误的影片一部也没有。当媒体只宣扬一个人的优势和闭口不谈他的劣势时，这个人就很快地被神化了。
三、世纪末的自然灾害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
改革开放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采伐，大自然的承受力终于达到了极限，并在二十世纪末实施它的连环报复。一连串的水旱蝗灾在中华大地交替施展大自然的淫威，八八年百年未遇的旱灾和九八年百年未遇的洪水给中国人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尤其是近几年特大洪涝过后的大面积干旱，对农作物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如果不是毛泽东时代修建的水利工程给农业送去急需的生命之水，使农作物保住了大部分的收成，大面积的饥荒并非只是冬天才会发生的故事。
当中国人在炎炎烈日之下目睹着一条条灌溉渠把生命之水送到干涸的农田时，他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毛泽东。无论他们先前对毛泽东的印象如何，这时都会无一例外地感念毛泽东！水库渠道流淌的生命之水洗净了毛泽东身上的任何污点，使老人家的形象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国民的健忘症和国际知识的缺乏是产生"毛泽东情结"的最根本原因
"毛泽东情结"是国民认识上的误区，误区的产生基于国民的健忘症和国际知识的缺乏。
我出生于六十年代中期，在七十年代初期开始有自我意识。从我记事的那一天起，印象最深的就是难以忍受的饥饿寒冷和生活必需品的奇缺。那时正值毛泽东时代晚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农民连肥皂、火柴、染料也买不到，就更不用说食糖和布料了。农民只好重新把火镰找出来敲石取火；用草木灰和一种青草混合成泥浆状给织成的土布着色；用砸碎的皂角代替肥皂洗衣服……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对这段历史没有印象，如果想获得那个时代的真实图景，不妨去邻近的北朝鲜看看，今天的北朝鲜和七十年代的中国差不多。那时的中国差不多已倒退到原始状态，在这样的社会生活的人是难得有舒服和幸福感受的，年龄比我大的国民应该有更为生动深刻的记忆，如果有记忆就不会产生"毛泽东情结"，可"毛泽东情结"在比我年长的中国人中也有很大的市场，这是国民的健忘症在起作用。
毛泽东在惩治贪污腐败，消除贫富悬殊和打黄扫黑方面确然取得了今天的中国人不易超越的政绩，但在世界范围内比较起来他并非作得最好的人物。世界上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从体制上铲除了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今天的欧美发达国家在消除贫困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每年要为社会下层的国民支付巨额的福利开支，这个数目有时甚至达到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
毛泽东时代并非没有腐败，只是腐败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今天主要表现为经济腐败，那时更多地表现为政治腐败。官吏滥用职权的现象随处可见，在"阶级斗争"中打死人只是小事一桩，绝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一个小小大队书记（相当于今天的村委书记）的权力和土皇帝差不多，居然掌握着全大队成年人的人身自由权和部分生命权，没有他的允许谁也不能离开他所在的大队，连招工进城也得他们点头才成！下乡的知识青年对此有较为深刻的印象。一个生产队长（相当于现在的小组组长）也可利用派工的方便，恣意占有和侮辱别人的妻子而不受惩罚……
毛泽东时代虽然没有黑社会和黑势力，但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却从未停息过，最为突出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全体国民被毛泽东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并人为地划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进行明火执仗的械斗，连火炮和机关枪也在和平时期的内斗中派上了用场。
美国并非只在南斯拉夫炸过中国的大使馆，他们在毛泽东时代也曾向越南的中国大使馆投过炸弹。但毛泽东也没有正式向美国宣战，那时中国介入朝战和越战都是以志愿军的名义，不是政府行为。那时的中国也没有向美国本土投过一枚炸弹。今天的中国周边国家没有一个和美国处于战争状态，不能象毛泽东那样在毗邻的国土上对美国佬实施报复行动，所以也不能说今天的中国政府比毛泽东软弱。
就是那些光芒万丈的水利工程，也不能归功于毛泽东一人，不能说只有毛泽东才会修水利。任何人民的政府都会建设自己的国家，这些建设包括水利和各项公益工程。各界政府对建设的项目各有侧重，毛泽东钟情于水利工程，今天的中国政府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把今天的中国公路和毛泽东时期的公路相比，水利工程就不只是毛泽东才会制造的"亮点"了。
…………
综上所述，"毛泽东情结"是国民认识上的误区，是一种有倒退倾向的社会思潮，是国民对现社会不满的曲折心理反映。
"毛泽东情结"并非紧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产生，只是近十年才在国民心中植根并迅速蔓延的一种社会思潮。八十年代上中期，国民对毛泽东并无太多的好感，那时八亿农民最爱戴的领袖是邓小平，因为邓小平让农民真正走出了饥饿和寒冷。八十年代初期全国各地推倒代表"偶像崇拜"的毛泽东雕像和"语录碑"（雕刻有毛主席指示的混泥土建筑物）时，国民没有半点抱怨和不舍的情绪，因为那时国民对毛泽东时代的饥饿还记忆忧新，对邓小平政府带给他们的丰衣足食也感触至深，加上那时的腐败也不严重，所以毛泽东在国民心中没有市场。
"毛泽东情结"容易主宰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心灵。老年人的"毛泽东情结"是"怀旧"和渴望安定的心理折射；年轻人的"毛泽东情结"是基于"偶像崇拜"，因为他们不了解毛泽东，他们心中的毛泽东只能影视屏幕上那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伫立昆仑山顶"欲与天公试比高"，经过高度美化的神话式的英雄，不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毛泽东。
"毛泽东情结"基于国民对现社会的不满，并非是真个憧憬毛泽东时代。如果让他们回到连肥皂火柴都买不到且吃不饱肚子的岁月，他们要不了几天就会受不了。今天的北朝鲜和毛泽东时代如出一辙，让吃饱穿暖的中国人去做几天北朝鲜人，他们能不跑回中国吗？
和毛泽东时代相比，无论今天的中国政治有多少失误，也无论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多少的不如意，今天的中国毕竟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要进步一些。解决现存社会问题的良方不是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是借鉴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建立一套尽可能科学理性的体制来"净化"中国，把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绝不能走回头路。
二０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八、中国人的仇外情结
（一）
中国人的仇外心理是由来已久的。远至一百年前死人千万的义和团运动，近至两个月前的赵燕事件；中国人对外国(尤其是西洋文明国家)的仇恨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在人类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正在努力融入世界文明大潮的中国理应有更多的国际思维和较少的狭隘民族意识；可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月前的赵燕事件虽然没有一百年前的义和团事件那样酿成广大而深远的社会灾难；但事件的性质并无太大的区别。
这里有必要对义和团事件作一简要回顾：
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中国农民的处境异常悲惨，尽管他们的苦难主要是腐败透顶的清政府造成的，可当外国人和外国资本这一前所未有的事物进入他们的生活，加上权力人物的有意识误导，他们直觉地认为他们的灾难是外国人造成的，并因此滋生出强烈仇恨外国人的心理。原因似乎很简单：先前没有外国人时他们的生活好象过得很好(清政府的腐败在加剧，国人的生活自然会每况俞下)；现在有了外国人他们才生不如死，不是外国人在捣鬼才怪!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中国农民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非理性暴力团伙，并很快汇聚成一个足以能够翻天覆地的非理性暴力集团。暴力的矛头直指外国人和与外国人有关的一切人和事。他们最热衷的活动就是烧教堂、杀洋人、杀中国教士。不但杀有可能作恶的外国人，连根本没有能力作恶的外国人的家属(老弱妇孺)也一律格杀无论。那一年的五月，中国的最高权力人物慈禧太后因为外国人阻挠她毁掉"末路英雄"光绪皇帝的缘故，竟异想天开地利用义和团的暴力来对付外国人。义和团的大运来了，不过这样的大运往往是大灾的前奏。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义和团开进北京，把屠刀对准任何一个能抓到的外国人。当没有外国人可杀时，就杀中国基督教徒和为外国人做事的中国人。当和外国人有关系的中国人杀光时，再屠杀使用外国货物的所有中国人，结果戴西洋眼睛，打洋伞，穿西服和蓄短发的中国人倾刻淹没在腥风血雨之中。最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维新志士____---中国最最宝贵的财富，竟被义和团的暴民屠杀一空，因为这些人竟然企图引进外国人的民主和法治(民主和法治恰恰是保护平民百性的两样法宝，义和团从理性上应该喜欢这两样东西，遗憾的是暴民往往最没有理性)!这才是中国最大的损失!慈禧太后当初只杀了六人，和义和团相比着实太仁慈了。奇怪的是：慈禧太后因为杀了六个维新党被后世的史学家千万次地骂了个狗血淋头；可义可团屠杀了成百上千的维新党竟然没挨史学家一句谩骂。历史在执行双重标准时着实让人感受不到滑稽成份，最突出的感受是沉重和窒息。
接下来回顾一下赵燕事件：
二00四年七月，从事健身器材生意的赵燕于12日持B1／B2签证到华盛顿、费城洽谈生意。工作结束后，她于21日参加了从纽约市出发的"尼亚加拉瀑布两天一夜游"旅行团。赵燕说，旅游团抵达瀑布区后，她和另外两位女团员黄宁和谢芳步行到距离下榻旅馆仅10分钟路程的彩虹桥，准备多拍几张照片留念。她说，那时她们纯粹是因为桥附近的小白屋里透着灯光，才好奇地探头看。当时只看见有一名警察，地上还躺着一个黑人。警察摆手让她们过去。同伴问："警察是不是让我们过去帮忙？"就在这一刹那间，几名执法人员冲出屋外，另外两位女团员很快跑离现场，但赵燕并没有转身跑走。她说，"我又没做错事，为什么要跑掉？而且转身跑是很危险的"。她伤心地说，"没想到就这样，我遭到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的暴力对待。"
赵燕回忆说："警察先是拿胡椒水喷我的眼睛，然后就揪我的头发。我下意识地蹲下，他就开始用皮鞋踢我。这时又来了三四个警察，他们同时都用脚踢我。他们把我踢倒后，再把我的手背过去用手铐铐上，推进一个小房间。当时我真觉得实在受不了了，要死了。我的鼻子被踢出了血，眼睛很痛，什么也看不见，内衣也被人家解开了。我的英文不好，可是也尽量说明我的游客身分，要求他们找中文翻译，可是没人理我。"在律师事务所里，赵燕双眼因胡椒水仍红肿不堪，不时有泪水流出，在诉说事发经过时泣不成声，已分不清是眼伤还是心酸的泪水。
赵燕继续回忆说："后来，一名女警察看我实在可怜，就用水帮我洗眼睛，连脖子上都是胡椒水，连续冲洗后才稍有缓解。"赵燕说，"他们狠命地打我、踢我，我的手机、相机全被摔坏了。我不断告诉他们，我的手包里有护照、签证和机票，这时其中一人看了护照，才发现是'一场误会'。后来看情况实在严重，他们才把医生叫来，把我送到医院。"
23日，赵燕在当地朋友的协助下来到纽约"罗斯—李根律师事务所"，委托李根律师全权代理此案，状告"联邦政府雇员对无辜平民施暴"。李根对媒介表示，案件的取证工作已在当天完成，带头野蛮殴打中国公民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罗伯特•洛德斯23日已在水牛城的纽约西区联邦法庭被控一项刑事攻击他人罪。虽然法庭允许他以5万美元保释，但在被检控期间职务被冻结，并禁止使用武器。
李根律师表示，赵燕当时是在允许一般游客拍照留念的地方被警员逮捕，当地没有任何警示限制游客行动。李根说，不论民事诉讼可以拿到多少的赔偿金，也无法抹平赵燕心灵的创伤。李根建议索赔金额500万美元，以弥补赵燕遭受的巨大身心创伤。
案件发生后，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崔爱民23日下午代表总领事刘碧伟前往探视遭到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殴伤的赵燕。总领馆侨务组长唐立说，赵燕的伤势，连为她拍照存证的领馆官员都看了吃惊和心痛。中方已正式向美国国务院边境事务局发出照会，表示对此案严重关切，要求彻底调查事情的始末，严惩应该负责的人员。
赵燕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宣传媒体竞相抓住这个足以煽动国民仇外情绪的新闻热点，连篇累牍地报道了赵燕事件的经过，末尾自然要附上一长篇质疑并攻击美国且带有浓烈火药味的评论。有关事件经过的报道越来越离谱，失实的成分也越来越多，沿着美化赵燕和丑化美国的轨道加速度地向下滑。赵燕也在一夜之间成为焦点人物，有关她的"英雄"身世和创业奇迹被无聊文人一个又一个地炮制出来。
因为中国的政治日趋成熟和理性，赵燕事件只是在主流媒体上炒作得很火爆，没有酿成实质性的仇外风暴，说明今天的中国较之一百年前的中国还是要进步一些，尽管前进的步子不能令人满意。
中国人的仇外情结除了在义和团式的直接暴力对抗中表露无遗外，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外交上经常采取自伤性的强硬姿态。一个国家的外交活动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理性的外交就是以维护和拓展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外交上采取什么姿态，对外强硬或软弱都不能离开这个核心，个人的情感好恶在外交上所占的比重越小，国家民族的利益就越大。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在离任前的告别晚会上，就曾谆谆告诫美国人民不要因为自己的好恶而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不要对某些国家产生著名其妙的好感同时又对另一些国家保持根深蒂固的憎恶；美国的利益永远高于个人感情。后世的美国政治家忠实地遵守华盛顿的告诫，使美国受益匪浅，在历次外交活动中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中国人基于情感上仇外的动因，在外交活动中经常偏离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这个中心，不管自己的实力如何，也不管自己有理没理，在外交上经常不明智地采取强硬姿态。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对外强硬似乎就是"爱国"。其实强硬外交不一定就是爱国，有时甚至是害国害民。如果我们的实力足够强大，如果我们站在正义的一边，世界大多数国家也站在我们这边，我们的对象又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象小越南一样忘恩负义时，对外强硬是必要且有利的。但如果我们站在弱小的一边，对方又不那么咄咄逼人，我们还有回旋余地时，对外强硬就不是一个可取的方式，因为强硬的结果不但讨不回公正和损失，相反会使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就象一只兔子因为饿狼对它作了一个不友好的表情，就沉不住气冲上去搧饿狼一耳光一样。如果某个富强的大国在主流上对我们友好，只在细节问题上和我们有分歧，并且真正有帮助我们的意愿时，我们因为细节上的分歧采取强硬不合作的姿态，最终受损害的还是我们自己。如果强硬的代价是更大的损失，这样的强硬就是自伤性的，是不可取的。我们都知道日本和德国，他们如在战败后采取玉石俱焚式的强硬姿态，这两个民族就会灭亡。日耳曼人和大和民族是理性且明智的，他们在大敌泰山压顶时选择了软弱，结果保全了自己的民族，留下了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并在半个世纪后成为远远超过战胜国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和实力大国。中国在历史上就曾因为强硬外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蒙古大军攻陷了偏安一隅的南宋首都杭州时，逃往更南的南宋流亡政府向蒙古大军乞和，蒙古答应了，并派出使节去南方洽谈和平休战的具体方案，可南宋的"爱国将领"竟然在中途把蒙古使节杀掉了。结果蒙古被大大地激怒了，得胜的大军象盛怒的狮子一样挥刀南征，把剩余的中国领土淹没在腥风血雨之中，整个中华民族成为蒙古的亡国奴。
（二）
中国人的仇外情结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近代史时期的屈辱外交和民族优越感的丧失是中国人仇外心理产生的原动力。
第一次中英战争(中国人称之为鸦片战争)以前，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天朝大国。这个国家理所当然地位于世界的中心，周围环绕着小国寡民式未开化野蛮民族(中国人称之为夷狄)。这些"野人国"的文明程度比中国低得多，争着向中国进贡，为竞争进贡资格相互间争斗得头破血流，获得向中国的进贡资格是各国的最高荣誉。基于这个民族认识上的误区，中国人对世界上的其它民族拥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主人面对仆人式的优越感，甚至不承认世界上有其它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在十三世纪的元帝国以前，中国确然是地球上难以超越的庞然大物，国人的优越感是可以理解的。可自元帝国以后，当欧洲各国因机制更新大踏步前进时，中国则因机制衰老而大踏步后退，结果很快落在欧美发达国家后面。尽管中国事实上不再是世界各国的领袖，可中国人依旧在心理上"领袖"如故，对世界各国抱有的优越感如故。
中国人对其它民族的优越感可以从早期臣民对外国的崎形认识中得到佐证：
十九世纪初期，中国人心目中的外国人是十足的野蛮人物。这些人居然成人之后还以动物奶水为主食，象深山里的野人一样茹毛饮血!牛奶不容易消化，长期食用会在肠胃郁结腐败，结果外国人的口味奇臭难闻。因此每个外国人身上都备有必不可少的两样东西：一是"大黄"，一是"茶叶"。大黄清洁肠胃，茶叶掩盖"口臭"。大黄和茶叶只有中国出产(事实并非如此)，外国人必须与中国通商才能获取这两样东西，因此中国是外国人的"活命父母"。如果中国断绝对外贸易，外国人就得不到茶叶和大黄，就只有死翘翘。因此中国经常用断绝对外贸易的方式作为对那些表现不够恭顺(也许实际上恭顺)的国家的惩罚，就象几年前美国以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作为对中国的惩罚一样。不仅如此，外国人的长相奇丑无比，红头发高鼻子和象死人面一样的苍白皮肤在中国人眼中不堪入目(事实上剃掉半边头发并在脑后拖着一条长鞭子的满清臣民才是最最不堪入目的)。种种"劣根"使外国人很难被拥有强烈优越感的中国人瞧得起。
一八四0年的中英战争使中国人的优越感发生了根本的动摇。
两千五百个红胡子英国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印度雇佣军)进入面积比英国大五十倍，拥有四万万国民和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竟然攻城略地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逼得天朝大国割地陪款......
中英战争使国人睁大惊异的眼睛，发现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比中国强大的国家!中国人的震惊和不快是可以想见的，对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人的仇恨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英战争只是使中国人的优越感发生了动摇。如果没有随后的一系列屡战屡败的国际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动摇的优越感本可稳定下来，就象中国人在外族(女真、蒙古、满清)入侵时沦为亡国奴后又能很快找回优越感一样。
注意中英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上有这么一条："中国对英国不再以'夷狄'相称，两国间的外交应以平等方式。"那时战胜的英国对战败的中国只要求取得平等的外交地位，说明中国的优越感对外国构成多大的伤害。英国人撤军后，中国人依旧称呼外国人"夷狄"如故。
十六年之后的英法联军战争(中国人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了中国人的民族优越感以毁灭性的打击。去北京进行停战谈判的英法使节拒绝在晋见中国皇帝时屈膝下跪(战败的一方要求战胜的一方下跪实在是贻笑大方，可当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这个要求好笑)，还企图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建立外国使馆？!把天朝大国的元首咸丰皇帝活活气死!高高在上的皇帝被外国人气死，小民百姓的优越感也就无以自存，延续五千年之久的民族优越感就这样被彻底摧毁了。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更是丢尽了中国人的脸，竟然被昔日恭顺的学生在天朝大国的国土上击败，并且败得很惨，除了割让富庶的台湾外，还赔偿一笔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为中英战争所付赔款的十倍)。优越感很强的中国人自此陷入了不可救药的自卑。
别忘了自卑的副产品是盲目自大!!!
一连串的对外败仗和随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富庶的国土被一块块地割去，国库的财富象潮水一样流入外国人的怀抱......中国政府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巨大财政赤字(尤其是中日战争以后)。政府为了运转，只好加倍搜刮辖下无权无势的普通国民。中国人的口袋很快被掏空了，中等以下的人家倾刻间陷于赤贫。于是中国人仇恨外国人，认为他们的财产被外国人夺走了，政府的宣传机器就是这样说的，尽管前来夺走他们财产的是如狼似虎的中国官员。
除了直觉地感受到被外国人欺侮外，民族优越感的丧失才是中国人仇恨外国人的最根本原因。是外国人无情地揭开了裹在中国人身上的一层彩色纱布，使自以为很强壮的中国人看到自己的肌体上有一个正在加速腐烂的致命疮疤，从而发现自己的弱小和病体沉疴。这个认识上的强大反差是颇令人不快的，理性的国民应该勇敢的面对自己身上的疮疤，并想方设法医治自己的疮疤，在恢复身心健康的同时找回失去的自信，中国的恭顺学生日本人就是这样作的；非理性的国民则换一块纱布继续把疮疤遮盖起来，任疮疤在纱布后面加速腐烂。一边加速向死亡迈进，一边从心底仇恨那些曾经揭开过疮疤的外国人。令人痛心的是：专制体制下的中国臣民往往是非理性的!
诚然，外国的侵略使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和印度等民族比起来，中国人付出的代价并没有国民想象的那样沉重。印度的仇外心理比中国人要轻得多，原因是印度人在外国入侵之前没有中国人那样强的民族优越感，心理上的反差比中国人要小得多。中国人在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支付了大笔的赔款，但和同时期的国际战争比较起来，中国的赔款并不是难以忍受的。一八七0后的普法战争，法国支付了相当于十亿两白银(五十亿法郎，中日战争的五倍)巨额赔款。可法国的经济并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不但支付了赔款还成为欧洲最大的债权国。别忘了法国的国土面积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如果中国人在外敌入侵时痛定思痛地反思自己，勇敢地革新使中国被动挨打的过时体制，割地赔款并不会造成中国人的长久落后。从根子上讲，不是外国人打败了中国人；而是中国人把自己打败了。被外国人打败还有崛起的一天，被自己打败就难以东山再起了。可中国人只会恨外国人，不会恨自己。
(二)、国际知识的贫乏
中国人国际知识的贫乏曾不止一次地让世界各国震惊不已。除了上文述说的"大黄和茶叶"外，十九世纪后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都认定来中国传教的外国人不是间谍就是"吃人肉的人"，因为追求急功近利的中国人对功利以外的事情是无法理解的，不求名不求利的传教士显然是别有用心。民间百性则认为皮肤苍白的教堂修女只有喝婴儿的鲜血才能生存，因此教堂才设立专门收养弃婴的"育婴堂"。至于那些孤身一人去中国内地穷山恶水旅行探险的外国旅行家，中国人就是至死也无法理解。这些人如果不是充当该国政府的"间谍"，就是百分之百的白痴和精神失常者。类似的认识误区在中国人的对外交往中不胜枚举。一百年后的今天，已经从形式上融入世界大家庭的中国人依旧存在对外认识的可笑误区，国际知识的贫乏使中国人不止一次地沉浸在"对外义愤"之中，人为地增进了不少对外摩擦。如群情激愤的"美国撞机事件"，中国人坚定地认为是美国的蓄意挑恤和侵略，就是对国际知识缺乏了解的原因所致。中国的"海权"和国际公法有一定的差距。世界游戏规则要求各国遵循国际公法，并不要求遵守哪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律规则，就是世界上的超级强国美国也没有强求别的国家遵守美国规则。只要遵循国际公法，就不认为是对哪一个国家的侵略或敌意，就象中国劳工在巴格达街头和伊拉克女人接吻并非蓄意侮辱阿拉伯人一样(但在阿拉伯人眼中这是蓄意侮辱)。美国人的行为只是触犯了中国的"海权"理念但没有违犯国际公法，因此他们不认为这是蓄意挑恤或侵略，因此也没有必要为此事道歉。前苏联的侦察机也曾在美国的近海"侦察"美国，并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可美国人的反应很平和___-—把失事的苏联侦察机送回国，没有提一声抗议。
中国人在"排外"的同时，天真地认为世界各国也一样在"排外"，美国的"种族歧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实西方民主国家排外性的"种族歧视"并没有国人想象的那样严重，美国的有色人种大多处于社会下层的命运并非因为他们皮肤的颜色，而是他们的"文明程度"。如果黑人的文明程度比白人一样高，如果他们不以百分之十的数量制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暴力案件，白人应该不会因为他们的皮肤是黑色而从门缝里看人。中国人的黄皮肤比黑人耐看得多，更不会因为肤色的原因受到不公正待遇。在外国的中国人经常听到"中国人啦!!!"等类似恨铁不成钢式的否定感叹，不仅外国人感叹，中国人自己也感叹，说明中国人在国外受歧视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的肤色，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
(三)、宣传媒体的误导
十五年前我回农村老家，正碰上村里的山民聚集在稻场(忙时打谷闲时聚会的场所)上义愤填膺地声讨京城的某位大"贪官"，说他在上海拿公款赌博，火车昼夜不停地把国库的金子拖去供他"输"，还说他把海南岛输给了日本......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看得出这些指控违犯逻辑，因为中国国库没有那么多的金子供火车昼夜不停地拖，贪官也没权力把国土拿去赌。可在场的村民对这些指控深信不疑，没有一个人质疑指控的真实性。这件不该发生的故事说明普通国人缺乏最基本的分析辨别能力，不爱思考，人云也云，结果最荒诞的流言也有最为广阔的市场。
"聪明"的中国人极少拥有思维能力和独立判断能力，这样的群体最容易受媒体和宣传机器的误导。
中国的宣传媒体有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误导民众的角色。平民百性也极少不受媒体误导的影响。当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宣传媒体把国家主席污蔑成"叛徒、内奸、工贼"时，没有几个中国人怀疑刘少奇不是"叛徒、内奸、工贼"。
中国的历次仇外事件，宣传媒体往往充当急先锋的角色。一个局部偶然的涉外事件，宣传媒体总是使之与"政治性的全局"联在一起，加之以"挑恤""侵略""排华"等敏感字眼，煽动中国人的仇外情绪。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跟着媒体起哄，有时竟酿成全民族的起哄，甚至调动起"去外国使馆游行"和"宣战"之类的极端对抗情绪(如美国撞机事件)。美国撞机事件和赵燕事件就是宣传媒体着意炒作的结果，把国人的仇美情绪炒作到非理性的歇斯底里程度，以至部分国民不顾民族的长远利益，不切实际地呼吁向美国开战。当明智务实的中国政府没有响应他们的呼声向美国"宣战"时，就纷纷指责政府"软弱"。
几年前，印尼的暴徒在政府的鼓动下集体攻击华人，光天化日之下明火执仗地抢劫华人财产，屠杀男性华人，并当众轮奸我们的女同胞，其兽行比当年日本侵略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起理应激起全体华人共愤的事件却没有在中国掀起抗印浪潮，原因是国内的宣传媒体回避报导此事，即使报导了也是轻描淡写，大多数中国人对发生在那个野蛮岛国的暴行不知情。可见宣传媒体在引导国民思维上所起的巨大作用。
宣传媒体误导民众是缺少远见和民族责任心的表现。文革时的媒体误导就曾起到为虎作伥的作用，给中华民族制造了百年难以愈合的伤痕，中国的志士仁人应该引以为戒。仇外的媒体误导表面上看是为了民族的尊严，可实质上往往适得其反，对中华民族的隐性伤害甚至不亚于文革，一百年前的义和团就曾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在人类文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不应游离于国际大家庭之外，应该主动融入这个大家庭并成为令人注目受人尊敬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佼佼者。因此中国人在国际上应扮演对全人类文明有责任心且通情达理的角色。如果我们盲目仇外，不讲道理，不遵循国际游戏规则，回避国际责任，为一点国际上普遍存在的局部摩擦大动肝火，中国人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就会被某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国家不幸言中(西方部分民主国家把中国划为"无赖"国的行列，和萨达姆时的伊拉克，伊朗，北朝鲜并列)。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关键时刻，需要世界文明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来推进中国的"文明振兴"。如果我们表现得象"无赖"一样，谁还愿意来中国投资？谁愿意与中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呢？没有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不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会大大滞后。
一个国家的宣传媒体在"政治性教育"和"娱乐"民众的同时，也应为提高全民族的文明水准承担责任。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不在于拥有多大的国土和国库里拥有多少黄金，而在于国民的整体素质。"素质"是创造力、认识力、理性思维力和独立判断力的总和。中国有责任心的领导者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同时，一定会在很多事情上因为"民众素质原因"而束手无策直至扼腕叹息。如果宣传媒体为了眼前目标而不惜损害国民的整体素质，国家和民族就会付出代价，最后宣传的主导者也会付出代价。当国家主席刘少奇发现"全国人民"一夜之间把他当成"叛徒、内奸、工贼"，并且没有另外的声音时，曾经主导过宣传媒体的他不知作何感想。
(四)、自卑意识的反弹
近代史时期的不光彩战争和屈辱外交使一向很自信的中国人一夜之间转入了深重的自卑。不过中国人的自卑隐藏在心灵深处，对外表现出来的依旧是自满和自大。
自卑背后的阴影往往是盲目自大，尤其是象中国这样曾经拥有强烈优越感的的民族，自满自大则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把这种不正常表现称之为"自卑意识的反弹"。
当中国人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时，中国人就攻击外国人的"红头发、长体毛、鹰勾鼻子、难闻的狐臭和象鬼火一样的蓝眼睛"等等不堪入目的尊荣。当看到外国军队的洋枪洋炮比"八旗兵"(清帝国的正规军)的长予弓箭有更大威力时，就攻击外国的先进技术是"奇技淫巧"。当看到今天的英美真个比中国文明富强时，就夸耀五千年的古代文明；当四十年前美国的宇航员飞上月球时，就信口说宇航员在月球看到地球上唯一的一处人类活动的遗迹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当感觉到欧美的典章制度确然比中国公正合理时，就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之中国人自大的表现很有点象鲁迅笔下的光棍阿Q娶媳妇---"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不是好东西，秀才的娘子是脸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可惜脚太大。"对于外人的优势和自己缺少的东西一概否认。
当中国人经过多次努力发现自己无法象中彩票一样在一夜之间赶上外国人时，就转而攻击外国人的优势，人为造成一种"不是我学不到而是外国人的所谓优势不值得我去学"等等自欺欺人的假象；同时夸大外国人的劣势，并不惜损害国际形象在自己的家门内用"不够君子"的手段强迫"客人"承认他们的"优势"。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购买用品和服务要比中国人付更多的价钱；外国人在中国镜内作错事要比中国人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外国人不准进入普通中国人都可自由出入的某些场地......
因为外国人更为高大强壮的缘故，又缺少日本人吃苦自律的品格，中国人很难在单挑独斗的搏击中战胜外国人。中国人找回优越感的方式是就是在有利于自己的环境下用"围攻"代替"单挑"，几个甚至十几个中国人合斗一个外国人。尽管用这种不够"男子汉"的方式取得的"胜利"不能称之为胜利，可获胜的群体仍天真地相信自己站在了"胜利"的一边。十九世纪单身去中国内地旅行探险的外国人就经常无缘无故地受到内地普通百姓的围攻。"西北大学事件"发生后，那些"爱国心"很强烈的大学生就一窝蜂的涌上留学生楼把明显是"孤家寡人"的日本留学生痛打一顿。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日本，日本人就会找那个曾经伤害过日本人感情的"外人"单挑独斗，绝不会一窝蜂地涌上去用群体暴力向犯过错但孤弱无助的"个体"讨公道。
去年一个意大利人去南京一家饭馆吃饭，身上挂了一些对中国人"请求或劝告"的字条，如"不要称呼外国人为'老外'"，"不要直视外国人"，"不要在价格上歧视外国人"......这些文字并没有侮辱中国人的意思，可在场的部分"爱国人士"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就群体对这个意大利人施暴，直到这个意大利人违心认错并道歉还不肯甘休。更为可叹的镜头是：施暴的几个"触犯法律者"竟然受到了在场众多的中国人"英雄"般的欢迎。
如果我们是这样一幅形象，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如何能够提升？!
(五)、以偏概全的思维误区
汉语"以偏概全"这个词语象是专门为外国人发明的。一个或几个外国人在中国犯了事，他们身后的民族和国家都要受到中国人愤怒地声讨。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一个外国人对某国公民犯了罪，且犯罪的背后没有本国政府的授意，那么只能是犯罪的个体承受法律的制裁和舆论的谴责，罪犯的国家和民族不应负连带责任。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对某国公民犯了罪，并不等于这个人所属的国家和民族对这个国家有敌对行为。"聪明"的中国人自然明白如此简单不过的道理，可在碰上涉外事件时又把这些简单不过的道理抛到九霄云外。"赵燕事件"就是国人对外"以偏概全"的最好写照。
赵燕事件的整个过程就算如我国媒体所说全是"真实"的，那么也只能是国土安全局的肇事警察应该承受谴责和制裁，警察背后的美国不应负连带责任。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或迹象表明该警察的行为曾受到美国政府的授意，该警察的素质低并不等于全体美国公民的素质都低。如果美国政府对该警察不绳之以法，那么还可引申为罪犯的行为间接受到美国政府的怂恿，但该警察马上面临美国法律的制裁，他将面临长达十年的监禁和难以承受的巨额赔偿，制裁之严厉不是中国公民能够理解的，因为同样的暴行若是发生在中国大多不了了之，至多也是记过或拘留十五天了事。所以美国和美国公民不应受到中国舆论的谴责。可事实怎样呢？中国媒体紧紧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对美国政府直至美国的政治体制口诛笔伐，先是攻击美国人有排华趋向，继而指责美国的权力机构一样在滥用权力，最后归结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很差劲不是一个值得仿效的制度......普通中国公民也跟在媒体后面痛骂美国人。虽然仅仅是痛骂，但假设中国人有能力跨越重洋并战胜美国人，也一定会冲过去把这个国家铲平。
媒体的逻辑推理显然有误导公民的趋向：某个美国人仇视华人并不表明所有的美国公民都有排华趋向；某个警察滥用权力并不等于大多数美国警察都在滥用权力；某个执政者的行为失控不等于美国的整个政治体制出了问题......
不仅如此，赵燕也因此成为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一个普通的受害人，就因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暴了美国人的丑，一夜之间就被媒体炒作成了"民族英雄"，成为媒体追踪和国人景仰的对象。其实赵燕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与英雄或精英沾不上边(因为她的表达能力很差，且连英语都不会)，说不准还是中华民族的罪人_____如果她是用公款出外旅游的话。
国民的判断力因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根本的原因还是国人心灵深处的"仇外情结"在作怪，誰叫犯事的是美国人呢？在中国境内，中国警察对无罪的中国公民施暴的事件比比皆是，且暴行的力度远远超出了那个美国警察的行为，可施暴的警察受到惩罚没有？如果有的话，也会被中国公民视为一件"不该发生的怪事"。
同样的情形在"西北大学事件"中也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就算那个素质低下的日本学生真的有侮辱华人的倾向，也不能因此证明整个日本民族都在敌视华人，或进一步证明日本民族的整体素质低下，一位日本留学生家长给西北大学的一封言辞诚恳的致谦信就是最好的佐证，这里有必要把此信的内容转录如下：
敬启 西北大学的老师跟同学们：
我是一位日本留学生的母亲，昨天晚上我看到日本的晚报，日本的留学生在学校做出那种没有修养的事情，实在感到非常羞耻、伤心，做父母的我们真是无地自容，学校的教师跟学生们的愤怒，我们非常理解，跟那样没有品行的学生同一个学校一起研究学问是无法容忍的，这种心情我也很明白，可是日本的留学生，不是全部那样的人格，有的是向往中国历史及文化，尤其西安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起源地，他抱着满怀的希望到贵校去留学，只去了两个月,遇到这种事件，实在非常遗憾，做父母的我们，只有在这里诚心诚意的对学校的老师跟同学恳求原谅，希望同学们不要抱着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眼光来看全部的日本学生，让他们还有机会留在西安学习中国的语言，受中国文化的熏陶。
一位日本留学生的父母
二○○三年十一月一日
遗憾的是：中国人在涉外事件中很少能保持思维的理性，一件偶然的个别事件，国人马上就会扩大为必然的普遍事件，"西北大学事件"也很快扩展为全国范围的排日怒潮。
我们在指责日本人的同时，也应该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留日学生，他们在日本的所作所为也并非个个都拥有"君子风度"。一个中国的留日学生残杀了对他有很大恩情的日本全家，暴行的程度远远超出西北大学那个日本留学生，可日本人并未因此掀起排华怒潮。也许有人认为日本人不象中国人一样"爱国"，日本人真的不爱国吗？恐怕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认同这一假设。
在所有的涉外事件中，中国人是不是该理性一点。中国已迈进了国际大家庭的门槛，是到了全面且客观地认识外国人的时候了。
（三）
中国人仇外心理的危害是深重的
(一)、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使中国游离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基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化较之文明国家起步要晚得多，且前进的道路山重水复，一次又一次地停滞甚至大踏步地后退，结果使当年世界上的超级强国加速度地下滑为"发展中国家"。上世纪后期，中国有责任心的领导人终于认识到现代化的紧迫和必要，再次把中华民族强制性的推上现代化的末班车。新世纪拥有"新思维"和国际战略眼光的"新派"领导人则企图把中国的现代化纳入理性发展的轨道，在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同时转动了政治现代化的钥匙。当站在民族潮头的有识者努力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时，一定会强烈感受到来自国人仇外心理的顽强阻力。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会出现反复甚至倒退，国人的仇外心理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整个二十世纪，当中国的现代化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之时，多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在中国的泛滥之时。文革时期中国的现代化不但出现加速度地倒退，国民经济也濒临崩溃的边缘。文革的十年恰好又是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者掌握政权。他们居然把六十年前触犯全人类共愤的义和团的行为照搬过来，再一次地煽动起非理性的排外和仇外风潮。有关外国的东西被一概否定和抹杀，只差没有象义和团一样杀光国内所有的外国平民。并首次给扫入历史垃圾堆的"义和团运动"涂上一层荣誉的光圈，称之为"反帝爱国运动"(文革以前的中国主流文化对义和团运动一直持否定态度)。仇外的果实是中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在中华民族的肌体上刻下了百年难以愈合的伤痕。不但现代化的成果全部付之东流，中国又一次回到"孤立"状态，再度游离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经济的崩溃和文化的阉割使中国回来了氏族时代的野蛮社会(文革后期的中国和远古的氏族社会在很多方面很相似)。
中国因为现代化起步较晚的缘故，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引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最大限度地利用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用外来的文明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果我们盲目地仇外排外，为了一点偶然或局部的"涉外摩擦"大做文章，不分青红皂白地搧外国人的耳光，外国人就是想帮助中国的现代化也会"知趣"地退出。没有文明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不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中国现代化的步子就会大大放漫，甚至会出现倒退。我们必须认清今天的局势：不是外国(此文的外国多指发达国家)更多地有求于我们；而是我们更多地有求于外国。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应在外国人面前过份地摆架子要面子或横挑鼻子竖挑眼，那样受害的只能是我们自己，外国最大的损失就是不和你打交道。当你试图帮助一个弱者时，如果被助的一方对你满怀敌意，你还会帮助他吗？除非你是白痴，否则你就会叹口气走开。
(二)、"冤杀"对国家民族真正有责任心的社会精英。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的民族精英，其中不少精英对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责任心，并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和唤醒中国人的"灵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令人痛心扼腕的是：精英的努力收效甚微，因为他们经常被狭隘民族主义者当成首要的敌人，结果在辛苦操劳一夜之后，早晨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国人地指斥为"汉奸卖国贼"而"出师未捷身先死"。慈禧太后的屠刀下漏网的"维新志士"(老太婆只杀了六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全成了打着爱国旗帜的暴民的刀下之鬼。在和民族精英的交锋中，狭隘民族主义者总是轻而易举地站在胜利的一边，因为中国人的仇外情结帮了他们的忙，他们的身后有广大的同盟军；相比之下，民族精英大多是寂寞地孤军奋战。不过民族主义者胜利的果实是苦涩的，中国在他们胜利的鼓乐声中大踏步地后退。部分民族精英死不瞑目的是：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得到他们挚爱并为之献身的国人的理解，还要继续承担"汉奸卖国贼"的罪名被正统教科书"批判"和唾骂。
晚清的自强名臣李鸿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清政府的高官显宦，在中国特有的官场不可避免地会沾染腐败气习；但和其他官僚比起来，李鸿章的见识和眼界要高出同僚许多；对中华民族的责任心也要多一些。在晚清整个的官场中，李鸿章承担的骂名比其他官员的总和还要多，并且被后世的国民连续骂了整整一个世纪。李鸿章倒不是因为他身上的官僚习气而挨骂；相反是因为他身上的优势而挨骂。他的罪名除了奉政府命令签订"马关条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对西方各国有更多的了解，对外国人有较为中肯的认识，和外国人较为合得来，在重大的外交事务中比同僚更能得到外国人的认同。签订"马关条约"并不是李鸿章的过错，他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中国军队能打胜仗，李鸿章就是白痴也不会背负千古骂名。李鸿章能得到外国人的认同并非他拿国家民族的利益作个人交易；而是因为他比其他官僚拥有更多的国际知识，在涉外事务中较为明白事理，在外国人看来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合作伙伴。
鲁迅对狭隘民族主义者的排外行为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称他们为打着爱国旗号的"爱国贼"。"爱国贼"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一点也不亚于"卖国贼"，对中华民族的负面影响也更为深远。"爱国贼"因为披着爱国外衣的缘故，对国民有很大的欺骗性，经常被国民误认为是"民族英雄"。
在对外战争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人在战前豪言壮语鼓吹战争，可在战争到来时最容易变节；有些人慎言战争，可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前者无疑是真正的"爱国贼"，他把国家民族拖入力量悬殊且本来可以避免或推迟的战争的深渊，自己又不愿承担任何责任____——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脚底抹油。抗日战争中就经常出现这类人物。
(三)、 把国家民族推向非理性战争灾难的陷阱。
对外战争也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理性的战争包括反抗外族入侵，拓展国家民族的利益(如开疆拓土)，在力量足够强大时出兵境外维护公正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非理性的战争有三种：一是用武力强夺眼前的小利益而触犯众怒，埋下全面失败甚至毁灭的种子(如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二是为了炫耀武力卷入与自己根本利益无关且需付出巨大代价的战争，或没有申张正义的力量却企图打抱不平(十八世纪法国的路易十四就经常打这样的战争)；三是不能忍受眼前的小辱，在力量不够强大时为了一时的怒气主动招惹强敌，结果付出更大的损失和代价(如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向西洋各国宣战)。
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走向强大的过程中，除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创造和积累财富外；还要尽可能地不卷入非理性战争灾难的陷阱。一旦不小心卷入非理性的战争，多年努力的成果就毁于一旦，甚至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美国在建国早期就严守这一战争原则，在国际战争中严守中立，除非不得已绝不卷入和自己根本利益无关的战争。法国大革命时期，美国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给予美国巨大援助的缘故，主张美国出兵出钱援助法国针对"反法同盟"的战争。理想主义者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报恩"毕竟是人类的美德之一，当初法国帮助了美国，现在是轮到美国报答恩主的时候了。问题是美国是否有力量那么做？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刚从八年独立战争中走出来，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自家的事还没有解决好，腾不出力量去管别人家的事，自己的利益才是最根本的利益。再者法国虽然帮助过美国，可两国的利益对立的成分大于共同的成分。美国要想跃升为大国就必须"西进"，可西进的道路被法国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路易斯安娜"隔断，美国要想西进就必须把法国殖民地抹掉，一个强大的法国显然不利于美国实现自己的计划。不惜损伤自身去帮助自己的竞争对手强大显然不是智者所为。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美国的理性主义者反对理想主义者的作法，最后理性主义者取得了胜利。这对美国是幸运的，美国不但避免了任何损失，还利用法国大革命大捞一把。当法国在战争的深渊中筋疲力竭急需金钱时，美国渔翁得利，用便宜得难以置信的价格"购买"了"路易斯安娜"，使美国的国土扩大了一倍，并打开了美国"西进"和通向超级大国的大门。结果美国没出一兵一文，却成为欧洲战争中最大的赢家。随后的一个世纪，美国继续严守中立原则，一心一意从事国内建设，积蓄力量和财富，最终成为世界上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当美国的力量足够强大时，就抛弃中立法则，出兵海外进行"理性战争"，在全球各地树立自己的"山姆大叔"形象。
近代史时期中国进行了多次对外战争。很多战争是外敌强加给我们的，我们连回避的余地都没有，只有奋起抗争。在这些战争中我们站在正义和理性的一边。但不能因此就说我们在所有的对外战争中都扮演理性的角色。有些战争源于我们的无知，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英法联军之役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我们不了解国际知识才使战争得以发生并扩大化。有些战争则出于民族的歇斯底里，如十九世纪末的"八国联军之役"，我们不但非理性而且非正义。一个用冷兵器武装起来的落后国家，竟然在一夜之间向世界上所有与中国有帮交且比中国远为强大的各国宣战，把非理性战争推向极致。把没有任何理性的暴民武装起来屠杀中国境内所有的外国平民，连老人、妇女、儿童也不放过，象今天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一样以平民作为袭击对象，说明了战争的非正义。这场战争就是在极端狭隘民族主义者的蛊惑下发生的，对战争鼓吹得最为起劲的宰相徐桐就是一个高呼"要与国家共存亡"的"爱国贼"。这个脑满肠肥除了弄权受贿外什么也不会的满洲权贵，就是当时的中国仇外排外的领袖人物。他坚决地认为世界上的国家除了中国外只有英吉利和法兰西，其它的国家都是两国杜撰出来吓唬中国人的，向世界各国宣战其实就是和这两个国家作战，"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有取胜的绝对把握......
以慈禧太后和徐桐为首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发动的这场非理性战争把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差一点就推进了毁灭的深渊，对中华民族的伤害远不是四亿五千万俩天文数字的战败赔款所能概括的。值得反思的是：类似的战争并没有在"八国联军"之后的中国绝迹，也没在世界绝迹，阿富汗的"塔利班"就曾把中国义和团的故事重演一次。
中华民族在经受了沉痛的教训，付出了昂贵的学费之后，在一代开明领袖人物的率领下挤上了那辆迟到的现代化末班车。中国要想不受干扰地完成现代化进程，就必须高度地警惕狭隘民族主义者把中国拖入非理性战争灾难的陷阱。那些动不动就高呼要与某强国开战的所谓"爱国人士"，你们如能安静下来不再不负责任地嚷嚷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
中国已经迈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已经进步，切切不能走回头路回到落后时期的"孤立"状态，中国需要外来文明的助力!中国已经融入国际大家庭，不能因为病态的面子观念而中途退出，文明国家对中国现代化的助力远远大于阻力。已成为国际大家庭一员的中国，不应继续对大家庭中的某些大国和强国保持传统的敌视心理，因为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和经验。中国人的仇外情结应该化解，否则我们就无法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去享受和利用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借助这些成果。盲目排外不是"爱国"，承认别人比我们强，主张向外国学习也不是"崇洋"。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了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为了使中国真正傲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中国不能排外，更不能盲目仇外!
二00四年十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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