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啼血

童 年 旧 事
(历史在这里哭泣系列十八)

（一）、知青泪
　　　　　　　　　　　　　　　　　　　　　　　　　　　　　　　　　　
我的家位于大别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村子虽然小，却是大队部的所在地，大队唯一的一所小学也建在我们村里，我就在这所小学里完成了自己的启蒙教育。大队书记也自然是我们村的人。
入学的那一年，我们村里来了几位穿着漂亮衣裳的年轻人，村民说他们是知识青年，从大城市来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时山村很穷，没有空房子安置他们。党支书就动员村民在村头搭了两间草棚，用土砖支上几块木板算作睡觉的床，为七男一女安下了"家"。
知青里唯一的女性姓柳名芯，党支书对她好象是另眼相看，除了在那间小草棚里放一张真正的木板床外，还专门为她一人添置了全套洗漱用具。男青年就没有这样的待遇。这本没有什么反常的，在文明较为充分的地方，女人和弱者应该享受好一点的待遇；可从村民的眼神看起来，支书的安排很有点反常。
我就读的小学的后山上有大片茶园，山脚下有连成一片的五十亩水田，是大队的公产。自知青来我们村落户后，我便经常地看到他们在茶园田间里劳作，只是很少看到柳芯和他们在一起。她的工作是陪着支书走村串户，虽然她并不喜欢这样的安排，脸上难得见到笑容，可村民却认定她对支书讨好卖乖，在她的背后指指点点，骂她是"破鞋""烂货"，老婆婆还当着她的面吐唾沫翻白眼。
我打心眼里喜欢柳芯阿姨，因为她除了长得漂亮外，脾气还出奇地温和，从未见她对谁大过声，和村里那些高声大嗓的"铁姑娘"要可爱一百倍。我一放学就喜欢往她居住的草棚里跑，听她和声絮语地讲述大山外面的奇闻异事，常常到深夜还不想回家。后来爸妈知道了，就不许我去柳阿姨那里，说什么柳阿姨是妖精，专门吸小孩的血。我听后大大地不以为然，心想柳阿姨如是妖精，村里的那些"铁姑娘"定是阎王了，因此仍暗中往小草棚跑，直到有一天晚上撞上了我们村的党支书，给他恶狠狠地瞪上了一眼，就不敢再在夜里去找柳阿姨了。
第一年的腊月，大队在小学的操场上召开评模表彰大会。在全大队二十名劳动模范中，柳芯是唯一的知青，支书亲自在她的胸前戴上一朵大红花。这个荣誉给柳芯招来了更大的骂名，连我也认为柳阿姨不配当劳模，因为在知识青年中她的工作是最轻松的，因此有点相信村民背后的议论并非全是空穴来风。
春节期间，知识青年都回家过春节去了，只有柳芯留了下来，美其名是看门值班，实则是让支书的年过得更为快活一点。大年夜，我悄悄地溜进柳阿姨的草棚，看到她正坐在油灯旁偷偷地掉眼泪。我走过去蹲在她的膝下，仰着脸好奇地望着她。柳芯伸出温软的右手轻轻地摩娑我的头发，边流眼泪边问些好奇的话。
"阿力，你说阿姨是坏人吗？"
"我不相信阿姨是坏人，可他们都说你是，说你和书记作风不好，这是真的吗？"
"你说呢？"
"我不信有这事，是他们造的谣，书记是个大土包子，给你拾鞋都不配，你怎会看得上她呢？"
"如果他们说的全是真话，你还理不理阿姨？"
"那么我一辈子也不会理你。"
"你还小，不知道人世间有许多无可奈何的事情。"
第二年，上面给了我们大队一个召工的名额，柳芯以为非她莫属，因为支书曾信誓旦旦地答应过她。没想到支书临时变了褂，让相貌最英俊的一名男知青进了城。村民暗中议论支书舍不得让柳芯走，他要让她作一辈子小老婆哩。村民的猜测也许不无道理，反正后来招工的名额都没柳芯的份。每逢一个知青走后，柳芯都要病上一个星期，支书则天天去草棚里看她，年终照例把她评为劳模，亲自在她的胸前挂上大红花......
第三年的春节，柳芯依旧留下来看门，她已经有三年没有回家了。不知支书用了什么法术，在每次欺骗柳芯之后仍能令她一如既往地相信他的谎言，甘心情愿地任他作践玩弄。新年的头一天，柳芯的妈妈打老远地赶来了，那是一个处处透着"贵气"的中年妇人。那天晚上，我鬼使神差地走近柳阿姨的草棚，听见里面传来了哭声，我凑近门缝往里一看，发现柳阿姨正和她妈妈抱头痛哭，哭声很是凄惨，我从未看到有人哭得那样悲伤，连我的眼泪也不自主地落了下来。
大年三十的早上，我听见外面有人在扯着嗓子骂街，奇怪是谁如此不明事理在这样的好日子找人的晦气呢？我跑出去一看，发现支书的夜叉婆娘正坐在柳芯的草棚外面边在砧板上剁刀子边唾沫横飞地骂人，骂的无非是"表子""娼妇""不要脸勾引人家汉子"之类的混帐话。一大群村民在四周围观，象看猴巴戏似地看着站在草棚入口处的柳芯妈妈。
大年初一大清早，柳阿姨跟着那位中年妇人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村民开始还在纷纷猜测她的去向和逃走的原因，时间长了也就漫漫淡忘了，三年过后就再没人提起她，只有我时不时还想起她，好想好想知道她的近况，好希望好期望她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二）、竞选红卫兵

　　我的启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伟大领袖毛主席已步入垂暮之年，但农家墙壁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红漆标语似乎越来越多，给老人家镀上了一层青春的光辉，没有几个人会把伟大领袖和"老"联系起来。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毛主席是不老的，他最少要活七亿岁，因为那时中国有七亿人。
　　老人家随着年岁的增长，对自己的声望也格外重视，几十年精心培植的个人崇拜已上升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为了使七亿中国人的意识领域中只有毛主席一个偶像，寺庙、道观和尼姑庵等形形色色的宗教或迷信礼拜场所都给红卫兵和造反派砸了个稀巴烂；观世英、如来佛和真武大帝等迷信偶象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毛主席成了国人心中独一无二的"红太阳"，但老人家似乎还没满足，中国的传统"家庭"所形成的亲缘关系对他在国人心中的地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在一个普通中国人心中：除了高高在上的毛主席外，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姐妹也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老人家自然不能容忍这些，他无法想象国民心中除了伟大领袖外还要收容其他的人物。
　　为了在人民心中铲除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影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老人家把"阶级斗争"引入成千上万的中国家庭。一个家庭的成员分成互相对立的两派，彼此势同水火，只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两派都对伟大领袖效忠。一时间妻子告丈夫；儿子打老子的风气甚器尘上，至于兄弟之间互相告密的事更是司空见惯，中国传统家庭张开了巨大的裂缝，开始从内部分崩离析。
　　我的启蒙教育是在一所村办小学里完成的。现在的小学表现优异的学生被评为"三好生"，但我们那时没有"三好生"这个名字，与之对应的是"红小兵"，和"红卫兵"是同一个性质，顾名思义比"红卫兵"要低一个级别。红小兵的标志是在套袖上用别针钉上一个红色的菱形软质塑料片，塑料片上用浅黄的油漆写上"红小兵"三字。红小兵是有指标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佩戴这种菱形塑料片，在一个五十人的班级里，被评为"红小兵"的不会超过10人。能不能享有"红小兵"这个荣誉，学习成绩和表现往往是次要的，出身才是主要的。那些"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后代是狗崽子，表现再好也不配当"红小兵"，象我这个苦大仇深的红军家属，就是调皮捣蛋到了极点也是当然的"红小兵"。
　　在班上被评为"红小兵"可神气了，那可是小学生的最高荣誉。
　　我原以为红小兵是最最神气的，等看到真正的"红卫兵"时才傻了眼。刚进入四年级时，我们公社（相当于今天的管理区，居民不到一万人）的一所中学来我校开现场会，长长的队列喊着"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我校的小操场。走在最前列的中学生袖子上佩戴着一个比"红小兵"大几倍的红色菱形塑料片，上面的"红卫兵"三字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红卫兵"，当时心中涌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羡慕得要死，很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只要能戴上"红卫兵"袖章，叫我干什么都成，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机会终于来了，一年以后，我成了五年级的学生，上面分来一个"红卫兵"指标。为了争得这个指标，我们班象炸开了锅一样热闹有趣。
　　经过激烈的角逐，只剩下两位候选人。一位是我，出身最红；另一位是肖灭资，一个小学教员的儿子。他父亲为了紧跟毛主席，才别出心裁给儿子取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本来在这场角逐中我占有绝对的优势，因为我的出身比教员显然要红得多。但我得罪了大队的"贫协主任"，那时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校长不是老师，而是"贫协主任"。有一次放学后我去偷"贫协主任"种在自留菜地里的黄瓜，让他给逮住了，虽然当场放了我，但自此不再支持我。不但不支持我，还别有用心地给我找来一个对手。我知道他是搞打击报复，但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偷黄瓜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我好怕他把这件丑事给捅出来 。好在这场角逐我仍然占据优势，如果不是下面出现的那桩事，我的"红卫兵"梦就会成为现实。
　　我家所在的大队（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村）位于大山的深处，山上不缺树木柴禾。一到寒冷的冬季，村民总习惯去山上砍几棵歪脖子松树生火取暖。那一年正流行割"资本主义尾巴"，松树照样砍伐，但不能往自个家里拿，否则就会被划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那可是一顶颇为沉重的"高帽子"。不过在我们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小山村，村民在执行上级政策时总是半心半意，对"资本主义尾巴"似乎理解不透，依旧把砍倒的松树放进自家取暖的火塘。我那底气十足的红军爷爷每天就要砍上几棵，堂而皇之地扛进我家的后院，当着村民的面用锯把松树截为便于生火的小段。村民看见老红军不把上面的禁令放在眼里，就纷纷跟在我爷爷的后面上山砍树。肖灭资的父亲看着眼红，也拿看一把斧子上了山。不巧那天"工作组"进山检查上级政策的执行情况，正好撞见上山砍树的队列。我爷爷吹胡子瞪眼睛地发了一回狠，骂了几声娘，说老子当红军打敌人时你们还在娘胎里吃奶哩，敢挡老子的道！骂完就大大咧咧地把松树扛进了家门。别的村民没有我爷爷的底气，纷纷放下肩上的树干，缩头缩脑地从岔道溜走了。肖灭资的父亲也想开溜，被工作组当作反面典型逮住了，因为他是我村识字最多的人，思想自然也最为反动，这次聚众砍树显然是他蓄意煽动的。上面既然定了性，肖老师的任何解释都没有用，工作组正要把他当作替罪羊出口恶气。
　　当天晚上召开批斗会，批斗会在打谷的稻场上举行。带头砍树的爷爷照常坐在主席台上，肖老师则被"基干民兵"压在临时搭起来的挨斗的土台上，反箭双手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每个村民都发了言，包括那些上山砍树的"乡亲"，把最恶毒最仇恨的语句劈头盖脑地砸向肖老师。那时"斗人"不怎么讲究阿Q的"君子风度"，不但"动口"，说完后还要"动手"，在批斗对象身上打一耳刮子或踢上几脚，表示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批斗会开到一半，肖老师身上已挨了不少拳脚，从没吃饱过肚子的他象是有点支持不住了。站在台下的儿子肖灭资还不解恨，拿起母亲捣衣服的棒槌雄纠纠气昴昂地走上批斗台，照准他父亲垂下去的光头，用尽吃奶的力气，一棒槌砸了下去。肖老师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地倒在台上，当场昏了过去……
　　第二天，来自公社五所学校的师生在我校的小操场召开"现场会"，肖灭资胸前戴上一朵大红花站在主席台上，公社书记亲手把那个金光闪闪的"红卫兵"袖章别在他的左臂上……
　　"红卫兵"就这样与我擦肩而过，第二年进入初中，按理能够圆红卫兵的梦，但那一年伟大领袖永垂不朽了，"红卫兵"也随之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自此我永远与红卫兵无缘，这是我前半生中最大的遗憾。

(三)、一张旧画像

往事在记忆中一页页地模糊起来，但童年时代的记忆仍牢牢地铭刻在记忆的深层，并不因岁月的久远而呈现些许裉色的迹象。这要感受谢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把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出来，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五彩缤纷的人间趣事。
童年时代的农村是一穷二白的，今天的小青年很难想象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究竟贫穷到什么地步。如果想得到些许较为清晰的印象，不妨到邻近的北朝鲜看看，或许能够看到部分真实的图景。今天的中国人不断生活在温饱之中，还有五花八门的节日来丰富他们的生活，除了端午、中秋、国庆、春节等中国的传统节日外，还要享受情人节、圣诞节等颇具浪漫色彩的进口节日。我们的童年只有一个节日，那就是过大年，一斤猪头肉钝上十多斤白罗卜，散发的香气一里之外都能够闻到。一家七口人围着一大锅肥肉 炖罗卜，一个个吃得满面红光，那真是难以想象的人间美味。
童年时代的春节除了餐桌上的食物不够丰富外，节日的气氛一点也不比九十年代逊色。群众性的文娱活动有组织有计划性地开展起来，民间艺人"依样画葫芦"式的"革命样板戏"走村串户，给饥寒交煎的中国农民画饼充饥，同时也极大地满足了农家小孩好奇爱热闹的天性。
基于贫穷得过份的缘故，节日的农家几乎没有什么文化装饰，不象今天的打工家族从厅屋到卧室贴满了美人图和风景画。那时过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把墙壁上的煤烟清扫干净，使之恢复本来的土黄色；其次把厅屋正上方墙壁上张贴的毛主席画像隆重地取下来，然后把买来的新画像隆重地张贴上去……无论你贫穷到什么地步，哪怕一家五口共穿一条裤子（不是无聊的笑谈），主席像是不能省的，这关系到你对伟大领袖忠于不忠于的问题，除非你不想要脖子上的那棵脑袋，因为不忠于毛主席就要"砸烂你的狗头"（文革时期流得的批斗口号）。换新画像应该不成问题，大不了大年夜不吃猪头肉；对旧主席像如何处置才是每个农家必须面对的颇为棘手的问题。
至少在一九七一年以前，对旧主席像的处置还不成其为问题，换掉的旧东西"回归大自然"属情理中事。那时农民把换下的旧画像随手乱仍，连厕所、粪坑、垃圾堆也有主席的影子。童心泛滥的小孩子因为旧画像纸质较硬，适合折叠纸飞机纸轮船等玩具的缘故，就让主席像"上天下水"。到了一九七一年的春节，因为一桩戏剧性的事件，这样的好日子才一去不复反。
一九七一年的大年三十，某村的两兄弟一大早做完"早请示"（文革期间每个成年中国人每天睁开眼后做的第一件事：集中在毛主席像前给主席汇报思想），然后一同上茅厕，完事后哥哥把刚换下的旧主席像擦屁股。正在上中学的"红卫兵"弟弟认为这是对伟大领袖的莫大侮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怀着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这个"革命小将"连年饭也没吃，饿着肚子跑到五公里我的区公所揭发了发生在他家里的"反革命事件"。尽管这样的事件是普遍性的，人民群众或多或少都有用旧主席像擦屁股的经历；但这样的事件是认真不得的，一旦认真起来当事人注定吃不了兜着走；就象居住在深山里的山民都有滥砍滥伐的经历，可一旦认起真来，"破坏森林罪"足够他蹲两年大牢一样。第二天，也就是一九七二年的大年初一，革命小将的哥哥被几个"基干民兵"用"苏式冲锋枪"和"三八大盖"押走了，在全公社游斗了两个月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了刑，押送一千公里外强迫劳教。
革命小将的哥哥就这样被"专政"了，但他的制造的阴影并没有因为他的专政而消除，那些没有被专政的农民，每年的春节都要被他留下的后遗症伤透脑筋。
转眼又到了一九七二年的腊月二十九，父亲在厅屋的后墙隆重地张贴上新主席像后，一家人围着那张刚换下的旧画像开起了讨论会。
"把这张像给我吧，这纸做鞋样好得很。"一向快人快语的"铁姑娘"（文革期间对农村女青年的誉称）姐姐率先提议。
"你要死！七队的张婶不就是因为用主席像剪鞋样，罚她戴'高帽子'（一个圆锥形的纸筒，外面写有'打倒某某人'的大字）游了一个月街。杀千刀的！糊涂油朦了心！"盛怒的父亲啪地给了姐姐一记耳光。
"还是我拿去卷纸烟吧……"不知进退的哥哥刚张了一半嘴，就被一记更重的耳光打回去了。
"算了，别为一张破纸打这个打那个，还是我拿到屋后背人的地方烧掉爽事。"一直低头抽旱烟的红军爷爷终于沉不住气，拿起像起身要走。
"不能烧，万一给人看见咋办？邻村的王三不就是烧主席像让人告发了，好端端的两条褪给打瘸了一条。"父亲把爷爷手中的旧画像夺了回来。
"不就是一张破纸吗？顶个屁用？烧了就烧了，出了事我一人整看，大不了坐牢！当年当红军打白狗子时，'将光头'的大牢我也坐过。"红军爷爷的倔脾气又犯了。
"我的老祖宗，你小声点行不行？你可比不得你带头上山砍树，'红军家属'那块牌抵不了的。"父亲整张脸急得直冒汗。
听说红军家属牌子都不管用，一向很神气的红军爷爷象撒了气的皮球。
最后还是奶奶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把主席像折叠成巴掌大的小方块，逢在爷爷背心的前胸，让爷爷时时刻刻把主席揣在胸口，既扫寒又表达了对主席的无限忠诚。

(四)、革命大批判

　　童年时代是在"革命大批判"的浪潮中度过的，上小学时最先学写的作文就是"批判文章"。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斗争哲学"有特别的爱好，他的著名格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直到今天仍为部分人所称导。从我记事的那一天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革命浪潮就席卷大中国的穷乡僻壤，就更不用说处在斗争中心的文明大都市了。尽管伟大领袖明文限定"阶级斗争"只适用于"敌我矛盾"；但童年时代的阶级斗争却无处不在，且更多地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仅用于打倒"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等反动阶级，在七十年代还要"革到自己家里来"，并进而"革到自己的头上"。
　　记忆中最早的"革命大批判"是针对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国家主席最大的罪名是阴谋在中国复僻资本主义，最反动的主张是胡说"剥削有功"，叫嚷"三自一包"……当第一次睁开醒忪的小眼看这个世界时，"打倒'判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以致谁要是不跟着喊就要跟着被打倒，最后几乎所有能够叫喊的中国人都遏斯底里地喊了起来。记得进入学堂的第一天，第一课就是老师把我们带到操场上，操场上扎着一个丑陋的稻草人，背上插着一块写有"打到刘少奇"大黑字的木牌。老师领先把一块拳头大的石头恶狠狠地砸在稻草人身上，然后我们跟着砸，不一会稻草人旁边的石头就积成一小堆。砸完石头后老师又向稻草人吐了一口浓痰，然后我们跟着吐……第一课就这样结束了。
　　进入二年级时，"最最忠于"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林彪也写入了"革命大批判"的黑名单。加在他头上的"帽子"有重重的五顶——"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判徒、卖国贼"，每一顶都能把大活人压死一千次。副统帅（林彪倒台前的官衔）的罪名是：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企图设立国家主席……说的最反动的话是："克己复礼"，"英雄创造历史"和"农民缺吃少穿"……林彪挨了半年的大批判后，死了两千多年的孔夫子也来凑热闹了。他的罪名是轻视劳动人民和为林彪窜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谬论"，林彪是孔夫子的"孝子贤孙"；说得最反动的话是："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于是批林贼（十大以前给林彪定的专有名词，那时不准称林彪，只准称林贼）转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
　　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为革命大批判注入了新的内容，批判的矛头直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当权派"，罪名是"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案"，罪证是"在教育战线走'白专道路'"和"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等反革命"谬论"。
　　…………
　　我的童年几乎没学多少书本知识，小学毕业时连最最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但学会了写文章，能取得这点成就应该归功于"革命大批判"。那时的学生不会写"批判文章"是不成的，三年级就必须写"批判文章"，即使那时认识的汉字还不到一百个。不但要写批判文章，写出的文章还要上墙。那时每所学校都办有"墙报"，墙上画的一个大红方框里有四个"专栏"：分别是"批判专栏"、"表扬专栏"、"学习园地"和"小评论"，"批判专栏"摆在第一位。
　　今天的小学生最最害怕的就是写作文，想破脑瓜也想不出有什么可写的。相比之下，我的童年写作文要轻松得多，因为写作文就是写批判文章，写批判文章根本不用你自己动脑筋，只要把报纸上类似的文章照抄一篇就成，那时的报纸也全是刊登批判文章。即使你不抄报纸，也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仿校。模式一般是这样的：一篇批判文章分为三大段，第一段把要批判的反革命分子的反动言论和反革命行为列举出来，用"放狗屁……"等世界上最最粗俗的字句大骂一通后再定性为反革命"谬论"和反革命行为；第二段是"忆苦思甜"，控诉万恶旧社会的苦和喧染新中国的甜，即使和批判的内容毫不相干也不能省略；第三段是骂人表决心："我们一定要把XXX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你说这样的作文好不好写？
　　不仅仅是小学生写作文，那是的教科书也是这个模式，记得二年级的语文课本有一篇课文——《一件破棉袄》，末尾的一段我依旧记忆犹新：
　　"判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也和资本家唱一个腔调，胡说剥削有功，叫嚷'三自一包'，分明要退到万恶的旧社会，要我们重新受苦坐牢。想到此，满腔怒火心头起！癍癍血泪记得牢！纠住刘少奇把帐算！一个破洞，一笔血债，三代苦难，万世难消！孩子啊！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我们要紧跟领袖毛主席！革命到底志不移！"
　　我们学写作文正值"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之际，因此批林彪批孔夫子批了个天昏地暗。林彪是我的老乡，他出生的"林家大湾"离我家不远，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林彪的强烈"阶级仇"和"民族恨"。今天林家大湾的村民又自发给林彪修建了一座简陋的"纪念馆"，给该村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旅游收入，昔日的耻辱变成了今天的荣耀。我写的第一篇作文是"批判林彪的农民缺吃少穿"（那时作文标题不讲究语法，只要意思能领会就成）。我不知道林彪是否真个说过此话，如果说了那到是一句天大的实话，因为那时的中国农民确然"缺吃少穿"。但当时我们并不这样认为，而是从心底认定林彪是在"胡说八道"和"放狗屁"（当时批判文章流行的定性词语），是最最反动的反革命"谬论"；哪怕我们一边批一边小肚子饿得咕咕叫。
　　因为是第一次写作文，我们不知道如何下笔，姓李的语文老师就自己写了一篇范文贴在墙上让我们仿效。范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林彪胡说农民缺吃少穿是放狗屁！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就拿我家来说吧，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过的日子比蜜还甜，煮的粥不原意吃，破了一点的衣服也不愿意穿，想穿皮袄……"我们都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抄在作文里，自认为抄得很精彩，丝毫也没意识到李老师穿着一条至少有十多个补丁的裤子；没想到第二天换了个姓熊的语文老师，他看到墙上那篇范文，当即破口指责："这是谁写的狗屁文章！把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作风丢到哪里去了？"当时李老师正在教室门口转悠，听到熊老师当着学生的面波他的面子，就冲进教室和他大吵大骂，然后又扭打成一团。我们看了个不亦乐乎，一边看一边从心里打嘀咕：老师干吗也骂娘打架呢？
　　…………
　　一个月前，我从一所县办小学旁经过，听到学生在教室里唱歌。歌名是《象雷峰那样》，末尾的两句是这样的：
　　"……对待个人主义象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听到小学生仍在唱这首歌，我的心情异常地沉重，对于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来说，这首歌真的不宜再唱了。

(五)、忆苦思甜

　　三年级的语文课本上有这样一篇课文，标题是《我们老贫农恨透了剥削》，文有这样一段话：
　　"……有一天地主婆拿来一碗馊豆渣，假惺惺地要我吃，我用筷子一搅，满碗都是蛆，便顺手倒进猪槽里。地主婆看见了，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揪住我的头发说：'你今天要是不吃，老子要你的命！"硬逼着我吃我不吃。地主婆兽性发作，猛地一刀背砍在我的头上，又一脚把我踢倒在猪槽边。我头上的鲜血直往外涌，顿时昏了过去……"
　　这是一篇有代表性的"忆苦思甜"文章，读者从上面这段文字可以得到三个显而易见的信息。
　　一是当时"忆苦思甜"成了一种狂热的政治风潮，否则也不可能把这篇文章列入正统的教科书。
　　二是所谓的"忆苦思甜"多半名不符实，夸张捏造的成份居多。上面这段文字显然不合逻辑，作者王永凤是地主家的丫鬟，丫鬟是地主的私产，地主可以虐待她，强迫她从事繁重的劳动，可绝不会强迫她吃一碗蛆。因为吃了蛆丫鬟就会生病，病了就不能干活，地主还要出药费，没有那个地主会这么傻，只有疯子和变态狂才会那么干。再说养尊处优的地主家少奶奶也没有勇气亲手端一碗臭烘烘的蛆。就算地主把丫鬟当牛作马，可地主也不会故意去伤害牛马的身体健康，使牛马不能下田翻地或得病死去，那样地主的损失可就大了。古罗马最残暴的奴隶主也不会愚蠢到"损人不利己"地伤害奴隶的身体，相反奴隶生病了还要积极治疗，因为他还要继续役使他。
　　三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弥漫着一团非理性的政治空气，连这样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文章都写进了教科书，可见舆论宣传扭曲到什么程度。
　　童年时代的我写了多少批判文章，也就写了多少忆苦思甜的文章；因为批判文章少不了忆苦思甜，忆苦思甜的内容要占去批判文章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上三年级那年，忆苦思甜更成为一种全社会性的经常性的政治活动。"开忆苦会"，"唱忆苦歌"（如《想起往日苦》），"吃忆苦饭"成了国民政治生活的"三部曲"，"请老贫农作忆苦报告"则把这项政治活动推向了高潮。
　　七十年代的"贫下中农"很多，五十岁以上的"贫下中农"都是从万恶的旧社会走过来的，都有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经历，能够作忆苦报告的老贫农应该比比皆是。可实际上的情形却不是这样，找一个能上台作报告的老贫农难于上青天。我们大队有两千多人，找来找去也就只找到那么两个。原因有三：一是老贫农对旧社会的痛苦记忆不够深刻，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地主资本家如何虐待他；二是老贫农在理解上级政策时欠缺政治水准，不善在细节上作一些有益于政治宣传的塑造；三是老贫农在忆苦时不怎么注重政治对象，只记得自己过的苦日子，而不分辩这些苦日子是谁制造的。所以找一个完全符合政治要求的能作报告的老贫农实在太难了，就是勉强找到的那两个代表，在登台作报告时一样闹出了不可收拾的大笑话。
　　两个老贫农一男一女，男人是我的大伯爷，在旧社会打过长工，打了一辈子的光棍，是真个地苦大仇深；他弟弟也就是我爷爷是老红军，政治背景过硬得很。女人是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贫协主任"（也是我校校长，那时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母亲，政治背景一样过硬，她姓王，我们都叫她王妈妈，在旧社会当过"童养媳"，年轻时受过不少苦，一讲起当"童养媳"的往事就痛哭流涕，也是一个难得的活教材。
　　我们大队的忆苦思甜报告会在我们学校举行，听众除了学生外，还有各小队的贫农代表。
　　第一天是王妈妈作忆苦思甜报告，内容是她当童养媳的经历，说婆婆如何如何虐待她，不把她当人看，从不让她吃一顿饱饭，不给她穿一件没打补丁的衣服，还强迫她没日没夜地干活，稍不如意就骂她打她，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她讲了很多，情绪很激动，边讲边擦眼泪，以致报告不时中断，断断续续地讲了整整一个上午，把台下的听众深深地感动了，有几个年纪大一点的妇人基于同病相怜的缘故，也陪着流了不少眼泪。
　　下午我们就根据王妈妈的报告写作文，很自然地把王妈妈的婆婆当成万恶的"地主婆"，因为不是地主婆就不会那样残暴地虐待王妈妈。我们把"地主婆"深揭猛批了一通，数我骂得最起劲也最有力度，几乎把学到的所有不文明的字眼都用上了，于是我的作文成了范文。教语文的李老师把我的作文念给当时的校长也就是贫协主任听（贫协主任不识字，看不懂我写的作文），他一边晃着二郎腿一边为我的作文叫好。作文念到一半时，贫协主任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就顺口问了一句："这个地主婆叫什么名字来着？"李老师说出了她的名字，贫协主任的反应是霍地一下站了起来，猛地一脚踢在李老师身上。
　　"***你亲娘！这不是我奶奶吗？她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哪是什么地主婆……"
　　第二天的忆苦思甜报告会继续进行，这回论到我大伯爷上场了。为了防避出现第一天的闹剧，李老师一再叮嘱我在晚上好好启发一下大伯爷，不该说的千万不能说。我象接受战斗任务一样回了家，给大伯爷讲述了王妈妈作报告的经过，他听得笑岔了气，边笑边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等大伯爷笑够了，我就把李老师的意思婉转告诉了他，他听后居然吹胡子瞪眼睛地激动起来：
　　"我怎会那么没水平！我又没当过童养媳，咋会出那样的笑话？你那位'臭老九'（文革时对知识分子的蔑称）也太小瞧我了。你放心，明天看大伯爷的！"
　　大伯爷的报告真不愧是老红军的哥哥，一开腔就惊心动魄。下面是他的开场白：
　　"伢子啊，我受的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那样的苦你们连想一下都浑身发毛。我也曾过了几年好日子，那是民国三十年给主人家（佃农对东家地主的尊称）'卖梨弯'（打长工），主人家待我可好了，每天夜里都有酒渴，一年到头还让我挑上一大担年货回家过年。可是到了'过粮食关'（农民对5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的俗称），连'糠粑'（由糠屑捏成的团块——五九年中国饥民的主食）也没得吃的，我差一点就饿死了……"

　　这就是著名的忆苦思甜报告会！

二００三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