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诛 杀 功 臣
（历史在这里哭泣系列之二）
提到诛杀功臣，人们自然会想到汉朝的开国皇帝刘帮，他的江山有一大半是韩信打下来的，可以说没有韩信就没有西汉王朝，刘帮也更不可能当皇帝。刘帮当皇帝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削弱韩信的势力，把当时还是"齐王"的韩信徒封为"楚王"，使其远离自己的发迹之地，然后又有人适时告发韩信"谋反"，刘帮又再将他再贬为"淮阴侯"，不出几个月他的妻子吕雉又以谋反之名将韩信诱至长乐宫砍头。刘帮于纪元前二Ｏ二年得天下，韩信于纪元前二Ｏ一年身首异处，这对共过患难的君臣在天下大定之后只相处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难怪韩信在临刑之前发出了"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浩叹了。刘帮于处决韩信之后的六年间，又相继把打天下时立过大功的燕王藏荼、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消藉砍头，稍后分封的燕王卢绾被废为平民，连他的女婿赵王张敖的封国也被取消；韩王信则很幸运地逃往匈奴，汉初分封的七个异姓王就只剩下偏居一隅兵微将寡对汉帝国构不成实质性威胁的衡山王吴芮了。刘帮诛杀功臣的恶名也因此载入史册。
刘帮诛杀功臣的名声最为响亮，但他并非做得最绝的人物；和历史上的另外两个帝王勾践和朱元璋相比，刘帮的行为简直仁慈得象传说中的"观世音菩萨"。刘帮所诛杀的六个异姓王，虽然在打江山时立了大功，但他们的封国跨州连郡，各自拥有强大的军力和财力，对汉王朝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就算他们念在和刘帮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的情份上不举兵反叛，他们的后裔能否还会顾念这种情份就是一个未知数了，一旦实力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向主子问鼎发难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六个异姓王都是用兵如神的英雄豪杰，年龄也比刘帮小得多，若要反叛朝庭，自然难于应付，刘帮抵抗得了并不表明他的后代能够抵抗。因此那些强大的封国一朝不灭，汉帝国就一朝不能安枕。刘帮自己就是因反叛项羽才当上皇帝的，因此对封国的忠诚持怀疑态度，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事先消除隐患，把封国消灭或使其力量削弱到不能累积叛变资本的程度。韩信在当楚王时曾收留了刘帮的天敌项羽的大将钟离昧，招降纳叛连友帮都是一件忌讳的事，就更不用说怀有震主之威的臣子了，因此刘帮对韩信的疑虑并非毫无根据。梁王彭越是因没履行封国出兵助主的义务才招致杀身之祸的；淮南王英布则是率先举兵发难，刘帮连回避的余地都没有，因此刘帮诛杀功臣是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是为了帝国的千秋大计，并非单纯是猜忌心太重或心胸狭隘之故，象和韩信并称"汉初三杰"的张良和萧何，刘帮不但没杀他们还礼敬有加，其他的功臣也都委以重任。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勾践和朱元璋是怎样对待那些开国元勋的：
勾践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忍辱负重的君王，也是最著名的忘恩负义的君王。纪元前四九四年，吴王国大举进攻越王国，越王国不能抵抗，为了保全国家，国王勾践被迫给吴王夫差当奴隶，三年后依靠一号智囊范蠡的智慧才得以返国。勾践回国后，在范蠡和另一位智囊文仲的辅佐下励精图治，秘密重整军备，十年生计，十年教训，于纪元前四七三年打败了比越王国强大十倍的吴王国，报了二十年前的血海深仇。吴王国覆亡的明天，看透了姒勾践本性的范蠡即行逃走，临逃走时写了一封信给越王国的宰相文仲，信上说："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嘴象鹰嘴，这种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你最好尽快离开他。"文仲看完信后大大地不以为然，不相信世上会有这种冷血动物，但他不久就相信了，但已经迟了。勾践亲自送一把剑（吴王国宰相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剑）给文仲，质问他说："你有七个灭人国家的方法，我只用了三个就把吴王国灭掉，还剩下四个方法，你预备用来对会谁？"文仲除了自杀外别无选择。假设范蠡没有先见之明，结局一定不会比文仲更好。当时的越王国刚刚逃离草昧时代，人才极端馈乏，象样的就只有文仲和范蠡两人。勾践虽然只杀了一人，越王国的政治家已被剪除罄尽，性质比刘帮要恶劣得多，造成的危害也要大得多。
如果说勾践对功臣元勋象冷血动物的话，朱元璋则和蛇蝎差不到哪里去。
朱元璋于一三六八年得天下，一三八一年统一中国。战场上的硝烟还未散尽，朱元璋就对功臣发动有计划的合法屠杀。
一三八Ｏ年，"有人"告发宰相胡惟庸谋反，说他企图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朱元璋把胡惟庸剐了两千多刀（鱼鳞剐），屠灭三族。十年后朱元璋的迫害狂又犯了，宣称发现已死了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朱无璋的儿女亲家，七十七岁的李善长也包括在内，共杀死了二万余人。朱元璋还煞有介事地为这次大屠杀编撰了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这些供词是怎样获得的？想起来应该令人不寒而栗。）全国每个官吏人手一本，令其人人自危。
一三九三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屠杀。"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蓝玉下狱，在酷刑下"召认"准备发动兵变。蓝玉被凌迟处死，屠灭三族。根据"口供"（在灭绝人性的酷刑下，要什么口供就有什么口供）牵引，屠杀二万余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两个伯爵。刑场上的鲜血大概能汇成一条小溪了。朱元璋又为这次大屠杀编撰了一本书，名"逆党录"，昭告全国。
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象，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出生入死，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被朱元璋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并株连九族。这两次大屠杀不过是成批成批地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杀。象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是元末明初文才最为出众的人物，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因他孙儿牵扯到胡惟庸案中，朱元璋翻脸不认人，昔日的上宾一眨眼就成了阶下囚。宋濂被贬窜到穷困的蛮荒，没几年就死在那里。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对明王朝的功绩和诸葛亮对蜀汉帝国的功绩不相上下，但他的结局和诸葛亮不能相比，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浑身不自在，朱元璋将其毒死后再嫁祸到胡惟庸身上。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绑赴刑场腰斩。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惨死在钢鞭之下。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当即命武士摔下殿堂，脑浆崩裂而死。在所有共患难的朋友中，只有三个人保全性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天下还没太平就早早地死掉。徐达的死和处决没啥分别，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视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身死。只有汤和一人寿终正寝，因为他看上去傻乎乎的，不具备承载野心的智商。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朝中人人自危，每时每刻都担心飞来横祸，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归来，合家才有笑容。结果官员害怕白天，夜晚不上朝，皇帝也不处理公务，生存概率要大一些。
李善长是朱元璋的第二大谋臣和功臣，和朱元璋是儿女亲家。但朱元璋对他仍不放心，必欲去之而后快。恰好其弟李存义和胡惟庸联姻，朱元璋便借此大做文章，系指使坐罪胡惟庸案的丁斌（李善长的私亲）告发李存义曾交通胡惟庸谋反。狱吏对李存义父子施以重刑，二人熬刑不过，只好按狱吏的主意（实则是朱元璋的主意）"承认"是奉了李善长的指使，那时一班朝臣，希承意旨，联章交劾善长，统说是大逆应诛，一桩"谋反案"就此制造出来。此时朱元璋还要故作姿态，说李善长是大功臣，应法外施恩。偏偏太史又奏言星变，只说此次占象，应在大臣身上，须加罚殛，于是太祖遂下了严旨，赐善长自尽。此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所有家属七十余人，尽行处斩。只有一子李琪，曾尚临安公主，得蒙免死，流徙江浦。既说占象应在大臣，则善长一死足矣，何必戮及家属多至七十余人，可见都是事先安排好做戏给人看的。外如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江南侯陆聚，宜春侯黄彬，豫章侯胡美，即胡定瑞。荥阳侯郑遇春等，一并押赴刑场处斩。
关于朱元璋疯狂屠杀功臣元勋的心理动因，后世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最有代表性的解释是朱元璋看到皇太子懦弱，担心他死后强臣压主，所以事先消除隐患。这种解释有一则宫庭秩闻可为佐证：有一天皇太子劝说父亲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把一根长满了刺的棍子丢在地上，命皇太子用手拾起来。皇太子一把抓住刺棍，结果给扎破了手掌并连声呼痛。朱元璋说我事先为你拔除棍上的毒刺，你难道不明白我的苦心吗！
就算上面的解释是真实的，也说明被杀的功臣全蒙受不白之冤，"谋反"根本是莫须有的罪名。部分文臣武将和草民百姓也许还相信"谋反"确有其事，只有朱元璋心里最明白事情的真相。稍为有点常识的人都会发现"胡惟庸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谋杀朱元璋"纯属无稽之谈，问题是九五至尊有意识这样宣传，臣民也就不敢不相信。这些"诬以谋反"的冤案，在屠杀功臣的同时也助长了司法制度的黑暗，要想那些赤胆忠心的臣子"承认"阴谋杀害皇帝，只有发明和动用连钢筋铁骨的汉子也承受不了的酷刑，给他们的肉体和精神施以难以想象的迫害。那些无辜的功臣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供认不讳，可以想象动用的刑罚野蛮残酷到什么程度。朱元璋的功臣在临死前还要承受这样的刑罚，进一步说明他们的悲剧是何等地深重。
朱元璋无止境地屠杀，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也许是原因之一，但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仅此现象不一定非进行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刘帮和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平民出身的帝王，朱元璋面临的形势和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帮的情形相同，皇太子刘盈也是一个懦弱好心肠的男人，但刘帮只对拥有广大土地和强大私家军队的少数将领动刀，象萧何张良之类的文官则安全得很。朱元璋的宰相胡惟庸也是文官，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手中又没有直接指挥的军队，我不知道他何以要"谋反"，他拿什么去"谋反"，"谋反"成功后他又向何处去？也就是说胡惟庸根本没有"谋反"的内在动力，连万分之一的动力也没有。可朱元璋振振有词地说他"谋反"，并因此诛杀了两万多人。七世纪"大周"王朝的缔造者武则天的处境比朱元璋要严重百倍，因为唐王朝的元老旧臣没有一个赞成一个女人断送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儒家学派的士大夫也无不拒绝一个改姓乱统的女皇帝，但武则天也只对唐朝旧臣给予个别打击。退一步讲，就算胡惟庸日后有可能成为对皇太子不利的强臣，朱元璋也没有必要一下子屠杀两万多人，因为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人会附合胡惟庸的"狼子野心"。朱元璋在和平时期前后屠杀了四万多文臣武将，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害，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主要是朱元璋的自卑心理在作祟。
朱元璋出生于一个极度贫苦的家庭，父母双双死于瘟疫，很小就成了孤儿，放过牛，当过干粗活的小和尚，天下大乱时又被迫落草为寇，在底层社会受尽欺凌。因为出身过于卑贱的缘故，朱元璋对上流社会既羡慕得要死又仇恨得要命，既想拼命挤进去又恨不得把上层人士踩在脚下报复蹂躏。他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缺少做人的崇高理想和高贵情操，因此不可能把苦难身世演变为改造社会普济天下苍生使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的动力，相反因为自己没有学问，转而对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嫉妒得发狂。象胡惟庸、李善长、刘基等人，都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囊策士，朱元璋的江山是他们三人智慧的结晶。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部属不能并存，因此他们三人在朱元璋的力量不够强大时还可被委以重任，一旦朱元璋意识到自己没有他们也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时，他们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宋濂也是出身贫寒，身世和朱元璋相近，按理会同病相怜，朱元璋早期也确实如此，但他太有学问，朱元璋最终还是容忍不了。
如果仅仅是出身低贱和没有文化，朱元璋大可不必有如此浓厚的自卑心理。出身高贵的人也有曾经贫寒的历史，靠自己的努力取得的成就比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果实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没有文化的人不见得就没有能力；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除了李世民出身高贵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外，其余的不是市井流氓就是草莽英雄，文盲绝不是个别现象。上面提到过的刘帮既是市井流氓又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盲，和朱元璋的身世大同小异，可刘帮没有那么浓烈的自卑心理，对出身和文化比他高的人兼容并蓄，依其才能和特长分别委以重任。刘帮的智囊张良、陈平、萧何和胡惟庸、李善长、刘基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但命运有天壤之别；前者一直得到刘帮的礼敬并寿终正寝，后者则被朱元璋处以极刑且屠灭三族。刘帮是一个胸襟开阔的人物，不会因为自己出身贫民和没有文化感到困扰；可朱元璋一直深以自己的贫民身份为耻，深怕别人还记得他曾经是个孤儿和小和尚，妄图利用上流社会的鲜血来强迫人们忘掉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无止境的屠杀对朱元璋的形象和明王朝的江山无任何补益，相反只能说明朱元璋是一个心胸极度狭隘的人物。胸怀狭小和自卑心理相结合，就构成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顽劣的可怕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短视、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要满足这些嗜好只有不停地屠杀，尤其是屠杀体面人物来制造无休止的人间惨剧。
勾践和朱元璋屠杀功臣，不仅对当世的社会和国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而且把人们的历史观导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即皇帝屠杀功臣是逼不得已的，是为了国家的千秋大计和王朝的长治久安，不杀掉那些打天下的患难兄弟他们就会造反作乱。这是一个荒谬透顶的逻辑，但这个逻辑在社会意识领域里有很大的市场，在和平年代逐渐演变为领导干部应该排挤和压制那些有能力的下属，否则有才能的下属就会干出不利于领导干部的事，而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反而是最安全对领导最忠诚应该被委以重任的......
诚然，那些位高权重的功臣在和平时期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他们多半是乱世英雄，在逆境时能够不顾生死，吃苦耐劳，为开邦立国冲锋陷阵；在顺境时则缺乏自制力和远见卓识，容易居功自傲，仗势欺人，或在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下野心膨胀，拥兵自重或举兵造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功臣的正面影响：他们不但是创立国家的谋臣勇将，也是和平时期稳定国家的磐石，是新建王朝的宝贵财富，关键在于皇帝怎么运用和驾驭他们。历史上有少数胸襟开阔才能超人的帝王，不但没有屠杀功臣，相反在天下大定之后继续发挥功臣的优势，利用他们的勇力为国家开疆拓土，大力扩充帝国的疆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李世民。（李渊只是名义上的开国皇帝。）
唐帝国是在隋末农民起义的硝烟中建立起来的。奠定唐帝国江山的功臣既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李靖等草莽英雄；也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谋臣策士，还有魏征等效忠于李建成集团，企图置李世民于死地的智囊武夫。李世民不但没有屠杀他们，相反在战争平息之后继续委以重任，利用他们的才智来建设满目疮痍的国家。这些功臣并没有象人们担心的那样作威作福或屁股发痒，而是竭力尽忠鞠躬尽瘁，把唐王朝建设成为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巨，国力最强，影响最为深远，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伟大王朝。有人可能认为唐王朝的功臣天性较为纯良或更为通情达理，是否确实如此没有确切的根据，我认为他们和朱元璋的功臣在能力和德操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关键是李世民对功臣驾驭有方。例如尉迟敬德在李世民即位初期，自仗曾经舍身救主的功劳，在朝中专横跋扈，动不动就殴打别的大臣，有一次竟然在金銮殿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把李世民的叔父打伤了。驾驭功臣是一种相当高明的政治技巧，李世民的采用的方法不是简单几句话概括得了的，总的来说是扬长避短，防微杜渐，一方面防止他们身上的消极因素无限止地膨胀，在初露苗头时就予以制止；另一方面为他们的智力和勇力寻求合理的用场。具体来说就是为武将寻找新的战场，使他们的过剩精力得以合理宣泄，满足他们建立更大功业的雄心壮志。如李靖在李世民登基后的第三年，以大将军的头衔率军北征，一举击溃了给唐帝国带来巨大威胁的"东突厥汗国"，俘虏了他们的首领颉利大可汗，为唐帝国开拓疆土两百万平方公里，消除了来自北方的边患，也为李世民大帝赢得了"天可汗"的尊称。对于胸怀韬略的谋臣策士，李世民则运用他们的高度智慧来治理国家。魏征是李建成集团的一号智囊，曾多次劝李建成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杀掉李世民，可李世民并不记恨这些，而是象齐桓公对待管仲一样委魏征以重任，对他几乎言听计从，还和他结成儿女亲家。对于那些桀骜不驯、居功自傲的勇武之臣，李世民不是简单地屠杀他们，而是巧妙地加以驯服，傍敲侧击令其自省，既不撕破面皮又使其有所戒惧。如上面谈到的尉迟敬德，李世民看到他在大殿行凶后，当即长叹一声，随侍的大臣问皇上何以叹气，李世民深有感触地说："我先前总不理解汉高祖何以要屠杀功臣，心想天下是功臣打下来的，干吗不能和他们一道共富贵共享乐呢？我当了皇帝后，暗下决心不走刘帮的路，要和功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君臣之间两不猜疑，上下相安，现在看来这只是一厢情愿，刘帮当初那样做也许有不得已的原因。"这篇充满杀机的话很快反馈到尉迟敬德的耳中，令尉迟敬德和那些忘了自己是谁的臣僚出了一身冷汗，自此行迹大为收敛，不再仗势欺人，尉迟敬德更是足不出户，在家养些歌儿舞女以娱晚年。李世民简单的一席话，既唤醒了尉迟敬德的自知之明，使其不至危害国家和社会，又保全了他的名节，不愧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大师。设想当初李世民如果不发那番感叹，尉迟敬德很可能愈演愈烈，在得意忘形之余犯下不赦之罪，那时李世民就只好挥泪斩马谡了；如果李世民当时简单地把尉迟敬德杀掉，他就沦为和刘帮一样的人物，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最英明的帝王。
并不是每个帝王都具备李世民那样的超人智慧，能够充分利用功臣的积极作用而使消极作用消弭于无形；事实上有不少帝王的综合能力还赶不上他的臣下。当帝王感到自己的才能不足以驾驭他的臣下时，帝王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并非一定要通过屠杀功臣的手段才能解决问题。聪明的帝王往往通过权臣之间的互相牵掣来防止某一个权臣积聚到可以威胁帝王的无限权力，或干脆象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那样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作出反应，既保全功臣的富贵又消除肘腋之患。既然有那么多的方法可以消除功臣的负面影响，屠杀功臣实在是一种极端自私而又愚蠢至极的办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相反还留下无穷的后患。下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勾践和朱元璋屠杀功臣的恶果：
越王国灭掉吴王国后，一度成为诸侯中最为强大的国家，拥有问鼎中原统一中国的潜力。勾践杀掉文仲后，越王国便加速度地衰落，终于在纪元前三三三年亡于楚王国，是诸侯国中最先灭亡的一个强国，比纪元前二三Ｏ年第二个灭亡的韩王国要早一百多年。而灭掉越国的楚国，一百年前曾被匍匐在越王国脚下的吴王国击败，前后相比反差竟如此地强大，这都是勾践屠杀功臣的恶果。
朱元璋对功臣实行灭种式的屠杀后，以为天下自此太平无事，没想到他刚刚进入坟墓，他的第四个儿子，分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便举兵反叛，开始了宗族血亲间为敌复仇式的自相残杀。因为功臣被屠杀磬尽，中央军没有杰出的统帅，叛军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皇帝朱允炆在首都陷落之时永远失踪了，野史传说他远逃海外做了和尚。
综上所述：屠杀功臣的现象多半发生在有自卑感的领袖建立的王朝，自卑感的产生则源于领袖自信心不足和胸怀不够宽阔，而那些才能不够卓越的领袖又往往是最缺乏自信的。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作弄，选择或拥护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悲哀。屠杀功臣是中国文化最丑陋的一页，其危害不仅仅限于当世，对后世甚至今天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那些靠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官僚政客，因为自己才能平庸，也就格外嫉恨那些有能力的下属，虽然没有生杀大权不能象朱元璋那样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但能够不择手段使他们不舒服。"你有才能我偏不用你，看你把我怎么办！"在官场绝非个别现象，但凡是有这种心理的官僚肯定是不称职的。"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是国家强大和政治修明的前提，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让那些富有能力的人走上领导岗位，有能力的领导才会卿卿惜卿卿，才会知人善人，不担心有才能的下属会有朝一日超越自己；而那些武大郎式的领导则只会妒贤嫉能和压制人才。
愿天下苍生从此擦亮眼睛，别把那些才能平庸的人选入领导岗位；但愿屠杀功臣的现象在中国一去不返；但愿......
二ＯＯ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历史在这里哭泣系列之二）
提到诛杀功臣，人们自然会想到汉朝的开国皇帝刘帮，他的江山有一大半是韩信打下来的，可以说没有韩信就没有西汉王朝，刘帮也更不可能当皇帝。刘帮当皇帝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削弱韩信的势力，把当时还是"齐王"的韩信徒封为"楚王"，使其远离自己的发迹之地，然后又有人适时告发韩信"谋反"，刘帮又再将他再贬为"淮阴侯"，不出几个月他的妻子吕雉又以谋反之名将韩信诱至长乐宫砍头。刘帮于纪元前二Ｏ二年得天下，韩信于纪元前二Ｏ一年身首异处，这对共过患难的君臣在天下大定之后只相处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难怪韩信在临刑之前发出了"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浩叹了。刘帮于处决韩信之后的六年间，又相继把打天下时立过大功的燕王藏荼、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消藉砍头，稍后分封的燕王卢绾被废为平民，连他的女婿赵王张敖的封国也被取消；韩王信则很幸运地逃往匈奴，汉初分封的七个异姓王就只剩下偏居一隅兵微将寡对汉帝国构不成实质性威胁的衡山王吴芮了。刘帮诛杀功臣的恶名也因此载入史册。
刘帮诛杀功臣的名声最为响亮，但他并非做得最绝的人物；和历史上的另外两个帝王勾践和朱元璋相比，刘帮的行为简直仁慈得象传说中的"观世音菩萨"。刘帮所诛杀的六个异姓王，虽然在打江山时立了大功，但他们的封国跨州连郡，各自拥有强大的军力和财力，对汉王朝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就算他们念在和刘帮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的情份上不举兵反叛，他们的后裔能否还会顾念这种情份就是一个未知数了，一旦实力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向主子问鼎发难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六个异姓王都是用兵如神的英雄豪杰，年龄也比刘帮小得多，若要反叛朝庭，自然难于应付，刘帮抵抗得了并不表明他的后代能够抵抗。因此那些强大的封国一朝不灭，汉帝国就一朝不能安枕。刘帮自己就是因反叛项羽才当上皇帝的，因此对封国的忠诚持怀疑态度，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事先消除隐患，把封国消灭或使其力量削弱到不能累积叛变资本的程度。韩信在当楚王时曾收留了刘帮的天敌项羽的大将钟离昧，招降纳叛连友帮都是一件忌讳的事，就更不用说怀有震主之威的臣子了，因此刘帮对韩信的疑虑并非毫无根据。梁王彭越是因没履行封国出兵助主的义务才招致杀身之祸的；淮南王英布则是率先举兵发难，刘帮连回避的余地都没有，因此刘帮诛杀功臣是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是为了帝国的千秋大计，并非单纯是猜忌心太重或心胸狭隘之故，象和韩信并称"汉初三杰"的张良和萧何，刘帮不但没杀他们还礼敬有加，其他的功臣也都委以重任。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勾践和朱元璋是怎样对待那些开国元勋的：
勾践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忍辱负重的君王，也是最著名的忘恩负义的君王。纪元前四九四年，吴王国大举进攻越王国，越王国不能抵抗，为了保全国家，国王勾践被迫给吴王夫差当奴隶，三年后依靠一号智囊范蠡的智慧才得以返国。勾践回国后，在范蠡和另一位智囊文仲的辅佐下励精图治，秘密重整军备，十年生计，十年教训，于纪元前四七三年打败了比越王国强大十倍的吴王国，报了二十年前的血海深仇。吴王国覆亡的明天，看透了姒勾践本性的范蠡即行逃走，临逃走时写了一封信给越王国的宰相文仲，信上说："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嘴象鹰嘴，这种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你最好尽快离开他。"文仲看完信后大大地不以为然，不相信世上会有这种冷血动物，但他不久就相信了，但已经迟了。勾践亲自送一把剑（吴王国宰相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剑）给文仲，质问他说："你有七个灭人国家的方法，我只用了三个就把吴王国灭掉，还剩下四个方法，你预备用来对会谁？"文仲除了自杀外别无选择。假设范蠡没有先见之明，结局一定不会比文仲更好。当时的越王国刚刚逃离草昧时代，人才极端馈乏，象样的就只有文仲和范蠡两人。勾践虽然只杀了一人，越王国的政治家已被剪除罄尽，性质比刘帮要恶劣得多，造成的危害也要大得多。
如果说勾践对功臣元勋象冷血动物的话，朱元璋则和蛇蝎差不到哪里去。
朱元璋于一三六八年得天下，一三八一年统一中国。战场上的硝烟还未散尽，朱元璋就对功臣发动有计划的合法屠杀。
一三八Ｏ年，"有人"告发宰相胡惟庸谋反，说他企图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朱元璋把胡惟庸剐了两千多刀（鱼鳞剐），屠灭三族。十年后朱元璋的迫害狂又犯了，宣称发现已死了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朱无璋的儿女亲家，七十七岁的李善长也包括在内，共杀死了二万余人。朱元璋还煞有介事地为这次大屠杀编撰了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这些供词是怎样获得的？想起来应该令人不寒而栗。）全国每个官吏人手一本，令其人人自危。
一三九三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屠杀。"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蓝玉下狱，在酷刑下"召认"准备发动兵变。蓝玉被凌迟处死，屠灭三族。根据"口供"（在灭绝人性的酷刑下，要什么口供就有什么口供）牵引，屠杀二万余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两个伯爵。刑场上的鲜血大概能汇成一条小溪了。朱元璋又为这次大屠杀编撰了一本书，名"逆党录"，昭告全国。
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象，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出生入死，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被朱元璋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并株连九族。这两次大屠杀不过是成批成批地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杀。象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是元末明初文才最为出众的人物，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因他孙儿牵扯到胡惟庸案中，朱元璋翻脸不认人，昔日的上宾一眨眼就成了阶下囚。宋濂被贬窜到穷困的蛮荒，没几年就死在那里。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对明王朝的功绩和诸葛亮对蜀汉帝国的功绩不相上下，但他的结局和诸葛亮不能相比，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浑身不自在，朱元璋将其毒死后再嫁祸到胡惟庸身上。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绑赴刑场腰斩。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惨死在钢鞭之下。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当即命武士摔下殿堂，脑浆崩裂而死。在所有共患难的朋友中，只有三个人保全性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天下还没太平就早早地死掉。徐达的死和处决没啥分别，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视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身死。只有汤和一人寿终正寝，因为他看上去傻乎乎的，不具备承载野心的智商。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朝中人人自危，每时每刻都担心飞来横祸，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归来，合家才有笑容。结果官员害怕白天，夜晚不上朝，皇帝也不处理公务，生存概率要大一些。
李善长是朱元璋的第二大谋臣和功臣，和朱元璋是儿女亲家。但朱元璋对他仍不放心，必欲去之而后快。恰好其弟李存义和胡惟庸联姻，朱元璋便借此大做文章，系指使坐罪胡惟庸案的丁斌（李善长的私亲）告发李存义曾交通胡惟庸谋反。狱吏对李存义父子施以重刑，二人熬刑不过，只好按狱吏的主意（实则是朱元璋的主意）"承认"是奉了李善长的指使，那时一班朝臣，希承意旨，联章交劾善长，统说是大逆应诛，一桩"谋反案"就此制造出来。此时朱元璋还要故作姿态，说李善长是大功臣，应法外施恩。偏偏太史又奏言星变，只说此次占象，应在大臣身上，须加罚殛，于是太祖遂下了严旨，赐善长自尽。此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所有家属七十余人，尽行处斩。只有一子李琪，曾尚临安公主，得蒙免死，流徙江浦。既说占象应在大臣，则善长一死足矣，何必戮及家属多至七十余人，可见都是事先安排好做戏给人看的。外如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江南侯陆聚，宜春侯黄彬，豫章侯胡美，即胡定瑞。荥阳侯郑遇春等，一并押赴刑场处斩。
关于朱元璋疯狂屠杀功臣元勋的心理动因，后世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最有代表性的解释是朱元璋看到皇太子懦弱，担心他死后强臣压主，所以事先消除隐患。这种解释有一则宫庭秩闻可为佐证：有一天皇太子劝说父亲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把一根长满了刺的棍子丢在地上，命皇太子用手拾起来。皇太子一把抓住刺棍，结果给扎破了手掌并连声呼痛。朱元璋说我事先为你拔除棍上的毒刺，你难道不明白我的苦心吗！
就算上面的解释是真实的，也说明被杀的功臣全蒙受不白之冤，"谋反"根本是莫须有的罪名。部分文臣武将和草民百姓也许还相信"谋反"确有其事，只有朱元璋心里最明白事情的真相。稍为有点常识的人都会发现"胡惟庸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谋杀朱元璋"纯属无稽之谈，问题是九五至尊有意识这样宣传，臣民也就不敢不相信。这些"诬以谋反"的冤案，在屠杀功臣的同时也助长了司法制度的黑暗，要想那些赤胆忠心的臣子"承认"阴谋杀害皇帝，只有发明和动用连钢筋铁骨的汉子也承受不了的酷刑，给他们的肉体和精神施以难以想象的迫害。那些无辜的功臣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供认不讳，可以想象动用的刑罚野蛮残酷到什么程度。朱元璋的功臣在临死前还要承受这样的刑罚，进一步说明他们的悲剧是何等地深重。
朱元璋无止境地屠杀，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也许是原因之一，但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仅此现象不一定非进行无止境的屠杀不可。刘帮和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平民出身的帝王，朱元璋面临的形势和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帮的情形相同，皇太子刘盈也是一个懦弱好心肠的男人，但刘帮只对拥有广大土地和强大私家军队的少数将领动刀，象萧何张良之类的文官则安全得很。朱元璋的宰相胡惟庸也是文官，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手中又没有直接指挥的军队，我不知道他何以要"谋反"，他拿什么去"谋反"，"谋反"成功后他又向何处去？也就是说胡惟庸根本没有"谋反"的内在动力，连万分之一的动力也没有。可朱元璋振振有词地说他"谋反"，并因此诛杀了两万多人。七世纪"大周"王朝的缔造者武则天的处境比朱元璋要严重百倍，因为唐王朝的元老旧臣没有一个赞成一个女人断送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儒家学派的士大夫也无不拒绝一个改姓乱统的女皇帝，但武则天也只对唐朝旧臣给予个别打击。退一步讲，就算胡惟庸日后有可能成为对皇太子不利的强臣，朱元璋也没有必要一下子屠杀两万多人，因为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人会附合胡惟庸的"狼子野心"。朱元璋在和平时期前后屠杀了四万多文臣武将，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害，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主要是朱元璋的自卑心理在作祟。
朱元璋出生于一个极度贫苦的家庭，父母双双死于瘟疫，很小就成了孤儿，放过牛，当过干粗活的小和尚，天下大乱时又被迫落草为寇，在底层社会受尽欺凌。因为出身过于卑贱的缘故，朱元璋对上流社会既羡慕得要死又仇恨得要命，既想拼命挤进去又恨不得把上层人士踩在脚下报复蹂躏。他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缺少做人的崇高理想和高贵情操，因此不可能把苦难身世演变为改造社会普济天下苍生使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的动力，相反因为自己没有学问，转而对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嫉妒得发狂。象胡惟庸、李善长、刘基等人，都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囊策士，朱元璋的江山是他们三人智慧的结晶。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部属不能并存，因此他们三人在朱元璋的力量不够强大时还可被委以重任，一旦朱元璋意识到自己没有他们也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时，他们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宋濂也是出身贫寒，身世和朱元璋相近，按理会同病相怜，朱元璋早期也确实如此，但他太有学问，朱元璋最终还是容忍不了。
如果仅仅是出身低贱和没有文化，朱元璋大可不必有如此浓厚的自卑心理。出身高贵的人也有曾经贫寒的历史，靠自己的努力取得的成就比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果实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没有文化的人不见得就没有能力；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除了李世民出身高贵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外，其余的不是市井流氓就是草莽英雄，文盲绝不是个别现象。上面提到过的刘帮既是市井流氓又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盲，和朱元璋的身世大同小异，可刘帮没有那么浓烈的自卑心理，对出身和文化比他高的人兼容并蓄，依其才能和特长分别委以重任。刘帮的智囊张良、陈平、萧何和胡惟庸、李善长、刘基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但命运有天壤之别；前者一直得到刘帮的礼敬并寿终正寝，后者则被朱元璋处以极刑且屠灭三族。刘帮是一个胸襟开阔的人物，不会因为自己出身贫民和没有文化感到困扰；可朱元璋一直深以自己的贫民身份为耻，深怕别人还记得他曾经是个孤儿和小和尚，妄图利用上流社会的鲜血来强迫人们忘掉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无止境的屠杀对朱元璋的形象和明王朝的江山无任何补益，相反只能说明朱元璋是一个心胸极度狭隘的人物。胸怀狭小和自卑心理相结合，就构成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顽劣的可怕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短视、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要满足这些嗜好只有不停地屠杀，尤其是屠杀体面人物来制造无休止的人间惨剧。
勾践和朱元璋屠杀功臣，不仅对当世的社会和国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而且把人们的历史观导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即皇帝屠杀功臣是逼不得已的，是为了国家的千秋大计和王朝的长治久安，不杀掉那些打天下的患难兄弟他们就会造反作乱。这是一个荒谬透顶的逻辑，但这个逻辑在社会意识领域里有很大的市场，在和平年代逐渐演变为领导干部应该排挤和压制那些有能力的下属，否则有才能的下属就会干出不利于领导干部的事，而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反而是最安全对领导最忠诚应该被委以重任的......
诚然，那些位高权重的功臣在和平时期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他们多半是乱世英雄，在逆境时能够不顾生死，吃苦耐劳，为开邦立国冲锋陷阵；在顺境时则缺乏自制力和远见卓识，容易居功自傲，仗势欺人，或在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下野心膨胀，拥兵自重或举兵造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功臣的正面影响：他们不但是创立国家的谋臣勇将，也是和平时期稳定国家的磐石，是新建王朝的宝贵财富，关键在于皇帝怎么运用和驾驭他们。历史上有少数胸襟开阔才能超人的帝王，不但没有屠杀功臣，相反在天下大定之后继续发挥功臣的优势，利用他们的勇力为国家开疆拓土，大力扩充帝国的疆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李世民。（李渊只是名义上的开国皇帝。）
唐帝国是在隋末农民起义的硝烟中建立起来的。奠定唐帝国江山的功臣既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李靖等草莽英雄；也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谋臣策士，还有魏征等效忠于李建成集团，企图置李世民于死地的智囊武夫。李世民不但没有屠杀他们，相反在战争平息之后继续委以重任，利用他们的才智来建设满目疮痍的国家。这些功臣并没有象人们担心的那样作威作福或屁股发痒，而是竭力尽忠鞠躬尽瘁，把唐王朝建设成为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巨，国力最强，影响最为深远，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伟大王朝。有人可能认为唐王朝的功臣天性较为纯良或更为通情达理，是否确实如此没有确切的根据，我认为他们和朱元璋的功臣在能力和德操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关键是李世民对功臣驾驭有方。例如尉迟敬德在李世民即位初期，自仗曾经舍身救主的功劳，在朝中专横跋扈，动不动就殴打别的大臣，有一次竟然在金銮殿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把李世民的叔父打伤了。驾驭功臣是一种相当高明的政治技巧，李世民的采用的方法不是简单几句话概括得了的，总的来说是扬长避短，防微杜渐，一方面防止他们身上的消极因素无限止地膨胀，在初露苗头时就予以制止；另一方面为他们的智力和勇力寻求合理的用场。具体来说就是为武将寻找新的战场，使他们的过剩精力得以合理宣泄，满足他们建立更大功业的雄心壮志。如李靖在李世民登基后的第三年，以大将军的头衔率军北征，一举击溃了给唐帝国带来巨大威胁的"东突厥汗国"，俘虏了他们的首领颉利大可汗，为唐帝国开拓疆土两百万平方公里，消除了来自北方的边患，也为李世民大帝赢得了"天可汗"的尊称。对于胸怀韬略的谋臣策士，李世民则运用他们的高度智慧来治理国家。魏征是李建成集团的一号智囊，曾多次劝李建成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杀掉李世民，可李世民并不记恨这些，而是象齐桓公对待管仲一样委魏征以重任，对他几乎言听计从，还和他结成儿女亲家。对于那些桀骜不驯、居功自傲的勇武之臣，李世民不是简单地屠杀他们，而是巧妙地加以驯服，傍敲侧击令其自省，既不撕破面皮又使其有所戒惧。如上面谈到的尉迟敬德，李世民看到他在大殿行凶后，当即长叹一声，随侍的大臣问皇上何以叹气，李世民深有感触地说："我先前总不理解汉高祖何以要屠杀功臣，心想天下是功臣打下来的，干吗不能和他们一道共富贵共享乐呢？我当了皇帝后，暗下决心不走刘帮的路，要和功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君臣之间两不猜疑，上下相安，现在看来这只是一厢情愿，刘帮当初那样做也许有不得已的原因。"这篇充满杀机的话很快反馈到尉迟敬德的耳中，令尉迟敬德和那些忘了自己是谁的臣僚出了一身冷汗，自此行迹大为收敛，不再仗势欺人，尉迟敬德更是足不出户，在家养些歌儿舞女以娱晚年。李世民简单的一席话，既唤醒了尉迟敬德的自知之明，使其不至危害国家和社会，又保全了他的名节，不愧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大师。设想当初李世民如果不发那番感叹，尉迟敬德很可能愈演愈烈，在得意忘形之余犯下不赦之罪，那时李世民就只好挥泪斩马谡了；如果李世民当时简单地把尉迟敬德杀掉，他就沦为和刘帮一样的人物，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最英明的帝王。
并不是每个帝王都具备李世民那样的超人智慧，能够充分利用功臣的积极作用而使消极作用消弭于无形；事实上有不少帝王的综合能力还赶不上他的臣下。当帝王感到自己的才能不足以驾驭他的臣下时，帝王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并非一定要通过屠杀功臣的手段才能解决问题。聪明的帝王往往通过权臣之间的互相牵掣来防止某一个权臣积聚到可以威胁帝王的无限权力，或干脆象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那样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作出反应，既保全功臣的富贵又消除肘腋之患。既然有那么多的方法可以消除功臣的负面影响，屠杀功臣实在是一种极端自私而又愚蠢至极的办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相反还留下无穷的后患。下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勾践和朱元璋屠杀功臣的恶果：
越王国灭掉吴王国后，一度成为诸侯中最为强大的国家，拥有问鼎中原统一中国的潜力。勾践杀掉文仲后，越王国便加速度地衰落，终于在纪元前三三三年亡于楚王国，是诸侯国中最先灭亡的一个强国，比纪元前二三Ｏ年第二个灭亡的韩王国要早一百多年。而灭掉越国的楚国，一百年前曾被匍匐在越王国脚下的吴王国击败，前后相比反差竟如此地强大，这都是勾践屠杀功臣的恶果。
朱元璋对功臣实行灭种式的屠杀后，以为天下自此太平无事，没想到他刚刚进入坟墓，他的第四个儿子，分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便举兵反叛，开始了宗族血亲间为敌复仇式的自相残杀。因为功臣被屠杀磬尽，中央军没有杰出的统帅，叛军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皇帝朱允炆在首都陷落之时永远失踪了，野史传说他远逃海外做了和尚。
综上所述：屠杀功臣的现象多半发生在有自卑感的领袖建立的王朝，自卑感的产生则源于领袖自信心不足和胸怀不够宽阔，而那些才能不够卓越的领袖又往往是最缺乏自信的。对草莽英雄或革命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作弄，选择或拥护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悲哀。屠杀功臣是中国文化最丑陋的一页，其危害不仅仅限于当世，对后世甚至今天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那些靠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官僚政客，因为自己才能平庸，也就格外嫉恨那些有能力的下属，虽然没有生杀大权不能象朱元璋那样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但能够不择手段使他们不舒服。"你有才能我偏不用你，看你把我怎么办！"在官场绝非个别现象，但凡是有这种心理的官僚肯定是不称职的。"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是国家强大和政治修明的前提，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让那些富有能力的人走上领导岗位，有能力的领导才会卿卿惜卿卿，才会知人善人，不担心有才能的下属会有朝一日超越自己；而那些武大郎式的领导则只会妒贤嫉能和压制人才。
愿天下苍生从此擦亮眼睛，别把那些才能平庸的人选入领导岗位；但愿屠杀功臣的现象在中国一去不返；但愿......
二ＯＯ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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