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恩爱爱-----牵手

   我虽是一个多情而善感的女人，但坚信“从一而终”的伦理理念，所以从与我现在的丈夫相恋伊始，便几乎再未对别的异性有过“非份之想”。不想在02年“非典”时期，却遭遇了我婚外的第一场爱情。
    那时我和丈夫孩子过着“三地分居”的生活，我和我的“军哥哥”，还有我们的在其姥姥监护下的不到两岁的女儿，呈“大三角”分布在祖国的华北、西北和西南，让人倍受相思和思乡的煎熬。好在我们有着八年的爱的基础，在电话里互诉着离别之情和殷殷关怀，时光也就平静地流逝着。
    第一次与“他”走得近一些，竟是在“非典”病房里。
    其实他是98年分配到医院的外科大夫。因为我一直在内科系统工作，与外科接触不多，所以对他也只是面面之交，虽同在一个医院上班三四年，与他并不熟识。
   “非典”袭来的时候，我们医院被迅速改建为“非典”医院，原有病人全部转出，所有医护人员接受强化训练和培训。我们护士长除了参加每天的数次会议以外，还接受由省里来的专家进行的督导员培训，要负责各病区的全面的督导工作。
    由于当时时间紧迫，对消毒隔离工作又要求相当严格，原来决定由培训后的护工担任的清洁消毒、供应人员、垃圾处理，甚至运尸等后勤人员几乎全部由不熟悉内科治疗的外科大夫担任。他，这个叫小鹤的外科大夫，本应和那些外科大夫一起负责后勤工作，但由于内科大夫不够用，他本身业务又不错，便留在了一线。这些消息是我后来听说的，刚开始见到他时，我并不知道这些。
    当时我们都裹在至少五层厚厚的隔离服中，戴着达四十八层纱的三个大口罩，防护眼镜，长雨靴里面外面都加了鞋套。一行人象太空人一样笨拙地从清洁区进入隔离区，再进入病区。我觉得呼吸困难，一进电梯，我就一阵眩晕，但心里有个声音在喊：“不能倒！千万不能倒！”我心里清楚地知道倒下的后果。我在病区的一个大电扇下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说：“可以交班了。”
   我透过厚厚的防护镜片看着我新的搭挡们。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出他们和我一样感到难耐的闷热和呼吸困难。从他们胸前挂的胸牌上，能看出他们是谁。那一个班，我们很少说话，因为一动不动也会觉得缺氧。用对讲机向病人问话的护士也不得不说一句话就停下来喘口气。那时，我们甚至羡慕起病房的病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