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千山和万水

敲钟记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好像没有校工，所有的事情都是老师们、学生们自己做。有时候老师懒了，或者老师忙了，就让学生们做，比如敲钟。

那时候，上下课敲钟都是老师们轮着来的，一轮一星期，轮到时就有一只鸡磕头的闹钟在手，老师一边上课一边看那只钟，快到时间了，就说：“某某某，快去打下课铃去。”

我曾多次被我们老师派去敲钟。敲钟的感觉很好，有大权在握的感觉，特别是联想到“地道战”里高老忠急急忙忙地跑着去敲钟警告乡亲们鬼子进村的镜头，更是很有英雄的感觉。我们学校的那口钟也是挂在一棵大树上，旁边也有一口井。

问题是并没有人告诉我该如何敲钟。我一般都是按高老忠的节奏“铛-铛-铛”地敲。直到有同学告诉我上课、下课、预备等钟的敲法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不能都是“铛-铛-铛”地那样敲，我才知道连敲钟都有名堂，我竟一直都是稀里糊涂的。

后来学校装上电铃了，但仍在老师们轮流值班，也就仍是学生们替老师们拉铃。这时候我已经基本掌握不同铃声的不同节奏了。其实也就跟军队里的号声一样，熄灯是熄灯，起床是起床，冲锋是冲锋，节奏和间歇都是不一样的。

 70年代中期的教育革命给我们学校带来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我们生产出了“勤工牌”糨糊。“可粘（nian）”和“不粘(zhan)”是评价“勤工牌”糨糊的两个完全相反的词语。但无论如何，我们的勤工牌走进过我们县百货公司，而且还向县革命委员会也就是向全县人民报过喜。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们听毛主席的话，我们批林批孔，我们支工支农，我们勤工俭学。教育革命开红花，我们生产出了勤工牌糨糊。

在70年代中期，我们像红花一样开放着，像浆糊一样糊涂着。钟响了我们像糨糊一样进教室，然后说话、打瞌睡、偶尔也听课，钟响了就像红花一样哄跑着出来，特别是女生。女生们飞快地跑，据说要急着去抢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