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宛若生前,站在他的藤椅前面,身上还是那件有很多墨迹和焦洞的棉袄罩衫,面容清癯,银白色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泛着波浪。略一凝神,手中的毛笔已如龙蛇蜿蜒而下,落在那张大而雪白的宣纸上。
这个画面总是在我想起爷爷的时候一遍遍地在眼前如电影般地回放,可我已触不着他的衣角了。
爷爷的狂草苍劲有力,他总是笑当时很有名气的另一位书法家任政的字,说软绵绵的,没有笔力。我顽皮的时候,会偷偷站在他身后,冷不防猛抽他手中的毛笔,果然抽不动。于是,刚开始习字的我便也在毛笔上顶块橡皮,希冀自己也能象爷爷似的,把毛笔捏得又稳又牢,让爷爷也抽不动。
爷爷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亦中亦西。他在花旗洋行做过,能说一口流利的美式口语,喝咖啡,抽雪茄,却不肯洗澡,连大热天都不肯,给逼急了,还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阿爷不能洗澡的,男人洗澡会伤水,损元气。”我似懂非懂,想爷爷的话总是对的,这理论至今还叫我疑惑着。七十多高龄的时候,他还会扎个稳稳的马步给我们姐妹看,说年轻时练过功夫,当真令我们羡慕得不得了,我们全都不会。
四岁起,我就离开父母妹妹,来到爷爷身边。每个周末,楼下铝制的咖啡壶在煤炉上“噗、噗”响着,我盯着壶上面的玻璃球仔细看淡褐色的液体在里面跳跃,闻咖啡的味道。楼上满屋都是爷爷的学生,他们拿着自己写的字,间或是在哪里拓来的帖,一个接一个恭敬地讲话。我听着觉得实在是既深奥又枯燥,只是莫名地喜欢那个长辫子姐姐。
爷爷的雪茄从不离口,从“小工字”、“大工字”牌到古巴雪茄。每次看到爷爷抽古巴雪茄,我都会耐心地等候在他身边,我要那个纸制的金色的箍,套在手指上当戒指,虽然太大,我还是兴高采烈。爷爷看着,会说:“等你结婚了,阿爷送你真的金戒指。”于是,我便一直憧憬着结婚。
我对爷爷的敬意产生于那支巨大的毛笔,它那么威严地雄倨在笔筒里,我常常就那支毛笔问爷爷很多问题。有一次爷爷偷偷给我看了他的宝藏。他打开了一个红木匣子:噢!第一层是满满的一抽屉印章,各种各样的材质,顶端的印钮也形状各异。第二层是满满一抽屉的印台,有很多盖子上绘着小人和山水,我好喜欢!他又打开一个大抽屉:是满满一抽屉的砚台!爷爷的书房里原来有那么多的宝贝,我第一次知道。
那个装印章的匣子现在躺在我的收藏柜里,经过修整后,红色的印泥还依稀可见。前几天,我还做了个在爷爷的书房里到处找宝贝的梦,不过在梦里,那些宝贝都成了美味的食物。
爷爷有一个很小的阳台,种满了月季花,一层一层排列着,一直堆到了屋顶上。爷爷时而会告诉我一些品种的学名,什么黄和平、白和平、伊丽莎白,还有很多很多现在都已经消失在我的记忆中了,只依稀记得他拿着手术刀给花儿做嫁接的背影。
爷爷的一生中连块手绢都没有洗过,也从没有为生计发过愁,属于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那类,但我却很难说他是幸还是不幸的。他有几个头衔,分别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文史馆馆员,月季花协会会员。说起挂在朵云轩的字,他是那么的自豪,每逢过年文史馆来车接他去聚餐,他又会高兴得象个小孩似的。而面对各房子女小辈的明争暗斗,他又是那么的无奈。
那天,他的病床空着,我还以为是换了床位,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精神矍铄,神采奕奕的我的爷爷,竟终于在亲人子女一片道貌岸然中离世而去了。
散了,散了,都散了。我只看见,那一卷卷堆得小山似的画轴,只剩了渐渐剥落的残骸,和纸花圈的灰烬一起,随风吹散。细巧的红木花架也再支撑不起,默默地躺在墙角。追悼会上,我没有流泪。只有在过去了十几年后的今天,当那种想念没有预兆而又一浪一浪地涌上心头,才让我明白那些深深地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不会随时间而淡去。
爷爷,曾记得我指着画册上一位风姿婉约的女画家说,这女人真美丽,你笑着说,她曾经是你的女朋友。想年轻时代的你,也曾风流潇洒意气风发,而今都烟消云散了。
抚着你写给我的扇面,墨迹好象还能粘上我的手指,只有这才是我真实的阿爷,能让我触摸到的。
这个画面总是在我想起爷爷的时候一遍遍地在眼前如电影般地回放,可我已触不着他的衣角了。
爷爷的狂草苍劲有力,他总是笑当时很有名气的另一位书法家任政的字,说软绵绵的,没有笔力。我顽皮的时候,会偷偷站在他身后,冷不防猛抽他手中的毛笔,果然抽不动。于是,刚开始习字的我便也在毛笔上顶块橡皮,希冀自己也能象爷爷似的,把毛笔捏得又稳又牢,让爷爷也抽不动。
爷爷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亦中亦西。他在花旗洋行做过,能说一口流利的美式口语,喝咖啡,抽雪茄,却不肯洗澡,连大热天都不肯,给逼急了,还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阿爷不能洗澡的,男人洗澡会伤水,损元气。”我似懂非懂,想爷爷的话总是对的,这理论至今还叫我疑惑着。七十多高龄的时候,他还会扎个稳稳的马步给我们姐妹看,说年轻时练过功夫,当真令我们羡慕得不得了,我们全都不会。
四岁起,我就离开父母妹妹,来到爷爷身边。每个周末,楼下铝制的咖啡壶在煤炉上“噗、噗”响着,我盯着壶上面的玻璃球仔细看淡褐色的液体在里面跳跃,闻咖啡的味道。楼上满屋都是爷爷的学生,他们拿着自己写的字,间或是在哪里拓来的帖,一个接一个恭敬地讲话。我听着觉得实在是既深奥又枯燥,只是莫名地喜欢那个长辫子姐姐。
爷爷的雪茄从不离口,从“小工字”、“大工字”牌到古巴雪茄。每次看到爷爷抽古巴雪茄,我都会耐心地等候在他身边,我要那个纸制的金色的箍,套在手指上当戒指,虽然太大,我还是兴高采烈。爷爷看着,会说:“等你结婚了,阿爷送你真的金戒指。”于是,我便一直憧憬着结婚。
我对爷爷的敬意产生于那支巨大的毛笔,它那么威严地雄倨在笔筒里,我常常就那支毛笔问爷爷很多问题。有一次爷爷偷偷给我看了他的宝藏。他打开了一个红木匣子:噢!第一层是满满的一抽屉印章,各种各样的材质,顶端的印钮也形状各异。第二层是满满一抽屉的印台,有很多盖子上绘着小人和山水,我好喜欢!他又打开一个大抽屉:是满满一抽屉的砚台!爷爷的书房里原来有那么多的宝贝,我第一次知道。
那个装印章的匣子现在躺在我的收藏柜里,经过修整后,红色的印泥还依稀可见。前几天,我还做了个在爷爷的书房里到处找宝贝的梦,不过在梦里,那些宝贝都成了美味的食物。
爷爷有一个很小的阳台,种满了月季花,一层一层排列着,一直堆到了屋顶上。爷爷时而会告诉我一些品种的学名,什么黄和平、白和平、伊丽莎白,还有很多很多现在都已经消失在我的记忆中了,只依稀记得他拿着手术刀给花儿做嫁接的背影。
爷爷的一生中连块手绢都没有洗过,也从没有为生计发过愁,属于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那类,但我却很难说他是幸还是不幸的。他有几个头衔,分别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文史馆馆员,月季花协会会员。说起挂在朵云轩的字,他是那么的自豪,每逢过年文史馆来车接他去聚餐,他又会高兴得象个小孩似的。而面对各房子女小辈的明争暗斗,他又是那么的无奈。
那天,他的病床空着,我还以为是换了床位,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精神矍铄,神采奕奕的我的爷爷,竟终于在亲人子女一片道貌岸然中离世而去了。
散了,散了,都散了。我只看见,那一卷卷堆得小山似的画轴,只剩了渐渐剥落的残骸,和纸花圈的灰烬一起,随风吹散。细巧的红木花架也再支撑不起,默默地躺在墙角。追悼会上,我没有流泪。只有在过去了十几年后的今天,当那种想念没有预兆而又一浪一浪地涌上心头,才让我明白那些深深地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不会随时间而淡去。
爷爷,曾记得我指着画册上一位风姿婉约的女画家说,这女人真美丽,你笑着说,她曾经是你的女朋友。想年轻时代的你,也曾风流潇洒意气风发,而今都烟消云散了。
抚着你写给我的扇面,墨迹好象还能粘上我的手指,只有这才是我真实的阿爷,能让我触摸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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