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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健康女人常识：

清朝末年有个叫夏穗卿的学者说，中国宋以前女人尚是奴隶，宋以后则男人全为奴隶，而女人只是物件罢了。一百多年前的1904年，周作人写下一篇短文《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为中国五千年来的女性画了一幅像：“情如小鸟，弱不禁风，多病多愁，工啼善怨，委身于脂粉生涯，闭置于无形牢狱。骚客逸士，形之歌咏，不曰艳若桃李，则曰闭月羞花，一似天生女子，惟色足称，止供男子之玩弄，为生殖之器具也。而我女子亦遂自认为玩具，日驰情于粉黛罗纨，断送有用之光阴，造成一种不可思议之恶状，以博男子之欢笑，耗矣，哀哉！泣虫欤？弱虫欤？胡为至此？”

     好一句“胡为至此”，周作人真问得惊天动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们是从不把女人当人看的。上古的尧帝倒还说过一句“嘉孺子而哀妇人”的人情话。孔子开始，就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了。太平天国的时候，据说妇女在中间闹得很凶，实际上妇女在所谓天朝却沦入了更深的地狱。洪天王对其八十八个后妃下有“十该打”圣旨：“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净，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喙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倘若依洪天王的规矩，如今的女人时刻都该打。五四时期，妇女问题终于被提出来，却因混杂在“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口号中，声音有些模糊不清。抗日战争暴发，中国反封建运动中断，妇女解放的问题也随之无疾而终。近五十年来妇女的地位提高了吗？抑或妇女的角色被异化了？想想当年画报上的铁姑娘形像,还有现在时装杂志封面上性感女郎，实在很难说清楚。也许有人说二十世纪了,中国还在说女性问题,未免有些迂阔。生出这疑问的,若是男人,仍是无视于女性;若是女人,仍是习惯于老祖宗给自己设下的牢笼。

    《二十一世纪我们做健康女人》这本书，涉及的是一个看起来简单轻松，其实非常沉重的话题。中国这样的文化传统背景里，女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她是不是一个人，能不能做一个人，有没有被自己和别人当成一个人。先要做人，然后才有可能做女人，做健康女人。

     中国女性在漫长的历史中不幸沦为物件，“胡至于此”？外在环境的逼迫固然严峻，女性在有意无意中自甘为物件，也是不可回避的因素。为物件有为物件的好处，她可以推卸因为权力而必须承担的责任。哪怕到了今天，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都还理所当然地认为，女人在家靠父亲，出嫁靠丈夫，夫死靠儿子。情状如此，中国女性想不做圈养动物，真正把自己当人，独立，自信，自尊，恐怕还会有漫长的道路，更惶论做健康女人。

    所谓健康女人，起码得相信自己拥有做人的一切权力。当年与张爱玲齐名的上海女作家苏青，故意读破孔圣人的话，竟成妙语：“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话由女人自己说出，惊世骇俗，却朴素之极，包含至理。这里有女性生命意识和平等意识理直气壮的张扬，是女人把自己真正当人的第一步。可悲的是千百年来，女人要求自已权力的声音如此罕有而微弱。即使有，也会被视为有违妇德，大逆不道，马上淹没在道学家们讨伐的口水中。泱泱中国，真正能把女人当人的大概也只有几个文人，比如曹雪芹、周作人、巴金。他们虽身为男人，却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女人的痛苦，同情她们的非人状况，理解她们的愿望，歌颂她们的爱、智慧与美。但是，中国即使有更多的男人能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为女性权力摇旗呐喊，如果没有女性自己的自觉与奋斗，女性做人也好，做健康女人也好，仍然还是一个梦想。

    “二十一世纪我们做健康女人”，这个主张是女性自己提出来的。较之前几年她们提出的“二十世纪我们做女人”，无疑有更重大的意义。以我看来，“二十世纪我们做女人”更多关注的是女人的社会地位，或者说是更多关注女人的成功和成功的女人。而“二十一世纪我们做健康女人”，则回到女性本身，回到普通女性，回归到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健康，发现女性自我，爱女性自我，赋予自我以健康、力量、自由和幸福。我相信只有这样的女性，才是真正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健康、力量、自由和幸福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