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模
清晨，碧蓝碧蓝的天空，飘动着一缕缕彩霞。这时，正是学校升旗的时候。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空中迎风飘扬。雄壮而嘹亮的国歌，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作为一个人民教师，每当我看到一排排少先队员，仰起那一张张幸福而稚嫩的脸，用一双双黑得发亮的眼睛，注视着庄严、鲜艳的五星红旗时，我的眼前就出现了可爱的弟弟的形象。他用一对祈求的大眼睛，急迫地问我：“姐姐，杨老师说，咱们是中国人，真的吗？”
这声音像是在天空中回响，又渐渐地消逝了，变成袅袅余音，随着白云飘向远方，飘向我那苦难的童年……
我五岁那年，一个漆黑的夜晚，爸爸紧紧地搂着我，坐在外屋的锅台上。里屋妈妈的呻吟声一阵高，一阵低。
“呱——呱——”婴儿落地的哭声传到外屋。接生的老奶奶兴冲冲地走出来：“恭喜，添了个胖小子！”
我爸爸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但我感觉出他那双粗大的手在抖动；满是胡茬子的下巴颏，紧紧地抵着我的头顶，眼泪洒在我的头上。
爸爸爱我，但更盼着有个儿子。他给财东吃劳金（即当雇工），种水稻，后半辈子在源茂烧锅（烧锅是制酒、卖酒的作坊）干杂活儿。五十多岁的人了，老来得子，怎么能不高兴呢？
第二天，我走进里屋，见妈妈瘦得像一把干柴，脸色煞白，只要一动，便是一身虚汗，头发湿淋淋地粘在头上。接生的老奶奶说，妈妈的身子只剩下个空壳儿，得补养些日子才能下炕。
我看见，妈妈身旁躺着一个不丁点儿大的孩子，一头黑黑的头发，红红的小脸，闭着小眼睛，扇动着小鼻子正在睡觉。这就是我的小弟弟呀，我一瞅见，就爱上了他。
小弟弟醒了，睁着一双又亮又黑的眼睛，冲我晃着小圆头，“呱——呱”地哭起来。妈妈忙把奶头放在他的嘴里，他闭上眼睛，使劲吮着，吮了几口又哭起来。
妈妈也哭了，难过地说：“没有奶，怎么办哪！”
这时，爸爸走进来，手里端着一碗黏糊糊的大米粥，妈妈一看，又高兴，又有些害怕，压低声音问：“哪儿来的？”
爸爸说：“甭管了，保养身子要紧。”妈妈端过碗，刚要吃，忽然看见我那双贪婪的眼睛，赶快把我叫到身边，给我喝了头一口。哎哟，好香呀！我一边咽着米粒，一边咂着滋味儿。妈妈忙嘱咐我说：“妮儿，你千万别漏了嘴，说妈妈喝了大米粥！”
“为什么？”我眨着眼睛问。
爸爸手捧着我的脸说：“妮儿，在咱满洲国，只有日本人才能吃大米，满洲人吃大米是犯法的。你要说出去，咱一家人就没命啦！”
我点了点头。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什么叫满洲国？为什么日本人能吃大米，我们就不能吃？
爸爸怕我们孩子再当睁眼瞎，家里再穷，也要搜肠刮肚，勒紧裤腰带让我上学。
我上学那年，弟弟已经两岁多了。因为挨饿，常常“哇哇”地哭喊。这时候，爸爸就把他抱在怀里，在屋里来回溜着，一边溜一边哼：“宝贝儿，快长大；长大了，回老家！”
“回老家？老家在哪儿？”我奇怪地问。
爸爸说：“在山东。那地方面朝大海，背靠青山。”
“山东在哪儿？”
“在关内。”
“什么叫关内？”我又惊奇地问。那时候，我只知道满洲国，自己是满洲人。爸爸叹口气说：“我告诉你，不准出去乱说：关内、满洲，都是咱中国的地方，九一八事变以后，被人家占啦！”
“中国的地方怎么又叫满洲国？”我还弄不清楚。
爸爸着了慌，跟我发起火来：“小孩子，少打听！”
爸爸不敢跟我多讲，怕被警察、日本人知道了，抓去当劳工，蹲笆篱子。可我知道，爸爸最爱山东老家，爱关里。要不他讲故事，怎么一讲就是老家的事情，还想回老家去呢？
我的家，住在吉林黑石镇东关，这一带出产大米。可日本人规定，满洲人住户，每月配给一半高粱米，一半橡子面（用橡子、豆饼、玉米面等做的混合面）。椽子面真难咽呀！爸爸妈妈总是吃橡子面饽饽，把高粱米省下来给弟弟和我吃。
弟弟长到七岁，圆圆的脸儿，浓浓的眉毛，虎头虎脑的。他又听话又淘气，在家里抱柴扫地，手脚闲不住；一到外边，就爬树掏鸟窝。他还学会打弹弓，落在树上、房顶上、电线上的小鸟，只要他一瞄准儿，很少打不下来的。他还“合群”，很仗义，爱和小伙伴在一起玩，街坊邻居都夸他是个好孩子哩。
弟弟养了一条狗，一身青色，名儿叫大青，小时候毛茸茸的，弟弟叫它站，它就站，叫它回来，它就回来。小狗慢慢儿长大了，整天卷着尾巴，颠儿颠儿地跟在弟弟后边跑。
穷人家的狗瘦，长得皮包骨头。你想，人还没得吃，拿什么喂狗呢？刷锅水能照见人影，连一丁点儿油星儿也没有，狗一口也不喝。爸爸跟弟弟说，把狗送给别人吧！弟弟搂着狗脖子，任你磨破了嘴皮子也不答应。后来，狗饿得跑不动了，弟弟才不忍看它在我家受罪，同意把它送人。
爸爸把狗送走的那天，弟弟搂着它，又是亲又是哭。狗送走了，弟弟整天闷闷不乐。
一天早晨，我刚一开门，猛地看见大青回来了，我高兴地喊着：“大青回来了！弟弟。大青回来了！”
弟弟一听，一下子从被窝里跳了出来，光着屁股，鞋都没穿，就往外边跑。只见大青躺在门外，一动不动。弟弟才发现，大青已经死了。他哇哇地哭起来。
大青身上有好多伤，流出的血把它的毛粘成一绺一绺的。
爸爸说：“我把它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没想到，它在临死时，还是跑了回来，死在自己的家门口。”
大青一死，弟弟更加愁眉苦脸了。
一天，爸爸说：“锁柱，你也不小了，该上学念书啦！”
弟弟点了点头。我已经念五年级，他愿意跟我去。爸爸在东关国民小学给弟弟报了名。开学那天，我领着弟弟朝学校走去。我俩走出冯家巷，远远就看见学校的副校长站在校门口。每天校门一开，他总是站在那儿，丧门神似的。
这个副校长是日本人，叫松本太郎。别看校长是中国人，可什么都是松本说了算。他穿着呢军服，一脸黄铜色的肉，戴了副浅色墨镜，鼻子下面留了一小撮又黑又密的胡子。他绷着脸，撒着嘴，脸上从来没有一丝儿笑容。
副校长的身旁，蹲着一条黄狗，比军犬小一点。它吐着舌头，两只眼睛来回盯着同学们。同学们一个个地向松本鞠躬，它仰着头，显得格外神气。
还没到校门口，弟弟就看见了这条狗，他扯了扯我的衣襟儿：“姐姐，狗！你看，狗！”
我知道弟弟最爱狗，忙拉了他几下。走到副校长跟前，我忙低头鞠躬。弟弟呢，一动不动地看着狗。
“巴嘎！”日本副校长瞪着眼珠子，朝弟弟猛叫一声。我忙拉弟弟鞠躬。弟弟弯下腰，但两眼仍然看着狗。
每天上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升满洲国的国旗，唱满洲国的国歌，听日本副校长训话。升旗时弟弟不行注目礼，也不跟着哼歌。他看着副校长面向东方，低头闭眼，向天皇朝拜，只当着好玩；松本指手画脚地训话，活像个跳大神的，弟弟又觉得好笑。
弟弟编在一年级二班，发给他《日语》《满语》《算术》三本书。第一堂课就是《日语》，弟弟有点不自在，这玩意儿真绕嘴，多难学啊！
他的班主任杨先生，是个年轻的老师，留着分头，穿着大褂儿，胸口上别着一支钢笔。他对人很和气，也爱学生。弟弟坐在靠右边的座位上，他走过去，摸摸弟弟的头：“锁柱呀，好好学习吧！”
果然，有一天，弟弟因为爱狗，遇到了不幸。那是入秋放学以后，同学们陆续地回家。弟弟一个人走到校外。他回头一看，那只黄狗正蹲在校门口。弟弟慢慢地凑过去。他想，这黄狗也会有大青那样好的脾气，一定喜欢跟他亲近。谁料弟弟刚走到黄狗跟前，伸出手来，正要摸摸它的脸，黄狗猛地站了起来，发出“呜呜”的低吼。它脖子上的毛儿也炸了起来，往外吐着舌头，两只发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弟弟。弟弟哪里知道，这是一只受过军事训练的狼狗！
弟弟一看不好，忙转身就往后跑，狼狗“呜”的一声，追了过去。弟弟没命地跑着，狼狗紧紧地追着。这时，路边一个大人高声喊着：“蹲下！快蹲下！”这句话提醒了弟弟，他忙哈下腰来。
弟弟一蹲下，狼狗当他是捡砖头哩。它站住了，尾巴一夹，就朝后缩，一掉身，往回跑了。
没想到，这时松本从门口走出来。他一见狼狗夹着尾巴的狼狈样子，脸色一沉，冲弟弟一挥手，嘴里喊了一句日本话，这狼狗顿时像疯了一样，一阵风似的又扑向了弟弟。
弟弟刚站起身来，一点儿防备也没有。狼狗蹿过来，两条后腿一蹲，两只前爪就搭在弟弟肩上，吐着血红的舌头，龇着两排尖尖的牙齿。弟弟吓得用手捂着脸。狼狗猛地一口，咬在弟弟的肩上。弟弟惨叫一声，鲜血直流。狼狗咬着弟弟的一片破衣服，得意洋洋地跑了回去。松本笑得前仰后合，拍着狼狗的脑袋。狼狗跪在主人的脚下，摇头摆尾。
弟弟被人送到家里，他的脸色惨白，身上的破衣服被血染红了。妈妈一见，就心疼得哭起来。爸爸背着弟弟到了东关医院。
好几天，弟弟没去上学。他躺在床上，咬着牙，一句话不说。
“锁柱，疼吗？”妈妈问。
弟弟摇着头。
“你在想什么？”我问。
弟弟仍然不吭声。他的眼里含着一层泪花，小拳头攥得紧紧的，一颗复仇的种子埋在他的心底。
弟弟的班主任杨老师，就住在我们后街，常到我家来看弟弟，有时带几块糖，有时带一本小人书。这次弟弟被狗咬伤，他每天都来给弟弟补课，弟弟可喜欢杨老师哩。
有几天，墨石镇上，白天黑夜地过日本兵，当官的骑着大洋马，挂着指挥刀。日本兵穿着黄军装、大马靴，走起路来，发出震耳的“笃笃笃”的响声。排头的日本兵，刺刀上还挑着膏药旗。
有人说，日本兵往山里开，是去剿胡子。有人却说：“什么胡子？是杨司令的游击队。”什么杨司令、游击队，我们都不清楚。
一天傍晚，杨老师又来了，锁柱悄悄地问：“杨老师，胡子是好人，还是坏人？”
杨老师反问道：“日本兵是好人，还是坏人？”
弟弟气愤地说：“坏人！连他们的狗都欺负咱们。”
杨老师说：“你说得对。那么，胡子净给咱们出气，他们是什么人呢？”
“我明白了！”弟弟拍着手说。
夜里，锁柱凑近我的耳朵说：“姐姐，赶明儿我也当胡子……哩哩……”
我不禁一怔：“你胡说什么？……”可我没把弟弟的话往心里去。
弟弟的伤好了，肩头上留下两寸多长的伤疤。他小时候，弹弓就打得很准，上学以后很少玩了。现在他又玩起来。小弹弓玩得不过瘾，就钻进树林子里，爬上一棵榆树，选了一根又粗又顺手的树权，做了一张大弹弓。在柳河边上，他又捡了些小石头子，装在兜里。他在家里的土院墙上，画了一个小圆圈。每天，他拉开弹弓，眯起一只眼，瞄着准儿，只要手一撒，石头子儿就会打在圆圈里。一颗石子飞过去，掉下一层泥皮，没过几天，就成了一个小窟窿。
弟弟每天上学的时候，都把弹弓装在书包里。
盛暑来到了。一天下午，下完第一节课，锁柱寻找着那条狼狗，狼狗喘着气，摇着尾巴，朝他这边跑来。他见过道里没人，就跑到墙角躲着，从兜里拿出弹弓，掏出一颗大石子，拉紧了皮条，只听“嗖”的一声，那条狼狗拉着长声哀叫起来，痛得它在操场上来回跑。同学们当是狼狗疯了，都躲进教室去。趁着这个乱劲儿，弟弟最先跑进一年级二班的教室。他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
狠狗一只眼瞎了，顺着脸往下流血。它发了疯似的跑着，跳着，哀嚎着。日本副校长跑了过来，狼狗缠着他，把他带到过道里，用前爪扒着一颗带血的石子。松本把石子捡起来看了看。
“巴——嘎——牙——噜！”松本恶狠狠地骂着，气汹汹地走上操场上的“司令台”，拿出军用哨，便瞿瞿瞿地吹起来。
军用哨一响，全校的同学都跑到操场上集合。弟弟一见不妙，故意磨磨蹭蹭不走。等同学一走净，他顺手把弹弓塞进黑板后面的墙洞里。他自以为做得秘密，谁知就在他藏弹弓的一瞬间，全被站在教室门口的杨老师看见了。杨老师说：“快去集合吧！”
弟弟又担心，又害怕，心跳得像敲拨浪鼓。
日本副校长牵着受了重伤的狼狗，站在“司令台”上，右手举着带血的石子，歪扭着脸咆哮着：“谁的弹弓的，快快地说，说！”
同学们你瞅着我，我瞅着你，谁也不说话。松本气得吹胡子瞪眼的，举起拳头挥舞着：“你们的不说，统统的站着，站着！”他登登地走下台，站在树阴凉里，睁圆两只凶眼，冷冷地巡视着，想从每一张小脸的神情变化上，判断出是谁打了他的狼狗。
全场一片死寂，充满恐怖的气氛。
太阳热得像火炉子，烤得同学们打了蔫儿，浑身像冒油，汗水不停地从脸上、身上淌下来，每人的脚下都洇湿了一片。
松本牵着狼狗，走出校门，到东关医院去了。同学们依然站着。
一分钟，十分钟，一个钟头过去了，有的同学感到眼前一阵昏黑；有的同学两眼直冒金星。弟弟和一些小同学晕倒了，嘴里流着涎水。我看见弟弟躺在地上，心里像有小钩子在钩我一样，可我一点儿不敢动弹。这可怎么办呢！
杨老师和一些班主任老师，趁松本还没回来，就提了水壶，拿了杯子，给同学们喝水。又端来凉水，给晕倒的同学们洗脸，用湿毛巾搭在前额上。在老师们的抢救下，弟弟苏醒过来了。我把他带到自己身边，两手扶着他，他的腿发软，连站立的气力也没有了。
松本替狼狗治了眼，又牵着它向操场走来。老师们一见这个阎王回来了，赶紧跑回各自的教室。
松本牵着狼狗绕场一周，不住地追逼：“狼狗的……谁的弹弓打的……快快说话！”
在毒日头的煎熬下，又有不少同学晕倒了。
松本带着狼狗，走进一个一个教室，四下搜索起来。他走进了一年级二班的教室，查看了每个书桌，还把手伸进去摸摸，但是什么也没捞到。他又把黑板掀了起来。噢，墙洞里有张弹弓。他拿出弹弓藏在裤兜里，气咻咻地走出教室，拽着杨老师的手，来到一年级二班同学的面前。松本把弹弓拿在手里晃了晃，冲杨老师拧笑着：“杨先生，弹弓是从你们班里搜到的，谁的弹弓？……你的知道？”
杨老师沉着地回答：“不知道。”
本来气得鼓鼓的松本，这时脸上绽开了笑容，用手拍拍杨老师的肩膀，阴阳怪气地说：“杨老师，你……很好，哈哈……很好，你的……不知道？”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同学，笑呵呵地说：“没有你们的事了……统统的回家！”
于是老师们又忙着抢救中暑的学生。同学们像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小鸟，又惊又喜地离开了学校。松本对杨老师挥了挥手：“你的，跟我来！”
中暑醒来的弟弟，见松本把杨老师带走了，使劲地挣扎着，想冲到松本那里去。我用全身的力气拽住他，低声对他说：“弟弟，你安静点，安静点！”
“呜呜……”弟弟委屈地哭了起来。
晚上，弟弟全身烧得和炭火一样，昏迷不醒，嘴里不时说着吃语：“打狼狗呀，打呀……”他的双手做着拉弹弓的姿势，大声地嚷着：“狠狠地打呀，打死它呀！”过了一阵，他又“嘿嘿嘿”地大笑起来，笑得那样开心。因为那只最凶恶的狼狗的眼睛，是他小柱子打瞎的呀！
妈妈和我都急得没法子。爸爸请来的医生说弟弟今天受惊，中暑，得了热伤风，开了一些药，嘱咐爸爸妈妈，按时给他吃药，多给他喝水，好好护理他。爸爸向亲戚借钱，连夜把药抓回来。弟弟是爸爸妈妈的宝贝疙瘩，是俺家的命根子，他可不能有个三长两短呀！
弟弟吃了两天多的药，烧退了好多，能喝几口高粱糊糊了。可他仍然面无血色，很少说话。说起话来，也是有气无力的，他太虚弱啦！上次他被狼狗咬了一口，大病一场，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这次又受惊、中暑，受尽折磨，他这棵幼小的苗苗怎么经受得起啊！
夜里，我一觉醒来，听到爸爸妈妈在商量弟弟的事儿。
妈妈说：“柱子太虚弱了，得给他调养调养！”
爸爸说：“我明儿给他弄点大米，再买点红糖，他就喜欢喝大米糖粥哩！”
“吃大米，你不怕犯法？”
“为了孩子，我豁出去啦！”
“咱家哪有钱，到黑市买高价米啊？”
“把咱的棉衣都拿去当了，眼下用不着……”
我翻过身来，抱住爸爸说：“爸爸，把我的棉袄、棉裤也拿去当了吧！”
爸爸用手拧了我一下：“你睡觉，没有你的事儿。”他又再三叮嘱我：“买大米的事儿，千万不要说出去，日本人知道了，要掉脑袋的！”
我抱屈地回答：“爸爸，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
爸爸真有办法，用当衣服的钱，不但从米贩子那里买来了大米，还买了一些鸡蛋、红枣儿，掺和着给弟弟吃。弟弟吃了几天，胃口好了，吃得多了，脸上又有活泛的颜色，也能下地走路啦。
弟弟病刚好的时候，就打听杨老师的下落。爸爸叮嘱过我，怕他伤心，先瞒着他，可是，他拧起浓眉，两只发亮的眼睛盯着我：“姐姐，杨老师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啊！”
我只得如实地说了杨老师代他受罚、松本在办公室审问和毒打杨老师的情形。弟弟听着，热泪扑簌簌地直往下淌，最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他扑在我的身上，全身抽搐着，边哭边喊：“杨老师，狼狗是我打的呀！”
弟弟哭了一阵，突然站起来，泪也不擦，就要往外跑，说是去找松本承认狼狗是他打的，妈妈一把拽住他：“柱子，你不要命啦！”
弟弟坐下来，哭了一阵，又要往外跑，说是要找杨老师去，我使劲抱住他：“不能去，不能去！”
弟弟挺直了身子，怒气冲冲地问：“为什么不能去？”
我告诉他：“杨老师好几天没到学校了。听说，他家的周围总有便衣特务监视，还有人说，他印过‘反满抗日’的传单，和游击队还有联系，日本人怕是不会放过他哩！”
弟弟沉默了，使劲地咬着牙，一屁股坐在床上，两手不停地扯着床单，两眼射着火一样的光芒。
锁柱吃的大米，只剩下小半碗。妈妈为了使他高兴，特意做成大米饭给弟弟吃，让我关上门，到院子外边去放哨。忽然，街上有人往后街跑，刚吃完饭的弟弟，也跑到门口观望。有个同学惊慌地对弟弟说：“锁柱，不好了，日本人来捉杨老师啦！”
弟弟一听要捉杨老师，全身就像触了电一样，撒开腿，飞也似的向后街跑去。我在后面追都追不上。
后街的两旁，站了不少乡亲，都在窃窃私语。一辆两匹大洋马拉的马车，风驰电掣般向这边驶了过来。前座上，坐着驾车的日本兵。车座里，杨老师被反绑着。弟弟一看见杨老师，全身像着了火，挤出人群飞跑着追了过去。他没有看到后面还有一辆马车，坐着松本、日本宪兵和警官，正飞奔过来。马车把弟弟撞倒了，右车轮从他的肚子上轧了过去。
马车停了下来。两个警察向这里飞跑着。松本回过头一看，一个小孩横躺在车轮下的血泊里，已经断了气，小嘴旁边却有一撮大米饭。他严厉地对两个警察吼着：“大米饭，大米饭，你们看清的？……经济犯，经济犯……”
两个警察立正站着：“是！”
松本掀了掀鼻子，向身旁的日本宪兵一挥手，马车“咯吱吱”地驶走了。
我吓得掉了魂，没命地号哭着跑回家中。妈妈一听弟弟惨死的消息，当时晕了过去。我又跑到源茂烧锅去找爸爸，爸爸正在劈样子（即劈木柴）。他立刻放下手里的活儿，急忙和我一起奔到后街。邻居张大爷见爸爸急如星火的样子，拦住他低声说：“大老郭，你可不能去呀！孩子是死了。你要去认尸，他们会抓你的经济犯哩！”
爸爸的脑瓜像遭了雷击一样，一时六神无主，停住了脚步，远远望着弟弟的尸体，眼泪像雨水似的流泻着，喃喃地说：“柱子，可怜的孩子，是爸爸害了你……我不该……让你一人在家，不该……买大米给你吃呀……”他悲痛地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张大爷拉着爸爸的手：“先回家吧，到晚上，再把孩子偷回来，安葬了。”
天黑下来了。没有月亮，也没有一颗星星，四下黑沉沉、静悄悄的，只能听到柳河潺潺的流水声。爸爸妈妈和我，怀着对弟弟无限的怜爱，对日本鬼子的刻骨仇恨，摸索着来到后街。我们指望着把弟弟抱回来。可是，弟弟已从街心被人挪到路边。电线杆上，挂了一盏马灯。在昏黄的灯光下，站着两个木头人似的警察。噢，收尸已不可能了，我们一家人低声哭泣起来，就和柳河水在低声呜咽一样……
骤然，墨黑的天空里，闪电像一把长长的利剑，从密布的阴云中劈刺下来，接着是轰轰隆隆的雷声、摇天撼地的狂风。
闪电，惊雷，狂风，既是对无辜死者的哀悼，也是对侵略强盗的控诉……
1945年的“八一五”，日寇投降了，东北光复了。我念完了师范学校，当了小学教师。每当清晨和孩子们一起举行升旗仪式时，我总想起弟弟，想起他用一双祈求的大眼睛，急迫地问我：“姐姐，咱们是中国人，真的吗？”亲爱的可怜的弟弟呀，你只活了七岁，没有看到祖国的解放。我用内心的声音回答弟弟：“是的，咱们是中国人；而且，我和我的学生们，都是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了！”
祖国，伟大的母亲，我们热爱你，和你永远不分离啊！
原载《东方少年》1982年第7期
---------------------------------------------------------------------------------------------
这篇文章让我小的时候深受感动,所以,在反法西斯战争60年,安慰一下那些为了幸福而努力,却没有看到新中国的人们吧.
清晨，碧蓝碧蓝的天空，飘动着一缕缕彩霞。这时，正是学校升旗的时候。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空中迎风飘扬。雄壮而嘹亮的国歌，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作为一个人民教师，每当我看到一排排少先队员，仰起那一张张幸福而稚嫩的脸，用一双双黑得发亮的眼睛，注视着庄严、鲜艳的五星红旗时，我的眼前就出现了可爱的弟弟的形象。他用一对祈求的大眼睛，急迫地问我：“姐姐，杨老师说，咱们是中国人，真的吗？”
这声音像是在天空中回响，又渐渐地消逝了，变成袅袅余音，随着白云飘向远方，飘向我那苦难的童年……
我五岁那年，一个漆黑的夜晚，爸爸紧紧地搂着我，坐在外屋的锅台上。里屋妈妈的呻吟声一阵高，一阵低。
“呱——呱——”婴儿落地的哭声传到外屋。接生的老奶奶兴冲冲地走出来：“恭喜，添了个胖小子！”
我爸爸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但我感觉出他那双粗大的手在抖动；满是胡茬子的下巴颏，紧紧地抵着我的头顶，眼泪洒在我的头上。
爸爸爱我，但更盼着有个儿子。他给财东吃劳金（即当雇工），种水稻，后半辈子在源茂烧锅（烧锅是制酒、卖酒的作坊）干杂活儿。五十多岁的人了，老来得子，怎么能不高兴呢？
第二天，我走进里屋，见妈妈瘦得像一把干柴，脸色煞白，只要一动，便是一身虚汗，头发湿淋淋地粘在头上。接生的老奶奶说，妈妈的身子只剩下个空壳儿，得补养些日子才能下炕。
我看见，妈妈身旁躺着一个不丁点儿大的孩子，一头黑黑的头发，红红的小脸，闭着小眼睛，扇动着小鼻子正在睡觉。这就是我的小弟弟呀，我一瞅见，就爱上了他。
小弟弟醒了，睁着一双又亮又黑的眼睛，冲我晃着小圆头，“呱——呱”地哭起来。妈妈忙把奶头放在他的嘴里，他闭上眼睛，使劲吮着，吮了几口又哭起来。
妈妈也哭了，难过地说：“没有奶，怎么办哪！”
这时，爸爸走进来，手里端着一碗黏糊糊的大米粥，妈妈一看，又高兴，又有些害怕，压低声音问：“哪儿来的？”
爸爸说：“甭管了，保养身子要紧。”妈妈端过碗，刚要吃，忽然看见我那双贪婪的眼睛，赶快把我叫到身边，给我喝了头一口。哎哟，好香呀！我一边咽着米粒，一边咂着滋味儿。妈妈忙嘱咐我说：“妮儿，你千万别漏了嘴，说妈妈喝了大米粥！”
“为什么？”我眨着眼睛问。
爸爸手捧着我的脸说：“妮儿，在咱满洲国，只有日本人才能吃大米，满洲人吃大米是犯法的。你要说出去，咱一家人就没命啦！”
我点了点头。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什么叫满洲国？为什么日本人能吃大米，我们就不能吃？
爸爸怕我们孩子再当睁眼瞎，家里再穷，也要搜肠刮肚，勒紧裤腰带让我上学。
我上学那年，弟弟已经两岁多了。因为挨饿，常常“哇哇”地哭喊。这时候，爸爸就把他抱在怀里，在屋里来回溜着，一边溜一边哼：“宝贝儿，快长大；长大了，回老家！”
“回老家？老家在哪儿？”我奇怪地问。
爸爸说：“在山东。那地方面朝大海，背靠青山。”
“山东在哪儿？”
“在关内。”
“什么叫关内？”我又惊奇地问。那时候，我只知道满洲国，自己是满洲人。爸爸叹口气说：“我告诉你，不准出去乱说：关内、满洲，都是咱中国的地方，九一八事变以后，被人家占啦！”
“中国的地方怎么又叫满洲国？”我还弄不清楚。
爸爸着了慌，跟我发起火来：“小孩子，少打听！”
爸爸不敢跟我多讲，怕被警察、日本人知道了，抓去当劳工，蹲笆篱子。可我知道，爸爸最爱山东老家，爱关里。要不他讲故事，怎么一讲就是老家的事情，还想回老家去呢？
我的家，住在吉林黑石镇东关，这一带出产大米。可日本人规定，满洲人住户，每月配给一半高粱米，一半橡子面（用橡子、豆饼、玉米面等做的混合面）。椽子面真难咽呀！爸爸妈妈总是吃橡子面饽饽，把高粱米省下来给弟弟和我吃。
弟弟长到七岁，圆圆的脸儿，浓浓的眉毛，虎头虎脑的。他又听话又淘气，在家里抱柴扫地，手脚闲不住；一到外边，就爬树掏鸟窝。他还学会打弹弓，落在树上、房顶上、电线上的小鸟，只要他一瞄准儿，很少打不下来的。他还“合群”，很仗义，爱和小伙伴在一起玩，街坊邻居都夸他是个好孩子哩。
弟弟养了一条狗，一身青色，名儿叫大青，小时候毛茸茸的，弟弟叫它站，它就站，叫它回来，它就回来。小狗慢慢儿长大了，整天卷着尾巴，颠儿颠儿地跟在弟弟后边跑。
穷人家的狗瘦，长得皮包骨头。你想，人还没得吃，拿什么喂狗呢？刷锅水能照见人影，连一丁点儿油星儿也没有，狗一口也不喝。爸爸跟弟弟说，把狗送给别人吧！弟弟搂着狗脖子，任你磨破了嘴皮子也不答应。后来，狗饿得跑不动了，弟弟才不忍看它在我家受罪，同意把它送人。
爸爸把狗送走的那天，弟弟搂着它，又是亲又是哭。狗送走了，弟弟整天闷闷不乐。
一天早晨，我刚一开门，猛地看见大青回来了，我高兴地喊着：“大青回来了！弟弟。大青回来了！”
弟弟一听，一下子从被窝里跳了出来，光着屁股，鞋都没穿，就往外边跑。只见大青躺在门外，一动不动。弟弟才发现，大青已经死了。他哇哇地哭起来。
大青身上有好多伤，流出的血把它的毛粘成一绺一绺的。
爸爸说：“我把它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没想到，它在临死时，还是跑了回来，死在自己的家门口。”
大青一死，弟弟更加愁眉苦脸了。
一天，爸爸说：“锁柱，你也不小了，该上学念书啦！”
弟弟点了点头。我已经念五年级，他愿意跟我去。爸爸在东关国民小学给弟弟报了名。开学那天，我领着弟弟朝学校走去。我俩走出冯家巷，远远就看见学校的副校长站在校门口。每天校门一开，他总是站在那儿，丧门神似的。
这个副校长是日本人，叫松本太郎。别看校长是中国人，可什么都是松本说了算。他穿着呢军服，一脸黄铜色的肉，戴了副浅色墨镜，鼻子下面留了一小撮又黑又密的胡子。他绷着脸，撒着嘴，脸上从来没有一丝儿笑容。
副校长的身旁，蹲着一条黄狗，比军犬小一点。它吐着舌头，两只眼睛来回盯着同学们。同学们一个个地向松本鞠躬，它仰着头，显得格外神气。
还没到校门口，弟弟就看见了这条狗，他扯了扯我的衣襟儿：“姐姐，狗！你看，狗！”
我知道弟弟最爱狗，忙拉了他几下。走到副校长跟前，我忙低头鞠躬。弟弟呢，一动不动地看着狗。
“巴嘎！”日本副校长瞪着眼珠子，朝弟弟猛叫一声。我忙拉弟弟鞠躬。弟弟弯下腰，但两眼仍然看着狗。
每天上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升满洲国的国旗，唱满洲国的国歌，听日本副校长训话。升旗时弟弟不行注目礼，也不跟着哼歌。他看着副校长面向东方，低头闭眼，向天皇朝拜，只当着好玩；松本指手画脚地训话，活像个跳大神的，弟弟又觉得好笑。
弟弟编在一年级二班，发给他《日语》《满语》《算术》三本书。第一堂课就是《日语》，弟弟有点不自在，这玩意儿真绕嘴，多难学啊！
他的班主任杨先生，是个年轻的老师，留着分头，穿着大褂儿，胸口上别着一支钢笔。他对人很和气，也爱学生。弟弟坐在靠右边的座位上，他走过去，摸摸弟弟的头：“锁柱呀，好好学习吧！”
果然，有一天，弟弟因为爱狗，遇到了不幸。那是入秋放学以后，同学们陆续地回家。弟弟一个人走到校外。他回头一看，那只黄狗正蹲在校门口。弟弟慢慢地凑过去。他想，这黄狗也会有大青那样好的脾气，一定喜欢跟他亲近。谁料弟弟刚走到黄狗跟前，伸出手来，正要摸摸它的脸，黄狗猛地站了起来，发出“呜呜”的低吼。它脖子上的毛儿也炸了起来，往外吐着舌头，两只发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弟弟。弟弟哪里知道，这是一只受过军事训练的狼狗！
弟弟一看不好，忙转身就往后跑，狼狗“呜”的一声，追了过去。弟弟没命地跑着，狼狗紧紧地追着。这时，路边一个大人高声喊着：“蹲下！快蹲下！”这句话提醒了弟弟，他忙哈下腰来。
弟弟一蹲下，狼狗当他是捡砖头哩。它站住了，尾巴一夹，就朝后缩，一掉身，往回跑了。
没想到，这时松本从门口走出来。他一见狼狗夹着尾巴的狼狈样子，脸色一沉，冲弟弟一挥手，嘴里喊了一句日本话，这狼狗顿时像疯了一样，一阵风似的又扑向了弟弟。
弟弟刚站起身来，一点儿防备也没有。狼狗蹿过来，两条后腿一蹲，两只前爪就搭在弟弟肩上，吐着血红的舌头，龇着两排尖尖的牙齿。弟弟吓得用手捂着脸。狼狗猛地一口，咬在弟弟的肩上。弟弟惨叫一声，鲜血直流。狼狗咬着弟弟的一片破衣服，得意洋洋地跑了回去。松本笑得前仰后合，拍着狼狗的脑袋。狼狗跪在主人的脚下，摇头摆尾。
弟弟被人送到家里，他的脸色惨白，身上的破衣服被血染红了。妈妈一见，就心疼得哭起来。爸爸背着弟弟到了东关医院。
好几天，弟弟没去上学。他躺在床上，咬着牙，一句话不说。
“锁柱，疼吗？”妈妈问。
弟弟摇着头。
“你在想什么？”我问。
弟弟仍然不吭声。他的眼里含着一层泪花，小拳头攥得紧紧的，一颗复仇的种子埋在他的心底。
弟弟的班主任杨老师，就住在我们后街，常到我家来看弟弟，有时带几块糖，有时带一本小人书。这次弟弟被狗咬伤，他每天都来给弟弟补课，弟弟可喜欢杨老师哩。
有几天，墨石镇上，白天黑夜地过日本兵，当官的骑着大洋马，挂着指挥刀。日本兵穿着黄军装、大马靴，走起路来，发出震耳的“笃笃笃”的响声。排头的日本兵，刺刀上还挑着膏药旗。
有人说，日本兵往山里开，是去剿胡子。有人却说：“什么胡子？是杨司令的游击队。”什么杨司令、游击队，我们都不清楚。
一天傍晚，杨老师又来了，锁柱悄悄地问：“杨老师，胡子是好人，还是坏人？”
杨老师反问道：“日本兵是好人，还是坏人？”
弟弟气愤地说：“坏人！连他们的狗都欺负咱们。”
杨老师说：“你说得对。那么，胡子净给咱们出气，他们是什么人呢？”
“我明白了！”弟弟拍着手说。
夜里，锁柱凑近我的耳朵说：“姐姐，赶明儿我也当胡子……哩哩……”
我不禁一怔：“你胡说什么？……”可我没把弟弟的话往心里去。
弟弟的伤好了，肩头上留下两寸多长的伤疤。他小时候，弹弓就打得很准，上学以后很少玩了。现在他又玩起来。小弹弓玩得不过瘾，就钻进树林子里，爬上一棵榆树，选了一根又粗又顺手的树权，做了一张大弹弓。在柳河边上，他又捡了些小石头子，装在兜里。他在家里的土院墙上，画了一个小圆圈。每天，他拉开弹弓，眯起一只眼，瞄着准儿，只要手一撒，石头子儿就会打在圆圈里。一颗石子飞过去，掉下一层泥皮，没过几天，就成了一个小窟窿。
弟弟每天上学的时候，都把弹弓装在书包里。
盛暑来到了。一天下午，下完第一节课，锁柱寻找着那条狼狗，狼狗喘着气，摇着尾巴，朝他这边跑来。他见过道里没人，就跑到墙角躲着，从兜里拿出弹弓，掏出一颗大石子，拉紧了皮条，只听“嗖”的一声，那条狼狗拉着长声哀叫起来，痛得它在操场上来回跑。同学们当是狼狗疯了，都躲进教室去。趁着这个乱劲儿，弟弟最先跑进一年级二班的教室。他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
狠狗一只眼瞎了，顺着脸往下流血。它发了疯似的跑着，跳着，哀嚎着。日本副校长跑了过来，狼狗缠着他，把他带到过道里，用前爪扒着一颗带血的石子。松本把石子捡起来看了看。
“巴——嘎——牙——噜！”松本恶狠狠地骂着，气汹汹地走上操场上的“司令台”，拿出军用哨，便瞿瞿瞿地吹起来。
军用哨一响，全校的同学都跑到操场上集合。弟弟一见不妙，故意磨磨蹭蹭不走。等同学一走净，他顺手把弹弓塞进黑板后面的墙洞里。他自以为做得秘密，谁知就在他藏弹弓的一瞬间，全被站在教室门口的杨老师看见了。杨老师说：“快去集合吧！”
弟弟又担心，又害怕，心跳得像敲拨浪鼓。
日本副校长牵着受了重伤的狼狗，站在“司令台”上，右手举着带血的石子，歪扭着脸咆哮着：“谁的弹弓的，快快地说，说！”
同学们你瞅着我，我瞅着你，谁也不说话。松本气得吹胡子瞪眼的，举起拳头挥舞着：“你们的不说，统统的站着，站着！”他登登地走下台，站在树阴凉里，睁圆两只凶眼，冷冷地巡视着，想从每一张小脸的神情变化上，判断出是谁打了他的狼狗。
全场一片死寂，充满恐怖的气氛。
太阳热得像火炉子，烤得同学们打了蔫儿，浑身像冒油，汗水不停地从脸上、身上淌下来，每人的脚下都洇湿了一片。
松本牵着狼狗，走出校门，到东关医院去了。同学们依然站着。
一分钟，十分钟，一个钟头过去了，有的同学感到眼前一阵昏黑；有的同学两眼直冒金星。弟弟和一些小同学晕倒了，嘴里流着涎水。我看见弟弟躺在地上，心里像有小钩子在钩我一样，可我一点儿不敢动弹。这可怎么办呢！
杨老师和一些班主任老师，趁松本还没回来，就提了水壶，拿了杯子，给同学们喝水。又端来凉水，给晕倒的同学们洗脸，用湿毛巾搭在前额上。在老师们的抢救下，弟弟苏醒过来了。我把他带到自己身边，两手扶着他，他的腿发软，连站立的气力也没有了。
松本替狼狗治了眼，又牵着它向操场走来。老师们一见这个阎王回来了，赶紧跑回各自的教室。
松本牵着狼狗绕场一周，不住地追逼：“狼狗的……谁的弹弓打的……快快说话！”
在毒日头的煎熬下，又有不少同学晕倒了。
松本带着狼狗，走进一个一个教室，四下搜索起来。他走进了一年级二班的教室，查看了每个书桌，还把手伸进去摸摸，但是什么也没捞到。他又把黑板掀了起来。噢，墙洞里有张弹弓。他拿出弹弓藏在裤兜里，气咻咻地走出教室，拽着杨老师的手，来到一年级二班同学的面前。松本把弹弓拿在手里晃了晃，冲杨老师拧笑着：“杨先生，弹弓是从你们班里搜到的，谁的弹弓？……你的知道？”
杨老师沉着地回答：“不知道。”
本来气得鼓鼓的松本，这时脸上绽开了笑容，用手拍拍杨老师的肩膀，阴阳怪气地说：“杨老师，你……很好，哈哈……很好，你的……不知道？”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同学，笑呵呵地说：“没有你们的事了……统统的回家！”
于是老师们又忙着抢救中暑的学生。同学们像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小鸟，又惊又喜地离开了学校。松本对杨老师挥了挥手：“你的，跟我来！”
中暑醒来的弟弟，见松本把杨老师带走了，使劲地挣扎着，想冲到松本那里去。我用全身的力气拽住他，低声对他说：“弟弟，你安静点，安静点！”
“呜呜……”弟弟委屈地哭了起来。
晚上，弟弟全身烧得和炭火一样，昏迷不醒，嘴里不时说着吃语：“打狼狗呀，打呀……”他的双手做着拉弹弓的姿势，大声地嚷着：“狠狠地打呀，打死它呀！”过了一阵，他又“嘿嘿嘿”地大笑起来，笑得那样开心。因为那只最凶恶的狼狗的眼睛，是他小柱子打瞎的呀！
妈妈和我都急得没法子。爸爸请来的医生说弟弟今天受惊，中暑，得了热伤风，开了一些药，嘱咐爸爸妈妈，按时给他吃药，多给他喝水，好好护理他。爸爸向亲戚借钱，连夜把药抓回来。弟弟是爸爸妈妈的宝贝疙瘩，是俺家的命根子，他可不能有个三长两短呀！
弟弟吃了两天多的药，烧退了好多，能喝几口高粱糊糊了。可他仍然面无血色，很少说话。说起话来，也是有气无力的，他太虚弱啦！上次他被狼狗咬了一口，大病一场，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这次又受惊、中暑，受尽折磨，他这棵幼小的苗苗怎么经受得起啊！
夜里，我一觉醒来，听到爸爸妈妈在商量弟弟的事儿。
妈妈说：“柱子太虚弱了，得给他调养调养！”
爸爸说：“我明儿给他弄点大米，再买点红糖，他就喜欢喝大米糖粥哩！”
“吃大米，你不怕犯法？”
“为了孩子，我豁出去啦！”
“咱家哪有钱，到黑市买高价米啊？”
“把咱的棉衣都拿去当了，眼下用不着……”
我翻过身来，抱住爸爸说：“爸爸，把我的棉袄、棉裤也拿去当了吧！”
爸爸用手拧了我一下：“你睡觉，没有你的事儿。”他又再三叮嘱我：“买大米的事儿，千万不要说出去，日本人知道了，要掉脑袋的！”
我抱屈地回答：“爸爸，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
爸爸真有办法，用当衣服的钱，不但从米贩子那里买来了大米，还买了一些鸡蛋、红枣儿，掺和着给弟弟吃。弟弟吃了几天，胃口好了，吃得多了，脸上又有活泛的颜色，也能下地走路啦。
弟弟病刚好的时候，就打听杨老师的下落。爸爸叮嘱过我，怕他伤心，先瞒着他，可是，他拧起浓眉，两只发亮的眼睛盯着我：“姐姐，杨老师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啊！”
我只得如实地说了杨老师代他受罚、松本在办公室审问和毒打杨老师的情形。弟弟听着，热泪扑簌簌地直往下淌，最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他扑在我的身上，全身抽搐着，边哭边喊：“杨老师，狼狗是我打的呀！”
弟弟哭了一阵，突然站起来，泪也不擦，就要往外跑，说是去找松本承认狼狗是他打的，妈妈一把拽住他：“柱子，你不要命啦！”
弟弟坐下来，哭了一阵，又要往外跑，说是要找杨老师去，我使劲抱住他：“不能去，不能去！”
弟弟挺直了身子，怒气冲冲地问：“为什么不能去？”
我告诉他：“杨老师好几天没到学校了。听说，他家的周围总有便衣特务监视，还有人说，他印过‘反满抗日’的传单，和游击队还有联系，日本人怕是不会放过他哩！”
弟弟沉默了，使劲地咬着牙，一屁股坐在床上，两手不停地扯着床单，两眼射着火一样的光芒。
锁柱吃的大米，只剩下小半碗。妈妈为了使他高兴，特意做成大米饭给弟弟吃，让我关上门，到院子外边去放哨。忽然，街上有人往后街跑，刚吃完饭的弟弟，也跑到门口观望。有个同学惊慌地对弟弟说：“锁柱，不好了，日本人来捉杨老师啦！”
弟弟一听要捉杨老师，全身就像触了电一样，撒开腿，飞也似的向后街跑去。我在后面追都追不上。
后街的两旁，站了不少乡亲，都在窃窃私语。一辆两匹大洋马拉的马车，风驰电掣般向这边驶了过来。前座上，坐着驾车的日本兵。车座里，杨老师被反绑着。弟弟一看见杨老师，全身像着了火，挤出人群飞跑着追了过去。他没有看到后面还有一辆马车，坐着松本、日本宪兵和警官，正飞奔过来。马车把弟弟撞倒了，右车轮从他的肚子上轧了过去。
马车停了下来。两个警察向这里飞跑着。松本回过头一看，一个小孩横躺在车轮下的血泊里，已经断了气，小嘴旁边却有一撮大米饭。他严厉地对两个警察吼着：“大米饭，大米饭，你们看清的？……经济犯，经济犯……”
两个警察立正站着：“是！”
松本掀了掀鼻子，向身旁的日本宪兵一挥手，马车“咯吱吱”地驶走了。
我吓得掉了魂，没命地号哭着跑回家中。妈妈一听弟弟惨死的消息，当时晕了过去。我又跑到源茂烧锅去找爸爸，爸爸正在劈样子（即劈木柴）。他立刻放下手里的活儿，急忙和我一起奔到后街。邻居张大爷见爸爸急如星火的样子，拦住他低声说：“大老郭，你可不能去呀！孩子是死了。你要去认尸，他们会抓你的经济犯哩！”
爸爸的脑瓜像遭了雷击一样，一时六神无主，停住了脚步，远远望着弟弟的尸体，眼泪像雨水似的流泻着，喃喃地说：“柱子，可怜的孩子，是爸爸害了你……我不该……让你一人在家，不该……买大米给你吃呀……”他悲痛地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张大爷拉着爸爸的手：“先回家吧，到晚上，再把孩子偷回来，安葬了。”
天黑下来了。没有月亮，也没有一颗星星，四下黑沉沉、静悄悄的，只能听到柳河潺潺的流水声。爸爸妈妈和我，怀着对弟弟无限的怜爱，对日本鬼子的刻骨仇恨，摸索着来到后街。我们指望着把弟弟抱回来。可是，弟弟已从街心被人挪到路边。电线杆上，挂了一盏马灯。在昏黄的灯光下，站着两个木头人似的警察。噢，收尸已不可能了，我们一家人低声哭泣起来，就和柳河水在低声呜咽一样……
骤然，墨黑的天空里，闪电像一把长长的利剑，从密布的阴云中劈刺下来，接着是轰轰隆隆的雷声、摇天撼地的狂风。
闪电，惊雷，狂风，既是对无辜死者的哀悼，也是对侵略强盗的控诉……
1945年的“八一五”，日寇投降了，东北光复了。我念完了师范学校，当了小学教师。每当清晨和孩子们一起举行升旗仪式时，我总想起弟弟，想起他用一双祈求的大眼睛，急迫地问我：“姐姐，咱们是中国人，真的吗？”亲爱的可怜的弟弟呀，你只活了七岁，没有看到祖国的解放。我用内心的声音回答弟弟：“是的，咱们是中国人；而且，我和我的学生们，都是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了！”
祖国，伟大的母亲，我们热爱你，和你永远不分离啊！
原载《东方少年》1982年第7期
---------------------------------------------------------------------------------------------
这篇文章让我小的时候深受感动,所以,在反法西斯战争60年,安慰一下那些为了幸福而努力,却没有看到新中国的人们吧.
回复Comments
{commenttime}{commentauthor}
{CommentUrl}
{comment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