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乡的米沃什
南方周末 2004-08-26 15:22:08
□本报驻京记者 夏榆
即使是流亡他国，客居异乡，米沃什也没有失去作为一个作家的独立姿态。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
1996年10月6日的夜晚，中国旅美学者杨小滨在耶鲁大学见到米沃什的时候并没有新奇的感觉。“那时候米沃什来耶鲁大学朗诵他的诗歌，去的人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可能也就是几十人，耶鲁经常会有各种人物来，可能人们并不在意东欧的一个什么诗人，作家在美国不算主流，哪怕是得诺贝尔文学奖。美国人自我，不大在意一个流亡的诗人。那时候米沃什看上去是有些落寞。”杨小滨说。
2004年8月14日中午，米沃什在其位于克拉科夫的家中去世。
获悉米沃什去世消息的时候，诗人西川正在新疆的塔什库尔干，当时还有其他的诗人，西川立刻把消息告诉了其他的诗人。虽然知道米沃什已经九十多岁了，但是大家还是感到难受。“实际上米沃什不仅仅是一个诗人，当然作为一个诗人他是伟大的，但是他不仅仅是一个诗人。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一个经典作家。他等于是20世纪的一个见证人，他对很多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的看法已经远远超出一个诗人的身份。他也并不完全是一个思想家，但是他启发了思想家。”
他是一个知道事情所有复杂性的人
口述：崔卫平（学者、作家）
米沃什给我的感觉，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获者的那种荣耀和炫目。
米沃什是个比较复杂的人，很难把他概括成某一类，或者很难简单地把他说清楚。很多人概括了米沃什的很多特点，但还是很难把握住他的特点。我看到一部《战后东欧文学史》，里边介绍米沃什的时候说他可能是一个多样性的牺牲品。因为他做的事情太多了。他又是诗人，又是翻译家，写随笔，写长篇小说，做学术研究，他长期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波兰文学，到了晚年，他开始用波兰语翻译《圣经》，他的整个面貌比较复杂。
米沃什一直是一个另类，一直是一个很难被环境吸收的人。1951年他离任出走。他出走是有争议的。我不同意说他是在反对苏联集团，因为他实际上是很低调的人。他在流亡期间是惟一一个拒绝给《自由欧洲之声》写稿的人，《自由欧洲之声》是西方反苏联集权的一个重要宣传工具，它的读者就是东欧阵营，但米沃什拒绝给他们写稿。我想说的是，米沃什不是一个单向度的人，他早年有左派倾向，但是他又选择出走流亡，然而在出走和流亡之中他又拒绝诋毁他的祖国。他是一个知道事情所有复杂性的人，也是一个政治观念很淡薄的人，他不是异议分子。他是一个诗人，是一个向往自由创作的人。
我觉得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也是一个深受折磨的人，关于身份的模糊性，关于要不要坚持原则，他要面对自己的软弱，承担自己的软弱，面对自己内心道德上的焦虑，他不直接判断善恶是非，也不直接给定是非的界线，面对自己的悲惨、不幸、软弱和罪责，他把这些东西以一种非常节制的方式吞吞吐吐地表达出来。有时候承受不住内心的压力，他会写一些自然景色给人安慰，这是他的一个良知的表现。
1953年他写出了《被禁锢的头脑》。他关心的是人的精神自由，这是一个作家始终坚持的立场。他秉承着一个作家对于个人心灵自由的敏感所在写出了这部书，这部书在西方影响非常大。
1953年他到了巴黎，直到1960年。他在巴黎过得比较惨。经常没有钱，没有正式的工作，日子过得比较艰难。从1951年到1960年他的诗歌写得很少，我们可以想象他内心所受到的煎熬。或许是因为忙于生计，他后来去了美国，到了美国以后他的诗歌开始出现，他一直用波兰语写诗，用英文写作，用英文教书。他后来一直感谢美国，到了美国他的生活是有保障的。
有一个美国作家说米沃什的诗始终处于一种受威胁状态，而且是一种被监视的写作。如果说被监视实际上是两道线，一个是他的祖国，一个是他的良知，因为他在波兰生活的时间很短，如果说有监视，那他就是被自己的良知所监视。因为只有他能看到自己。
有人说米沃什是一个宽容的人，我倒是觉得他是一个培养我们宽容的人。真的，我不认为他是伟大的人，我认为他是个诚实的人，诚实到承认自己的软弱，也能面对它。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他有面对自己软弱的勇气。在一个绝对的年代，一个冷战的年代，他用写作担当起自己的责任。
他是一个冲破了诗歌抒情限制的诗人
口述：西川（诗人、作家）
我最早接触米沃什的诗歌是看到他的一首诗《鲜花广场》，那是罗马的一个广场，他在诗里写一些暴民当年就是在这个广场烧掉布鲁诺，后来这个广场又经历战争的洗劫，一些人被炸上了天。米沃什的历史感是很多欧美诗人不具备的。因为以往我们更多从西方的诗歌里学到的是技巧。但是我们读了米沃什就知道我们必须要面对生活。
我翻译《米沃什词典》是受出版社委托，他们一问我，我就说好吧。我知道米沃什很重要，也知道这几年在中国很多诗人喜欢米沃什，而且很多人都在写他，但是写的米沃什我觉得不大对头，他们总是把他混同于欧美诗人，或者混同于美国诗人，他的东欧背景被很多人所忽略。我在翻译《米沃什词典》，越翻越觉得他跟所有的美国诗人都不一样。他的东欧背景对他非常重要。我在前言里写到波兰和他的家乡维尔诺是他认识世界的一个背景，是评判欧美的一个他证。而且他把故乡和波兰当成他展开道德想象力和历史想象力的一个支点。
米沃什身上不仅仅具有强烈的文化色彩和历史色彩，还有道德色彩，这个在别的诗人那里很难见到。很多诗人不具备这种道德性。对于一个美国作家，道德感可能不重要。对于像米沃什那样出生于波兰社会的作家，道德感当然重要。
米沃什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诗人，他不是一个抒情诗人。曾经也有人批评说米沃什诗歌抒情性的不足，但他是一个冲破了诗歌抒情限制的诗人，他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文化良心。诗人有很多角色。我想首先一个社会需要表达，我说的这种表达不是歌舞升平的表达，也不是插科打诨的表达，那是一种真正的表达。他要表达出灵魂深处的一种声音，这是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种表达中他应该表现出怀疑的精神，对现实的怀疑精神，对文化的透视力，我们现在已经不说诗人是先知，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一个时代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诗人对于生活有限的挽救。
米沃什对于他那个时代的持久的关注，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构成他强烈的个人风格，米沃什反对一种现行观念的勇气很令我感动。我甚至觉得20世纪有这样一个诗人也算不上那么丢脸。因为每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个、两个真正优秀的诗人。
他非常复杂，非常丰富
口述：林洪亮（学者、翻译家）
虽然我在1984年获波兰政府颁发的“波兰文化功勋奖章”，在2000年获波兰总统颁发的“十字骑士功勋的奖章”，但是在1980年以前我不知道米沃什这个名字。
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也不了解米沃什。作为叛逃作家，国内不会去介绍他。当时我们学波兰语的几个人也不知道。就是看到他的选集，老师也不会讲。
1981年，米沃什受邀回波兰，当时文学界分成亲政府派和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反对派热烈欢迎米沃什的到来，将其作为代表和精神领袖，以增强自己的势力。亲政府的作家也欢迎他的到来，以此表现他们的改革和开放。
1980年后我开始收集米沃什的资料，国内做波兰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只有三个人，我是最早介绍研究米沃什的。当时法国出了他一套文集，我们就订了一套。那个时候国内对米沃什的状况都不了解。当时从英文翻的名字都很乱，很多波兰文没有相应的英文字母。比如米沃什这个“什”字，英文没有这个字，开始很多人把他翻译成米罗斯，这个“斯”被翻成各种不一样的“斯”，后来才被慢慢地纠正。
像我们这样长久在大陆主流的文化语境下生活，接触他的诗歌有一定冲击。他的诗歌里更多的是关注人类和真理性的东西。他的题材、他的思想从1950年代他刚出去的那段时间就开始变化了，变得更开阔。
禁锢被打破，接触米沃什作品，阅读他的文字，感觉他的诗非常丰富，很难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他就是非常复杂，非常丰富。1985年以后我们的工作量就大了，国内好多杂志比如《诗刊》还有地方的一些杂志都有刊登米沃什的诗歌。当时在中国诗歌界，阅读米沃什成了一股潮流。
他在没有土壤的地方吸取养分
口述：林贤治（编辑、批评家）
布洛茨基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觉得他是能够真正担当得起“伟大”两个字。
一般的仅仅在艺术上有很高造诣的作家未必能担当得起这两个字。20世纪是被称为死亡的世纪，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世纪，是大屠杀的世纪。这个世纪的伟大作家必然要关注整个人类的存在，而且要非常执著于这种存在，把他的写作作为干预这种多难世纪的手段，这样的作家从人格的完整、思想的深入上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样的作家才称得上是伟大的作家。
米沃什是个怀有自由理想和个人尊严的作家，他的独立和尊严是和自由结合在一起的。当自由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就起来反抗。就像他当年从事反对纳粹暴政的抵抗运动一样，当自由受到限制的时候，他就选择出走。当他到了美国以后，进入到美国主流文化系统，自由有可能变质的时候，他坚持他自己是一个小地方人的独立姿态。他始终心系波兰，一直坚持用波兰语写作诗歌。他的写作是一个苦难民族的历史镜面。对于每一个当代诗人来说，波罗的海人的问题，比风格、格律和隐喻重要的多。他自称是一个亲西方主义者，他的整个价值观也受到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一直警告东欧作家不要盲从西方，他公开表示对东欧那些迎合西方文化市场的写作不抱好感。他反对用肉体写作代替灵魂写作，他提出人要实现两个解放，一个是从对思想的屈从解放出来，一个是从对市场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在美国那里，他看到从波兰看不到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流亡美国的波兰人，他也能看到美国人看不到的东西。这就是他非常清醒的地方。
1980年诺贝尔授奖辞里说米沃什具有传教士的品质，说他也有帕斯卡尔的风格。说传教士你就想到教义，但是在米沃什那里不是教条，而是道义。这是作家必须具备的道义感，对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米沃什的诗里充满哲学的沉思。除了道义感，除了对自由的沉思，他的诗歌中还有非常丰富的人性的成分，他的诗非常温暖。道义、哲思和人性，他把这三者融合到一起，这样的作家已经非常稀少。
米沃什作为人类和波兰民族的良心，自由是引导他的看不见的灵魂，而政治是他脚下的道路。他给我的感觉就像一棵橡树，他在没有土壤的地方吸取养分，他在空虚中呼唤真理和道义。即使在倒下的时候也充满正直和尊严。
他是欧洲文明的守护者
口述：一平（作家、旅美学者）
1989年，米沃什再次回波兰，之后他经常回波兰，以后他长久地居住在克拉科夫。
克拉科夫代表波兰古老的文化，曾经是波兰的首都，那里有波兰最重要的建筑和王宫。由于俄国的统治，华沙也有俄国的色彩。波兰人对克拉科夫更具有感情。
我初到波兰的时候，米沃什似乎还没有在波兰定居。他只是偶尔往返于克拉科夫。在波兰米沃什有很高的威望，米沃什对波兰人有几个意义：首先他是波兰民族的荣誉，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由于波兰的不幸历史，波兰人的民族荣誉感很强，相对而言也就是他们有自卑感。米沃什为波兰人获得了世界荣誉，自然对他们重要。还有，米沃什代表波兰文化传统，他是很典型的波兰作家，继承了欧洲和波兰文化的传统。
他偶尔回来的时候就能看到电视对他的报道。但是他也是个有争议的人。我的一个波兰学生就跟我说：他热爱波兰，为什么不回到波兰？我觉得米沃什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实际上他很能代表波兰人，他身上带有很强的波兰人的气质，我们说他高贵，或者说他是一个非常自尊的人，他在生活中的表现，他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都能让人看到他自尊的品性。但他也是一个内心有剧烈冲突的人。一个更深刻的作家，他的内心一定有强烈的冲突，米沃什是从反传统的道路上走出来的，他的很大的一个意义是看守欧洲的传统文化，他是欧洲文明的守护者。很多人把他跟索尔仁尼琴比较，但米沃什和索尔仁尼琴不一样，他是典型的波兰人，始终关注时代和他的祖国，他的作品和现实保持直接的关系，但是他又是驻守传统的人，似乎可以说他有着欧洲古老的灵魂。
在今天这样的作家已经不多了，他重视个人的自由和精神，由此而关注现实的人文状态。应该说，他有波兰的浪漫主义的传统，比如他的抒情性、对完美精神的幻想。当然，他非常节制，没有那种无制约的扩张性，在这点上他是古典的；同时千万别忽视他是现代作家。伟大的作家总是能恰当地融合。但是他不是我个人喜欢的作家，他的自我保护性太强，过于自爱。
美国大多作家比较尊重米沃什，因为他是欧洲文化的继承者。今天是大众文化时代，而米沃什代表精致文化。
米沃什肖像
米沃什，1911年出生于立陶宛维尔诺附近的基日达尼，成长于维尔诺。维尔诺是一个原始的民俗传统与复杂的历史遗产并存的城镇，当地人的生活与一种尚未污染的自然密切联系着。1929年他在斯泰凡·巴托雷大学攻读法律。四年后发表第一部诗集《三个冬天》。1934年大学毕业后在巴黎留学两年，回国后在波兰电台文学部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米沃什是一个比较被看好的波兰文学新星。他是一个庄园主的儿子，他的家庭在当地属于社会精英，1930年代米沃什投入先锋文学运动，在一个先锋文学的小圈子里边，办刊物，发表作品，他的志向是当一个先锋诗人，1933年，他22岁，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所有的一切摧垮了，历史的灾难把他拖入了一个深渊之中。1940年，米沃什去了华沙，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那个时期他编过一本诗集，叫《独立之歌》。
米沃什到了华沙，华沙和他所生活的维尔诺有相似的地方，那是一个强权要争夺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很难选择自己的身份，他们只能选择不同的入侵者。每次新的政府来了，在不同的街道上，人们都要在墙上粉刷不同的标语，人们要换新的护照，一些学校也要换新的语言。1944年8月，华沙起义，火光冲天63天，20万人死在华沙街头。米沃什在33岁时候经历这些事情。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敏感的是死去的人们，包括那些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生命的年轻人。
纳粹的暴行和种族灭绝、战争和压迫将米沃什的梦想毁灭殆尽。他开始参加反纳粹暴政的地下抵抗运动。
战后，米沃什在波兰外交部供职，曾先后任波兰驻美国和法国使馆文化专员。
1951年，米沃什离开波兰，定居巴黎，成为一名自由作家。1960年到美国，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任教。他在国外发表了20多部诗集和小说，主要的有《白昼之光》、《冬日之钟》、《面向河流》、《诗歌集》、《拆散的笔记簿》及长篇小说《权力的攫取》、《伊萨谷》等。
1978年，米沃什在美国获得由《今日世界文学》杂志颁发的诺斯达特国际文学奖的时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布洛茨基说：“米沃什是我们时代伟大的诗人之一，或许是最伟大的。”
1980年，米沃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拉尔斯·吉伦斯坦在授奖辞中说：“米沃什的生活一开始就以分裂和瓦解为标志。在外在和内在的意义上，他都是一个被流放的作家。紧张和对比是米沃什的艺术和人生观的特征。据他说，作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给读者创造一个将日常生活变得惊心动魄的境界’——‘保护我们免于巨大的沉默’，并且告诉我们始终如一的做人是多么困难。”
维尔诺作为米沃什的故乡，成为他日后写作的源泉。维尔诺带给他的不仅是美好，更重要的是赋予米沃什强大的现实感和历史感。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兰诗人西缪斯·希尼在评价米沃什时说：“作为一个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伟大在于，他具有直抵问题核心并径直作出回答的天赋，无论这种问题是道德的、政治的、艺术的，还是自身的，———他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拥有暧昧难言的特权，能比我们认知和承受更多的现实。”
1989年，米沃什获准回国定居。
南方周末 2004-08-26 15:22:08
□本报驻京记者 夏榆
即使是流亡他国，客居异乡，米沃什也没有失去作为一个作家的独立姿态。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
1996年10月6日的夜晚，中国旅美学者杨小滨在耶鲁大学见到米沃什的时候并没有新奇的感觉。“那时候米沃什来耶鲁大学朗诵他的诗歌，去的人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可能也就是几十人，耶鲁经常会有各种人物来，可能人们并不在意东欧的一个什么诗人，作家在美国不算主流，哪怕是得诺贝尔文学奖。美国人自我，不大在意一个流亡的诗人。那时候米沃什看上去是有些落寞。”杨小滨说。
2004年8月14日中午，米沃什在其位于克拉科夫的家中去世。
获悉米沃什去世消息的时候，诗人西川正在新疆的塔什库尔干，当时还有其他的诗人，西川立刻把消息告诉了其他的诗人。虽然知道米沃什已经九十多岁了，但是大家还是感到难受。“实际上米沃什不仅仅是一个诗人，当然作为一个诗人他是伟大的，但是他不仅仅是一个诗人。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一个经典作家。他等于是20世纪的一个见证人，他对很多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的看法已经远远超出一个诗人的身份。他也并不完全是一个思想家，但是他启发了思想家。”
他是一个知道事情所有复杂性的人
口述：崔卫平（学者、作家）
米沃什给我的感觉，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获者的那种荣耀和炫目。
米沃什是个比较复杂的人，很难把他概括成某一类，或者很难简单地把他说清楚。很多人概括了米沃什的很多特点，但还是很难把握住他的特点。我看到一部《战后东欧文学史》，里边介绍米沃什的时候说他可能是一个多样性的牺牲品。因为他做的事情太多了。他又是诗人，又是翻译家，写随笔，写长篇小说，做学术研究，他长期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波兰文学，到了晚年，他开始用波兰语翻译《圣经》，他的整个面貌比较复杂。
米沃什一直是一个另类，一直是一个很难被环境吸收的人。1951年他离任出走。他出走是有争议的。我不同意说他是在反对苏联集团，因为他实际上是很低调的人。他在流亡期间是惟一一个拒绝给《自由欧洲之声》写稿的人，《自由欧洲之声》是西方反苏联集权的一个重要宣传工具，它的读者就是东欧阵营，但米沃什拒绝给他们写稿。我想说的是，米沃什不是一个单向度的人，他早年有左派倾向，但是他又选择出走流亡，然而在出走和流亡之中他又拒绝诋毁他的祖国。他是一个知道事情所有复杂性的人，也是一个政治观念很淡薄的人，他不是异议分子。他是一个诗人，是一个向往自由创作的人。
我觉得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也是一个深受折磨的人，关于身份的模糊性，关于要不要坚持原则，他要面对自己的软弱，承担自己的软弱，面对自己内心道德上的焦虑，他不直接判断善恶是非，也不直接给定是非的界线，面对自己的悲惨、不幸、软弱和罪责，他把这些东西以一种非常节制的方式吞吞吐吐地表达出来。有时候承受不住内心的压力，他会写一些自然景色给人安慰，这是他的一个良知的表现。
1953年他写出了《被禁锢的头脑》。他关心的是人的精神自由，这是一个作家始终坚持的立场。他秉承着一个作家对于个人心灵自由的敏感所在写出了这部书，这部书在西方影响非常大。
1953年他到了巴黎，直到1960年。他在巴黎过得比较惨。经常没有钱，没有正式的工作，日子过得比较艰难。从1951年到1960年他的诗歌写得很少，我们可以想象他内心所受到的煎熬。或许是因为忙于生计，他后来去了美国，到了美国以后他的诗歌开始出现，他一直用波兰语写诗，用英文写作，用英文教书。他后来一直感谢美国，到了美国他的生活是有保障的。
有一个美国作家说米沃什的诗始终处于一种受威胁状态，而且是一种被监视的写作。如果说被监视实际上是两道线，一个是他的祖国，一个是他的良知，因为他在波兰生活的时间很短，如果说有监视，那他就是被自己的良知所监视。因为只有他能看到自己。
有人说米沃什是一个宽容的人，我倒是觉得他是一个培养我们宽容的人。真的，我不认为他是伟大的人，我认为他是个诚实的人，诚实到承认自己的软弱，也能面对它。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他有面对自己软弱的勇气。在一个绝对的年代，一个冷战的年代，他用写作担当起自己的责任。
他是一个冲破了诗歌抒情限制的诗人
口述：西川（诗人、作家）
我最早接触米沃什的诗歌是看到他的一首诗《鲜花广场》，那是罗马的一个广场，他在诗里写一些暴民当年就是在这个广场烧掉布鲁诺，后来这个广场又经历战争的洗劫，一些人被炸上了天。米沃什的历史感是很多欧美诗人不具备的。因为以往我们更多从西方的诗歌里学到的是技巧。但是我们读了米沃什就知道我们必须要面对生活。
我翻译《米沃什词典》是受出版社委托，他们一问我，我就说好吧。我知道米沃什很重要，也知道这几年在中国很多诗人喜欢米沃什，而且很多人都在写他，但是写的米沃什我觉得不大对头，他们总是把他混同于欧美诗人，或者混同于美国诗人，他的东欧背景被很多人所忽略。我在翻译《米沃什词典》，越翻越觉得他跟所有的美国诗人都不一样。他的东欧背景对他非常重要。我在前言里写到波兰和他的家乡维尔诺是他认识世界的一个背景，是评判欧美的一个他证。而且他把故乡和波兰当成他展开道德想象力和历史想象力的一个支点。
米沃什身上不仅仅具有强烈的文化色彩和历史色彩，还有道德色彩，这个在别的诗人那里很难见到。很多诗人不具备这种道德性。对于一个美国作家，道德感可能不重要。对于像米沃什那样出生于波兰社会的作家，道德感当然重要。
米沃什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诗人，他不是一个抒情诗人。曾经也有人批评说米沃什诗歌抒情性的不足，但他是一个冲破了诗歌抒情限制的诗人，他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文化良心。诗人有很多角色。我想首先一个社会需要表达，我说的这种表达不是歌舞升平的表达，也不是插科打诨的表达，那是一种真正的表达。他要表达出灵魂深处的一种声音，这是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种表达中他应该表现出怀疑的精神，对现实的怀疑精神，对文化的透视力，我们现在已经不说诗人是先知，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一个时代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诗人对于生活有限的挽救。
米沃什对于他那个时代的持久的关注，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构成他强烈的个人风格，米沃什反对一种现行观念的勇气很令我感动。我甚至觉得20世纪有这样一个诗人也算不上那么丢脸。因为每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个、两个真正优秀的诗人。
他非常复杂，非常丰富
口述：林洪亮（学者、翻译家）
虽然我在1984年获波兰政府颁发的“波兰文化功勋奖章”，在2000年获波兰总统颁发的“十字骑士功勋的奖章”，但是在1980年以前我不知道米沃什这个名字。
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也不了解米沃什。作为叛逃作家，国内不会去介绍他。当时我们学波兰语的几个人也不知道。就是看到他的选集，老师也不会讲。
1981年，米沃什受邀回波兰，当时文学界分成亲政府派和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反对派热烈欢迎米沃什的到来，将其作为代表和精神领袖，以增强自己的势力。亲政府的作家也欢迎他的到来，以此表现他们的改革和开放。
1980年后我开始收集米沃什的资料，国内做波兰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只有三个人，我是最早介绍研究米沃什的。当时法国出了他一套文集，我们就订了一套。那个时候国内对米沃什的状况都不了解。当时从英文翻的名字都很乱，很多波兰文没有相应的英文字母。比如米沃什这个“什”字，英文没有这个字，开始很多人把他翻译成米罗斯，这个“斯”被翻成各种不一样的“斯”，后来才被慢慢地纠正。
像我们这样长久在大陆主流的文化语境下生活，接触他的诗歌有一定冲击。他的诗歌里更多的是关注人类和真理性的东西。他的题材、他的思想从1950年代他刚出去的那段时间就开始变化了，变得更开阔。
禁锢被打破，接触米沃什作品，阅读他的文字，感觉他的诗非常丰富，很难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他就是非常复杂，非常丰富。1985年以后我们的工作量就大了，国内好多杂志比如《诗刊》还有地方的一些杂志都有刊登米沃什的诗歌。当时在中国诗歌界，阅读米沃什成了一股潮流。
他在没有土壤的地方吸取养分
口述：林贤治（编辑、批评家）
布洛茨基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觉得他是能够真正担当得起“伟大”两个字。
一般的仅仅在艺术上有很高造诣的作家未必能担当得起这两个字。20世纪是被称为死亡的世纪，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世纪，是大屠杀的世纪。这个世纪的伟大作家必然要关注整个人类的存在，而且要非常执著于这种存在，把他的写作作为干预这种多难世纪的手段，这样的作家从人格的完整、思想的深入上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样的作家才称得上是伟大的作家。
米沃什是个怀有自由理想和个人尊严的作家，他的独立和尊严是和自由结合在一起的。当自由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就起来反抗。就像他当年从事反对纳粹暴政的抵抗运动一样，当自由受到限制的时候，他就选择出走。当他到了美国以后，进入到美国主流文化系统，自由有可能变质的时候，他坚持他自己是一个小地方人的独立姿态。他始终心系波兰，一直坚持用波兰语写作诗歌。他的写作是一个苦难民族的历史镜面。对于每一个当代诗人来说，波罗的海人的问题，比风格、格律和隐喻重要的多。他自称是一个亲西方主义者，他的整个价值观也受到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一直警告东欧作家不要盲从西方，他公开表示对东欧那些迎合西方文化市场的写作不抱好感。他反对用肉体写作代替灵魂写作，他提出人要实现两个解放，一个是从对思想的屈从解放出来，一个是从对市场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在美国那里，他看到从波兰看不到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流亡美国的波兰人，他也能看到美国人看不到的东西。这就是他非常清醒的地方。
1980年诺贝尔授奖辞里说米沃什具有传教士的品质，说他也有帕斯卡尔的风格。说传教士你就想到教义，但是在米沃什那里不是教条，而是道义。这是作家必须具备的道义感，对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米沃什的诗里充满哲学的沉思。除了道义感，除了对自由的沉思，他的诗歌中还有非常丰富的人性的成分，他的诗非常温暖。道义、哲思和人性，他把这三者融合到一起，这样的作家已经非常稀少。
米沃什作为人类和波兰民族的良心，自由是引导他的看不见的灵魂，而政治是他脚下的道路。他给我的感觉就像一棵橡树，他在没有土壤的地方吸取养分，他在空虚中呼唤真理和道义。即使在倒下的时候也充满正直和尊严。
他是欧洲文明的守护者
口述：一平（作家、旅美学者）
1989年，米沃什再次回波兰，之后他经常回波兰，以后他长久地居住在克拉科夫。
克拉科夫代表波兰古老的文化，曾经是波兰的首都，那里有波兰最重要的建筑和王宫。由于俄国的统治，华沙也有俄国的色彩。波兰人对克拉科夫更具有感情。
我初到波兰的时候，米沃什似乎还没有在波兰定居。他只是偶尔往返于克拉科夫。在波兰米沃什有很高的威望，米沃什对波兰人有几个意义：首先他是波兰民族的荣誉，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由于波兰的不幸历史，波兰人的民族荣誉感很强，相对而言也就是他们有自卑感。米沃什为波兰人获得了世界荣誉，自然对他们重要。还有，米沃什代表波兰文化传统，他是很典型的波兰作家，继承了欧洲和波兰文化的传统。
他偶尔回来的时候就能看到电视对他的报道。但是他也是个有争议的人。我的一个波兰学生就跟我说：他热爱波兰，为什么不回到波兰？我觉得米沃什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实际上他很能代表波兰人，他身上带有很强的波兰人的气质，我们说他高贵，或者说他是一个非常自尊的人，他在生活中的表现，他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都能让人看到他自尊的品性。但他也是一个内心有剧烈冲突的人。一个更深刻的作家，他的内心一定有强烈的冲突，米沃什是从反传统的道路上走出来的，他的很大的一个意义是看守欧洲的传统文化，他是欧洲文明的守护者。很多人把他跟索尔仁尼琴比较，但米沃什和索尔仁尼琴不一样，他是典型的波兰人，始终关注时代和他的祖国，他的作品和现实保持直接的关系，但是他又是驻守传统的人，似乎可以说他有着欧洲古老的灵魂。
在今天这样的作家已经不多了，他重视个人的自由和精神，由此而关注现实的人文状态。应该说，他有波兰的浪漫主义的传统，比如他的抒情性、对完美精神的幻想。当然，他非常节制，没有那种无制约的扩张性，在这点上他是古典的；同时千万别忽视他是现代作家。伟大的作家总是能恰当地融合。但是他不是我个人喜欢的作家，他的自我保护性太强，过于自爱。
美国大多作家比较尊重米沃什，因为他是欧洲文化的继承者。今天是大众文化时代，而米沃什代表精致文化。
米沃什肖像
米沃什，1911年出生于立陶宛维尔诺附近的基日达尼，成长于维尔诺。维尔诺是一个原始的民俗传统与复杂的历史遗产并存的城镇，当地人的生活与一种尚未污染的自然密切联系着。1929年他在斯泰凡·巴托雷大学攻读法律。四年后发表第一部诗集《三个冬天》。1934年大学毕业后在巴黎留学两年，回国后在波兰电台文学部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米沃什是一个比较被看好的波兰文学新星。他是一个庄园主的儿子，他的家庭在当地属于社会精英，1930年代米沃什投入先锋文学运动，在一个先锋文学的小圈子里边，办刊物，发表作品，他的志向是当一个先锋诗人，1933年，他22岁，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所有的一切摧垮了，历史的灾难把他拖入了一个深渊之中。1940年，米沃什去了华沙，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那个时期他编过一本诗集，叫《独立之歌》。
米沃什到了华沙，华沙和他所生活的维尔诺有相似的地方，那是一个强权要争夺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很难选择自己的身份，他们只能选择不同的入侵者。每次新的政府来了，在不同的街道上，人们都要在墙上粉刷不同的标语，人们要换新的护照，一些学校也要换新的语言。1944年8月，华沙起义，火光冲天63天，20万人死在华沙街头。米沃什在33岁时候经历这些事情。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敏感的是死去的人们，包括那些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生命的年轻人。
纳粹的暴行和种族灭绝、战争和压迫将米沃什的梦想毁灭殆尽。他开始参加反纳粹暴政的地下抵抗运动。
战后，米沃什在波兰外交部供职，曾先后任波兰驻美国和法国使馆文化专员。
1951年，米沃什离开波兰，定居巴黎，成为一名自由作家。1960年到美国，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任教。他在国外发表了20多部诗集和小说，主要的有《白昼之光》、《冬日之钟》、《面向河流》、《诗歌集》、《拆散的笔记簿》及长篇小说《权力的攫取》、《伊萨谷》等。
1978年，米沃什在美国获得由《今日世界文学》杂志颁发的诺斯达特国际文学奖的时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布洛茨基说：“米沃什是我们时代伟大的诗人之一，或许是最伟大的。”
1980年，米沃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拉尔斯·吉伦斯坦在授奖辞中说：“米沃什的生活一开始就以分裂和瓦解为标志。在外在和内在的意义上，他都是一个被流放的作家。紧张和对比是米沃什的艺术和人生观的特征。据他说，作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给读者创造一个将日常生活变得惊心动魄的境界’——‘保护我们免于巨大的沉默’，并且告诉我们始终如一的做人是多么困难。”
维尔诺作为米沃什的故乡，成为他日后写作的源泉。维尔诺带给他的不仅是美好，更重要的是赋予米沃什强大的现实感和历史感。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兰诗人西缪斯·希尼在评价米沃什时说：“作为一个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伟大在于，他具有直抵问题核心并径直作出回答的天赋，无论这种问题是道德的、政治的、艺术的，还是自身的，———他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拥有暧昧难言的特权，能比我们认知和承受更多的现实。”
1989年，米沃什获准回国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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