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弹读书

      ::水痕专栏:: 2004-8-28 9:12
其一

李银河出版了王小波写给她的情书,抽了很高的版税,听说在北京买了一所颇大的房子,与其女秘书同居着。
一时不知该做何感想!我对于同性恋或者双性恋没有丁点偏见,写作《恶之花》的波特莱尔本人就是同性恋,还有李银河女士研究的福柯,也是一位众所周知的同性恋,他曾说过只要男人和男人的婚姻不被承认,就谈不上什么文明。但后来他死于爱滋病。
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套一句老话,我不做同性恋,但我捍卫别人做同性恋的权利。
再说,死者已逝,李银河女士完全有权利开始她(他)的第二春。
只是,这样踏着死者的肩膀前进的方式,对于怀念王小波的人来说,不次于吃了一只死苍蝇般恶心。
从个人情感而言,我完全无法接受李银河的做法,更断断不会去读那些情书。那是王小波写给他心爱的女人的,我等是“非礼勿视”;现在,它们成了李银河女士用以名利双收的手段,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王小波爱好者的嘲弄,是一种炫耀。令人齿寒。
夜晚,一个人读林觉民的《与妻书》,几次欲泣。“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林觉民临终前如此叮嘱没有谋生能力的妻子,王小波必然不曾如此叮嘱李银河,因为李银河完全可以凭她自己的能力过得很好。情书出版不是没有先例,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都由写作者授意许可,但意味就是相距千里。
爱情是私密的事。王小波生前没有出版情书,恐怕因为这是他与李银河的爱情场地,是旁人不便介入的,是不能公诸于世的“个人领地”。他珍惜这种私密,这些情书只为他的李银河而写,并非为了名或利,无需公开。出版后,全国人民翻阅着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情书,蜚短流长,便不再是专属王小波与李银河的二人世界了。更何况,还抽了那么高的版税,还买了一所大房子。呜呼小波!
白朗宁在诗中说:“爱情啊,古往今来多少人借你的名义行凶。”
古往今来,多少人打着爱情的名号,行的却是苟且之事。在如今的环境氛围里,读林觉民的《与妻书》,很熟悉,因为其中有太多的句子被用滥,可是出现在这样一篇绝笔里,大义中见深情,才开始明白这些句子是的的确确的情之所至。再读,为林觉民朴素的信仰而感动,没有“为全人类解放”之类的豪言壮语,他之慷慨就义,只是“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
言不尽义,将《与妻书》附上,各人解读吧!


与妻书
  
作者:林觉民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书竟,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辞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棲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並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
  
   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生平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忍。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摹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寻我乎!一恸!
  
   辛亥三月念六**夜四鼓,意洞手书。
  
   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



其二

两个多月前,陈村在网上的布衣书局淘得一本《油印本〈鲁迅传〉创作组访谈记录》,1960年印,内部资料。在网上公布了其中的一些内容,极具史料价值。
其中关于沈从文的一段尤其引人注目,特全文拷贝如下:
  
访问沈从文同志记录
  1960.4.24
  
  (一)
  胡适实际上很浅薄,他的一些文学上的见介和几位大弟子一样的,他发表什么,提倡什么,有时候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他一会儿忽然想搞“水经注”,一会儿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浅薄无聊,他连卞之琳的十四行诗也读不懂的,他从来不敢想过搞中国文化史,在文学上也没有什么抱负,因为他本身没有多大能耐。他看了他的学生冯有兰的“中国哲学史”,吓得连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也不敢写了。
  他是依靠控制庚款起家的,惯于吹捧,到处拉手,周旋于英美公使、买办、政客、军阀、官僚之间,吹拍逢迎,他靠了用庚款津贴的几个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等机构,成为学界一霸他是“对内学阀,对外买办”。
  他的一些弟子,靠了他庚款的势力,分布国内,像罗家伦长燕京大学,傅斯年打入研究院……胡适每年要做一次生日,分布在各地的弟子都赶来贺生日。他的弟子,想利用胡适这个买办去国际上走走,都对他捧场。
  胡适当时他不想做官,因为做官不上算,做了什么长,一有变动就要下来,他想造成在野名流地位,自己执牛耳,和英美密切联系,靠庚款,抓学会,名利双收。
  胡适在上海时,住极司非尔路三号,每天要接见许多客人,外国的多,中国的也不少,谈论天下古今,言不及义,应酬时连声“嗯、嗯、嗯”不时打哈哈,谈到一些小问题,眉飞色舞。到晚上,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尝试集”之类的新诗来自我欣赏,以为是最大的乐趣,有一次客人走后,他拿一首“我就来了”的新诗在灯下念,得意死了。
  p.151
  胡适曾加入扶轮社(是否是“三K党”,不知道)
  胡适的老婆江氏爱打牌,罗家伦,傅孟真,梁实秋之类为了要讨胡适欢心,就常去陪她打牌。傅斯年是胡适最大的走狗,经常跟胡适回家去和他太太打牌。还有一个毛文水,为了要进身,不惜走内线。
  胡适对事的处理能力也不强的,他在中国公学当校长时,许多学生反对他。中国公学中华侨多,当时也很活跃,陈波儿也是那里出来的。后来控制很严,拿了鲁迅的“呐喊”红封面要被没收,有一次拿了一本马寅初的书,也被没收了。
  李石曾和胡适是死对头,勾心斗角都为争权夺利。李石曾和张静江吴稚晖朱家骅是一伙,朱家骅是张静江的外甥,中英、中法、中比、中德都在他们手里。中美则在胡适手里。两派争夺很厉害,李石曾有政治力量,李有吴稚晖靠山。李石曾是做国际间谍则不知道了,但在国际上是有势力的。李石曾要搞胡适,故意把胡适向宣统请安的条子公布出来,条子上写:
  “臣胡适,今天有事,不能请安。”
  胡适和丁文江是老关系,因此孙传芳等军阀也捧他,当时一些军阀,甚至阎锡山也来捧他,他们当他如梁任公一样,希望胡适能对他们“邦闲”。
  胡适在政治上提出来的一套完全是抄袭英美的。国民党讲训政,他讲宪政,结果被国民党大骂一顿。
  他抽香烟,但不会跳舞,他说:“我不跳舞,沾了便宜,可以讲话。”家里雇用一个厨子,一个车夫。
  陈源是阴性人,表面上不声不响,在肚内做功夫。当时和王世杰、高一涵、彭学沛等编“现代评论”。此人现在联合国文化什么会驻英国的机关内做事。三年前和凌叔华闹翻了,
  p.152
  凌去星加坡教书。他们有一个女儿,译意风的翻译,嫁一个英国人,前不久凌叔华回来过一次,现在回英国了。陈源没什么大本领,不及王世杰。
  办“新月”时,胡适、王造时、罗隆基、潘光旦、梁实秋等经常在一起开会,那时闻一多去武汉大学教书了,闻在武大当过回文系主任。
  徐志摩跳跳打打的,他是一个花花公子,不像梁实秋有一套,文学主张都是梁实秋提出来的。
  我在“现代评论”社做做收发,九元钱一月。邵启文(?)在那里当会计。我的第一篇小说“锯子”是在“语丝”上发表的。
  
  (二)
  王平陵搞民族主义文学办“文艺月刊”失败后,就所有书店派一个编辑去,现代书局派去李赞华,主要打手就只有一个王平陵。
  张道藩在南京开文学作家大会,400多人,真正写的只有几个人。
  那时文章,找不到地方发表。胡也频死后,丁玲的“在黑暗中”卖给开明只卖了100元钱,冰心出集全隻,讲好200元一月,也没有送去。那时出一部小说,大约一百元左右,许多作家就故意把短篇拉成长篇。当时“东方杂志”到处拉小说稿,稿费特别高。
  
  (三)
  鲁迅在教育部当科长,管社会教育司。每月三百元钱。有一个教育部的听差,名叫老董,此人现在还在,当时整天见鲁迅的,现在已八十多岁了。他见过庚子年如何打进来,德国兵
  p.153
  如何杀人。他有一次溜进颐和园,曾偷爬在德和楼上瞧慈禧在看戏。
  鲁迅当时到北海,什刹海去时,那里热天全是旗人,女的梳高头,面上涂脂粉,还有在玩把戏的,几里路长的看画棚子每天像庙会一样。
  当时路上有土轿子,有2个骆驼抬一顶桥的,还有镖局小饭馆和茶店内有“莫谈国事”的招贴,西直城门一带都是石头地,后来被张竹霖的军队将石头掘起卖掉了,还砍了路上的大杨树卖,颐和园的松树林也被他们砍掉的。
  当时凡是代保管的,都可以出卖,庙台管理所将天坛几万株松树砍卖了,还把庙宇的砖瓦都拆卖。
  教育部靠善本书抵押,外交部靠借外债,拿回扣,这是公开的,故宫的盗宝案也是有名的,一件海龙袍定价一百元,把故宫的金器当原料出卖。最好的东西,定了低价出卖,先由院长,处长,科长,小职员,一级一级拣下来,是变相的盗窃。
  北京当时有十种声音:小羊号,磨剪刀的,算命的,小堂锣,卖羊头肉(声音非常阴暗),人面饽饽,骡子叫,晴天放鸽子的铃声,小铁匠吹打……可以充分点缀出“冷”的景象。
  北海桥两边是高高的围墙,不能看北海和中南海的,故宫前的马路又脏又破烂。中山公园内有克林德碑。公园里有许多人手拎鸟笼,手内弄胡核盘着玩。小馒头铺前面挂一个鸟笼子养一个很好的百灵,叫得很好听,主人的态度非常好,大肚子生几根毛,头剃得光溜溜的。女人出外见了熟人,两脚一绑,身子一偏,向人请安问好,“你好,我好,妈妈好,姑妈好,婶子好一直要把所有的亲戚都“好”完了,才分手告别。
  历史博物馆有几张图,可以看出晚清到民国的风俗,市场情况:一、南巡圣典图,二、潞河督运图,三苏州繁华图。


沈从文这个“同志”的称谓来得多不容易,此文中可窥端倪。胡适和徐志摩都对沈从文有知遇之恩,沈从文第一篇发表在“语丝”上的小说,好象还是徐志摩所推荐,这从文革后沈从文为《徐志摹全集》所写的序言中可知。而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姻缘,还有赖胡适成全。胡适是本世纪初学术之集大成者。徐志摩的诗是现代诗的精品。
沈从文显然都说的是违心话。
这个曾经热情洋溢的文学青年,在北大当旁听生时,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却信念不息;他写出了那么多美丽的篇章,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奇异善良的“湘西世界”。
解放后,他再也没有文学作品面世,转而研究中国古代服装;他的朋友一个个死去,他被批判,生命岌岌可危。他选择了说假话,顺着“上面”的意思污蔑他的朋友,他的内心该怎样痛苦啊!
我粗略整理了一下文革期间逝世作家的名单:
1966年,作家孙伏雷、邓拓、老舍,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翻译家傅雷夫妇。
1967年,作家张恨水、罗广斌、周作人、废名、阿垅、范烟桥,诗人饶孟侃。
1968年,许广平、彭康、彭柏山、司马文森、海默、杨朔、丽尼、李广田、田汉、邵洵美、严独鹤。
1969年,吕荧、陈翔鹤、吴晗、邓均吾、陈铨、姚篷子。
1970年,赵树理、萧也牧。
1971年,闻捷、邵荃麟、侯金镜。
1972年,巴人、魏金枝。
迫害作家到1973年才停止,但是绝大多数作家的创作都枯竭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坛经历了一次“大清洗”,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这一段的文学史几乎是空白。如今读着这些作家违背良心的“交代材料”,实在感叹!沈从文并没有换得他热爱的文学理想,他本该创造出更多更美的作品,可他后半生的才智都埋在故纸堆里,一再接受改造,他的作品,也是在90年代后,才再度焕发出光彩。
与他命运相似的,或许还该算上郭沫若、萧乾等。




其三

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了两首译诗,是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的同一首。抄录如下:

冬天的晚上
马文韬译

每当雪花飞落窗上,
晚钟便会悠悠鸣响,
已为多人摆好了餐桌
房舍也都料理妥当。

一些漫游者还在旅途,
经过昏暗小道来到门旁。
汲取大地的清凉甘露,
仁慈之树放出灿烂金光。

漫游者默默走了进来;
痛苦已把门槛变成石块。
餐桌上摆放的面包和酒浆
这时放出纯洁的光芒。

——选自余光中主编《世界文学》2004年第四期


冬日的黄昏
成穷、余虹译

窗棂披着落雪,
晚钟长鸣,
房屋装扮一新,
为众人摆好了饭桌。

漂泊者们,三三两两,
从昏暗的路途来到门前。
恩惠之树开满金色的花,
吮吸着大地的寒露。

漂泊者默默地迈进房门,
痛苦已将门槛变成石头。
在澄明辉耀的光芒之中,
桌上陈放着面包和香酒。

——选自成穷、余虹、作虹译《海德阁尔诗学文集》,华中师范大学版1992年11月


我不懂诗,读的诗尤其少。
第一次读这两首诗,感觉高下立判,后者比前者好,前者太简单,而且还押韵,显得浅薄。比如“晚钟长鸣”显然比“晚钟便会悠悠鸣响”更简练更像诗。第一篇的语言太过生活化了。
读第二遍时,我的感觉便完全颠倒过来了。“雪花飞落窗上”和“窗棂披着落雪”相比,一动一静,前者更生动,而且前者自然简单,后者则有些着意为诗的感觉。再看第二句,“晚钟长鸣”固然简练,却远不及“晚钟便会悠悠鸣响”有意境,“便会”、“悠悠”不仅赋予晚钟一种节奏和韵味,而且,似乎有了拟人的意味。
再如“漫游者”就比“漂泊者”意义更广阔,“漫游者”里有一种自由的感觉,而“漂泊者”多多少少让人感觉凄凉。
最后两句“餐桌上摆放的面包和酒浆/这时放出纯洁的光芒”,这两句尤其有感觉,对于“漫游者”而言,先入为主的当然是“面包和酒浆”,且“放出纯洁的光芒”,正表达了“漫游者”的心理,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抒写。再看后者“在澄明辉耀的光芒之中,桌上陈放着面包和香酒”,这就强行加入了作者或者译者的价值判断,破坏了诗的整体性。
当然,我没有读过原诗,不知道原诗到底怎样。不过,从意境而言,觉得前者略盛一筹。
再说,前者的押韵起初是我诟病它的一个主要原因,以为新诗不必押韵。但其实读起来,押韵的诗确实比不押韵的诗更有音乐美,且这押韵原是中国诗歌所固有,用来译外国诗,尤其能体会两种文化融会的感觉。以中国新诗的框架装外国诗,冲突中别有意境。
其实,不单单是这一首译诗,整个当代文学,尤其是诗歌和散文,似乎与古代和现代文学传统完全脱节,找不到一丝旧痕迹。这未免矫枉过正,需知没有传统做文化底蕴,有怎么会有民族特色呢!
所以我在读台湾的诗和散文时,尤其能感觉赤颊留香,其原因,就是他们在字里行间保留了一点古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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