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我很喜欢....
拍完《小山回家》后，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用7分钟的长度，全片十分之一的时间，而仅仅两个镜头去表现民工王小山的行走呢？我知道，对他们来说，这7分钟足足等于二十八条广告，两首MTV，我不想再往下计算，这是这个行业的计算方法，是他们的方法。对我来说，如果有一个机会让我与别人交谈，我情愿用自己的方式说一些实话。
所以，我决定用摄影机跟踪失业的民工，行走在岁末年初的街道上，也就是那段新旧交替的日子里，我们透过摄影机，与落魄的小山一起，游走于北京的寒冷中。这长长的7分钟，与其说是一次专注的凝视，更不如说是一次关于专注的测试。今天，当人们的视听器官习惯了以秒为单位进行视听转换的时候，是否还有能和我们一起，耐心地凝视着摄影机所面对的终极目标，那些与我们相同或不同的人们？
可以不断转换的电视频道改变了人们的视听习惯，在众多的视听产品面前，观众轻易地选择了本能需要。艺术家们一味迎合，使自己丧失了尊严。再也没有人谈论艺术的现状和我们的对策，艺术受到艺术家的调侃，许多人似乎找到了出路----那就是与艺术迅速划清界限。他们将创作变成了操作，在躲避实用主义的挤兑同时，使艺术成为了一种实用。一切都处于职业规范，甚至不惜压抑激情和力量，艺术中除了机巧外还有什么？
如果这种艺术的职业化仅仅以养家糊口为目的，那我情愿作一个自由自在的业余导演，因为我不想失去自由。当摄影机开始转动的时候，我希望永远能问自己一声，眼前的一切是否是你真正的所思所感。
一时间，单纯的情绪表现成为一种艺术时尚，无论绘画，音乐，还是电影，都停留在了情绪的表层而难以深入到情感的层面。在某部新生代电影MTV式的一千多个镜头中，创作者关注的并非生命个体而是单纯的自己，杂乱的视听素材编织起来的除了自恋还是自恋。许多作品犹如自我抚摸，分散的视点事实上拒绝与人真诚的交流。艺术家的目光不再锐利，进而缺乏专注。许多人没有力量凝视自己的真情实感，因为专注就要直面人性。一些影片快速的节奏与激情无关，相反只代表着他们逃离真实的状态。因而，当我们这些更为年轻的人一旦有了摄影机，检验自己的首先便是是否真诚而且专注。《小山回家》中，我们的摄影机不再漂移不定，我愿意直面真实，尽管真实中包含着我们人性深处的弱点甚至龌龊。我愿意静静的凝视，中断我们的只有下一个镜头下一次凝视，我们甚至不象侯孝贤那样，在凝视过后将摄影机摇起，让远处的青山绿水化解内心的悲哀。我们有力量看下去，因为----我不回避。
不知从哪一天起，总有一些东西让我激动不已。无论是天光将暗时街头拥挤的人流，还是阳光初照时小吃摊冒出的白汽，都让我感到一种真实的存在。无论舒展还是扭曲着的生命，都如此匆忙地在眼前浮动。生命在不知不觉中流失，当它们走过时，我闻到了它们身上还有自己身上浓浓的汗味。在我们的气息融为一体的时候，我们就次达成沟通。不同面孔上承载着相同的际遇，我愿意看民工脸上灰尘蒙盖下的疙瘩，因为它们自然开放的青春不需要什么“呵护”，我愿意听他们吃饭时呼呼的口响，因为那是他们诚实的收获。一切自然地存在着，只需要我们去凝视，去体会。
于是，我们的目光所及，不再是自我放逐时的苦痛。在我们的视野中，每一个行走着的生命个体都能给我们一分真挚的感动，甚至一缕疏散的阳光，或者几声沉重的呼吸。我们关注着身边的世界，体会着别人的痛苦，我们用我们对于他们的关注表达关怀。我们不再象他们那样，回避生命的感伤，而直接寻找理性的辉光；我们也不再象他们那样，在摇滚乐的喧嚣声中地头凝望自己的影子，并且自我抚摸。我们将真诚地体谅别人，从而在这个人心渐冷，信念失落的年代中努力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我们将把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作为前提并且加以张扬。我们关注人的状况，进而关注社会的状况。我们还想文以载道，也想背负理想。我们忠实于事实，我们忠实于我们。我们对自己承诺----我不修改。
因而，当我们将摄影机对准这座城市的时候，必然因为这样一种态度而变得自由，自信并且诚实。对我来说，获得态度比获得形式更为重要。想明白用什么方法拍电影和想明白用什么态度看世界永远不可以分开，它使我获得叙事状态，进而确立影片的整体形态。无论《有一天，在北京》，《小山回家》还是《嘟嘟》，我都愿意获得这样一种基础性的确立。这是谈话的条件，也是谈话的方式。
《小山回家》之所以要分解屏幕功能，使其集中体现多种媒体的特征，就是要揭示王小山以及我们自己的生存状态。在越来越飞速发展的媒体面前，人类的群体被各种各样的媒体包围进而瓦解，这也许就是人类越来越冷漠的原因。我们越来越缺乏自主的思考和面对面的交流，我们传达思想的方式已经被改变。人们习惯了和机器交流，习惯了在内心苦闷的时候去倾听“午夜情话”；习惯了在“焦急时刻”的时候去讨论社会；习惯了收看“名不虚传”后再去消费。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指标化和概念化，而这些指标和概念又有多少不是被媒体所指定的呢？从中央电视台不断开通的频道，到《北京青年报》不断扩大的版面，所有这些都改变着人们。而来自安阳的王小山，便生活在这些被媒体改造着的人群之中。传媒的影响渗透到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这一切，便是主人公王小山大的处境。而另一方面，影片的部分段落之所以敢于将画面舍弃，而换之以广播剧式的方式演进情节，就是源于传媒发展后，广播所唤起人们对于听觉的重新注意。而影片之所以敢于同时舍弃声画而以中文电脑似的方式让观众直接阅读文字，也是源于人们对电脑形成的已有的阅读习惯。这样扩展到《小山回家》的其他方面，如文字报道，广告的渗入，《东方时空》式的剪辑，都使影片尽可能地综合已有的媒体形式，从而使观众在不断更换接受方式的同时，意识到此时此刻的接受行为，进而引起观众对于接受事实，对于传媒本身的反思。
今天，单纯的电影语言探索，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对我来说，如何在自己的影片中形成新的电影形态，才是我真正的兴趣所在。因而，我有意将《小山回家》进行平面化，版块化的处理，在线性的情节发展中，形成杂志式的段落拼贴。在段与段，块与块的组合中，我似乎感觉到了那种编辑的快感，而编辑行为本身也诱发了电影的反思。既然好莱坞利用流畅的剪接蒙骗观众，我倒不如使自己的剪接更主观一些。我们剪接使我不能隐瞒素材的断裂性和零散性，这正符合我的真实原则。
还记得1994年的那个冬天，我们否决了许多诸如“大生产”，“前进”等文词上的创意，将我们这个自发组成的群体命名为“青年实验电影小组”。我们喜欢它的平实，在这个平实的名字中，有我们喜欢的三个词语----青年，实验，电影。
拍完《小山回家》后，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用7分钟的长度，全片十分之一的时间，而仅仅两个镜头去表现民工王小山的行走呢？我知道，对他们来说，这7分钟足足等于二十八条广告，两首MTV，我不想再往下计算，这是这个行业的计算方法，是他们的方法。对我来说，如果有一个机会让我与别人交谈，我情愿用自己的方式说一些实话。
所以，我决定用摄影机跟踪失业的民工，行走在岁末年初的街道上，也就是那段新旧交替的日子里，我们透过摄影机，与落魄的小山一起，游走于北京的寒冷中。这长长的7分钟，与其说是一次专注的凝视，更不如说是一次关于专注的测试。今天，当人们的视听器官习惯了以秒为单位进行视听转换的时候，是否还有能和我们一起，耐心地凝视着摄影机所面对的终极目标，那些与我们相同或不同的人们？
可以不断转换的电视频道改变了人们的视听习惯，在众多的视听产品面前，观众轻易地选择了本能需要。艺术家们一味迎合，使自己丧失了尊严。再也没有人谈论艺术的现状和我们的对策，艺术受到艺术家的调侃，许多人似乎找到了出路----那就是与艺术迅速划清界限。他们将创作变成了操作，在躲避实用主义的挤兑同时，使艺术成为了一种实用。一切都处于职业规范，甚至不惜压抑激情和力量，艺术中除了机巧外还有什么？
如果这种艺术的职业化仅仅以养家糊口为目的，那我情愿作一个自由自在的业余导演，因为我不想失去自由。当摄影机开始转动的时候，我希望永远能问自己一声，眼前的一切是否是你真正的所思所感。
一时间，单纯的情绪表现成为一种艺术时尚，无论绘画，音乐，还是电影，都停留在了情绪的表层而难以深入到情感的层面。在某部新生代电影MTV式的一千多个镜头中，创作者关注的并非生命个体而是单纯的自己，杂乱的视听素材编织起来的除了自恋还是自恋。许多作品犹如自我抚摸，分散的视点事实上拒绝与人真诚的交流。艺术家的目光不再锐利，进而缺乏专注。许多人没有力量凝视自己的真情实感，因为专注就要直面人性。一些影片快速的节奏与激情无关，相反只代表着他们逃离真实的状态。因而，当我们这些更为年轻的人一旦有了摄影机，检验自己的首先便是是否真诚而且专注。《小山回家》中，我们的摄影机不再漂移不定，我愿意直面真实，尽管真实中包含着我们人性深处的弱点甚至龌龊。我愿意静静的凝视，中断我们的只有下一个镜头下一次凝视，我们甚至不象侯孝贤那样，在凝视过后将摄影机摇起，让远处的青山绿水化解内心的悲哀。我们有力量看下去，因为----我不回避。
不知从哪一天起，总有一些东西让我激动不已。无论是天光将暗时街头拥挤的人流，还是阳光初照时小吃摊冒出的白汽，都让我感到一种真实的存在。无论舒展还是扭曲着的生命，都如此匆忙地在眼前浮动。生命在不知不觉中流失，当它们走过时，我闻到了它们身上还有自己身上浓浓的汗味。在我们的气息融为一体的时候，我们就次达成沟通。不同面孔上承载着相同的际遇，我愿意看民工脸上灰尘蒙盖下的疙瘩，因为它们自然开放的青春不需要什么“呵护”，我愿意听他们吃饭时呼呼的口响，因为那是他们诚实的收获。一切自然地存在着，只需要我们去凝视，去体会。
于是，我们的目光所及，不再是自我放逐时的苦痛。在我们的视野中，每一个行走着的生命个体都能给我们一分真挚的感动，甚至一缕疏散的阳光，或者几声沉重的呼吸。我们关注着身边的世界，体会着别人的痛苦，我们用我们对于他们的关注表达关怀。我们不再象他们那样，回避生命的感伤，而直接寻找理性的辉光；我们也不再象他们那样，在摇滚乐的喧嚣声中地头凝望自己的影子，并且自我抚摸。我们将真诚地体谅别人，从而在这个人心渐冷，信念失落的年代中努力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我们将把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作为前提并且加以张扬。我们关注人的状况，进而关注社会的状况。我们还想文以载道，也想背负理想。我们忠实于事实，我们忠实于我们。我们对自己承诺----我不修改。
因而，当我们将摄影机对准这座城市的时候，必然因为这样一种态度而变得自由，自信并且诚实。对我来说，获得态度比获得形式更为重要。想明白用什么方法拍电影和想明白用什么态度看世界永远不可以分开，它使我获得叙事状态，进而确立影片的整体形态。无论《有一天，在北京》，《小山回家》还是《嘟嘟》，我都愿意获得这样一种基础性的确立。这是谈话的条件，也是谈话的方式。
《小山回家》之所以要分解屏幕功能，使其集中体现多种媒体的特征，就是要揭示王小山以及我们自己的生存状态。在越来越飞速发展的媒体面前，人类的群体被各种各样的媒体包围进而瓦解，这也许就是人类越来越冷漠的原因。我们越来越缺乏自主的思考和面对面的交流，我们传达思想的方式已经被改变。人们习惯了和机器交流，习惯了在内心苦闷的时候去倾听“午夜情话”；习惯了在“焦急时刻”的时候去讨论社会；习惯了收看“名不虚传”后再去消费。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指标化和概念化，而这些指标和概念又有多少不是被媒体所指定的呢？从中央电视台不断开通的频道，到《北京青年报》不断扩大的版面，所有这些都改变着人们。而来自安阳的王小山，便生活在这些被媒体改造着的人群之中。传媒的影响渗透到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这一切，便是主人公王小山大的处境。而另一方面，影片的部分段落之所以敢于将画面舍弃，而换之以广播剧式的方式演进情节，就是源于传媒发展后，广播所唤起人们对于听觉的重新注意。而影片之所以敢于同时舍弃声画而以中文电脑似的方式让观众直接阅读文字，也是源于人们对电脑形成的已有的阅读习惯。这样扩展到《小山回家》的其他方面，如文字报道，广告的渗入，《东方时空》式的剪辑，都使影片尽可能地综合已有的媒体形式，从而使观众在不断更换接受方式的同时，意识到此时此刻的接受行为，进而引起观众对于接受事实，对于传媒本身的反思。
今天，单纯的电影语言探索，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对我来说，如何在自己的影片中形成新的电影形态，才是我真正的兴趣所在。因而，我有意将《小山回家》进行平面化，版块化的处理，在线性的情节发展中，形成杂志式的段落拼贴。在段与段，块与块的组合中，我似乎感觉到了那种编辑的快感，而编辑行为本身也诱发了电影的反思。既然好莱坞利用流畅的剪接蒙骗观众，我倒不如使自己的剪接更主观一些。我们剪接使我不能隐瞒素材的断裂性和零散性，这正符合我的真实原则。
还记得1994年的那个冬天，我们否决了许多诸如“大生产”，“前进”等文词上的创意，将我们这个自发组成的群体命名为“青年实验电影小组”。我们喜欢它的平实，在这个平实的名字中，有我们喜欢的三个词语----青年，实验，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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