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赐香（来自天涯关天）
一、后启蒙时代，中国新一代教师何为？
1．中国的启蒙运动如果从维新变法开始算起的话，那么，它已拥有百年历史了。这一历史并不算长，因为西方的启蒙运动从17世纪开始到18世纪结束，为时二百年。
2．中国启蒙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的启蒙运动有很长的预备工作，从14世纪到17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最大后果是：上帝死了，人活了！西方启蒙运动的后果则是：专制完了，人权来了！
3、遗憾的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基本上没有任何预备，它是西方列强叩开中国大门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囫轮吞枣般的一个不良的消化过程。
4、西方为时五百年的两节课－人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独立之精神，要在一个三纲五常的传统社会站定脚跟，可不是一朝之功，更何况，历史也不给你判断的时间与选择的自由。或者说，历史曾经给你机会，但是你没有把握，比如鸦片战争前，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想跟大清王朝确立的，是平等自由的贸易关系。奈何清政府颇有点类似民间所谓的“敬酒不吃吃罚酒，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人，最终，制度使机会变成了灾难！
5、近代史上的灾难，使中国的有为之士大都变作了急功近利之徒，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救亡图存，学习西方，成了中国当时的主旋律。
6、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弱国无外交，这一耻辱深深刺激了中国学人。于是，民主与科学，两只小旗指引下，中国开始了五四运动。不幸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大批知识分子集体转向，马克思主义在向我们招手，急功近利驱动下，五四运动在后期转向：政治取代了科学，革命取代了理性，救亡中断了启蒙！
7，五四运动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知识分子的革命化。它导致中国的启蒙运动成为一项未竟的事业。这一论断在学界已是公认。所以，我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定义为后启蒙时代。
8，正由于启蒙的中断，理性的缺位，才导致20世纪的中国出现新的造神运动。基于这个角度，我们不得不承认，“文革”这样的悲剧，自有其历史逻辑，它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
9，什么是启蒙？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将启蒙定义为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属于任何权威。他给启蒙拟定的座右铭是：敢于认识，敢于坚持自己的理性！
10，谁来启蒙？我认为，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李慎之、李锐、何清涟、秦晖、朱学勤、汪丁丁、王怡等少数精英学者是绝对不行的，更何况这些精英们，有的老去，如李慎之，有的出走国外，如何清涟，有的被剥夺了给学生上课的权利，如秦晖，所以，他们的呼声，微弱到听不见。那么，中国新一代教师，应该责无旁贷地负起启蒙的任务。
11，怎么启蒙？新一代教师，应该首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其次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后才是一个所谓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书匠。
12．教师是人道主义者，他的教育就不会目中无“人”，他更不会用种种的“苦型”来折磨体罚孩子，他眼里就不会有差生，总之，教育悲剧就会减少许多！
13、所谓的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判断条件是：是否充当着社会的良心！具体来讲，他是独立的，而不是御用的；他是思想的，而不是技术的；他追求的是人类普世的价值、正义和公理！
14．教师是知识分子，那么，他教给学生的，就不仅仅是现成的答案，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如何思考！
二．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及其后遗症
1．中国传统教育虽然有诸多积极的因素，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更大程度上只是充当了愚民政策的帮凶。它所搞的教育，是臣民教育，不是公民教育，它培养出来的，首先是奴才，其次才是人才！如今中国教育奉行“科教兴国”的“片面抗战路线”，导致中国教育仍是单腿跛行，片面重视理工科教育，人文教育荒漠化。它培养出来的是人才，但不是人，客气点儿，它培养出来的并不是合格的公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公民。
相形之下，人文教育则是欧美教育的一大传统。比如哈佛规矩：一个学院里，读物理化学的，必须在文科领域拿到足够的学分，文史哲都得学，一门不及格，便不能升级，不可以入硕士班，就算你是物理天才，甚至五年中能拿两个理工博士，但你的人文基础课必须及格。美国综合研究：西点军校的高才生，往往要在哈佛读一年，拿一个历史学硕士，否则将来在军队难以升迁，因为将帅型的人才，像巴顿那样带兵占领一个大陆的将军，他必须懂历史，否则他的纯粹军事决策就会犯致命的错误。
中国的清华一直想跻身于世界名牌大学之流，但是贵校出了一个拿硫酸泼狗熊的刘海洋，让我们看到了它与真正的名牌大学之间的差距。这一事件，是中国教育机制中人文教育缺失的综合性结果。所以，清华出科学论文再多，人文教育之课不补，它始终难望哈佛项背！
2．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私学盛行，但是它很快被秦朝的大一统打断，书被焚，儒被坑。隋唐科举取士，读书人被套上了笼头，高兴得唐太宗手舞足蹈：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到了明清，读书人更是匍匐于皇权的脚板底下，知识界一片黑暗，急得龚自珍大叫：庠序无才士，巷无才偷，薮泽无才盗！
如今，中国的教材仍行走在官编的羊肠小道上，应该教育统一答案统一口径，如果龚自珍在世，还会叫唤。这本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是一个可以保持沉默更可以有多种答案的世界，问题是，我们只有一个答案。当然，考试时给你多个备用答案，问题是你只能挑出题人预设的那一个，挑错，你就输了！
如今的学生，走的仍是科举之路。而教师，只是戴上眼镜的小农，他搞的是小农经济，他只注重眼前这一季的收成，学生考得好，他就丰收了！至于耕地流失，耕地荒漠化，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也顾不上！
3．知识界被套牢，遑论百姓。祥林嫂们，刘老拴们，阿Q们依然在“黑屋中”沉睡，在“洞穴中”背对阳光，更别提把启蒙大师严复当作头号汉*来杀的义和团们了。基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发现，袁世凯称帝也有自己的委屈，“国情”两字虽然成为他拒绝共和的挡箭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称帝是有一定的现实的基础的。因为子君太少，而阿Q和刘老拴又太多了。老蒋搞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首脑，也不是空中开花。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人民心里有皇帝，他们的上空就会出现皇帝，皇帝是“人民”牌的，它是人民造就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可是她的子民，经受的只是革命的洗礼，暴力的洗礼，原谅他们吧，他们除了会唱大救星挖井人等颂圣的主旋律之外，嘴里再也哼不出其它调调。红卫兵，那些乳臭未干的孩子们，他们接受了共和国的最新教育，但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又证明他们是吃狼奶长大的，虽然那狼奶不见得是我们教师提供的，但是，是谁把狼奶灌给了他们？是我们，我们教师！如今，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依然有狼孩的痕迹。我曾经跟一位民主党派的同仁探讨说：中国历史上会不会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他老老实实说：再来一次，谁也挡不着！
4.秦代创造的最坏的传统是，以吏为师。它把思想的对错，交给当官的去判断，当官的可能懂得法规－他不懂也无所谓,却未必懂得思想－他不懂但他会阉割！到了武帝时代，张汤更是首创“腹诽罪”，沉默都不行了。这导致中国知识分子喜欢表态的传统，有人把它叫做话语的捐税。这种捐税在有关会议上时时体现。《东方》杂志2003年第9期载有王怡的一篇文章《无权势者怎样思想》，看了让人扼腕。我一直以为，话语捐税是思想者才上交的话税，犹如挣钱超过一定限度的人才交国税一样，没想到，无权势者，无思想者同样要交税。比如一个养猪的农民，一旦上了电视，他再憨厚，也知道表个态：在三个代表精神指导下，我养的公猪个个精神，母猪个个怀仔云云。
基于这个角度，我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根本不在教育之内，而在教育之外。教育政治化，教育附庸化，教育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是当今中国教育最大的悲剧！蔡元培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资格”。现在看来，先生的主张还在空中。
5．一个寓言： 从前有个大官，非常聪明。到了美国，看到极其美丽壮观的三层楼。第一层是学术自由，第二层是严格的科学标准，第三层是世界一流大学，那真是说不尽的庄严壮美，雍容华贵，里面点缀着辉煌的诺贝尔奖，令人生出多少羡慕和赞叹。心里便想：我们也有许多的学者，钱也有一些，我为什么不造这三层楼？
于是通过决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召来学者，开始建造。大官在边上看学者的行动，心生疑惑，终于开口询问：“你是在造那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吗？”学者说：“是啊，我们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正在做第一层：学术自由和相关建设。”
大官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学者答到：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严格的科学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大官坚持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目标是－空中楼阁！
6．如果说中国传统教育缺少好多东西的话，那它唯一不缺的似乎只有技术了。倒不是说，技术不重要。而是说，教育没有思想，要技术何干？老实讲，中国的一个教师，只要被政府挂上了桂冠，那他的思想跟他身上的光环只会越来越成反比。有幸看到一个教育同行给魏书生写的采访实录，看到老魏喋喋不休的谈一个教师的美，什么字美，声音美，形体美，仪表美，我心里突然涌起了阵阵悲哀，想起了穿着华丽的木偶。当然我无意说魏老先生是木偶，我是说，木偶化是不是技术至上工具至上的中国政教合一之教育的必然归宿？厨师自然可以烹、炸、煎、炒，把一盘菜做得令人眼盲气短，但是那菜本身，没有足够的营养，厨师就不算合格。如果那厨师把发腐的菜给做得有色有香，那他岂止是不合格，简直可称作谋财害命了。所以，现在根本不到为技术而喝彩的时候！
7、传统教育的功能：著名大导演谢飞在给北大学生做讲座时说了自己的两个笑话.第一,是老先生在厦门用望远镜望海峡对岸,结果吓了一大跳,他问身边的士兵,为什么台湾也用我们的红旗.兵告诉他,台湾的旗底色也是红的,只是左上角有青天白日.谢大导演说:我以为,台湾只能用黑旗或者蓝旗呢.(幸亏谢大导演没拍过国共战争片,否则他老先生让人家国民党军队打着黑旗冲将出来,就太幽默了)第二,是老先生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与一个台湾人合住一室.评价起双方的领袖,谢飞认为一提老蒋,就想起一个尖嘴猴腮无情无义的老头,那台湾人说,哪里,我们印象中,老蒋是一个和蔼慈祥的老人,相反,一提你们的毛泽东,就想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
教育，他可以让人变成“色盲”。我跟学生说，一提蒋介石，袁世凯，你们是不是首先想到坏蛋？学生就笑，我说，这就是教育的功能！因为所有的老师都说他们是坏蛋，不说他们是坏蛋的，肯定有麻烦。中国的学术规矩是：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意思是说，你只管在家“学术”，只管在肚里评说，但是要说出来，那可是有纪律的。
说到这里，突然想到秦二世“胡孩儿”。赵高指鹿为马时，大臣大都跟着说马，说鹿的都被赵高宰了。问题是“胡孩儿”，产生了心理错觉，以为自己得了迷惑症，好好的马被自己看成了鹿，最后在算卦人的指引下，到上林苑斋戒去了！
我们的学生，从小没有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怀疑，他不会去证伪；相信，他也不会去证实。一个美国小学二年级的孩子，要做一个考察报告：老鼠有没有记忆能力！他会自己设置实验场，给老鼠设置两个出口，一个出口摆上美食，一个出口，是惩罚。经过两个星期的观察，他的报告就出来了：实验表明，老鼠可能有记忆能力！因为老鼠拜访美食出口的次数高于拜访惩罚出口的次数。
一句话，现在还不能下结论。这样一种实证精神，将会教育出什么样的孩子？而我们的教育，将成批的出产“胡孩”这样的鹿马不分的迷惑症！一般的中国学生，在中小学阶段甚至不会迷惑，因为他尚不如“胡孩”，一开始就不知道鹿是什么样的。只有到了大学时代，接触了一些书籍，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他才开始迷惑。这就算不错了，有孩子可能始终没有发现另一扇窗户！他们在网上有很大的声音。他们甚至都拥有理工科的高文凭。问题是，他们是高文凭，低智商，我把他们叫作片面性白痴，他们的存在，老是让我恍惚，感觉这是一个后义和团时代。
有一学者在高校作演讲，说：20世纪初有个义和团，20世纪末有个FLG！就这么一句话，立马让我想起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国岂止是百年？可谓是千年孤独了。余英时经常谈及“哲学的突破”这一概念，那么我们能不能来个“教育的突破”，让教育变成真正的教育？事实上，喊中国无教育的声音已经够多了！
三、政府的政策、体制、投入与角色问题
1． 国家教育投入问题
1985年北师大教授王善迈与经济学家厉以宁开始研究国家教育投入问题，这项研究后来形成的一个结果是，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发展纲要上，计划中国教育的投入2000年达到占GDP的4%。但根据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满生向媒体提供的数字：我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这几年略有增长，2000年为2.79%，2001年为3.19%，2002年为3.3%。
另据《财经时报》报道：2003年9月9日至21日，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托马舍夫斯基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随后，她在向新闻媒体公布材料时，称“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ＧＤＰ的2％，远远低于联合国所规定的6%”。而据中国官方的数据，“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比例已达到了3．41％”。
这里有两大滑稽，第一，中国在联合国里，好歹占有常任理事国一席，但是其GDP投入，甚至不如非洲穷国乌干达，也不如邻国缅甸，更不用说还低于印度，一句话，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比例，排在全球的尾巴上。第二，政府自夸GDP高速增长为世界之最，也不知它把钱“最”到哪里去了？
台湾在经济起飞之际，ＧＤＰ的１２％到２２％都用来办教育.1999年，美国教育总投资已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7%。总之，替政府出汗！
2、义务教育不义务。很多专家学者在呼吁，中国为了自己的未来，应该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制度。可是咱的柳斌同志法律意识比较旺盛，说中国现行法律规定，义务教育不等于免费教育。中国实行的收费义务教育，是免收学费、只收杂费。
问题是操作不好，所谓的杂费变作了“杂种乱收费”，良心大大的坏了，《青年时讯》2004年调查报告：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排行榜上，中小学教育收费荣列第二，仅次于第一名－泡沫产业房地产！原来，中国的义务教育也把泡泡做大了！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基础教育经费特别是义务教育经费基本上由政府承担，政府的投入一般都在85~90％以上。2002年，在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中，政府占的比例仅为76.7％，这一比例显然偏低。可是政府很坦然，本着“你出钱我放心”的原则，把县乡两级的基础教育投入托付给了基层财政。基层财政也不含糊－你放心，我办不到！所以，地方基础教育出现了“义务教育不义务”的普遍现象，有些地区的孩子，上课甚至得自带桌椅。老家的一个初中学校，一班140个孩子，大家都侧着坐，我觉得，三年下来，孩子们都得斜眼！如果参军了，来个立正，向前看齐，也不知道他们的眼睛会瞟到哪儿去。如果有首长检阅，说不定怀疑兵们要造反呢：哇，眼睛里怎么净是交*火力呢？
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良心的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在自己的一个报告里指出：“云南边境小学中很多小学生、中学生已经不能支付自己在本国上学的费用，要每天走很多路去缅甸那边上学，因为缅甸那边收费便宜得多”。忽忽，咱原先吹牛，要拯救亚非拉呢，我看，现在亚非拉已经开始拯救咱了，你看这人丢的！
3、中国政府在管理方面的无能
中国有个狗肉将军，名叫张宗昌，这老兄是个典型的三不知：一不知兵有多少，二不知钱有多少，三不知姨太太有多少。一想到这里，我老是憋不住的笑－中国政府从历史之初，就有很大的狗肉味儿了 ：一不知自己多少人口，二不知自己多少钱，三不知自己多少贪官。现在，百姓让政府管理钱袋子，可政府无能，堵了这头堵不住那头.《中国经济快讯周刊》根据有关信息，曾载文报道：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发现，自1997年以来的3年间，中国累计资本外逃530亿美元，平均每年外逃数额占当年GDP的2％。忽，这2%恰好是我们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另据新华社报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这数字是官方报道，保守多了，好多经济学者认为实际数字应该是这个数字的10倍甚至20倍。仅举一例，光老赖同志通过地下钱庄洗钱，就洗走了120个亿。还有一个数字，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指出：2000年中国外逃资本约480亿美元，这一数字高出当年47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其实，这些数字并不反映贪官的本事－有一个贪官这样说：国家的钱实在太多，没谁数得清，也没有谁看守得天衣无缝，我是取大海一栗矣，所以说，这些数字只反映了政府在替百姓管理钱财方面的无能。当然，作为委托人与主人，百姓也很无能！
4、中国政府运作方面的低效。
中国政府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慈善性，特别善于养闲官冗吏，它可以养许多闲官，甚至可以让三岁的干部子弟在编领工资。中国在编党政干部，从1979年的279万膨胀到1997年的800万，中国的乡镇机构除六大班子外，工、农、兵、学、商、财、青、妇等小件，也是一件不缺，李昌平说“八个大盖帽管着一个破草帽”，此话不假。前两天去找同学，她在县机关供职，发现她手头一堆资料，原来县里正在筹备“两会”，引我偷笑的是县领导们的发言稿，全部是提前十几天就打印出来了，格式都是：（空白）同志的发言很不错，很精彩…我祝贺会议圆满成功云云。可笑的是那个空白处，敢情所有的领导讲话都“很不错”，怕错的是领导同志的名字，到时候注意着点，自己填上名字再念就不会出错了。忽，中央级的两会都是握手举手加拍手，下面这些小会又摆什么小样儿呢？真是吃饱了撑的。据统计，由于中国县乡两级干部大都在县城与城市购房居住，他们每年光在养车养司机方面的费用就高达数千个亿。县乡两级干部全骑自行车上班，是否更适合咱发展中国家的国情？
5，角色问题
低效倒也罢，怕就怕从没把教育放在心上。1820年之前，大清帝国的GDP占全球第一，奈何它的心思不在教育上，即使教育，也是愚民那一套。相形之下，日本就有点割肉搞教育的精神，从明治维新以后，它的义务教育，不但学生全免费，而且，学生每天一顿免费的午餐，每年免费一套校服一不象咱们，校服只值三十五元，家长一般要掏50元以上。我儿子夏天的校服，学校规定要穿三年，可是我儿子第一次穿着上学，刚回到家门口，裤子上的挂勾就折了。我跟儿子开玩笑说：好险，否则裤子一掉，你就要在学校或大街上裸奔了！
政府角色不到位，导致希望工程的背后，是失望！
“希望工程”，表面上看是爱心之花，背后却是政府角色的严重缺席；表面上看是玫瑰，背后看，却是政府脸上的黑疤。总之，希望工程多一天存在，我们就多一天失望。报纸上多一则希望工程的报道，那就是一记清脆的巴掌，打在政府脸上！台塑大王王永庆老先生预备在大陆搞一万间希望小学，他在接受《商业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我要盖一万间小学！先盖1500间！大陆31省，平均下去找”。一万间，一万巴掌啊，你不得不佩服咱政府的厚黑功夫！
所谓的“把教育放在战略位置”云云，实质上却是“略占”位置，叫人如何不失望？
6．学费问题
我们学校是个不起眼的师范学院，贫困生的欠费问题很让学校头疼。贫困生欠费已是教育产业化后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贫困生人数在逐渐增加而不是减少。这就让人纳闷了：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倒退了？还是我们的学费猛涨了？
事实上，中国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正好与政府的投入成反比。一句话，中国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比例过高。一则是人口压力导致，二则是应试教育畸形发达，三则，是制度与政策原因。我这里单说后者。中小学教育杂费过高，导致义务教育不义务，已是公认的事实。至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收费，却颇有点与发达国家比赶超的劲头。我国2002年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分别为：7703元、2476元。也就是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全部只够勉强维持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而农村则需要3个人的纯收入才供养得起一个大学生。印度跟咱一样，发展中国家，但印度部长的办公室没有空调。它的尼赫鲁大学，每学期只需交108卢比学费和260卢比的住宿费，两项合计约相当于人民币70元。
我有一个提议，在学费方面向印度看齐，如果实在办不到，那么，能不能实行分层次收费？比如大城市与中小城市有个差距？城乡又有个差距？比如，按个4321的比例收费。有人会说：这个不好操作，贫困地方有有钱的，发达地方也有贫穷的。这倒是实话，即使没有这些例外，咱也操作不好。因为至如今没有发现一桩事儿是咱们可以操作好的。所以，还是简单点，向印度学习，如何？
6、教育公平问题。。
顾名思义，所谓的公平，是指公正和平等，指以一定的价值规范对人们的权利或财产在性质上和数量上平等状况的推断。教育公平是指以社会公正之规范对教育平等状况的推断。
其一，从层次来看，中国的教育存在着起点不公平、过程不公平和结果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家庭出身、家庭政治背景、家庭经济实力及家庭社会资源等方面对受教者受教育权利及教育选择方面的影响。一句话，有权、有钱、有关系的孩子从小到大可以选择最好的学校，而且也可以拿得出高额的学费，甚至不用掏学费。我八岁的儿子现在上的是本市的二流小学，一流小学的学费把我吓退了。
其二，从地区来看，中国教育在东、中、西部，在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地区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主要体现国家对教育地区投入的不平衡、各地区地理位置、经济实力、文化信息的不平衡所导致的教育资源教育配置的不公平。简单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小城，没有一个科技馆，想接触一下所谓的科技，我们得跑郑州。而郑州的孩子，又羡慕上海的科技馆。我们好不容易路过一回上海，直奔科技馆，没想到人家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四点钟就下班，我们到时，人家正关门。不由得想起法国的科技馆，据说人家全天全免费的为孩子开放，还有学者教师在里面义务给孩子们讲解。我们的科技馆收了10元60元不等的门票费，它挣了，但是它的未来，不知道要贴进去10元60元的多少万倍。一句话，现代化的科技设施，怎么也掩盖不住它从头到脚的小农气息。至于郑州科技馆，我没见到一个解说员，我自己就是科盲，所以五岁的儿子见到自由落体实验的那两个球，抱起就投篮，小子把它当篮球了。
当然这例子似乎离题远了，但是大家心中都明白怎么回事，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导致教育信息、资源和权利也不平衡，比如北京某个孩子的考试分数跟河南一个不怎么样的考生分数一样的话，河南这个得复习，待重头，收拾旧山河，而北京的这个孩子则可以选择北京一个中等的高校。饶是这样，北京市民还认为原因是北京孩子素质高。就这么一素质，不发达地区的孩子就都成小陈奂生了。
其三、城乡不公。
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城市基本上由国家负担，农村则基本上由农民自掏腰包。而农民本身，由于国家长期的剪刀差政策导致他们的体制性贫困以及现在的农业负收入经营，他们已经边缘化和贫困化了。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教材内容考试内容以城市为中心的倾向的加剧，教育上的城乡差别已出现“鸿沟模式”。单举一例，中国网络的普及和应用，目前主要发生在城市，农林牧副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仅占网络用户总数的０．７６％，只有０．３％的用户是农民，城市普及率为农村普及率的７４０倍。城乡居民获得信息公共服务的机会严重的不平等， 乡村学生基本被排斥在信息化之外。其恶劣 后果早已显现出来－据有关人士统计：目前的大学生30%来自九亿人口的农村，70%来自四亿人口的城市。我国文盲8507万，90%分布在农村。
无视城乡区别，乡村孩子和城市孩子交一样的学费，又让农村子弟遭遇第二次不公。至于毕业分配，他们就是第三次遭遇不公了。这会出现恶性后果：农村会永远成为我们的心痛！
这里说几个我亲人的例子，应该更有说服力：我大哥，乡村教师，月工资900元，我大嫂，种地。业余时间到一小厂打工，月工资300元，一女上高三，一子上初三。现在小侄女尚没考上，大嫂就经常威胁我了：到时孩子考上大学，你做姑姑的，可不能跑，学费你得掏！我大姐，务农在家，去年开始跑保险，由少到多，上一月工资2000元，我大姐夫，搞家庭养殖，挣的钱正好够他还搞养殖借的高利贷（农村高利贷很流行，另，可以参看“局外人一”有关这些问题的论述），一女初中毕业待家，另一女初三。我二姐，考上大学，被人顶替，天天捧着收音机学英语，英语特棒，但是没文凭，在家教学，英语物理化全拿，我初中时，我们班的英语化学就都是她教的。二姐月工资80元至180元不等。现在有了名气，被育才英语中学的董事长开车请走，月工资600元。二姐夫下岗在家。一女高一，一子初二。按生活，我的这些亲人在乡下还算可以的，但是，这样的经济状况，孩子考不上大学还好说，若是考上了，钱从何来？最后说一下我的工资，每月1290元。每年奖金7000元。兄妹几个，唯有我家孩子上学不愁学费，吃水不忘挖坑人，感谢党，感谢主席。（单独感谢小平同志一回，他老人家在任时，我考的大学，那时的师范大学尚不用交学费，现在的教育收费好比一场特大车祸，好多人都撞上了，我却幸运的躲开了！）
作为一个幸存者，我就说这么多吧。说得太多，我怕人“撞”我！我好好的，我儿子的未来就不再发愁学费了！
中国农民，我永远的心痛；
中国教育，我永远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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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启蒙时代，中国新一代教师何为？
1．中国的启蒙运动如果从维新变法开始算起的话，那么，它已拥有百年历史了。这一历史并不算长，因为西方的启蒙运动从17世纪开始到18世纪结束，为时二百年。
2．中国启蒙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的启蒙运动有很长的预备工作，从14世纪到17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最大后果是：上帝死了，人活了！西方启蒙运动的后果则是：专制完了，人权来了！
3、遗憾的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基本上没有任何预备，它是西方列强叩开中国大门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囫轮吞枣般的一个不良的消化过程。
4、西方为时五百年的两节课－人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独立之精神，要在一个三纲五常的传统社会站定脚跟，可不是一朝之功，更何况，历史也不给你判断的时间与选择的自由。或者说，历史曾经给你机会，但是你没有把握，比如鸦片战争前，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想跟大清王朝确立的，是平等自由的贸易关系。奈何清政府颇有点类似民间所谓的“敬酒不吃吃罚酒，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人，最终，制度使机会变成了灾难！
5、近代史上的灾难，使中国的有为之士大都变作了急功近利之徒，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救亡图存，学习西方，成了中国当时的主旋律。
6、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弱国无外交，这一耻辱深深刺激了中国学人。于是，民主与科学，两只小旗指引下，中国开始了五四运动。不幸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大批知识分子集体转向，马克思主义在向我们招手，急功近利驱动下，五四运动在后期转向：政治取代了科学，革命取代了理性，救亡中断了启蒙！
7，五四运动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知识分子的革命化。它导致中国的启蒙运动成为一项未竟的事业。这一论断在学界已是公认。所以，我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定义为后启蒙时代。
8，正由于启蒙的中断，理性的缺位，才导致20世纪的中国出现新的造神运动。基于这个角度，我们不得不承认，“文革”这样的悲剧，自有其历史逻辑，它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
9，什么是启蒙？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将启蒙定义为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属于任何权威。他给启蒙拟定的座右铭是：敢于认识，敢于坚持自己的理性！
10，谁来启蒙？我认为，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李慎之、李锐、何清涟、秦晖、朱学勤、汪丁丁、王怡等少数精英学者是绝对不行的，更何况这些精英们，有的老去，如李慎之，有的出走国外，如何清涟，有的被剥夺了给学生上课的权利，如秦晖，所以，他们的呼声，微弱到听不见。那么，中国新一代教师，应该责无旁贷地负起启蒙的任务。
11，怎么启蒙？新一代教师，应该首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其次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后才是一个所谓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书匠。
12．教师是人道主义者，他的教育就不会目中无“人”，他更不会用种种的“苦型”来折磨体罚孩子，他眼里就不会有差生，总之，教育悲剧就会减少许多！
13、所谓的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判断条件是：是否充当着社会的良心！具体来讲，他是独立的，而不是御用的；他是思想的，而不是技术的；他追求的是人类普世的价值、正义和公理！
14．教师是知识分子，那么，他教给学生的，就不仅仅是现成的答案，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如何思考！
二．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及其后遗症
1．中国传统教育虽然有诸多积极的因素，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更大程度上只是充当了愚民政策的帮凶。它所搞的教育，是臣民教育，不是公民教育，它培养出来的，首先是奴才，其次才是人才！如今中国教育奉行“科教兴国”的“片面抗战路线”，导致中国教育仍是单腿跛行，片面重视理工科教育，人文教育荒漠化。它培养出来的是人才，但不是人，客气点儿，它培养出来的并不是合格的公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公民。
相形之下，人文教育则是欧美教育的一大传统。比如哈佛规矩：一个学院里，读物理化学的，必须在文科领域拿到足够的学分，文史哲都得学，一门不及格，便不能升级，不可以入硕士班，就算你是物理天才，甚至五年中能拿两个理工博士，但你的人文基础课必须及格。美国综合研究：西点军校的高才生，往往要在哈佛读一年，拿一个历史学硕士，否则将来在军队难以升迁，因为将帅型的人才，像巴顿那样带兵占领一个大陆的将军，他必须懂历史，否则他的纯粹军事决策就会犯致命的错误。
中国的清华一直想跻身于世界名牌大学之流，但是贵校出了一个拿硫酸泼狗熊的刘海洋，让我们看到了它与真正的名牌大学之间的差距。这一事件，是中国教育机制中人文教育缺失的综合性结果。所以，清华出科学论文再多，人文教育之课不补，它始终难望哈佛项背！
2．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私学盛行，但是它很快被秦朝的大一统打断，书被焚，儒被坑。隋唐科举取士，读书人被套上了笼头，高兴得唐太宗手舞足蹈：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到了明清，读书人更是匍匐于皇权的脚板底下，知识界一片黑暗，急得龚自珍大叫：庠序无才士，巷无才偷，薮泽无才盗！
如今，中国的教材仍行走在官编的羊肠小道上，应该教育统一答案统一口径，如果龚自珍在世，还会叫唤。这本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是一个可以保持沉默更可以有多种答案的世界，问题是，我们只有一个答案。当然，考试时给你多个备用答案，问题是你只能挑出题人预设的那一个，挑错，你就输了！
如今的学生，走的仍是科举之路。而教师，只是戴上眼镜的小农，他搞的是小农经济，他只注重眼前这一季的收成，学生考得好，他就丰收了！至于耕地流失，耕地荒漠化，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也顾不上！
3．知识界被套牢，遑论百姓。祥林嫂们，刘老拴们，阿Q们依然在“黑屋中”沉睡，在“洞穴中”背对阳光，更别提把启蒙大师严复当作头号汉*来杀的义和团们了。基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发现，袁世凯称帝也有自己的委屈，“国情”两字虽然成为他拒绝共和的挡箭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称帝是有一定的现实的基础的。因为子君太少，而阿Q和刘老拴又太多了。老蒋搞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首脑，也不是空中开花。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人民心里有皇帝，他们的上空就会出现皇帝，皇帝是“人民”牌的，它是人民造就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可是她的子民，经受的只是革命的洗礼，暴力的洗礼，原谅他们吧，他们除了会唱大救星挖井人等颂圣的主旋律之外，嘴里再也哼不出其它调调。红卫兵，那些乳臭未干的孩子们，他们接受了共和国的最新教育，但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又证明他们是吃狼奶长大的，虽然那狼奶不见得是我们教师提供的，但是，是谁把狼奶灌给了他们？是我们，我们教师！如今，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依然有狼孩的痕迹。我曾经跟一位民主党派的同仁探讨说：中国历史上会不会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他老老实实说：再来一次，谁也挡不着！
4.秦代创造的最坏的传统是，以吏为师。它把思想的对错，交给当官的去判断，当官的可能懂得法规－他不懂也无所谓,却未必懂得思想－他不懂但他会阉割！到了武帝时代，张汤更是首创“腹诽罪”，沉默都不行了。这导致中国知识分子喜欢表态的传统，有人把它叫做话语的捐税。这种捐税在有关会议上时时体现。《东方》杂志2003年第9期载有王怡的一篇文章《无权势者怎样思想》，看了让人扼腕。我一直以为，话语捐税是思想者才上交的话税，犹如挣钱超过一定限度的人才交国税一样，没想到，无权势者，无思想者同样要交税。比如一个养猪的农民，一旦上了电视，他再憨厚，也知道表个态：在三个代表精神指导下，我养的公猪个个精神，母猪个个怀仔云云。
基于这个角度，我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根本不在教育之内，而在教育之外。教育政治化，教育附庸化，教育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是当今中国教育最大的悲剧！蔡元培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资格”。现在看来，先生的主张还在空中。
5．一个寓言： 从前有个大官，非常聪明。到了美国，看到极其美丽壮观的三层楼。第一层是学术自由，第二层是严格的科学标准，第三层是世界一流大学，那真是说不尽的庄严壮美，雍容华贵，里面点缀着辉煌的诺贝尔奖，令人生出多少羡慕和赞叹。心里便想：我们也有许多的学者，钱也有一些，我为什么不造这三层楼？
于是通过决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召来学者，开始建造。大官在边上看学者的行动，心生疑惑，终于开口询问：“你是在造那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吗？”学者说：“是啊，我们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正在做第一层：学术自由和相关建设。”
大官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学者答到：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严格的科学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大官坚持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目标是－空中楼阁！
6．如果说中国传统教育缺少好多东西的话，那它唯一不缺的似乎只有技术了。倒不是说，技术不重要。而是说，教育没有思想，要技术何干？老实讲，中国的一个教师，只要被政府挂上了桂冠，那他的思想跟他身上的光环只会越来越成反比。有幸看到一个教育同行给魏书生写的采访实录，看到老魏喋喋不休的谈一个教师的美，什么字美，声音美，形体美，仪表美，我心里突然涌起了阵阵悲哀，想起了穿着华丽的木偶。当然我无意说魏老先生是木偶，我是说，木偶化是不是技术至上工具至上的中国政教合一之教育的必然归宿？厨师自然可以烹、炸、煎、炒，把一盘菜做得令人眼盲气短，但是那菜本身，没有足够的营养，厨师就不算合格。如果那厨师把发腐的菜给做得有色有香，那他岂止是不合格，简直可称作谋财害命了。所以，现在根本不到为技术而喝彩的时候！
7、传统教育的功能：著名大导演谢飞在给北大学生做讲座时说了自己的两个笑话.第一,是老先生在厦门用望远镜望海峡对岸,结果吓了一大跳,他问身边的士兵,为什么台湾也用我们的红旗.兵告诉他,台湾的旗底色也是红的,只是左上角有青天白日.谢大导演说:我以为,台湾只能用黑旗或者蓝旗呢.(幸亏谢大导演没拍过国共战争片,否则他老先生让人家国民党军队打着黑旗冲将出来,就太幽默了)第二,是老先生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与一个台湾人合住一室.评价起双方的领袖,谢飞认为一提老蒋,就想起一个尖嘴猴腮无情无义的老头,那台湾人说,哪里,我们印象中,老蒋是一个和蔼慈祥的老人,相反,一提你们的毛泽东,就想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
教育，他可以让人变成“色盲”。我跟学生说，一提蒋介石，袁世凯，你们是不是首先想到坏蛋？学生就笑，我说，这就是教育的功能！因为所有的老师都说他们是坏蛋，不说他们是坏蛋的，肯定有麻烦。中国的学术规矩是：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意思是说，你只管在家“学术”，只管在肚里评说，但是要说出来，那可是有纪律的。
说到这里，突然想到秦二世“胡孩儿”。赵高指鹿为马时，大臣大都跟着说马，说鹿的都被赵高宰了。问题是“胡孩儿”，产生了心理错觉，以为自己得了迷惑症，好好的马被自己看成了鹿，最后在算卦人的指引下，到上林苑斋戒去了！
我们的学生，从小没有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怀疑，他不会去证伪；相信，他也不会去证实。一个美国小学二年级的孩子，要做一个考察报告：老鼠有没有记忆能力！他会自己设置实验场，给老鼠设置两个出口，一个出口摆上美食，一个出口，是惩罚。经过两个星期的观察，他的报告就出来了：实验表明，老鼠可能有记忆能力！因为老鼠拜访美食出口的次数高于拜访惩罚出口的次数。
一句话，现在还不能下结论。这样一种实证精神，将会教育出什么样的孩子？而我们的教育，将成批的出产“胡孩”这样的鹿马不分的迷惑症！一般的中国学生，在中小学阶段甚至不会迷惑，因为他尚不如“胡孩”，一开始就不知道鹿是什么样的。只有到了大学时代，接触了一些书籍，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他才开始迷惑。这就算不错了，有孩子可能始终没有发现另一扇窗户！他们在网上有很大的声音。他们甚至都拥有理工科的高文凭。问题是，他们是高文凭，低智商，我把他们叫作片面性白痴，他们的存在，老是让我恍惚，感觉这是一个后义和团时代。
有一学者在高校作演讲，说：20世纪初有个义和团，20世纪末有个FLG！就这么一句话，立马让我想起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国岂止是百年？可谓是千年孤独了。余英时经常谈及“哲学的突破”这一概念，那么我们能不能来个“教育的突破”，让教育变成真正的教育？事实上，喊中国无教育的声音已经够多了！
三、政府的政策、体制、投入与角色问题
1． 国家教育投入问题
1985年北师大教授王善迈与经济学家厉以宁开始研究国家教育投入问题，这项研究后来形成的一个结果是，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发展纲要上，计划中国教育的投入2000年达到占GDP的4%。但根据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满生向媒体提供的数字：我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这几年略有增长，2000年为2.79%，2001年为3.19%，2002年为3.3%。
另据《财经时报》报道：2003年9月9日至21日，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托马舍夫斯基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随后，她在向新闻媒体公布材料时，称“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ＧＤＰ的2％，远远低于联合国所规定的6%”。而据中国官方的数据，“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比例已达到了3．41％”。
这里有两大滑稽，第一，中国在联合国里，好歹占有常任理事国一席，但是其GDP投入，甚至不如非洲穷国乌干达，也不如邻国缅甸，更不用说还低于印度，一句话，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比例，排在全球的尾巴上。第二，政府自夸GDP高速增长为世界之最，也不知它把钱“最”到哪里去了？
台湾在经济起飞之际，ＧＤＰ的１２％到２２％都用来办教育.1999年，美国教育总投资已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7%。总之，替政府出汗！
2、义务教育不义务。很多专家学者在呼吁，中国为了自己的未来，应该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制度。可是咱的柳斌同志法律意识比较旺盛，说中国现行法律规定，义务教育不等于免费教育。中国实行的收费义务教育，是免收学费、只收杂费。
问题是操作不好，所谓的杂费变作了“杂种乱收费”，良心大大的坏了，《青年时讯》2004年调查报告：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排行榜上，中小学教育收费荣列第二，仅次于第一名－泡沫产业房地产！原来，中国的义务教育也把泡泡做大了！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基础教育经费特别是义务教育经费基本上由政府承担，政府的投入一般都在85~90％以上。2002年，在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中，政府占的比例仅为76.7％，这一比例显然偏低。可是政府很坦然，本着“你出钱我放心”的原则，把县乡两级的基础教育投入托付给了基层财政。基层财政也不含糊－你放心，我办不到！所以，地方基础教育出现了“义务教育不义务”的普遍现象，有些地区的孩子，上课甚至得自带桌椅。老家的一个初中学校，一班140个孩子，大家都侧着坐，我觉得，三年下来，孩子们都得斜眼！如果参军了，来个立正，向前看齐，也不知道他们的眼睛会瞟到哪儿去。如果有首长检阅，说不定怀疑兵们要造反呢：哇，眼睛里怎么净是交*火力呢？
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良心的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在自己的一个报告里指出：“云南边境小学中很多小学生、中学生已经不能支付自己在本国上学的费用，要每天走很多路去缅甸那边上学，因为缅甸那边收费便宜得多”。忽忽，咱原先吹牛，要拯救亚非拉呢，我看，现在亚非拉已经开始拯救咱了，你看这人丢的！
3、中国政府在管理方面的无能
中国有个狗肉将军，名叫张宗昌，这老兄是个典型的三不知：一不知兵有多少，二不知钱有多少，三不知姨太太有多少。一想到这里，我老是憋不住的笑－中国政府从历史之初，就有很大的狗肉味儿了 ：一不知自己多少人口，二不知自己多少钱，三不知自己多少贪官。现在，百姓让政府管理钱袋子，可政府无能，堵了这头堵不住那头.《中国经济快讯周刊》根据有关信息，曾载文报道：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发现，自1997年以来的3年间，中国累计资本外逃530亿美元，平均每年外逃数额占当年GDP的2％。忽，这2%恰好是我们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另据新华社报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这数字是官方报道，保守多了，好多经济学者认为实际数字应该是这个数字的10倍甚至20倍。仅举一例，光老赖同志通过地下钱庄洗钱，就洗走了120个亿。还有一个数字，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指出：2000年中国外逃资本约480亿美元，这一数字高出当年47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其实，这些数字并不反映贪官的本事－有一个贪官这样说：国家的钱实在太多，没谁数得清，也没有谁看守得天衣无缝，我是取大海一栗矣，所以说，这些数字只反映了政府在替百姓管理钱财方面的无能。当然，作为委托人与主人，百姓也很无能！
4、中国政府运作方面的低效。
中国政府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慈善性，特别善于养闲官冗吏，它可以养许多闲官，甚至可以让三岁的干部子弟在编领工资。中国在编党政干部，从1979年的279万膨胀到1997年的800万，中国的乡镇机构除六大班子外，工、农、兵、学、商、财、青、妇等小件，也是一件不缺，李昌平说“八个大盖帽管着一个破草帽”，此话不假。前两天去找同学，她在县机关供职，发现她手头一堆资料，原来县里正在筹备“两会”，引我偷笑的是县领导们的发言稿，全部是提前十几天就打印出来了，格式都是：（空白）同志的发言很不错，很精彩…我祝贺会议圆满成功云云。可笑的是那个空白处，敢情所有的领导讲话都“很不错”，怕错的是领导同志的名字，到时候注意着点，自己填上名字再念就不会出错了。忽，中央级的两会都是握手举手加拍手，下面这些小会又摆什么小样儿呢？真是吃饱了撑的。据统计，由于中国县乡两级干部大都在县城与城市购房居住，他们每年光在养车养司机方面的费用就高达数千个亿。县乡两级干部全骑自行车上班，是否更适合咱发展中国家的国情？
5，角色问题
低效倒也罢，怕就怕从没把教育放在心上。1820年之前，大清帝国的GDP占全球第一，奈何它的心思不在教育上，即使教育，也是愚民那一套。相形之下，日本就有点割肉搞教育的精神，从明治维新以后，它的义务教育，不但学生全免费，而且，学生每天一顿免费的午餐，每年免费一套校服一不象咱们，校服只值三十五元，家长一般要掏50元以上。我儿子夏天的校服，学校规定要穿三年，可是我儿子第一次穿着上学，刚回到家门口，裤子上的挂勾就折了。我跟儿子开玩笑说：好险，否则裤子一掉，你就要在学校或大街上裸奔了！
政府角色不到位，导致希望工程的背后，是失望！
“希望工程”，表面上看是爱心之花，背后却是政府角色的严重缺席；表面上看是玫瑰，背后看，却是政府脸上的黑疤。总之，希望工程多一天存在，我们就多一天失望。报纸上多一则希望工程的报道，那就是一记清脆的巴掌，打在政府脸上！台塑大王王永庆老先生预备在大陆搞一万间希望小学，他在接受《商业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我要盖一万间小学！先盖1500间！大陆31省，平均下去找”。一万间，一万巴掌啊，你不得不佩服咱政府的厚黑功夫！
所谓的“把教育放在战略位置”云云，实质上却是“略占”位置，叫人如何不失望？
6．学费问题
我们学校是个不起眼的师范学院，贫困生的欠费问题很让学校头疼。贫困生欠费已是教育产业化后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贫困生人数在逐渐增加而不是减少。这就让人纳闷了：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倒退了？还是我们的学费猛涨了？
事实上，中国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正好与政府的投入成反比。一句话，中国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比例过高。一则是人口压力导致，二则是应试教育畸形发达，三则，是制度与政策原因。我这里单说后者。中小学教育杂费过高，导致义务教育不义务，已是公认的事实。至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收费，却颇有点与发达国家比赶超的劲头。我国2002年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分别为：7703元、2476元。也就是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全部只够勉强维持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而农村则需要3个人的纯收入才供养得起一个大学生。印度跟咱一样，发展中国家，但印度部长的办公室没有空调。它的尼赫鲁大学，每学期只需交108卢比学费和260卢比的住宿费，两项合计约相当于人民币70元。
我有一个提议，在学费方面向印度看齐，如果实在办不到，那么，能不能实行分层次收费？比如大城市与中小城市有个差距？城乡又有个差距？比如，按个4321的比例收费。有人会说：这个不好操作，贫困地方有有钱的，发达地方也有贫穷的。这倒是实话，即使没有这些例外，咱也操作不好。因为至如今没有发现一桩事儿是咱们可以操作好的。所以，还是简单点，向印度学习，如何？
6、教育公平问题。。
顾名思义，所谓的公平，是指公正和平等，指以一定的价值规范对人们的权利或财产在性质上和数量上平等状况的推断。教育公平是指以社会公正之规范对教育平等状况的推断。
其一，从层次来看，中国的教育存在着起点不公平、过程不公平和结果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家庭出身、家庭政治背景、家庭经济实力及家庭社会资源等方面对受教者受教育权利及教育选择方面的影响。一句话，有权、有钱、有关系的孩子从小到大可以选择最好的学校，而且也可以拿得出高额的学费，甚至不用掏学费。我八岁的儿子现在上的是本市的二流小学，一流小学的学费把我吓退了。
其二，从地区来看，中国教育在东、中、西部，在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地区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主要体现国家对教育地区投入的不平衡、各地区地理位置、经济实力、文化信息的不平衡所导致的教育资源教育配置的不公平。简单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小城，没有一个科技馆，想接触一下所谓的科技，我们得跑郑州。而郑州的孩子，又羡慕上海的科技馆。我们好不容易路过一回上海，直奔科技馆，没想到人家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四点钟就下班，我们到时，人家正关门。不由得想起法国的科技馆，据说人家全天全免费的为孩子开放，还有学者教师在里面义务给孩子们讲解。我们的科技馆收了10元60元不等的门票费，它挣了，但是它的未来，不知道要贴进去10元60元的多少万倍。一句话，现代化的科技设施，怎么也掩盖不住它从头到脚的小农气息。至于郑州科技馆，我没见到一个解说员，我自己就是科盲，所以五岁的儿子见到自由落体实验的那两个球，抱起就投篮，小子把它当篮球了。
当然这例子似乎离题远了，但是大家心中都明白怎么回事，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导致教育信息、资源和权利也不平衡，比如北京某个孩子的考试分数跟河南一个不怎么样的考生分数一样的话，河南这个得复习，待重头，收拾旧山河，而北京的这个孩子则可以选择北京一个中等的高校。饶是这样，北京市民还认为原因是北京孩子素质高。就这么一素质，不发达地区的孩子就都成小陈奂生了。
其三、城乡不公。
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城市基本上由国家负担，农村则基本上由农民自掏腰包。而农民本身，由于国家长期的剪刀差政策导致他们的体制性贫困以及现在的农业负收入经营，他们已经边缘化和贫困化了。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教材内容考试内容以城市为中心的倾向的加剧，教育上的城乡差别已出现“鸿沟模式”。单举一例，中国网络的普及和应用，目前主要发生在城市，农林牧副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仅占网络用户总数的０．７６％，只有０．３％的用户是农民，城市普及率为农村普及率的７４０倍。城乡居民获得信息公共服务的机会严重的不平等， 乡村学生基本被排斥在信息化之外。其恶劣 后果早已显现出来－据有关人士统计：目前的大学生30%来自九亿人口的农村，70%来自四亿人口的城市。我国文盲8507万，90%分布在农村。
无视城乡区别，乡村孩子和城市孩子交一样的学费，又让农村子弟遭遇第二次不公。至于毕业分配，他们就是第三次遭遇不公了。这会出现恶性后果：农村会永远成为我们的心痛！
这里说几个我亲人的例子，应该更有说服力：我大哥，乡村教师，月工资900元，我大嫂，种地。业余时间到一小厂打工，月工资300元，一女上高三，一子上初三。现在小侄女尚没考上，大嫂就经常威胁我了：到时孩子考上大学，你做姑姑的，可不能跑，学费你得掏！我大姐，务农在家，去年开始跑保险，由少到多，上一月工资2000元，我大姐夫，搞家庭养殖，挣的钱正好够他还搞养殖借的高利贷（农村高利贷很流行，另，可以参看“局外人一”有关这些问题的论述），一女初中毕业待家，另一女初三。我二姐，考上大学，被人顶替，天天捧着收音机学英语，英语特棒，但是没文凭，在家教学，英语物理化全拿，我初中时，我们班的英语化学就都是她教的。二姐月工资80元至180元不等。现在有了名气，被育才英语中学的董事长开车请走，月工资600元。二姐夫下岗在家。一女高一，一子初二。按生活，我的这些亲人在乡下还算可以的，但是，这样的经济状况，孩子考不上大学还好说，若是考上了，钱从何来？最后说一下我的工资，每月1290元。每年奖金7000元。兄妹几个，唯有我家孩子上学不愁学费，吃水不忘挖坑人，感谢党，感谢主席。（单独感谢小平同志一回，他老人家在任时，我考的大学，那时的师范大学尚不用交学费，现在的教育收费好比一场特大车祸，好多人都撞上了，我却幸运的躲开了！）
作为一个幸存者，我就说这么多吧。说得太多，我怕人“撞”我！我好好的，我儿子的未来就不再发愁学费了！
中国农民，我永远的心痛；
中国教育，我永远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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