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局一纸令下，两家大陆媒体无端被“封杀”。新华社及本报驻台北记者赵丹平说：“公道自在人心”
这次到台北驻点采访，事先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也料到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惟一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会在台北遭遇“封杀大陆媒体”这档子事。4月10日，就在我即将结束任期的4天之前，台湾“陆委会”决定：暂缓大陆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来台驻点采访，何时再度开放需视两岸气氛而定，没有时间表。
从新闻记者到“新闻人物”
早在4月初，就有消息灵通的朋友私下告知，当局有关部门要对大陆记者在台驻点事宜“进行评估”。朋友提醒：现在岛内政治气氛不好，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大家当时预感到，台湾当局可能要在大陆驻点记者身上找点麻烦。
4月9日晚上，陆续有最新消息传来，令我吃惊：当局有关部门将暂停发放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的入岛许可。当时《人民日报》驻点记者郑固固正在台湾南部采访，我们通了电话，因为不知道当局有关决定的确切内容，所以对事态的严重性无法准确评估。我们当时估计一种可能是让我们在岛内停留到期满，但不允许下一批记者入岛；不过让我们马上出境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无论如何，我们都感到，当局的举动非同寻常，我们剩下的几天将面对前所未有的紧张、困难局面。
4月10日一大早，看到当天出版的《联合报》，二版头条位置赫然写着《新华社 人民日报 我中止来台驻点》。《联合报》的消息马上引起岛内媒体的关注，各家电视台开始跟进，陆续播出了采访“陆委会”主委吴钊燮的报道。午后，“陆委会”网站上刊出了有关此事的新闻稿，指责大陆在《反分裂国家法》通过后“恶意扭曲政府推动两岸和解的原意，对于台湾民意的高度不满则置若罔闻”；称新华社及《人民日报》驻点记者“配合中共的政治宣传手法，在台湾采取偏颇的报道方式”，“有刻意误导大陆民众之嫌”；所以将“暂缓”两媒体来台驻点。周末的宁静一下被打破，我这个来台湾采访新闻的记者，无端成了媒体追逐的“新闻人物”。
从中午开始，台湾媒体同行打探消息、询问看法、要求采访的电话就接连不断。我除了在第一时间把有关消息报回总社编辑部外，剩下的时间便是回忆：我究竟哪条稿子是“偏颇报道”？我“刻意误导大陆民众”了吗？
当局言论只是借口
我3月15日晚抵达台北，第二天一大早便投入紧张的工作。二十多天来，我采写了台湾专家、学者对《反分裂国家法》的反应，报道了“三一九枪击案一周年”和“三二六大游行”；从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团赴大陆参访、“台联”参拜靖国神社等“硬新闻”，到《竹山品茶》《台北访姜昆》等“软特稿”，还有与我同行的摄影记者赖向东所发回的大量图片新闻，诸如“名人故居”“台北捷运”“珍珠奶茶”“阳明山花季”等专题报道，我想不出我们哪条新闻不是客观事实，哪条报道反映的不是台湾真实的情况。
台湾有关部门搜集了我和郑固固的若干“罪证”，其中一条说我报道了在台湾的中国统一联盟主席陈钦铭、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郭俊次等人支持反分裂法的谈话，是“朝台湾民众支持反分裂法的方向报道”。这让我回想起3月20日那天下午，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中华教授协会、民主团结联盟、和平统一促进会和新同盟会五家民间团体共同主办“三二六游行真相记者会和演讲会”，揭露当局和“台独”势力煽动游行、挑衅《反分裂国家法》的真实目的，表达希望两岸和平统一，希望与大陆人民共谋和平、安定、发展的强烈愿望。那天现场嘉宾十几位，与会群众约500人。这样一个相当正式、规模也相当大的活动，来采访的除了大陆驻点记者外，台湾媒体只来了一两个人。第二天，岛内除一家报纸在不显眼的位置发了一条“豆腐块”外，其他媒体均不见报道。我感到困惑：难道这些客观事实是不可以报道的吗？难道就因为它与当局立场不同，就应该被淹没在“反制反分裂法”的民粹浪潮中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台湾当政者一再标榜的“新闻自由”在哪里？对岛内那些极端“台独”媒体的偏颇报道又该如何处置？
尤其让我觉得可笑的是，郑固固发出的一篇报道，被当局的新闻官员列为“偏颇报道”的“罪证”之一，当众读出。尽管他刻意隐瞒了这篇报道的新闻来源，但还是有一些人，其中包括两位分别是前任和现任民进党“立委”的人，一下就听出，这原本就是岛内媒体自己报道的，郑固固不过是转发而已。这两位民进党人士私下里同我谈起这件事时不由得摇头叹息。而亲民党“立委”林郁方在“立法院”质询时则直截了当地问：台湾媒体类似的报道内容也要罚吗？
几天来，我和郑固固不断通过电话讨论这件事。我们的感觉是共同的：所谓“报道偏颇”无非是个借口，真正的原因“陆委会”主委吴钊燮在接受岛内媒体采访时说得明明白白：“整个事情的来源都是因为中国大陆反分裂法的制定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冲击。”虽然事后“陆委会”官员一再撇清“这不是针对反分裂法的反制手段”，但吴钊燮话已出口，覆水难收。
记者受到很大伤害
作为记者，我恪守我的新闻专业，我希望通过我的报道，让大陆读者了解一个真实的台湾：一个既充满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洋溢着现代激情的台湾，一个在政治浪涛中载浮载沉的台湾，一个渴望和平、稳定和发展的台湾，一个中国的台湾！当然，凭我一个人的努力，要达到这些目的还远远不够，但开放驻点4年来，新华社所有来台的记者都是本着这一愿望在努力工作的。可是现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抹杀了我们大家所有的努力和成绩，对我们造成了莫大的伤害，这对我们公平吗？
毫不夸张地说，这件事给我在岛内剩下几天的工作造成了很大困扰。我的采访行程不得不更改；计划中的专题报道被迫中断；联系中的采访对象不再愿意接受访问；在一些公开场合，我成为媒体镜头争相瞄准的对象，不再能不受注意地履行记者的职务。难道这是当局所说的开放两岸新闻交流的“初衷”吗？这两天，接连有台湾报纸发表社评或专论文章，批评当局有关部门暂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来台驻点；在“陆委会”的记者会上，台湾同行向在场官员丢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质疑这种不理性、不明智的做法；我在一些公开场合采访时，有不少记者朋友主动上前对我表示关切，他们对有关部门这样“损人不利己”相当地不认同。这让我在委屈与困惑中也感到一丝安慰。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这次到台北驻点采访，事先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也料到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惟一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会在台北遭遇“封杀大陆媒体”这档子事。4月10日，就在我即将结束任期的4天之前，台湾“陆委会”决定：暂缓大陆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来台驻点采访，何时再度开放需视两岸气氛而定，没有时间表。
从新闻记者到“新闻人物”
早在4月初，就有消息灵通的朋友私下告知，当局有关部门要对大陆记者在台驻点事宜“进行评估”。朋友提醒：现在岛内政治气氛不好，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大家当时预感到，台湾当局可能要在大陆驻点记者身上找点麻烦。
4月9日晚上，陆续有最新消息传来，令我吃惊：当局有关部门将暂停发放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的入岛许可。当时《人民日报》驻点记者郑固固正在台湾南部采访，我们通了电话，因为不知道当局有关决定的确切内容，所以对事态的严重性无法准确评估。我们当时估计一种可能是让我们在岛内停留到期满，但不允许下一批记者入岛；不过让我们马上出境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无论如何，我们都感到，当局的举动非同寻常，我们剩下的几天将面对前所未有的紧张、困难局面。
4月10日一大早，看到当天出版的《联合报》，二版头条位置赫然写着《新华社 人民日报 我中止来台驻点》。《联合报》的消息马上引起岛内媒体的关注，各家电视台开始跟进，陆续播出了采访“陆委会”主委吴钊燮的报道。午后，“陆委会”网站上刊出了有关此事的新闻稿，指责大陆在《反分裂国家法》通过后“恶意扭曲政府推动两岸和解的原意，对于台湾民意的高度不满则置若罔闻”；称新华社及《人民日报》驻点记者“配合中共的政治宣传手法，在台湾采取偏颇的报道方式”，“有刻意误导大陆民众之嫌”；所以将“暂缓”两媒体来台驻点。周末的宁静一下被打破，我这个来台湾采访新闻的记者，无端成了媒体追逐的“新闻人物”。
从中午开始，台湾媒体同行打探消息、询问看法、要求采访的电话就接连不断。我除了在第一时间把有关消息报回总社编辑部外，剩下的时间便是回忆：我究竟哪条稿子是“偏颇报道”？我“刻意误导大陆民众”了吗？
当局言论只是借口
我3月15日晚抵达台北，第二天一大早便投入紧张的工作。二十多天来，我采写了台湾专家、学者对《反分裂国家法》的反应，报道了“三一九枪击案一周年”和“三二六大游行”；从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团赴大陆参访、“台联”参拜靖国神社等“硬新闻”，到《竹山品茶》《台北访姜昆》等“软特稿”，还有与我同行的摄影记者赖向东所发回的大量图片新闻，诸如“名人故居”“台北捷运”“珍珠奶茶”“阳明山花季”等专题报道，我想不出我们哪条新闻不是客观事实，哪条报道反映的不是台湾真实的情况。
台湾有关部门搜集了我和郑固固的若干“罪证”，其中一条说我报道了在台湾的中国统一联盟主席陈钦铭、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郭俊次等人支持反分裂法的谈话，是“朝台湾民众支持反分裂法的方向报道”。这让我回想起3月20日那天下午，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中华教授协会、民主团结联盟、和平统一促进会和新同盟会五家民间团体共同主办“三二六游行真相记者会和演讲会”，揭露当局和“台独”势力煽动游行、挑衅《反分裂国家法》的真实目的，表达希望两岸和平统一，希望与大陆人民共谋和平、安定、发展的强烈愿望。那天现场嘉宾十几位，与会群众约500人。这样一个相当正式、规模也相当大的活动，来采访的除了大陆驻点记者外，台湾媒体只来了一两个人。第二天，岛内除一家报纸在不显眼的位置发了一条“豆腐块”外，其他媒体均不见报道。我感到困惑：难道这些客观事实是不可以报道的吗？难道就因为它与当局立场不同，就应该被淹没在“反制反分裂法”的民粹浪潮中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台湾当政者一再标榜的“新闻自由”在哪里？对岛内那些极端“台独”媒体的偏颇报道又该如何处置？
尤其让我觉得可笑的是，郑固固发出的一篇报道，被当局的新闻官员列为“偏颇报道”的“罪证”之一，当众读出。尽管他刻意隐瞒了这篇报道的新闻来源，但还是有一些人，其中包括两位分别是前任和现任民进党“立委”的人，一下就听出，这原本就是岛内媒体自己报道的，郑固固不过是转发而已。这两位民进党人士私下里同我谈起这件事时不由得摇头叹息。而亲民党“立委”林郁方在“立法院”质询时则直截了当地问：台湾媒体类似的报道内容也要罚吗？
几天来，我和郑固固不断通过电话讨论这件事。我们的感觉是共同的：所谓“报道偏颇”无非是个借口，真正的原因“陆委会”主委吴钊燮在接受岛内媒体采访时说得明明白白：“整个事情的来源都是因为中国大陆反分裂法的制定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冲击。”虽然事后“陆委会”官员一再撇清“这不是针对反分裂法的反制手段”，但吴钊燮话已出口，覆水难收。
记者受到很大伤害
作为记者，我恪守我的新闻专业，我希望通过我的报道，让大陆读者了解一个真实的台湾：一个既充满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洋溢着现代激情的台湾，一个在政治浪涛中载浮载沉的台湾，一个渴望和平、稳定和发展的台湾，一个中国的台湾！当然，凭我一个人的努力，要达到这些目的还远远不够，但开放驻点4年来，新华社所有来台的记者都是本着这一愿望在努力工作的。可是现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抹杀了我们大家所有的努力和成绩，对我们造成了莫大的伤害，这对我们公平吗？
毫不夸张地说，这件事给我在岛内剩下几天的工作造成了很大困扰。我的采访行程不得不更改；计划中的专题报道被迫中断；联系中的采访对象不再愿意接受访问；在一些公开场合，我成为媒体镜头争相瞄准的对象，不再能不受注意地履行记者的职务。难道这是当局所说的开放两岸新闻交流的“初衷”吗？这两天，接连有台湾报纸发表社评或专论文章，批评当局有关部门暂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来台驻点；在“陆委会”的记者会上，台湾同行向在场官员丢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质疑这种不理性、不明智的做法；我在一些公开场合采访时，有不少记者朋友主动上前对我表示关切，他们对有关部门这样“损人不利己”相当地不认同。这让我在委屈与困惑中也感到一丝安慰。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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