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这座坐拥三镇、怀抱两江的华中重镇，在经济学家的审视中曾被无情地划为“第三世界”。但这似乎并不妨碍它成为京广线上最饱满的一个亮点。有人说，在汉口你的视线会得到最大程度的饱和。的确，解放大道上聚集了最时尚最活跃的商品社会元素，汉正街呈现着浮华热闹的市井风俗图，游走在吉庆街的淘金艺人又不失时机地将这个城市的夜晚涂上班驳的声色……
但武汉很失落。在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高速发展中，它不东不西不南不北，近期西部大开发战略更凸显出其陷落在中部的恐慌。据说武汉正在提中部崛起的口号，但它首先不得不直面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挤压的、凋敝的国有经济，和大批行走在贫困边缘的下岗失业群体。负重的大武汉。
六月，我走进这座被定义为中国最市民化的城市，循着街头肆虐的“麻木”和夜市上的吆喝，走进“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小市民生存背景中。经过十多年社会生活的变迁，武汉早已跨越了方方《风景》中令人窒息的棚户区生存状态，“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汉口河南棚子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 的时代已经成为惨烈的记忆。
但是，另一种贫困开始在延续。相对于生存空间的仄狭，精神世界的蛮荒化、教育资源的匮乏以及相伴而来的知识贫困，对于一个群体、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更为可怕的杀伤力。在这个苦夏，我不能停止自己深入的脚步。
“麻木”人生
我不知道武汉人为什么把这种装着灰扑扑顶蓬的人力或电动三轮车叫做“麻木”，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这些三轮车夫回到家里就喝酒，直至喝到身体和精神麻木为止，颇为类似旧社会汉口的码头工人。
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经常能看到一群群“麻木”在烈日下疲倦地等待或在警察严厉的注视下仓皇逃窜，象受惊的鸟。警察就是它们的天敌。从一个城市管理者的眼光看过去，它们就象泛滥成灾的蝗虫，让这座日趋现代化的都市为之难堪。
当地的一位政府官员颇为挠头地告诉我，“麻木”绝对是城市交通、市容建设中的一大公害，市人大、政协为此论证了很多年，但迟迟下不了封杀的决心。因为对江城近年来剧增的下岗失业家庭来说，“麻木”成了他们微弱的家庭生计支柱，靠了它，许多家庭尚能维持着平民而不至于沦落到贫民的生活。
黄昏时分，刘凡生的“麻木”停在工农村门口。
我走过去的时候，有四、五双“麻木”的眼睛不约而同地望向我，分明是期待。头发花白的刘凡生年纪最大，今年54岁，干这行有3年了。
他只能跑些偏僻的线路，沿工农村一带的铁轨旁边拉些客人，因而生意比不得街上的“麻木”。他开的是黑车，因为没办上执照。
“我想花钱办哪，可人家不给办，说是要控制数量。说到底，还不是没关系！”他抱怨道。他整天提心吊胆的，一旦撞上“枪口”，就会被没收。刘凡生和他的同行已经熟谙其中“猫抓老鼠”的游戏规则。但还是不能幸免于难。
那次他去汉口火车站拉货，没走多远，四、五个警察就围上来了，要他出示“三证”（行车证、驾驶证和执照）。他拿不出，几个人动手就要没收“麻木”。
“我要吃饭！三口之家要养活！”他急红了眼，嚷道。
“要吃饭，你到劳务市场去！”他们说。
“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年纪一大把，找工作谁敢要你？没理可讲！这象赌博，你抓住我是你赢，没抓住是你输！”刘凡生总结道。
“麻木”没收后的一个月里，家里差点揭不开锅。他急得到处托人，还是内部有人暗示，找黑道上的，趁黑将“麻木”偷了出来。为此他前后花了1500元打点“红道”、黑道。
“这是什么社会？！”他张着眼，愤怒、无奈。
他的家光线暗淡，陈设简单、陈旧。冰箱是几年前弟弟送的，坏了，一直舍不得花钱修。妻子站在门边，疲乏无力地微笑。她有严重的糖尿病，拖了10年。下岗前是江岸西站劳动服务公司的清洁工。这种大集体企业说倒就倒，说散就散，下岗了没有任何说法地在家坐等。医药费自然是无处报销。她每月要吃400多元的药，碰上住院，刘凡生几乎愁得要跳楼。
他去找爱人单位领导，领导说管不了。他去找居委会，居委会爱莫能助。
幸亏他每月还有500元退休金，所在单位武汉铁路分局江岸建筑段照顾到他的实际情况，每年发给他100元补助。但面对越来越高昂的医药费和女儿即将升入中学令人咋舌的赞助费，这点钱无异于杯水车薪。女儿学习不错，每次考试都是班上前五名，但要进重点中学，赞助费就要交6000元到1万元以上。没奈何，他说服女儿上了学费低廉的铁二中。
去年冬天，妻子又病倒了，要住院。家里只剩50元钱过年。他只好跑到单位，又借了800元钱。这种东挪西借的日子，他是过怕了。他开“麻木”每天从早上6点起到晚上10点收工，每月净挣600元，碰上吸毒的、地痞什么的，不给钱还要打人，他也只能忍气吞声。而家里每月的生活费支出就要700元，大都花在食品消费上。遵医嘱，妻子每天得要有3两瘦肉的进补。
一切能省则省。刘凡生脚上的5元钱凉鞋，穿了整整四个年头，鞋跟磨得破烂不堪。
我无法知道在700万武汉市民中有多少象刘凡生这样的没有“准生证”的黑户“麻木”。他们每天穿行在如过江之鲫般的豪华奔驰、神龙富康中，摇摇欲坠地行进在城市的穷街陋巷，带着过分的小心和谨慎。一位守候在渣家小区的“麻木”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如果哪天下令取缔“麻木”，这个饭碗说没就没了。
失业的阴影笼罩着人们。来自2000年武汉年鉴的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武汉市下岗人员和城镇待业人员呈逐年上升态势，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增大。1999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1万人，比上年增长了3.1%；登记失业率为2.95%，比上年上升了0.15%。值得注意的是，集体企业的下岗失业状况远比国有企业要严重的多，1999年国有经济单位在岗职工人数比上年下降5.3%，集体经济单位在岗职工人数则下降了14%。
当地劳动部门官员告诉我，在武汉生活最穷困的，不是武钢、武重这样国有大型企业的下岗工人，他们尚能拿到一定的基本生活费，而是那些倒闭、破产和半破产的集体企业的职工。他们是真正生活无着的群体。而在武汉，集体企业占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数24%，从业人员约占全市职工数的16%。近年来集体企业经济效益连年下滑，就工业总产值来说，1999年国有经济比1998年增长了2.3%，集体经济则下降了7.2%。
由于地方财政困难，管理集体企业的行业办、集体企业办现在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市、区两级都不管。“没法管，也管不了。”这位官员说。目前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失业救济政策主要向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倾斜，集体企业职工家庭很难纳入低保范围，成为被政策遗忘的群体，只能在生存夹缝中艰难地求着生存。
触礁的“问题家庭”
福建村在二七路上，二七路距离汉口最繁华的商业街──江汉路不过十分钟的车程。
不远处，“二七大罢工纪念馆”肃然而立。
上午的日光洒在福建村南区的路面上。
街边早点摊的油锅还滚热着。过早的人很稀落了。
油烟和着路边隔夜的垃圾发出难闻的浊味。酷热。
这是每个城市最基层最大众化的生存角落，居民们延续着工薪阶层的清贫日子，现在，这种日子似乎也正在失去。开“麻木”的、檫皮鞋的、卖水果的守在小区门口，困顿地等待生意。一些人懒洋洋地在街道间晃莱晃去。
陈玉萍的家就在福建村南区的楼房深处。
屋里很安静。一个小男孩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这是陈玉萍最近找到的一份活儿，帮人照看孩子，每月200元。
客厅的墙上，一个面目清秀的青年男子在相框里微笑。
7个月前，这个男人用绳索在卧室的门上结束了自己。当时他刚满45岁。他结绳的方式很特别，女儿从另一间房里冲出去的时候，他的身子已经冰凉。前后不到10分钟。当时，陈玉萍正在里屋织毛衣。
他以前做过水手。那种毁灭性的结绳方式据说是长期的水手生涯磨练出来的。这个细节在他死后被福建村人提起时，总免不了一番唏嘘。那种对生活纯净、彻底的绝望象迷雾一样笼罩着福建村好一阵子。类似的非常事件在城市的一些角落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人们在不安之后又继续着他们寻常的苦难日子。
还有一年，他们的女儿倩倩──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孩即将高考，照老师的预言上大学应该极有希望。这个在晦暗中苦撑的家即将露出熹微的曙光。然而，他就这样放弃了。
说到此，陈玉萍放声大哭。他们婚后19年的日子也还算幸福。那时，她在武汉港务局做装卸工，拿400元工资；他在船上做水手，每月有500元的稳定收入。三口之家清贫却和乐。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的？
先是她下岗，办了内退后工资降到了220元，她到处打零工，到饭店给人洗菜、送盒饭，什么都干；99年他下岗，单位一次性买断工龄付给他3万元，从此一切脱钩。原本开朗的他一下子情绪低落起来。
单位房改，买公房花去了一万七千元。他和妻子约定，余下的钱再也不能动了，留给女儿上大学。为此，他们夫妇俩不吃早点，省下来给女儿；他常常饿着肚子喝空酒，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越来越瘦。
不久他花了2000元买了“麻木”，没办上执照，只能偷偷开。警察搜得紧时，他只好窝在家里不出车。上次不小心被摩托车撞了，他在家躺了半年，动弹不得，不敢去医院。这样陆陆续续地开了两年“麻木”，一个月下来能挣个三、四百块。那段时间，陈玉萍又没了工作，连打零工人家都嫌年纪大了。找不到事做，他和她都心烦，口角由此而起。苦闷中她出去打小牌，丈夫越发不满。家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出事的那天傍晚，她和丈夫商量出去摆地摊的事儿。他很烦躁地否决了，这个生性胆小、守规矩的男人不愿看到妻子过那种随时被驱逐的担惊受怕的日子。然而，不摆地摊又能做什么？面对妻子的诘问，他不再言语。默然喝下了一瓶酒，他就撒手走了。
这种不祥的预感，陈玉萍不是没有体察到。很多次，她听见丈夫沉重的脚步在屋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活着真累！”他的叹息里充满了惶恐和无助。她现在肯定自杀的幽灵一直在他脑际顽强地萦回，挥之不去。
对于生存的恐慌、对于未来的失望甚至绝望，袭击着城市原本超稳定的家庭结构。贫困使相当一部分家庭走向分崩离析，自杀、离异，“问题家庭”越来越多。武汉市总工会最新一项统计数据表明，贫困已经成为导致武汉相当一部分家庭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被调查460户最贫困的特困家庭中，30%以上家庭离异。而下岗失业后没有技能、在就业中处于劣势的群体，由于找不到生存出路，一些人就走上了诸如自杀、犯罪这样极端的道路。就在我采访的工人村和福建村，下岗的多，无业的多，治安问题越来越突出。有时自行车一天丢10辆。小偷也是穷疯了。据说有一户人家被光顾的那回，连衣服、桌上的一只苹果和2块钱一盒的东湖烟都被搜刮得干干净净。贼也是内贼，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也许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当生存成为人的全部世界时，赤贫，尤其是精神的赤贫必将逼近疲于应付种种沉重压力的人们。而在一个平等、公正原则并非主导财富分配的社会里，人们在备受物质贫困折磨之时，面临的将是令人更为忧虑的精神蛮荒化和道德底线的崩溃。
而陈玉萍们依然得守着残缺的家，背负起女儿每年6000元的大学费用和拮据的贫民生活。将来怎么办？她茫然的发问在屋子里发出空洞的回响。
可怕的知识贫困
73岁的彭启忠坐在家门口，深陷的眼窝看上去有种被耗尽的空荡荡的感觉。
他左眼失明的妻子坐在他身边，以一个穷人的惯常口吻唠唠叨叨地诉说着家事。
你听我说说，你听我说说。他忙不迭地将我拉进里屋，准备长聊。
穷。这是这间黑洞洞的屋子留给我的全部印象。人在那种赤贫的状态下，只能称为苟活。屋里堆着成袋的货，那是彭启忠批发来的在夜市上叫卖的廉价衣服。
彭启忠一直没有工作，靠卖菜、卖水果为营生。妻子三年前才从乡下接到城里。一家四口人的吃饭问题全巴望着这个年已七旬的老人。根据政策，他家可享受每月160元的特困补助。
“这两年不比以前，下岗的多了，做小买卖的多了，生意难做哇……”他反反复复地念叨着。以前家里的日子还能维持，现在在夜市卖衣服，连着几天不开张是常有的事儿，一天还赚不来10元钱。
最让他发愁的还是儿子的大学费用。小儿子的高考分数离重点大学差几分，本来交2万元赞助费可以保证上重点。但这个天文数字让一家人犯了难。最后只好自费念江汉大学本科。第一年要交4000元，彭家向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好歹应付过去。但接下来每年3000多元的学杂费压迫得彭启忠喘不过气来。
小儿子已经读到第三年。新学期快要临近，彭家又开始发愁了。
“这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不让他念吧，将来更没出路了。他哥就是因为没文化，找不到工作，靠我们老的养活…”彭启忠一筹莫展。
在接受采访的贫困家庭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由于交不起高昂的学费和入学赞助费，许多有着良好潜质的贫困生不得不放弃进入重点中学或上大学的机会。针对这种令人堪忧的现象，江岸区规定，凡家庭中有子女考上国家承认的大学学历的，一经录用，社区可考虑救济，对其就读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给予相应的补助。但就我所知，这种补助金额十分有限，且覆盖面极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据调查，武汉高校大约有20%的学生月均生活费低于110元，这一低于武汉最低生活线的群落应界定为贫困学生。湖北省高校有4．7万多名贫困大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20％，他们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连最基本的吃饭穿衣都成问题。据湖北大学学生处介绍，该校月生活费在150元以下的占15%。为了保证这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进得了校，按时完成学业，湖北省自上而下建立了资助高校贫困学生工作体系。勤工俭学、助学贷款包括奖学金、助学金，还有不固定的一些捐助和赞助，对于困难大学生的确如同甘霖，但对大多数特困生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据介绍，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困难学生因欠学校的费用毕业了还有可能拿不到毕业证。调查中还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城市和农村的贫困生比例几乎各占一半。造成家庭贫困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因父母一方下岗或双方下岗的呈逐年上升之势。
一位社会学者指出，在一个合理的社会里阶层之间应该是可以流动的，中、下层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阶层的分化，但值得警醒的是，从上掉到下容易，从下往上走却非常艰难。造成这种管道不畅的症结在于，随着教育收费的门坎逐步提高，穷人距离教育资源越来越远，贫困阶层普遍面临知识贫困的危境，直接导致人口素质的低下和失业丛生，由此带来贫困的代际传递。
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贫困群体很难通过自身努力回归主流社会时，不仅在经济生活上陷入社会底层，而且相应地会带来其社会地位及政治地位的低落。而政治生活的低下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是致命的。在导致贫困过程中，穷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低下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这种恶性循环使许多人一旦陷入贫困的境地就难以自拔。因此从长远着想，为了减轻这个群体的后代在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还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
“汪洋中的一条船”
我是那晚夜市服装摊上陈荣珍的唯一顾客。从夜幕刚刚降临摆到晚上11点多，她只赚了2元钱。照理说夏天是夜市旺季，可是二七路夜市硬是红火不起来。
“江岸这一带下岗的多，大家都做小买卖，谁来买呢？尽管价格低，可位置偏，不比江汉路那边…”陈荣珍发愁地说。这段日子，连着两、三天才开一次张，最好的一晚赚了十几块钱。轮到冬天，连续20天都不开张。每月得定期交纳80元摊位费。这样算起来，摆夜市的月收入只有200元左右。
“只够买小菜钱。”她说。武汉人把茄子、白菜等大众蔬菜称为“小菜”。半斤肉他们三口之家可吃个三、四天。即便如此，每月生活费开支至少得花500-600元。
二七路夜市足有八百米长，与明亮的灯光和热闹的吆喝声形成对比的是人流的稀落。这里的衣服价低得令我吃惊，据说它们大都来自汉正街的私人小作坊。卖小吃的夜市摊还有些人气，烤肉串的烟雾弥漫在城市上空凝滞的热空气中，赤膊的男人坐在脏兮兮的碗筷间大快朵颐。在这里，城市生活的另一面就这样毫无遮拦地展开：大声叫骂，污水横流和衣着时尚的艳装女人眼神空洞地来回遛达。
这是当下几乎每个城市在发展中呈现出的共同表征，在一个由艰难谋生的下岗失业者和游手好闲者聚居的群落里，生活保持着低水平的有序，但在这种脆弱的秩序底下潜伏的是不安定的破坏因子。现代贫民区开始浮出水面。
陈荣珍说有时候只要将福建村人家的寻常日子比照比照，你就会发现自己活得还不算太惨。因为在福建村南区80%的下岗洪流中，那些双下岗的家庭面临的是无米下锅的窘境。而现在丈夫还在上班，尽管是有一天没一天，但令人稍觉安慰的是还能开出一点工资。他们从牙缝里省出钱来支撑女儿每学期380元的学费，象福建村的大多数人家一样，早就取消了早点，男人们喝那种10元买5斤的零售酒，就着小菜照样能够酩酊大醉。女人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总会为每月的房租、水电费唠唠叨叨。可是日子就这样熬过来了。
但是谁也说不准将来。他们就象汪洋中的一条船，经不起一点风浪的冲击，那种山雨欲来的危机感随时压迫着他们脆弱的身心。前不久，小区里一位新婚不久的33岁男子死于胃出血。动手术的费用是3000元，家里东挪西借只凑足了1000元。家人把他从医院里抬回来的那天，他伸出无力的手对街坊们说，大姐救救我，帮我先垫一点钱。可是，人们摸摸干瘪的口袋，只能默然。陈荣珍说那男子渴望生存的哀怜眼神，她怎么也忘不了。
贫困，使人们对身边频繁发生的灾难习以为常。与此同时出现的另一非常态就是，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开始靠吃父辈的养老金维持生计。老人们感叹，以前是“养儿防老”，没想到现在是“养儿养到老”。在小区的街道边，麻将摆了一桌又一桌。据福建村南区居委会介绍，下岗职工大多集中在35-45岁之间的中年人，没有技术专长或身体不好使他们长期处于无所事事的游荡中，偶尔打打小工根本不能维持一家的开销，因此在许多家庭老人每月400多元的退休金勉强支撑着三代人的基本生活。
据介绍，武汉市自1996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来，旨在建立一个欲将全民纳入的制度，但是在计算申请者的家庭人均收入时，其家庭成员中凡能与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下岗工人最低生活补助标准等社会保障政策挂上钩的，都按最低标准计算收入，如在职职工按最低工资标准线，为200元；下岗工人按最低生活补助线，为90元等等，有不足的再补充其差额部分。按照这种政策设计，结果把相当一部分救助对象又推了出去。另外，在制度出台之初，按人口的1.2%计算贫困人口（一说4%），预算金额为1000万元。到1996年3月实际运行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居民仅占0.05%；到1998年2月，也才上升到0.15%。实际支出与预算数有较大的差距，财政拨款大量结余。
福建村南区共有2130户居民，有2000-3000名职工，其中有80%职工下岗，但能享受低保待遇的不到20户，低保覆盖率只有千分之二十五。尽管1999年武汉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原来的150元/月提高到195元/月，增幅达30%，但由于经费来源和覆盖面的有限，使得大部分贫困户生活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在武汉采访的日子里，来自当地官方的缄默是我始料未及的。从最基层的社区居委会到市一级的政府机关，办事人员对于我所做的话题采访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十分谨慎甚至冷漠、回避的态度。我能理解这种态度后的隐忧，这座历史悠久的老工商业城市是被冷落得太久了，眼下正攒着劲儿追赶东部和沿海。客观地讲，经过过去十多年的奋斗，武汉经济业已形成全面腾飞态势。在1992--1998年七年间，作为一个拥有700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武汉经济年均递增16%，一度被称为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界的“武汉现象”。从1998年起，类似于九十年代中期上海的巨变，武汉的面貌开始“一年一个样”；在美国《未来学家》杂志预言的“21世纪世界十大超级城市”中，武汉位列第二，排名比上海（第四）还要靠前！但谁也无法否认的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城市发展中的“马太效应”──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在这里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1999年，武汉市10%最高收入户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2%；10%最低收入户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上年下降1.6%。高低收入户收入之比，1998年为4.7:1,1999年又扩大到5.3:1。从恩格尔系数看，也反映出高低收入户贫富差距继续加大。
武汉，这座集现代化钢铁、汽车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一体的特大城市，在走向国际化、现代化的同时日益走向正在加剧的贫困。但沉默，终究会被打破。
（不记得是谁传给我看的，这些问题在每个城市的高楼大厦之下都存在着）
但武汉很失落。在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高速发展中，它不东不西不南不北，近期西部大开发战略更凸显出其陷落在中部的恐慌。据说武汉正在提中部崛起的口号，但它首先不得不直面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挤压的、凋敝的国有经济，和大批行走在贫困边缘的下岗失业群体。负重的大武汉。
六月，我走进这座被定义为中国最市民化的城市，循着街头肆虐的“麻木”和夜市上的吆喝，走进“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小市民生存背景中。经过十多年社会生活的变迁，武汉早已跨越了方方《风景》中令人窒息的棚户区生存状态，“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汉口河南棚子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 的时代已经成为惨烈的记忆。
但是，另一种贫困开始在延续。相对于生存空间的仄狭，精神世界的蛮荒化、教育资源的匮乏以及相伴而来的知识贫困，对于一个群体、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更为可怕的杀伤力。在这个苦夏，我不能停止自己深入的脚步。
“麻木”人生
我不知道武汉人为什么把这种装着灰扑扑顶蓬的人力或电动三轮车叫做“麻木”，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这些三轮车夫回到家里就喝酒，直至喝到身体和精神麻木为止，颇为类似旧社会汉口的码头工人。
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经常能看到一群群“麻木”在烈日下疲倦地等待或在警察严厉的注视下仓皇逃窜，象受惊的鸟。警察就是它们的天敌。从一个城市管理者的眼光看过去，它们就象泛滥成灾的蝗虫，让这座日趋现代化的都市为之难堪。
当地的一位政府官员颇为挠头地告诉我，“麻木”绝对是城市交通、市容建设中的一大公害，市人大、政协为此论证了很多年，但迟迟下不了封杀的决心。因为对江城近年来剧增的下岗失业家庭来说，“麻木”成了他们微弱的家庭生计支柱，靠了它，许多家庭尚能维持着平民而不至于沦落到贫民的生活。
黄昏时分，刘凡生的“麻木”停在工农村门口。
我走过去的时候，有四、五双“麻木”的眼睛不约而同地望向我，分明是期待。头发花白的刘凡生年纪最大，今年54岁，干这行有3年了。
他只能跑些偏僻的线路，沿工农村一带的铁轨旁边拉些客人，因而生意比不得街上的“麻木”。他开的是黑车，因为没办上执照。
“我想花钱办哪，可人家不给办，说是要控制数量。说到底，还不是没关系！”他抱怨道。他整天提心吊胆的，一旦撞上“枪口”，就会被没收。刘凡生和他的同行已经熟谙其中“猫抓老鼠”的游戏规则。但还是不能幸免于难。
那次他去汉口火车站拉货，没走多远，四、五个警察就围上来了，要他出示“三证”（行车证、驾驶证和执照）。他拿不出，几个人动手就要没收“麻木”。
“我要吃饭！三口之家要养活！”他急红了眼，嚷道。
“要吃饭，你到劳务市场去！”他们说。
“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年纪一大把，找工作谁敢要你？没理可讲！这象赌博，你抓住我是你赢，没抓住是你输！”刘凡生总结道。
“麻木”没收后的一个月里，家里差点揭不开锅。他急得到处托人，还是内部有人暗示，找黑道上的，趁黑将“麻木”偷了出来。为此他前后花了1500元打点“红道”、黑道。
“这是什么社会？！”他张着眼，愤怒、无奈。
他的家光线暗淡，陈设简单、陈旧。冰箱是几年前弟弟送的，坏了，一直舍不得花钱修。妻子站在门边，疲乏无力地微笑。她有严重的糖尿病，拖了10年。下岗前是江岸西站劳动服务公司的清洁工。这种大集体企业说倒就倒，说散就散，下岗了没有任何说法地在家坐等。医药费自然是无处报销。她每月要吃400多元的药，碰上住院，刘凡生几乎愁得要跳楼。
他去找爱人单位领导，领导说管不了。他去找居委会，居委会爱莫能助。
幸亏他每月还有500元退休金，所在单位武汉铁路分局江岸建筑段照顾到他的实际情况，每年发给他100元补助。但面对越来越高昂的医药费和女儿即将升入中学令人咋舌的赞助费，这点钱无异于杯水车薪。女儿学习不错，每次考试都是班上前五名，但要进重点中学，赞助费就要交6000元到1万元以上。没奈何，他说服女儿上了学费低廉的铁二中。
去年冬天，妻子又病倒了，要住院。家里只剩50元钱过年。他只好跑到单位，又借了800元钱。这种东挪西借的日子，他是过怕了。他开“麻木”每天从早上6点起到晚上10点收工，每月净挣600元，碰上吸毒的、地痞什么的，不给钱还要打人，他也只能忍气吞声。而家里每月的生活费支出就要700元，大都花在食品消费上。遵医嘱，妻子每天得要有3两瘦肉的进补。
一切能省则省。刘凡生脚上的5元钱凉鞋，穿了整整四个年头，鞋跟磨得破烂不堪。
我无法知道在700万武汉市民中有多少象刘凡生这样的没有“准生证”的黑户“麻木”。他们每天穿行在如过江之鲫般的豪华奔驰、神龙富康中，摇摇欲坠地行进在城市的穷街陋巷，带着过分的小心和谨慎。一位守候在渣家小区的“麻木”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如果哪天下令取缔“麻木”，这个饭碗说没就没了。
失业的阴影笼罩着人们。来自2000年武汉年鉴的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武汉市下岗人员和城镇待业人员呈逐年上升态势，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增大。1999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1万人，比上年增长了3.1%；登记失业率为2.95%，比上年上升了0.15%。值得注意的是，集体企业的下岗失业状况远比国有企业要严重的多，1999年国有经济单位在岗职工人数比上年下降5.3%，集体经济单位在岗职工人数则下降了14%。
当地劳动部门官员告诉我，在武汉生活最穷困的，不是武钢、武重这样国有大型企业的下岗工人，他们尚能拿到一定的基本生活费，而是那些倒闭、破产和半破产的集体企业的职工。他们是真正生活无着的群体。而在武汉，集体企业占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数24%，从业人员约占全市职工数的16%。近年来集体企业经济效益连年下滑，就工业总产值来说，1999年国有经济比1998年增长了2.3%，集体经济则下降了7.2%。
由于地方财政困难，管理集体企业的行业办、集体企业办现在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市、区两级都不管。“没法管，也管不了。”这位官员说。目前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失业救济政策主要向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倾斜，集体企业职工家庭很难纳入低保范围，成为被政策遗忘的群体，只能在生存夹缝中艰难地求着生存。
触礁的“问题家庭”
福建村在二七路上，二七路距离汉口最繁华的商业街──江汉路不过十分钟的车程。
不远处，“二七大罢工纪念馆”肃然而立。
上午的日光洒在福建村南区的路面上。
街边早点摊的油锅还滚热着。过早的人很稀落了。
油烟和着路边隔夜的垃圾发出难闻的浊味。酷热。
这是每个城市最基层最大众化的生存角落，居民们延续着工薪阶层的清贫日子，现在，这种日子似乎也正在失去。开“麻木”的、檫皮鞋的、卖水果的守在小区门口，困顿地等待生意。一些人懒洋洋地在街道间晃莱晃去。
陈玉萍的家就在福建村南区的楼房深处。
屋里很安静。一个小男孩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这是陈玉萍最近找到的一份活儿，帮人照看孩子，每月200元。
客厅的墙上，一个面目清秀的青年男子在相框里微笑。
7个月前，这个男人用绳索在卧室的门上结束了自己。当时他刚满45岁。他结绳的方式很特别，女儿从另一间房里冲出去的时候，他的身子已经冰凉。前后不到10分钟。当时，陈玉萍正在里屋织毛衣。
他以前做过水手。那种毁灭性的结绳方式据说是长期的水手生涯磨练出来的。这个细节在他死后被福建村人提起时，总免不了一番唏嘘。那种对生活纯净、彻底的绝望象迷雾一样笼罩着福建村好一阵子。类似的非常事件在城市的一些角落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人们在不安之后又继续着他们寻常的苦难日子。
还有一年，他们的女儿倩倩──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孩即将高考，照老师的预言上大学应该极有希望。这个在晦暗中苦撑的家即将露出熹微的曙光。然而，他就这样放弃了。
说到此，陈玉萍放声大哭。他们婚后19年的日子也还算幸福。那时，她在武汉港务局做装卸工，拿400元工资；他在船上做水手，每月有500元的稳定收入。三口之家清贫却和乐。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的？
先是她下岗，办了内退后工资降到了220元，她到处打零工，到饭店给人洗菜、送盒饭，什么都干；99年他下岗，单位一次性买断工龄付给他3万元，从此一切脱钩。原本开朗的他一下子情绪低落起来。
单位房改，买公房花去了一万七千元。他和妻子约定，余下的钱再也不能动了，留给女儿上大学。为此，他们夫妇俩不吃早点，省下来给女儿；他常常饿着肚子喝空酒，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越来越瘦。
不久他花了2000元买了“麻木”，没办上执照，只能偷偷开。警察搜得紧时，他只好窝在家里不出车。上次不小心被摩托车撞了，他在家躺了半年，动弹不得，不敢去医院。这样陆陆续续地开了两年“麻木”，一个月下来能挣个三、四百块。那段时间，陈玉萍又没了工作，连打零工人家都嫌年纪大了。找不到事做，他和她都心烦，口角由此而起。苦闷中她出去打小牌，丈夫越发不满。家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出事的那天傍晚，她和丈夫商量出去摆地摊的事儿。他很烦躁地否决了，这个生性胆小、守规矩的男人不愿看到妻子过那种随时被驱逐的担惊受怕的日子。然而，不摆地摊又能做什么？面对妻子的诘问，他不再言语。默然喝下了一瓶酒，他就撒手走了。
这种不祥的预感，陈玉萍不是没有体察到。很多次，她听见丈夫沉重的脚步在屋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活着真累！”他的叹息里充满了惶恐和无助。她现在肯定自杀的幽灵一直在他脑际顽强地萦回，挥之不去。
对于生存的恐慌、对于未来的失望甚至绝望，袭击着城市原本超稳定的家庭结构。贫困使相当一部分家庭走向分崩离析，自杀、离异，“问题家庭”越来越多。武汉市总工会最新一项统计数据表明，贫困已经成为导致武汉相当一部分家庭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被调查460户最贫困的特困家庭中，30%以上家庭离异。而下岗失业后没有技能、在就业中处于劣势的群体，由于找不到生存出路，一些人就走上了诸如自杀、犯罪这样极端的道路。就在我采访的工人村和福建村，下岗的多，无业的多，治安问题越来越突出。有时自行车一天丢10辆。小偷也是穷疯了。据说有一户人家被光顾的那回，连衣服、桌上的一只苹果和2块钱一盒的东湖烟都被搜刮得干干净净。贼也是内贼，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也许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当生存成为人的全部世界时，赤贫，尤其是精神的赤贫必将逼近疲于应付种种沉重压力的人们。而在一个平等、公正原则并非主导财富分配的社会里，人们在备受物质贫困折磨之时，面临的将是令人更为忧虑的精神蛮荒化和道德底线的崩溃。
而陈玉萍们依然得守着残缺的家，背负起女儿每年6000元的大学费用和拮据的贫民生活。将来怎么办？她茫然的发问在屋子里发出空洞的回响。
可怕的知识贫困
73岁的彭启忠坐在家门口，深陷的眼窝看上去有种被耗尽的空荡荡的感觉。
他左眼失明的妻子坐在他身边，以一个穷人的惯常口吻唠唠叨叨地诉说着家事。
你听我说说，你听我说说。他忙不迭地将我拉进里屋，准备长聊。
穷。这是这间黑洞洞的屋子留给我的全部印象。人在那种赤贫的状态下，只能称为苟活。屋里堆着成袋的货，那是彭启忠批发来的在夜市上叫卖的廉价衣服。
彭启忠一直没有工作，靠卖菜、卖水果为营生。妻子三年前才从乡下接到城里。一家四口人的吃饭问题全巴望着这个年已七旬的老人。根据政策，他家可享受每月160元的特困补助。
“这两年不比以前，下岗的多了，做小买卖的多了，生意难做哇……”他反反复复地念叨着。以前家里的日子还能维持，现在在夜市卖衣服，连着几天不开张是常有的事儿，一天还赚不来10元钱。
最让他发愁的还是儿子的大学费用。小儿子的高考分数离重点大学差几分，本来交2万元赞助费可以保证上重点。但这个天文数字让一家人犯了难。最后只好自费念江汉大学本科。第一年要交4000元，彭家向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好歹应付过去。但接下来每年3000多元的学杂费压迫得彭启忠喘不过气来。
小儿子已经读到第三年。新学期快要临近，彭家又开始发愁了。
“这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不让他念吧，将来更没出路了。他哥就是因为没文化，找不到工作，靠我们老的养活…”彭启忠一筹莫展。
在接受采访的贫困家庭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由于交不起高昂的学费和入学赞助费，许多有着良好潜质的贫困生不得不放弃进入重点中学或上大学的机会。针对这种令人堪忧的现象，江岸区规定，凡家庭中有子女考上国家承认的大学学历的，一经录用，社区可考虑救济，对其就读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给予相应的补助。但就我所知，这种补助金额十分有限，且覆盖面极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据调查，武汉高校大约有20%的学生月均生活费低于110元，这一低于武汉最低生活线的群落应界定为贫困学生。湖北省高校有4．7万多名贫困大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20％，他们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连最基本的吃饭穿衣都成问题。据湖北大学学生处介绍，该校月生活费在150元以下的占15%。为了保证这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进得了校，按时完成学业，湖北省自上而下建立了资助高校贫困学生工作体系。勤工俭学、助学贷款包括奖学金、助学金，还有不固定的一些捐助和赞助，对于困难大学生的确如同甘霖，但对大多数特困生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据介绍，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困难学生因欠学校的费用毕业了还有可能拿不到毕业证。调查中还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城市和农村的贫困生比例几乎各占一半。造成家庭贫困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因父母一方下岗或双方下岗的呈逐年上升之势。
一位社会学者指出，在一个合理的社会里阶层之间应该是可以流动的，中、下层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阶层的分化，但值得警醒的是，从上掉到下容易，从下往上走却非常艰难。造成这种管道不畅的症结在于，随着教育收费的门坎逐步提高，穷人距离教育资源越来越远，贫困阶层普遍面临知识贫困的危境，直接导致人口素质的低下和失业丛生，由此带来贫困的代际传递。
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贫困群体很难通过自身努力回归主流社会时，不仅在经济生活上陷入社会底层，而且相应地会带来其社会地位及政治地位的低落。而政治生活的低下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是致命的。在导致贫困过程中，穷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低下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这种恶性循环使许多人一旦陷入贫困的境地就难以自拔。因此从长远着想，为了减轻这个群体的后代在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还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
“汪洋中的一条船”
我是那晚夜市服装摊上陈荣珍的唯一顾客。从夜幕刚刚降临摆到晚上11点多，她只赚了2元钱。照理说夏天是夜市旺季，可是二七路夜市硬是红火不起来。
“江岸这一带下岗的多，大家都做小买卖，谁来买呢？尽管价格低，可位置偏，不比江汉路那边…”陈荣珍发愁地说。这段日子，连着两、三天才开一次张，最好的一晚赚了十几块钱。轮到冬天，连续20天都不开张。每月得定期交纳80元摊位费。这样算起来，摆夜市的月收入只有200元左右。
“只够买小菜钱。”她说。武汉人把茄子、白菜等大众蔬菜称为“小菜”。半斤肉他们三口之家可吃个三、四天。即便如此，每月生活费开支至少得花500-600元。
二七路夜市足有八百米长，与明亮的灯光和热闹的吆喝声形成对比的是人流的稀落。这里的衣服价低得令我吃惊，据说它们大都来自汉正街的私人小作坊。卖小吃的夜市摊还有些人气，烤肉串的烟雾弥漫在城市上空凝滞的热空气中，赤膊的男人坐在脏兮兮的碗筷间大快朵颐。在这里，城市生活的另一面就这样毫无遮拦地展开：大声叫骂，污水横流和衣着时尚的艳装女人眼神空洞地来回遛达。
这是当下几乎每个城市在发展中呈现出的共同表征，在一个由艰难谋生的下岗失业者和游手好闲者聚居的群落里，生活保持着低水平的有序，但在这种脆弱的秩序底下潜伏的是不安定的破坏因子。现代贫民区开始浮出水面。
陈荣珍说有时候只要将福建村人家的寻常日子比照比照，你就会发现自己活得还不算太惨。因为在福建村南区80%的下岗洪流中，那些双下岗的家庭面临的是无米下锅的窘境。而现在丈夫还在上班，尽管是有一天没一天，但令人稍觉安慰的是还能开出一点工资。他们从牙缝里省出钱来支撑女儿每学期380元的学费，象福建村的大多数人家一样，早就取消了早点，男人们喝那种10元买5斤的零售酒，就着小菜照样能够酩酊大醉。女人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总会为每月的房租、水电费唠唠叨叨。可是日子就这样熬过来了。
但是谁也说不准将来。他们就象汪洋中的一条船，经不起一点风浪的冲击，那种山雨欲来的危机感随时压迫着他们脆弱的身心。前不久，小区里一位新婚不久的33岁男子死于胃出血。动手术的费用是3000元，家里东挪西借只凑足了1000元。家人把他从医院里抬回来的那天，他伸出无力的手对街坊们说，大姐救救我，帮我先垫一点钱。可是，人们摸摸干瘪的口袋，只能默然。陈荣珍说那男子渴望生存的哀怜眼神，她怎么也忘不了。
贫困，使人们对身边频繁发生的灾难习以为常。与此同时出现的另一非常态就是，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开始靠吃父辈的养老金维持生计。老人们感叹，以前是“养儿防老”，没想到现在是“养儿养到老”。在小区的街道边，麻将摆了一桌又一桌。据福建村南区居委会介绍，下岗职工大多集中在35-45岁之间的中年人，没有技术专长或身体不好使他们长期处于无所事事的游荡中，偶尔打打小工根本不能维持一家的开销，因此在许多家庭老人每月400多元的退休金勉强支撑着三代人的基本生活。
据介绍，武汉市自1996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来，旨在建立一个欲将全民纳入的制度，但是在计算申请者的家庭人均收入时，其家庭成员中凡能与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下岗工人最低生活补助标准等社会保障政策挂上钩的，都按最低标准计算收入，如在职职工按最低工资标准线，为200元；下岗工人按最低生活补助线，为90元等等，有不足的再补充其差额部分。按照这种政策设计，结果把相当一部分救助对象又推了出去。另外，在制度出台之初，按人口的1.2%计算贫困人口（一说4%），预算金额为1000万元。到1996年3月实际运行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居民仅占0.05%；到1998年2月，也才上升到0.15%。实际支出与预算数有较大的差距，财政拨款大量结余。
福建村南区共有2130户居民，有2000-3000名职工，其中有80%职工下岗，但能享受低保待遇的不到20户，低保覆盖率只有千分之二十五。尽管1999年武汉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原来的150元/月提高到195元/月，增幅达30%，但由于经费来源和覆盖面的有限，使得大部分贫困户生活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在武汉采访的日子里，来自当地官方的缄默是我始料未及的。从最基层的社区居委会到市一级的政府机关，办事人员对于我所做的话题采访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十分谨慎甚至冷漠、回避的态度。我能理解这种态度后的隐忧，这座历史悠久的老工商业城市是被冷落得太久了，眼下正攒着劲儿追赶东部和沿海。客观地讲，经过过去十多年的奋斗，武汉经济业已形成全面腾飞态势。在1992--1998年七年间，作为一个拥有700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武汉经济年均递增16%，一度被称为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界的“武汉现象”。从1998年起，类似于九十年代中期上海的巨变，武汉的面貌开始“一年一个样”；在美国《未来学家》杂志预言的“21世纪世界十大超级城市”中，武汉位列第二，排名比上海（第四）还要靠前！但谁也无法否认的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城市发展中的“马太效应”──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在这里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1999年，武汉市10%最高收入户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2%；10%最低收入户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上年下降1.6%。高低收入户收入之比，1998年为4.7:1,1999年又扩大到5.3:1。从恩格尔系数看，也反映出高低收入户贫富差距继续加大。
武汉，这座集现代化钢铁、汽车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一体的特大城市，在走向国际化、现代化的同时日益走向正在加剧的贫困。但沉默，终究会被打破。
（不记得是谁传给我看的，这些问题在每个城市的高楼大厦之下都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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