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高昱
我不是经济学家，所以，对最近郎咸平质疑海尔曲线MBO、TCL分拆上市、格林柯尔涉嫌侵吞国有资产的言论在国内经济学界所引起的轩然大波，我本无能置喙。然而，却使我想起今年春节我回乡时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
我的家乡是河南南部一个中等工业城市，这两年的城市变化惊人，与1995年—1999年的破败局面大相径庭。看到城市的变化，很多市民对这座城市的信心也恢复了一些。我向亲朋好友询问原因，总结起来大概有三点：其一是大量地方国有企业破产——尤其最近两三年改制进行得比较彻底，既得利益者开始轻装上阵，改建或新建私营新企业；而对改制后当地大量的产业工人来说，日子总是要过的，在被剥夺所有权后，他们从能保证温饱的最低薄的基础开始，自己寻找自己的新出路和社会新角色，或做小买卖，或四处打工，渐渐也有了些起色；第三，从沉重的企业负担中解脱出来的当地政府，通过出让土地和贷款等方式，重新开始了多年停滞的市政建设，道路、广场、公园、居民小区等等新气象开始显露出来。从经济基本面来说，这个曾经濒于破产的城市，在熬过了阵痛最烈的几年后，由谷底开始了反弹。
注意，我用的是反弹，在股市用语中，反弹和反转的意思是不同的。我之所以谨慎地用了一个“反弹”，是因为我同样看到了“复兴”背后的另一个增长。一位在当地地税局工作的同学告诉我，这个只有30万人的城市，仅歌厅就有300多个。另一位同学所在的啤酒厂刚刚改制完毕，管理层买股份的钱是向所有员工集资的，普通员工每人5000元，借款期3年，到期按银行3年期基准借款利率给付利息，而且要扣利息税！基本没有人敢于违抗，他们被告知不集资者第二年不再签订用工合同，但这位同学一遍遍地诅咒辱骂，辱骂所有他看不顺的人和事。
经济确实在增长，以产权为核心的经济改革确实有利于资本和资源的聚集——那意味着效率和增量财富的产生。然而，社会丑恶的增长，贫富分化的增长，尤其是掠夺和牺牲的双重增长，社会怨恨情绪的增长，是否会依照一些经济学家所设想的“涓滴效应”而在二次分配中得以化解？对于后一种增长——社会怨恨的增长，我尤其担忧，因为在我看来，可能大多数民众也这样认为：这种怨恨来自于自己的财产权，以“产权不明”的名义，在产权改革中被少数攫财大亨非法掠夺。
自1949年以来，毛泽东在中国进行了一次人类历史上宏大的实验，从农业社会到工商业社会的现代化，首先需要有大规模资本金投入，欧美等先发国家都是通过两种途径：对内剥夺与对外掠夺。为避免先发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血淋淋的和肮脏的东西”，毛带领中国人走上了一条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现代化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以国家作为资本积累的主体，通过对农业与工业部门的剩余价值进行有计划的系统的剥夺来积累资金，与此同时，国家对农民与工人作出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少有所学的底线保障的承诺，并以全民所有的方式赋予劳动者以产权。但今天，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资本积累”路子彻底终结了，代之以分散的个体进行资本积累。
对于中国现代史在走过一段“之”字形道路后重新回到历史的起点，已经极少有人再表示不满——换言之，极少有人反对市场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甚至被认为是反对改革的郎咸平，也一再强调：“不是停止改革，而是要把改革的方向改一下，不能够让国有资产流向私人腰包，这方面要停止。”上海文化学者王晓明最近撰文支持郎咸平，他不是经济学家，但他也算了一笔简单的账：1970年代前期他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工人，当时全厂年产值摊到每个工人是将近9万元，而他一年拿到的工资和各种津贴是600元左右，其余的89000元则被积累为全民财产。全国有亿万个王晓明，40多年来积累下了数量庞大的财产。但这些真正“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并没有受到善待，可能有人并不同意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不被解雇权就是企业工人的产权”，但这笔巨额财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确实进了少数人的腰包，工人们则被每年几千元的价格买断了工龄。从法律上讲，这实质上是以“债权”偷换了“产权”。法律要求的是平等交易和契约自由。而像我的朋友所遇到的那种员工集资给经理层MBO，则可以用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6条所定义的“强迫交易罪”了。
一些经济学家称，在一些地方可能确实存在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只是少数现象，而且从整体上说社会总财富增加了，郎咸平拿一两个孤例，不能否定整个国资改革，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并列出了“谁买了这个企业将最有助于提高这个企业的效率”、“过去为企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的利益有没有顾及”等国有企业出售要考虑的四个方面。这种说法至少有三点站不住脚。其一，就像腐败是不是少数现象一样，侵吞国有和全民所有财产的现象到底是多是少，不是经济学家说了算的，听听民众的声音就一清二楚了——为什么网上那么多人支持郎咸平，是因为经济学家所没有看到的掠夺就实实在在发生在这些普通人的身上和周围——事实上，国资委相关人士9月7日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也承认，郎文中所指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目前存在的较为普遍的一个现象”。其二，如果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或者效率的提高高于一切的话，那么我们很难解释一个最基本的推断：10个人手里各有1万块钱，但其中9个人只会把钱藏在枕头里，我们是否允许甚至鼓励另一个聪明人以每人1000元的价格强行把9个笨人的钱买走，在1年内把9万元钱增值为90万元？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与“GDP至上论”其实一脉相承。其三，我们固然应该保护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经理层，并高度警惕以发行股票、拆迁等各种渠道将私人资产掠夺成国有资产，但钟伟说的好，要看到化私为公只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要化公为私，“因此，警惕权贵和红顶私分公器，其重要意义，完全不下于警惕权力对私人部门的巧取豪夺”。
在这场学者的论战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客观的，相反，对手却常常被冠以意识形态甚至道德的大帽子，这也是相当多学者不愿表态的原因。思之再三，我这个“坐在最后一排的”终于还是忍不住跳出来发言。事实上，这场争论是在国资改革进行到尾声才发生的，除了少数大块头，能卖的基本都卖光了。之前包括本刊在内诸多媒体报道了那么多借改革侵吞国有资产的事件，一些学者早已就此著文警告，却都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而今一个迟到的质疑到底还有没有价值呢？这让我想起同样饱受争议的何清涟。一位前辈告诉我，经济学界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使用“寻租”概念，但我始终认为，正是这位“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何清涟，用一本《现代化的陷阱》为大众普及了“寻租”，普及了过去只在经济学家圈子和闷头发大财的既得利益者中流传的“权力经济学”。
这几年，吴敬琏教授一直在呼吁警惕滑入权贵资本化的坏的市场经济，这个警告可能也晚了。但是，权贵资本化毕竟还有程度深浅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郎咸平的警告，不仅价值在于民众的财产能少损失一分都是功业，在于给予更多民众以更多的知情权，更在于尽早打破用非法方式增加社会总财富和提高效率可能带来的路径依赖。
我们曾经非常痛苦于去年刘涌事件中法学家和他们倡导的法治精神所遭遇到的无情嘲弄和辱骂，今天，掠夺之手同样使改革面临蒙羞的局面。奇怪的是，对被牺牲和被损害的弱势群体给予关注与起码的让步，执政高层已经有了相当的觉悟，而一批主流经济学家却还在强调“经济理性”，还陶醉于增长的神话。我必须再次重申我对社会怨恨心理深深的忧虑。马克斯·舍勒曾经把这种“怨恨”定义为“肇始于不公正处境引来的伤害，因无力反击而只得忍耐，使其不得发泄所产生的一种自我毒害的心态”，它是仇恨、嫉妒、阴恶、幸灾乐祸等不良情感的综合，并不会随某一特定的诱因或具体的对象的消失而消失，相反却在传播和累积中被一再放大。这可能已经不再被看做经济学的范畴，但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人人都有‘权利’与别人相比，而事实上又不能相比”的时代，因此，我对每次离开高档写字楼之后所看到和听到的一些事情惶惶不可终日——这种担忧越来越明显地改变着我的认识结构与认识方式。我也恳请中国每一位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哪怕只是暂时地离开书本和统计资料，离开冠盖云集的企业家沙龙，离开纵横捭阖的高层论坛，花上1个月时间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再把这场讨论进行下去。
我不是经济学家，所以，对最近郎咸平质疑海尔曲线MBO、TCL分拆上市、格林柯尔涉嫌侵吞国有资产的言论在国内经济学界所引起的轩然大波，我本无能置喙。然而，却使我想起今年春节我回乡时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
我的家乡是河南南部一个中等工业城市，这两年的城市变化惊人，与1995年—1999年的破败局面大相径庭。看到城市的变化，很多市民对这座城市的信心也恢复了一些。我向亲朋好友询问原因，总结起来大概有三点：其一是大量地方国有企业破产——尤其最近两三年改制进行得比较彻底，既得利益者开始轻装上阵，改建或新建私营新企业；而对改制后当地大量的产业工人来说，日子总是要过的，在被剥夺所有权后，他们从能保证温饱的最低薄的基础开始，自己寻找自己的新出路和社会新角色，或做小买卖，或四处打工，渐渐也有了些起色；第三，从沉重的企业负担中解脱出来的当地政府，通过出让土地和贷款等方式，重新开始了多年停滞的市政建设，道路、广场、公园、居民小区等等新气象开始显露出来。从经济基本面来说，这个曾经濒于破产的城市，在熬过了阵痛最烈的几年后，由谷底开始了反弹。
注意，我用的是反弹，在股市用语中，反弹和反转的意思是不同的。我之所以谨慎地用了一个“反弹”，是因为我同样看到了“复兴”背后的另一个增长。一位在当地地税局工作的同学告诉我，这个只有30万人的城市，仅歌厅就有300多个。另一位同学所在的啤酒厂刚刚改制完毕，管理层买股份的钱是向所有员工集资的，普通员工每人5000元，借款期3年，到期按银行3年期基准借款利率给付利息，而且要扣利息税！基本没有人敢于违抗，他们被告知不集资者第二年不再签订用工合同，但这位同学一遍遍地诅咒辱骂，辱骂所有他看不顺的人和事。
经济确实在增长，以产权为核心的经济改革确实有利于资本和资源的聚集——那意味着效率和增量财富的产生。然而，社会丑恶的增长，贫富分化的增长，尤其是掠夺和牺牲的双重增长，社会怨恨情绪的增长，是否会依照一些经济学家所设想的“涓滴效应”而在二次分配中得以化解？对于后一种增长——社会怨恨的增长，我尤其担忧，因为在我看来，可能大多数民众也这样认为：这种怨恨来自于自己的财产权，以“产权不明”的名义，在产权改革中被少数攫财大亨非法掠夺。
自1949年以来，毛泽东在中国进行了一次人类历史上宏大的实验，从农业社会到工商业社会的现代化，首先需要有大规模资本金投入，欧美等先发国家都是通过两种途径：对内剥夺与对外掠夺。为避免先发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血淋淋的和肮脏的东西”，毛带领中国人走上了一条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现代化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以国家作为资本积累的主体，通过对农业与工业部门的剩余价值进行有计划的系统的剥夺来积累资金，与此同时，国家对农民与工人作出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少有所学的底线保障的承诺，并以全民所有的方式赋予劳动者以产权。但今天，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资本积累”路子彻底终结了，代之以分散的个体进行资本积累。
对于中国现代史在走过一段“之”字形道路后重新回到历史的起点，已经极少有人再表示不满——换言之，极少有人反对市场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甚至被认为是反对改革的郎咸平，也一再强调：“不是停止改革，而是要把改革的方向改一下，不能够让国有资产流向私人腰包，这方面要停止。”上海文化学者王晓明最近撰文支持郎咸平，他不是经济学家，但他也算了一笔简单的账：1970年代前期他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工人，当时全厂年产值摊到每个工人是将近9万元，而他一年拿到的工资和各种津贴是600元左右，其余的89000元则被积累为全民财产。全国有亿万个王晓明，40多年来积累下了数量庞大的财产。但这些真正“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并没有受到善待，可能有人并不同意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不被解雇权就是企业工人的产权”，但这笔巨额财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确实进了少数人的腰包，工人们则被每年几千元的价格买断了工龄。从法律上讲，这实质上是以“债权”偷换了“产权”。法律要求的是平等交易和契约自由。而像我的朋友所遇到的那种员工集资给经理层MBO，则可以用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6条所定义的“强迫交易罪”了。
一些经济学家称，在一些地方可能确实存在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只是少数现象，而且从整体上说社会总财富增加了，郎咸平拿一两个孤例，不能否定整个国资改革，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并列出了“谁买了这个企业将最有助于提高这个企业的效率”、“过去为企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的利益有没有顾及”等国有企业出售要考虑的四个方面。这种说法至少有三点站不住脚。其一，就像腐败是不是少数现象一样，侵吞国有和全民所有财产的现象到底是多是少，不是经济学家说了算的，听听民众的声音就一清二楚了——为什么网上那么多人支持郎咸平，是因为经济学家所没有看到的掠夺就实实在在发生在这些普通人的身上和周围——事实上，国资委相关人士9月7日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也承认，郎文中所指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目前存在的较为普遍的一个现象”。其二，如果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或者效率的提高高于一切的话，那么我们很难解释一个最基本的推断：10个人手里各有1万块钱，但其中9个人只会把钱藏在枕头里，我们是否允许甚至鼓励另一个聪明人以每人1000元的价格强行把9个笨人的钱买走，在1年内把9万元钱增值为90万元？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与“GDP至上论”其实一脉相承。其三，我们固然应该保护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经理层，并高度警惕以发行股票、拆迁等各种渠道将私人资产掠夺成国有资产，但钟伟说的好，要看到化私为公只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要化公为私，“因此，警惕权贵和红顶私分公器，其重要意义，完全不下于警惕权力对私人部门的巧取豪夺”。
在这场学者的论战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客观的，相反，对手却常常被冠以意识形态甚至道德的大帽子，这也是相当多学者不愿表态的原因。思之再三，我这个“坐在最后一排的”终于还是忍不住跳出来发言。事实上，这场争论是在国资改革进行到尾声才发生的，除了少数大块头，能卖的基本都卖光了。之前包括本刊在内诸多媒体报道了那么多借改革侵吞国有资产的事件，一些学者早已就此著文警告，却都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而今一个迟到的质疑到底还有没有价值呢？这让我想起同样饱受争议的何清涟。一位前辈告诉我，经济学界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使用“寻租”概念，但我始终认为，正是这位“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何清涟，用一本《现代化的陷阱》为大众普及了“寻租”，普及了过去只在经济学家圈子和闷头发大财的既得利益者中流传的“权力经济学”。
这几年，吴敬琏教授一直在呼吁警惕滑入权贵资本化的坏的市场经济，这个警告可能也晚了。但是，权贵资本化毕竟还有程度深浅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郎咸平的警告，不仅价值在于民众的财产能少损失一分都是功业，在于给予更多民众以更多的知情权，更在于尽早打破用非法方式增加社会总财富和提高效率可能带来的路径依赖。
我们曾经非常痛苦于去年刘涌事件中法学家和他们倡导的法治精神所遭遇到的无情嘲弄和辱骂，今天，掠夺之手同样使改革面临蒙羞的局面。奇怪的是，对被牺牲和被损害的弱势群体给予关注与起码的让步，执政高层已经有了相当的觉悟，而一批主流经济学家却还在强调“经济理性”，还陶醉于增长的神话。我必须再次重申我对社会怨恨心理深深的忧虑。马克斯·舍勒曾经把这种“怨恨”定义为“肇始于不公正处境引来的伤害，因无力反击而只得忍耐，使其不得发泄所产生的一种自我毒害的心态”，它是仇恨、嫉妒、阴恶、幸灾乐祸等不良情感的综合，并不会随某一特定的诱因或具体的对象的消失而消失，相反却在传播和累积中被一再放大。这可能已经不再被看做经济学的范畴，但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人人都有‘权利’与别人相比，而事实上又不能相比”的时代，因此，我对每次离开高档写字楼之后所看到和听到的一些事情惶惶不可终日——这种担忧越来越明显地改变着我的认识结构与认识方式。我也恳请中国每一位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哪怕只是暂时地离开书本和统计资料，离开冠盖云集的企业家沙龙，离开纵横捭阖的高层论坛，花上1个月时间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再把这场讨论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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