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余秋雨于8月23日15时作客新浪嘉宾聊天室，与网友谈新作《借我一生》及“封笔事件”。
以下为聊天实录(上) 发表评论
主持人 ： 各位新浪网友下午好，欢迎来到新浪嘉宾聊天室。一直以来余秋雨就是文坛上一个热点，他的人和他的文总是受到广泛的关注，喜欢他的人大有人在，也有一些人说他的不是。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余秋雨老师作客新浪嘉宾聊天室和各位网友一起交流。欢迎您余老师。
余秋雨 ： 谢谢。
主持人 ： 跟网友打一声招呼。
余秋雨 ： 新浪网的各位网友，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你们面对面交流。
主持人 ： 余老师最近出了一本新作，叫《借我一生》。请余老师谈谈它的内容、还有您人生几个重要阶段。
余秋雨 ： 好的，这本书主要写我的人生感受，它的起点和终点都和我的父亲、母亲有关，和我对自己生命的困惑有关。全部的内容大概最后都归结到我对生命本身的疑问，所以正是这种疑问，正是这种抽象结构，使得它才具有了我所追求的文学的主体性。
我在说它是“记忆文学”的时候，“文学”两个字并不是指具体内容的虚构，是指很多很多的现实的场景组合成了一个人生的疑问。面对着这个人生的疑问，我大概秉承着一种意向，这个意向就是不管人生多么艰难，我们只要是用善良的心坚定的走下去，就可能完成父母交给我们的人生，大概是这个意思。
现在据说有的一些争议，可能产生在这本书的大概一两页的叙述当中，这个我相信争议者有他的权利，但是我也有权利说明这本六百多页书的主要内容、它的核心是什么。
网友 ： 您能跟我们谈谈您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吗？
余秋雨 ： 我是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山区出生的孩子，这样的人应该有很多，但是我遇到了一个非常有生命色彩的母亲。她是一个上海人，突然来到了农村，而这个农村又是毫无文化，没有人识字，她就承担起了给乡亲写信、记帐、办识字班这样的任务，她希望能够用文化的热量把整块土地重新温暖起来。这样的事情我一直跟在我妈妈边上，最早受到一种奇怪的文化的启蒙。
然后是爸爸和妈妈让我借读在农村，建造一个非常好的农村。再接下去可能是爸爸妈妈又觉得老在农村完成不了教育，所以又把我放到上海，借读在上海，完成了我的中学和大学学业，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遇到了文革灾难，在灾难当中对我的考验非常大。
应该说在这个灾难当中，我对于人生的感悟是特别深刻，当我离开这个灾难的时候才三十岁，那个时候已经换了一个人，然后就进入学术领域，后来又从事行政工作，学术领域不做，就做行政领导工作，做了几年不做了，然后又从事旅行写作，国内旅行写作一段之后，我们到世界旅行写作，我们脚踩的中华文化它究竟是什么？在不同的对比当中来找到这个感觉，这个一直做到现在，做到一定的时候，我又把我的人生的感悟写了一本书，大概就是这样。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比较有意思的是就是，我对人生的一次一次的从零开始，把以前在这个领域的积累，我在表面上推开——尽管在心理积累，表面上推开，在新的事情上从零开始。我年龄不小了，从现在开始又会面对重新选择人生那么一个接口。
网友：非常喜欢您的书，但是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对您进行一些攻击？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余秋雨 ： 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先生，对我有那么大的恶意、反感？我倒不认为他们完全是不好的人，我一直想弄明白这个产生的原因何在？因为照理来说我很难产生这样的对立面，原因何在？你看我不在任何一个机构，不在任何一个组织，我没有可能争权夺利，而且我也不批判别人，我始终在陌生的地方考察，我很少和文化界的人在一起，大家从来不会看到我参加哪个会议，都没有。一直在野地里走路，而且很长时间不在国内，这样的经历好像构不成和别人争夺什么，构成这样一种对立的可能性，不太能够理解。
如果从好的地方看，可能有对于人对于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文革灾难实在是太气愤了，他要找出有责任的人，这一点我相信，就我这个人已经折腾了十年，折腾的结果是怎么样大家已经清楚了，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常识界限。这我需要给广大网友说明一下常识界限，直到现在大家说来说去，说我有事情的，一定不是文革的时间界限当中最值得关注的几段，文革因为大家好多人没有经历过，我想说明是这样，就是在非常糟糕的时候，是所谓造反、夺权、武斗这样一个阶段。
还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时间，就是最后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斗、天安门广场事件等等，这我们都知道。中间有一段是周恩来、邓小平主政，这个时候文化相对宽松，号召教授们开始复课，学校里面开始编教材，有这么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极左派容不了的，所以后来产生了批斗。大家讲来讲去始终是在中间这段时间，就是开始文化有点松动的时候，周恩来他们提倡复课，提倡编教材的时候这段时间，大家为什么不问一问这个问题？就是在漫长的造反、夺权、武斗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说不出余秋雨有一丁点的缺点？还有在漫长的批斗、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个时候，也说不出余秋雨一点缺点。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你抓住周恩来、邓小平主政的时候那段比较松动的时期大做文章是历史的颠倒，我不是为自己洗脱，我为历史说明白。当时周恩来 、邓小平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是很多，这是第一个界限。
第二个界限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说你编过什么教材，参加过。是，但是直到现在没讲出有一句话是有明确的政治问题的，一句话也没有讲出来，你看多少年了，说来说去只是说这个什么组织，那个什么组织，说来说去，这个说也是说不明白，因为我们只能看一点，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害过人，这个人有没有从他的手下写出过不好的文章，这没有。
第三个常识性的问题，我希望大家想一想，我的父亲打倒了十年，如果当时我真能有什么作为，我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父亲救出来，因为他关系到我们家的温饱，所有的工资是他一个人赚的，他还关在那，我的祖母，我的妈妈，我们的全家都在饥饿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这是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一责任，也是我天天想的问题。但是外面这个路线、那个路线对我来说非常遥远，我想的是下顿饭家里怎么吃，想的是这个问题。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做这件事。和这个有关的是，在当时什么组织会纵容一个叫做打倒对象的儿子，这又是一个常识。
最后一个常识大家想一想，我担任一个高校的领导，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各级组织审查一个人能不能任职主要看文革表现，有年龄的人都知道，哪怕是参加过造反队，大概那个时候也不能做科长，那么严密的审查，而且时间那么近，当时八十年代中和那个很近的时候，大家还同仇敌忾，记忆犹新，你做过任何事情没有人能忘记，只要有一个小条子说你做过坏事、你就不能任职的情况下，我相信我做那么长时间的干部，上级机关没收到过一张条子吧？这些都是常识问题，怎么可能三十年过去了，突然发现了这个人，一个文革的时候还只有十九岁的人那么多的问题。这可能吗？这里面有一些常识问题，大家能够理解，要我来辩这些问题是有难度的，理由就是辩的任何的证据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另外辩的机制，评判机制、验证机制都不存在了，报纸上这个人出来说，那个人出来说，有一个前提，这个人是不是和我有特殊关系？比如是被我撤职的，比如是由于我的原因他没有评到职称，大家都不会做这个验证。所以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大家知道了，文革十年的灾难，一定是整人，害人，揭发人，批判人作为它的主干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延续这样的灾难，文革开始的时候，是追查一些人的历史问题开始的，无限夸大，几十万件冤假错案，这个教训应该吸取。
幸好我们到了一个开明的时代，不会因为在揭发的时代，使我们再像我爸爸一样被关起来，受皮肉之苦，不会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感谢这个时代。
网友：针对您的文化现象，有些媒体称之为逗哏和捧哏，你始终站在逗哏的位置上，您怎么看那些捧哏的说法呢？
主持人 ： 他的意思是这个事就像一个群口相声，你站在一个逗哏的位置上，但是那些捧哏你有欣赏的吗？
余秋雨 ： 我不太注意，我写那么多的书，那些书抄一遍就要花很长时间，如果我注意，一定不能走那么多路，也不能写那么多的书，所以我确实不注意。所谓余秋雨，我把我的名字看成一个抽象的名字，因为我真的确实不太注意，有关谁说什么，谁说什么，一般是电话里有人告诉我，我知道一点，具体说我的文章我都没有看，包括最近有调查我都没有看。
网友 ： 对攻击您的人您对他会和解吗？
余秋雨 ： 不存在和解，我从头到尾都是原谅。比如有一个攻击比较多的人，我在法庭里面我要求赔了十六万，那个人比较清贫，我一分钱没有让他赔，让他在法庭上向我道歉，我原谅他了，我知道他背后的人是谁，我都原谅了。我不知道我这种好心，攻击了我那么多年一两个人，我大概在文章当中连他的名字没有提过，其实老的攻击我的人，我还帮他们的孩子做过事情，我告诉他们不要告诉爸爸，我帮你做这个事，我真是原谅，我不是故意表示出大度。
理由呢？因为我爸爸在文革结束以后，原谅了一切当时哪怕是打他的人，他原谅了，他觉得这是民族的灾难，我们不要追究在个人头上。所以我对这些人，我也这么想，不是他们故意使坏，是民族的一种习惯思维，习惯思维使他们产生一种敏感，关心他人比自己为重，特别是关心他人的事情，关心他人遥远的事情，而且特别关心不认识人的事情，特别关心那种无法验证的事情，而且当这种事情一旦来了以后，情绪激昂，这是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
第二个原因，我也知道他们主要是中文系毕业，这有一个特点，他们缺少严密的科学训练，不是法学系、新闻系或者经济学系，不是，是中文系毕业有一些特点，他们在课堂上学会了叫虚构、夸张、抒情、排比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一下子用到社会批评上来了。我一定要劝这些人，社会批评和你在中文系里所学的那些手段其实是完全不能连在一起的，真正连在一起，随着我们国家法制的健全，一定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网友：在文革中您躲进家乡藏书楼里读书，您给我们讲一讲那段经历给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余秋雨 ： 当年我们编教材，我参加的教材组是根据周恩来指示成立的教材组，当时也会有左的影响，当时毛主席号召学报重新恢复，给学报一些文章，突然传来消息，很好的在走上正规的情况下，说邓小平批判了，今年是邓小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们大家都觉得他的路子是对的，我就躲在一个非常糟糕的小屋子里面，不看报，不听广播，发火，在这个地方身体也不太好，当时我早年一个老师带我说干脆回家乡吧，大城市不能呆，他们都有意见，他已经被上海赶走的。
后来我来到奉化的半山腰里一个书楼，我一开始不知道它是藏书楼，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在那不是一般的所谓养病，因为那个上面没有吃的地方，没有喝水的地方，日子非常难过。但是我终于看到了一些古书，这些古书对我有一些净化心灵的作用，一下子我安静下来。那个时候外面可能是一片喧嚣，我也看不到什么报纸，非常安静的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我很奇怪，是不是上天给我一种预先的启示。这个民族虽然现在一片混乱，批来批去，好像会有让这些古书重新发挥光辉的时候，我当时懵懵懂懂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一头钻进去了，看了很多书。我相信我后来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熟悉，是和这一段苦读有关系的。一直到整个灾难基本结束，我才下山，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们如果有年龄大些的人知道，其实真正要清查的问题，往往就发生在我在山上这段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两方面斗争最激烈，我完全在山上，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
另外这个事情对我有很好的启发，我觉得人生可以不断地换，但是每次换有静读的时间，安静阅读的时间，所以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又花了很长时间阅读国外的经典，在文革后期读的是中国经典，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钻研国外的经典。一次次的钻研，使我好像在动乱当中没有很好完成学业的人，又自己给自己安排几次上大学的机会，这个大学就是使自己找的那种大学，心灵的大学，所以我很感谢那座山，我很感谢那段时间，更感谢那个藏书楼。
网友：伴随着您各个时期的出版作品都会有很多的批评者和相当多的批评文章，但是您作品只要一面世都销量相当惊人，这是什么原因？
余秋雨 ： 批评是一件好事，中国其实批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现在非常希望能够听到人们对于我的作品本身的批评，而不是对于你的过去的历史的臆想、猜测，这个其实严格讲起来不是文学批评，应该面对作品。
但是批评者，也带来我们对批评界一个想法，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希望大家了解广大民众现在心里想接受什么，大家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这些书的接受者，好多人虽然不在文化界，他们都还是有文化素养的，也就是说辽阔的土地产生了一种文化饥渴，这么大的文化的需求和小小的批评圈子产生很大距离。我这么说能不能被网友接受？我和批评者有距离，批评者和读者有距离，而我恰恰和读者群关系比较密切——这样一个关系。
这并不是说我写的东西都是好的，但是我达到了我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在历史转型时期，和文化界之外的广大的民众对话，我这个目的我想已经达到了。
主持人 ： 您刚才提到您年轻的时候曾经到山上静读，现在又有一种说法，您要从文化界归隐、封笔，很多网友对此不太理解。您写得那么好，为什么要封笔？
余秋雨 ： 两个原因，每一件事情做到一定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它有抛物线，起点上面可以落地了，就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已经大体完成了。我不是一个职业的写作者，我也不是哪个协会里面的人，我是一个教师，我已经通过我的脚步和我的笔考察了中华文化，比如我写了《文化苦旅》，同时我又到特别危险的地区去考察了中华文化和古文明的对比，这个对比就写了《千年一叹》，然后又写了中华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对比，又写了《行者无疆》，我自己在写的方式——从旅行的方式、实际考察的方式写文章这样一件事情我大体完成了，我自己给自己任务完成了，这是一点。
所以这点希望广大网友能够原谅我，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无限制的延绵，我当年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人家也认为我学术势头最好的时候，我就停止学术研究了。后来我不做高校领导的时候，也是大家觉得你做得最好的时候，我也就不做了。我想要中断一件事情，让它变成良性中断的，一定要在它最好的时期中断，不能在它已经衰变的时期中断。一旦衰变开始，你的中断就带有某一种不好的结果。所以我总是在比较好的时候中断它，这点希望网友能够理解我。
当然还有一个附带性原因，我确实不喜欢这几年来，文化的破坏机制超过了文化的建设机制这样一个现实。我已经看到了这个现实了，我也看到在我们现在的文化领域里边，破坏的成本远远低于建设的成本，建设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成本、生命成本，各种各样创造的成本，如果要损害它一点非常简单，而且也很难受到惩罚，他们讲错了也不检讨，人们也不批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代价。
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面，我如果始终在这写啊，写啊，写啊，正像网友讲的，每篇都会一成喧嚣的话，文化建设造成的结果就变得一片是非，这个是非你说有的人会搞得清，但是也有很多读者会迷惑，我不愿意给读者带来那么多视听上的干扰和思维上的困惑，这样的话比较好。多少年以后人们慢慢的明白，中华文化现在遇到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建设还是太少，成果还是太少，无论如何要让建设者，让探索者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面，而不能好像是十个指责者，一个创造者，是这样的比例。
大家想想多少年来，让大家感到非常高兴、大家能接受、和我们经济发展能够成正比的文化成果究竟有多少？我不能说我的书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常识不对了，一个人好不容易有点创造，十个人，百个人都在指责他。
因为你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如此坚强，他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如果他没有权利背景的话，他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他有家人，他有很多很多亲戚朋友，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我虽然是会离开和告别，这个是我对于通过网友、很多读者一个告诫——就是容忍吧，你想我们中国还没有出现很多杰出的人。大家知道像海明威这样的人，他的毛病太多太多了，贝多芬也有很多毛病，如果有无数的指责者对他们的一个毛病进行劈头盖脸的指责，这块土地上永远一没有海明威这样的人，永远也没有贝多芬这样的人。
所以我这个意思就是在往前看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接纳大家不熟悉的文化创造，要接纳你不适应的文化创造者，一定要学会这一点。这些话我继续在写一本书，我的书不重要，因此对我的骂也不重要。为什么那么中国读者在重要的文化转型期去接受被骂者和骂者都不重要的这么一个混乱呢？所以我想需要你看，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个人抛物线已经完成了。
第二个原因对于这个文化建设机制，我们不讲破坏机制，就是指责的机制，建设机制和指责的机制，不平衡的这个状态，我对这个状态觉得实在是应该离开。
主持人 ： 离开意味着归隐？
余秋雨 ： 这些天媒体经常有电话来问，媒体上对我有一些概括，可能是通过媒体语言来概括了。比如一个词叫“封笔”，其实“封笔”是媒体的概括，下一本书我可能不写了，新书不写了，不是真的“封笔”，我写书法，毛笔还是要写(笑)。一个是关于归隐，某种意义上归隐这两个字过去是针对官场而论了，我在做官，然后退回去开始自己写写书，写写文章，这我早就做到了，我十几年就做到了。我和文坛没有什么关系，做也做到了，谁也没见过我参加什么文坛组织和文坛会议，我始终是一个业余写作者身份在写着，这也做到了。
我现在能够说的只是说，接下去我可能不写书了，但是我会整理以前一些旧著。
主持人 ： 现在很多网友对您不写书非常遗憾，他们希望我们向您表达一下，他们希望看到您的新书。
网友：听说您的助手在某个地方发表一个言论，还有几本书要出版，是这样吗？
余秋雨 ： 是这样的，我以前一些学术著作，我反复讲，我在做校长之前的学术著作，有四本，这个著作肯定是发行量很小的，这个学术著作现在买不到了，有的书课堂上还会作为教材，这个书我要整理，基本学术著作需要整理一下，我的助手讲过这样的话，整理一些旧著。比如我的基本学术著作、还有我的演讲，整理一下，这都不是新书，老书，原来已经出版过的书，整理一下。
网友：您的新书卖到42块钱，我觉得非常贵。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余秋雨 ： 好像有点贵，但是这个价钱不是我定的。
还有一个原因，这本书可能纸用得薄了，它有六百多页，如果按照正常装订，它应该是上下两册这样的量。我的其它书，像《千年一叹》比它还厚，但是它的字只有它的一半左右。所以它用了一个很薄的纸以后，造成大家这种感觉，其实它的量很大。曾经有过上下两册这个考虑，如果上下两册不会有这个感觉了，但是买起来不是很方便。
网友：您打算做一个文化公司，是这样吗？
余秋雨 ： 是这样的，不是我做文化公司，是有中国的新华书店总店，还有文化部的对外演出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有一些朋友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做书友会，这个书友会也带有图书发行某一些职能，他们邀请我参与，他们希望我能够在这个书友会里，和其他教授一起向书友们推荐书，我就参与了。
但是这个书友会肯定带有经营性质，我参与，但是没有参加经营的操作，我也不知道怎么操作，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我的想法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出路在于某一些文化有没有可能进行企业化的运作，而不要完全是官方来进行企业化的运作。
报纸上刊登我投资多少钱，那个数字是夸张了，我没有那么多钱。(笑)
网友：您的《出走十五年》搜集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行者无疆》一部分文章，您是不是有意识进行总结，这种结局方式彰显怎样的精神结构？
余秋雨 ： 这个书的出版不是我的意思，上海有一个杂志叫《收获》，《收获》编辑部，他们当时编一个《收获丛书》，就是作家们在他们收获杂志发表过重要的作品，我这个也被他们选定的对象。我因为当时不是写长篇小说什么，还是文章的集结，就出现这本书。
《出走十五年》这个题目是我出的，十五年不是全部文化考察，十五年还做好多别的事，但是决定出走十五年了。确实对于我的文化考察是有总结的意思。
人生其实像我这样的年龄，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做一些总结的，不能一直到自己生命结束以后，靠别的人来给你整理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些总结。总结并不是不重要，在自己亲自总结以后可以更好来走新的路。
主持人 ： 那么《借我一生》是对您自己生活片断一个回顾。《出走十五年》是您对你文化活动的回顾和总结？
余秋雨 ： 不一样，《出走十五年》是以前写文章一个选编，《借我一生》完全是新写的，完整我自己写的一个作品，很完整的一个作品，性质有点不一样。
网友：好久没有听到马兰老师的消息，想请您介绍一下她现在在忙什么？
余秋雨 ： 马兰我想她此时此刻就在网上，她面对这个问题一定感到很欣慰，因为很多观众惦念着她。她想寻找一个更适合她的表演艺术方式，寻找不是某一台戏，她指的是一种生态，有点难度了，因为文化在转型，靠一个个体艺术家的努力，做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出来，有很大的难度。
但是我可以这么说，她现在不断地在走向成功，因为有很多极优秀的艺术家参与我们的事情。所以我相信明年马兰会有一台演出，这个演出不追求轰动，这是马兰的特点，马兰是很低调的人，大家看得出，她不追求轰动，但是她会让自己的观众看到她的一个新的作品，但这个新的作品，好多东西都是观众很熟悉的一些音乐曲调和内容，大概是这样。
网友：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对外来的文化追求和对传统文化的漠视，作为一个学者您认为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吗？您的《文化苦旅》是否已经结束了？
余秋雨 ： 我很多年前也想到同样的问题，我的知识结构的立足资本是欧洲，因为大家看到我的学术著作就知道了。但是我觉得中华文化既然有可能复兴，我在中华文化的普及上应该做一点事，做的事就是我用我的脚和我自己的眼睛去面对废墟，所以我写的那些文章本来就是为了做这件事。
其实我所有的后来的旅行的文学，都在想让现在已经对中华传统文化没有亲切感的年轻的一代，这年轻的一代包括海内也包括海外的华人，他们能够在看上去已经冰冷的中华文化的肌体上，重新摸到一点体温，我这么做的。在这个事情上我大概已经做了一点工作，因为至少海外的华人，他们会同意是在我的文章当中接受了比较多的对中华文化的了解。
但是我一直做下去，我相信别的朋友也会一直做下去。关键不能怪年轻一代，也不能怪时代的风潮，关键是文化的传播者做得不够，年轻一代对传统很陌生，他们有重新选择传统的权利，也有放弃的权利。他们做得比较莽撞，比较有经济文化的人应该帮他们选择，应该做这方面的事情。
做这方面事情会受到多方面指责，比如传统文化捍卫者就会指责你为什么把传统文化讲得那么通俗。不喜欢传统文化人说你怎么老是讲传统文化？我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做下去。
有的国家其实经济比我们发展还要快，但是他们传统文化保存还是不错，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有信心，在这个领域里面大有努力的余地。
网友：您说文化建立于市场，您的散文很畅销，可以把您称之为文化传播者吗？
余秋雨 ： 我觉得这个话太简单化了，文化有很多层次，文化有大量极优秀内容，它和市场没有关系，它是一个民族的积累，对于一个民族需要积累，需要记忆。但是当一种文化它需要被接受、被接受这个概念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市场，不一定通过买卖来做的。比如有一些宗教，他很好传播他的宗教，他不是市场，这种概念他也传统很好。
所以我说文化离不开市场这个话，好像我不是这么说的，可能有点误会，因为我的脑子逻辑结构不是这样。但是每个时代一定要有人在文化上做传道者，使文化整体概念的传道，这是一种。
还有具体，比如中华古典文化的传道，都要有人这么做，这是文化人的使命。高楼深院里面的研究是需要的，但是更需要有一批人现在让研究的成果变成尽可能多的人能接受的这种方式，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一学欧洲的启蒙主义者。
主持人 ： 您觉得您是成功的文化传播者吗？
余秋雨 ： 取得了部分成功。为什么？我想台湾的读者能够感觉得到，香港的读者能感觉得到，他们本来由于政治原因和其它原因对中华文化非常隔膜，甚至有一点敌视。台湾有一本书叫做《到绿光咖啡屋听吧读余秋雨》，他们所说的读余秋雨就是读《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就是讲中华文化的凄凉，他们这一点能够接受，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都能够接受，我想在这些领域里面传播是有效的。
还有年轻一些中学生、大学生他们可能对传统文化有一些阅读障碍，他们把我的书作为一种阶梯，开始对中华文化有另外一种感觉，这我觉得做到了部分。
但是我肯定不会做得非常好，比如像做到现在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招来那么多别的声音，别的声音以后，我现在真是叫做害怕这些不好的声音针对我也罢了，如果是顺带者针对我所传播的极其美丽的中华文化了，这就不好了。如果只说你的这个文章不好，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我文章是在传播中华文化，一起一锅煮了就不好，我觉得非常对不起中华文化，你以为在普及，结果普及了一种指责，明明是指责我的，结果把我的文章一起弄掉了，或者我把文章所传达的一些思想弄掉了，这个有点对不起了。这也是我后来不太想写的一个原因，希望网友能够理解。
网友：您在您的旅行中，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您能总结一下这几十年的旅行中，对您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影响？
余秋雨 ： 旅行是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过去所研究的书面文化，这是一个前代人，或者是古人他们记述下来的学问。当文化要生根在现代，我们一定要直接面对，我提出概念叫文化现场，文化真实在碰撞，在发生着状态，叫文化现场。
古代的文化现场在我看来叫废墟，它也发生过文化，现在的文化现场就要到现场去看。大家知道一个人到现场和在书本当中了解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哪怕已经成为废墟，你也应该到一到。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的出走，使得文化和今天的观感紧紧连在一起了，对我自己来说是这样。它不是一个遥远的梦幻，哪怕是废墟也是现实，我看到的废墟，我会思考这个废墟产生的原因和它今后会怎么样，这是使遥远的文化现场化了。
后来使我停不得的原因是，我越走越觉得考察的重要性，所以我就从国内走到国外，从安全的地方走到不安全的地方，横比竖比，在现场当中知道中华文化优点和缺点在哪里。表面上我在伊拉克考察是巴比伦文化，巴比伦文化曾经比中华文化还要辉煌。我在对比这两种文化的立场，对比的时候它的终点不是巴比伦文化，终点是中华文化。很多读者不太可能去，用我考察的眼光记述下来，传达给读者，我想这样东西对我来说，我自己觉得做了不少事情。
第三个就是我不断地出去走，又把文化的探索和我的生命感连在一起了，这必须是要花力气的，必须是非常艰难的、非常辛劳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地方确实还有危险，把文化考察和生命紧紧的连在一起的感觉，是与我过去书斋写作和大学讲堂里面讲课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一直对我学生说，趁你们年轻能多走就多走一点。文化在书籍里面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它处于一种发声状态，直接去面对。像欧洲很多考察者，像我们中国历史上比较辉煌时期的那种从司马迁到李白这些人，浩浩荡荡走在路上来度过他们文化生涯相比较，我们中华文化要复兴，还真需要有很多人走在路上。
网友：您在旅行中是否遇到什么危险？
余秋雨 ：在国内危险是小危险，这个遇到很多。大家知道年轻的朋友完全无法想象十五年前在中国旅行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坐飞机、坐火车非常容易，我这《借我一生》里面有点叙述，其实非常艰难，有的路段只有你一个人在走，而且只能走。我还写到，有的时候赶一个车，必须清晨赶早班一个渡船，也就是说你在黑夜当中必须走山路，走山路的时候我手上没有利器，我手上拿着一块石头，怕遇上坏人，对面也过来一个人，他怕我是坏人，我也怕他是坏人，他咳嗽，我唱歌，那时是这样的危险。
大危险是和凤凰卫视考察那段路，我们去的前几天天天有消息，外国人被绑架，然后发生警匪枪战，而且他们那很奇怪，警匪枪战一般都是警察失败。而且我们走后又传来消息，又有外国人被绑架，而且有多少当地人劝我们千万不要走了，我们还往前走。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到埃及的时候，我书上写到了，我们出游的时候，任何一个旅馆里面都要有进飞机一样的安全检查装置，这已经很恐怖。我们车队前后都需要装甲车保护，这就更恐怖了吧，不是因为我们特殊，是任何旅行者都被这么保护，这就很恐怖了。
但是就是在那么恐怖的地方，知道我们要走伊拉克，他们全把我们当做英雄，我们觉得很奇怪，已经那么恐怖了，你们为什么还把我们当做英雄？他们在金字塔下开欢送会，欢送中国英雄，因为你们到最困难的地方。我们问老人家，老人家说，你们想一想我们保护是你们政府的军队，而到那些地方最恐怖就是政府的军队，恐怖的程度可想而知。当时他们讲的比如共和国卫队什么，但是政府军队你完全不能保证它。这个我在《千年一叹》里面非常详细的记述，我们遇到很多恐怖，遇到很多困难。
我现在看起来也有一点自我安慰的是，我当时传给全世界华文报纸连载的日记，每天传出的日记就是在这恐怖的气氛当中，在轮胎上，蹲在地上一页一页写上去的，连改的可能都没有，就在这种情况下写了那么厚的书，在我看来比我以前的写作还重要。
网友：您是否还打算继续旅行下去？
余秋雨 ： 旅行可能是免不了的，因为我算过命，好像我的命就是走来走去的命，永远走在路上的命，我所以看到有一个法国哲学家讲过这样的话，“我停止不走的时候，我几乎无法思考”，这是一种人，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走路，确实有一种人是这样，他要在行动过程当中来进行思考，我不能说我完全是这样的人，但是比较靠近这样的人，我需要运动，我需要走动。
主持人 ： 您曾经参加过凤凰台的千禧之旅和欧洲之旅，您为什么后来回绝了两极之旅？
余秋雨 ：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要寻找能够和中华文明相对比的文明，这我谈论起来就比较的有话题，因为我出去的时候，我的对比坐标永远是中华文明。
我发现有的地方文明虽然很好看，很灿烂，我也有话说，但是和我原来写这几本没有延续性，它们没有办法和中华文明对比起来。他们的文明太短暂，或者他们的文明太小，我面对这样的文明，我失去了原来已经建立的话语惯性，我就没再走，包括到非洲，比如非洲之旅，凤凰卫视邀请我去参加的，我其实也想去，但是我的主要话语权是中华文化和他们的对比，哪一种文化，他们是这样，我们是这样，我觉得把中华文化比小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参加。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喜欢这些文明，我有机会还会去考察。
主持人 ： 现在在新浪读书频道有一本书叫做《情定落日桥》，主要写的70人的这代人的情感方式等等。我不知道余老师对70年代生人有什么了解？
余秋雨 ： 我没有读过，你这么一说我回去会认真读过。因为没有读过，不知道这个话题起点在哪里。
主持人 ： 您对于网络写手，还有网络文学有什么看法？
余秋雨 ： 我觉得文学在发展、应该是越来越多元，对于网络文学我有一点发言权，因为我每次都是“榕树下”网络评奖的评委，我要投票。因为我的朋友陈村先生在网络上投入很深，悟性也很高，他介绍我做这方面评论，让我学很多东西。
当然也有一些不成熟的作品，但是有很多让我非常惊喜的作品，他们这种特殊时代气息和生命感、表现一种文字节奏，是我们现在纸面文学所不具备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对他们产生整体性的鄙视，这完全没有理由。时代往前走，文学一定往前走，不仅内容，而且方式。
网友：我们听说您要退出文坛，我的感受您其实在逃避，这有什么？自己的事情自己清楚，哪管媒体的炒作。支持您的依然支持您。
余秋雨 ： 我谢谢这样的网友，这样网友其实很多的，我这些天也不断地听到这样一些劝告，有的不是网友，路上有人这么劝。我到西安去，广场上很多人认出我，都用差不多的话劝我。其实我希望网友明白，我采取非常的举动，不是针对他们，不是针对他们，好像在他们面前我说不明白我就走了，哪是这样？不是。我刚才给大家讲了，这些文章我其实都没看。
而且我觉得大家报纸上都在讨论我的历史，我不仅不生气，我觉得有点难为情的地方是，我那么重要吗？19岁的余秋雨那么重要吗？我觉得太浪费纸墨了，觉得我真不应该这么浪费，在这方面我是不生气的。而且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广大的读者和网友的那种注意力，由于我的原因，让他们注意力注意在不应该注意在的地方。
如果按照现在眼球经济的说法，我得利更大了，被人家关注，关注关注很容易让人看出来这个事情是我操作的，你想这太像了，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又抓住他什么历史问题，然后调查，调查到最后。我问调查者，我说你调查那么多天，调查出我有什么伤害人的问题？他说没有。我说谢谢你，调查得真好。这很像我设的一个局是不是？其实这点我想告诉大家：
第一我不会为这样的事情生气。第二，这不是我设的局。
网友：您在新的戏曲创作方面有什么计划吗？
余秋雨 ： 我会给我的妻子马兰帮忙，在她演出的时候我会投入我的努力。我的努力当然我不会自己参加演出，我只会在文字上做一些努力。但是这个努力不见得是人们所想象一个新的剧本，不是这样，我们整体演出方式上，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我是一个戏剧学者，这方面说起来话长，就不能做专业讨论了，我在这方面大概还是会为她做一些事。
网友：当代的中国文坛您最欣赏或者最推崇是哪一位？
网友：您在散文这个领域，中国您认为还有比您更好的作家吗？
余秋雨 ： 这个我比较尴尬，我很少看这些作品，原因很简单，我始终在路上，我不太看书，我看古籍，当代出的书我看的真是很少，原因是我始终在路上走来走去，不太能够拿到这些书，也不太有时间看，这一点非常抱歉。
但是文坛上有很多值得我佩服的作家，这个名单开出来就太长了，我个人也有一些很好的朋友，文坛上，比如像贾平凹，台湾像于光中，包括金庸老先生、琼瑶都是我很好的朋友，这些朋友我们在一起很少讨论文学，就是觉得他们人特别好，完全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温馨的相处，不仅不讨论文学，更不会讲到文坛什么事，所以我缺少前后左右对比的基础，不太关注。
我对于刚刚学写作的年轻人建议，这个建议是你应该努力学习周围人一些优点，但是努力不要进入前后对比，一进入对比就进入一个异己化的坐标，你要从众了，看看人家怎么样，他这么写，我能不能这么写？有一点小的启发开始是可以的，后来不能这样。
其实只要真诚的来表述自己的生命感受，表述自己和文化的关系就可以了，我相信前后左右的对比太多，这是中国不仅是文坛，也是人生劳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老在前后左右对比着。
我提倡记忆文学就是，要恢复一个人个人记忆的权力，以前我们中国人经常是生活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之中，看人家对我怎么看，往往是这样的。那么你呢？你的记忆好像是不可信的。
所以我们出现这样情景，在文革当中，我们说这个走资派有多少问题，那个走资派有多少问题，从来没听到他本人说什么，你本人怎么叙述的呢？我们甚至于说到国家主席是叛徒、特务，他本人，刘少奇先生自己怎么说的？我们都没听到过，这很不好，这个阶段应该结束。
所以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也是如此了，特别关注人家对我怎么看，我们要唤醒自己的记忆，我们的人生经历真正可信的是我的感觉，比如我的年轻时代，我当时想，别人对我的看法其实现在看起来都是不可能准确，理由是事实证明我对爸爸看法也不准确的，爸爸去世以后我看到他的文稿，发现我对爸爸还是不了解。爸爸是我一直接触的，他的检讨书都是我写的，我太应该了解他了，可我还是不了解了。更何况我了解一个同单位的人，那更肤浅了。
所以我更不会在乎别人对我的一个印象，或者你有什么问题，这种可能性太奇怪了。在当时情况下我不太跟别人讲话的，因为我很怕人家知道我家里爸爸被打倒，我很怕人家知道我口袋里没有钱，没有饭票，不能吃饭。所以不和人交往的走来走去的年轻人，人家对我的观察一定是浮面的。
这些被调查的人一个有一个特点，他们没有人知道我家里的大灾难，没有人知道我家里大灾难怎么了解我？因为我是灾难中的大儿子。所以别人的话其实都不重要，如果我是一个单位的领导，群众对我的反映有点重要；如果我不是单位领导的话，我的记忆是最重要的，我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我真正感受过的东西。
网友：今天看到您在这作聊天，发现您心态特别好，而且非常平和。面对这么多的攻击，您任何保持良好的心态？
余秋雨 ： 保持心态有几点：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即使攻击你的人，你也应该感觉到和我们同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同时生活在国度，非常不容易的机会，因缘相遇，他们对你投入了关注，不管正面还是负面，其实是生命对生命一种吸引。
你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你会觉得整个事情没有大家想象那么气愤和严重，他们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对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文化人提出了一些疑问罢了，是这样。那么这些疑问有的是你回答不了的，有的是你能回答得了的，这也不要感到很困惑。因为人世间真有很多事情是说不明白的，他能够还给你公正，这个公正也最多还给你一半，比如昨天的奥运会上花剑那个裁判已经被处罚了，但是他错判的东西还是按错判来，你心态一定要平和。
如果和我们年轻时候灾难时期相比，我们现在处境好得多了。尽管表面上铺天盖地，但是几乎没有人剥夺你快乐的自由，没有人剥夺你生活的自由，没有人剥夺你思维天马行空的自由，这是一个好时代，和那个时代相比是一个好时代。
尽管我刚才也讲到担忧，文化指责机制和建设机制是失衡，这是一个问题。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好时代。
我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爸爸一直不告诉我打他的造反派头头的名字，后来这个造反派头头在甘肃给我写一封信，说余秋雨教授，我是你的读者，我很对不起你。我书里有这么一句话，爸爸不告诉他的名字给我们，是因为他的后代不要把仇恨记下去，于是使我平静的写作，使有很多读者，包括甘肃高原上的这名读者，我是这样写的。这样写的意思是，我们这个民族过去有太多的仇恨。
我们今天也有很多激发我们仇恨的机会，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激发仇恨的机会，把他由于自己的人格力量，把它的变成平和的方式，让仇恨不再变成仇恨，这样的话会好一点。我这十年来对我自己比较多，这六年来更多了，看上去很躲闪，人家骂你最厉害的时候你又到外面去考察了，很躲闪。
但是我相信最后这些朋友也会有感悟，被你们讲了那么多年那个人，从来没有还过口，从来没有辩解过，只是这本书里讲了几句，而且从来没有指名道姓说过他们，年岁也比较不小，不得再做事。这点我相信他们慢慢领悟，现在不领悟不要紧，迟早会领悟。
当他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对自己开始非常重的指责进行检讨的时候，我也没有在乎，那么我相信我还是用这种方式一直处理下去。
不断地享受生活的美好，其实大家知道在报纸上看到的意见其实只是一小部分，我会遇到更多更多安慰我，或者鼓励我的人，而安慰我、鼓励我的人他们可能也不太知道。其实我这个人由于从灾难中走来，就不太需要安慰和鼓励，我自己对自己的安慰挺好，自己对自己鼓励劲头就特别大。所以问题不大，在我身上问题不大，所以大家也不要以为我是赌气离开文坛，完全不是。了解我的人都是这样，余秋雨从来不会这么做，我努力的向我爸爸学习，把有可能变成仇恨一些东西让它变成爱。
主持人 ： 有些人从您的书里挑一些错误，把它出成书，于是说您不是严谨的学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余秋雨 ： 其实任何指出我书中错误的人我都是感谢的，因为每本书，我的书知识范围涉及比较广，你很难不出错误。其实每本书上无论序言、后记往往有后话，希望大家指正。我现在给每一个读者签字的时候，都希望他指正，真有人指正的时候是求之不得，这完全不成问题的，而且还需要读者继续指正。我为什么要整理我的旧著，就是改变不妥当的观点。
但是我又不希望像这样很正常的事情，又变成暴风骤雨般的媒体炒作，这我很不喜欢。比如有一位先生，突然有一天起来，中国几百家报纸都在说余秋雨有多少错误的时候，我如果出来辩解或者我出来掺参进去那就不好了，这就出现比较好笑的事情，不是指责错误不对，读这个报纸的亿万民众没有办法来判断其中是非。你知道唐代这个字的用法，你把事情推演的方式和规模，和事情本身产生巨大差距的时候，我大体上只能沉默了，当事情又回到了事情本体的时候，我们再慢慢讨论。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无锡的综合语文老师，退休的，他指出我《文化苦旅》里面有很多错字，我马上感谢他，我马上聘请他作为我《山居笔记》特约校对，他写过一篇文章说，在我接触当中，余秋雨是最愿意接受错误的人。我其实是很愿意的，但是问题是，如果突然变成一场类似于大批判的方式我就不愿意进入这么一个炒作了，进入这个炒作的话，我觉得又是让我回想起过去不好那些事件了，我想给大家做一个交代。
另外关于严谨的问题，我的学术著作是严谨。但是我在旅行当中写的东西，我相信有一些有客观条件，有一些很难严谨。比如大家想我在写《千禧之旅》的时候，我到了那么多国家，其实我对他们历史和资料了解得很少，我虽然能读英文，当地给我提供的英文资料也非常少。所以我写出来很多东西是自己的感觉，没有经过非常严格的考证，但是这个不要紧，我的感觉哪怕是有差错的感觉，也是能够代表一般的中国文化人容易产生的误解，这个本身就值得研究，为什么中国会对它产生误解，这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东西。所以我把它保留下来，以后有机会，如果有人说当年有一个中国学者去的时候，他是这样看的，他为什么这样看？因为他受中国影响太深，他误读了它们，这也可以。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很坦诚，我在书序言上写过，因为我一路上没有看到任何资料，我也没有带任何这方面的书，我只能靠感觉。其实凤凰卫视女主持人也是这样，你说他们有多大学问？只是把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传达给大家，我们往往是这样。所以有一些文史上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们可以平静来对待，我可以告诉这位先生，你认为有这个答案，我看了书以后我知道有六种答案，我采取是第五种，但是我是散文，我没有办法做这个注释，这一讨论就很开心了。
你不能说你只知道第一种就说余秋雨完全错了，我要把六种拿出来，在一般的大众报纸上，对一般读者不公平，让他们来决定这些非常古老又非常特殊的事情。
主持人 ： 谢谢余老师，今天时间也超过了。我在这里透露一个消息，今天是余老师的生日，在这里我代表网友向余老师说一声余老师生日快乐。请余老师再跟网友说几句话。
余秋雨 ： 刚才主持人透露这个消息，有很多网友从我的各种生平里面也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我非常高兴以这样一个场合来过生日，和那么多关心我的网友们一起，你们虽然不在我的眼前，但是我都能够知道你们的内心，请大家相信我，新的一年，或者对我来说，新的一岁我会过得更快乐，我会过得更好。我一直会和你们在一起，尽管我不写书了，也一直和你们在一起，谢谢大家。
主持人 ： 谢谢余老师。谢谢各位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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