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发表在2004年7月29日〈南方周末〉上面的一篇口述稿，记录了一个年轻人在“艾滋疑似”的时期的心路历程。读起来，有点戏剧性。从猜测自己99%是爱滋病携带者而引发的极度恐慌以至绝望，到最后医生确诊表明，并非是自己猜测的那样而对天的那一声嚎叫，让所有的人真切的感觉到生命的可贵。
“我得了艾滋病！我百分之九十九是艾滋病！”小桥在电话中的声音紧张、惶恐，甚至有些颤抖：“我的病状很像……如果是真的，该联系就联系。现在得争分夺秒！”他说。
他想联系什么？记者一下子没听明白。
从他颤抖的叙述中，记者终于听出个大概。原来，他想联系曾与其发生过性关系的女人，让她们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查。“我已无所谓了，但不要给别人带来伤害。如果我有勇气，我自己就跟她们讲了。但我实在是没有勇气。”
挂断电话，小桥即刻从天津启程，赶赴北京找到本报记者。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是个30岁出头的小伙子。他伸出手与记者相握。记者感到握着的那只手汗水涔涔的。“我心里也在埋怨你们，如果你们的报道早登出来一年，我也许就死不了了。”
“我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
在酒店里，与记者相对而坐，一杯杯喝着冰啤，小桥仍然不停地流汗。他说话的声音很大，好像无所顾忌，但眼睛不时警惕地向四周瞄一眼，当服务员走近时，他就突然停下，嘴里嘟囔：“没事，没事。”
今年4月，我得了淋病。在医院打了两针，非常害怕。当时还没怀疑是艾滋病。我连性病都不敢去承认，怎么可能想到艾滋病？
有一件事特别可恨。有个男医生，特别不尊重我。对不起，我想一下，我本来记得特别清楚，但最近想问题太多，有点糊涂了。
(小桥开始语无伦次，讲了几分钟，喝了几口酒，叙述才开始顺畅。)我在那里看病，很不好意思，生怕有熟人看见。那个医生走过来，大声说：“你这是淋病！”当时周围有很多人，我脑袋一下子蒙了，说：“你别胡说，我不是！”其实我知道自己是淋病。我向他直挤眼睛，他不管。我真恨啊，医生怎么能这样呢？弄得我多难堪啊，我真想揍他一顿。
打了针以后，性病有点好转，可是过了一个月，又发作。我有点害怕，这个病能得，那艾滋病能不能得？
有一次，我看报纸上说，乌鲁木齐有3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我想，除去老幼，这个比例很高啊。我虽然是天津人，但一直生活在乌鲁木齐，目前母亲在天津，父亲还在乌鲁木齐。初中毕业以后，我开过小饭馆，卖过手机和电器，给别人打工。收入一般，千把块钱，我交的朋友也不复杂，与我差不多。我这个人讲义气，对别人好。我从不嫖娼，不吸毒，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我可能会传染上艾滋病。
我开始看书，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我知道，如果得了性病，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就大很多。我一年多以前离婚，后来有过很多的性伙伴。
十天以前，我到天津看我母亲。我心情一直低落，也想出来散散心。到达天津的第一天晚上，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舌苔是白的！这是不是艾滋病的病状“鹅口疮”？我查了一下，这就是“鹅口疮”，艾滋病发作的病征。我知道我得了艾滋病了———百分之九十九就是了。
(“你看。”小桥快速伸出舌头，果然，上面布满白斑。记者说：我不是医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艾滋病病症。)你不用安慰我，我自己知道是，我活不了多久了。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要找出是什么人传染了我。我要找出她来，妈的，我恨不得杀了她！我就想报复。但当我冷静一想，人家也怪可怜的。甚至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是谁。
“谁将艾滋病传染给了我？”
“拿酒！”小桥将一杯啤酒一饮而尽，反客为主，开始要酒。一会儿工夫，他已喝完了第三瓶啤酒。他的头上仍在冒汗，一双筷子在菜上快速地戳来戳去，却只喝酒，不夹菜。
我开始从后往前排。最后一个女人，是今年4月认识的。她在卡拉OK厅工作。后来我得了性病，曾怀疑是她传染给我的，叫她也去检查。我心里想，你可把我害死了。结果，她检查后，没有。
我一下子想到第二个人。我前一阵子与一个大学生谈恋爱，2月份失恋，心情不好，一个好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一个酒店的公关经理，我们好上了。到后来，她不愿意再与我发生性关系。我觉得奇怪。现在想来，也许她是意识到自己有病了。如果她确诊的话，作为有良知的人来说，不会再害我。
我推测就是她。我真恨她。不过，恨也没用。但是，我又想，但愿是她。如果我是在她前面得的，那么，连她也传染了。本来是恨她，反而会让她恨我。
倒数第三个，就是那个大学生。我特别喜欢她，是真的与她谈恋爱。
你是不是觉得我太败坏了？我都在笑着说这些事。实际上，我如果喜欢一个人，是很忠诚的。与她谈恋爱时，我曾拒绝过别的女人。我在离婚前，也从来没有过婚外性关系。
倒数第四个，是一个网友。我们一起喝酒，喝多了。现在我很恨她，恨自己。最有可能是她，因为她在发廊工作。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缺脑子？其实当时就害怕了，再后来与那大学生谈恋爱时，一开始我用安全套，用了几次，后来一看没事，没关系啊，就不再用了。我真后悔。
再往前推，还有有家庭的女老板、女医生。那时也没担心，总觉得人家是有正经家庭的。还有……
去年4月份我离婚了，心情特别低落，与别人发生了第一次性关系。我有点担心，可别出啥事啊。6月6日，在街上刚好见到义务献血车。我想，献一次血吧，也借机检查一下。
过了两天，医生来电话，说你的血很好，没事儿。你想，如果那医生当时能给点忠告：艾滋病流行严重，要小心，如果避免不了性行为，也要用安全套。如果医生们能这样说的话，会提醒我的啊。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只说我的血很好，没事儿。我一听，啊，我没事啊，就放心了。
我现在不知道怎样去推测，才能推测出到底是谁传染给了我。倒数第一个查过了，没问题，如果是第二个的话，那就庆幸了，我没有传染给其他人。可是，谁知道到底是谁？也许是在发廊工作的那个。那个医生也有可能，她说她老公也有情人。任何人都有可能。
“我的十天疑似日子”
小桥一边喝酒，一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嘴里的香烟点燃着，可仍然颤抖着“啪”地打开打火机。
我吓坏了。第二天跑到书店，查阅有关艾滋病的书。可是，我怕别人怀疑我，为什么一直看这种书？我抱着书，躲到文学书架的墙角看，装成看文学书的样子。越看越恐慌，越看越觉得问题大了，看啥像啥。
我不敢跟家里人说，在天津也没有朋友，压抑的心情无法排遣，就是每天躲在家里，不停地看书，看有艾滋病报道的报纸，看电视。正好世界艾滋病大会召开，我每天都看新闻。再就是不停地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不是盗汗了？是不是疲惫了？每天看几十遍舌头，盼望它过几天会好起来，可是却越来越严重。
如果腿上有蚊子咬了，红肿的地方一时没好，我就怀疑，怎么还不好？是不是我现在的免疫力下降了？我到街上去，也怀疑别人看我的眼光，是不是他们看出我是艾滋病来了？
反正我有点不正常了。我的思维乱极了，每天乱七八糟地想。
我不住地想，现在也没有特效药，那么，希望我死时不要太痛苦，不要变成傻子。有时我会幻想，说不定这几天会有个爆炸性新闻，说研制出了一种治疗艾滋病的特效药。有一次我在家门前，摘下树叶塞进嘴里嚼，那滋味真苦。我想，说不定还有一种特效药人类没有发现呢，说不定这树叶子能救我的命。
我每天处在恐惧之中，要睡觉时，总是想，这一觉睡下去，还会不会醒过来？可毕竟还没到医院检查，有时候劝告自己，说不定没事呢，有时能把自己说服，就睡着了。可第二天早上醒来，又陷入巨大的恐惧中。
睡不着时，我一遍遍地回忆以前的事，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觉得世界这么美，我以前没好好珍惜，马上要离开了。如果我还能活个十年八年的话，我要好好地活，一天当三天过，一年当三年过。
有时我想，如果我去医院检查了，结果真是艾滋病，那么我就不回家了，一个人悄悄地消失，不要给家里人带来痛苦，不要给他们带来负担和耻辱。可是，我不敢自己去医院检查，我怕自己承受不了那结果，我害怕。
那一天，我终于对我妈说了，但只是说了我的怀疑。我怕等检查结果出来，她一下子承受不了，希望让她一点点地接受。她哭了，说绝不可能。她不敢面对，但她也说，如果真的是，那该怎么治就怎么治。
我恨不得她天天在家里陪着我，但是我又怕她太压抑，反而不好。那天一个亲戚打电话来，问我怎么这么低沉。我只好说是有些事办得不好，不顺。她说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只要改了就好。唉，我怎么改啊？真的希望上天能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啊。
“我告不告诉她们？”
记者随手记录着小桥的谈话，餐馆的一位服务生扫了一眼记者的笔记本。“看什么看？很好看啊？”小桥突然对服务员大喊，然后又压低声音，安慰他：“没事，没事。”
我以为接触的都是良家妇女，应该没事的。我太大意了。危险也在一般的人群，而并不只是性交易人群。如果我在一两年前知道这一点，我就不会死了。我有点恨我的朋友，一年前，他就得了淋病，可他不告诉我。如果他当时告诉了我，我肯定小心，怎么会有今天的事？
我已经认命了。现在最想的就是不要给接触过我的女人带来伤害。可是，我怎么办呢？我想过要与她们谈谈，但不敢面对她们。如果倒数第一个女人被感染了，那太可怕了。倒数第二个呢？第三个第四个呢？如果都有怎么办？
这次如果我不吭声，她们要是反过来再传染别人呢？多可怕，我一个人会祸害很多人。
我的症状越来越厉害。前几天开国际艾滋病大会，安南说得对，要争分夺秒。现在就是临界点，如果再不加大力度，就会扩散开来了。我这辈子就这样完了，如果能通过我这样的人，通过我的生动实例，给别人一点警示，我也就值了。我能不能赶紧为国家作点贡献，能不能做点光荣的事？但我不可能在我们家门前，发宣传资料。我不想让父母觉得丢脸。那我能不能去云南，或是贵州，做义务宣传工作？
现在大家都不吭声。一个人得了艾滋病，死了，问怎么死的？癌症！亲戚不敢讲，朋友也不说。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不提醒，隐瞒。为什么我的身边从来就没看到这种事发生？艾滋病蔓延厉害，谁不知道？地球人都知道，但大家都不吭声。
我不能一错再错！为什么说要争分夺秒？就是要赶紧找到她们，截断传染链，如果我不去告诉她们，那太自私了。对别人也太不公平。可是，我又怕别人报复我，她们要是报复我，报复我的家人怎么办？
我没人可以诉说，没人可以帮我，我可能就要崩溃了。我为什么找你们报社？一是希望得到心理上的安慰。父母不敢面对现实，根本不敢承认我得了艾滋病，我无法与他们沟通。第二，你们能不能帮着化解矛盾？跟我一起去告诉她们？我们根据顺序，是往前推，还是往后推？不能有一个遗漏！
你说我怎么办？不告诉她们，良心受不了；告诉，我家人有危险。你们能不能帮助我？我想不出主意。你们能不能有好办法？
喝完第6瓶啤酒，小桥的情绪高涨起来。走出餐馆，他居然唱起了歌儿。对着灯光明亮的长安街，长舒一口气：“唉，生命真美好。”
刚安排他住进宾馆，他却转身随记者出来。“我一个人害怕，睡不着。”
当天晚上，他找到一家迪厅，跳了一夜的迪斯科，“直到我再也跳不动了。”
第二天早上，小桥打出租车去地坛医院，刚上车便被司机赶了下来：“那是传染病医院，不去。”
小桥再打一辆，不敢说去地坛医院，只说去地坛公园。
与记者会合，来到地坛医院性病艾滋病中心。小桥等在走廊上，一反昨天晚上的健谈，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过了一会儿，他仔细地看墙上的宣传资料：性病会促进艾滋病传播，与有性病的艾滋病患者发生性关系，平均5－10次即可感染艾滋病。
小桥看完，叹口气，靠在墙上。
抽了血，小桥说：“我知道结果，百分之九十九是艾滋病。没办法，谁让我自己不谨慎的。你知道死是什么感觉吗？我前一阵子做梦，梦见我被枪打死了，眼前一黑，什么也没有了。”
离开医院，等地铁时，小桥又盯着墙上的防治艾滋病宣传画，长长地叹口气：“我以前要是早注意到，就不会死了。”
第三天，7月19日下午，一份HIV检测报告静静放在地坛医院，宣告着小桥的命运。小桥满头是汗地赶到地坛医院，紧紧盯着记者的脸：“你是不是知道了？你肯定知道了，是不是？是不是？”
靠在门外的栏杆上，小桥说：“我也不害怕了，反正就这样了。我就是怕害了别人。”
停顿一会儿，小桥突然将手在腰边衣服上快速抹了两下，说声“走！”快步走向医生。他的手抖抖索索地将化验结果领取通知递向医生，一迭声地问：“我是不是得上了？我是不是得上了？我是不是得上了？”
“得什么得？”女医生抽出他的检查结果，“啪”地往桌上一拍，“没事！”
小桥“啊”地一声嚎叫，把大家吓了一跳。
他抢过检测报告，一下子蹲在地上，“我活了，我活了！”他双手“啪啪”地打自己的脸，又哈哈地大笑。
“给我电话，我要告诉我妈我姐。”他要过记者的电话，但手颤抖得无法拨号。
走出医院时，小桥脚步飞快。“刚才走过这里时想，我现在走进去，一会儿出来，也许就走不动了。看街上的人来人往，我想，也许我很快就看不到这些了。”兴奋的小桥说：“现在，老天给了我第二次机会，我要好好活，再活100年！”
这是发表在2004年7月29日〈南方周末〉上面的一篇口述稿，记录了一个年轻人在“艾滋疑似”的时期的心路历程。读起来，有点戏剧性。从猜测自己99%是爱滋病携带者而引发的极度恐慌以至绝望，到最后医生确诊表明，并非是自己猜测的那样而对天的那一声嚎叫，让所有的人真切的感觉到生命的可贵。
“我得了艾滋病！我百分之九十九是艾滋病！”小桥在电话中的声音紧张、惶恐，甚至有些颤抖：“我的病状很像……如果是真的，该联系就联系。现在得争分夺秒！”他说。
他想联系什么？记者一下子没听明白。
从他颤抖的叙述中，记者终于听出个大概。原来，他想联系曾与其发生过性关系的女人，让她们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查。“我已无所谓了，但不要给别人带来伤害。如果我有勇气，我自己就跟她们讲了。但我实在是没有勇气。”
挂断电话，小桥即刻从天津启程，赶赴北京找到本报记者。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是个30岁出头的小伙子。他伸出手与记者相握。记者感到握着的那只手汗水涔涔的。“我心里也在埋怨你们，如果你们的报道早登出来一年，我也许就死不了了。”
“我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
在酒店里，与记者相对而坐，一杯杯喝着冰啤，小桥仍然不停地流汗。他说话的声音很大，好像无所顾忌，但眼睛不时警惕地向四周瞄一眼，当服务员走近时，他就突然停下，嘴里嘟囔：“没事，没事。”
今年4月，我得了淋病。在医院打了两针，非常害怕。当时还没怀疑是艾滋病。我连性病都不敢去承认，怎么可能想到艾滋病？
有一件事特别可恨。有个男医生，特别不尊重我。对不起，我想一下，我本来记得特别清楚，但最近想问题太多，有点糊涂了。
(小桥开始语无伦次，讲了几分钟，喝了几口酒，叙述才开始顺畅。)我在那里看病，很不好意思，生怕有熟人看见。那个医生走过来，大声说：“你这是淋病！”当时周围有很多人，我脑袋一下子蒙了，说：“你别胡说，我不是！”其实我知道自己是淋病。我向他直挤眼睛，他不管。我真恨啊，医生怎么能这样呢？弄得我多难堪啊，我真想揍他一顿。
打了针以后，性病有点好转，可是过了一个月，又发作。我有点害怕，这个病能得，那艾滋病能不能得？
有一次，我看报纸上说，乌鲁木齐有3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我想，除去老幼，这个比例很高啊。我虽然是天津人，但一直生活在乌鲁木齐，目前母亲在天津，父亲还在乌鲁木齐。初中毕业以后，我开过小饭馆，卖过手机和电器，给别人打工。收入一般，千把块钱，我交的朋友也不复杂，与我差不多。我这个人讲义气，对别人好。我从不嫖娼，不吸毒，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我可能会传染上艾滋病。
我开始看书，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我知道，如果得了性病，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就大很多。我一年多以前离婚，后来有过很多的性伙伴。
十天以前，我到天津看我母亲。我心情一直低落，也想出来散散心。到达天津的第一天晚上，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舌苔是白的！这是不是艾滋病的病状“鹅口疮”？我查了一下，这就是“鹅口疮”，艾滋病发作的病征。我知道我得了艾滋病了———百分之九十九就是了。
(“你看。”小桥快速伸出舌头，果然，上面布满白斑。记者说：我不是医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艾滋病病症。)你不用安慰我，我自己知道是，我活不了多久了。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要找出是什么人传染了我。我要找出她来，妈的，我恨不得杀了她！我就想报复。但当我冷静一想，人家也怪可怜的。甚至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是谁。
“谁将艾滋病传染给了我？”
“拿酒！”小桥将一杯啤酒一饮而尽，反客为主，开始要酒。一会儿工夫，他已喝完了第三瓶啤酒。他的头上仍在冒汗，一双筷子在菜上快速地戳来戳去，却只喝酒，不夹菜。
我开始从后往前排。最后一个女人，是今年4月认识的。她在卡拉OK厅工作。后来我得了性病，曾怀疑是她传染给我的，叫她也去检查。我心里想，你可把我害死了。结果，她检查后，没有。
我一下子想到第二个人。我前一阵子与一个大学生谈恋爱，2月份失恋，心情不好，一个好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一个酒店的公关经理，我们好上了。到后来，她不愿意再与我发生性关系。我觉得奇怪。现在想来，也许她是意识到自己有病了。如果她确诊的话，作为有良知的人来说，不会再害我。
我推测就是她。我真恨她。不过，恨也没用。但是，我又想，但愿是她。如果我是在她前面得的，那么，连她也传染了。本来是恨她，反而会让她恨我。
倒数第三个，就是那个大学生。我特别喜欢她，是真的与她谈恋爱。
你是不是觉得我太败坏了？我都在笑着说这些事。实际上，我如果喜欢一个人，是很忠诚的。与她谈恋爱时，我曾拒绝过别的女人。我在离婚前，也从来没有过婚外性关系。
倒数第四个，是一个网友。我们一起喝酒，喝多了。现在我很恨她，恨自己。最有可能是她，因为她在发廊工作。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缺脑子？其实当时就害怕了，再后来与那大学生谈恋爱时，一开始我用安全套，用了几次，后来一看没事，没关系啊，就不再用了。我真后悔。
再往前推，还有有家庭的女老板、女医生。那时也没担心，总觉得人家是有正经家庭的。还有……
去年4月份我离婚了，心情特别低落，与别人发生了第一次性关系。我有点担心，可别出啥事啊。6月6日，在街上刚好见到义务献血车。我想，献一次血吧，也借机检查一下。
过了两天，医生来电话，说你的血很好，没事儿。你想，如果那医生当时能给点忠告：艾滋病流行严重，要小心，如果避免不了性行为，也要用安全套。如果医生们能这样说的话，会提醒我的啊。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只说我的血很好，没事儿。我一听，啊，我没事啊，就放心了。
我现在不知道怎样去推测，才能推测出到底是谁传染给了我。倒数第一个查过了，没问题，如果是第二个的话，那就庆幸了，我没有传染给其他人。可是，谁知道到底是谁？也许是在发廊工作的那个。那个医生也有可能，她说她老公也有情人。任何人都有可能。
“我的十天疑似日子”
小桥一边喝酒，一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嘴里的香烟点燃着，可仍然颤抖着“啪”地打开打火机。
我吓坏了。第二天跑到书店，查阅有关艾滋病的书。可是，我怕别人怀疑我，为什么一直看这种书？我抱着书，躲到文学书架的墙角看，装成看文学书的样子。越看越恐慌，越看越觉得问题大了，看啥像啥。
我不敢跟家里人说，在天津也没有朋友，压抑的心情无法排遣，就是每天躲在家里，不停地看书，看有艾滋病报道的报纸，看电视。正好世界艾滋病大会召开，我每天都看新闻。再就是不停地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不是盗汗了？是不是疲惫了？每天看几十遍舌头，盼望它过几天会好起来，可是却越来越严重。
如果腿上有蚊子咬了，红肿的地方一时没好，我就怀疑，怎么还不好？是不是我现在的免疫力下降了？我到街上去，也怀疑别人看我的眼光，是不是他们看出我是艾滋病来了？
反正我有点不正常了。我的思维乱极了，每天乱七八糟地想。
我不住地想，现在也没有特效药，那么，希望我死时不要太痛苦，不要变成傻子。有时我会幻想，说不定这几天会有个爆炸性新闻，说研制出了一种治疗艾滋病的特效药。有一次我在家门前，摘下树叶塞进嘴里嚼，那滋味真苦。我想，说不定还有一种特效药人类没有发现呢，说不定这树叶子能救我的命。
我每天处在恐惧之中，要睡觉时，总是想，这一觉睡下去，还会不会醒过来？可毕竟还没到医院检查，有时候劝告自己，说不定没事呢，有时能把自己说服，就睡着了。可第二天早上醒来，又陷入巨大的恐惧中。
睡不着时，我一遍遍地回忆以前的事，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觉得世界这么美，我以前没好好珍惜，马上要离开了。如果我还能活个十年八年的话，我要好好地活，一天当三天过，一年当三年过。
有时我想，如果我去医院检查了，结果真是艾滋病，那么我就不回家了，一个人悄悄地消失，不要给家里人带来痛苦，不要给他们带来负担和耻辱。可是，我不敢自己去医院检查，我怕自己承受不了那结果，我害怕。
那一天，我终于对我妈说了，但只是说了我的怀疑。我怕等检查结果出来，她一下子承受不了，希望让她一点点地接受。她哭了，说绝不可能。她不敢面对，但她也说，如果真的是，那该怎么治就怎么治。
我恨不得她天天在家里陪着我，但是我又怕她太压抑，反而不好。那天一个亲戚打电话来，问我怎么这么低沉。我只好说是有些事办得不好，不顺。她说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只要改了就好。唉，我怎么改啊？真的希望上天能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啊。
“我告不告诉她们？”
记者随手记录着小桥的谈话，餐馆的一位服务生扫了一眼记者的笔记本。“看什么看？很好看啊？”小桥突然对服务员大喊，然后又压低声音，安慰他：“没事，没事。”
我以为接触的都是良家妇女，应该没事的。我太大意了。危险也在一般的人群，而并不只是性交易人群。如果我在一两年前知道这一点，我就不会死了。我有点恨我的朋友，一年前，他就得了淋病，可他不告诉我。如果他当时告诉了我，我肯定小心，怎么会有今天的事？
我已经认命了。现在最想的就是不要给接触过我的女人带来伤害。可是，我怎么办呢？我想过要与她们谈谈，但不敢面对她们。如果倒数第一个女人被感染了，那太可怕了。倒数第二个呢？第三个第四个呢？如果都有怎么办？
这次如果我不吭声，她们要是反过来再传染别人呢？多可怕，我一个人会祸害很多人。
我的症状越来越厉害。前几天开国际艾滋病大会，安南说得对，要争分夺秒。现在就是临界点，如果再不加大力度，就会扩散开来了。我这辈子就这样完了，如果能通过我这样的人，通过我的生动实例，给别人一点警示，我也就值了。我能不能赶紧为国家作点贡献，能不能做点光荣的事？但我不可能在我们家门前，发宣传资料。我不想让父母觉得丢脸。那我能不能去云南，或是贵州，做义务宣传工作？
现在大家都不吭声。一个人得了艾滋病，死了，问怎么死的？癌症！亲戚不敢讲，朋友也不说。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不提醒，隐瞒。为什么我的身边从来就没看到这种事发生？艾滋病蔓延厉害，谁不知道？地球人都知道，但大家都不吭声。
我不能一错再错！为什么说要争分夺秒？就是要赶紧找到她们，截断传染链，如果我不去告诉她们，那太自私了。对别人也太不公平。可是，我又怕别人报复我，她们要是报复我，报复我的家人怎么办？
我没人可以诉说，没人可以帮我，我可能就要崩溃了。我为什么找你们报社？一是希望得到心理上的安慰。父母不敢面对现实，根本不敢承认我得了艾滋病，我无法与他们沟通。第二，你们能不能帮着化解矛盾？跟我一起去告诉她们？我们根据顺序，是往前推，还是往后推？不能有一个遗漏！
你说我怎么办？不告诉她们，良心受不了；告诉，我家人有危险。你们能不能帮助我？我想不出主意。你们能不能有好办法？
喝完第6瓶啤酒，小桥的情绪高涨起来。走出餐馆，他居然唱起了歌儿。对着灯光明亮的长安街，长舒一口气：“唉，生命真美好。”
刚安排他住进宾馆，他却转身随记者出来。“我一个人害怕，睡不着。”
当天晚上，他找到一家迪厅，跳了一夜的迪斯科，“直到我再也跳不动了。”
第二天早上，小桥打出租车去地坛医院，刚上车便被司机赶了下来：“那是传染病医院，不去。”
小桥再打一辆，不敢说去地坛医院，只说去地坛公园。
与记者会合，来到地坛医院性病艾滋病中心。小桥等在走廊上，一反昨天晚上的健谈，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过了一会儿，他仔细地看墙上的宣传资料：性病会促进艾滋病传播，与有性病的艾滋病患者发生性关系，平均5－10次即可感染艾滋病。
小桥看完，叹口气，靠在墙上。
抽了血，小桥说：“我知道结果，百分之九十九是艾滋病。没办法，谁让我自己不谨慎的。你知道死是什么感觉吗？我前一阵子做梦，梦见我被枪打死了，眼前一黑，什么也没有了。”
离开医院，等地铁时，小桥又盯着墙上的防治艾滋病宣传画，长长地叹口气：“我以前要是早注意到，就不会死了。”
第三天，7月19日下午，一份HIV检测报告静静放在地坛医院，宣告着小桥的命运。小桥满头是汗地赶到地坛医院，紧紧盯着记者的脸：“你是不是知道了？你肯定知道了，是不是？是不是？”
靠在门外的栏杆上，小桥说：“我也不害怕了，反正就这样了。我就是怕害了别人。”
停顿一会儿，小桥突然将手在腰边衣服上快速抹了两下，说声“走！”快步走向医生。他的手抖抖索索地将化验结果领取通知递向医生，一迭声地问：“我是不是得上了？我是不是得上了？我是不是得上了？”
“得什么得？”女医生抽出他的检查结果，“啪”地往桌上一拍，“没事！”
小桥“啊”地一声嚎叫，把大家吓了一跳。
他抢过检测报告，一下子蹲在地上，“我活了，我活了！”他双手“啪啪”地打自己的脸，又哈哈地大笑。
“给我电话，我要告诉我妈我姐。”他要过记者的电话，但手颤抖得无法拨号。
走出医院时，小桥脚步飞快。“刚才走过这里时想，我现在走进去，一会儿出来，也许就走不动了。看街上的人来人往，我想，也许我很快就看不到这些了。”兴奋的小桥说：“现在，老天给了我第二次机会，我要好好活，再活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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