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陈寅恪不读学位
林治波
陈寅恪，国学大师，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20世纪中国顶尖学者之一，被学界誉为“教授的教授”。他曾留学日、德、法、瑞、美等国，通晓十几门外语，其著述被同行奉为上上之作、必读之书。就连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也对陈钦佩有加，自谦地表示，自己等身的著述，尚不及陈寅恪寥寥几百字有价值。
但大家或许难以置信，陈先生这样一位堂堂大学者，居然连个学士学位也没有。
准确地说，陈寅恪的正规学历是吴淞复旦公学毕业，那时的复旦公学还不能算作正式大学，也不授予学位。陈先生自己认为，该校相当于“高中程度”。
在考入复旦公学之前，陈寅恪曾两度赴日短期求学。1909年从复旦毕业后，赴德国考入柏林大学，1911年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后来又转入法国巴黎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中断学业回国。1918年再度出国，本来想去德国，但因欧战尚未完全结束，遂先赴美国，入哈佛大学。1921年再赴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1925年归国，就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陈先生的侄子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先生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具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后来，陈封雄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提起此事，俞说：“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为知识而不为名利，为学术而不为学位，这是陈先生求学的态度。反观现在的一些人，读书仅仅是为了得文凭、谋职位、获提拔。对此现象，陈先生早有批评。他说：从前读书人学八股，是为了功名富贵；如今留学生又一窝蜂地学工程技术，虽所学不同，然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则一”。真是一针见血。
由陈寅恪先生的经历和见解，笔者生出两点感想：
其一，用人不能搞唯学历论。如果按我们现在的用人政策来衡量，陈寅恪是不能算作人才的，更是进不了清 华的。但当年的清华大学却不这么看，照样把陈寅恪聘用了。民国时期能做到以真才实学衡量人，很是难能可贵。我们现在动辄规定不是博士、硕士就不能如何如何，甚至招个打扫卫生间的职工也非得本科、大专学历不可，这种规定是否合理、是否必要，实在应加以检讨。一些官员为了取得升迁的筹码，利用权力谋取学历，以致掺假文凭满天飞。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用人政策的漏洞。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杨福家说：相当一些地区、单位在用人问题上一味地追求高学历，有的甚至以学历层次划杠，人为地造成一种用人学历趋高的紧张气氛，这是造成以权力谋学历、学术腐败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有关部门要尽快从源头上刹住这股歪风。
其二，成才也不能搞唯学历论。设立高学历高学位的本意是促使人们通过学习来提高知识水平和学术水平，许许多多的高学历高学位者的确通过长时期的刻苦攻读提高了自己的素质和能力。久而久之，高学历、高学位也就成了素质和能力的外在象征。但是，现在有些人是只图其名，而无其实--高学历高学位是拿到了，真才实学却没有。以权力谋取学历就属于此类。陈寅恪先生的经历说明，有一个高学历高学位固然很好，但更要紧的是有没有真才实学。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若是一块石头，任凭怎样乔装打扮，终究还是一块石头。
在用人和成才两者之间，用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导向作用。如果我们的用人政策不能改变唯学历的偏颇，那么，劳民伤财、浪费巨大的对高学历趋之若鹜的片面追求就很难扭转。
来源：人民网2002年3月29日
林治波
陈寅恪，国学大师，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20世纪中国顶尖学者之一，被学界誉为“教授的教授”。他曾留学日、德、法、瑞、美等国，通晓十几门外语，其著述被同行奉为上上之作、必读之书。就连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也对陈钦佩有加，自谦地表示，自己等身的著述，尚不及陈寅恪寥寥几百字有价值。
但大家或许难以置信，陈先生这样一位堂堂大学者，居然连个学士学位也没有。
准确地说，陈寅恪的正规学历是吴淞复旦公学毕业，那时的复旦公学还不能算作正式大学，也不授予学位。陈先生自己认为，该校相当于“高中程度”。
在考入复旦公学之前，陈寅恪曾两度赴日短期求学。1909年从复旦毕业后，赴德国考入柏林大学，1911年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后来又转入法国巴黎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中断学业回国。1918年再度出国，本来想去德国，但因欧战尚未完全结束，遂先赴美国，入哈佛大学。1921年再赴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1925年归国，就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陈先生的侄子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先生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具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后来，陈封雄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提起此事，俞说：“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为知识而不为名利，为学术而不为学位，这是陈先生求学的态度。反观现在的一些人，读书仅仅是为了得文凭、谋职位、获提拔。对此现象，陈先生早有批评。他说：从前读书人学八股，是为了功名富贵；如今留学生又一窝蜂地学工程技术，虽所学不同，然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则一”。真是一针见血。
由陈寅恪先生的经历和见解，笔者生出两点感想：
其一，用人不能搞唯学历论。如果按我们现在的用人政策来衡量，陈寅恪是不能算作人才的，更是进不了清 华的。但当年的清华大学却不这么看，照样把陈寅恪聘用了。民国时期能做到以真才实学衡量人，很是难能可贵。我们现在动辄规定不是博士、硕士就不能如何如何，甚至招个打扫卫生间的职工也非得本科、大专学历不可，这种规定是否合理、是否必要，实在应加以检讨。一些官员为了取得升迁的筹码，利用权力谋取学历，以致掺假文凭满天飞。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用人政策的漏洞。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杨福家说：相当一些地区、单位在用人问题上一味地追求高学历，有的甚至以学历层次划杠，人为地造成一种用人学历趋高的紧张气氛，这是造成以权力谋学历、学术腐败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有关部门要尽快从源头上刹住这股歪风。
其二，成才也不能搞唯学历论。设立高学历高学位的本意是促使人们通过学习来提高知识水平和学术水平，许许多多的高学历高学位者的确通过长时期的刻苦攻读提高了自己的素质和能力。久而久之，高学历、高学位也就成了素质和能力的外在象征。但是，现在有些人是只图其名，而无其实--高学历高学位是拿到了，真才实学却没有。以权力谋取学历就属于此类。陈寅恪先生的经历说明，有一个高学历高学位固然很好，但更要紧的是有没有真才实学。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若是一块石头，任凭怎样乔装打扮，终究还是一块石头。
在用人和成才两者之间，用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导向作用。如果我们的用人政策不能改变唯学历的偏颇，那么，劳民伤财、浪费巨大的对高学历趋之若鹜的片面追求就很难扭转。
来源：人民网2002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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