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中辉 袁林芝 2004-8-1 13:14:56
出处： 21世纪经济报道
十年前，曾经有一位资深的投资人劝熊晓鸽(IDG高级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不要在中国设立投资基金。他认为，中国缺乏设立风险投资的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中国缺少专业的管理基金的人才；第二，没有退出机制。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培养出第一批具有本土运作经验的投资基金管理人才。然而，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依然没有健全的投资退出机制。
正因如此，风险投资商必须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由于长期以来没有一个成熟的投资环境，他们原本开发的是一片沃土，如今或者今后，却有可能退化成一片荒原。
其实，IDG属于幸运的丰收者。IDG在中国投了100多个项目，有30多个项目已经退出，其中搜狐、携程、金蝶、速达、慧聪等分别在纳斯达克和香港上市，其余的项目则只能千方百计、曲径通幽，通过不同方式将股权转让给其他的策略投资机构。
早在1998年10月，IDG董事长麦戈文先生承诺：7年内将在中国投资10亿美元。可是，5年过去了，仅仅投了两亿多美元。这是为何？
7月28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熊晓鸽。
投资没有“统一标准”
《21世纪》：沉寂已久的IDG今年在中国接连投资了IMU(数动时代)和北京魔龙moloon，请问IDG在投资方面有什么标准吗？
熊晓鸽：对，我们是投资了这两家公司，但是我们投资哪些公司没有同样的一个标准。实际上，业界对风险投资有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好象觉得现在股市什么好就投什么，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通常计划投的公司可能五年以后才能上市，你怎么知道五年以后会怎么样？所以，只能看哪个行业、哪个领域的成长空间比较大。
如果硬要说标准，那么行业成长空间较大是一个；另一个就是管理团队要有创新能力，执行能力强，而且团结。
《21世纪》：企业要学会让风险投资爱上自己，不知道魔龙和IMU(即时通信联盟)是如何让IDG爱上它们的？
熊晓鸽：魔龙的主要业务是WAP2.0，这是中国通信业今后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市场成长空间比较大；而且魔龙的产品有独特性，团队的创业精神、凝聚力和执行能力也非常好，所以IDG决定给它投资。
IMU这个东西跟别的即时通讯软件不一样，它做的是平台和联盟的概念，而且率先开始了互联互通，今后互联网即时通讯的发展应该是朝着互联互通方向发展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亿美元投资越南？
《21世纪》：IDGVC的合伙人李建光曾对3个投资案例表示痛心，其中有一个就是腾讯公司，你怎么看？
熊晓鸽：事实上，关于腾讯公司IDG并没有全部退出，现在还留了一小部分。对于风险投资来说，腾讯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腾讯也是IDG投资最早的一个，但是投资时间最短，到退出的时候我们的投资增值已经超过12倍。在美国，风险投资的净赚能达到6倍就已经很好了。所以，腾讯当时有12倍以上的回报率，美国总部的老外就说卖了算了，所以我们就卖了。
对于退出腾讯，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过。对IDG来说，不能说是撤资，只是说拿到很好的现金回报了，就把钱投到其它公司去了。也许现在看来确实有些亏，但这就是风险投资的特性——永远不能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投资就这么简单。
《21世纪》：作为IDG亚太区总裁，接下来你会做什么投资活动？
熊晓鸽：我们在越南马上要投一亿美元，在越南人的心目中，一个亿是很大的数字，这就是前瞻性。在我们看来，越南就是下一个中国。就像我们当初在中国做投资的时候，中国还没几台计算机，我们就开始筹办计算机世界传媒。“风险投资”人家还没听说过呢，我们就开始投起来了。这就是前瞻性。
事实上，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我们投资的任何一个公司，从开始投到最后上市，其赢利模式都会发生改变，会做各种各样的调整。比如说sohu开始也不是现在这种模式，最开始投金蝶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最重要的是领导团队，因为投资公司不能判断今后五年市场上有什么变化，政策有什么变化。有了好的团队，即使外部市场环境在变化，也没有大的关系，领导团队会随之作出相应调整。
《21世纪》：投资IT界这么多年了，你觉得这些年中国IT界的变化是否更有利于风险投资进入？
熊晓鸽：我觉得现在中国IT产业发展很好。前一轮风险投资的磨练，带来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即“风险投资＋个人创业”这一模式，对产业发展有利，对社会发展，同时对个人价值实现也是不可估量的影响。现在中国出来一大批数字英雄，如张朝阳、陈天桥、马化腾等，这就能够激励更多人创业。
另一个进步就是，现在的投资者、创业者，比原来更成熟了。不但如此，早一批的创业者想再创业，他们的经验和精神同样值得借鉴。中国过去的十年，可以说风险投资和创业者一起，一直在探索一种财富快速增长的模式。
10亿美金投资“够呛”
《21世纪》：麦戈文董事长跟中国政府有一个协定，就是从1999年开始的七年内，IDGVC将向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投资10亿美元，到现在已经投了多少？
熊晓鸽：现在投了2亿多美元，快3亿美元了。当时之所以有这个承诺，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中国政府说要在深圳推出二板。对我们来说，有了二板市场，那么就给IDGVC在中国投资的退出机制带来一个有利的条件。钱能投进去，也能拿回来。现在，中小企业板推出来了，但不是真正的二板。现在的中小企业板上，同样不是全流通的，流通股太少了。这样的话，我们投资的公司在这里上市以后，风险投资还是只能等着分利润。可以说，我们的投资渠道还不是很通畅，10亿美金的总量投资明年可能完不成。
《21世纪》：接下来，IDG会不会加快投资速度？
熊晓鸽：我们现在加快步伐也没用啊。我们一直在投，但估计不可能像原来投得那么快了。钱有，问题是没有办法投下去。一般来讲，风险投资只是把企业需要的资金投到60%-70%左右。剩下的那部分钱要先等着，在上市或者上市之前，或者后期还能扶持它们。
所以，现在中国的创业板，不是我们不想做，而是如果它更早推出的话就好了。但是目前还不是全流通的，大家一直在鼓吹全流通啊，一直反对现在这种投法。风险投资在中国很难有办法做到完全退出。
风险投资怎么退出呢？我们只能通过海外上市，要海外上市的话时间就很长，为什么呢？需要融进来的资金量很多，资金太少没人敢跟你做。这自然得花很长时间。在香港上市也是同样的道理。
《21世纪》：即使这样，IDG在中国投资的许多企业都成功退出了，这是怎么操作的？
熊晓鸽：实际上，1999年至2000年间建立的国内投资基金公司大部分泥足深陷，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以前投出去的资金无法回收，导致资金几乎断流。
我们的做法是转让部分公司的股权，这其中的大部分功劳还得归功于IDG作为全球最大高科技信息服务提供商的背景，因为我们有许多项目都是将股权转让给IDG所熟悉的全球客户(如腾讯转让给MIH，3721的股权则由Yahoo接手等)，由此我们才创下了年均回报率超过45%的业绩。
但是奇怪的是，在中国我们做了近十年了，还是不能想退出就退出，即使我们投资的公司已经在香港上市，也同样卖不掉。至于金蝶，我们也是在慢慢地卖，而且我们还不是在股市上卖，而是找别人来接盘。一次卖个10%或15%，还要打点折扣。
出处： 21世纪经济报道
十年前，曾经有一位资深的投资人劝熊晓鸽(IDG高级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不要在中国设立投资基金。他认为，中国缺乏设立风险投资的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中国缺少专业的管理基金的人才；第二，没有退出机制。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培养出第一批具有本土运作经验的投资基金管理人才。然而，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依然没有健全的投资退出机制。
正因如此，风险投资商必须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由于长期以来没有一个成熟的投资环境，他们原本开发的是一片沃土，如今或者今后，却有可能退化成一片荒原。
其实，IDG属于幸运的丰收者。IDG在中国投了100多个项目，有30多个项目已经退出，其中搜狐、携程、金蝶、速达、慧聪等分别在纳斯达克和香港上市，其余的项目则只能千方百计、曲径通幽，通过不同方式将股权转让给其他的策略投资机构。
早在1998年10月，IDG董事长麦戈文先生承诺：7年内将在中国投资10亿美元。可是，5年过去了，仅仅投了两亿多美元。这是为何？
7月28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熊晓鸽。
投资没有“统一标准”
《21世纪》：沉寂已久的IDG今年在中国接连投资了IMU(数动时代)和北京魔龙moloon，请问IDG在投资方面有什么标准吗？
熊晓鸽：对，我们是投资了这两家公司，但是我们投资哪些公司没有同样的一个标准。实际上，业界对风险投资有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好象觉得现在股市什么好就投什么，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通常计划投的公司可能五年以后才能上市，你怎么知道五年以后会怎么样？所以，只能看哪个行业、哪个领域的成长空间比较大。
如果硬要说标准，那么行业成长空间较大是一个；另一个就是管理团队要有创新能力，执行能力强，而且团结。
《21世纪》：企业要学会让风险投资爱上自己，不知道魔龙和IMU(即时通信联盟)是如何让IDG爱上它们的？
熊晓鸽：魔龙的主要业务是WAP2.0，这是中国通信业今后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市场成长空间比较大；而且魔龙的产品有独特性，团队的创业精神、凝聚力和执行能力也非常好，所以IDG决定给它投资。
IMU这个东西跟别的即时通讯软件不一样，它做的是平台和联盟的概念，而且率先开始了互联互通，今后互联网即时通讯的发展应该是朝着互联互通方向发展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亿美元投资越南？
《21世纪》：IDGVC的合伙人李建光曾对3个投资案例表示痛心，其中有一个就是腾讯公司，你怎么看？
熊晓鸽：事实上，关于腾讯公司IDG并没有全部退出，现在还留了一小部分。对于风险投资来说，腾讯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腾讯也是IDG投资最早的一个，但是投资时间最短，到退出的时候我们的投资增值已经超过12倍。在美国，风险投资的净赚能达到6倍就已经很好了。所以，腾讯当时有12倍以上的回报率，美国总部的老外就说卖了算了，所以我们就卖了。
对于退出腾讯，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过。对IDG来说，不能说是撤资，只是说拿到很好的现金回报了，就把钱投到其它公司去了。也许现在看来确实有些亏，但这就是风险投资的特性——永远不能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投资就这么简单。
《21世纪》：作为IDG亚太区总裁，接下来你会做什么投资活动？
熊晓鸽：我们在越南马上要投一亿美元，在越南人的心目中，一个亿是很大的数字，这就是前瞻性。在我们看来，越南就是下一个中国。就像我们当初在中国做投资的时候，中国还没几台计算机，我们就开始筹办计算机世界传媒。“风险投资”人家还没听说过呢，我们就开始投起来了。这就是前瞻性。
事实上，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我们投资的任何一个公司，从开始投到最后上市，其赢利模式都会发生改变，会做各种各样的调整。比如说sohu开始也不是现在这种模式，最开始投金蝶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最重要的是领导团队，因为投资公司不能判断今后五年市场上有什么变化，政策有什么变化。有了好的团队，即使外部市场环境在变化，也没有大的关系，领导团队会随之作出相应调整。
《21世纪》：投资IT界这么多年了，你觉得这些年中国IT界的变化是否更有利于风险投资进入？
熊晓鸽：我觉得现在中国IT产业发展很好。前一轮风险投资的磨练，带来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即“风险投资＋个人创业”这一模式，对产业发展有利，对社会发展，同时对个人价值实现也是不可估量的影响。现在中国出来一大批数字英雄，如张朝阳、陈天桥、马化腾等，这就能够激励更多人创业。
另一个进步就是，现在的投资者、创业者，比原来更成熟了。不但如此，早一批的创业者想再创业，他们的经验和精神同样值得借鉴。中国过去的十年，可以说风险投资和创业者一起，一直在探索一种财富快速增长的模式。
10亿美金投资“够呛”
《21世纪》：麦戈文董事长跟中国政府有一个协定，就是从1999年开始的七年内，IDGVC将向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投资10亿美元，到现在已经投了多少？
熊晓鸽：现在投了2亿多美元，快3亿美元了。当时之所以有这个承诺，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中国政府说要在深圳推出二板。对我们来说，有了二板市场，那么就给IDGVC在中国投资的退出机制带来一个有利的条件。钱能投进去，也能拿回来。现在，中小企业板推出来了，但不是真正的二板。现在的中小企业板上，同样不是全流通的，流通股太少了。这样的话，我们投资的公司在这里上市以后，风险投资还是只能等着分利润。可以说，我们的投资渠道还不是很通畅，10亿美金的总量投资明年可能完不成。
《21世纪》：接下来，IDG会不会加快投资速度？
熊晓鸽：我们现在加快步伐也没用啊。我们一直在投，但估计不可能像原来投得那么快了。钱有，问题是没有办法投下去。一般来讲，风险投资只是把企业需要的资金投到60%-70%左右。剩下的那部分钱要先等着，在上市或者上市之前，或者后期还能扶持它们。
所以，现在中国的创业板，不是我们不想做，而是如果它更早推出的话就好了。但是目前还不是全流通的，大家一直在鼓吹全流通啊，一直反对现在这种投法。风险投资在中国很难有办法做到完全退出。
风险投资怎么退出呢？我们只能通过海外上市，要海外上市的话时间就很长，为什么呢？需要融进来的资金量很多，资金太少没人敢跟你做。这自然得花很长时间。在香港上市也是同样的道理。
《21世纪》：即使这样，IDG在中国投资的许多企业都成功退出了，这是怎么操作的？
熊晓鸽：实际上，1999年至2000年间建立的国内投资基金公司大部分泥足深陷，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以前投出去的资金无法回收，导致资金几乎断流。
我们的做法是转让部分公司的股权，这其中的大部分功劳还得归功于IDG作为全球最大高科技信息服务提供商的背景，因为我们有许多项目都是将股权转让给IDG所熟悉的全球客户(如腾讯转让给MIH，3721的股权则由Yahoo接手等)，由此我们才创下了年均回报率超过45%的业绩。
但是奇怪的是，在中国我们做了近十年了，还是不能想退出就退出，即使我们投资的公司已经在香港上市，也同样卖不掉。至于金蝶，我们也是在慢慢地卖，而且我们还不是在股市上卖，而是找别人来接盘。一次卖个10%或15%，还要打点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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