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三 2004-8-28 13:05:03
出处： 三联生活周刊
上个世纪60年代曾三次获得世界乒乓球单打冠军的庄则栋没有奖金，月工资也仅80元。中国第一个奥运冠军许海峰把最值钱的金牌献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张蓉芳曾是中国女排“三连冠”队员，问她当年奖金是多少时，她答：“2700元人民币。”
此次中国奥运军团出征前，国家体育总局的何慧娴向社会公开此次奥运会奖励计划:金牌运动员奖励20万元人民币，银牌和铜牌运动员分别奖励12万和8万元，取得第4名到第8名成绩的运动员的奖励也有增加。
事实上，“国家奖”仅仅是一个基本奖，业内人士估计，本届获金牌运动员总奖金将在150万元以上，某些来自经济实力雄厚地区的运动员，很可能突破200万元
“欢迎社会捐赠，但不会给投机分子机会。对奥运金牌选手的社会捐赠，我们会归口管理，并有严格的程序和资质要求。”早在中国奥运军团出征雅典之前，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副主任刘军就撂下“铁律”。不过，这一席话是否奏效，还要走着瞧。
日本今年的奥运会金牌奖金300万日元，相对于400万日元以上的一般年收入水平，300万日元金牌奖金，还不到日本普通人一年的工资。而在中国，对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万元的一般中国老百姓来说，20万人民币的“国家奖”毫无疑问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按照以往的惯例，中国奥运金牌选手所得奖励大致三个来路:一是国家，即来自于国家体育总局方面的奖金;二是各省市政府以及地方体育局对金牌选手的奖金和实物奖励;三是来自企业或个人的现金及实物奖励。
“地方奖”水涨船高
按照惯例，各地方政府及地方体育局肯定会重奖本土奥运夺牌选手，而且，奖励额度一般会超过“国家奖”。
8月19日凌晨，张国政一把举起云南历史上第一枚奥运会金牌，随着云南第一金的诞生，云南省体育局许诺的150万重奖也即将兑现。在奥运会男子69公斤级举重决赛之前，云南省体育局就传出口风:只要他能夺得奥运金牌，奖金将达到150万元人民币。
福建选手石智勇夺得雅典举重金牌，因此，他将获得50万元“地方政府奖”。据说，这个数目是福建省历史上重奖运动员的新纪录，在雅典奥运会之前，福建省公布了奖励方案中，银牌和铜牌得主也将分别获得20万元和10万元的奖励。
全国各省为奥运冠军悬赏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陕西省和上海市开出的奖励为最。陕西省为奥运会冠军开出100万元巨奖，亚军30万元，季军10万元，奖金分配原则是教练与队员各半。上海市体育局为运动员雅典夺金设定了几个档次:奥运夺一金者可得奖金50万元，夺两金者则得奖120万元，而囊括三金者则可得180万元。四川省此次开出奥运金牌奖金是50万元。广东省报出25万标的，广州市还承诺广州籍选手还将得到加倍奖励。另外，山东准备奖励奥运会冠军25万元;辽宁至少15万元;湖北奥运会冠军至少得8万元。
企业赞助出手阔绰
据说，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尚未正式组建，已有多家企业与总局联络，希望出钱或实物重奖首金得主，据说，其中就有企业准备提供一套价值不菲的住房。
但这些借奥运首金做文章的企图都一一被婉拒，总局高层传出的态度是:“每块金牌都得之不易，每个运动员付出都值得尊重和奖励，不能把首金得主跟其他项目的金牌得主差距拉得太大，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社会赞助价码的飙升引起了总局高层关注。有企业为田径悬赏，重庆一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宣称，如果刘翔能在雅典赢得110米栏金牌，该集团将重奖刘翔100万元。
记者了解到，中国企业奖励奥运会金牌获得者多是随机行为，很少有公司在这些奥运冠军产生之前就与运动员签订合同。另一个现象是，金牌大户多以团队形式为公司做品牌宣传，如中国乒乓和羽毛球队等，举重项目是个例外，这个金牌大户可能由于项目本身的限制，没有得到很多企业的赞助。相反，中国女排在奥运会之前由于世界冠军名号，得到了两家电子产品公司各100万人民币的奖励，这其中就有参与冠名中国女排联赛的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
步步高公司负责商业赞助活动的莫小姐告诉记者:公司原来奖励女排的100万元纯粹是公司市场推广的商业行为，“步步高”本来就冠名了女排联赛，这笔钱是从商业广告中出的。至于本届雅典奥运会运动员的奖励，公司也在密切关注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在奥运会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不方便透露公司具体的赞助细节，莫小姐肯定地说，“在奥运会结束后一定会有行动”。
在辽宁选手王义夫和张宁获得奥运冠军后，有消息说，他们将得到一辆华晨生产的中华轿车。记者与华晨联系后，公司负责人说，汽车是别的企业从华晨购买的，不是华晨直接奖励奥运会冠军的，“但华晨的确有参与奖励奥运冠军的计划，现在还不方便透露”。
在体育产业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很多公司早在奥运开赛之前就与一些知名运动员签订了宣传合同，很少有公司在运动员得牌后才发给奖励，即使有奖励也是比较简单，比如一个星期的全家旅游等。瑞士再保险公司和德国拜尔公司就推出了这样的活动。
重奖奥运金牌选手的由来
重奖奥运冠军之风，始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每位金牌得主从国家体委拿到的奖金仅有6000元人民币；四年后，奖金额度涨到1.5万元人民币；而到了巴塞罗那奥运会，国家体委为获取金、银、铜牌的运动员准备的奖金是；8万元、5万元和3万元。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也维持这一标准。真正重奖金牌得主还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一枚金牌的奖金额度涨到了15万元。
重奖奥运金牌英雄，似乎已经成为爱国商人的“习惯动作”，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霍英东与曾宪梓，这两位香港富豪每次奥运会后都要慷慨解囊。1992年，霍英东拿出170万美元，奖励从巴塞罗那奥运会凯旋的体育健儿，其中金牌获得者每人除4万美元外还加一块纯金金牌;金利来公司总裁曾宪梓出手402万人民币，其中对前三名分别奖励10万、3万和1万，另奖教练员40万。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霍英东又向每位金牌得主奖励5万美元和1枚1公斤重的金牌；曾宪梓则以1枚金牌50万人民币奖励运动员教练员。2000年，霍英东体育基金会在人民大会堂向悉尼奥运会获奖运动员颁发了金质奖牌，共颁发了奖金总计240万美元;曾宪梓则兑现了赛前承诺，每个金牌奖励10万元。
接下来的一轮通常是赞助商为所赞助项目队员举行的庆功会，当然，庆功会的压轴大戏就是中奖金牌选手。当这些奥运英雄们衣锦还乡后，等待他们的是家乡父老的又一轮重奖。
从往届情况看，地方奖励除了钞票之外，还经常有五花八门的实物:住房、轿车、大件电器等。中国跳水名将郭晶晶就是这方面最先的受益者，在8月15日夺金后，第二天她家乡所在的河北某房地产老总就为她拍出了一套豪华别墅。
19岁的朱启南在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以702.7环打破702.5环的世界纪录，夺金的消息沸腾了他的家乡温州，他人还没回到温州，就至少有3家温州企业表示要重奖他，许多温州商人纷纷发出“红包”对这位神勇的温州少年表示表示。
体育总局奈何“奥运投机”
据悉，总局高层希望从本届奥运会起，逐步淡化社会捐赠和重奖，转而支持商家企业与中国奥委会或者各项目协会进行长年的、稳定的合作，“不要总想着短期行为，利用奥运会来打擦边球”。
对于地方政府的出手阔绰，总局的态度很难拿捏。“地方政府奖”往往成了奖金大头儿，在制定“国家奖”奖励额度时，总局方面压力加大。地方的支持让奥运选手有了更多回报固然可喜，但另一方面，由于各地财力贫富有别，同样是奥运会夺金选手，因不同属地，人为地形成了苦乐不均。
1992年奥运重奖金牌选手的热潮曾一度引起社会震动，为此还引发了一场“该不该重奖”的大讨论。官方也承认，巴塞罗那奥运会后的重奖有失控倾向。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之前，国家体委颁布了《社会捐赠运动员奖金、奖品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将成立专门机构管理捐赠。《暂行办法》在第三条中明文规定，捐赠（赞助）者以亚洲及亚洲以上单项比赛或其他名义捐赠（赞助）给运动员、教练员及有功人员的奖金、奖品，由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接收并按下列原则分配:捐赠（赞助）的奖金按不低于70%奖励运动员、教练员及其他有功人员，其余部分留作单项体育协会发展基金;捐赠（赞助）的奖品由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制定具体处理办法。
细心人发现，《暂行办法》有空白点，一些地方尚不能明确，如集体项目的金牌和个人项目的金牌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奖励是否应有别？某些单项即使没有拿到金牌但有历史性突破，是否应列入奖励之列？社会捐赠者执意要直接奖给运动员本人，又如何处置？
对奖励的分配，广义的体育界一直心存异议。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奥运冠军一切成绩的“初始成本”，其实都是国家付出的--国家付出巨额资金对其进行训练，给予其参加奥运的机会，那么，政府为何还要再额外付出一笔巨额奖金呢？另一方面，中国现行的体育体制与西方截然不同，西方国家运动员投身体育，需要花费巨额投入，而在中国特有的体制下，每位奥运英豪背后都是一大捧陪衬红花的绿叶，辛劳付出的陪练、科研人员、医疗保健人员基本与重奖无缘，即便“分享”，也仅仅象征性的一汤匙而已。
不一定是这样那样
◎娜斯
终于有个中国运动员取胜之后，对着心爱的人当众喊爱死你了，我喜欢这样的有人情味的又直白的冠军。
住在国外，最烦人说“你是中国人所以你一定这样，或者那样……”这不也是抹杀个性的表现吗。我总是说中国人也有各种各样的，你才见过几个呢就非得认为我一定怎样怎样。其实我这也是意气之见，因为文化差异总是有，类型也总是有，只不过作为个人不愿被这些庸常的东西束缚罢了。回到中国，一样整天听说美国人就如何如何。
是不是有差异，总是有的，可是其实从人的本性上讲差别并不大，但是文化上定的规矩不一样罢了。比如美国人有脾气大的，中国人也有脾气大的，只不过，这脾气怎么发，在什么场合发，规矩不同罢了。NBA教练面对球员的脾气，可以一笑置之，甚至靠讲笑话疏导，姚明输球之后怒了一下，却是举座震惊，让我想起，从来在中国都是皇帝可以发脾气的，其他人不太应该发脾气。岳飞面对亡国怒发冲冠过，结局又怎样呢。这不能就表明中国人是没有脾气的，可是因为一般人在重要场合不能发脾气，老外就以为中国人没脾气了。偶尔冲着老外发一通脾气，他还大惊小怪。这时候我就特烦，心想，嘿，我也是人啊，喜怒哀乐都有啊。可是回来一看，是啊，姚明发了点脾气，不是也让自己人嘀咕吗。
人种之间也的确有些血汁上的差别，在美国，一般人印象中也会认为黑人更容易冲动，所以NBA的白人教练，对于黑人球员怒气上来粗口连篇根本是当耳旁风。对抗性的球类比赛，本来是粗人的游戏，你让他温文尔雅，何必让他脱得露胳膊露腿横冲直撞呢。
在美国，从事体育之外的职业，倒是不太能随便发火，越是白领越不能随便发火。而且如果是政客，在公开场合就更不能表现出一点点的失控。今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迪恩刚参选时呼声蛮高，可是在衣阿华州竞选失利时就表现失控，忘了麦克风和电视镜头，大喊大叫声音沙哑，一夜之间断送竞选前程。而老奸巨滑任何时候都从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的副总统切尼，在国会山休息场合被一个政治对手说的话激怒，骂了一句“四字经”（美国脏话是“四字经”f word而不是“三字经”），也引起媒体一阵议论纷纷，倒像咱们这里对姚明发火的反应一样。
所以，人都有脾气，只不过大家的规则有些不一样罢了。人也都有个性，只不过怎么表现也有不同而已。说人一到美国，就变得个性强不顾集体，其实是我们对各自文化简单化的一种反应。中国人真的是那么集体主义守纪律吗？那满大街怎么净是不守交通法规的人呢。各种秩序怎么那么不好维持？美国人真是那么个人主义不懂团结吗？那么美国竞技体育中的团体项目怎么从来不比个人项目差？美国公司的管理为什么世界上效率最高？
我体验中国的集体主义，是自上而下强制性的。比如我们从上小学，就被要求上课手背后，列队排整齐。上中学大学都是被分配了班级体，所有的同学都是早就被安排好的。而美国的集体主义是一种自下而上自我组织的，上课怎么个姿势没人管，可是要是打扰别人也是不被允许的。上中学上大学都是自由选课，学校不管你分班，你得自己去寻找自己所属的圈子和集体。在这种自发形成圈子和集体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要学会一些潜规则，学会怎么与人协调，谁听谁谁服谁是按能力和功能的需要，而非年龄资历。
如果按照这种规则，姚明在中国男篮称老大就是理所当然，而王义夫要在美国可能就不止参加一项本届奥运会比赛。这些跟他们年龄大或年龄小没什么关系，而是因他们的能力水准所定。如果按照咱们某些人的习惯性思维，姚明称老大实在太年少，王义夫现在还参赛又太老。要按这种想法，那美国的阿姆斯特朗早就别去法国骑自行车了，俄国美女霍尔金娜也早该退了，可是克林顿当选总统的时候又太年轻了（难怪出事）。
事实证明，姚明的确是中国男篮目前的亮点，王义夫可能还有能力继续击中目标，而体操女队的小女孩却太嫩了。所有这一切都没什么定律可言，何必非得按习惯性思维。都说中国人说话拐弯抹角，话外有音，可是体育竞技这么相对来说直来直去的东西，还不能来几句直来直去的话，那所谓的冲击力和爆发力又从何而来。
出处： 三联生活周刊
上个世纪60年代曾三次获得世界乒乓球单打冠军的庄则栋没有奖金，月工资也仅80元。中国第一个奥运冠军许海峰把最值钱的金牌献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张蓉芳曾是中国女排“三连冠”队员，问她当年奖金是多少时，她答：“2700元人民币。”
此次中国奥运军团出征前，国家体育总局的何慧娴向社会公开此次奥运会奖励计划:金牌运动员奖励20万元人民币，银牌和铜牌运动员分别奖励12万和8万元，取得第4名到第8名成绩的运动员的奖励也有增加。
事实上，“国家奖”仅仅是一个基本奖，业内人士估计，本届获金牌运动员总奖金将在150万元以上，某些来自经济实力雄厚地区的运动员，很可能突破200万元
“欢迎社会捐赠，但不会给投机分子机会。对奥运金牌选手的社会捐赠，我们会归口管理，并有严格的程序和资质要求。”早在中国奥运军团出征雅典之前，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副主任刘军就撂下“铁律”。不过，这一席话是否奏效，还要走着瞧。
日本今年的奥运会金牌奖金300万日元，相对于400万日元以上的一般年收入水平，300万日元金牌奖金，还不到日本普通人一年的工资。而在中国，对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万元的一般中国老百姓来说，20万人民币的“国家奖”毫无疑问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按照以往的惯例，中国奥运金牌选手所得奖励大致三个来路:一是国家，即来自于国家体育总局方面的奖金;二是各省市政府以及地方体育局对金牌选手的奖金和实物奖励;三是来自企业或个人的现金及实物奖励。
“地方奖”水涨船高
按照惯例，各地方政府及地方体育局肯定会重奖本土奥运夺牌选手，而且，奖励额度一般会超过“国家奖”。
8月19日凌晨，张国政一把举起云南历史上第一枚奥运会金牌，随着云南第一金的诞生，云南省体育局许诺的150万重奖也即将兑现。在奥运会男子69公斤级举重决赛之前，云南省体育局就传出口风:只要他能夺得奥运金牌，奖金将达到150万元人民币。
福建选手石智勇夺得雅典举重金牌，因此，他将获得50万元“地方政府奖”。据说，这个数目是福建省历史上重奖运动员的新纪录，在雅典奥运会之前，福建省公布了奖励方案中，银牌和铜牌得主也将分别获得20万元和10万元的奖励。
全国各省为奥运冠军悬赏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陕西省和上海市开出的奖励为最。陕西省为奥运会冠军开出100万元巨奖，亚军30万元，季军10万元，奖金分配原则是教练与队员各半。上海市体育局为运动员雅典夺金设定了几个档次:奥运夺一金者可得奖金50万元，夺两金者则得奖120万元，而囊括三金者则可得180万元。四川省此次开出奥运金牌奖金是50万元。广东省报出25万标的，广州市还承诺广州籍选手还将得到加倍奖励。另外，山东准备奖励奥运会冠军25万元;辽宁至少15万元;湖北奥运会冠军至少得8万元。
企业赞助出手阔绰
据说，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尚未正式组建，已有多家企业与总局联络，希望出钱或实物重奖首金得主，据说，其中就有企业准备提供一套价值不菲的住房。
但这些借奥运首金做文章的企图都一一被婉拒，总局高层传出的态度是:“每块金牌都得之不易，每个运动员付出都值得尊重和奖励，不能把首金得主跟其他项目的金牌得主差距拉得太大，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社会赞助价码的飙升引起了总局高层关注。有企业为田径悬赏，重庆一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宣称，如果刘翔能在雅典赢得110米栏金牌，该集团将重奖刘翔100万元。
记者了解到，中国企业奖励奥运会金牌获得者多是随机行为，很少有公司在这些奥运冠军产生之前就与运动员签订合同。另一个现象是，金牌大户多以团队形式为公司做品牌宣传，如中国乒乓和羽毛球队等，举重项目是个例外，这个金牌大户可能由于项目本身的限制，没有得到很多企业的赞助。相反，中国女排在奥运会之前由于世界冠军名号，得到了两家电子产品公司各100万人民币的奖励，这其中就有参与冠名中国女排联赛的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
步步高公司负责商业赞助活动的莫小姐告诉记者:公司原来奖励女排的100万元纯粹是公司市场推广的商业行为，“步步高”本来就冠名了女排联赛，这笔钱是从商业广告中出的。至于本届雅典奥运会运动员的奖励，公司也在密切关注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在奥运会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不方便透露公司具体的赞助细节，莫小姐肯定地说，“在奥运会结束后一定会有行动”。
在辽宁选手王义夫和张宁获得奥运冠军后，有消息说，他们将得到一辆华晨生产的中华轿车。记者与华晨联系后，公司负责人说，汽车是别的企业从华晨购买的，不是华晨直接奖励奥运会冠军的，“但华晨的确有参与奖励奥运冠军的计划，现在还不方便透露”。
在体育产业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很多公司早在奥运开赛之前就与一些知名运动员签订了宣传合同，很少有公司在运动员得牌后才发给奖励，即使有奖励也是比较简单，比如一个星期的全家旅游等。瑞士再保险公司和德国拜尔公司就推出了这样的活动。
重奖奥运金牌选手的由来
重奖奥运冠军之风，始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每位金牌得主从国家体委拿到的奖金仅有6000元人民币；四年后，奖金额度涨到1.5万元人民币；而到了巴塞罗那奥运会，国家体委为获取金、银、铜牌的运动员准备的奖金是；8万元、5万元和3万元。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也维持这一标准。真正重奖金牌得主还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一枚金牌的奖金额度涨到了15万元。
重奖奥运金牌英雄，似乎已经成为爱国商人的“习惯动作”，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霍英东与曾宪梓，这两位香港富豪每次奥运会后都要慷慨解囊。1992年，霍英东拿出170万美元，奖励从巴塞罗那奥运会凯旋的体育健儿，其中金牌获得者每人除4万美元外还加一块纯金金牌;金利来公司总裁曾宪梓出手402万人民币，其中对前三名分别奖励10万、3万和1万，另奖教练员40万。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霍英东又向每位金牌得主奖励5万美元和1枚1公斤重的金牌；曾宪梓则以1枚金牌50万人民币奖励运动员教练员。2000年，霍英东体育基金会在人民大会堂向悉尼奥运会获奖运动员颁发了金质奖牌，共颁发了奖金总计240万美元;曾宪梓则兑现了赛前承诺，每个金牌奖励10万元。
接下来的一轮通常是赞助商为所赞助项目队员举行的庆功会，当然，庆功会的压轴大戏就是中奖金牌选手。当这些奥运英雄们衣锦还乡后，等待他们的是家乡父老的又一轮重奖。
从往届情况看，地方奖励除了钞票之外，还经常有五花八门的实物:住房、轿车、大件电器等。中国跳水名将郭晶晶就是这方面最先的受益者，在8月15日夺金后，第二天她家乡所在的河北某房地产老总就为她拍出了一套豪华别墅。
19岁的朱启南在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以702.7环打破702.5环的世界纪录，夺金的消息沸腾了他的家乡温州，他人还没回到温州，就至少有3家温州企业表示要重奖他，许多温州商人纷纷发出“红包”对这位神勇的温州少年表示表示。
体育总局奈何“奥运投机”
据悉，总局高层希望从本届奥运会起，逐步淡化社会捐赠和重奖，转而支持商家企业与中国奥委会或者各项目协会进行长年的、稳定的合作，“不要总想着短期行为，利用奥运会来打擦边球”。
对于地方政府的出手阔绰，总局的态度很难拿捏。“地方政府奖”往往成了奖金大头儿，在制定“国家奖”奖励额度时，总局方面压力加大。地方的支持让奥运选手有了更多回报固然可喜，但另一方面，由于各地财力贫富有别，同样是奥运会夺金选手，因不同属地，人为地形成了苦乐不均。
1992年奥运重奖金牌选手的热潮曾一度引起社会震动，为此还引发了一场“该不该重奖”的大讨论。官方也承认，巴塞罗那奥运会后的重奖有失控倾向。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之前，国家体委颁布了《社会捐赠运动员奖金、奖品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将成立专门机构管理捐赠。《暂行办法》在第三条中明文规定，捐赠（赞助）者以亚洲及亚洲以上单项比赛或其他名义捐赠（赞助）给运动员、教练员及有功人员的奖金、奖品，由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接收并按下列原则分配:捐赠（赞助）的奖金按不低于70%奖励运动员、教练员及其他有功人员，其余部分留作单项体育协会发展基金;捐赠（赞助）的奖品由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制定具体处理办法。
细心人发现，《暂行办法》有空白点，一些地方尚不能明确，如集体项目的金牌和个人项目的金牌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奖励是否应有别？某些单项即使没有拿到金牌但有历史性突破，是否应列入奖励之列？社会捐赠者执意要直接奖给运动员本人，又如何处置？
对奖励的分配，广义的体育界一直心存异议。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奥运冠军一切成绩的“初始成本”，其实都是国家付出的--国家付出巨额资金对其进行训练，给予其参加奥运的机会，那么，政府为何还要再额外付出一笔巨额奖金呢？另一方面，中国现行的体育体制与西方截然不同，西方国家运动员投身体育，需要花费巨额投入，而在中国特有的体制下，每位奥运英豪背后都是一大捧陪衬红花的绿叶，辛劳付出的陪练、科研人员、医疗保健人员基本与重奖无缘，即便“分享”，也仅仅象征性的一汤匙而已。
不一定是这样那样
◎娜斯
终于有个中国运动员取胜之后，对着心爱的人当众喊爱死你了，我喜欢这样的有人情味的又直白的冠军。
住在国外，最烦人说“你是中国人所以你一定这样，或者那样……”这不也是抹杀个性的表现吗。我总是说中国人也有各种各样的，你才见过几个呢就非得认为我一定怎样怎样。其实我这也是意气之见，因为文化差异总是有，类型也总是有，只不过作为个人不愿被这些庸常的东西束缚罢了。回到中国，一样整天听说美国人就如何如何。
是不是有差异，总是有的，可是其实从人的本性上讲差别并不大，但是文化上定的规矩不一样罢了。比如美国人有脾气大的，中国人也有脾气大的，只不过，这脾气怎么发，在什么场合发，规矩不同罢了。NBA教练面对球员的脾气，可以一笑置之，甚至靠讲笑话疏导，姚明输球之后怒了一下，却是举座震惊，让我想起，从来在中国都是皇帝可以发脾气的，其他人不太应该发脾气。岳飞面对亡国怒发冲冠过，结局又怎样呢。这不能就表明中国人是没有脾气的，可是因为一般人在重要场合不能发脾气，老外就以为中国人没脾气了。偶尔冲着老外发一通脾气，他还大惊小怪。这时候我就特烦，心想，嘿，我也是人啊，喜怒哀乐都有啊。可是回来一看，是啊，姚明发了点脾气，不是也让自己人嘀咕吗。
人种之间也的确有些血汁上的差别，在美国，一般人印象中也会认为黑人更容易冲动，所以NBA的白人教练，对于黑人球员怒气上来粗口连篇根本是当耳旁风。对抗性的球类比赛，本来是粗人的游戏，你让他温文尔雅，何必让他脱得露胳膊露腿横冲直撞呢。
在美国，从事体育之外的职业，倒是不太能随便发火，越是白领越不能随便发火。而且如果是政客，在公开场合就更不能表现出一点点的失控。今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迪恩刚参选时呼声蛮高，可是在衣阿华州竞选失利时就表现失控，忘了麦克风和电视镜头，大喊大叫声音沙哑，一夜之间断送竞选前程。而老奸巨滑任何时候都从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的副总统切尼，在国会山休息场合被一个政治对手说的话激怒，骂了一句“四字经”（美国脏话是“四字经”f word而不是“三字经”），也引起媒体一阵议论纷纷，倒像咱们这里对姚明发火的反应一样。
所以，人都有脾气，只不过大家的规则有些不一样罢了。人也都有个性，只不过怎么表现也有不同而已。说人一到美国，就变得个性强不顾集体，其实是我们对各自文化简单化的一种反应。中国人真的是那么集体主义守纪律吗？那满大街怎么净是不守交通法规的人呢。各种秩序怎么那么不好维持？美国人真是那么个人主义不懂团结吗？那么美国竞技体育中的团体项目怎么从来不比个人项目差？美国公司的管理为什么世界上效率最高？
我体验中国的集体主义，是自上而下强制性的。比如我们从上小学，就被要求上课手背后，列队排整齐。上中学大学都是被分配了班级体，所有的同学都是早就被安排好的。而美国的集体主义是一种自下而上自我组织的，上课怎么个姿势没人管，可是要是打扰别人也是不被允许的。上中学上大学都是自由选课，学校不管你分班，你得自己去寻找自己所属的圈子和集体。在这种自发形成圈子和集体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要学会一些潜规则，学会怎么与人协调，谁听谁谁服谁是按能力和功能的需要，而非年龄资历。
如果按照这种规则，姚明在中国男篮称老大就是理所当然，而王义夫要在美国可能就不止参加一项本届奥运会比赛。这些跟他们年龄大或年龄小没什么关系，而是因他们的能力水准所定。如果按照咱们某些人的习惯性思维，姚明称老大实在太年少，王义夫现在还参赛又太老。要按这种想法，那美国的阿姆斯特朗早就别去法国骑自行车了，俄国美女霍尔金娜也早该退了，可是克林顿当选总统的时候又太年轻了（难怪出事）。
事实证明，姚明的确是中国男篮目前的亮点，王义夫可能还有能力继续击中目标，而体操女队的小女孩却太嫩了。所有这一切都没什么定律可言，何必非得按习惯性思维。都说中国人说话拐弯抹角，话外有音，可是体育竞技这么相对来说直来直去的东西，还不能来几句直来直去的话，那所谓的冲击力和爆发力又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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