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芳 2004-8-19 21:57:46
出处： 钱江晚报
拷问教育公正
考博士的过程玄机重重
钱江晚报记者 陆芳 2004-8-19
甘德怀考博落榜。这一在网上被称的“阿甘事件”，在高校和考博人群中一时间议论纷纷。本报采访了一些经历过考博这一人生重大事件的人，发现博士生的考试和录取过程中，确实是玄机重重。
专业课是“变数”
昨日，一位已考了二次博士，但仍未被录取的李先生（化名）说，现在三大考试：高考、硕士入学考试和博士入学考试，哪个最公平呢？还是高考，全国或省里统一命题，所有考生在考题和阅卷面前都是公平的。其次是硕士生入学考试，外语、政治等公共课是全国统考，而一般有一门专业课是学校自己命题，很自然这门专业课如果老师把持不住，学校管理不严，就很容易出问题。即使不出问题，本校的考生要比外校的有“优势”，这是考研“公开的秘密”。
他说，至于考博士，考的三门课：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全是学校自己命题。除了一般学校各系的英语考卷都一样，其他两门课一般都是该系的相关老师出。而在考生中，有一些都与导师或出题老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就是导师的硕士生。去年考博时，与他同住一个旅馆一个房间的理科考生，考完后又兴奋又懊恼地说，通过师兄帮助，弄到了六道专业课问答题，结果考试中有四道和已知的是一模一样的，而自己竟然来不及答。他说，专业课考试一般都是主观问答题，有的考生专业课的分数会高得令人惊讶。
英语复习班有问题
另一位张姓（化名）博士生考生说，现在名校考生多，竞争十分激烈。去年，他春节过完，就从老家赶到名校所在的这个城市了，住在这所名校的招待所里。主要是为了准备英语考试，先是上这所名校的英语复习班，然后又上最后冲刺班，上这些班和住宿费就花了１０００多块钱。为什么要上呢？因为按照惯例，这些班上会透露一些考试的题目。否则这些复习班怎么会那么火爆呢？
但那年考试，让他失望的是，英语考试特别难，复习班上了好像也没什么用。据事后该校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英语考试在临考前，发现复习班透题太多，临时换了题目。
阅卷中有奥秘
据一位孙姓（化名）博士生考生介绍，博士生的入学考试，不像本科和硕士，一个导师考的人最多也就２０、３０个人。有的学校，命题老师也就是阅卷老师，虽然命题老师和阅卷老师是谁都是保密的，但有的博士生考生就是该导师的硕士生，还有的多多少少与这个专业中的老师有关系，仍有人会刺探到这个秘密。而考卷虽然是密封的，但在２０、３０份考卷中，如果要辨认笔迹，仍然是可以做到的。
谁能参加复试？
据了解，现在博士生入学考试的成绩分为笔试和复试两部分。因为学校不同，复试所占的比例也不同。有的学校按笔试成绩宣布复试名单，而有的学校所有人在笔试后都可以复试。
一位黄姓（化名）博士生考生说，去年他去一大城市考一所名校，发现该系的做法十分“巧妙”。有一位考生是导师自己的硕士生，他的英语分数是48分，而该专业的外语分数线就定在４８分。而黄先生的英语考分是５８分，名列第二，另有一考生是６０分。在公布的复试名单中，英语考试４８分和６０分的两位赫然在列，没有他的名字。同时他发现，他自我感觉非常好的专业和基础两门课，考分竟然低得令他吃惊，４０分和６０分——没有资格复试。他还发现，该系是英语考试分数出来后一周，专业和基础课的分数才出来。他向该校研究生院质疑，招生老师态度强硬，且他处于弱势的是，教育部有规定，考试结束后，考生不能直接面对试卷。
考生无奈“出生”
另一位吴姓（化名）博士生，仔细研读了“阿甘事件”。他说，“阿甘”的五个疑问：１.复试名单为何不在网上公布又不电话通知？２.两名根本没有达到标准的考生为何有资格参加复试？３.导师自己既记且问，是否符合程序公正？４.复试组老师迟到，是否有资格参加评议？５.北大法律硕士被录取，是否“先天”具有“高贵”血统？这五条，在圈内都不是什么疑问，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名校的复试当然是要自己去关心的，这是名校啊。而各系对分数线各不相同，没有标准一说。导师自己既记且问，虽然不规范，但北大又没明确规定。复试老师迟到，又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而至于其他录取的两人，一人是北大应届法律硕士，一人也是北大法学硕士，而“阿甘”本科是在南京建筑工程学院读的，硕士学位是在南京师大得的，“出身”不如那两位，导师当然喜欢“出生”好的学生。
据他分析，北大法学院导师朱苏力判“阿甘”复试不及格，只有一个理由，他不愿意招这个学生。
拷问教育公正
——北大招博事件再追究
钱江晚报记者 文敏 2004-8-19
事件回放
◆笔试：成绩位列第一
2004年3月13日，河海大学教师甘德怀参加了北京大学法律博士生入学考试。他报考的是法理学专业法社会学方向，导师是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4月8日，北大研究生院在网上公布了笔试成绩，甘德怀的笔试成绩在全国67个法理学考生中名列第一，专业课法理学的单科成绩也是第一。考生中只有他一个成绩全部过线。
◆复试：程序让他疑惑
按照惯例，学校会在笔试成绩公布后通知笔试过关的考生参加复试。可一星期过去了，甘德怀还是没等到复试通知。4月15日，不放心的甘德怀打电话到北大法学院研究生办公室询问，对方告知他复试安排在4月19日。
4月19日，甘德怀匆忙赶到北京。面试考官由3位博导组
成。可甘德怀作为第一个面试的考生，开始回答问题时，却只见到两位考官，另一位考官直到20分钟后才露面。
◆落榜：发文提出质疑
后来朱苏力录取的三名博士生中一名艾佳慧、一名何远琼，一名龚文东，艾与何英语成绩未过线，龚文东未参加考试。甘由此质疑此次博士招生的公正性，并于7月9日，将一篇题为《我的北大考博经历》的文章贴到了以“学术打假”著称的“新语丝”网站上。
◆校方：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回应
《我的北大考博经历》上网后，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向新语丝投去一篇《关于甘怀德同学面试情况的说明》(朱教授将“甘德怀”误为“甘怀德”)，就甘德怀的“质疑”进行了回应。
博导看板
钱理群教授（北大教授、博导）
刚从加拿大度假回来的钱理群教授在加拿大时就已听说了这件事。
他说：“教育腐败、学术腐败是事实，其实有比这更严重的。拿这件事类比高考，可能有所不同。高考测试的是基础教育，一纸试卷会造成特殊才华青年的落榜，但也只能如此，只有守住这条分数纸才能守住相对公正。而考博是一种学术前途测试，一般考博的人还有过一些工作经验，这就不可能单从一张试卷来判定一个人了。所以，作为博士生导师会特别看重面试这一关，面试确实可以看出素质。过去我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有的考生笔试非常好，但一面试就看出发展前途不是很有希望，只是会死记硬背，今后会很困难；而有的学生创造力和灵气都不错，就是笔试成绩一般，而且恰恰经常是那些较为优秀的学术会在外语分数线上栽那么几分。我的做法一般是：把笔试好的学生，尤其是第一名的学生，和我觉得有发展潜质的学生都招进来。因为在中国现在的状况下，给导师的权力完全放开的话确实会导致腐败。记得曾经有一次，一个笔试第一名的我们没有取他，因为觉得实在不行。但这事经过全体招生老师反复研究讨论，再和本人交流谈心，才做出不录取决定的。朱苏力这件事我不了解实情。但听说连复试都不通知人家，那是不行的，当然不合程序。不过我认识朱苏力，对他的印象还好。”
旁白：如果仅是招博中对甘德怀面试是否满意，那大家都应该闭嘴，但事涉程序公正，所以激起许多人的气愤。钱教授也明知目前教育体制弊端，所以取中庸之道，实在不行，也反复讨论，总之，严守程序之外还可以看出教书育人者的善意与苦心，而朱甘事件中不仅看不出一丝善意，且无苦心可言，连对“破格招收”的三名学生也不曾在程序上用过一点心。
浙大教授夏利安（浙大法学院法理学专业博导）
当记者提到甘德怀的名字时，夏教授显得十分感兴趣。“虽然前段时间在美国，但我也一直全程关注这个事件。其实这个事件本身道理是比较清楚的，但其中反映的一些东西值得我们重视。”
作为当年北大历史系的博士生，夏教授对当年报考博士的经历至今难以忘怀。“说实话，在面试上导师的确有很大的自主选择权利，但我有一点很深的感触是，如果你是一名人才，导师会想尽办法留住你，给你适合发挥的问题，北大在这方面尤其看重。当然，我不能说导师这样做不带有倾向性，但一名好的导师的倾向性只能体现在对人才的偏好上，而不是其他。”
“朱苏力教授我是很好的朋友，他的人品我绝对可以保证。甘德怀的落选是程序本身衍生的合理结果，我认为是正常的。但……”夏教授话锋一转，“但是面试过程本身的确存在不符合程序的地方，比如复试组老师之一强世功迟到，不仅没有资格参加评议，其他教授的评议结果是否有效也值得商榷。三个人的面试小组本身就是程序的一部分。这样的规定不容打破。朱苏力教授在采访中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其他老师都判定甘德怀不及格，说强世功的判断将不产生影响。但是这是在违背了公平程序的原则基础上的行为，值得商榷。包括为什么会招收笔试没有上线的考生，根本没有过线为什么能录取？即使我认定这是朱苏力教授对人才的偏好，但是这样的选择本身也违背了公平原则。现在社会总要具备程序公正，这是第一位的。”
“面试本身是否应该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我认为有些过度。为什么要设置70%的笔试成绩在前，就是想通过笔试更多反映一个人的水平。现在仅仅因为一个面试的成绩就否定一个学生的水平，那么前一阶段的笔试还有什么意义？那面试就会有100%的决定力。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北大没有出好题，笔试没有考量出学生的水平；二是夸大了面试的作用，但无论怎样说，都是学校的过错，不是老师的责任。30%已经能够恰恰反映出导师在录取学生中的作用，足以改变一个学生的命运。”
“教育是一种公共资源，导师通过授权行使这种公共权利，即使通过自己的判断也无可厚非。我认为如果严格按照程序性的原则，现在的录取方式是比较符合中国的传统的。至少比起高考完全依靠笔试的成绩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此段由本报实习生李焱鑫整理）
旁白：夏教授有两点说得很好：一是违背公平原则的所谓导师自主权是不可接受的；二是如果占全部成绩70%的笔试不能说明问题，那只能说明北大的题目出得不好。
徐岱（浙大教授、博导）
徐岱直言斥责这件事整个就是“有猫腻”、“做得太过分了！”作为博士生导师，他也对现行考试制度不满意，尤其不满外语硬杠子的要求硬生生刷掉许多专业优秀的学生。但他认为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按照程序办事。朱苏力在回应全国网民的质疑时用“体制给了我权力”的说法为自己开脱。徐岱说：“他这样做恰恰就是体制不允许的。浙大每年也有许多专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因外语不过关而不能被录取，他这就是‘我说了算。’的蛮横态度。我不相信有这样的制度，浙大没有，北大也不会有。当年蔡元培取人不以文凭为重，但也是有规范的，还要建立在对蔡元培人品眼光的高度信任基础上才能成立。这件事情使我对北大十分失望。我完全可以理解网民的愤怒情绪，因为教育公正事关社会稳定。”
旁白：徐教授在交谈中更看重人文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对朱苏力如此行事，事后又如此为自己辩解深感不妥，以博导身份，对朱甘事件直言“有猫腻”，在记者的采访中，他是第一人。
陈子善（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导）
陈教授在圈内以谦谦君子著称，不愿随便藏否人物。在他看来，这件事在程序上肯定是说不通的，“在华东师大就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两条硬杠子，外语和专业，少一条都不行。如果要降分，那也是研究生院统一降分，不能说降了你这边的，那边不降，那不公平。比如今年，考华东师大博士学位的理科考生竟然普遍外语成绩偏低，总不能招不到人吧？于是研究生院统一降分处理，但其实文科这边考生外语还不错的。不管，反正不能降了理科不能不降文科，目前这种状态下也只能以公平为主。不过，一般来说考生都会事先与要报考的老师见一下面，老师也会对考生有个基本了解。如果我觉得这个考生特别优秀，可以在专业课上酌情给予高分。”
旁白：陈教授是个君子，明人不说暗话，对教师而言，当然是考分与才华双高为好，但如只有一项，那么高分考生一定要取，因为人家“不容易”；而有才华者而考分略差些的也要取，只是程序上要规范。
这一场北大法学院考博事件因前几天北航又惊爆招生丑闻而有点淡下去，但两件事情的焦点都是对“教育公正”的诉求与解读。“甘朱事件”在不同的阶层激起的反响各有不同，博导们在事件中看到的是现有体制的不尽合理之处，“得天下英材而教之”是为师者的理想，但在目前教育仍是垄断性资源现实情况下，理想就只是理想；而在寒窗苦读的学子看来，什么都比不上公正的重要性，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以严守程序为录取标准，朱苏力为自己所作的选拔人才的辩解不但无力而且无理，连著名学者谢泳都说：“你不能用了人情又要强调国法，标准有时分不出好坏，但人不能只用对自己有利的标准。”
所幸的是，在我们所采访到的并愿意直面媒体发表意见的所有博导中，没有一个人对“公正的程序应放在第一位”有疑义。
出处： 钱江晚报
拷问教育公正
考博士的过程玄机重重
钱江晚报记者 陆芳 2004-8-19
甘德怀考博落榜。这一在网上被称的“阿甘事件”，在高校和考博人群中一时间议论纷纷。本报采访了一些经历过考博这一人生重大事件的人，发现博士生的考试和录取过程中，确实是玄机重重。
专业课是“变数”
昨日，一位已考了二次博士，但仍未被录取的李先生（化名）说，现在三大考试：高考、硕士入学考试和博士入学考试，哪个最公平呢？还是高考，全国或省里统一命题，所有考生在考题和阅卷面前都是公平的。其次是硕士生入学考试，外语、政治等公共课是全国统考，而一般有一门专业课是学校自己命题，很自然这门专业课如果老师把持不住，学校管理不严，就很容易出问题。即使不出问题，本校的考生要比外校的有“优势”，这是考研“公开的秘密”。
他说，至于考博士，考的三门课：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全是学校自己命题。除了一般学校各系的英语考卷都一样，其他两门课一般都是该系的相关老师出。而在考生中，有一些都与导师或出题老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就是导师的硕士生。去年考博时，与他同住一个旅馆一个房间的理科考生，考完后又兴奋又懊恼地说，通过师兄帮助，弄到了六道专业课问答题，结果考试中有四道和已知的是一模一样的，而自己竟然来不及答。他说，专业课考试一般都是主观问答题，有的考生专业课的分数会高得令人惊讶。
英语复习班有问题
另一位张姓（化名）博士生考生说，现在名校考生多，竞争十分激烈。去年，他春节过完，就从老家赶到名校所在的这个城市了，住在这所名校的招待所里。主要是为了准备英语考试，先是上这所名校的英语复习班，然后又上最后冲刺班，上这些班和住宿费就花了１０００多块钱。为什么要上呢？因为按照惯例，这些班上会透露一些考试的题目。否则这些复习班怎么会那么火爆呢？
但那年考试，让他失望的是，英语考试特别难，复习班上了好像也没什么用。据事后该校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英语考试在临考前，发现复习班透题太多，临时换了题目。
阅卷中有奥秘
据一位孙姓（化名）博士生考生介绍，博士生的入学考试，不像本科和硕士，一个导师考的人最多也就２０、３０个人。有的学校，命题老师也就是阅卷老师，虽然命题老师和阅卷老师是谁都是保密的，但有的博士生考生就是该导师的硕士生，还有的多多少少与这个专业中的老师有关系，仍有人会刺探到这个秘密。而考卷虽然是密封的，但在２０、３０份考卷中，如果要辨认笔迹，仍然是可以做到的。
谁能参加复试？
据了解，现在博士生入学考试的成绩分为笔试和复试两部分。因为学校不同，复试所占的比例也不同。有的学校按笔试成绩宣布复试名单，而有的学校所有人在笔试后都可以复试。
一位黄姓（化名）博士生考生说，去年他去一大城市考一所名校，发现该系的做法十分“巧妙”。有一位考生是导师自己的硕士生，他的英语分数是48分，而该专业的外语分数线就定在４８分。而黄先生的英语考分是５８分，名列第二，另有一考生是６０分。在公布的复试名单中，英语考试４８分和６０分的两位赫然在列，没有他的名字。同时他发现，他自我感觉非常好的专业和基础两门课，考分竟然低得令他吃惊，４０分和６０分——没有资格复试。他还发现，该系是英语考试分数出来后一周，专业和基础课的分数才出来。他向该校研究生院质疑，招生老师态度强硬，且他处于弱势的是，教育部有规定，考试结束后，考生不能直接面对试卷。
考生无奈“出生”
另一位吴姓（化名）博士生，仔细研读了“阿甘事件”。他说，“阿甘”的五个疑问：１.复试名单为何不在网上公布又不电话通知？２.两名根本没有达到标准的考生为何有资格参加复试？３.导师自己既记且问，是否符合程序公正？４.复试组老师迟到，是否有资格参加评议？５.北大法律硕士被录取，是否“先天”具有“高贵”血统？这五条，在圈内都不是什么疑问，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名校的复试当然是要自己去关心的，这是名校啊。而各系对分数线各不相同，没有标准一说。导师自己既记且问，虽然不规范，但北大又没明确规定。复试老师迟到，又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而至于其他录取的两人，一人是北大应届法律硕士，一人也是北大法学硕士，而“阿甘”本科是在南京建筑工程学院读的，硕士学位是在南京师大得的，“出身”不如那两位，导师当然喜欢“出生”好的学生。
据他分析，北大法学院导师朱苏力判“阿甘”复试不及格，只有一个理由，他不愿意招这个学生。
拷问教育公正
——北大招博事件再追究
钱江晚报记者 文敏 2004-8-19
事件回放
◆笔试：成绩位列第一
2004年3月13日，河海大学教师甘德怀参加了北京大学法律博士生入学考试。他报考的是法理学专业法社会学方向，导师是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4月8日，北大研究生院在网上公布了笔试成绩，甘德怀的笔试成绩在全国67个法理学考生中名列第一，专业课法理学的单科成绩也是第一。考生中只有他一个成绩全部过线。
◆复试：程序让他疑惑
按照惯例，学校会在笔试成绩公布后通知笔试过关的考生参加复试。可一星期过去了，甘德怀还是没等到复试通知。4月15日，不放心的甘德怀打电话到北大法学院研究生办公室询问，对方告知他复试安排在4月19日。
4月19日，甘德怀匆忙赶到北京。面试考官由3位博导组
成。可甘德怀作为第一个面试的考生，开始回答问题时，却只见到两位考官，另一位考官直到20分钟后才露面。
◆落榜：发文提出质疑
后来朱苏力录取的三名博士生中一名艾佳慧、一名何远琼，一名龚文东，艾与何英语成绩未过线，龚文东未参加考试。甘由此质疑此次博士招生的公正性，并于7月9日，将一篇题为《我的北大考博经历》的文章贴到了以“学术打假”著称的“新语丝”网站上。
◆校方：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回应
《我的北大考博经历》上网后，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向新语丝投去一篇《关于甘怀德同学面试情况的说明》(朱教授将“甘德怀”误为“甘怀德”)，就甘德怀的“质疑”进行了回应。
博导看板
钱理群教授（北大教授、博导）
刚从加拿大度假回来的钱理群教授在加拿大时就已听说了这件事。
他说：“教育腐败、学术腐败是事实，其实有比这更严重的。拿这件事类比高考，可能有所不同。高考测试的是基础教育，一纸试卷会造成特殊才华青年的落榜，但也只能如此，只有守住这条分数纸才能守住相对公正。而考博是一种学术前途测试，一般考博的人还有过一些工作经验，这就不可能单从一张试卷来判定一个人了。所以，作为博士生导师会特别看重面试这一关，面试确实可以看出素质。过去我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有的考生笔试非常好，但一面试就看出发展前途不是很有希望，只是会死记硬背，今后会很困难；而有的学生创造力和灵气都不错，就是笔试成绩一般，而且恰恰经常是那些较为优秀的学术会在外语分数线上栽那么几分。我的做法一般是：把笔试好的学生，尤其是第一名的学生，和我觉得有发展潜质的学生都招进来。因为在中国现在的状况下，给导师的权力完全放开的话确实会导致腐败。记得曾经有一次，一个笔试第一名的我们没有取他，因为觉得实在不行。但这事经过全体招生老师反复研究讨论，再和本人交流谈心，才做出不录取决定的。朱苏力这件事我不了解实情。但听说连复试都不通知人家，那是不行的，当然不合程序。不过我认识朱苏力，对他的印象还好。”
旁白：如果仅是招博中对甘德怀面试是否满意，那大家都应该闭嘴，但事涉程序公正，所以激起许多人的气愤。钱教授也明知目前教育体制弊端，所以取中庸之道，实在不行，也反复讨论，总之，严守程序之外还可以看出教书育人者的善意与苦心，而朱甘事件中不仅看不出一丝善意，且无苦心可言，连对“破格招收”的三名学生也不曾在程序上用过一点心。
浙大教授夏利安（浙大法学院法理学专业博导）
当记者提到甘德怀的名字时，夏教授显得十分感兴趣。“虽然前段时间在美国，但我也一直全程关注这个事件。其实这个事件本身道理是比较清楚的，但其中反映的一些东西值得我们重视。”
作为当年北大历史系的博士生，夏教授对当年报考博士的经历至今难以忘怀。“说实话，在面试上导师的确有很大的自主选择权利，但我有一点很深的感触是，如果你是一名人才，导师会想尽办法留住你，给你适合发挥的问题，北大在这方面尤其看重。当然，我不能说导师这样做不带有倾向性，但一名好的导师的倾向性只能体现在对人才的偏好上，而不是其他。”
“朱苏力教授我是很好的朋友，他的人品我绝对可以保证。甘德怀的落选是程序本身衍生的合理结果，我认为是正常的。但……”夏教授话锋一转，“但是面试过程本身的确存在不符合程序的地方，比如复试组老师之一强世功迟到，不仅没有资格参加评议，其他教授的评议结果是否有效也值得商榷。三个人的面试小组本身就是程序的一部分。这样的规定不容打破。朱苏力教授在采访中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其他老师都判定甘德怀不及格，说强世功的判断将不产生影响。但是这是在违背了公平程序的原则基础上的行为，值得商榷。包括为什么会招收笔试没有上线的考生，根本没有过线为什么能录取？即使我认定这是朱苏力教授对人才的偏好，但是这样的选择本身也违背了公平原则。现在社会总要具备程序公正，这是第一位的。”
“面试本身是否应该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我认为有些过度。为什么要设置70%的笔试成绩在前，就是想通过笔试更多反映一个人的水平。现在仅仅因为一个面试的成绩就否定一个学生的水平，那么前一阶段的笔试还有什么意义？那面试就会有100%的决定力。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北大没有出好题，笔试没有考量出学生的水平；二是夸大了面试的作用，但无论怎样说，都是学校的过错，不是老师的责任。30%已经能够恰恰反映出导师在录取学生中的作用，足以改变一个学生的命运。”
“教育是一种公共资源，导师通过授权行使这种公共权利，即使通过自己的判断也无可厚非。我认为如果严格按照程序性的原则，现在的录取方式是比较符合中国的传统的。至少比起高考完全依靠笔试的成绩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此段由本报实习生李焱鑫整理）
旁白：夏教授有两点说得很好：一是违背公平原则的所谓导师自主权是不可接受的；二是如果占全部成绩70%的笔试不能说明问题，那只能说明北大的题目出得不好。
徐岱（浙大教授、博导）
徐岱直言斥责这件事整个就是“有猫腻”、“做得太过分了！”作为博士生导师，他也对现行考试制度不满意，尤其不满外语硬杠子的要求硬生生刷掉许多专业优秀的学生。但他认为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按照程序办事。朱苏力在回应全国网民的质疑时用“体制给了我权力”的说法为自己开脱。徐岱说：“他这样做恰恰就是体制不允许的。浙大每年也有许多专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因外语不过关而不能被录取，他这就是‘我说了算。’的蛮横态度。我不相信有这样的制度，浙大没有，北大也不会有。当年蔡元培取人不以文凭为重，但也是有规范的，还要建立在对蔡元培人品眼光的高度信任基础上才能成立。这件事情使我对北大十分失望。我完全可以理解网民的愤怒情绪，因为教育公正事关社会稳定。”
旁白：徐教授在交谈中更看重人文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对朱苏力如此行事，事后又如此为自己辩解深感不妥，以博导身份，对朱甘事件直言“有猫腻”，在记者的采访中，他是第一人。
陈子善（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导）
陈教授在圈内以谦谦君子著称，不愿随便藏否人物。在他看来，这件事在程序上肯定是说不通的，“在华东师大就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两条硬杠子，外语和专业，少一条都不行。如果要降分，那也是研究生院统一降分，不能说降了你这边的，那边不降，那不公平。比如今年，考华东师大博士学位的理科考生竟然普遍外语成绩偏低，总不能招不到人吧？于是研究生院统一降分处理，但其实文科这边考生外语还不错的。不管，反正不能降了理科不能不降文科，目前这种状态下也只能以公平为主。不过，一般来说考生都会事先与要报考的老师见一下面，老师也会对考生有个基本了解。如果我觉得这个考生特别优秀，可以在专业课上酌情给予高分。”
旁白：陈教授是个君子，明人不说暗话，对教师而言，当然是考分与才华双高为好，但如只有一项，那么高分考生一定要取，因为人家“不容易”；而有才华者而考分略差些的也要取，只是程序上要规范。
这一场北大法学院考博事件因前几天北航又惊爆招生丑闻而有点淡下去，但两件事情的焦点都是对“教育公正”的诉求与解读。“甘朱事件”在不同的阶层激起的反响各有不同，博导们在事件中看到的是现有体制的不尽合理之处，“得天下英材而教之”是为师者的理想，但在目前教育仍是垄断性资源现实情况下，理想就只是理想；而在寒窗苦读的学子看来，什么都比不上公正的重要性，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以严守程序为录取标准，朱苏力为自己所作的选拔人才的辩解不但无力而且无理，连著名学者谢泳都说：“你不能用了人情又要强调国法，标准有时分不出好坏，但人不能只用对自己有利的标准。”
所幸的是，在我们所采访到的并愿意直面媒体发表意见的所有博导中，没有一个人对“公正的程序应放在第一位”有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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